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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开国奠基开新天，整容换貌天安门
从车里走下来的是一位英武刚毅的年轻高级指挥官。
当天安门前即将辟为广场、北京将定为共和国首都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的干劲更足了。
在天安门城楼下，竖起了一块大型的“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
开国大典上，国旗升降装置没有发生任何故障。
500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视觉错觉原理，钟灵心里暗暗称奇。
老艺人一看设计图，心里也惊了一跳：自己干了几十年扎灯活儿，也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
到了清代顺治八年，天安门城楼由承天门改为天安门。
青年女工张连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留了多年的长辫子剪掉，交给画工配腻子用。
“首都兵团”拱卫天安门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在北平城里穿街过巷，最后驶进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前。
从车里走下来的是一位英武刚毅的年轻高级指挥官。他就是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的司令员杨成武将军。
此时，周恩来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交谈，见杨成武来到，就马上起身与他握手。
寒暄了几句后，就言归正传。周恩来向他简要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杨成武一一作了回答。紧接着，周恩来开始安排第二十兵团的军事任务。他说：
“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北平、天津以及所处的渤海湾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袭击。”
然后，周恩来对二十兵团如何具体部署，一一作了具体的指示。
在谈话中，周恩来神情庄重而又兴奋地告诉杨成武：
“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首都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后叫北京。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人民国家的首都。这任务很光荣，也很重要。”
周恩来还对杨成武谈了番建国大计的具体内容。
杨成武心情十分激动，但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生怕漏听了周恩来讲的话，并认真记下了周恩来讲的每一条指示。
周恩来讲完后，聂荣臻又指示说：
“你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尽快部署，尽快拟出防御计划，然后我们一起再向周副主席作一次详细汇报。”
听完了指示，杨成武脑子里考虑的是如何回去马上布置。他立即便起身向周恩来和聂荣臻告辞。
离开中南海后，杨成武立即同政委李天焕研究了部队的具体部署问题，给正驻扎在山西大同的部队发出了东进的命令。
很快，二十兵团的部队便进驻到了渤海湾一线，警卫着北平、天津、秦皇岛、唐山、塘沽等地。
从此，第二十兵团被人们称为“首都兵团”。
京城垃圾大清扫
早在天安门被确定为阅兵仪式和开国大典的地点之前，有关部门和人员就已开始对天安门城楼及天安门广场进行垃圾清理和装点修饰了。
首先做的一件事是，进行垃圾清扫工作。
刚解放时，北平城市里有不少地方垃圾堆成了山，北平城成了一个垃圾城。
据有人估计，当时市区存的垃圾达60多万吨。
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有不少垃圾是明清两个朝代遗留下来的，成了“国宝”和垃圾“文物”。有的人还的确从这些垃圾中找到了明清时期的文物。
到了民国时期，垃圾仍像页岩一样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到了后来，城市区再也找不到一块可供堆放垃圾的场所。于是房顶、街道，甚至天安门广场，也成了垃圾站。
北平解放后，当军管会接管人员来到天安门前时，只见高高的城楼显得十分破旧，干枯的杂草在寒风中摇晃着，一群野鸽，不时从城楼上扑啦啦地飞起。通向城楼的石梯，堆积着一层层厚厚的、已经风干的鸽子粪，人踩上去，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
这一派萧条的景象，显示出旧皇城和旧北平的衰败和凄凉。
住在东皇城根的一位居民感叹地说：“我们的房子埋在垃圾里十几年了！”
二区有一个叫二龙坑的地方，由于多年堆放垃圾，堆成了二龙山。居民出门要翻过这座垃圾山才能到其他地方去。
垃圾堆积成山，不但阻塞了交通，更是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健康。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组成了清运委员会。北平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一场全民大清扫运动开始了。
从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是清扫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进行清户、清巷。从1949年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扫工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清除待运场及大街和重点地区。
清运工作历经91天，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折合重量为201638吨。
完成这么大的清运任务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成千上万个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用标语、漫画、电影、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宣传方式，动员广大市民参与清运工作。
当天安门前即将辟为广场、北京将定为共和国首都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的干劲更足了。在天安门城楼下，坚起了一块大型的“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
几千名学生自愿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草匀土，没有工具的人就动手搬石头。很快，大大小小的洼坑填平了。
垃圾山一天天小了，最后被完全清扫干净了。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1949年6月到北平时，还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成堆的垃圾。等他在8月底从东北考察回来时，天安门已显得整齐干净了。对此，他大为感叹。
北京市这场清运垃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底。最后，终于将各市区屋内、房顶、院落、墙角打扫得干干净净。
北京市民从清运工作中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看到了人民政府的精神。他们感慨地说：
“旧社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给我们开了幸福路。”
天安门城楼大“整容”
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接之而来的是对城楼的整修。
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已年久失修，一派破旧不堪的样子。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蚀之下，一片片地脱掉，如同一个全身长满了烂疮的病人。瓦缝间长着一簇簇狗尾巴草，门楼堞上丛生着荆棘。
昔日的帝王城楼，变成了凄凉衰败的废墟。
天安门在呻吟，盼望着新生。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
到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议。
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建设局提出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工程计划，并要求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接到任务后，市建设局的同志们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
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必须在9月份完工，以便按时举行开国大典。
这项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地面障碍物，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安装22.5米高的电力控制大旗杆一座；补修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此外，还要进行植树、种花种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这项工程工期短、任务急。全市人民都十分关注工程的进展情况。很多人自愿来参加义务劳动。
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组织几千名团员、青年学生参加劳动。广场上的地面障碍物很快被清除。
市建设局的工人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市建设局很快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任务。
一个能容纳近20万人的广场开辟出来了。
天安门城楼油漆一新。朱红色的墙壁，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沥青石渣路面铺好了。
花、草、绿树种上了。
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幅大标语
在筹备开国大典的日子里，除了北京市建设局的人员在奔波外，不知还有多少人在为装饰天安门，准备这个庄严而大喜的日子的到来而忙碌着。
1949年9月底，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两条用繁体字写的标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这是书法家钟灵的杰作。
写标语是钟灵的特长。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字写得漂亮已成为人人皆知的事。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几乎都是出自他之手。
这样一来，钟灵在延安成了名人。他在家是独生儿子，抗战爆发后，瞒着家里偷偷跑到延安。父母还在大后方国统区，他也没法往家中写信。父亲猜测他可能同其他一些青年一样，到延安去了，就写一封信打听一下，信封上只写“延安中国共产党收”。钟灵因在延安很有名气而幸运地收到了这封家信。
钟灵从小就喜欢写字。什么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练过。投奔延安时，他还是一位17岁的电话接线员。在延安，他又爱上了美术字。
进北平城后，钟灵的特长又得到了发挥。政协一届会议召开时，怀仁堂前的院子大门、二门和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刷标语的任务后，钟灵心里更加自豪，决心拿出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庄严神圣的地方露一手。
他一步一步地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
标语上每一字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一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后，还有富余的地方。当时在老解放区已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大多数人还习惯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习惯，决定天安门上的标语仍用繁体。
钟灵操起剪子，如同一位做衣服的裁剪师傅，用布剪出宋体字后，让木工按照一公分等于一米的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标语挂上去，通上电，晚上从远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两条标语的字数不相同，如何使之显得对称，让钟灵颇费了一番脑筋。
他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并不是一样宽窄，但在视觉中却让人感到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
500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视觉错觉原理，钟灵心里暗暗称奇。
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
钟灵想，现在两条标语的字距也需利用视觉错觉原理进行安排。
可惜的是，毕竟时间太紧，来不及仔细计算。结果两条标语字距的均匀程度并不非常理想，“政府”两个字远远看上显得紧促一些。
除了两条标语外，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长溜红布，上面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这同样是钟灵的手迹。
钟灵感到自己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大红宫灯高高挂上天安门
1949年9月30日，北京城有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八个巨大的红灯。”
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很不够。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是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三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映下，显得更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领到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来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紧，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似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苏凡不是盲目乐观，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一个叫森茂，才30挂零。
他们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肖野因是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的时候，受到迫害，被迫逃到中国避难。他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不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这个剧院就是抗敌剧社的公开化名。肖野到该剧院后，先后为《子弟兵与老百姓》《绒冠秀》《白毛女》等画了场景。他为剧本《战斗里成长》所作的舞台美术设计，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被同行视为典范。
森茂从学校毕业后，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兵士。上司让他负责绘制反共宣传画，并准许他看马克思、毛泽东的书。结果，他被毛泽东的书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所折服，最后投奔了八路军。
两位日本美术家都喜欢绘画艺术。在八路军队伍里，无论是在冀西小村，还是在冀中大平原，他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正规的美术修养，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中国农村乡土风俗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他们完成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美术设计，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忙于构思。为了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一些重要数据和尺寸，两位日本美术家还要亲自测量一下。
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变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汇聚和堆积在这里。
很快，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眼就看中了八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赏赞美的表情。
张致祥自然很注意周恩来的神色，现在他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略作了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最后周恩来要求张致祥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八盏大红宫灯张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张致祥领受了新任务，如同在周恩来面前立下了军令状。
宫灯是设计出来了，可是找谁来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轿车，在全市区到处跑，一发现什么线索，就立即找上门去。可是，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呀，甭说制作了。
几天跑下来，苏凡没有什么收获，到处碰壁。
只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了，张致祥开始慌张起来，急得上火，嘴唇长泡。
肖野得知这一情况后，建议说：“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张致祥和苏凡一致赞同肖野的建议，两人直奔故宫。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大多是被人民政府留用的，他们很想为开国大典出点什么力。但一听说要扎如此大型的宫灯，惊得直吐舌头，连连摇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的宫灯！”
有人提议此事可求教老艺人。经过查阅故宫那浩繁的清宫档案史料，发现有一个扎灯老艺人还活着，已经70多岁了。
很幸运，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找到了这位老艺人。
老艺人一看设计图，心里也惊了一跳：自己干了几十年扎灯活儿，也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但他并没推辞，亲自跑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然后对陪着他的苏凡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甭说未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苏凡见老艺人没拒绝，心里已是十分高兴。只要能做成，什么条件都可答应，便爽快地回答说：“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沉吟了一下，说：“你们要的这八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儿来做。但是，这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苏凡满口答应下来。
老艺人干事说一不二。回家后马上找到两个徒弟，又叫苏凡去买绿竹、红布等材料。老艺人自己则亲自找木工定做宫灯圆托。
整整几天几夜，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以及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都吃住在城楼上。当老艺人负责制作宫灯时，两位日本美术家则在旁边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黄金般的流苏。
张致祥每天都爬到天安门城楼上转转，看看制作宫灯的进度。
9月底，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天多时间，八个大宫灯终于做成了。
为了把宫灯挂上去，张致祥调来19名战士，并搬来了一些梯子。大家七手八脚，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们分别送到10根廊柱之间。
然而，宫灯重量不轻，小小钉子又怎么能固定和吊挂住它们呢？
肖野东望望，西看看，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受力。一试，果然成功。
很快，八盏宫灯被挂到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上值班，以保证不出问题。苏凡又自告奋勇，晚上搬到城楼上睡，把新婚不久的当演员的妻子独个儿留在了洞房里。
50年代，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国。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设计天安门城楼宫灯的经历，成了他们一生永难忘记的美好记忆。
周恩来于10月1日，即开国大典那天凌晨，又发现了天安门城楼上背景布置的一个不妥之处。
10月1日凌晨，已是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情况。
值班员因在头天晚上多喝了一点酒，打起精神强撑了一阵后，终于把头伏到桌子上睡着了。
周恩来叫醒了他，问了问情况。突然惊醒的值班员睁着一双惺忪的眼睛，没有把一个问题讲清楚。
周恩来看到值班员的这副神态，皱了一下眉头，没再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门城楼，口气十分严肃。值班员看到周恩来的神色，猛然间酒劲一下子消失了，内心感到羞愧不安。
天蒙蒙亮，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苏凡在上面值班。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这时工作人员才明白。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也就成了背景。日本美术家肖野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大家谁也没料到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背景布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好。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是合成了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对工作人员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
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进行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当天安门前即将辟为广场、北京将定为共和国首都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的干劲更足了。
在天安门城楼下，竖起了一块大型的“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
开国大典上，国旗升降装置没有发生任何故障。
500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视觉错觉原理，钟灵心里暗暗称奇。
老艺人一看设计图，心里也惊了一跳：自己干了几十年扎灯活儿，也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
到了清代顺治八年，天安门城楼由承天门改为天安门。
青年女工张连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留了多年的长辫子剪掉，交给画工配腻子用。
“首都兵团”拱卫天安门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在北平城里穿街过巷，最后驶进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前。
从车里走下来的是一位英武刚毅的年轻高级指挥官。他就是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的司令员杨成武将军。
此时，周恩来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交谈，见杨成武来到，就马上起身与他握手。
寒暄了几句后，就言归正传。周恩来向他简要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杨成武一一作了回答。紧接着，周恩来开始安排第二十兵团的军事任务。他说：
“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北平、天津以及所处的渤海湾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袭击。”
然后，周恩来对二十兵团如何具体部署，一一作了具体的指示。
在谈话中，周恩来神情庄重而又兴奋地告诉杨成武：
“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首都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后叫北京。你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人民国家的首都。这任务很光荣，也很重要。”
周恩来还对杨成武谈了番建国大计的具体内容。
杨成武心情十分激动，但他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生怕漏听了周恩来讲的话，并认真记下了周恩来讲的每一条指示。
周恩来讲完后，聂荣臻又指示说：
“你们要根据中央的指示尽快部署，尽快拟出防御计划，然后我们一起再向周副主席作一次详细汇报。”
听完了指示，杨成武脑子里考虑的是如何回去马上布置。他立即便起身向周恩来和聂荣臻告辞。
离开中南海后，杨成武立即同政委李天焕研究了部队的具体部署问题，给正驻扎在山西大同的部队发出了东进的命令。
很快，二十兵团的部队便进驻到了渤海湾一线，警卫着北平、天津、秦皇岛、唐山、塘沽等地。
从此，第二十兵团被人们称为“首都兵团”。
京城垃圾大清扫
早在天安门被确定为阅兵仪式和开国大典的地点之前，有关部门和人员就已开始对天安门城楼及天安门广场进行垃圾清理和装点修饰了。
首先做的一件事是，进行垃圾清扫工作。
刚解放时，北平城市里有不少地方垃圾堆成了山，北平城成了一个垃圾城。
据有人估计，当时市区存的垃圾达60多万吨。
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是，有不少垃圾是明清两个朝代遗留下来的，成了“国宝”和垃圾“文物”。有的人还的确从这些垃圾中找到了明清时期的文物。
到了民国时期，垃圾仍像页岩一样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到了后来，城市区再也找不到一块可供堆放垃圾的场所。于是房顶、街道，甚至天安门广场，也成了垃圾站。
北平解放后，当军管会接管人员来到天安门前时，只见高高的城楼显得十分破旧，干枯的杂草在寒风中摇晃着，一群野鸽，不时从城楼上扑啦啦地飞起。通向城楼的石梯，堆积着一层层厚厚的、已经风干的鸽子粪，人踩上去，一股霉臭味扑鼻而来。
这一派萧条的景象，显示出旧皇城和旧北平的衰败和凄凉。
住在东皇城根的一位居民感叹地说：“我们的房子埋在垃圾里十几年了！”
二区有一个叫二龙坑的地方，由于多年堆放垃圾，堆成了二龙山。居民出门要翻过这座垃圾山才能到其他地方去。
垃圾堆积成山，不但阻塞了交通，更是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健康。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号召党、政、军、民、学、商各界，组成了清运委员会。北平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说：“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
一场全民大清扫运动开始了。
从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是清扫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进行清户、清巷。从1949年4月26日至6月30日，为清扫工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清除待运场及大街和重点地区。
清运工作历经91天，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折合重量为201638吨。
完成这么大的清运任务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成千上万个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用标语、漫画、电影、家庭访问、街头演讲等宣传方式，动员广大市民参与清运工作。
当天安门前即将辟为广场、北京将定为共和国首都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的干劲更足了。在天安门城楼下，坚起了一块大型的“建设人民首都”的横幅标语。
几千名学生自愿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草匀土，没有工具的人就动手搬石头。很快，大大小小的洼坑填平了。
垃圾山一天天小了，最后被完全清扫干净了。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1949年6月到北平时，还见到天安门广场上成堆的垃圾。等他在8月底从东北考察回来时，天安门已显得整齐干净了。对此，他大为感叹。
北京市这场清运垃圾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底。最后，终于将各市区屋内、房顶、院落、墙角打扫得干干净净。
北京市民从清运工作中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看到了人民政府的精神。他们感慨地说：
“旧社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给我们开了幸福路。”
天安门城楼大“整容”
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垃圾清扫干净后，接之而来的是对城楼的整修。
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已年久失修，一派破旧不堪的样子。朱红色的墙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蚀之下，一片片地脱掉，如同一个全身长满了烂疮的病人。瓦缝间长着一簇簇狗尾巴草，门楼堞上丛生着荆棘。
昔日的帝王城楼，变成了凄凉衰败的废墟。
天安门在呻吟，盼望着新生。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
到会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整天安门的决议。
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建设局提出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工程计划，并要求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接到任务后，市建设局的同志们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
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必须在9月份完工，以便按时举行开国大典。
这项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地面障碍物，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安装22.5米高的电力控制大旗杆一座；补修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此外，还要进行植树、种花种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这项工程工期短、任务急。全市人民都十分关注工程的进展情况。很多人自愿来参加义务劳动。
共青团北平市委筹委会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组织几千名团员、青年学生参加劳动。广场上的地面障碍物很快被清除。
市建设局的工人热情高涨，干劲十足。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市建设局很快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任务。
一个能容纳近20万人的广场开辟出来了。
天安门城楼油漆一新。朱红色的墙壁，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沥青石渣路面铺好了。
花、草、绿树种上了。
天安门城楼上的两幅大标语
在筹备开国大典的日子里，除了北京市建设局的人员在奔波外，不知还有多少人在为装饰天安门，准备这个庄严而大喜的日子的到来而忙碌着。
1949年9月底，天安门城楼上挂上了两条用繁体字写的标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这是书法家钟灵的杰作。
写标语是钟灵的特长。早在延安时期，钟灵的字写得漂亮已成为人人皆知的事。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几乎都是出自他之手。
这样一来，钟灵在延安成了名人。他在家是独生儿子，抗战爆发后，瞒着家里偷偷跑到延安。父母还在大后方国统区，他也没法往家中写信。父亲猜测他可能同其他一些青年一样，到延安去了，就写一封信打听一下，信封上只写“延安中国共产党收”。钟灵因在延安很有名气而幸运地收到了这封家信。
钟灵从小就喜欢写字。什么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练过。投奔延安时，他还是一位17岁的电话接线员。在延安，他又爱上了美术字。
进北平城后，钟灵的特长又得到了发挥。政协一届会议召开时，怀仁堂前的院子大门、二门和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刷标语的任务后，钟灵心里更加自豪，决心拿出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庄严神圣的地方露一手。
他一步一步地丈量了天安门的尺寸。
标语上每一字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一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后，还有富余的地方。当时在老解放区已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大多数人还习惯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到大多数人的习惯，决定天安门上的标语仍用繁体。
钟灵操起剪子，如同一位做衣服的裁剪师傅，用布剪出宋体字后，让木工按照一公分等于一米的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标语挂上去，通上电，晚上从远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两条标语的字数不相同，如何使之显得对称，让钟灵颇费了一番脑筋。
他在实际测量过程中，发现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并不是一样宽窄，但在视觉中却让人感到左右四间都是对称的。
500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视觉错觉原理，钟灵心里暗暗称奇。
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窄，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
钟灵想，现在两条标语的字距也需利用视觉错觉原理进行安排。
可惜的是，毕竟时间太紧，来不及仔细计算。结果两条标语字距的均匀程度并不非常理想，“政府”两个字远远看上显得紧促一些。
除了两条标语外，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长溜红布，上面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这同样是钟灵的手迹。
钟灵感到自己成了时代的幸运儿。
大红宫灯高高挂上天安门
1949年9月30日，北京城有一家大报这样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新，栋梁中间分悬着八个巨大的红灯。”
实际上，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很不够。
在天安门城楼上，悬吊着的是八盏大红宫灯，每一盏都至少需要三个大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每盏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的衬映下，显得更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八盏宫灯的设计竟出自两位日本美术家之手。
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这项任务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这个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领到任务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来天的时间了。张致祥感到时间紧，问苏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似乎早有准备，成竹在胸。苏凡不是盲目乐观，原来他手下有两个“才子”。他们都是日本人，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一个叫森茂，才30挂零。
他们两人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肖野因是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的时候，受到迫害，被迫逃到中国避难。他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师的工作。不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通过敌工部分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这个剧院就是抗敌剧社的公开化名。肖野到该剧院后，先后为《子弟兵与老百姓》《绒冠秀》《白毛女》等画了场景。他为剧本《战斗里成长》所作的舞台美术设计，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被同行视为典范。
森茂从学校毕业后，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兵士。上司让他负责绘制反共宣传画，并准许他看马克思、毛泽东的书。结果，他被毛泽东的书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所折服，最后投奔了八路军。
两位日本美术家都喜欢绘画艺术。在八路军队伍里，无论是在冀西小村，还是在冀中大平原，他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正规的美术修养，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中国农村乡土风俗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他们完成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美术设计，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测量着天安门的各种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忙于构思。为了保证设计的准确性，一些重要数据和尺寸，两位日本美术家还要亲自测量一下。
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变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设计室。各种数据资料都汇聚和堆积在这里。
很快，两位日本美术家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绘画草图。张致祥把它们连夜亲自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的灯光下，周恩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眼就看中了八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眉宇间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赏赞美的表情。
张致祥自然很注意周恩来的神色，现在他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周恩来拿起笔，在设计图上对一些局部地方略作了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最后周恩来要求张致祥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八盏大红宫灯张挂到天安门城楼上。
张致祥领受了新任务，如同在周恩来面前立下了军令状。
宫灯是设计出来了，可是找谁来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轿车，在全市区到处跑，一发现什么线索，就立即找上门去。可是，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呀，甭说制作了。
几天跑下来，苏凡没有什么收获，到处碰壁。
只剩下10天左右的时间了，张致祥开始慌张起来，急得上火，嘴唇长泡。
肖野得知这一情况后，建议说：“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张致祥和苏凡一致赞同肖野的建议，两人直奔故宫。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大多是被人民政府留用的，他们很想为开国大典出点什么力。但一听说要扎如此大型的宫灯，惊得直吐舌头，连连摇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的宫灯！”
有人提议此事可求教老艺人。经过查阅故宫那浩繁的清宫档案史料，发现有一个扎灯老艺人还活着，已经70多岁了。
很幸运，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找到了这位老艺人。
老艺人一看设计图，心里也惊了一跳：自己干了几十年扎灯活儿，也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但他并没推辞，亲自跑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然后对陪着他的苏凡说：“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甭说未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苏凡见老艺人没拒绝，心里已是十分高兴。只要能做成，什么条件都可答应，便爽快地回答说：“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沉吟了一下，说：“你们要的这八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儿来做。但是，这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苏凡满口答应下来。
老艺人干事说一不二。回家后马上找到两个徒弟，又叫苏凡去买绿竹、红布等材料。老艺人自己则亲自找木工定做宫灯圆托。
整整几天几夜，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以及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都吃住在城楼上。当老艺人负责制作宫灯时，两位日本美术家则在旁边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黄金般的流苏。
张致祥每天都爬到天安门城楼上转转，看看制作宫灯的进度。
9月底，离开国大典还有一天多时间，八个大宫灯终于做成了。
为了把宫灯挂上去，张致祥调来19名战士，并搬来了一些梯子。大家七手八脚，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们分别送到10根廊柱之间。
然而，宫灯重量不轻，小小钉子又怎么能固定和吊挂住它们呢？
肖野东望望，西看看，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把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受力。一试，果然成功。
很快，八盏宫灯被挂到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上值班，以保证不出问题。苏凡又自告奋勇，晚上搬到城楼上睡，把新婚不久的当演员的妻子独个儿留在了洞房里。
50年代，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国。在中国的生活，特别是设计天安门城楼宫灯的经历，成了他们一生永难忘记的美好记忆。
周恩来于10月1日，即开国大典那天凌晨，又发现了天安门城楼上背景布置的一个不妥之处。
10月1日凌晨，已是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情况。
值班员因在头天晚上多喝了一点酒，打起精神强撑了一阵后，终于把头伏到桌子上睡着了。
周恩来叫醒了他，问了问情况。突然惊醒的值班员睁着一双惺忪的眼睛，没有把一个问题讲清楚。
周恩来看到值班员的这副神态，皱了一下眉头，没再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门城楼，口气十分严肃。值班员看到周恩来的神色，猛然间酒劲一下子消失了，内心感到羞愧不安。
天蒙蒙亮，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苏凡在上面值班。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这时工作人员才明白。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也就成了背景。日本美术家肖野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大家谁也没料到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背景布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好。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是合成了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对工作人员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
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进行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