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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宏伟壮丽的合成建筑
燃烧着的火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象征。
博物馆从破土动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铸造出了这样巨大精美的青铜鼎，真堪称为我们的民族之魂。”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是革命博物馆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博物馆的同志，为了征集刘胡兰英勇就义时的铡刀，千里迢迢赶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难。
毛泽东主席还风趣地指着画在周恩来旁边、被朱德挡住只露出一点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脸说：“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
高岗成了历史的罪人，油画“开国大典”中的高岗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拿下。
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主权交接，怎能不令世人关切和激动！
一座合成的建筑物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巍然耸立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国庆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于1959年胜利建成，展出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物精华，运用了50年代我国博物馆工作积累的经验，在陈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建设布局上，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紧紧地连在一起，合成为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最高处的高度近40米，南北长313米，东西长149米。全部建筑面积达60000多平方米。外墙是浅黄色的，四周的屋檐用广东的琉璃砖镶成一圈金黄翠绿的花边，在蔚蓝色天空的映照下，分外醒目地勾画出整个建筑物的轮廓。
走近博物馆，迎面矗立着一座巍峨雄伟的大柱廊，它由12对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巨型圆柱组成，高达32.7米。这是两个博物馆的总出入口。柱廊上部的横额上，嵌着一个高5.5米、宽26.5米的大旗徽。中间是鲜艳夺目的红色五角星，四周是红色的旗群和黄色的麦穗。门廊两侧是两个39.8米高的大门墩，上端饰有火炬的浮雕。燃烧着的火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象征。
沿着140公尺宽的花岗石大台阶登上大柱廊，穿过专供参观者集中疏散用的大院，便是正门厅，这是整个大厦的室内交通枢纽，向北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向南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门厅周围设有衣帽间、贵宾接待间、群众服务室等附属用房。
由正门厅正中向东沿大理石台阶再进一层，便是庄严的中央大厅。它宽32米，深42米，一枝枝光彩夺目的金属麦穗，在玻璃大门上连成了精美的花环。两排16根巨大的浅灰大理石八角柱，由地面直通到15米高的顶穹，白色柱头上装有金色的斧头镰刀等雕饰。
大厅正面的人造大理石墙面上，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浮雕头像。两侧壁上是“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壁画，用我国传统的彩绘画法，巧妙地描绘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亲密友爱、歌舞欢娱的景色。对面大厅入口处的墙上，塑有白色和平鸽的图案。浅绿色的墙面，浅黄色的护墙，灰黄和红色的大理石地面，把整个大厅组合得很和谐。
从正门厅两侧的过厅分别向南北穿行，便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两个建筑形式相似的序幕厅。大厦北部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南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上是对称和平衡的，两个博物馆各有17个陈列厅，分布在第二、三层楼上。全部展览面积为23000平方米。由于这两个博物馆在展品陈列布置上有严格的连续性，陈列厅的建筑设计采用了单面陈列环形路线。展览路线共长二公里。
陈列厅简洁、明朗、大方、朴素。室内高7米，因陈列展品以实物为主，所以在建筑设计上采取了12米、14米、20米三种不同的跨度，使展品布置有很大的灵活性。陈列厅内墙分别刷成米黄、淡绿、浅蓝等柔和悦目的色彩，大片洁白的顶棚不加任何花饰，使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陈列内容上。陈列厅的一边陈列展品，另一边是5.8米高、3.5米宽的整排固定玻璃钢窗，充足的光线可以照射到每个角落。陈列厅内有机械通风和温湿度调节等设备，以保证室温冬季在摄氏18度左右，夏季在25度左右。陈列厅地面采用的是我国第一次试制成功的棕色橡胶地板。这种地板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光亮细洁，富有弹性，有助于防潮防尘和吸音。
博物馆在上下两层陈列厅的内圈和外圈，沿着参观路线和内部绿化庭院，布置了面积达6600平方米的环形休息廊。休息廊宽4-8米，浅绿色的墙面、乳白色的吊灯。每个陈列厅都有门通向休息廊，经过休息廊可以到内院散步、游览。
在博物馆的底层还有一个可以容纳700人的礼堂，礼堂可以举行革命史教育方面的讲座，也可以放映电影。
博物馆是由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负责设计，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负责施工的。这两个博物馆的建筑，曾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援，我国建筑学界曾经提出了80多种不同的设计方案，经过大小几十次辩论会的热烈讨论，最后选择了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合作的方案，同时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作了补充和改进。
博物馆从破土动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华夏悠久岁月的一面明镜
赵朴初曾写过一首题为《历史博物馆》的旧体诗：“燧人取火非常业，世界从兹事事新；五十万年一瞬过，还看今日北京人。”这首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深沉内容。“以古为鉴”，历史博物馆的确是反映华夏悠久岁月的一面明镜。
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1912年7月，在北京国子监成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8年7月迁至故宫午门城楼及东西朝房地区；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1933年4月改名为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有文物26种，215000余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仍定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迁入现在的馆址，并改为今名。1970年曾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1983年4月两馆恢复原建制。
馆属主要业务部门有：陈列部、研究室、保管部、群工部、美工部、图书馆。馆藏文物30多万件，陈列的文物共9000件，陈列面积8000平方米，并辅以图表、照片、模型及文字说明，比较系统地展示了约170万年前到公元1840年为止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物，以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业绩。
整个陈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原始社会开始，通过考古发掘到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如古代猿人的头骨化石、牙齿化石，以及进入母系社会以后的古代人采集、狩猎磨制工具和石制、骨制生活用具、陶瓷用具等，反映了从约170万年前到约40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第二部分是奴隶社会，它反映的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476年的中国历史，即夏、商、西周、春秋这几个朝代的历史，陈列了许多殷墟甲骨和商周著名的青铜器，如司母戊鼎、龙虎尊、盂鼎等。
第三部分是封建社会，它展示的是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历史，即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这几个朝代的历史，它展出的文物最多，如战国时期的铁器、漆器、丝麻织品、度量衡器；秦代的陶俑、陶马；汉代的车马、五铢钱、地动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隋、唐五代时期的螺细镜、唐三彩；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指南针；明清时期的五彩、斗彩瓷器等。
漫步历史博物馆，仔细观赏每件陈列品，会自然地引起人们许多思索。原始社会的遗物，会使人们遥想远古的祖先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向大自然展开了几千年乃至上百万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展出的大约4000多年前的实物，人们又看到了“私有制的加强，掠夺战争的扩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导致奴隶国家的产生和王位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那些出土的端庄凝重的青铜器，美观精致和五光十色的金、玉器，以及那些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文物，无疑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真面目的最好形象资料。
一位高中生在凝视馆内陈列的通体饰以饕餮纹的庞大的司母戊鼎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铸造出了这样巨大精美的青铜鼎，真堪称我们的民族之魂。你的鼎身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有了你的启示，我们将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并坚信她的腾飞之日必将到来！”
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
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现代革命历史文物，研究和宣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向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国家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于1950年3月。筹备处最初设在北海团城，不久迁入故宫西华门武英殿。1958年开始在天安门前动工修建新馆，1959年8月落成，196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并迁入新址，1961年正式开放。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正门北侧，悬挂着邓小平同志为该馆题写的馆牌。
进入序幕厅，迎面是一幅长17米、高4米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题的陶釉浮雕壁画，同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和孙中山亲笔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按电钮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等珍贵文物。
走进宽阔高大的展厅，会看见许多珍贵的实物、文献、图片、图表、模型和雕塑等展品。其基本陈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两部分。
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陈列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法、中日战争，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和新的曙光八个单元，陈列面积为1300平方米，展出文物、实物、照片和辅助展品近1000件。其中有：虎门炮台抗英大炮、洪秀全玉玺、北伐军军情禀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手书的誓词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陈列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五个单元。陈列面积为4000平方米，展出文物、实物、照片和辅助展品共4000余件。其中有：各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和散发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照片、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决议抄件、遵义会议旧址模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的指示手稿、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时缴获的蒋介石印章和国民党宪法等等。
整个展览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画卷。
中国革命博物馆除基本陈列外，经常举办展览。该馆曾配合重大纪念活动以及专题研究的需要和国内外文化交流，办过许多成功、群众喜闻乐见的临时展览，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展览”“埃德加・斯诺与中国展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展览”“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朱德同志纪念展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等等。这些展览的举办，不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也推动了博物馆搜集和鉴定藏品等业务的开展。
中国革命博物馆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形象生动的大课堂。从珠江边平英团的三星旗前，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升起的五星旗下，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胜利的战斗历程。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女同学，听了讲解员讲述朱总司令在反“围剿”中亲自用扁担挑南瓜的故事以后，她始终忘不了玻璃柜中那根“朱德记”的竹扁担，从此决心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绞刑架铡刀牌子
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文物10万多件，各种历史照片6万余张，鸦片战争以来出版的书刊、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书刊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书刊等资料20万册。藏品中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比较多，其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照片，各时期革命烈士的遗书遗物，各革命阶段重大事件留下的重要文献、报刊、手稿、实物等，都是极其珍贵的。
功劳当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重视挖掘文物，重视文物组合，他们为挖掘文物，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是革命博物馆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青年时代的李大钊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春，撰写了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代表作。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0年3月，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被绞杀，李大钊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
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接管文化系统的负责人王治秋，要求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
20余载春秋后，绞刑架落于何方？工作人员真是费尽周折，多方搜寻，最终在德胜门外的原国民党第二监狱里找到了已被拆散的绞刑架。经过认定，就是当年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它成了革命博物馆里极重要的陈列文物。胡乔木曾感慨地说：“博物馆的有些东西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像刀子一样刻在脑子里，比如李大钊英勇就义时的绞刑架……”
博物馆的同志，为了征集刘胡兰英勇就义时的铡刀，千里迢迢赶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难。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16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组织群众向日本侵略军和阎锡山以及地主恶霸作斗争，在阎锡山的19军突袭云周西村时被捕。阎锡山匪军从老百姓家里搜来三把铡刀，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坚贞不屈的刘胡兰和六名革命群众。阎锡山匪军撤离后，村民们掩埋英烈的尸骨，可那三把血淋淋的铡刀谁也不愿拿回家，可又不能放在村头。于是，有的把铡刀扔进了麦秸堆里，有的丢到了杂物房里。一晃几年过去了，等到革命博物馆的同志来征集时，村里人谁也不愿说是哪把铡刀杀害了女英雄，一提起来就悲伤落泪。工作人员耐心地反复劝说开导，才由当年在场的群众指认了那把扔在杂物堆里的铡刀。现在，这把铡刀已成为革命博物馆里引人注目的陈列文物。
革命博物馆不仅征集新中国建立之前百年间的革命文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物也进行了广泛的征集。如在第23届奥运会上为中国实现零的突破的优秀运动员许海峰的那枚射击金牌等。
收回香港主权，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得以完善之后，革命博物馆主动与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联系，征集文本资料。他们的举动得到了支持，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安子健先生亲自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中英文牌子，以及文件、证章、照片等百余件文物捐献给革命博物馆。他们相信，这些文物肯定会在中国革命史今后的陈列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征集和陈列革命文物的工作中，革命博物馆不仅得到了国内上下的支持，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信赖。英国有位霍金斯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教师，他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文物，从巴黎公社社员的衣服、帽子，到武器、文件等，多达千余件，十分珍贵。临终前，她决定将这些文物送给东方的中国。
霍金斯夫人为完成丈夫生前的遗愿，与中国驻英大使馆取得联系后，又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取得联系，最后由中国驻英使馆将千余件珍贵的捐赠文物启运中国。革命博物馆为此搞了专题研究，并热情邀请了霍金斯夫人光临。
在革命博物馆不断征集的文物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稀世之宝。如由德中友协主席王安娜女士捐赠的宋庆龄亲笔签名的空白信笺；由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捐献的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代表证；由南极考察办公室捐献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日志和全体人员的签名册……这些珍贵的文物，有的已在现有的陈列内容上进行了充实，有的则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陈列中大放异彩。
命运多舛的油画“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创作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它的成功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开国大典”油画作品，描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典时的盛况，画面的构图，把国家领导人集中画面一侧，另一侧的栏杆、地毯、游行队伍和辽阔的天空等平行舒展开去，造成宏伟开阔的气势。创作者借鉴传统民间艺术和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法，强调色调的单纯、对比与强烈，增强了节日气氛。红地毯、红灯、红柱、红旗与蓝天、绿树相呼应；黄色菊花与金灿灿的灯穗相呼应，使人感到既富丽堂皇，又热烈亲切。
“开国大典”油画的创作者是董希文。董希文生于1914年，逝世于1973年。董希文是浙江绍兴人。于1933年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转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9年到法国国立河内美术专科学校，1943年赴西北敦煌任国立郭煌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三年后执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兼任北平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
1950年，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董希文接受创作“开国大典”油画任务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
他奉命调回城里，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赶制这幅油画。
为参加1951年在印度举办的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当年5月间审查一批美术作品。毛泽东主席非常欣赏“开国大典”，一边看一边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毛泽东主席还风趣地指着画在周恩来旁边、被朱德挡住只露出一点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脸说：“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
董希文的这幅油画名作“开国大典”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参展回来，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然而，1954年中国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全国解放后，他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后，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阴谋篡党夺权。在其反党阴谋被中共中央察觉并于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后自杀。
高岗成了历史的罪人，油画“开国大典”中的高岗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拿下。于是，革命博物馆便通知董希文把画面上的高岗去掉。
为了使工艺上特别讲究的画面不受损坏，董希文想了许多办法，专门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保持了作品的完美。
1972年，革命博物馆又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董希文此时身患癌症，他抱着重病到博物馆去修改画面，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一切罪名，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名誉。
奇冤得以昭雪。但遗憾的是，董希文已于1973年7月8日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原作“开国大典”不能复原，为此，只好将原作存放在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
香港回归倒计时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归母亲的怀抱，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但香港的回归，又是那样的不平常。它历经坎坷、历经沧桑；它又是那样的繁荣，那样的辉煌。
屈辱与荣耀；
辛酸与成功；
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主权交接，怎能不令世人关切和激动！
在香港回归前的925天，这个不寻常而又特殊的日子里，一块硕大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高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正门中的两根柱子中间，那滴答不停的秒表记录着离家百年的香港走回家门的日子。《中国名牌》杂志社创意的这块令人瞩目的“中国名牌”不仅提醒我们那段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史实，同时，“中国名牌”本身也记叙了她不同寻常的故事。
事情需从1993年9月的一天说起，当时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副总编奚国金在浏览一张报纸时，脑中忽地闪现出一个创意，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竖一块“香港回归倒计时牌”。
香港回归，华夏人瞩目，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在想方设法为此而贡献自己一点应尽的责任。《中国名牌》杂志社李为民主编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寻思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祖国人民对香港主权回归之日的热烈期盼和焦急等待的心情，‘香港回归倒计时牌’的创意，当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载体。”
创意产生了，便开始着手实施创意的形式、时间以及竖立“回归牌”的最佳位置。
当时曾设想竖两块“回归牌”，一块在北京，一块在香港。在香港竖“回归牌”，可考虑由香港知名企业家给予支持，但又考虑到，当时的香港归港英当局当政，恐有不便，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定“回归牌”设在北京和离香港最近的深圳。
北京，中国的首都。在首都，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天安门广场。硕大的世界名城中最大的广场，竖一块“回归倒计时牌”是没有问题的，再大的一块牌子，也占据不了这44万平方米广场多大地方。
然而，在天安门广场，北有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南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广场的中央，每年“十一”将要摆放几座硕大的花坛，以及临时群众集会，进行庆祝活动等。漫步广场，策划者终于发现了最佳位置，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把牌子竖在这里，寓意深刻，即把殖民统治的残痕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最佳位置的选定，使策划者们非常高兴，他们赶紧起草“香港回归倒计时牌”的正式报告。
1994年4月30日，报告上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办非常重视这份报告，经过认真研究，于1994年5月5日批复了报告，同意在北京建立这块倒计时牌。
1994年7月18日，关于申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门建立倒计时牌的报告，报送到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等领导同志圈阅了报告，同意此创意。
那什么时间竖牌呢？
创意策划者们开动了脑筋，寻找最佳时间点。正在策划者们找定竖牌时间时，有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个时间：1994年12月19日。
1994年12月19日这个时间，使策划者们立刻明白了用意。从1994年12月19日，往前推十年，即1984年12月19日，这一天，是一个极具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十年前的金秋，整个中国是个大收获的季节。1984的9月26日上午10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分别在三个文本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他们交换文本后握手祝贺时，亿万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他们脸上挂着的笑容。
1984年12月18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的陪同下来到北京。
中国党政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先后分别会见了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铁娘子”说：“香港问题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友好一片光明。”
1984年12月19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仪式。
当双方签名、互换文本之后，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1984年12月19日这一天，从此也就成了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创意策划者们完全同意竖牌时间为1994年12月19日，这一日，距香港回归925天。一切手续办妥了，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回归牌”上的内容和定下生产“回归牌”的厂家，此时，距挂牌之日只有42天了。
“回归牌”确定在博物馆的西门，这是个大方位，其具体位置在哪里好呢？有人建议竖在西门顶上，但这安装、吊装都很困难，有人说，加上基座放在门前的台阶上，但这样与广场的建筑形式不协调。几经选择确定后，决定安放在两根柱子中间为好。
在“回归牌”内容的确定上，倒计时钟是必有的，国徽图案也应该有，但考虑到博物馆西门上方有国徽，出现了重复之感。最后，研究确定采用国徽的一角，四个小五角星围绕着一个大五角星，取其象征性，色彩选择与历史博物馆平面色彩相称的米黄色。“回归牌”上的字定为“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但这不符合外交规范，最后改为“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
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和山东莲花味精集团鼎力支持了“回归牌”建立。“回归牌”制作由郑州中原显示技术公司担任。
郑州中原显示技术公司为接到这一任务，感到荣幸，全厂上下齐动员，组织技术骨干，仅三天时间，就交出了对倒计时牌结构总体设计、电源系统设计、驱动及发光系统设计等方案。方案确定后，便加紧了制作，在距竖牌时间的头10天完成了制作任务。
1994年12月9日，3辆载着倒计时牌的10吨大卡车，从河南郑州起程奔赴北京。12月12日，50吨重的吊车伸出长长的吊臂，机械的轰鸣声在广场东侧响起，凌晨4点半，总体结构安装完毕。这块牌高16米，宽9.6米，耐42高温，抗零下25严寒，钢架结构，复合式彩色铝合金面板，镶嵌发光二极管，能抵御11级强风，时钟一年误差不超过5秒。
1994年12月19日，“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在世人瞩目下亮相，世界看到了中国跳动的心，华夏子孙开始与它盼望着零秒――7月1日的到来。
1997年7月1日凌晨2时30分，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在定格为0时0分0秒，150分钟后消失。据有关人士透露，7月10日前后它将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迁至八达岭文化广场。
关于倒计时牌在7月1日后的去向，曾有移至北京圆明园、南京静海寺等多种方案，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它将移至长城脚下的八达岭文化广场，与那里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名人雕像组成新的人文景观，继续昭示历史，启迪后人。拆迁工作将于7月10日前后进行。此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将在“当代中国”展厅陈列一座倒计时牌模型。
另有消息，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有望于1997年年底矗立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
（摘自《天安门历史档案》）
§§第十八章 无限风光竞雄豪！五湖四海皆朋友
博物馆从破土动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铸造出了这样巨大精美的青铜鼎，真堪称为我们的民族之魂。”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是革命博物馆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博物馆的同志，为了征集刘胡兰英勇就义时的铡刀，千里迢迢赶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难。
毛泽东主席还风趣地指着画在周恩来旁边、被朱德挡住只露出一点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脸说：“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
高岗成了历史的罪人，油画“开国大典”中的高岗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拿下。
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主权交接，怎能不令世人关切和激动！
一座合成的建筑物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巍然耸立着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国庆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于1959年胜利建成，展出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的文物精华，运用了50年代我国博物馆工作积累的经验，在陈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开创了我国博物馆事业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在建设布局上，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紧紧地连在一起，合成为一座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最高处的高度近40米，南北长313米，东西长149米。全部建筑面积达60000多平方米。外墙是浅黄色的，四周的屋檐用广东的琉璃砖镶成一圈金黄翠绿的花边，在蔚蓝色天空的映照下，分外醒目地勾画出整个建筑物的轮廓。
走近博物馆，迎面矗立着一座巍峨雄伟的大柱廊，它由12对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巨型圆柱组成，高达32.7米。这是两个博物馆的总出入口。柱廊上部的横额上，嵌着一个高5.5米、宽26.5米的大旗徽。中间是鲜艳夺目的红色五角星，四周是红色的旗群和黄色的麦穗。门廊两侧是两个39.8米高的大门墩，上端饰有火炬的浮雕。燃烧着的火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象征。
沿着140公尺宽的花岗石大台阶登上大柱廊，穿过专供参观者集中疏散用的大院，便是正门厅，这是整个大厦的室内交通枢纽，向北进入中国革命博物馆，向南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门厅周围设有衣帽间、贵宾接待间、群众服务室等附属用房。
由正门厅正中向东沿大理石台阶再进一层，便是庄严的中央大厅。它宽32米，深42米，一枝枝光彩夺目的金属麦穗，在玻璃大门上连成了精美的花环。两排16根巨大的浅灰大理石八角柱，由地面直通到15米高的顶穹，白色柱头上装有金色的斧头镰刀等雕饰。
大厅正面的人造大理石墙面上，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浮雕头像。两侧壁上是“世界人民大团结”和“中国人民大团结”的壁画，用我国传统的彩绘画法，巧妙地描绘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亲密友爱、歌舞欢娱的景色。对面大厅入口处的墙上，塑有白色和平鸽的图案。浅绿色的墙面，浅黄色的护墙，灰黄和红色的大理石地面，把整个大厅组合得很和谐。
从正门厅两侧的过厅分别向南北穿行，便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两个建筑形式相似的序幕厅。大厦北部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南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上是对称和平衡的，两个博物馆各有17个陈列厅，分布在第二、三层楼上。全部展览面积为23000平方米。由于这两个博物馆在展品陈列布置上有严格的连续性，陈列厅的建筑设计采用了单面陈列环形路线。展览路线共长二公里。
陈列厅简洁、明朗、大方、朴素。室内高7米，因陈列展品以实物为主，所以在建筑设计上采取了12米、14米、20米三种不同的跨度，使展品布置有很大的灵活性。陈列厅内墙分别刷成米黄、淡绿、浅蓝等柔和悦目的色彩，大片洁白的顶棚不加任何花饰，使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陈列内容上。陈列厅的一边陈列展品，另一边是5.8米高、3.5米宽的整排固定玻璃钢窗，充足的光线可以照射到每个角落。陈列厅内有机械通风和温湿度调节等设备，以保证室温冬季在摄氏18度左右，夏季在25度左右。陈列厅地面采用的是我国第一次试制成功的棕色橡胶地板。这种地板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能，光亮细洁，富有弹性，有助于防潮防尘和吸音。
博物馆在上下两层陈列厅的内圈和外圈，沿着参观路线和内部绿化庭院，布置了面积达6600平方米的环形休息廊。休息廊宽4-8米，浅绿色的墙面、乳白色的吊灯。每个陈列厅都有门通向休息廊，经过休息廊可以到内院散步、游览。
在博物馆的底层还有一个可以容纳700人的礼堂，礼堂可以举行革命史教育方面的讲座，也可以放映电影。
博物馆是由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负责设计，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负责施工的。这两个博物馆的建筑，曾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援，我国建筑学界曾经提出了80多种不同的设计方案，经过大小几十次辩论会的热烈讨论，最后选择了北京市规划局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合作的方案，同时吸取了多方面的意见作了补充和改进。
博物馆从破土动工到竣工，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华夏悠久岁月的一面明镜
赵朴初曾写过一首题为《历史博物馆》的旧体诗：“燧人取火非常业，世界从兹事事新；五十万年一瞬过，还看今日北京人。”这首诗高度概括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深沉内容。“以古为鉴”，历史博物馆的确是反映华夏悠久岁月的一面明镜。
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1912年7月，在北京国子监成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8年7月迁至故宫午门城楼及东西朝房地区；1926年10月1日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1933年4月改名为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有文物26种，215000余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仍定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迁入现在的馆址，并改为今名。1970年曾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1983年4月两馆恢复原建制。
馆属主要业务部门有：陈列部、研究室、保管部、群工部、美工部、图书馆。馆藏文物30多万件，陈列的文物共9000件，陈列面积8000平方米，并辅以图表、照片、模型及文字说明，比较系统地展示了约170万年前到公元1840年为止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文物，以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业绩。
整个陈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原始社会开始，通过考古发掘到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如古代猿人的头骨化石、牙齿化石，以及进入母系社会以后的古代人采集、狩猎磨制工具和石制、骨制生活用具、陶瓷用具等，反映了从约170万年前到约4000年前的中国历史。
第二部分是奴隶社会，它反映的是公元前21世纪到前476年的中国历史，即夏、商、西周、春秋这几个朝代的历史，陈列了许多殷墟甲骨和商周著名的青铜器，如司母戊鼎、龙虎尊、盂鼎等。
第三部分是封建社会，它展示的是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历史，即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这几个朝代的历史，它展出的文物最多，如战国时期的铁器、漆器、丝麻织品、度量衡器；秦代的陶俑、陶马；汉代的车马、五铢钱、地动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书法、绘画、雕塑；隋、唐五代时期的螺细镜、唐三彩；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指南针；明清时期的五彩、斗彩瓷器等。
漫步历史博物馆，仔细观赏每件陈列品，会自然地引起人们许多思索。原始社会的遗物，会使人们遥想远古的祖先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向大自然展开了几千年乃至上百万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展出的大约4000多年前的实物，人们又看到了“私有制的加强，掠夺战争的扩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导致奴隶国家的产生和王位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那些出土的端庄凝重的青铜器，美观精致和五光十色的金、玉器，以及那些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文物，无疑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真面目的最好形象资料。
一位高中生在凝视馆内陈列的通体饰以饕餮纹的庞大的司母戊鼎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的祖先在3000多年前就铸造出了这样巨大精美的青铜鼎，真堪称我们的民族之魂。你的鼎身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有了你的启示，我们将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并坚信她的腾飞之日必将到来！”
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
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现代革命历史文物，研究和宣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是向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国家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于1950年3月。筹备处最初设在北海团城，不久迁入故宫西华门武英殿。1958年开始在天安门前动工修建新馆，1959年8月落成，1960年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并迁入新址，1961年正式开放。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正门北侧，悬挂着邓小平同志为该馆题写的馆牌。
进入序幕厅，迎面是一幅长17米、高4米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题的陶釉浮雕壁画，同毛泽东亲笔题词“人民的胜利”和孙中山亲笔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手按电钮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国旗等珍贵文物。
走进宽阔高大的展厅，会看见许多珍贵的实物、文献、图片、图表、模型和雕塑等展品。其基本陈列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两部分。
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陈列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法、中日战争，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和新的曙光八个单元，陈列面积为1300平方米，展出文物、实物、照片和辅助展品近1000件。其中有：虎门炮台抗英大炮、洪秀全玉玺、北伐军军情禀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手书的誓词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陈列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五个单元。陈列面积为4000平方米，展出文物、实物、照片和辅助展品共4000余件。其中有：各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和散发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照片、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决议抄件、遵义会议旧址模型、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的指示手稿、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时缴获的蒋介石印章和国民党宪法等等。
整个展览展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画卷。
中国革命博物馆除基本陈列外，经常举办展览。该馆曾配合重大纪念活动以及专题研究的需要和国内外文化交流，办过许多成功、群众喜闻乐见的临时展览，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展览”“埃德加・斯诺与中国展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展览”“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朱德同志纪念展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成就展览”等等。这些展览的举办，不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也推动了博物馆搜集和鉴定藏品等业务的开展。
中国革命博物馆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形象生动的大课堂。从珠江边平英团的三星旗前，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升起的五星旗下，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胜利的战斗历程。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女同学，听了讲解员讲述朱总司令在反“围剿”中亲自用扁担挑南瓜的故事以后，她始终忘不了玻璃柜中那根“朱德记”的竹扁担，从此决心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绞刑架铡刀牌子
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文物10万多件，各种历史照片6万余张，鸦片战争以来出版的书刊、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书刊和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书刊等资料20万册。藏品中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比较多，其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照片，各时期革命烈士的遗书遗物，各革命阶段重大事件留下的重要文献、报刊、手稿、实物等，都是极其珍贵的。
功劳当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重视挖掘文物，重视文物组合，他们为挖掘文物，付出了许多心血和汗水。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是革命博物馆征集的第一件革命文物。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青年时代的李大钊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含愤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春，撰写了长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代表作。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0年3月，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遭到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被绞杀，李大钊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
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接管文化系统的负责人王治秋，要求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
20余载春秋后，绞刑架落于何方？工作人员真是费尽周折，多方搜寻，最终在德胜门外的原国民党第二监狱里找到了已被拆散的绞刑架。经过认定，就是当年的那个绞刑架。现在，它成了革命博物馆里极重要的陈列文物。胡乔木曾感慨地说：“博物馆的有些东西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像刀子一样刻在脑子里，比如李大钊英勇就义时的绞刑架……”
博物馆的同志，为了征集刘胡兰英勇就义时的铡刀，千里迢迢赶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不想遇到了困难。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16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组织群众向日本侵略军和阎锡山以及地主恶霸作斗争，在阎锡山的19军突袭云周西村时被捕。阎锡山匪军从老百姓家里搜来三把铡刀，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坚贞不屈的刘胡兰和六名革命群众。阎锡山匪军撤离后，村民们掩埋英烈的尸骨，可那三把血淋淋的铡刀谁也不愿拿回家，可又不能放在村头。于是，有的把铡刀扔进了麦秸堆里，有的丢到了杂物房里。一晃几年过去了，等到革命博物馆的同志来征集时，村里人谁也不愿说是哪把铡刀杀害了女英雄，一提起来就悲伤落泪。工作人员耐心地反复劝说开导，才由当年在场的群众指认了那把扔在杂物堆里的铡刀。现在，这把铡刀已成为革命博物馆里引人注目的陈列文物。
革命博物馆不仅征集新中国建立之前百年间的革命文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物也进行了广泛的征集。如在第23届奥运会上为中国实现零的突破的优秀运动员许海峰的那枚射击金牌等。
收回香港主权，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得以完善之后，革命博物馆主动与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联系，征集文本资料。他们的举动得到了支持，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安子健先生亲自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中英文牌子，以及文件、证章、照片等百余件文物捐献给革命博物馆。他们相信，这些文物肯定会在中国革命史今后的陈列中占有重要位置。
在征集和陈列革命文物的工作中，革命博物馆不仅得到了国内上下的支持，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信赖。英国有位霍金斯夫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教师，他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文物，从巴黎公社社员的衣服、帽子，到武器、文件等，多达千余件，十分珍贵。临终前，她决定将这些文物送给东方的中国。
霍金斯夫人为完成丈夫生前的遗愿，与中国驻英大使馆取得联系后，又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取得联系，最后由中国驻英使馆将千余件珍贵的捐赠文物启运中国。革命博物馆为此搞了专题研究，并热情邀请了霍金斯夫人光临。
在革命博物馆不断征集的文物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稀世之宝。如由德中友协主席王安娜女士捐赠的宋庆龄亲笔签名的空白信笺；由新四军军歌曲作者何士德捐献的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代表证；由南极考察办公室捐献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日志和全体人员的签名册……这些珍贵的文物，有的已在现有的陈列内容上进行了充实，有的则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陈列中大放异彩。
命运多舛的油画“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创作并博得广泛称誉的革命历史画。它的成功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开国大典”油画作品，描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典时的盛况，画面的构图，把国家领导人集中画面一侧，另一侧的栏杆、地毯、游行队伍和辽阔的天空等平行舒展开去，造成宏伟开阔的气势。创作者借鉴传统民间艺术和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法，强调色调的单纯、对比与强烈，增强了节日气氛。红地毯、红灯、红柱、红旗与蓝天、绿树相呼应；黄色菊花与金灿灿的灯穗相呼应，使人感到既富丽堂皇，又热烈亲切。
“开国大典”油画的创作者是董希文。董希文生于1914年，逝世于1973年。董希文是浙江绍兴人。于1933年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34年转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9年到法国国立河内美术专科学校，1943年赴西北敦煌任国立郭煌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三年后执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兼任北平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
1950年，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董希文接受创作“开国大典”油画任务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
他奉命调回城里，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赶制这幅油画。
为参加1951年在印度举办的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展览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当年5月间审查一批美术作品。毛泽东主席非常欣赏“开国大典”，一边看一边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毛泽东主席还风趣地指着画在周恩来旁边、被朱德挡住只露出一点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脸说：“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
董希文的这幅油画名作“开国大典”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参展回来，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然而，1954年中国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全国解放后，他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后，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阴谋篡党夺权。在其反党阴谋被中共中央察觉并于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后自杀。
高岗成了历史的罪人，油画“开国大典”中的高岗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拿下。于是，革命博物馆便通知董希文把画面上的高岗去掉。
为了使工艺上特别讲究的画面不受损坏，董希文想了许多办法，专门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保持了作品的完美。
1972年，革命博物馆又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董希文此时身患癌症，他抱着重病到博物馆去修改画面，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一切罪名，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名誉。
奇冤得以昭雪。但遗憾的是，董希文已于1973年7月8日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原作“开国大典”不能复原，为此，只好将原作存放在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开国大典”是由靳尚谊、赵域、阎振铎根据原作同时参照印刷品临摹的复制品。
香港回归倒计时牌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归母亲的怀抱，是那么平常的事情；但香港的回归，又是那样的不平常。它历经坎坷、历经沧桑；它又是那样的繁荣，那样的辉煌。
屈辱与荣耀；
辛酸与成功；
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主权交接，怎能不令世人关切和激动！
在香港回归前的925天，这个不寻常而又特殊的日子里，一块硕大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高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正门中的两根柱子中间，那滴答不停的秒表记录着离家百年的香港走回家门的日子。《中国名牌》杂志社创意的这块令人瞩目的“中国名牌”不仅提醒我们那段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史实，同时，“中国名牌”本身也记叙了她不同寻常的故事。
事情需从1993年9月的一天说起，当时新华社《中国名牌》杂志社副总编奚国金在浏览一张报纸时，脑中忽地闪现出一个创意，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竖一块“香港回归倒计时牌”。
香港回归，华夏人瞩目，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在想方设法为此而贡献自己一点应尽的责任。《中国名牌》杂志社李为民主编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寻思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表达祖国人民对香港主权回归之日的热烈期盼和焦急等待的心情，‘香港回归倒计时牌’的创意，当是我们心中最好的载体。”
创意产生了，便开始着手实施创意的形式、时间以及竖立“回归牌”的最佳位置。
当时曾设想竖两块“回归牌”，一块在北京，一块在香港。在香港竖“回归牌”，可考虑由香港知名企业家给予支持，但又考虑到，当时的香港归港英当局当政，恐有不便，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定“回归牌”设在北京和离香港最近的深圳。
北京，中国的首都。在首都，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天安门广场。硕大的世界名城中最大的广场，竖一块“回归倒计时牌”是没有问题的，再大的一块牌子，也占据不了这44万平方米广场多大地方。
然而，在天安门广场，北有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南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广场的中央，每年“十一”将要摆放几座硕大的花坛，以及临时群众集会，进行庆祝活动等。漫步广场，策划者终于发现了最佳位置，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把牌子竖在这里，寓意深刻，即把殖民统治的残痕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最佳位置的选定，使策划者们非常高兴，他们赶紧起草“香港回归倒计时牌”的正式报告。
1994年4月30日，报告上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港澳办非常重视这份报告，经过认真研究，于1994年5月5日批复了报告，同意在北京建立这块倒计时牌。
1994年7月18日，关于申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门建立倒计时牌的报告，报送到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等领导同志圈阅了报告，同意此创意。
那什么时间竖牌呢？
创意策划者们开动了脑筋，寻找最佳时间点。正在策划者们找定竖牌时间时，有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个时间：1994年12月19日。
1994年12月19日这个时间，使策划者们立刻明白了用意。从1994年12月19日，往前推十年，即1984年12月19日，这一天，是一个极具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十年前的金秋，整个中国是个大收获的季节。1984的9月26日上午10点，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分别在三个文本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当他们交换文本后握手祝贺时，亿万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他们脸上挂着的笑容。
1984年12月18日，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的陪同下来到北京。
中国党政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先后分别会见了撒切尔夫人。邓小平对“铁娘子”说：“香港问题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友好一片光明。”
1984年12月19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赵紫阳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出席了签署仪式。
当双方签名、互换文本之后，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1984年12月19日这一天，从此也就成了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创意策划者们完全同意竖牌时间为1994年12月19日，这一日，距香港回归925天。一切手续办妥了，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回归牌”上的内容和定下生产“回归牌”的厂家，此时，距挂牌之日只有42天了。
“回归牌”确定在博物馆的西门，这是个大方位，其具体位置在哪里好呢？有人建议竖在西门顶上，但这安装、吊装都很困难，有人说，加上基座放在门前的台阶上，但这样与广场的建筑形式不协调。几经选择确定后，决定安放在两根柱子中间为好。
在“回归牌”内容的确定上，倒计时钟是必有的，国徽图案也应该有，但考虑到博物馆西门上方有国徽，出现了重复之感。最后，研究确定采用国徽的一角，四个小五角星围绕着一个大五角星，取其象征性，色彩选择与历史博物馆平面色彩相称的米黄色。“回归牌”上的字定为“香港回归祖国倒计时”，但这不符合外交规范，最后改为“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
中国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和山东莲花味精集团鼎力支持了“回归牌”建立。“回归牌”制作由郑州中原显示技术公司担任。
郑州中原显示技术公司为接到这一任务，感到荣幸，全厂上下齐动员，组织技术骨干，仅三天时间，就交出了对倒计时牌结构总体设计、电源系统设计、驱动及发光系统设计等方案。方案确定后，便加紧了制作，在距竖牌时间的头10天完成了制作任务。
1994年12月9日，3辆载着倒计时牌的10吨大卡车，从河南郑州起程奔赴北京。12月12日，50吨重的吊车伸出长长的吊臂，机械的轰鸣声在广场东侧响起，凌晨4点半，总体结构安装完毕。这块牌高16米，宽9.6米，耐42高温，抗零下25严寒，钢架结构，复合式彩色铝合金面板，镶嵌发光二极管，能抵御11级强风，时钟一年误差不超过5秒。
1994年12月19日，“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在世人瞩目下亮相，世界看到了中国跳动的心，华夏子孙开始与它盼望着零秒――7月1日的到来。
1997年7月1日凌晨2时30分，香港回归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在定格为0时0分0秒，150分钟后消失。据有关人士透露，7月10日前后它将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迁至八达岭文化广场。
关于倒计时牌在7月1日后的去向，曾有移至北京圆明园、南京静海寺等多种方案，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它将移至长城脚下的八达岭文化广场，与那里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名人雕像组成新的人文景观，继续昭示历史，启迪后人。拆迁工作将于7月10日前后进行。此后中国革命博物馆将在“当代中国”展厅陈列一座倒计时牌模型。
另有消息，澳门回归倒计时牌有望于1997年年底矗立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门前。
（摘自《天安门历史档案》）
§§第十八章 无限风光竞雄豪！五湖四海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