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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天安门拥抱党外朋友（二）
天安门：戈尔巴乔夫留下的遗憾
1989年5月15日，中午时分，北京机场。
中苏两国国旗和24面红旗迎风飘扬。仪仗队已排列整齐，记者们各就各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微笑抬头望着远方。中央电视台已播出机场的画面。
一架伊柳辛62喷气式座机轰鸣着降落机场。随后，从跑道的尽头缓缓地滑向停机坪。
中午12时整，系着紫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夫相继出现在机舱的门口。他们向下看了一眼，然后，微低着头，脸带笑意，快步走下舷梯。
终于，戈尔巴乔夫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间，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杨尚昆主席、彭冲副委员长、田纪云副总理、吴学谦副总理及钱其琛外长和夫人等，等候在舷梯旁欢迎苏联贵宾。在舷梯前那段几米长的红地毯上，戈尔巴乔夫握住杨尚昆伸过来的欢迎之手，上下摇动了几下。
杨尚昆对戈尔巴乔夫说：“您是第一次来中国，热烈欢迎您！”戈尔巴乔夫说：“感谢您，杨尚昆同志。我很早就知道您，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在机场，杨尚昆主持了欢迎仪式。两名少年儿童向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献花。
在杨尚昆陪同下，戈尔巴乔夫登上检阅台。在21响礼炮声中，军乐队高奏苏联国歌和中国国歌。两位国家元首面对东方，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微微颔首，一同向两国国旗致意。
随后，检阅了仪仗队。戈尔巴乔夫居左，杨尚昆居右。他们神情严肃地从仪仗队前走过。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以一定距离始终跟随着两位随从。看得出来，其中一位显然是保卫人员。
欢迎仪式并不长――历时12分钟。随后，戈尔巴乔夫便坐上从莫斯科运来的装有防弹玻璃的轿车，离开机场向北京城内驶来。整个车队由60多辆奔驰、吉尔等组成。车队绕南三环，经六里桥、公主坟，最后进入钓鱼台国宾馆。
相隔30年的“冰冻”时期之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双脚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是的，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这是除旧迎新的一步。这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一步。
人们举杯祝贺。优雅的乐曲陪伴着人们愉快地交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杨尚昆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当天下午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中，杨尚昆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两国领导人很长时间没有会面了。”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上，杨尚昆发表讲话说：“中苏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的岁月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世界和中苏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维护和平和谋求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今天，中苏两大邻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有利于促进这一世界潮流的发展，符合中苏两国和世界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中苏关系经过30年的波折后，到80年代末，两国的国家关系终于又得到了全面恢复。
这是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为标志。
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经过20多年的对峙后，到了1982年3月24日，已经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向中国送出了第一道传情的秋波。这天，他在塔什干的授勋大会上显然是有意识地表示，苏联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建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商定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
3月26日，中国政府做出冷静而又理智的反应，既对其讲话表示欢迎，又明确指出，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同年5月14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虽然中国的反应并不热情，但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引人注目地没有再用“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这两顶帽子。
苏联方面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微妙的变化，于是，苏共新闻机构对十二大做了一些客观报道，电视台播放了有关镜头，并开始播映介绍中国的系列节目。
1982年10月3日至29日，苏联政府派特使伊利切夫副外长访问中国，同中国特使钱其琛副外长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坦率和有益的磋商。这是两国特使的第一轮磋商，它成为此后定期在两国首都举行中苏会见的开端。
从1982年至1988年，两国共举行了12轮磋商。在这些磋商中，双方对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反复、深入的讨论，表示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和交往。
由副外长级磋商开始，两国利用“葬礼外交”的机会，悄悄提高了交往的级别。1982年11月，苏联举行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中国政府派黄华外长前往莫斯科。16日，会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中断往来20年后两国外长的第一次会见。1984年2月，苏联又举行安德罗波夫葬礼。万里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会见万里及其一行。这是自1969年以来中苏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
1985年3月，苏联又举行契尔年科的葬礼。李鹏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
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李鹏显示了特殊的热情，尤其是李鹏“祝愿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一语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对苏联称“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久违了。今天开始称“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此，戈尔巴乔夫于3月14日会见李鹏，重申苏中之间应继续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
李鹏表示，我们愿意做出努力发展两国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于中苏两个伟大的邻邦、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中苏关系解冻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中苏关系几乎冻结了20多年后，两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
1982年9月，中苏第一次恢复交流留学生，虽然仅有10名，但它却是双边教育领域交流的新开端。
次年7月，中国对外友协和中苏友协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标志着两国友协恢复往来。
10月，以齐赫文斯基为首的苏联对外友协和苏中友协积极分子旅游团第一次访华。
1984年9月13日，苏联艺术家小组来华演出。这是自1965年以来的第一次。
同年9月21日至22日，吴学谦同葛罗米柯在两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两次会晤，这是两国外长多年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见。
翌年3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两国议会多年来的第一次接触。
这年8月，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这是20年来工会系统的第一次访问。
这年10月，苏联妇女代表团访华。两国妇女组织恢复交往。
1986年7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这是自1953年以来第一次这样的展览会。
9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塔雷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这种级别的访问。
同年12月，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近30年来在中国举办的最大的苏联展览会。参观者达25万多人。
双方在贸易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合作取得了特别明显的进展。双方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以两国政府副首脑为领导的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委员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开会，讨论具体的合作问题。
双边交流的恢复是令人欣喜的，但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障碍。
1982年3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就明确指出：要使中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须采取排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行动，即：第一，减少和撤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驻军；第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第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此后，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恢复正常关系必须排除这三个障碍。
由于三个障碍的存在，中苏关系难以有更大突破。显然，排除三个障碍需要有战略家的魄力和勇气。
1985年4月17日，邓小平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可以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
紧接着，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采取了一个重大的行动。然而，这一行动在当年是一条不能发表的新闻。
那是在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正在北京访问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一直被认为是在中苏之间传递信息的“青鸟”。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齐奥塞斯库回答：“这个月（1985年10月下旬）将在索菲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邓小平说：“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齐奥塞斯库答：“好。”
邓小平于是说道：“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齐奥塞斯库表示：“我将转达。”
邓小平又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这段谈话虽然只有100个字，但却传递了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已经做出。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历史进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场的记者当即请示：“小平同志，此事要不要在报道中反映一下？”
邓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说：“不必了吧。”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一信息。后来在1989年5月北京会晤中，当邓小平提到捎口信一事时，戈尔巴乔夫说道：“我记得这件事。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个很好的促进，你看起来一切都是做得及时的，很好的。”
国内外形势要求戈尔巴乔夫也做出战略性的抉择。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远东地区作了为期7天的考察。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个俗话所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在咫尺的城市”――发表了有关中苏关系的重要讲话：
“我要重申的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边境河流阿穆尔河（黑龙江）被看作是‘水上屏障’……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非常重视彻底裁减亚洲的军队和常规武器……苏联愿意同中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苏联正同蒙古讨论从蒙古撤出大部分苏军的问题。
这个讲话同样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注意。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从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里看到了“新的内容”。9月2日，邓小平接受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从这以后，1987年11月、12月，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都再次谈到最高级会晤问题。但一方坚持必须消除三个障碍，一方认为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因而双方立场仍有较大距离。
但在实际上，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及中国都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1987年1月15日，苏联宣布将从蒙古撤出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其他一些部队；1987年2月，开始了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并取得了进展；1988年5月5日，苏军开始从阿富汗撤退，并在9个月内全部撤完；在柬埔寨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和某些一致意见。
两国关系改善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一年消除了一个障碍。由于中苏两国都在进行改革，因而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语言也逐步增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88年1月15日，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举行邓小平文集《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公开发行仪式。该书由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2月25日，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了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赠书仪式。该书中文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88年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讲话时表示，我们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完全正常化，主张使之达到我们两国对世界和平政策的责任相符的水平。我们愿意立即着手准备中苏高级会晤。
10月17日，邓小平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三年前托你捎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够实现中苏高层会晤。同日，李鹏总理对美国客人说，如果中苏外长会晤取得积极成效，中苏首脑会晤将提到日程上来。
同年12月的第一天，钱其琛外长赴苏联访问。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
这次访问是中苏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开始。双方认为，1989年上半年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是有可能的。中方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
三个月后，1989年2月的第一天，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苏关系史上苏联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谢瓦尔德纳泽随身带来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给邓小平主席的一封正式信件，同时向李鹏传达了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问候。
会谈时，两国外长就中苏高级会晤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
钱其琛外长受杨尚昆主席委托，转达了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正式邀请，经过会谈，两国外长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九点一致看法。田曾佩副外长向记者宣布，消除中苏关系三障碍获实质性进展。
2月4日在上海，邓小平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很好，身着灰色中山装，来到会见厅的门厅迎接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一行。
在会见中，邓小平指出，中苏外长的互访表明中苏已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展。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也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应苏联贵宾的请求，在4本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一一签名，然后步送客人到门厅，握手告别。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苏联外长已先期离华前往巴基斯坦，而双方工作人员还在为一些具体问题彻夜磋商，11时前，苏方得到外长的最后批示。随后，双方完成了最后手续。
终于，当时针指向12点的时候，除旧迎新的爆竹齐鸣，这时，中央电视台打出字幕，向全世界宣布：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今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岁月辞旧迎新，中苏关系也是辞旧迎新。这是多么奇妙的巧合啊！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点，在莫斯科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戈尔巴乔夫偕夫人乘坐的专机凌空而起，在其他飞机的陪同下，开始向中国方向飞来。
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后，下榻于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第18号楼。
这座楼接待过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曾在这楼下榻。布什总统也曾在这里重温在北京的美好时光。
这套总统套间每天的租金是4200美元。全部由中国政府负担。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要求，房间里装好了全制式录像机。戈尔巴乔夫的随行人员有300多人，当初布什访华时曾包租了11栋楼房，苏方与布什“攀比”，起初也要包租11栋楼。但毕竟开支太大，后来只好又退掉了几栋楼。中方还给予了一些照顾。
专机未到，轿车先行。戈尔巴乔夫还未出发，他的专用轿车已先运到了北京。这当然并非无谓或奢华之举。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这也同我所承担的职责有关。”
他说：“一次，在纽约联合国讲话之后，我去同里根总统会晤，当我们同我的专用汽车一起摆渡时，响起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电话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打来的，他向我报告了亚美尼亚遭到的悲剧。”
“我们立即商定成立政治局委员会和采取第一批紧急措施。因此，我不论在哪里，我都能同国家的任何一部分、同在国外的苏联人员、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联系。”
1989年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
会谈中，邓小平似乎想得更远。他回顾了外国列强过去对中国进行侵略、压迫和掠夺土地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的历程。
当然，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得教益。所以，邓小平说：“谈谈历史问题是为了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
他表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就一风吹了。”
他指出，我们这次会晤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面对过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说“我没有我们30年未见过面的感觉”。
在5月17日同中国教育界代表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俄中和后来的苏中关系史给我们留下了庞大、纷纭复杂的遗产。我们主张不在关系史上留下空白点，主张对所有的其中包括最复杂的事件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对这些“空白点”。戈尔巴乔夫有什么看法呢，在同邓小平会谈时，他表示，“苏方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当然，重要的不是这些“空白点”和谁的责任，所以，戈尔巴乔夫还继续对中国的各界人士们说：“如果从历史的远大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关系，那么，勿庸置疑，积极的因素大大地超过不信任和冲突造成的因素。”
历史的教训会使人痛悔，但这痛悔也是一种教科书。戈尔巴乔夫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破坏、恶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遗憾，比建立、巩固和充实这种关系要简单得多。”可见，珍惜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增加巨大的民族和国际财富，使之一代代传下去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个结论是，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方式上的不一致必须持谅解态度。”
邓小平表示，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
李鹏说：“中国愿意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双边关系。”
5月18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士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随着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实现，中苏两党的关系也从1989年5月16日自然恢复。中苏两党的总书记举行了会见，在中苏联合公报中，“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
这种关系既不是六七十年代相互吵架的关系，也不是50年代相互结盟的关系。
人们大概都还记得，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没有同他拥抱，而仅仅是握手。
礼节的规格就是如此。这不是无意识的小事，而是精心安排的规格。而且，这一切都是由邓小平亲自决定的。
因此，中苏之间的第二次握手是历史性的握手，但它并不等同于第一次握手。
而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想到的是：“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实际上，恰恰是在这些年内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能否走上光明之路，能否制止它所面临的威胁，还是说，人类文明将走向末日？”
“显而易见，每个人首先是那些授权领导国家，进行决策的人们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巨大！”
通过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戈尔巴乔夫心中充满着希望；
苏中边界非军事化，使之成为和平友好的界线；
希望充分利用经济协作的可能性；
希望苏中贸易有巨大的增长；
希望加强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
希望交流两国改革的经验；
希望两国积极合作，对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做出应有的负责。
他说：“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决定不回到50年代的关系上去，但同时也要避免发生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特别提到了两党的关系。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应当被看作是这次访问的巨大成果。”“我们两党在各自国家中都起着政治先锋队的作用，两党之间保持密切的交往自然会促进整个苏中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们是执政党。我们可以在完全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之上交换党的工作经验，对比双方对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看法。”“我们都关心我们两党之间发展合作。”
总之，戈尔巴乔夫充满着希望，而且这种希望是真诚的。
到了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了，戈尔巴乔夫也下台了。但是，人们不能否认他对改善当时中苏关系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他所充满的希望，也正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得到实现。
当戈尔巴乔夫这次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他在机场散发了一份书面讲话。他首先向中国人民转达亲切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然后，他说道：
“我们是在春天来到中国的。这是个大自然苏醒，万象更新的美好时节。世界各国人民都把更新和希望寄托于春天。”
“这与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是第一次前来中国，希望能够直接了解一下这个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具有古老而又独特文化的伟大国家，了解它的人民在40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
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坐在电视摄像机前，向中国观众发表谈话的时候，抒发了心中的感受：
“这些天来，我感觉到，列宁和孙中山播下的种子不仅发了芽，而且这棵友谊之树已经深深地扎了根……这使得我们在这里，在北京这些日子里，尽管很紧张，但感觉很好。”
其实，他不仅感觉到友谊之树的存在，而且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中国人民对他的盛情接待，也正是在为春天里的这棵友谊之树浇水、培土、培植新枝嫩芽。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一行到达北京。下午原计划4点15分杨尚昆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推迟了两小时。晚上，宾主在优雅的乐曲声中举杯共祝中苏友谊的发展。
宴会后，杨尚昆向戈尔巴乔夫夫妇赠送了一对分别印有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头像的彩色肖像刻瓷盘。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天的评价是：“这是美好的一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5月16日是两国领导人会谈最繁忙的一天。
上午10点开始，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午宴后，戈尔巴乔夫一行驱车返回钓鱼台国宾馆。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李鹏总理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之后，李鹏接受了苏联记者的采坊。下午，两国的总书记也举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友好会见。会见后举行了宴会。
戈尔巴乔夫出国访问时，往往会设法与普通群众接触，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美。一天上午，车子前往白宫途中，突然在路边停下，戈尔巴乔夫走出“吉尔”牌小车子，与路人握手问好寒暄。此举虽然只有两分钟时间，但通过电视向全美国实况转播后，却收到了难以估量的效果。当时有幸与戈尔巴乔夫握过手，或讲过话的人，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激动得连话都变调了。
5月16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北京重演了这一幕。在车队由人民大会堂返回钓鱼台的路上，戈尔巴乔夫把车窗玻璃摇下，探出头向沿途群众招手致意。14时13分左右，当车队行驶到白云路南口白云观附近时，戈尔巴乔夫突然要求车子停下。随即，他走出车子，同路旁的群众打招呼。他说：“我代表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问好。”
周围的群众顿时情绪热烈，高呼“欢迎！欢迎！”戈尔巴乔夫同一些市民握了手，并对大家说：“我和你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紧紧地握了手，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完全正常化了。谢谢你们。”
约500多群众听了他的讲话，热烈鼓掌。
一位女工还给赖莎递过一张卡片。赖莎友好地在上面签了字。
5月17日，是戈尔巴乔夫在华繁忙的第三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他向500多名中国学术界人士发表演说，阐述了他对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的见解，并介绍了苏联的改革。
历时50分钟的演讲结束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中午12时40分，戈尔巴乔夫夫妇在北京市长的陪同下驱车到达八达岭。为了欢迎苏联贵宾，长城游览入口处摆放了数百盆鲜花，城墙上的土黄色古旌旗迎风飘扬。
戈尔巴乔夫夫妇兴致勃勃地登上长城，极目远眺，饱览长城的雄姿和群山起伏的景色。曾为英国女王当过导游的工作人员向戈尔巴乔夫介绍长城的情况。当介绍到长城的防御作用时，戈尔巴乔夫说，长城的整个建筑和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建筑很相似。
当戈尔巴乔夫走到北面塔楼时，热情地同一位中国青年谈话，握手。他说：“我回去要派许多苏联青年来中国访问，也希望中国青年到苏联去看看。”
他还对向他挥手致意的青年说：“青年同志们，我非常理解你们。但是，我要求你们更要理解你们的国家，我希望你们继承你们父兄的光荣传统，把你们国家的改革搞上去。”
他还同中国青年照相合影留念。
当他向中国游客对苏中关系正常化有何看法时，游客们回答说，大家一直盼望这一天，中苏关系正常化很好。
赖莎在长城上还对一位青年说：“长城很伟大，很美。我能登上长城非常高兴，我很愿意同中国人交流。”
戈尔巴乔夫夫妇不仅游览了长城北段，后来又上到南段与游客见面。
当戈尔巴乔夫夫妇手挽手走下长城后，八达岭游览区领导人陈仁向苏联客人赠送了“长城登城证书”。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过证书说：“今天时间很短，只游览了长城的一部分，今后我要组织旅游团来，把长城游遍。”
返回北京城内后，下午，戈尔巴乔夫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在摄像机前对中国观众讲了话，从而与中国亿万人民直接沟通了心灵的渠道。也许是刚游过长城的缘故，他又绝顶巧妙地借长城抒发了心中的感受：
“首先，我应该说，而且所有同我一起游长城的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分隔开来的墙能少些，合作应多一些。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点。”
“而总的来说，当你站在这座城墙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来的，什么时候建成的，你就会想到，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是多么悠久。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有伟大的前程。”
戈尔巴乔夫曾经收到许多发自中国的信。在北京，驻华使馆也向他转交了许多热情善意和友好的信。人们邀请他到他们居住的城市里去，访问他们的家庭。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感谢，感谢所有的人，感谢他们所表达的感情。他说：“我热切希望，这种把我们两国人民连结起来，未被时间磨灭或者消弱的悠久传统和友好感情不断加强。”
当晚，戈尔巴乔夫又接着在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举行记者招待会。
面对约500名记者，他侃侃而谈。他谈到了与邓小平的会晤，谈到了双方就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达成的谅解，谈到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谈到了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问题，谈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问题，谈到了苏联的改革，还谈到了在中国访问的感受。他说：“我有一个感觉，似乎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那相互遥远的30年。”
随后，他回答了记者先后提出的25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素来能言善辩，很会演讲，显示了他敏锐的思维能力，杰出的演说才能和机智幽默的风格。
招待会后，戈尔巴乔夫于18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访问。杨尚昆主席到钓鱼台18号楼为贵宾送行。中午到达上海时，戈尔巴乔夫一行受到热烈欢迎。两个少年儿童向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献了鲜花。数十名少年儿童手持鲜花，呼喊“热烈欢迎”。时值上海下雨，许多群众自发地冒雨站在戈尔巴乔夫车队经过的道路两旁，向戈尔巴乔夫鼓掌、欢呼。戈尔巴乔夫像在北京一样，还走出专车，同欢迎他的上海市民见面、交谈。
戈尔巴乔夫在上海访问的时间只有5个小时，因此行色匆匆。他参观了位于黄浦江上游的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和属于开发区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并题词“祝贺开发区取得的成就”。
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上海市有关方面还安排戈尔巴乔夫夫妇到徐汇区向普希金纪念碑献花。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表达了对这位俄罗斯伟大诗人的敬意和对中苏文化交流的赞赏和期望。
在上海西郊宾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江泽民说，中苏两国之间经过许多曲折的岁月，现恢复了正常关系，我们感到高兴。
戈尔巴乔夫感谢上海市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过去的日子是划时代的日子，苏中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实质和内容，并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来进行工作。
这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他这次中国之行的评价。
戈尔巴乔夫的这次历史性访问无疑是成功的。
当然，他的这次来华访问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
由于当时北京正发生天安门风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也受到了本来不应有的干扰。
戈尔巴乔夫到北京的欢迎仪式原定1989年5月15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举行。
但是14日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已非常紧张，所以在14日晚10时只好临时决定，仪式移到机场举行。
这一变动立即带来礼仪、准备、新闻报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军乐队要去机场、仪仗队要去机场、新闻记者要去机场，事先准备好的摄像、转播设备也要搬去机场。而且这一切还不能露出风声，记者也不能事先通知，以免带来新的麻烦。
因此，有关方面彻夜忙碌，紧急采取应变措施。礼炮等都是在下半夜移到了机场。当时人们的感觉是，几乎一切都乱套了。
细心的电视观众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后，只有舷梯前有一段几米的红地毯，而仪仗队前居然没有红地毯，因此，戈尔巴乔夫只好踩着水泥地检阅仪仗队。
这种尴尬的场面在国事访问活动中是少有的。其原因，就是因为机场没有备用红地毯，而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由于学生的包围而不便取出。无奈，只得勉强应付了。好在杨尚昆主席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按惯例，国家主席一般是不去机场的，所以，戈尔巴乔夫还比较满意。苏方对这一变动表示理解，说重要的是有这个仪式。
出了机场后，按礼宾惯例，国宾车队都应从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经过，然后进入钓鱼台。
但是，当时城内交通堵塞，车队只好兵分两路。快进城时，前面主要人员的车队随即调头，经东郊、南郊、西郊，然后进入钓鱼台。路上共用了50多分钟。好在这条道路比较宽畅，两旁的建筑也比较整齐，所以客人还满意。后面的一路到达建国门时，发觉长安街不能通行，只好立即调转车头，经北二环绕道进入钓鱼台北门，其时间比戈尔巴乔夫一行迟到了10分钟。
跟着而来的是国宴问题。通常国宴都是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但当时这也成问题。有关方面考虑如大会堂不能举行就改在钓鱼台内举行。但是，限于条件，钓鱼台做不了那么多饭菜，因此还得大会堂做一部分，然后送往钓鱼台。最后，国宴地点待杨尚昆见到戈尔巴乔夫，才决定仍在大会堂。
当时没法走长安街，只好走前门大街，进大会堂的西南门。由于没有走东大门，所以客人在大会堂内就像进了迷宫一样，东拐西绕，才到宴会厅。
按照原定计划，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将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但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围观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只好被迫取消了这一安排。
天安门是世界闻名的建筑物，戈尔巴乔夫夫妇来北京都希望亲睹它的雄姿和风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愿望当时无法实现。
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在大会堂的宴会上曾提出能否到大会堂的楼上从窗户里看一看天安门。但这一请求在当时实在也无法满足。
所以，戈尔巴乔夫夫妇一行虽然到了北京，却没有看到能代表北京的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东西长安街。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此外，日程的变动也苦了中外记者。戈尔巴乔夫访华第一天，设在国际饭店的苏方新闻中心原定晚6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但后来迟迟未能召开，记者们只好找个地方休息，有的干脆在沙发上睡着了。直到深夜1点40分，新闻局长格拉西莫夫才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来晚了。”接着他引用俄国古典作品中描写一对情人相见时说的一句话：“幸福的人相会是不怕晚的。”疲惫的记者一听顿时乐了起来。
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原定下午5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然而，那天整个长安街都堵塞了。
当记者们想方设法或步行或骑车赶到大会堂时，有关方面通知招待会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大家只好各显神通，有的坐三轮，有的雇自行车，有的举着记者证拦车，气喘吁吁地往钓鱼台奔。
虽然有诸多遗憾，但不能否认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仍然是成功的。中苏友谊之树从此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世界舆论给予了中苏这次会谈以高度的评价：
波兰中央电视台说：“冻结了30年的坚冰一旦融化，将产生巨大的激流。”
奥地利舆论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握手，埋葬了中苏间30年之久的敌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继尼克松访华以来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
日本《朝日新闻》说，中苏关系已进入了“对话与协调”的时代。
西德的电视评论说，中苏和解有助于世界和平。
瑞士《新苏黎世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既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机会，也给西方带来了挑战。
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
光阴荏苒，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转眼间悄悄到来，首都北京，已披上金色的秋装。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气候宜人。1970年10月1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同北京40万军民在一起，共同庆祝建国21周年。
上午9时50分，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神采奕奕，健步来到天安门城楼上。
此时，只见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
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上红旗飘扬。
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更显得庄严隆重，气象万千，增加了不少节日气氛。
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广场上的各界军民挥手致意。10时整，大会正式开始，首先举行阅兵式，正当阅兵式进行不久，毛泽东突然回过头来，对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说：“请把斯诺先生请来。”
礼宾司司长急忙找陪同斯诺参加国庆典礼的黄华同志，说明来意，便把斯诺先生引向毛主席身旁。
毛泽东主席一面检阅队伍，一面与斯诺交谈，气氛显得十分融洽。
记者们纷纷用相机摄入毛泽东与斯诺并排站立的镜头。
广场上，群众游行仍在进行着。毛主席、周总理又在城楼休息室接见斯诺夫妇，并作了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毛主席明确地对斯诺说：
“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毛泽东这一句话，不是随口而说，而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表态，有力地打破了中美关系上厚实的坚冰，使中美关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通过斯诺向尼克松发出邀请访问的消息呢？这还要从1969年1月20日讲起。
这一天，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美国一向被视为“反共斗士”，自从他步上政治舞台，一直高唱反共的调子。
他是靠反共起家的，但他毕竟是一位出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有战略眼光。他见美国民主党自1961年执政8年来，顽固推行敌视中国、扩大侵越战争的政策，致使美国的经济陷入困难之中，美国的国内外政策面临重重困难，已步入死胡同，便趁机提出“与中国对话”、“结束越南战争”的竞选口号。
这一口号顺乎美国人心，果然使他赢得301张选票，登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尼克松上任总统、入主白宫后，就冷静地分析国际局势，认为当时世界形成美、苏、中多极力量，美国继续推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无法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抗争，因而提出以实力、伙伴、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对外政策，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1969年1月底，尼克松给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写了这样一个备忘录：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接着，美国开始送出改变对华政策的信息。
两个月后，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逝世，87个国家的总统、首相、特使前来参加葬礼，尼克松把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请进白宫，在二楼的黄色椭圆形会见厅里进行了密谈。
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戴高乐把美国对华新政策的精神转达给中国领导人，戴高乐怀着专注的目光听了尼克松的请求，有军人威严气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对尼克松说：“法国人虽然不喜欢美国人，不过美国仍然是我们的朋友，永远的朋友。我乐意与中国人打交道。”
戴高乐一回到巴黎，就在爱丽舍宫的二楼总统办公室召见刚被任命的法国驻中国大使艾蒂・马纳克，指示他务必把尼克松的信息转述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
马纳克是一个教员出身并很有外交才能的外交官，他对亚洲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有相当的研究。他很快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之中，周恩来当然第一个领会了戴高乐转来的尼克松口信的含义，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知道中美间的关系会很快发生新的变化。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找到了发回信息的机会。
1969年7月16日，广东省公安厅在临近香港的海面上抓到两名侵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广东省公安厅便紧急汇报公安部，说抓到两个美国特务。
公安部领导吃了一惊。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这时刚好睡下不久，又被秘书叫醒，因事件突然，周总理当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负责人开会。
会上有的人提出立刻向美国表示抗议，不准美国借珍宝岛事件混水摸鱼。
周恩来出于对中美关系高度的敏感性，特别重视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变化。”
想到这里，周恩来便严肃地追问：“说那两个美国人是间谍有什么具体证据？”
众人愕然，谁也答不上来。周恩来随即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请公安部指示广东省公安厅立即派得力干部查清真实情况，在未查清之前，不准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便给这两个美国人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对这两个美国人要安排好居住饮食。”
此时，尼克松和助理国务卿基辛格也紧张万分，满怀希望能尽快听到对戴高乐所传口信的回答。而现在却发生了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插曲，感到有些棘手，生怕这一事件影响了两国信息的传递和关系的改善。
原来尼克松总统还决定批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
现在尼克松、基辛格担心此时发表这些决定，会引起中国的误会，于是决定推迟宣布，焦急地等待着中国的声音。
但是，一连几天没有听到中国的愤怒抗议。尼克松便对基辛格说：“这也许是好兆头，好兆头！”
基辛格也若有所思地说：“我同意总统阁下的看法，但愿上帝保佑。”
为了作进一步的试探，尼克松便在7月21日宣布了放宽美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措施。
周恩来看到尼克松的决定，脸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加紧督促查处7月16日两名美国人事件，很快查清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两名美国人是请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不是什么间谍。于是便在7月24日将误入我领海的鲍德温和唐德纳女士无罪释放。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首次进行的微妙的无声对话。这是世界外交史上奇特的一个举动。
此后不久，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环球之行。他首先精心铺设了“叶海亚渠道”。在伊斯兰堡，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总统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格外亲热，他私下请叶海亚向中国领导人传递这样一个口信：“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
叶海亚很乐意帮助尼克松传递这一信息，便让他的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向基辛格介绍中国情况，阿里元帅经常来往于中巴之间，使“叶海亚渠道”保持畅通无阻，他生动的中国情况介绍使基辛格也“获益匪浅”。
随后，尼克松又铺设了“罗马尼亚渠道”。
1969年8月2日，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受到齐奥塞斯库的热烈欢迎。尼克松请主人向中国再次传递和解信息，表示随时可到任何地方去与中国代表会晤。
接到尼克松的这一系列信号，中国稳坐钓鱼船，不冷也不热。仅表示不久的将来可以恢复华沙会谈。
基辛格见中国对美国仍怀有疑虑，决定加快接近中国的速度，以便让中国明白美国是希望同中国对话的。
基辛格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要他告诉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斯托塞尔接受命令，好不容易在波兰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遇到中国译员，斯托塞尔赶紧凑上去搭话。
那时中国正搞“文化大革命”。中国译员一见美国外交官就赶紧躲避瘟疫一样赶快避开。斯托塞尔在后面紧跟不舍，看实在赶不上了，就急中生智大声喊道：“美国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贵大使传达……”
1969年12月11日，中国驻波兰使馆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尔请到中国驻华沙使馆，紧张密谈75分钟。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
这是中国对尼克松一系列信号做出的首次善意的反应。
1970年1月8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将从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布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馆开始。
为准确无误并能引起中国注意，麦克洛斯基首次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意重复了三次。
然而就在这时，美国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美华沙会谈又暂时停止。
基辛格对此焦虑不安，施展外交手腕向中国做出种种姿态。其中包括减少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美国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等。
毛泽东、周恩来对尼克松发出的信号洞察入微。
为了开拓中美关系，中国也准备发出微妙的新信号。
这一信号就是指示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设法请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访华。
斯诺对当时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曾要求访华，但被拒而不纳。因而对中国很有意见。
黄镇把斯诺从瑞士洛桑请到巴黎，老友相见，分外亲热，但斯诺仍怨气冲天，牢骚满腹，说：“遗憾的是中国有些当权者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我有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会看风使舵，随便改变我的看法。”
黄镇没法做出解释，只得回忆1936年斯诺访问第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的往事，讲他作为该军团宣传部部长与斯诺的友谊：“那时，我们把你当‘外国鬼子’，如今，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也被当成‘外国鬼子’了。”
斯诺又说：“我受美国排挤，只能迁居瑞士，直到1960年，我才重新踏上新中国的国土，可是六年之后，我又被拒之门外……”
黄镇大使又表示说：“斯诺先生，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你访华的事情：你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会把你当贵宾的！”
不久，斯诺来到中国访问，1970年10月1日，当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周恩来快步迎上去与斯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斯诺先生，欢迎您！”
斯诺把夫人洛易斯介绍给周恩来，棕色眼睛流露着兴奋的目光问：“我真是第一个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说道。
斯诺听了，激动地回首往日的岁月：“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同我谈话，使我大吃一惊，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周恩来以熟练的外交艺术回敬道：“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今天又登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啊！”
斯诺听了之后，自豪地说：“好啊，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这时，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众人一齐把目光转向他。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上前去，介绍说：“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斯诺，高兴地欢迎：“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说着，毛泽东与斯诺夫妇亲热地握手。
第二天，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地登载了毛泽东与斯诺并排站在天安门检阅台上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了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
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景：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十月天气。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易斯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微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节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反对武装侵略和破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许多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比一九六五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做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
当我们观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很少看到武器。
标语牌一个胜过一个地颂扬着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最为壮观的是，一道山脉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新一环的完成，这条铁路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了起来。全身和半身塑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文化革命或第二次解放的领袖和发动者的形象。这次解放的目的是为了恢复革命的纯洁性，让群众空前广泛地参加到革命中来。
下面的群众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而且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挥手指向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道：“对这些您感觉怎么样？您的感觉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并不满意。在哪方面不满意呢？他还来不及作答，我们的谈话就被新来的人打断了。只是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能重新提出这一问题――那时他很坦白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但是我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用来为毛的语录红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关于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关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关于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美国现在不是也有着一种造反运动吗，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这个运动――他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第十九章 海瑞罢官掀巨澜！主席八见红卫兵
1989年5月15日，中午时分，北京机场。
中苏两国国旗和24面红旗迎风飘扬。仪仗队已排列整齐，记者们各就各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微笑抬头望着远方。中央电视台已播出机场的画面。
一架伊柳辛62喷气式座机轰鸣着降落机场。随后，从跑道的尽头缓缓地滑向停机坪。
中午12时整，系着紫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戈尔巴乔夫相继出现在机舱的门口。他们向下看了一眼，然后，微低着头，脸带笑意，快步走下舷梯。
终于，戈尔巴乔夫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踏上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土地。这一步，跨越了30年的时间，跨越了30年的鸿沟！
杨尚昆主席、彭冲副委员长、田纪云副总理、吴学谦副总理及钱其琛外长和夫人等，等候在舷梯旁欢迎苏联贵宾。在舷梯前那段几米长的红地毯上，戈尔巴乔夫握住杨尚昆伸过来的欢迎之手，上下摇动了几下。
杨尚昆对戈尔巴乔夫说：“您是第一次来中国，热烈欢迎您！”戈尔巴乔夫说：“感谢您，杨尚昆同志。我很早就知道您，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在机场，杨尚昆主持了欢迎仪式。两名少年儿童向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献花。
在杨尚昆陪同下，戈尔巴乔夫登上检阅台。在21响礼炮声中，军乐队高奏苏联国歌和中国国歌。两位国家元首面对东方，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微微颔首，一同向两国国旗致意。
随后，检阅了仪仗队。戈尔巴乔夫居左，杨尚昆居右。他们神情严肃地从仪仗队前走过。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以一定距离始终跟随着两位随从。看得出来，其中一位显然是保卫人员。
欢迎仪式并不长――历时12分钟。随后，戈尔巴乔夫便坐上从莫斯科运来的装有防弹玻璃的轿车，离开机场向北京城内驶来。整个车队由60多辆奔驰、吉尔等组成。车队绕南三环，经六里桥、公主坟，最后进入钓鱼台国宾馆。
相隔30年的“冰冻”时期之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双脚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是的，这是历史性的一步，这是除旧迎新的一步。这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一步。
人们举杯祝贺。优雅的乐曲陪伴着人们愉快地交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上，杨尚昆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当天下午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中，杨尚昆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两国领导人很长时间没有会面了。”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上，杨尚昆发表讲话说：“中苏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在过去的岁月中苏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今天，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世界和中苏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进入了一个维护和平和谋求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今天，中苏两大邻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有利于促进这一世界潮流的发展，符合中苏两国和世界人民的要求和愿望。”
中苏关系经过30年的波折后，到80年代末，两国的国家关系终于又得到了全面恢复。
这是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为标志。
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经过20多年的对峙后，到了1982年3月24日，已经老态龙钟的勃列日涅夫，向中国送出了第一道传情的秋波。这天，他在塔什干的授勋大会上显然是有意识地表示，苏联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不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建议就两国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商定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
3月26日，中国政府做出冷静而又理智的反应，既对其讲话表示欢迎，又明确指出，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同年5月14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时说，中国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虽然中国的反应并不热情，但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引人注目地没有再用“修正主义集团”、“社会帝国主义”这两顶帽子。
苏联方面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微妙的变化，于是，苏共新闻机构对十二大做了一些客观报道，电视台播放了有关镜头，并开始播映介绍中国的系列节目。
1982年10月3日至29日，苏联政府派特使伊利切夫副外长访问中国，同中国特使钱其琛副外长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坦率和有益的磋商。这是两国特使的第一轮磋商，它成为此后定期在两国首都举行中苏会见的开端。
从1982年至1988年，两国共举行了12轮磋商。在这些磋商中，双方对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反复、深入的讨论，表示了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并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和交往。
由副外长级磋商开始，两国利用“葬礼外交”的机会，悄悄提高了交往的级别。1982年11月，苏联举行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中国政府派黄华外长前往莫斯科。16日，会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中断往来20年后两国外长的第一次会见。1984年2月，苏联又举行安德罗波夫葬礼。万里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会见万里及其一行。这是自1969年以来中苏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
1985年3月，苏联又举行契尔年科的葬礼。李鹏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
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李鹏显示了特殊的热情，尤其是李鹏“祝愿你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一语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对苏联称“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久违了。今天开始称“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因此，戈尔巴乔夫于3月14日会见李鹏，重申苏中之间应继续对话，提高对话级别，缩小分歧。
李鹏表示，我们愿意做出努力发展两国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于中苏两个伟大的邻邦、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中苏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中苏关系解冻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中苏关系几乎冻结了20多年后，两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
1982年9月，中苏第一次恢复交流留学生，虽然仅有10名，但它却是双边教育领域交流的新开端。
次年7月，中国对外友协和中苏友协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标志着两国友协恢复往来。
10月，以齐赫文斯基为首的苏联对外友协和苏中友协积极分子旅游团第一次访华。
1984年9月13日，苏联艺术家小组来华演出。这是自1965年以来的第一次。
同年9月21日至22日，吴学谦同葛罗米柯在两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两次会晤，这是两国外长多年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见。
翌年3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两国议会多年来的第一次接触。
这年8月，苏联工会代表团访华。这是20年来工会系统的第一次访问。
这年10月，苏联妇女代表团访华。两国妇女组织恢复交往。
1986年7月，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这是自1953年以来第一次这样的展览会。
9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塔雷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这种级别的访问。
同年12月，苏联工业贸易展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近30年来在中国举办的最大的苏联展览会。参观者达25万多人。
双方在贸易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合作取得了特别明显的进展。双方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并成立了以两国政府副首脑为领导的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委员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开会，讨论具体的合作问题。
双边交流的恢复是令人欣喜的，但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障碍。
1982年3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就明确指出：要使中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必须采取排除三大障碍的实际行动，即：第一，减少和撤退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的驻军；第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第三，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此后，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恢复正常关系必须排除这三个障碍。
由于三个障碍的存在，中苏关系难以有更大突破。显然，排除三个障碍需要有战略家的魄力和勇气。
1985年4月17日，邓小平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可以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
紧接着，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采取了一个重大的行动。然而，这一行动在当年是一条不能发表的新闻。
那是在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正在北京访问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一直被认为是在中苏之间传递信息的“青鸟”。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齐奥塞斯库回答：“这个月（1985年10月下旬）将在索菲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邓小平说：“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齐奥塞斯库答：“好。”
邓小平于是说道：“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齐奥塞斯库表示：“我将转达。”
邓小平又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这段谈话虽然只有100个字，但却传递了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已经做出。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历史进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在场的记者当即请示：“小平同志，此事要不要在报道中反映一下？”
邓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说：“不必了吧。”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一信息。后来在1989年5月北京会晤中，当邓小平提到捎口信一事时，戈尔巴乔夫说道：“我记得这件事。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个很好的促进，你看起来一切都是做得及时的，很好的。”
国内外形势要求戈尔巴乔夫也做出战略性的抉择。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远东地区作了为期7天的考察。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个俗话所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在咫尺的城市”――发表了有关中苏关系的重要讲话：
“我要重申的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边境河流阿穆尔河（黑龙江）被看作是‘水上屏障’……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非常重视彻底裁减亚洲的军队和常规武器……苏联愿意同中国讨论旨在相应地降低陆军水平的具体步骤。”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苏联正同蒙古讨论从蒙古撤出大部分苏军的问题。
这个讲话同样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注意。正如邓小平所说，他从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里看到了“新的内容”。9月2日，邓小平接受华莱士电视采访时说，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从这以后，1987年11月、12月，邓小平、戈尔巴乔夫都再次谈到最高级会晤问题。但一方坚持必须消除三个障碍，一方认为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因而双方立场仍有较大距离。
但在实际上，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联及中国都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1987年1月15日，苏联宣布将从蒙古撤出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其他一些部队；1987年2月，开始了两国边界问题的谈判并取得了进展；1988年5月5日，苏军开始从阿富汗撤退，并在9个月内全部撤完；在柬埔寨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和某些一致意见。
两国关系改善的气氛越来越浓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一年消除了一个障碍。由于中苏两国都在进行改革，因而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语言也逐步增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988年1月15日，苏联国家出版、印刷和书籍发行委员会举行邓小平文集《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公开发行仪式。该书由苏联政治出版社出版。2月25日，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了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赠书仪式。该书中文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88年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讲话时表示，我们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完全正常化，主张使之达到我们两国对世界和平政策的责任相符的水平。我们愿意立即着手准备中苏高级会晤。
10月17日，邓小平会见齐奥塞斯库时说，三年前托你捎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够实现中苏高层会晤。同日，李鹏总理对美国客人说，如果中苏外长会晤取得积极成效，中苏首脑会晤将提到日程上来。
同年12月的第一天，钱其琛外长赴苏联访问。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
这次访问是中苏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开始。双方认为，1989年上半年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是有可能的。中方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
三个月后，1989年2月的第一天，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苏关系史上苏联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中苏最高级会晤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谢瓦尔德纳泽随身带来了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给邓小平主席的一封正式信件，同时向李鹏传达了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问候。
会谈时，两国外长就中苏高级会晤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
钱其琛外长受杨尚昆主席委托，转达了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正式邀请，经过会谈，两国外长就柬埔寨问题达成九点一致看法。田曾佩副外长向记者宣布，消除中苏关系三障碍获实质性进展。
2月4日在上海，邓小平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很好，身着灰色中山装，来到会见厅的门厅迎接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一行。
在会见中，邓小平指出，中苏外长的互访表明中苏已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进展。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正式开始，还是中苏高级会晤，也就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应苏联贵宾的请求，在4本俄文版的《邓小平文选》上一一签名，然后步送客人到门厅，握手告别。
2月5日，正是除夕之夜，苏联外长已先期离华前往巴基斯坦，而双方工作人员还在为一些具体问题彻夜磋商，11时前，苏方得到外长的最后批示。随后，双方完成了最后手续。
终于，当时针指向12点的时候，除旧迎新的爆竹齐鸣，这时，中央电视台打出字幕，向全世界宣布：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将于今年5月15日至1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岁月辞旧迎新，中苏关系也是辞旧迎新。这是多么奇妙的巧合啊！
1989年5月14日上午10点，在莫斯科伏努科沃二号机场，戈尔巴乔夫偕夫人乘坐的专机凌空而起，在其他飞机的陪同下，开始向中国方向飞来。
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后，下榻于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第18号楼。
这座楼接待过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曾在这楼下榻。布什总统也曾在这里重温在北京的美好时光。
这套总统套间每天的租金是4200美元。全部由中国政府负担。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要求，房间里装好了全制式录像机。戈尔巴乔夫的随行人员有300多人，当初布什访华时曾包租了11栋楼房，苏方与布什“攀比”，起初也要包租11栋楼。但毕竟开支太大，后来只好又退掉了几栋楼。中方还给予了一些照顾。
专机未到，轿车先行。戈尔巴乔夫还未出发，他的专用轿车已先运到了北京。这当然并非无谓或奢华之举。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这也同我所承担的职责有关。”
他说：“一次，在纽约联合国讲话之后，我去同里根总统会晤，当我们同我的专用汽车一起摆渡时，响起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电话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打来的，他向我报告了亚美尼亚遭到的悲剧。”
“我们立即商定成立政治局委员会和采取第一批紧急措施。因此，我不论在哪里，我都能同国家的任何一部分、同在国外的苏联人员、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保持联系。”
1989年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
会谈中，邓小平似乎想得更远。他回顾了外国列强过去对中国进行侵略、压迫和掠夺土地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的历程。
当然，回顾历史是为了获得教益。所以，邓小平说：“谈谈历史问题是为了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
他表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就一风吹了。”
他指出，我们这次会晤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面对过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说“我没有我们30年未见过面的感觉”。
在5月17日同中国教育界代表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俄中和后来的苏中关系史给我们留下了庞大、纷纭复杂的遗产。我们主张不在关系史上留下空白点，主张对所有的其中包括最复杂的事件做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对这些“空白点”。戈尔巴乔夫有什么看法呢，在同邓小平会谈时，他表示，“苏方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当然，重要的不是这些“空白点”和谁的责任，所以，戈尔巴乔夫还继续对中国的各界人士们说：“如果从历史的远大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关系，那么，勿庸置疑，积极的因素大大地超过不信任和冲突造成的因素。”
历史的教训会使人痛悔，但这痛悔也是一种教科书。戈尔巴乔夫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了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破坏、恶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遗憾，比建立、巩固和充实这种关系要简单得多。”可见，珍惜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增加巨大的民族和国际财富，使之一代代传下去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个结论是，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方式上的不一致必须持谅解态度。”
邓小平表示，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
李鹏说：“中国愿意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双边关系。”
5月18日，中国和苏联在北京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士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
随着中苏最高级会晤的实现，中苏两党的关系也从1989年5月16日自然恢复。中苏两党的总书记举行了会见，在中苏联合公报中，“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
这种关系既不是六七十年代相互吵架的关系，也不是50年代相互结盟的关系。
人们大概都还记得，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没有同他拥抱，而仅仅是握手。
礼节的规格就是如此。这不是无意识的小事，而是精心安排的规格。而且，这一切都是由邓小平亲自决定的。
因此，中苏之间的第二次握手是历史性的握手，但它并不等同于第一次握手。
而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想到的是：“人类正处在十字路口。实际上，恰恰是在这些年内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能否走上光明之路，能否制止它所面临的威胁，还是说，人类文明将走向末日？”
“显而易见，每个人首先是那些授权领导国家，进行决策的人们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巨大！”
通过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戈尔巴乔夫心中充满着希望；
苏中边界非军事化，使之成为和平友好的界线；
希望充分利用经济协作的可能性；
希望苏中贸易有巨大的增长；
希望加强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
希望交流两国改革的经验；
希望两国积极合作，对解决国际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做出应有的负责。
他说：“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决定不回到50年代的关系上去，但同时也要避免发生六七十年代那种对抗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特别提到了两党的关系。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应当被看作是这次访问的巨大成果。”“我们两党在各自国家中都起着政治先锋队的作用，两党之间保持密切的交往自然会促进整个苏中关系的发展，因为它们是执政党。我们可以在完全自主和平等的基础之上交换党的工作经验，对比双方对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看法。”“我们都关心我们两党之间发展合作。”
总之，戈尔巴乔夫充满着希望，而且这种希望是真诚的。
到了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了，戈尔巴乔夫也下台了。但是，人们不能否认他对改善当时中苏关系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他所充满的希望，也正随着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得到实现。
当戈尔巴乔夫这次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他在机场散发了一份书面讲话。他首先向中国人民转达亲切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然后，他说道：
“我们是在春天来到中国的。这是个大自然苏醒，万象更新的美好时节。世界各国人民都把更新和希望寄托于春天。”
“这与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是第一次前来中国，希望能够直接了解一下这个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具有古老而又独特文化的伟大国家，了解它的人民在40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
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坐在电视摄像机前，向中国观众发表谈话的时候，抒发了心中的感受：
“这些天来，我感觉到，列宁和孙中山播下的种子不仅发了芽，而且这棵友谊之树已经深深地扎了根……这使得我们在这里，在北京这些日子里，尽管很紧张，但感觉很好。”
其实，他不仅感觉到友谊之树的存在，而且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中国人民对他的盛情接待，也正是在为春天里的这棵友谊之树浇水、培土、培植新枝嫩芽。
5月15日，戈尔巴乔夫一行到达北京。下午原计划4点15分杨尚昆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推迟了两小时。晚上，宾主在优雅的乐曲声中举杯共祝中苏友谊的发展。
宴会后，杨尚昆向戈尔巴乔夫夫妇赠送了一对分别印有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头像的彩色肖像刻瓷盘。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天的评价是：“这是美好的一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
5月16日是两国领导人会谈最繁忙的一天。
上午10点开始，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午宴后，戈尔巴乔夫一行驱车返回钓鱼台国宾馆。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李鹏总理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谈。之后，李鹏接受了苏联记者的采坊。下午，两国的总书记也举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友好会见。会见后举行了宴会。
戈尔巴乔夫出国访问时，往往会设法与普通群众接触，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美。一天上午，车子前往白宫途中，突然在路边停下，戈尔巴乔夫走出“吉尔”牌小车子，与路人握手问好寒暄。此举虽然只有两分钟时间，但通过电视向全美国实况转播后，却收到了难以估量的效果。当时有幸与戈尔巴乔夫握过手，或讲过话的人，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激动得连话都变调了。
5月16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北京重演了这一幕。在车队由人民大会堂返回钓鱼台的路上，戈尔巴乔夫把车窗玻璃摇下，探出头向沿途群众招手致意。14时13分左右，当车队行驶到白云路南口白云观附近时，戈尔巴乔夫突然要求车子停下。随即，他走出车子，同路旁的群众打招呼。他说：“我代表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问好。”
周围的群众顿时情绪热烈，高呼“欢迎！欢迎！”戈尔巴乔夫同一些市民握了手，并对大家说：“我和你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紧紧地握了手，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完全正常化了。谢谢你们。”
约500多群众听了他的讲话，热烈鼓掌。
一位女工还给赖莎递过一张卡片。赖莎友好地在上面签了字。
5月17日，是戈尔巴乔夫在华繁忙的第三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他向500多名中国学术界人士发表演说，阐述了他对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的见解，并介绍了苏联的改革。
历时50分钟的演讲结束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中午12时40分，戈尔巴乔夫夫妇在北京市长的陪同下驱车到达八达岭。为了欢迎苏联贵宾，长城游览入口处摆放了数百盆鲜花，城墙上的土黄色古旌旗迎风飘扬。
戈尔巴乔夫夫妇兴致勃勃地登上长城，极目远眺，饱览长城的雄姿和群山起伏的景色。曾为英国女王当过导游的工作人员向戈尔巴乔夫介绍长城的情况。当介绍到长城的防御作用时，戈尔巴乔夫说，长城的整个建筑和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建筑很相似。
当戈尔巴乔夫走到北面塔楼时，热情地同一位中国青年谈话，握手。他说：“我回去要派许多苏联青年来中国访问，也希望中国青年到苏联去看看。”
他还对向他挥手致意的青年说：“青年同志们，我非常理解你们。但是，我要求你们更要理解你们的国家，我希望你们继承你们父兄的光荣传统，把你们国家的改革搞上去。”
他还同中国青年照相合影留念。
当他向中国游客对苏中关系正常化有何看法时，游客们回答说，大家一直盼望这一天，中苏关系正常化很好。
赖莎在长城上还对一位青年说：“长城很伟大，很美。我能登上长城非常高兴，我很愿意同中国人交流。”
戈尔巴乔夫夫妇不仅游览了长城北段，后来又上到南段与游客见面。
当戈尔巴乔夫夫妇手挽手走下长城后，八达岭游览区领导人陈仁向苏联客人赠送了“长城登城证书”。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过证书说：“今天时间很短，只游览了长城的一部分，今后我要组织旅游团来，把长城游遍。”
返回北京城内后，下午，戈尔巴乔夫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在摄像机前对中国观众讲了话，从而与中国亿万人民直接沟通了心灵的渠道。也许是刚游过长城的缘故，他又绝顶巧妙地借长城抒发了心中的感受：
“首先，我应该说，而且所有同我一起游长城的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把人民分隔开来的墙能少些，合作应多一些。这是我要指出的第一点。”
“而总的来说，当你站在这座城墙上，知道它是如何建起来的，什么时候建成的，你就会想到，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历史是多么悠久。我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也会有伟大的前程。”
戈尔巴乔夫曾经收到许多发自中国的信。在北京，驻华使馆也向他转交了许多热情善意和友好的信。人们邀请他到他们居住的城市里去，访问他们的家庭。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示感谢，感谢所有的人，感谢他们所表达的感情。他说：“我热切希望，这种把我们两国人民连结起来，未被时间磨灭或者消弱的悠久传统和友好感情不断加强。”
当晚，戈尔巴乔夫又接着在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举行记者招待会。
面对约500名记者，他侃侃而谈。他谈到了与邓小平的会晤，谈到了双方就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达成的谅解，谈到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谈到了两国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问题，谈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问题，谈到了苏联的改革，还谈到了在中国访问的感受。他说：“我有一个感觉，似乎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过那相互遥远的30年。”
随后，他回答了记者先后提出的25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素来能言善辩，很会演讲，显示了他敏锐的思维能力，杰出的演说才能和机智幽默的风格。
招待会后，戈尔巴乔夫于18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访问。杨尚昆主席到钓鱼台18号楼为贵宾送行。中午到达上海时，戈尔巴乔夫一行受到热烈欢迎。两个少年儿童向戈尔巴乔夫和赖莎献了鲜花。数十名少年儿童手持鲜花，呼喊“热烈欢迎”。时值上海下雨，许多群众自发地冒雨站在戈尔巴乔夫车队经过的道路两旁，向戈尔巴乔夫鼓掌、欢呼。戈尔巴乔夫像在北京一样，还走出专车，同欢迎他的上海市民见面、交谈。
戈尔巴乔夫在上海访问的时间只有5个小时，因此行色匆匆。他参观了位于黄浦江上游的上海闵行经济开发区和属于开发区的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并题词“祝贺开发区取得的成就”。
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上海市有关方面还安排戈尔巴乔夫夫妇到徐汇区向普希金纪念碑献花。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表达了对这位俄罗斯伟大诗人的敬意和对中苏文化交流的赞赏和期望。
在上海西郊宾馆，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江泽民说，中苏两国之间经过许多曲折的岁月，现恢复了正常关系，我们感到高兴。
戈尔巴乔夫感谢上海市人民的热情接待。他说，过去的日子是划时代的日子，苏中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实质和内容，并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来进行工作。
这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他这次中国之行的评价。
戈尔巴乔夫的这次历史性访问无疑是成功的。
当然，他的这次来华访问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
由于当时北京正发生天安门风波，所以，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也受到了本来不应有的干扰。
戈尔巴乔夫到北京的欢迎仪式原定1989年5月15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举行。
但是14日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已非常紧张，所以在14日晚10时只好临时决定，仪式移到机场举行。
这一变动立即带来礼仪、准备、新闻报道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军乐队要去机场、仪仗队要去机场、新闻记者要去机场，事先准备好的摄像、转播设备也要搬去机场。而且这一切还不能露出风声，记者也不能事先通知，以免带来新的麻烦。
因此，有关方面彻夜忙碌，紧急采取应变措施。礼炮等都是在下半夜移到了机场。当时人们的感觉是，几乎一切都乱套了。
细心的电视观众不难发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后，只有舷梯前有一段几米的红地毯，而仪仗队前居然没有红地毯，因此，戈尔巴乔夫只好踩着水泥地检阅仪仗队。
这种尴尬的场面在国事访问活动中是少有的。其原因，就是因为机场没有备用红地毯，而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由于学生的包围而不便取出。无奈，只得勉强应付了。好在杨尚昆主席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按惯例，国家主席一般是不去机场的，所以，戈尔巴乔夫还比较满意。苏方对这一变动表示理解，说重要的是有这个仪式。
出了机场后，按礼宾惯例，国宾车队都应从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经过，然后进入钓鱼台。
但是，当时城内交通堵塞，车队只好兵分两路。快进城时，前面主要人员的车队随即调头，经东郊、南郊、西郊，然后进入钓鱼台。路上共用了50多分钟。好在这条道路比较宽畅，两旁的建筑也比较整齐，所以客人还满意。后面的一路到达建国门时，发觉长安街不能通行，只好立即调转车头，经北二环绕道进入钓鱼台北门，其时间比戈尔巴乔夫一行迟到了10分钟。
跟着而来的是国宴问题。通常国宴都是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但当时这也成问题。有关方面考虑如大会堂不能举行就改在钓鱼台内举行。但是，限于条件，钓鱼台做不了那么多饭菜，因此还得大会堂做一部分，然后送往钓鱼台。最后，国宴地点待杨尚昆见到戈尔巴乔夫，才决定仍在大会堂。
当时没法走长安街，只好走前门大街，进大会堂的西南门。由于没有走东大门，所以客人在大会堂内就像进了迷宫一样，东拐西绕，才到宴会厅。
按照原定计划，5月16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将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但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围观者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只好被迫取消了这一安排。
天安门是世界闻名的建筑物，戈尔巴乔夫夫妇来北京都希望亲睹它的雄姿和风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愿望当时无法实现。
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在大会堂的宴会上曾提出能否到大会堂的楼上从窗户里看一看天安门。但这一请求在当时实在也无法满足。
所以，戈尔巴乔夫夫妇一行虽然到了北京，却没有看到能代表北京的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东西长安街。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此外，日程的变动也苦了中外记者。戈尔巴乔夫访华第一天，设在国际饭店的苏方新闻中心原定晚6时举行记者招待会。但后来迟迟未能召开，记者们只好找个地方休息，有的干脆在沙发上睡着了。直到深夜1点40分，新闻局长格拉西莫夫才姗姗来迟。他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来晚了。”接着他引用俄国古典作品中描写一对情人相见时说的一句话：“幸福的人相会是不怕晚的。”疲惫的记者一听顿时乐了起来。
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原定下午5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然而，那天整个长安街都堵塞了。
当记者们想方设法或步行或骑车赶到大会堂时，有关方面通知招待会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大家只好各显神通，有的坐三轮，有的雇自行车，有的举着记者证拦车，气喘吁吁地往钓鱼台奔。
虽然有诸多遗憾，但不能否认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仍然是成功的。中苏友谊之树从此增添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世界舆论给予了中苏这次会谈以高度的评价：
波兰中央电视台说：“冻结了30年的坚冰一旦融化，将产生巨大的激流。”
奥地利舆论说：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握手，埋葬了中苏间30年之久的敌视”，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继尼克松访华以来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
日本《朝日新闻》说，中苏关系已进入了“对话与协调”的时代。
西德的电视评论说，中苏和解有助于世界和平。
瑞士《新苏黎世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既给世界政治带来了机会，也给西方带来了挑战。
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
光阴荏苒，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秋天转眼间悄悄到来，首都北京，已披上金色的秋装。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气候宜人。1970年10月1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同北京40万军民在一起，共同庆祝建国21周年。
上午9时50分，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神采奕奕，健步来到天安门城楼上。
此时，只见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
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上红旗飘扬。
天安门城楼装饰一新，更显得庄严隆重，气象万千，增加了不少节日气氛。
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广场上的各界军民挥手致意。10时整，大会正式开始，首先举行阅兵式，正当阅兵式进行不久，毛泽东突然回过头来，对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说：“请把斯诺先生请来。”
礼宾司司长急忙找陪同斯诺参加国庆典礼的黄华同志，说明来意，便把斯诺先生引向毛主席身旁。
毛泽东主席一面检阅队伍，一面与斯诺交谈，气氛显得十分融洽。
记者们纷纷用相机摄入毛泽东与斯诺并排站立的镜头。
广场上，群众游行仍在进行着。毛主席、周总理又在城楼休息室接见斯诺夫妇，并作了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毛主席明确地对斯诺说：
“欢迎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毛泽东这一句话，不是随口而说，而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表态，有力地打破了中美关系上厚实的坚冰，使中美关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通过斯诺向尼克松发出邀请访问的消息呢？这还要从1969年1月20日讲起。
这一天，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美国一向被视为“反共斗士”，自从他步上政治舞台，一直高唱反共的调子。
他是靠反共起家的，但他毕竟是一位出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有战略眼光。他见美国民主党自1961年执政8年来，顽固推行敌视中国、扩大侵越战争的政策，致使美国的经济陷入困难之中，美国的国内外政策面临重重困难，已步入死胡同，便趁机提出“与中国对话”、“结束越南战争”的竞选口号。
这一口号顺乎美国人心，果然使他赢得301张选票，登了美国总统的宝座。
尼克松上任总统、入主白宫后，就冷静地分析国际局势，认为当时世界形成美、苏、中多极力量，美国继续推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无法对付苏联咄咄逼人的抗争，因而提出以实力、伙伴、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对外政策，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1969年1月底，尼克松给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写了这样一个备忘录：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接着，美国开始送出改变对华政策的信息。
两个月后，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逝世，87个国家的总统、首相、特使前来参加葬礼，尼克松把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请进白宫，在二楼的黄色椭圆形会见厅里进行了密谈。
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戴高乐把美国对华新政策的精神转达给中国领导人，戴高乐怀着专注的目光听了尼克松的请求，有军人威严气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对尼克松说：“法国人虽然不喜欢美国人，不过美国仍然是我们的朋友，永远的朋友。我乐意与中国人打交道。”
戴高乐一回到巴黎，就在爱丽舍宫的二楼总统办公室召见刚被任命的法国驻中国大使艾蒂・马纳克，指示他务必把尼克松的信息转述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
马纳克是一个教员出身并很有外交才能的外交官，他对亚洲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有相当的研究。他很快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之中，周恩来当然第一个领会了戴高乐转来的尼克松口信的含义，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知道中美间的关系会很快发生新的变化。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找到了发回信息的机会。
1969年7月16日，广东省公安厅在临近香港的海面上抓到两名侵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广东省公安厅便紧急汇报公安部，说抓到两个美国特务。
公安部领导吃了一惊。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这时刚好睡下不久，又被秘书叫醒，因事件突然，周总理当即召集公安部、外交部负责人开会。
会上有的人提出立刻向美国表示抗议，不准美国借珍宝岛事件混水摸鱼。
周恩来出于对中美关系高度的敏感性，特别重视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索尔兹伯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在中苏冲突中，给尼克松一个大好机会――使他能成为像样的历史人物的机会。当然，也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尼克松得下巨大赌注。一旦中美接近，将使世界的政治形势产生结构性变化。”
想到这里，周恩来便严肃地追问：“说那两个美国人是间谍有什么具体证据？”
众人愕然，谁也答不上来。周恩来随即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请公安部指示广东省公安厅立即派得力干部查清真实情况，在未查清之前，不准在报纸上大肆渲染。不要随便给这两个美国人戴上‘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帽子，对这两个美国人要安排好居住饮食。”
此时，尼克松和助理国务卿基辛格也紧张万分，满怀希望能尽快听到对戴高乐所传口信的回答。而现在却发生了两个美国人进入中国领海的插曲，感到有些棘手，生怕这一事件影响了两国信息的传递和关系的改善。
原来尼克松总统还决定批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等六类公民到中国旅行，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100美元的中国货物。
现在尼克松、基辛格担心此时发表这些决定，会引起中国的误会，于是决定推迟宣布，焦急地等待着中国的声音。
但是，一连几天没有听到中国的愤怒抗议。尼克松便对基辛格说：“这也许是好兆头，好兆头！”
基辛格也若有所思地说：“我同意总统阁下的看法，但愿上帝保佑。”
为了作进一步的试探，尼克松便在7月21日宣布了放宽美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措施。
周恩来看到尼克松的决定，脸上露出了会意的笑容，加紧督促查处7月16日两名美国人事件，很快查清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两名美国人是请假来香港旅游的美国大学生，不是什么间谍。于是便在7月24日将误入我领海的鲍德温和唐德纳女士无罪释放。
这是尼克松上台后，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首次进行的微妙的无声对话。这是世界外交史上奇特的一个举动。
此后不久，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环球之行。他首先精心铺设了“叶海亚渠道”。在伊斯兰堡，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总统阿迦・穆罕默德・叶海亚・汗格外亲热，他私下请叶海亚向中国领导人传递这样一个口信：“美国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
叶海亚很乐意帮助尼克松传递这一信息，便让他的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向基辛格介绍中国情况，阿里元帅经常来往于中巴之间，使“叶海亚渠道”保持畅通无阻，他生动的中国情况介绍使基辛格也“获益匪浅”。
随后，尼克松又铺设了“罗马尼亚渠道”。
1969年8月2日，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受到齐奥塞斯库的热烈欢迎。尼克松请主人向中国再次传递和解信息，表示随时可到任何地方去与中国代表会晤。
接到尼克松的这一系列信号，中国稳坐钓鱼船，不冷也不热。仅表示不久的将来可以恢复华沙会谈。
基辛格见中国对美国仍怀有疑虑，决定加快接近中国的速度，以便让中国明白美国是希望同中国对话的。
基辛格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要他告诉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美国准备与中国认真会谈。斯托塞尔接受命令，好不容易在波兰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遇到中国译员，斯托塞尔赶紧凑上去搭话。
那时中国正搞“文化大革命”。中国译员一见美国外交官就赶紧躲避瘟疫一样赶快避开。斯托塞尔在后面紧跟不舍，看实在赶不上了，就急中生智大声喊道：“美国大使有重要信息要向贵大使传达……”
1969年12月11日，中国驻波兰使馆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尔请到中国驻华沙使馆，紧张密谈75分钟。双方同意恢复华沙会谈。
这是中国对尼克松一系列信号做出的首次善意的反应。
1970年1月8日，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将从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布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馆开始。
为准确无误并能引起中国注意，麦克洛斯基首次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意重复了三次。
然而就在这时，美国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中美华沙会谈又暂时停止。
基辛格对此焦虑不安，施展外交手腕向中国做出种种姿态。其中包括减少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美国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等。
毛泽东、周恩来对尼克松发出的信号洞察入微。
为了开拓中美关系，中国也准备发出微妙的新信号。
这一信号就是指示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设法请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访华。
斯诺对当时中国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曾要求访华，但被拒而不纳。因而对中国很有意见。
黄镇把斯诺从瑞士洛桑请到巴黎，老友相见，分外亲热，但斯诺仍怨气冲天，牢骚满腹，说：“遗憾的是中国有些当权者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我有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会看风使舵，随便改变我的看法。”
黄镇没法做出解释，只得回忆1936年斯诺访问第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的往事，讲他作为该军团宣传部部长与斯诺的友谊：“那时，我们把你当‘外国鬼子’，如今，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也被当成‘外国鬼子’了。”
斯诺又说：“我受美国排挤，只能迁居瑞士，直到1960年，我才重新踏上新中国的国土，可是六年之后，我又被拒之门外……”
黄镇大使又表示说：“斯诺先生，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你访华的事情：你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毛主席会把你当贵宾的！”
不久，斯诺来到中国访问，1970年10月1日，当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周恩来快步迎上去与斯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斯诺先生，欢迎您！”
斯诺把夫人洛易斯介绍给周恩来，棕色眼睛流露着兴奋的目光问：“我真是第一个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说道。
斯诺听了，激动地回首往日的岁月：“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同我谈话，使我大吃一惊，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周恩来以熟练的外交艺术回敬道：“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向全世界介绍新中国，今天又登上天安门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啊！”
斯诺听了之后，自豪地说：“好啊，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这时，毛泽东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众人一齐把目光转向他。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上前去，介绍说：“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斯诺，高兴地欢迎：“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说着，毛泽东与斯诺夫妇亲热地握手。
第二天，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地登载了毛泽东与斯诺并排站在天安门检阅台上庆祝国庆典礼的照片，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了含蓄而有深意的信息。
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会见时的情景：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一个理想的十月天气。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易斯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微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躬屈节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泽东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反对武装侵略和破坏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许多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有力。他比一九六五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看上去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做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
当我们观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很少看到武器。
标语牌一个胜过一个地颂扬着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所遵循的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最为壮观的是，一道山脉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新一环的完成，这条铁路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了起来。全身和半身塑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文化革命或第二次解放的领袖和发动者的形象。这次解放的目的是为了恢复革命的纯洁性，让群众空前广泛地参加到革命中来。
下面的群众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迸出了热泪，而且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挥手指向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道：“对这些您感觉怎么样？您的感觉如何？”
毛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是他并不满意。在哪方面不满意呢？他还来不及作答，我们的谈话就被新来的人打断了。只是几个星期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才能重新提出这一问题――那时他很坦白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但是我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心里想的不是人们用来为毛的语录红色的肖像，旗子和花朵。他所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上层建筑的问题，关于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关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和关于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美国现在不是也有着一种造反运动吗，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声明中赞扬了这个运动――他想进一步了解它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见面的。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第十九章 海瑞罢官掀巨澜！主席八见红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