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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不赞成“上海公社”
王洪文正高兴时，不料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了张春桥。
毛泽东时而点着一支烟，习惯地一手握着烟，一手背在身后，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着步。
从此，聂元梓名声大振，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令人目眩的新星。
乱中，“草莽司令”陈阿大击出一拳，又有人击出一拳，接着拳脚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队！”……
80万赤卫队被击溃，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爷拉下马！”
摘桃大师张春桥
这里，我们先要说的是一个小车站发生的并非“小”的事件。
安亭，这个上海远郊的小火车站，平日很少有人提及它，然而，它竟与“一月风暴”这么“伟大”事件联在一起了。
时间：1966年11月9日
事件：卧轨拦车
人物：“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部分成员
起因是这样的：
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密谋要打倒一些地方的“当权派”。而全国第一大城上海，则成了她首选的目标。经过一番策划、筹备，再借助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东风”。在次月，便成立了第一个激进的城市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这个组织是由一些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而组织者则是上海的一些工厂――国棉十七厂、上海玻璃机械厂、八二二厂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谢鹏飞、叶昌明、王洪文等。
工总司的正、副司令为王洪文和郭子坤。说起这正、副司令的来历，却颇有戏剧性的。
那是这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整个上海市的数十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聚在黄浦剧场，商议筹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问题。为了确定各人在总司令部能坐哪把交椅，头头们吵得鸡飞狗跳，最后只得照各人实力排名次。
各厂的头头们争先恐后地报数：“我有18个造反队员”，“俺有一个排”，“咱是38”……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那阵也只有59人。他却异常冷静，故意等别人全报完了，才拍案而起：“我出200人马！”真是掷地有声，众人大哗。
王洪文正高兴时，不料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电机厂的郭子坤从厕所出来。边系裤带边嚷嚷：“老子不多不少正好201个！”王洪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议每人报成分、出身、政治面貌。郭子坤的出身、成分和王洪文不相上下，只是王洪文有那块“中共党员”的金字招牌。这样，王洪文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工总司的正司令。
11月6日下午，17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又聚会，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造上海市委的反”，并且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11月9日，召开数万人的成立大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夺权！”
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工总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持。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请求。并决定对他们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上海市委曾就这一意见还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得到了赞同，张春桥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上海市委的方针。
工总司的请示被上海市委拒绝后，王洪文、郭子坤大为恼火，决定指挥他们的成员乘车北上，找中央领导反映他们的情况。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亲自率领造反队员几千人冲进上海北站，声称北上“告状”。
他们乘的火车奉上海市委命令，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
对此，造反派们恼羞成怒，大吵大叫。当天中午，他们在安亭车站先卧轨，然后又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同时派人向工总司作了解释，恰好《人民日报》11月10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不少工人听从劝说，准备返回上海。
再说此时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听到上海市委的情况汇报后，表示支持上海市委的做法。组长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
第一，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
第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
“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自己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离京前，陈伯达又把致上海工人电的原稿给了他，陶铸也对他再三嘱托不能承认工总司和他们的行动。
张春桥一一点头称是。
11月11日晚，深邃莫测的夜空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一架飞机在黄浦江上空盘旋了半圈，带着尖厉的啸声，徐徐下降。飞机停稳后，从飞机里走出一个中等身材、裹着草绿色军大衣，戴着佩有帽徽的单军帽的人。这个人就是张春桥。
这时，沪宁线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到上海后，张春桥没有按照陈伯达和陶铸说的那样办，而是撇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首先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岁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赫赫有名的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赶来，带着张春桥直接驱车来到安亭现场。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人们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许人？据说，乃康生也。
包炮以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代表的名义来到上海，结识了年仅31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就这样，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出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轿车终于驰到了安亭。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了张春桥。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年轻英俊的王洪文见状，也抢先向前一步，热情洋溢地说：“春桥同志，我们工总司热烈欢迎您！”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刚从南京赶回来的潘国平介绍给了张春桥。
寒暄完毕，他们便坐下来开会。张春桥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亲笔起草的电文原稿，然后答应他们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
王洪文在会上则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早已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使上海成为自己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干脆地支持了王洪文。
会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这天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给江青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1月13日，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会上一致认为：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同时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与从安亭回来的工人座谈时说：“依我个人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是会变颜色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可以存在下去。”
这天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便张贴着这样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内容大致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要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的这一做法来得太突然，上海市委猝不及防，大出所料。为此，他们对张春桥十分不满。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吗？”魏文伯扬了扬手里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张春桥算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
两人正说着，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也来了。三人一商量，决定由陈丕显给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
陈丕显声音洪亮，语言严厉：“伯达同志，春桥作为文革的成员，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随便在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这还要不要国家法律？”陈伯达一时语塞。
张春桥这一手确实不同凡响。陈丕显的电话刚打完，那边中央文革小组的讨论方案便出来了：同意张春桥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只好勉强认可张春桥的处理办法。
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一片青光。在略带刺骨的寒风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难得的翠绿。
丰泽园里，毛泽东的卧室还闪着灯光。
他时而点着一支烟，习惯地一手握着烟，一手背在身后，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着步，时而又望一眼床头边的那份报告。
他深知，“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要想把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光靠现有的力量远远不够，还要把它引向工矿车间，田间地头……
“现在上海的工人阶级开了一个好头，这是一种好现象，应该大力支持。”
他走到“报告”跟前，拿起笔，写道：“同意春桥同志的处理意见。”
然后又在后面补充了一段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后有概念。”
看着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示，张春桥得意地笑了。
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
工总司在张春桥扶植下成立了，它的一切活动也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更加无法无天。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大搞揪斗、炮轰、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迫害，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
把上海搞得“轰轰烈烈”之后，张春桥找了个借口飞回北京，等待时机，准备下手摘“桃子”。
《解放日报》需“消毒”
工总司在安亭事件中旗开得胜，又有后台老板支持，便嚣张起来。今天揪这个，明天斗那个，后天再玩两个女人。对此，上海工人群众义愤填膺。
1966年11月26日，以老工人、党团员、积极分子为基础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成立了。这样，上海就开始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工人组织。
赤卫队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因保卫上海市委，深得市委的支持，公开反对张春桥同工总司签订的五项要求，说五项是大毒草。
赤卫队成立伊始，就同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交上了手。
在1966年11月27日这天，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向上海邮电局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9期，要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即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并投送。
其理由是：《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红卫战报》来“消毒”。红革会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上海市委和报刊发行处的断然拒绝。
红革会勃然大怒。11月30日清晨，红革会强行扣住《解放日报》不让发行。上午，他们又气势汹汹地进驻报社，声称：“不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就不准旧《解放日报》发行。”
红革会的行动，立即得到了王洪文、郭子坤等工总司头头的呼应。
12月2日，工总司的大批造反队员进驻报社，声援红革会。他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很快取代了“红革会”，成为造反的主力。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赤卫队队员也来到报社门前，他们在报社门前示威游行，日夜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解放日报》社门口和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双方处于剑拔弩张之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对此作了批示：“群众组织的报刊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往。”
而江青的特派员，来沪不久的聂元梓则极力煽动：“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一下聂元梓其人其事。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的一个富有家庭。她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夏，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工作，在经济系任副主任，1965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传达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一向好动的聂元梓一边听，一边手不停地揉着曾经患有中风的脸颊，她认为机会来了。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率先向北大党委“闹革命”，6天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从此，聂元梓名声大振，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令人目眩的新星。
聂元梓一帆风顺，很快就得到了江青的赏识。随着斗争的越演越烈，江青感到上海市委问题很严重，仅凭张春桥等人还不行，必须再派“能干”的人，于是她想到了聂元梓。
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驰入上海北站，从软卧里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那女的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到上海后，便很快和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联系上了。她当即提出了“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等口号。
有了“后台”老板的支持，工总司、红革会的造反派胆子就更壮了。
“革”与“保”的拉锯战僵持了十多天。
白热化的高峰期，每天聚在报社内外的人达几十万。这些人时而冲击、时而封锁、切断报社大楼的水源、粮源、电源。
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把韩哲一、王一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揪到报社进行批斗和人身迫害，威胁他们同意《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
迫于形势，上海市委于12月5日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决定”上签字妥协了。工总司又胜利了，赤卫队却被工总司骂为“保皇派”，败下阵来。
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一场武斗，一场血战又开始了。
市委瘫痪了
12月7日，败下阵来的赤卫队、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发表联合声明，不承认上海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签字。12月10日，他们瞅个机会，劫持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使他签字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工总司对赤卫队的做法哪能答应。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
12月14日，工总司等18个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做出决议：上海市委及各级领导必须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准作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
由于曹荻秋迫于无奈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推翻了对赤卫队的承诺，赤卫队也不肯善罢甘休。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在12月24日又签字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12月25日，工总司看赤卫队占了便宜，便来了个针锋相对，也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不得不撤消了对赤卫队的支持。曹荻秋有苦难言，焦头烂额。不支持工总司，就不符合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支持了，又制造群众分裂。
支持谁，都不行，怎么办？曹荻秋左右为难。赤卫队与工总司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12月27日，赤卫队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处理上海问题；另一方面，调人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所在地，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到了28日晚，已有万余名赤卫队员开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
正当赤卫队在康平路上大闹市委时，有人凭着道听途说，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汇报：赤卫队抄了你的家，还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停交通。
张春桥一听就急了，立即慌慌张张打电话回家问是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接了电话，说赤卫队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又叫他的老婆接电话，叽叽咕咕一阵子，就把电话挂了。
天亮后，只听张春桥家里传来大叫大嚷的声音，说赤卫队抄了他们的家，毁了他们家的东西。
“赤卫队砸了张春桥家”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上海市区。再到街上走一走，只见闹市区到处贴满了张春桥家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署名的《声明》。
《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员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责难逃……
这一招确是厉害，因为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明文规定：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工总司冲击赤卫队就是保护中央文革领导，合情合法。
接着，一卡车一卡车的造反队员浩浩荡荡地驰向康平路，潮水般涌向市委……
12月29日，气喘吁吁，面色憔悴的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同赤卫队谈判。与此同时，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率领十几万造反队员，把康平路周围一些街道团团包围起来，并在街上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
当天下午，人在北京心在上海的张春桥又给她老婆打电话，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还说：“我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对赤卫队员要加强政治攻势，瓦解他们，造反队员去的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
张春桥老婆就把张春桥的“指示”告诉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贤。徐景贤又将这一“指示”告诉了“指挥部”。
王洪文一拍大腿，高声说：“有中央首长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于是，“指挥部”的头头们一合计，决定在12月30日凌晨向赤卫队进行冲击。
夜色沉沉，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中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啃着饼干充饥。凌晨2时，两颗信号弹带着刺眼惊心的嫣红划破沉沉夜空。
顿时，康平路附近各街口，出现了带红袖章标有“选反派”的工总司队员，杀气腾腾朝梧桐树方向冲过来。
“赤卫队是保皇队！”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惊天动地，震荡着康平路，摇撼着整个上海滩。
先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人造反队员，围住一个或几个赤卫队队员舌战。接着，有人动手撕扯，有人推拉，双方发生对骂。
乱中，“草莽司令”陈阿大击出一拳，又有人击出一拳，接着拳脚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队！”……
流血了，鲜红的血从赤卫队员的鼻中和口中流了出来。所有的路口都被封锁了，赤卫队孤立无援。
赤卫队开始了突围，在大街上手挽手，排成行，阻挡前冲的人群。一次又一次被冲散，一次又一次汇集，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
敌意与敌意随时都在碰撞，随时都会产生火星。
攒动的队伍中，忽然有人飞起一脚，一名赤卫队队员捂着肚子滚倒在地。打红了眼的陈阿大他们竟指挥队员一个个踩踏着他的身体冲出过去。踏得这位老工人遍体鳞伤，胃大出血，送进医院输了很多血，20多个小时才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
又一伙人冲了过来，为首的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的黄金海。他们个个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弹弓。
赤卫队队员见势不妙，退到市委书记大院内。
黄金海指挥队员从院外架起大弹弓，拉开弓，大小石头如雨点般落下，赤卫队队员东藏西躲，仍然逃不过墙外飞来的“子弹”。有人“哎哟”一声大叫，双手紧紧捂住脸，一P股跌坐在地上。
虽然赤卫队头头们在一遍又一遍地鼓动，但还是寡不敌众。
黄金海冲不进赤卫队死守的大院，便命人抬来一根木头冲撞大门。
“哗”的一声，大门被攻破，工总司队员便高呼口号，挥舞手中的指挥棒冲了进去。赤卫队队员手挽手的防守线，顷刻被冲散。
五个工总司队员把一位赤卫队员逼到了楼边上，三条铁棍，两把弹弓，直逼赤卫队员的胸膛，但工总司队员并没有打下来，只是一次次叫“缴枪不杀……”
冲杀追逐，从这间办公室打到那间办公室，从这个角落追到那边角落。一名工总司队员挥着一根外面包着一层纸的铁棍向赤卫队队员打去。被打的赤卫队队员惨叫倒地。
一名赤卫队队员试图冲出大门。无数石块朝他砸来，砸在他的头上、身上、手上，刚近门口，惨叫一声，当场休克。又一名赤卫队员被棍棒击中头部，双手抱头，在地上打滚。很多人流血了，血与汗混合，把衣服染得斑斑驳驳。
混战最疯狂时，各街道被堵，救护车无法进来救护，伤员的血就这样不止地流。
在喧嚣的，变了调的吼声里，又夹杂着赤卫队队员可怜的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不久，工人造反队就驱逐了赤卫队，占领了市委大院，砸了曹荻秋、陈丕显的家。
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全部“投降”。
7点多钟，近2万名被“俘”的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马路上集中，共缴获战利品――红袖章六大堆。在“战斗”中，共有91名赤卫队员受伤到医院治疗。
12月31日，王洪文神采飞扬地代表工总司发布紧急通知，要各级造反队员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共关押赤卫队主要负责人240余人。
这样，赤卫队就在这场武斗中彻底败下阵来。
这一仗，上海市委瘫痪，垮台了。紧接着，张春桥就在上海开始策划一场夺权、接权、掌权的闹剧，开始攀摘“一月革命”的“胜利”果实。
市长的名字倒着写
市委大楼的警卫战士已成为聋子的耳朵，任何人只要有两条脚，就能往里闯。各个办公室里，乱哄哄地挤满了前来提各种要求的造反者。一些淮北农村出来逃荒要饭的人，在大院的某个旮旯处安家落户，一些从未踏进森严的市委大门的市民也进来巡视一番。
在幽暗惨淡的光线中，一个穿着中式棉袄、戴着大口罩、裹着灰色羊毛围巾的老头，正吃力地一级级登上旋转的楼梯，开电梯的小伙子已成为徐景贤麾下的造反派，他看到老头，鼻孔只“哼”了一声。
没办法，老头只得慢慢地爬楼梯，爬到了四楼，他歇了一歇，穿过几道包着棕色皮革的橡木门，踏进了市委小会议室。这儿悄无一人，他摘下大口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会议室的玻璃被打碎了两块，一月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钻，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哗哗作响，翩翩起舞。
他微驼着背，立在窗前心情沉重地俯视着混浊的黄浦江。他脸色憔悴，目光呆滞，斑白的头发在寒风中拂动。
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冲天而起，成千上万张大字报铺天盖地扑来时，他和大多数中、高级干部一样大为震惊。确切地说，他感到忧虑，甚至害怕。
军阀他不怕，日本鬼子他不怕，蒋介石他也不怕，这回有些害怕，是因为自己政权的基础在反对自己啊！当第一阵冲击波过后，他安慰妻子说：“就算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上海和北京不一样。毛主席经常住上海，文化大革命还在上海发动的呢！”
红革会、工总司冲击《解放日报》，占领市委大院后，他才清醒而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和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格格不入，已和上海的造反大军势不两立。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悄悄地问自己：“自己难道真的错了，真的是资产阶级吗？”
中央文革小组像长空的飓风，造反大军像黄浦江的狂涛，市委则如同一只罗盘失灵的船，有气无力，随波逐流，任凭哗哗的江水不断地灌进一个个破舱，它再也不是在航行，而是在漂流……
张春桥到上海的消息，他是前天才听说的。张春桥、姚文元一不进康平路、二不跟市委打招呼，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位权势赫赫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次回上海来干什么呢？他从北京带给上海的是“抽水机”还是“太平斧”？
他的脑海里又闪过一幅幅这样的画图：
上钢五厂，钢水凝固在炼钢炉里，老工人急得直跺脚……
国棉八厂，织布车间成了幼儿园，纺织女工们和孩子们在捉迷藏……
上港六区，出口货物堆积如山，无人装卸，外国轮船主勒令中国照章赔款……
正当他在胡思乱想时，倏地，一只手落在他的肩头：“老头儿，这儿有管事的人吗？”
他慢慢转过身，冷冷地瞥一眼站着的一男一女。手臂上两块血红的袖章扑入他的眼帘，一股无名之火浮上心头。他不吭一声。
“走！”女的不耐烦地说，“这些市委的官老爷们怕被抓去戴高帽子，躲进老鼠洞了。”老头冷冷一笑，说：“不见得吧。”
男的心头一动。直觉告诉他，这老头有来头，他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他上前一步，面带微笑地说：“老同志，我们有紧急事情。”
“人都到下面的机关、厂矿看大字报了。”老头审视了他俩一眼，换了一种语调问：“什么紧急事情啊？”
“跟你这老头说也没用！”女的嘴撇了一下。
“你也不会长生不老的。”老头挖苦一句，又扭脸对男的说：“小同志，不妨让我这个老头也知道知道，也许还能有点用哟。”
男的望了老头一眼，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来。他想了想，就把包里的一份稿子递给了老头。
老头摸出老花眼镜戴上，嘴角一牵一动念出声来。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二）呼吁在各地造反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等立即回沪，完成1967年生产计划。
（三）……（四）……
老头的声音时而高又时而低，末了，他抬起头，目光温和地看着这对年轻男女，赞赏地说：“好，想不到你们居然抓住了如此重大的问题！”
他又习惯地一字一句读了好几遍，然后站起头来，指着材料说：“谢谢你们，造反派中也有你们这样的。市委当然也没有睡大觉，不过……”他极力掩饰住内心的激动。
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市政府已丧失权威性，以政府名义发此材料难啊！”
他昂起头来，摘下老花眼镜，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我建议你们多联系几家群众组织，将这份材料印出来发下去，你们说话比我灵啊！印刷有困难吗？纸张怎么样？”
“没有难处，也不会来找市委的老爷们了！”女的指了指墙上大字报上画的市委“群丑图”。
“说话客气点嘛！我介绍你们到新华印刷厂。哎，今天，碰上了我这个无用的老头，那就……”他摸出一支英雄钢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郑重地点了点头，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出了会议室。
老头走后，他们把材料翻开，在一块空白处，一行粗大的钢笔字印入眼帘：“同意，立即付印五十万份。”
他俩目瞪口呆，没错，绝对没错，就是他，这个在上海人人知晓，被无数大字报倒写着并又打了叉的名字――市长曹荻秋。
“群英会”，张、姚逞威
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丁香别墅”。
“丁香别墅”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据说当年是清朝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每逢四月春光，便到处星星点点，开满了天蓝色的，淡紫色的，幽雅清淡，馥郁芬芳，故又名“丁香花园”。如今它则显出一派萎谢、荒芜的衰容。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写作组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徐景贤眼看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他，便摇身一变，也开始造反了。
今天是徐景贤倡议的筹建全市造反派联络总站的会议。
“……运动发展到今天，革命造反派只有联合起来，把力量统一起来，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以东道主的身份坐在大桌前讲话。在他的左右是王洪文、郭子坤。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柯仁俊在作记录。
徐景贤是颇有水平的造反者，口才和笔头的功夫都“十分了得”。他口若悬河的雄辩，使听众为之一震。最后他说：“怎么样，各路英雄好汉，表表态吧！”
会议却陷入了沉默。各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运动发展到今天，造反派由“洪水猛兽”翻为“革命左派”，眼下是最得意的时刻，开不完的祝捷庆功会……从《解放日报》《文汇报》接管后，紧跟着的是公安局，如今各条战线接管成风。
80万赤卫队被击溃，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何去何从？人人都意识到将要发生一次大事变，但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明白。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有的人盘算着未来的联盟谁为盟主，自己又能坐哪把交椅；有的人担忧会被吞并收编，只能当小伙计……
几分钟过去了，还是沉默。屋里烟雾腾腾的。柯仁俊站起身，推开了两扇窗户。窗外传来小轿车的喇叭声。有人忽然鼓起掌来。人们都立刻站起身，热烈地拍着手掌。
门口，出现了穿着草绿色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挥着手，走到主席台上坐下。张春桥和姚文元怎么回到上海的？原来，徐景贤有两条热线电话。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跟他联系；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由老婆文静来回传递。
《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使上海市委变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北京，请张春桥“百忙”中回上海来“指导”。
“坐下坐下”徐景贤提高了调门，兴奋地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春桥、文元同志百忙中来看望我们，是对我们上海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支持！当上海的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派来春桥、文元同志，这是我们上海造反派战友的最大幸福！”
人群一下乱起来，有人死命地往前挤。
“请春桥同志指示！”“这姚文元蛮胖的嘛！”
“别闹，听不见！”
张春桥平静地开了口：“我有一个建议，好不好让我们坐下来谈话？不要让康平路那边捞稻草，说造反派就是这个样子。”
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就势儿坐下，有的人还掏出笔记本作记录。人们迫切地希望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中央文革的“号令”。
张春桥摇晃着一根手指头说，“你们经过几次艰苦的战役，打开了局面。康平路的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就瘫了，上海再也不是陈丕显、曹荻秋的上海了！现在，你们都当了司令、头头，上海的事，要由你们说了才算！所以，中央文革让我和文元同志来找你们……”
张春桥的话还没说完，王洪文就站了起来，亮出嗓门喊道：“向春桥同志致敬！”
稍平静了片刻，姚文元眨着眼，插嘴说：“让我们来找你们了解一下上海的情况。”
“大家想些什么，我们可以及时报告毛主席。”张春桥推了推眼镜又说下去，“这两天，中央文革对群众接管报社这种‘创举’有一个说法，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注意了！”不知谁冒了一句。
人群中又有人嚷道：“妈的，公安局门口在打架，一派要冲进去接管，一派不让，究竟怎么回事？难道要我们去看守劳改犯？”
张春桥喝了口水润润嗓子，朝大嚷的人望了一眼，说：“我看冲掉了好！好人冲公安局，是去抓坏人的；坏人冲，就暴露了。同志们呐，不能接管，要夺权，一定要夺权。”
张春桥话锋一转，又说：
“江青同志曾同市委谈过，愿意作他们的参谋，只要他们肯站过来。他们不听，去听什么人的话了？要跟刘、邓路线走下去嘛。他们对中央文革阳奉阴违，施加压力，视造反派为仇敌。我在想，市委不会罢休的，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上海的桃子熟了，我们要伸伸手，跳一跳，把它摘下来！”
“对！”不少人跟着嚷道。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爷拉下马！”
“我想问一个问题。”张春桥竖起一根手指，说“大家能不能把上海市委攻下来？”“能！”造反派们轰然回答。
“好，很好！我和文元同志完全支持你们的观点。”
桃子熟了
1967年1月3日夜。
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办公楼。
一辆从北京大学驰来的轿车，借着夜色，载着三男一女，悄然在报社门前戛然而止。四人下了车，直奔二楼的一间会议室。
不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走了进来。众人一见面，立即“亲热”地握手。
原来这三男一女，分别是从上海来的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和聂元梓。王洪文、聂元梓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老熟人。这陈阿大和廖祖康是干什么的？
王洪文向张、姚介绍道：陈阿大25岁，原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现在是我的小兄弟，工总司常委；廖祖康18岁，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现在是我的秘书。
介绍了两个“保镖”后，王洪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同志，现在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出马了，否则，很难有人压住阵脚！”王洪文夸大其词地汇报。
“是的，我们准备再去上海，如果不去，机会就错过了。”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风暴”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造反宣言《告读者书》，宣告他们已经接管了报纸，要把《文汇报》办成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也被夺权。《文汇报》发表评论说：“这个权夺得好”。“革命，就是要夺权。”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坐着飞机，又一次回到了上海，飞机一降落在上海机场，他们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
他们一住进招待所，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丁香别墅”的徐景贤。
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徐景贤指示道：“一月是关键的一月，对市委也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一席话，使徐景贤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自己手中不光握有笔杆，而且要掌大权。
紧接着，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又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第三天，也就是1月6日，在张、姚的精心策划下，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批斗了市委、市人委的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并把全市几百名高级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宣布3项通令：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转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春桥、姚文元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心声”，竟是张、姚教唆的结果。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了上海滩。
1月8日，张春桥筹建全市性的政治机构。此时，“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说：“火线指挥部，又称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到了1月12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又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紧接着，他又来了一番“谦虚”：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其实，“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大得很。
1月14日，张、姚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的社论，提出：“造反派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统统地从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把权夺过来”的口号。
不久，张春桥就将上海的领导班子拼凑好，并报告了陈伯达。陈伯达点拨他：“毛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
善于投机的张春桥立即明白过来，马上找来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建的机构叫做“上海人民公社”。并把自己在上海的夺权，称为“一月革命”。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正当张春桥、姚文元做着美梦，准备摘上海这个“桃子”时，一场突出其来的“炮打”差一点使他跌入黄浦江。
1月25号，张春桥遭“炮击”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有关红革会的厉害，不少人在《解放日报》事件中领教过。
1月24日夜，兴国招待所的电话声不断，令张春桥、姚文元吃惊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政府！”
“红革会夺走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章。原来，红革会的一帮年轻人，眼看上海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情急之下，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了23颗印章。”
他们认为有了这23颗木头疙瘩，上海“夺权”便宣告成功，于是，这帮幼稚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夺权通告》。
“哼！”当张、姚听到这些消息，鼻孔里发出了不屑一顾的声音。
他们给徐景贤打了个电话，叫他出面处理此事。谁知徐景贤自恃“后台硬”，并不把红革会放在眼里，一见到红革会的头头就威胁道：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徐景贤的话，惹怒了年轻气盛的红革会头头。
1月26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景贤徐老三，再干掉张春桥张老大，姚文元姚老二！
1月27日夜，红革会的小将们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突然把前来谈判的徐景贤“连拖带拉”，塞进一辆吉普车。
红革会的这一举动，立即把张春桥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命令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到红革会总部把徐景贤抢回来。
徐海涛带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像铁桶一般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经过一番折腾，并没有抢回徐景贤。
当徐海涛率领部队离去后，拥有6万之众的红革会小将们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姚文元喷去。他们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小组！”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直落进兴国招待所，把张、姚炸得胆战心惊，如坐针毡。张春桥毕竟有“政治斗争”经验，镇静下来后，他决定和姚文元一同入红革会的“虎穴”。
1月28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云集上海市的“中苏友好大厦”，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气氛热烈，当众人正准备离去时，张、姚各带一名秘书来了。顿时，会场热闹开了，小将们有的打开《毛主席》语录；有的直呼“张春桥”其名，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
小将们如同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吗？”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
从晚上7点，一直斗到凌晨1点，整整6个小时！小将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他们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造反派”，第一次尝到了批斗的滋味。
等张、姚灰溜溜地从红革会那儿溜走后，为了摆脱险境，扫除障碍，使出了浑身解数。29日凌晨，他们向北京的江青紧急呼救……又告诫徐海涛，随时准备镇压游行队伍。与此同时，他们还密见了王洪文，告诉他工总司怎样去对付红革会。
1967年1月30日，上海气温骤降。
红革会在街道两边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8点开始。可是，清晨6点，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标语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游行流产了。与此同时，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也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了徐景贤。
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他们终于转危为安，胜利了。
摘到桃子
终于，张春桥、姚文元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会议宣布，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张春桥还发布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
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最后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百分之百地夺……
从此，上海就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
张春桥在上海摘到“桃子”后，立即将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他在《给毛主席致敬电》中说：
“我们捧着红彤彤的语录，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是您，亲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创精神……”
张春桥满以为这一地方国家机构的名称，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实际上，他们完全想错了。
1967年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北京，先后三次找他们谈话，对“上海人民公社”提出质疑，毛泽东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就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毛泽东又说：“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有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面有党员，有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终究还是有个党嘛！”
为此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这样，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
继上海夺权后，全国很多省、市掀起了夺权热潮。
最先积极响应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负责之一刘格平，在北京经康生面授机宜之后，回太原组织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月22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山西省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第二个起来响应的山东省，带头造反的是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王效禹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胆子呢？原来他有一条内线。
这条内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康生本姓张，是山东诸城县人，他和前妻有一个儿子名叫张小石，“文化大革命”前此人在青岛市任中学校长。
1月19日，王效禹派张小石到北京摸底。康生故意装模作样，由王力、关锋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自己的儿子张小石，让他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得到了康生的旨意，王效禹于1月22日夺了青岛市委的权，接着又率众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
第三个起来响应的是贵州省，为首的是李再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通过写密告信等方式同江青等人挂上了钩。有人支持，就起来造反，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权。
第四个起来响应的是黑龙江省。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了由毛远新为骨干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支持，成立了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夺了黑龙江省委的权。
这四个省加上上海市构成了1967年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在全国造成了全面夺权的形势，使整个神州大地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到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所谓“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了张春桥。
毛泽东时而点着一支烟，习惯地一手握着烟，一手背在身后，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着步。
从此，聂元梓名声大振，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令人目眩的新星。
乱中，“草莽司令”陈阿大击出一拳，又有人击出一拳，接着拳脚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队！”……
80万赤卫队被击溃，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爷拉下马！”
摘桃大师张春桥
这里，我们先要说的是一个小车站发生的并非“小”的事件。
安亭，这个上海远郊的小火车站，平日很少有人提及它，然而，它竟与“一月风暴”这么“伟大”事件联在一起了。
时间：1966年11月9日
事件：卧轨拦车
人物：“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部分成员
起因是这样的：
1966年10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密谋要打倒一些地方的“当权派”。而全国第一大城上海，则成了她首选的目标。经过一番策划、筹备，再借助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东风”。在次月，便成立了第一个激进的城市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这个组织是由一些合同工、临时工组成的，而组织者则是上海的一些工厂――国棉十七厂、上海玻璃机械厂、八二二厂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谢鹏飞、叶昌明、王洪文等。
工总司的正、副司令为王洪文和郭子坤。说起这正、副司令的来历，却颇有戏剧性的。
那是这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整个上海市的数十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聚在黄浦剧场，商议筹建“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问题。为了确定各人在总司令部能坐哪把交椅，头头们吵得鸡飞狗跳，最后只得照各人实力排名次。
各厂的头头们争先恐后地报数：“我有18个造反队员”，“俺有一个排”，“咱是38”……王洪文的国棉十七厂，那阵也只有59人。他却异常冷静，故意等别人全报完了，才拍案而起：“我出200人马！”真是掷地有声，众人大哗。
王洪文正高兴时，不料半路又杀出一个程咬金：电机厂的郭子坤从厕所出来。边系裤带边嚷嚷：“老子不多不少正好201个！”王洪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提议每人报成分、出身、政治面貌。郭子坤的出身、成分和王洪文不相上下，只是王洪文有那块“中共党员”的金字招牌。这样，王洪文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工总司的正司令。
11月6日下午，17个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又聚会，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造上海市委的反”，并且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工总司。11月9日，召开数万人的成立大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夺权！”
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工总司曾派人到上海市委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持。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请求。并决定对他们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上海市委曾就这一意见还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得到了赞同，张春桥当时也表示完全同意上海市委的方针。
工总司的请示被上海市委拒绝后，王洪文、郭子坤大为恼火，决定指挥他们的成员乘车北上，找中央领导反映他们的情况。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亲自率领造反队员几千人冲进上海北站，声称北上“告状”。
他们乘的火车奉上海市委命令，停在上海附近的安亭车站。
对此，造反派们恼羞成怒，大吵大叫。当天中午，他们在安亭车站先卧轨，然后又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情况，同时派人向工总司作了解释，恰好《人民日报》11月10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不少工人听从劝说，准备返回上海。
再说此时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听到上海市委的情况汇报后，表示支持上海市委的做法。组长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
第一，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
第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
“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自己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
张春桥离京前，陈伯达又把致上海工人电的原稿给了他，陶铸也对他再三嘱托不能承认工总司和他们的行动。
张春桥一一点头称是。
11月11日晚，深邃莫测的夜空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一架飞机在黄浦江上空盘旋了半圈，带着尖厉的啸声，徐徐下降。飞机停稳后，从飞机里走出一个中等身材、裹着草绿色军大衣，戴着佩有帽徽的单军帽的人。这个人就是张春桥。
这时，沪宁线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到上海后，张春桥没有按照陈伯达和陶铸说的那样办，而是撇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首先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岁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赫赫有名的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立即赶来，带着张春桥直接驱车来到安亭现场。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人们才获知那位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许人？据说，乃康生也。
包炮以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代表的名义来到上海，结识了年仅31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就这样，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出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轿车终于驰到了安亭。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了张春桥。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年轻英俊的王洪文见状，也抢先向前一步，热情洋溢地说：“春桥同志，我们工总司热烈欢迎您！”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刚从南京赶回来的潘国平介绍给了张春桥。
寒暄完毕，他们便坐下来开会。张春桥向他们出示了陈伯达亲笔起草的电文原稿，然后答应他们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
王洪文在会上则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早已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使上海成为自己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干脆地支持了王洪文。
会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这天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给江青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1月13日，张春桥参加了上海市委常委会，会上一致认为：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同时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与从安亭回来的工人座谈时说：“依我个人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是会变颜色的。”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可以存在下去。”
这天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便张贴着这样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内容大致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北上北京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完全负责。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要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的这一做法来得太突然，上海市委猝不及防，大出所料。为此，他们对张春桥十分不满。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家门。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吗？”魏文伯扬了扬手里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张春桥算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力，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
两人正说着，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也来了。三人一商量，决定由陈丕显给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
陈丕显声音洪亮，语言严厉：“伯达同志，春桥作为文革的成员，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随便在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这还要不要国家法律？”陈伯达一时语塞。
张春桥这一手确实不同凡响。陈丕显的电话刚打完，那边中央文革小组的讨论方案便出来了：同意张春桥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只好勉强认可张春桥的处理办法。
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一片青光。在略带刺骨的寒风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难得的翠绿。
丰泽园里，毛泽东的卧室还闪着灯光。
他时而点着一支烟，习惯地一手握着烟，一手背在身后，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着步，时而又望一眼床头边的那份报告。
他深知，“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要想把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光靠现有的力量远远不够，还要把它引向工矿车间，田间地头……
“现在上海的工人阶级开了一个好头，这是一种好现象，应该大力支持。”
他走到“报告”跟前，拿起笔，写道：“同意春桥同志的处理意见。”
然后又在后面补充了一段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后有概念。”
看着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示，张春桥得意地笑了。
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
工总司在张春桥扶植下成立了，它的一切活动也披上了合法化外衣，更加无法无天。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的成立。这些组织大搞揪斗、炮轰、游行、集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和迫害，上海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起来。
把上海搞得“轰轰烈烈”之后，张春桥找了个借口飞回北京，等待时机，准备下手摘“桃子”。
《解放日报》需“消毒”
工总司在安亭事件中旗开得胜，又有后台老板支持，便嚣张起来。今天揪这个，明天斗那个，后天再玩两个女人。对此，上海工人群众义愤填膺。
1966年11月26日，以老工人、党团员、积极分子为基础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成立了。这样，上海就开始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工人组织。
赤卫队成立以后，发展迅猛，号称80万人。他们这一派因保卫上海市委，深得市委的支持，公开反对张春桥同工总司签订的五项要求，说五项是大毒草。
赤卫队成立伊始，就同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交上了手。
在1966年11月27日这天，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向上海邮电局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9期，要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即把《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一并投送。
其理由是：《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红卫战报》来“消毒”。红革会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上海市委和报刊发行处的断然拒绝。
红革会勃然大怒。11月30日清晨，红革会强行扣住《解放日报》不让发行。上午，他们又气势汹汹地进驻报社，声称：“不把《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就不准旧《解放日报》发行。”
红革会的行动，立即得到了王洪文、郭子坤等工总司头头的呼应。
12月2日，工总司的大批造反队员进驻报社，声援红革会。他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很快取代了“红革会”，成为造反的主力。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赤卫队队员也来到报社门前，他们在报社门前示威游行，日夜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党――报！”《解放日报》社门口和周围被围得水泄不通。双方处于剑拔弩张之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对此作了批示：“群众组织的报刊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往。”
而江青的特派员，来沪不久的聂元梓则极力煽动：“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一下聂元梓其人其事。
聂元梓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的一个富有家庭。她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夏，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工作，在经济系任副主任，1965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0日，北京大学党委传达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一向好动的聂元梓一边听，一边手不停地揉着曾经患有中风的脸颊，她认为机会来了。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率先向北大党委“闹革命”，6天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了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从此，聂元梓名声大振，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颗令人目眩的新星。
聂元梓一帆风顺，很快就得到了江青的赏识。随着斗争的越演越烈，江青感到上海市委问题很严重，仅凭张春桥等人还不行，必须再派“能干”的人，于是她想到了聂元梓。
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别快车，驰入上海北站，从软卧里走下一男一女，都戴着雪白的大口罩，披着绿色军大衣。那女的便是聂元梓。
聂元梓到上海后，便很快和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联系上了。她当即提出了“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等口号。
有了“后台”老板的支持，工总司、红革会的造反派胆子就更壮了。
“革”与“保”的拉锯战僵持了十多天。
白热化的高峰期，每天聚在报社内外的人达几十万。这些人时而冲击、时而封锁、切断报社大楼的水源、粮源、电源。
造反派的头头们还把韩哲一、王一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揪到报社进行批斗和人身迫害，威胁他们同意《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
迫于形势，上海市委于12月5日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决定”上签字妥协了。工总司又胜利了，赤卫队却被工总司骂为“保皇派”，败下阵来。
事情到此，并没有了结，一场武斗，一场血战又开始了。
市委瘫痪了
12月7日，败下阵来的赤卫队、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发表联合声明，不承认上海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签字。12月10日，他们瞅个机会，劫持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使他签字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工总司对赤卫队的做法哪能答应。
12月11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庆祝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的胜利。在这次大会上，曹荻秋等人被迫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
12月14日，工总司等18个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做出决议：上海市委及各级领导必须在行动上完全支持革命造反派，没有革命造反派的批准，曹荻秋和各级领导干部一律不准作检查，也不准将检查材料交给任何人。
由于曹荻秋迫于无奈公开表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推翻了对赤卫队的承诺，赤卫队也不肯善罢甘休。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在12月24日又签字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12月25日，工总司看赤卫队占了便宜，便来了个针锋相对，也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曹荻秋在大会上又不得不撤消了对赤卫队的支持。曹荻秋有苦难言，焦头烂额。不支持工总司，就不符合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支持了，又制造群众分裂。
支持谁，都不行，怎么办？曹荻秋左右为难。赤卫队与工总司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12月27日，赤卫队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给中共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处理上海问题；另一方面，调人包围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所在地，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到了28日晚，已有万余名赤卫队员开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地点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
正当赤卫队在康平路上大闹市委时，有人凭着道听途说，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汇报：赤卫队抄了你的家，还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电、停交通。
张春桥一听就急了，立即慌慌张张打电话回家问是怎么回事。他的大女儿接了电话，说赤卫队没有抄我们的家。
张春桥又叫他的老婆接电话，叽叽咕咕一阵子，就把电话挂了。
天亮后，只听张春桥家里传来大叫大嚷的声音，说赤卫队抄了他们的家，毁了他们家的东西。
“赤卫队砸了张春桥家”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上海市区。再到街上走一走，只见闹市区到处贴满了张春桥家被砸的照片和张春桥妻子署名的《声明》。
《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员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责难逃……
这一招确是厉害，因为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明文规定：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工总司冲击赤卫队就是保护中央文革领导，合情合法。
接着，一卡车一卡车的造反队员浩浩荡荡地驰向康平路，潮水般涌向市委……
12月29日，气喘吁吁，面色憔悴的曹荻秋来到康平路，同赤卫队谈判。与此同时，工总司总司令王洪文率领十几万造反队员，把康平路周围一些街道团团包围起来，并在街上饭店设立了“火线指挥部”。
当天下午，人在北京心在上海的张春桥又给她老婆打电话，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还说：“我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对赤卫队员要加强政治攻势，瓦解他们，造反队员去的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
张春桥老婆就把张春桥的“指示”告诉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贤。徐景贤又将这一“指示”告诉了“指挥部”。
王洪文一拍大腿，高声说：“有中央首长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于是，“指挥部”的头头们一合计，决定在12月30日凌晨向赤卫队进行冲击。
夜色沉沉，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中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啃着饼干充饥。凌晨2时，两颗信号弹带着刺眼惊心的嫣红划破沉沉夜空。
顿时，康平路附近各街口，出现了带红袖章标有“选反派”的工总司队员，杀气腾腾朝梧桐树方向冲过来。
“赤卫队是保皇队！”
“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惊天动地，震荡着康平路，摇撼着整个上海滩。
先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人造反队员，围住一个或几个赤卫队队员舌战。接着，有人动手撕扯，有人推拉，双方发生对骂。
乱中，“草莽司令”陈阿大击出一拳，又有人击出一拳，接着拳脚相加，高叫“打倒保皇队！”……
流血了，鲜红的血从赤卫队员的鼻中和口中流了出来。所有的路口都被封锁了，赤卫队孤立无援。
赤卫队开始了突围，在大街上手挽手，排成行，阻挡前冲的人群。一次又一次被冲散，一次又一次汇集，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
敌意与敌意随时都在碰撞，随时都会产生火星。
攒动的队伍中，忽然有人飞起一脚，一名赤卫队队员捂着肚子滚倒在地。打红了眼的陈阿大他们竟指挥队员一个个踩踏着他的身体冲出过去。踏得这位老工人遍体鳞伤，胃大出血，送进医院输了很多血，20多个小时才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
又一伙人冲了过来，为首的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的黄金海。他们个个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弹弓。
赤卫队队员见势不妙，退到市委书记大院内。
黄金海指挥队员从院外架起大弹弓，拉开弓，大小石头如雨点般落下，赤卫队队员东藏西躲，仍然逃不过墙外飞来的“子弹”。有人“哎哟”一声大叫，双手紧紧捂住脸，一P股跌坐在地上。
虽然赤卫队头头们在一遍又一遍地鼓动，但还是寡不敌众。
黄金海冲不进赤卫队死守的大院，便命人抬来一根木头冲撞大门。
“哗”的一声，大门被攻破，工总司队员便高呼口号，挥舞手中的指挥棒冲了进去。赤卫队队员手挽手的防守线，顷刻被冲散。
五个工总司队员把一位赤卫队员逼到了楼边上，三条铁棍，两把弹弓，直逼赤卫队员的胸膛，但工总司队员并没有打下来，只是一次次叫“缴枪不杀……”
冲杀追逐，从这间办公室打到那间办公室，从这个角落追到那边角落。一名工总司队员挥着一根外面包着一层纸的铁棍向赤卫队队员打去。被打的赤卫队队员惨叫倒地。
一名赤卫队队员试图冲出大门。无数石块朝他砸来，砸在他的头上、身上、手上，刚近门口，惨叫一声，当场休克。又一名赤卫队员被棍棒击中头部，双手抱头，在地上打滚。很多人流血了，血与汗混合，把衣服染得斑斑驳驳。
混战最疯狂时，各街道被堵，救护车无法进来救护，伤员的血就这样不止地流。
在喧嚣的，变了调的吼声里，又夹杂着赤卫队队员可怜的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不久，工人造反队就驱逐了赤卫队，占领了市委大院，砸了曹荻秋、陈丕显的家。
到6点多钟，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院内的赤卫队全部“投降”。
7点多钟，近2万名被“俘”的赤卫队员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马路上集中，共缴获战利品――红袖章六大堆。在“战斗”中，共有91名赤卫队员受伤到医院治疗。
12月31日，王洪文神采飞扬地代表工总司发布紧急通知，要各级造反队员把赤卫队的负责人统统抓起来，把各工厂企业的赤卫队的负责人也抓起来。共关押赤卫队主要负责人240余人。
这样，赤卫队就在这场武斗中彻底败下阵来。
这一仗，上海市委瘫痪，垮台了。紧接着，张春桥就在上海开始策划一场夺权、接权、掌权的闹剧，开始攀摘“一月革命”的“胜利”果实。
市长的名字倒着写
市委大楼的警卫战士已成为聋子的耳朵，任何人只要有两条脚，就能往里闯。各个办公室里，乱哄哄地挤满了前来提各种要求的造反者。一些淮北农村出来逃荒要饭的人，在大院的某个旮旯处安家落户，一些从未踏进森严的市委大门的市民也进来巡视一番。
在幽暗惨淡的光线中，一个穿着中式棉袄、戴着大口罩、裹着灰色羊毛围巾的老头，正吃力地一级级登上旋转的楼梯，开电梯的小伙子已成为徐景贤麾下的造反派，他看到老头，鼻孔只“哼”了一声。
没办法，老头只得慢慢地爬楼梯，爬到了四楼，他歇了一歇，穿过几道包着棕色皮革的橡木门，踏进了市委小会议室。这儿悄无一人，他摘下大口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会议室的玻璃被打碎了两块，一月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钻，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哗哗作响，翩翩起舞。
他微驼着背，立在窗前心情沉重地俯视着混浊的黄浦江。他脸色憔悴，目光呆滞，斑白的头发在寒风中拂动。
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声号炮冲天而起，成千上万张大字报铺天盖地扑来时，他和大多数中、高级干部一样大为震惊。确切地说，他感到忧虑，甚至害怕。
军阀他不怕，日本鬼子他不怕，蒋介石他也不怕，这回有些害怕，是因为自己政权的基础在反对自己啊！当第一阵冲击波过后，他安慰妻子说：“就算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们上海和北京不一样。毛主席经常住上海，文化大革命还在上海发动的呢！”
红革会、工总司冲击《解放日报》，占领市委大院后，他才清醒而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和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格格不入，已和上海的造反大军势不两立。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悄悄地问自己：“自己难道真的错了，真的是资产阶级吗？”
中央文革小组像长空的飓风，造反大军像黄浦江的狂涛，市委则如同一只罗盘失灵的船，有气无力，随波逐流，任凭哗哗的江水不断地灌进一个个破舱，它再也不是在航行，而是在漂流……
张春桥到上海的消息，他是前天才听说的。张春桥、姚文元一不进康平路、二不跟市委打招呼，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位权势赫赫的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次回上海来干什么呢？他从北京带给上海的是“抽水机”还是“太平斧”？
他的脑海里又闪过一幅幅这样的画图：
上钢五厂，钢水凝固在炼钢炉里，老工人急得直跺脚……
国棉八厂，织布车间成了幼儿园，纺织女工们和孩子们在捉迷藏……
上港六区，出口货物堆积如山，无人装卸，外国轮船主勒令中国照章赔款……
正当他在胡思乱想时，倏地，一只手落在他的肩头：“老头儿，这儿有管事的人吗？”
他慢慢转过身，冷冷地瞥一眼站着的一男一女。手臂上两块血红的袖章扑入他的眼帘，一股无名之火浮上心头。他不吭一声。
“走！”女的不耐烦地说，“这些市委的官老爷们怕被抓去戴高帽子，躲进老鼠洞了。”老头冷冷一笑，说：“不见得吧。”
男的心头一动。直觉告诉他，这老头有来头，他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他上前一步，面带微笑地说：“老同志，我们有紧急事情。”
“人都到下面的机关、厂矿看大字报了。”老头审视了他俩一眼，换了一种语调问：“什么紧急事情啊？”
“跟你这老头说也没用！”女的嘴撇了一下。
“你也不会长生不老的。”老头挖苦一句，又扭脸对男的说：“小同志，不妨让我这个老头也知道知道，也许还能有点用哟。”
男的望了老头一眼，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来。他想了想，就把包里的一份稿子递给了老头。
老头摸出老花眼镜戴上，嘴角一牵一动念出声来。
（一）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二）呼吁在各地造反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等立即回沪，完成1967年生产计划。
（三）……（四）……
老头的声音时而高又时而低，末了，他抬起头，目光温和地看着这对年轻男女，赞赏地说：“好，想不到你们居然抓住了如此重大的问题！”
他又习惯地一字一句读了好几遍，然后站起头来，指着材料说：“谢谢你们，造反派中也有你们这样的。市委当然也没有睡大觉，不过……”他极力掩饰住内心的激动。
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市政府已丧失权威性，以政府名义发此材料难啊！”
他昂起头来，摘下老花眼镜，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我建议你们多联系几家群众组织，将这份材料印出来发下去，你们说话比我灵啊！印刷有困难吗？纸张怎么样？”
“没有难处，也不会来找市委的老爷们了！”女的指了指墙上大字报上画的市委“群丑图”。
“说话客气点嘛！我介绍你们到新华印刷厂。哎，今天，碰上了我这个无用的老头，那就……”他摸出一支英雄钢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郑重地点了点头，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出了会议室。
老头走后，他们把材料翻开，在一块空白处，一行粗大的钢笔字印入眼帘：“同意，立即付印五十万份。”
他俩目瞪口呆，没错，绝对没错，就是他，这个在上海人人知晓，被无数大字报倒写着并又打了叉的名字――市长曹荻秋。
“群英会”，张、姚逞威
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丁香别墅”。
“丁香别墅”位于上海静安寺与徐家汇之间，这是一座不对外开放的花园，一道波浪起伏的围墙巧妙地砌成长龙卧地的形状，名叫“卧龙壁”。据说当年是清朝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植许多丁香，每逢四月春光，便到处星星点点，开满了天蓝色的，淡紫色的，幽雅清淡，馥郁芬芳，故又名“丁香花园”。如今它则显出一派萎谢、荒芜的衰容。
就在丁香花园旁边，有一幢小洋楼，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所在地。写作组的负责人，便是徐景贤。
徐景贤眼看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善于随机应变的他，便摇身一变，也开始造反了。
今天是徐景贤倡议的筹建全市造反派联络总站的会议。
“……运动发展到今天，革命造反派只有联合起来，把力量统一起来，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以东道主的身份坐在大桌前讲话。在他的左右是王洪文、郭子坤。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柯仁俊在作记录。
徐景贤是颇有水平的造反者，口才和笔头的功夫都“十分了得”。他口若悬河的雄辩，使听众为之一震。最后他说：“怎么样，各路英雄好汉，表表态吧！”
会议却陷入了沉默。各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运动发展到今天，造反派由“洪水猛兽”翻为“革命左派”，眼下是最得意的时刻，开不完的祝捷庆功会……从《解放日报》《文汇报》接管后，紧跟着的是公安局，如今各条战线接管成风。
80万赤卫队被击溃，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何去何从？人人都意识到将要发生一次大事变，但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明白。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有的人盘算着未来的联盟谁为盟主，自己又能坐哪把交椅；有的人担忧会被吞并收编，只能当小伙计……
几分钟过去了，还是沉默。屋里烟雾腾腾的。柯仁俊站起身，推开了两扇窗户。窗外传来小轿车的喇叭声。有人忽然鼓起掌来。人们都立刻站起身，热烈地拍着手掌。
门口，出现了穿着草绿色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挥着手，走到主席台上坐下。张春桥和姚文元怎么回到上海的？原来，徐景贤有两条热线电话。明里，姚文元从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跟他联系；暗里，张春桥挂电话到上海康平路家中，由老婆文静来回传递。
《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使上海市委变得岌岌可危了，徐景贤已经意识到，张、姚取代陈、曹一统上海，是大势所趋了。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北京，请张春桥“百忙”中回上海来“指导”。
“坐下坐下”徐景贤提高了调门，兴奋地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春桥、文元同志百忙中来看望我们，是对我们上海造反派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支持！当上海的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派来春桥、文元同志，这是我们上海造反派战友的最大幸福！”
人群一下乱起来，有人死命地往前挤。
“请春桥同志指示！”“这姚文元蛮胖的嘛！”
“别闹，听不见！”
张春桥平静地开了口：“我有一个建议，好不好让我们坐下来谈话？不要让康平路那边捞稻草，说造反派就是这个样子。”
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人们就势儿坐下，有的人还掏出笔记本作记录。人们迫切地希望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中央文革的“号令”。
张春桥摇晃着一根手指头说，“你们经过几次艰苦的战役，打开了局面。康平路的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就瘫了，上海再也不是陈丕显、曹荻秋的上海了！现在，你们都当了司令、头头，上海的事，要由你们说了才算！所以，中央文革让我和文元同志来找你们……”
张春桥的话还没说完，王洪文就站了起来，亮出嗓门喊道：“向春桥同志致敬！”
稍平静了片刻，姚文元眨着眼，插嘴说：“让我们来找你们了解一下上海的情况。”
“大家想些什么，我们可以及时报告毛主席。”张春桥推了推眼镜又说下去，“这两天，中央文革对群众接管报社这种‘创举’有一个说法，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注意了！”不知谁冒了一句。
人群中又有人嚷道：“妈的，公安局门口在打架，一派要冲进去接管，一派不让，究竟怎么回事？难道要我们去看守劳改犯？”
张春桥喝了口水润润嗓子，朝大嚷的人望了一眼，说：“我看冲掉了好！好人冲公安局，是去抓坏人的；坏人冲，就暴露了。同志们呐，不能接管，要夺权，一定要夺权。”
张春桥话锋一转，又说：
“江青同志曾同市委谈过，愿意作他们的参谋，只要他们肯站过来。他们不听，去听什么人的话了？要跟刘、邓路线走下去嘛。他们对中央文革阳奉阴违，施加压力，视造反派为仇敌。我在想，市委不会罢休的，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上海的桃子熟了，我们要伸伸手，跳一跳，把它摘下来！”
“对！”不少人跟着嚷道。
郭子坤一捶桌子：“娘的，把市委老爷拉下马！”
“我想问一个问题。”张春桥竖起一根手指，说“大家能不能把上海市委攻下来？”“能！”造反派们轰然回答。
“好，很好！我和文元同志完全支持你们的观点。”
桃子熟了
1967年1月3日夜。
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办公楼。
一辆从北京大学驰来的轿车，借着夜色，载着三男一女，悄然在报社门前戛然而止。四人下了车，直奔二楼的一间会议室。
不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走了进来。众人一见面，立即“亲热”地握手。
原来这三男一女，分别是从上海来的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和聂元梓。王洪文、聂元梓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老熟人。这陈阿大和廖祖康是干什么的？
王洪文向张、姚介绍道：陈阿大25岁，原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现在是我的小兄弟，工总司常委；廖祖康18岁，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现在是我的秘书。
介绍了两个“保镖”后，王洪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同志，现在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出马了，否则，很难有人压住阵脚！”王洪文夸大其词地汇报。
“是的，我们准备再去上海，如果不去，机会就错过了。”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风暴”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翌日，出现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文汇报》突然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造反宣言《告读者书》，宣告他们已经接管了报纸，要把《文汇报》办成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
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也被夺权。《文汇报》发表评论说：“这个权夺得好”。“革命，就是要夺权。”
就在《文汇报》撒向四面八方之际，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坐着飞机，又一次回到了上海，飞机一降落在上海机场，他们就钻进轿车，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
他们一住进招待所，头一桩事情便是打电话给“丁香别墅”的徐景贤。
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徐景贤指示道：“一月是关键的一月，对市委也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陈、曹的垮台，已经是大势所趋，我们这次回到上海，目的就是在推倒陈、曹之后，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张春桥的一席话，使徐景贤陷入无限的兴奋之中，“工作班子”，意味着自己手中不光握有笔杆，而且要掌大权。
紧接着，第二天，张春桥、姚文元又与王洪文、潘国平密谈，给工总司布置了“任务”。
第三天，也就是1月6日，在张、姚的精心策划下，由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联合召开了十万人大会。批斗了市委、市人委的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并把全市几百名高级干部揪到会场陪斗。
大会宣布3项通令：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大会通过电视向全市转播。徐景贤和王洪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长篇讲话，而“主角”并未出场――张春桥、姚文元躲在兴国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电视……
大会结束后，上海外滩的一幢十几层大楼上，出现四条从顶至底的红色巨幅标语，据说是反映了上海人民的“心声”。上海，一下子为之轰动了。这四幅标语是：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欢迎张春桥同志当上海市市长！
欢迎姚文元同志当上海市副市长！
这四条大标语挂出之后，上海人为之瞠目结舌：张春桥、姚文元什么时候已经成了上海的“总管”？不然，怎么来个“欢迎”呢？
原来，那大标语是工总司挂的，而标语字句都是徐景贤拟的；所谓“上海人民心声”，竟是张、姚教唆的结果。
四条大标语一下子传遍了上海滩。
1月8日，张春桥筹建全市性的政治机构。此时，“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张春桥说：“火线指挥部，又称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
到了1月12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万众“鼓噪”声中，又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走到话筒前，一口气讲了好多个“们”，好多个“革命”。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紧接着，他又来了一番“谦虚”：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其实，“小学生”虽“小”，口气却大得很。
1月14日，张、姚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的社论，提出：“造反派要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统统地从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把权夺过来”的口号。
不久，张春桥就将上海的领导班子拼凑好，并报告了陈伯达。陈伯达点拨他：“毛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
善于投机的张春桥立即明白过来，马上找来十多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座谈，提议把新建的机构叫做“上海人民公社”。并把自己在上海的夺权，称为“一月革命”。
张春桥自己宣布对自己的任命：
“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正当张春桥、姚文元做着美梦，准备摘上海这个“桃子”时，一场突出其来的“炮打”差一点使他跌入黄浦江。
1月25号，张春桥遭“炮击”
在上海的红卫兵之中，全市性的组织有四个：红上司、红三司、炮司和红革会。其中红革会的名声最大，力量最强。它的核心是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有关红革会的厉害，不少人在《解放日报》事件中领教过。
1月24日夜，兴国招待所的电话声不断，令张春桥、姚文元吃惊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委！”
“红革会袭击上海市政府！”
“红革会夺走党政机关的23颗大印章。原来，红革会的一帮年轻人，眼看上海大权就要落到张、姚手中，情急之下，便来个先下手为强，发动突然袭击，夺走了23颗印章。”
他们认为有了这23颗木头疙瘩，上海“夺权”便宣告成功，于是，这帮幼稚的年轻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夺权通告》。
“哼！”当张、姚听到这些消息，鼻孔里发出了不屑一顾的声音。
他们给徐景贤打了个电话，叫他出面处理此事。谁知徐景贤自恃“后台硬”，并不把红革会放在眼里，一见到红革会的头头就威胁道：
“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要不，我们会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徐景贤的话，惹怒了年轻气盛的红革会头头。
1月26日，红革会举行常委扩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景贤徐老三，再干掉张春桥张老大，姚文元姚老二！
1月27日夜，红革会的小将们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突然把前来谈判的徐景贤“连拖带拉”，塞进一辆吉普车。
红革会的这一举动，立即把张春桥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命令自己的心腹，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师政委徐海涛，到红革会总部把徐景贤抢回来。
徐海涛带领四个摩托排，一个步兵连，像铁桶一般包围了红革会总部大楼。经过一番折腾，并没有抢回徐景贤。
当徐海涛率领部队离去后，拥有6万之众的红革会小将们愤怒了。怒火朝张春桥、姚文元喷去。他们在上海街头，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张春桥算老几？”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小组！”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
一条条大标语，如同一发发炮弹，直落进兴国招待所，把张、姚炸得胆战心惊，如坐针毡。张春桥毕竟有“政治斗争”经验，镇静下来后，他决定和姚文元一同入红革会的“虎穴”。
1月28日下午，红革会的头头云集上海市的“中苏友好大厦”，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气氛热烈，当众人正准备离去时，张、姚各带一名秘书来了。顿时，会场热闹开了，小将们有的打开《毛主席》语录；有的直呼“张春桥”其名，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
小将们如同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吗？”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
从晚上7点，一直斗到凌晨1点，整整6个小时！小将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他们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造反派”，第一次尝到了批斗的滋味。
等张、姚灰溜溜地从红革会那儿溜走后，为了摆脱险境，扫除障碍，使出了浑身解数。29日凌晨，他们向北京的江青紧急呼救……又告诫徐海涛，随时准备镇压游行队伍。与此同时，他们还密见了王洪文，告诉他工总司怎样去对付红革会。
1967年1月30日，上海气温骤降。
红革会在街道两边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8点开始。可是，清晨6点，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标语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游行流产了。与此同时，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也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了徐景贤。
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他们终于转危为安，胜利了。
摘到桃子
终于，张春桥、姚文元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
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会议宣布，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张春桥还发布了“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
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最后宣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百分之百地夺……
从此，上海就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
张春桥在上海摘到“桃子”后，立即将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他在《给毛主席致敬电》中说：
“我们捧着红彤彤的语录，向您老人家报喜来了。我们把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砸烂了，上海人民公社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了。”
“是您，亲自支持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首创精神……”
张春桥满以为这一地方国家机构的名称，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实际上，他们完全想错了。
1967年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北京，先后三次找他们谈话，对“上海人民公社”提出质疑，毛泽东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就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毛泽东又说：“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有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面有党员，有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终究还是有个党嘛！”
为此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这样，上海人民公社在2月23日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
继上海夺权后，全国很多省、市掀起了夺权热潮。
最先积极响应的是山西省。原山西省负责之一刘格平，在北京经康生面授机宜之后，回太原组织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1月22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自即日起接管山西省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第二个起来响应的山东省，带头造反的是原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王效禹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胆子呢？原来他有一条内线。
这条内线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康生本姓张，是山东诸城县人，他和前妻有一个儿子名叫张小石，“文化大革命”前此人在青岛市任中学校长。
1月19日，王效禹派张小石到北京摸底。康生故意装模作样，由王力、关锋陪同，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自己的儿子张小石，让他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得到了康生的旨意，王效禹于1月22日夺了青岛市委的权，接着又率众夺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
第三个起来响应的是贵州省，为首的是李再含。“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通过写密告信等方式同江青等人挂上了钩。有人支持，就起来造反，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权。
第四个起来响应的是黑龙江省。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了由毛远新为骨干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支持，成立了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夺了黑龙江省委的权。
这四个省加上上海市构成了1967年全国夺权的第一个大浪潮，在全国造成了全面夺权的形势，使整个神州大地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到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所谓“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