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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毛泽东谈笑试晴雨，联合舰队遭覆灭
此外，还有一位颇难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叙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微妙角色的熊向晖。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
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从北戴河抽来的一阵鞭子，把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林立果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打得四蹄腾空，开始了更紧张的阴谋活动。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
毛泽东秘晤熊向晖
一辆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后座上的周恩来默默沉思着。坐在他身旁的熊向晖则对此行的目的一无所知。
这是1971年7月9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晚上10时。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一位颇难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叙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微妙角色的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保护，他才幸免于难。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外，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王海容问都有谁去，周恩来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转告周恩来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此时，熊向晖则在大脑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泽东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对中南海，熊向晖并不陌生。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在这里轰动。那是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在勤政殿招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的宴会上，指着刚走进来的熊向晖向在座的诸位客人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原先大都认识熊向晖，知道他是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难怪张治中这天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却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熊向晖打入胡宗南的总部“服务”12年。他和陈忠经、申健三人钻进敌人心脏协同战斗，可以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事迹相媲美。1949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和刚从美国学成回来不久的熊向晖见面时，赞扬他和陈、申三人在“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他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
熊向晖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曾是清华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1936年12月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党组织指定他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是周恩来在胡宗南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1939年3月，他开始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1941年夏，党中央从延安派王石坚到西安长住，建立秘密电台。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其后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还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实现“社会化、职业化”，用新闻通讯社掩护情报工作。王石坚还购置了新华巷一号有三道院落的住宅。以后熊向晖和夫人也在这座住宅的后院安家，掩护王石坚的活动。其间，胡宗南从军长升任第十七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西安绥靖主任，熊向晖一直在他身边“服务”，非常及时、准确地把国民党最机密的军事情报向党报告。1947年3月，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都事先报告了中央。就像周恩来说的“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以后熊向晖随胡宗南到延安后，又将胡的一举一动及时作了报告，使中央对胡的动向了如指掌，使胡在陕北战场上连遭惨败……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毛泽东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泽东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泽东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周恩来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泽东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泽东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泽东就该听周恩来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周恩来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做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毛泽东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指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泽东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一点零五分了。毛泽东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10日晚，周恩来率熊向晖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再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林彪集团的重要人物
为了弄清楚林彪事件，有必要先简要介绍林彪和林彪集团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1906年生。他的履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集已经写明，不再赘述。从他履历中看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为毛泽东所赏识，晋升很快。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27岁时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31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他才49岁。经毛泽东提名，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在历史上是个战将，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陈云在谈到《辽沈决战》一书时说过：
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黄克诚在谈对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时也说过：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
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
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林彪，不是因为他在中央常委中年龄最轻（1966年林彪60岁，邓小平62岁），而是因为他长期拥戴毛泽东，“突出政治”，而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需要军队的支持。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与颂扬毛泽东。在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有严重分歧的时候，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1959年8月1日在讨论彭德怀问题的中央常委会上，1962年初在许多人怀疑“三面红旗”的7000人大会上，林彪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建设上，他揣摩毛泽东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仅被毛泽东视为正确而加以器重，也在军队广大指战员中赢得很高的名声。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亲自划圈，而由秘书代劳）。他在讲话中以竭尽思虑想出的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不仅充斥“高举”、“紧跟”、“突出”之类的词语，而且颇多“警句”。他的题词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些题词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墙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林彪从来不读《毛泽东语录》，也从来不“随身带”，规定秘书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则由秘书交给他。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地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1966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有一次他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就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紧跟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的政治态度。是真诚还是虚伪？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从个人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这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与此相联系，林彪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这里举出四个：
例一，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在一份军内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书就向林彪报告。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旁说“这一条不能勾”，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下面立即执行。
这一些，能不能单纯看作故作姿态以沽名钓誉呢？殷鉴不远，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他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每天少说也有几万字，最多时一天有30万字。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的讲话，除了必须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对讲话的准备，方式独特。他是怎样准备的呢？请看他的秘书张云生的描绘：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摊在地毯上；他接着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摊在地毯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按即提纲），别人可能觉得他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颇为得意的。
关于“五・一八”讲话，他的另一位秘书说：
首长（按指林彪）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是喜欢自己顺口讲……“五・一八”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按指林办主任叶群）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和作战部的雷英夫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他从不亲自接电话，他的卧室和办公室内也不安装电话。他同意“林办”的一个工作人员模仿他的字体，有些批示要这位工作人员代劳。他规定对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处理”，即停半日后发出，以免考虑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别讨厌叶群的自作主张和讲话口罗嗦，要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叶群卧室内，条幅上写的是：“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口罗嗦。”他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与天天见面的讲文件的秘书四年多中只交谈了一次，时间也极短。他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勒大鹰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中说：“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这是剀切之言。
叶群，原名叶宜敬，她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邵一海在《“舰队”投入第一线》中说：“叶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实权，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掌握在叶群手中。”
叶群是个爱活动、爱热闹、爱虚荣、不甘寂寞的人，与林彪完全不同。林彪虽然对她相当不满，讨厌她说话颠三倒四、唠唠叨叨，对她常借他的名义在外面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愤慨，有一次因她越权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需要叶群出面，林彪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从钓鱼台等处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她周旋于江青、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之间对林彪也很有益处，所以林彪离不开叶群。林彪因年龄较叶群大了许多而又体弱，甚至觉得在生活上有亏于叶群，曾肉麻地当众写了“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以“书赠爱妻叶群”。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不短的日记，通篇以最刻毒的语言描绘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又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但是她必须靠着林彪，靠着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私欲。她虽然官儿不大，只是师职干部，但是权力极大。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拒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可惜这话说晚了。
要了解叶群，不妨先请参观一下她的房间。如果说，走进林彪的房间，像是进了一座阴森的殿宇；而走进叶群的房间，你就像是到了一个暴发户的姨太太的家里：富丽、庸俗、杂乱。豪华的家具，五花八门的小摆设，各式各样的字画，把这间不算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墙壁上挂的画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人物，下层是花草，这些都是不花钱弄来的。林彪手书的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挂在显眼的地方。屏风上，挂着陈伯达的手笔“克己”二字。床头贴着上面已经讲到的林彪叫贴上的条幅。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员写的三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少吃多餐”。这三条叶群自选的座右铭，活灵活现地暴露出这个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间比较，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保持恒温18，比林彪那里低了三度。这是叶群想出的一条妙计。这么一来，林彪就怎么也不敢走进叶群的房间。
叶群贪婪，虚伪，权迷心窍，自以为是，酷爱背后捣鬼，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事。她是个空虚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三个孩子。大女儿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参加了“保守组织”“八・八团”。叶群假借林彪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小琳一贯反对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声明在哈尔滨到处张贴。以后，叶群又指使吴法宪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个基地。她跑了出来，叶群又设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区的部队里。所以，这个大女儿实际上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林彪、叶群身边，只有女儿林立衡和儿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军工作，任《空军报》副师职副主编。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亲，有感情，还有些敬畏；对叶群没有感情，从懂事起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林立衡有点怕叶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叶群。林立果1966年时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10月18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领导机关刮起。而在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后来，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在1968年3月22日任总参谋长以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法宪，江西省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抗大参训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师作战科科长、纵队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科长、粮秣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四人中，上将一人，中将三人。他们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红军。无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林彪与黄、吴、李、邱结成林彪集团。林彪需要力量，黄、吴、李、邱需要支持，这个集团就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邱会作则多次被揪斗，这些冲击、揪斗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概支持造反，倒并非特意支持打击黄、吴、李、邱。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惟林彪之命是听。这与林彪是“副统帅”当然也有关系。黄永胜在1970年5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林彪集团就是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开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标志。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林彪一伙的力量；另一方面，林彪一伙乘机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甚至诬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并于6月9日观看了吴、李、邱率领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吴、李、邱等人就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也就成了与林彪、叶群“同生死，共患难”的死党。吴、李、邱等人表示拥护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们。8月17日，成立了吴法宪（负责人）、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人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内部组织，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军”在某些方面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之势。当时全国局势混乱，“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吴、李、邱等人打击迫害空军、海军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夺取了这些重要军事单位的领导权。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一名重要成员。以后，吴、李、邱都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长。至于他们的罪行，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
林立果为头目的“联合舰队”，是林彪集团中与黄、吴、李、邱既有联系更有很大区别的反革命力量。“联合舰队”中以年轻人居多，也有少数老干部。都是空军的。年轻人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等。中年人有：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值得说得详细一点的是江腾蛟，他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区儿童团大队长、县儿童局书记、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就经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借机接近叶群，给叶群送礼物。1965年冬天，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叶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腾蛟完成了照看任务，亲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他表示关怀，他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多么卑鄙的灵魂！
“联合舰队”的形成
在林立果担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之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到关键时候，林彪还会亲自出面。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九一三”事件后，在空司办公室查到了经过周宇驰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面都手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泽东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反革命别动队的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通过查获的大量书证和许多当事人的陈述，能了解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内幕，从中不难看出日后林立果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为了让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样“天才地”在革命词藻的装饰下，把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融会贯通，把封建会道门和法西斯特务组织的手法结为一体，“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反革命组织，不妨把广州“战斗小分队”的情况，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覆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
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需要说明，在这些反革命组织里，有时也提到党，提到“忠于毛主席”等等，但这不过是幌子，是骗人的。例如“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就讲到：“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指叶群，下同）、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很明显，毛泽东是陪衬的，忠于林彪一家才是实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在查获的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处长、“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的工作日志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导队”问题时的原始记录。在“对教导队教育”这个项目下，记了这样的话：“培养对首长、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让人家做文章。”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战斗小分队”和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的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这一切说明，林彪一伙是多么阴险，而在本质上又是多么软弱。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即使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内部，也不得不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和法西斯统治，来控制那些由于上当而被他们利用的无知青年。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9・13”以后，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了林立果在庐山会议后亲笔写的一个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一伙对庐山会议的估价，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
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的代号，“陈”指陈伯达，“吴”指吴法宪。
――编者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后，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11月，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在查获的刘沛丰1970年12月2日笔记本上，记载了“整顿机关‘骨干队伍’的初步意见”。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571工程”纪要》出笼
3月的江南，正处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意愿可以长久被压抑，人民的手脚可以永久被捆绑。因此，他们竟敢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他们并交待负责接待他们的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子爵号’（叶群代号）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下同）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影响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了，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9・13”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10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得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
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9・13”以后查获的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联合舰队”成员）的日记上，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们的准备
（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处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6月中旬，刘世英向人交底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7月17日，到北京“坐镇”了三个月的林彪，又带着叶群坐飞机去北戴河。行前，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对人表白：“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可是，8月5日，叶群又回到北京。6日晚上，邱会作到叶群家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到叶群家密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吴法宪、邱会作又到叶群家密谈到深夜。据邱会作、吴法宪交代，他们“提到了九届三中全会对黄、吴、李、邱的问题，是否会拿出来批判？”“扯到人人过关问题。”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破釜沉舟”
1971年的夏天过去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进行着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迎接庐山会议后第二个秋天的到来。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不仅批评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而且多次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在谈到庐山会议的斗争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不指名地点到了“联合舰队”的头子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一路上，毛泽东多次带领被接见的负责人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解这两首歌的歌词。毛泽东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心怀鬼胎的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出巡极为疑忌。他们紧张地研究形势，准备对策。
8月26日，毛泽东刚刚结束了南巡的第一站――对武汉的视察，“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下面是于新野手记的这次黑会的记录：
会议1971・8・26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从这个记录上，反映出了林彪一伙对当时形势的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
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
《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从北戴河抽来的一阵鞭子，把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林立果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打得四蹄腾空，开始了更紧张的阴谋活动。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
毛泽东秘晤熊向晖
一辆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后座上的周恩来默默沉思着。坐在他身旁的熊向晖则对此行的目的一无所知。
这是1971年7月9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就在这天中午12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专机，秘密抵达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时。周恩来总理同他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第一轮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晚上10时。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尚未赴任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冀朝铸、唐闻生。此外，还有一位颇难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叙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微妙角色的熊向晖。
熊向晖是以国务院总理助理的名义参加会谈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乡担任我驻英国代办（此时中英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7年1月和其他驻外使节一起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由于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保护，他才幸免于难。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外，他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部副部长，主管国际形势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调回外交部工作。他这段军队履历虽然短暂，却和本文密切相关。
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人员走到钓鱼台另一座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王海容问都有谁去，周恩来说让她和唐闻生同他自己三个人去。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转告周恩来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此时，熊向晖则在大脑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满有把握地以为，毛泽东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对中南海，熊向晖并不陌生。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在这里轰动。那是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在勤政殿招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的宴会上，指着刚走进来的熊向晖向在座的诸位客人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原先大都认识熊向晖，知道他是胡宗南的随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难怪张治中这天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却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熊向晖打入胡宗南的总部“服务”12年。他和陈忠经、申健三人钻进敌人心脏协同战斗，可以同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事迹相媲美。1949年7月，周恩来在北京和刚从美国学成回来不久的熊向晖见面时，赞扬他和陈、申三人在“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他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
熊向晖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曾是清华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负责人，1936年12月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底，党组织指定他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是周恩来在胡宗南身边布下的“闲棋冷子”。1939年3月，他开始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1941年夏，党中央从延安派王石坚到西安长住，建立秘密电台。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其后由陈忠经安排，王石坚接办西安《新秦日报》，建立“西北通讯社”，还在西大街开设“研究书店”，实现“社会化、职业化”，用新闻通讯社掩护情报工作。王石坚还购置了新华巷一号有三道院落的住宅。以后熊向晖和夫人也在这座住宅的后院安家，掩护王石坚的活动。其间，胡宗南从军长升任第十七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及西安绥靖主任，熊向晖一直在他身边“服务”，非常及时、准确地把国民党最机密的军事情报向党报告。1947年3月，他将胡宗南攻占延安、进攻陕北的作战意图、进攻路线、兵力部署等都事先报告了中央。就像周恩来说的“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看到了。”以后熊向晖随胡宗南到延安后，又将胡的一举一动及时作了报告，使中央对胡的动向了如指掌，使胡在陕北战场上连遭惨败……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恩来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兼书房。毛泽东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周恩来握了握毛泽东的手，说：“这样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泽东说：“我不困。”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泽东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周恩来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泽东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泽东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毛泽东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泽东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然而，毛泽东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泽东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泽东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泽东就该听周恩来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周恩来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泽东“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处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做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时，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革”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毛泽东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周恩来：“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恩来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泽东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难道是指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恩来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泽东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泽东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泽东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一点零五分了。毛泽东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恩来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10日晚，周恩来率熊向晖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同基辛格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再没有涉及庐山会议的问题。
林彪集团的重要人物
为了弄清楚林彪事件，有必要先简要介绍林彪和林彪集团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黄冈县人，1906年生。他的履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一集已经写明，不再赘述。从他履历中看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为毛泽东所赏识，晋升很快。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27岁时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31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他才49岁。经毛泽东提名，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在历史上是个战将，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陈云在谈到《辽沈决战》一书时说过：
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黄克诚在谈对大百科全书“林彪”条释文的意见时也说过：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
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
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
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之所以看中林彪，不是因为他在中央常委中年龄最轻（1966年林彪60岁，邓小平62岁），而是因为他长期拥戴毛泽东，“突出政治”，而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需要军队的支持。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与颂扬毛泽东。在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有严重分歧的时候，他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1959年8月1日在讨论彭德怀问题的中央常委会上，1962年初在许多人怀疑“三面红旗”的7000人大会上，林彪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迎合毛泽东。在军队建设上，他揣摩毛泽东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仅被毛泽东视为正确而加以器重，也在军队广大指战员中赢得很高的名声。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紧跟”毛泽东。他处理中央传阅文件的原则是“主席划圈我划圈”，亦即“毛泽东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亲自划圈，而由秘书代劳）。他在讲话中以竭尽思虑想出的各种各样“生动”的语言讴歌毛泽东，不仅充斥“高举”、“紧跟”、“突出”之类的词语，而且颇多“警句”。他的题词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些题词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林彪上天安门参加大会，规定秘书严格掌握出发时间，必须比毛泽东早到一两分钟，在城墙下电梯旁等候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则紧随毛泽东。林彪从来不读《毛泽东语录》，也从来不“随身带”，规定秘书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则由秘书交给他。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用右手举起《毛泽东语录》，一上一下地挥动。大会结束，“红宝书”又回到秘书手中。1966年，林彪批给毛泽东的文件都是写“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语句；从1967年年初开始，“请”、“送”则一律改为“呈”字。有一次他对一位秘书说：“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秘书不敢评论，无以答对。林彪口气平和地说：“可以评论。你说说看法，没有关系。”秘书说：“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有两条：一条是，首长对毛主席跟得紧；另一条，是首长讲话少而精。”林彪颇为得意，他说：“你谈的这两条特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有什么本事，我的本事就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紧跟毛泽东，这就是林彪的政治态度。是真诚还是虚伪？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从个人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这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与此相联系，林彪反对过于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这里举出四个：
例一，林彪规定，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传阅件中，如有关于林彪的新提法，秘书要及时提醒。一次，在一份军内上送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书就向林彪报告。当秘书说到文件中称林彪为“副统帅”时，林彪立即表态：“划掉！”当秘书说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于”的“光辉榜样”时，林彪断然命令：“一律划掉！”（叶群在旁说“这一条不能勾”，说明“理由”；林彪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划掉这个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末段是：“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据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同志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写的这封信中说：“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之类的大字标语，回家以后就下令连夜把这些标语揭去。下面立即执行。
这一些，能不能单纯看作故作姿态以沽名钓誉呢？殷鉴不远，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他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每天少说也有几万字，最多时一天有30万字。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的讲话，除了必须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对讲话的准备，方式独特。他是怎样准备的呢？请看他的秘书张云生的描绘：
在林彪即将出场讲话的那天早晨……他守着一叠白纸，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阵，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别人弄不懂含义的大字，然后将这张白纸摊在地毯上；他接着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张纸上写几个字，同样摊在地毯上……地毯上到处是林彪散扔着的白纸，最后由林彪命令内勤将它们拾起，并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顺序。这就是他的讲话‘条子’（按即提纲），别人可能觉得他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颇为得意的。
关于“五・一八”讲话，他的另一位秘书说：
首长（按指林彪）讲话不愿用稿子，向来是喜欢自己顺口讲……“五・一八”讲话时我赶上了。主任（按指林办主任叶群）叫我们几个秘书帮助拉条子，结果是白费劲。只有主任和作战部的雷英夫帮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变资料，倒还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他从不亲自接电话，他的卧室和办公室内也不安装电话。他同意“林办”的一个工作人员模仿他的字体，有些批示要这位工作人员代劳。他规定对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处理”，即停半日后发出，以免考虑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别讨厌叶群的自作主张和讲话口罗嗦，要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条幅挂在叶群卧室内，条幅上写的是：“做事莫越权，说话莫口罗嗦。”他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与天天见面的讲文件的秘书四年多中只交谈了一次，时间也极短。他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勒大鹰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记》中说：“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这是剀切之言。
叶群，原名叶宜敬，她是林彪办公室主任。聂荣臻说过：“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邵一海在《“舰队”投入第一线》中说：“叶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实权，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掌握在叶群手中。”
叶群是个爱活动、爱热闹、爱虚荣、不甘寂寞的人，与林彪完全不同。林彪虽然对她相当不满，讨厌她说话颠三倒四、唠唠叨叨，对她常借他的名义在外面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愤慨，有一次因她越权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为林彪身体不好，许多事需要叶群出面，林彪很需要从她那里听到从钓鱼台等处得到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报纸、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时她周旋于江青、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之间对林彪也很有益处，所以林彪离不开叶群。林彪因年龄较叶群大了许多而又体弱，甚至觉得在生活上有亏于叶群，曾肉麻地当众写了“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以“书赠爱妻叶群”。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了一篇不短的日记，通篇以最刻毒的语言描绘跟着林彪如同伴着僵尸，咒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又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但是她必须靠着林彪，靠着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远也填不满的私欲。她虽然官儿不大，只是师职干部，但是权力极大。林彪的意见、指示、批示要由她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请示、婉言拒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时说过：“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可惜这话说晚了。
要了解叶群，不妨先请参观一下她的房间。如果说，走进林彪的房间，像是进了一座阴森的殿宇；而走进叶群的房间，你就像是到了一个暴发户的姨太太的家里：富丽、庸俗、杂乱。豪华的家具，五花八门的小摆设，各式各样的字画，把这间不算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墙壁上挂的画分上下两层，上层是人物，下层是花草，这些都是不花钱弄来的。林彪手书的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挂在显眼的地方。屏风上，挂着陈伯达的手笔“克己”二字。床头贴着上面已经讲到的林彪叫贴上的条幅。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员写的三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少吃多餐”。这三条叶群自选的座右铭，活灵活现地暴露出这个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间比较，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保持恒温18，比林彪那里低了三度。这是叶群想出的一条妙计。这么一来，林彪就怎么也不敢走进叶群的房间。
叶群贪婪，虚伪，权迷心窍，自以为是，酷爱背后捣鬼，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事。她是个空虚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来有五口人：林彪、叶群，三个孩子。大女儿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参加了“保守组织”“八・八团”。叶群假借林彪的名义，写了一个声明：大意是：小琳一贯反对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声明在哈尔滨到处张贴。以后，叶群又指使吴法宪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个基地。她跑了出来，叶群又设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区的部队里。所以，这个大女儿实际上已不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林彪、叶群身边，只有女儿林立衡和儿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军工作，任《空军报》副师职副主编。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亲，有感情，还有些敬畏；对叶群没有感情，从懂事起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林立衡有点怕叶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叶群。林立果1966年时21岁，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叶群指定的日子，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10月18日，吴法宪把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领导机关刮起。而在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后来，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
黄永胜，湖北省咸宁县人，1910年生。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旅长、纵队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等职。在1968年3月22日任总参谋长以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吴法宪，江西省永丰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江西省吉安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央军委参谋、科长、抗大参训队长、师侦察科科长、师作战科科长、纵队参谋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高级步兵学校校长、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江西省兴国县人，1914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科长、粮秣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师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四人中，上将一人，中将三人。他们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红军。无疑，他们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林彪与黄、吴、李、邱结成林彪集团。林彪需要力量，黄、吴、李、邱需要支持，这个集团就以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逐渐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黄、吴、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邱会作则多次被揪斗，这些冲击、揪斗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所煽动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概支持造反，倒并非特意支持打击黄、吴、李、邱。林彪保护他的老部下黄、吴、李、邱，黄、吴、李、邱则效忠于林彪，惟林彪之命是听。这与林彪是“副统帅”当然也有关系。黄永胜在1970年5月说过：“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林副主席。”吴法宪后来在供词中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鹏说过：“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彪、叶群是“再生父母”，发誓“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林彪集团就是一个以君臣、父子为信条，以忠于林彪一人为准则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开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为标志。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林彪一伙的力量；另一方面，林彪一伙乘机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甚至诬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并于6月9日观看了吴、李、邱率领的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吴、李、邱等人就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也就成了与林彪、叶群“同生死，共患难”的死党。吴、李、邱等人表示拥护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们。8月17日，成立了吴法宪（负责人）、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人组成的“军委看守小组”（内部组织，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军事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军”在某些方面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三军”之势。当时全国局势混乱，“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吴、李、邱等人打击迫害空军、海军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干部，夺取了这些重要军事单位的领导权。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调京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为林彪集团一名重要成员。以后，吴、李、邱都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分别兼任空军司令员、海军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长。至于他们的罪行，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
林立果为头目的“联合舰队”，是林彪集团中与黄、吴、李、邱既有联系更有很大区别的反革命力量。“联合舰队”中以年轻人居多，也有少数老干部。都是空军的。年轻人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等。中年人有：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五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值得说得详细一点的是江腾蛟，他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区儿童团大队长、县儿童局书记、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叶群、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就经常以看望吴法宪为名，借机接近叶群，给叶群送礼物。1965年冬天，林彪、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叶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腾蛟完成了照看任务，亲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他表示关怀，他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多么卑鄙的灵魂！
“联合舰队”的形成
在林立果担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之后，这个“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跟随林立果等出去“调查”的人不断增加。这样，在林立果周围便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小圈子。他们的活动，谁也不能干涉，谁也不能过问。他们干着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到关键时候，林彪还会亲自出面。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荣耀”！
事实上，那些受到接见的人，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在看电影之前，叶群说：“林立果在外边出差，好久没和大家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见见面。”
林立果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接见的是林立果的亲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则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九一三”事件后，在空司办公室查到了经过周宇驰亲笔修改的那次发言的记录：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面都手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泽东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这样，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他并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立果为什么要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无从查考。但是我们知道，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虎”这个字眼，曾经作为偷袭成功的信号。而今天，小名为“老虎”的“联合舰队”头子林立果，则是在领着这支反革命的“舰队”走着一条自取灭亡的航道。
反革命别动队的内幕
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在空军机关建立了“联合舰队”，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他们反革命的组织。
江腾蛟根据林彪、叶群的授意，曾经指使7341部队原政委王维国组成了一个替林立果选“妃子”的“找人小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组”改建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上海小组”。4月3日，林立果给“小组”成员发了枪。这个“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了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通过查获的大量书证和许多当事人的陈述，能了解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内幕，从中不难看出日后林立果在这方面的“特殊才能”。为了让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样“天才地”在革命词藻的装饰下，把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融会贯通，把封建会道门和法西斯特务组织的手法结为一体，“创造性”地运用于他的反革命组织，不妨把广州“战斗小分队”的情况，作一番简单的介绍：
培养对林彪一家的“感情”，是这些反革命组织所特别强调的。他们组织队员反复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编成语录歌。他们有一首“队歌”，翻来覆去也是唱的“忠于林副统帅”“紧跟副部长”。他们经常组织队员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面是他们用过的誓词：
1971年5月21日的誓词：
我们在斗争中认识副部长，在斗争中选准副部长，在斗争中宣传副部长，在斗争中捍卫副部长，在斗争中紧跟副部长，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词：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紧跟副部长，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爱的党，把保卫副部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宣传副部长，捍卫副部长，紧跟副部长，将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这里需要说明，在这些反革命组织里，有时也提到党，提到“忠于毛主席”等等，但这不过是幌子，是骗人的。例如“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就讲到：“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指叶群，下同）、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很明显，毛泽东是陪衬的，忠于林彪一家才是实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在查获的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处长、“联合舰队”主要成员）的工作日志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导队”问题时的原始记录。在“对教导队教育”这个项目下，记了这样的话：“培养对首长、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让人家做文章。”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战斗小分队”和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例如：不准向外泄露小分队情况；不准与原单位人员接触；在小分队期间不许探亲，不许家属来队，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活动；不准随便接电话，电话由专人接；不准谈论“首长”的活动去向，生活习惯等等。
“战斗小分队”还规定了许多联络的密语、暗号，例如：战友――指林彪一条线上的人；扮阿庆嫂――指要见机行事；闷热――指有“外人”在场，不好讲话。
队员给支部书记打电话，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儿子，问“吃饭了没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还没有时间”，表示现在没有时间；如答“没吃”表示不能去。队员给支部书记写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里，而是先寄给指定的小分队队员，并在信封背面做上记号。
这一切说明，林彪一伙是多么阴险，而在本质上又是多么软弱。他们害怕人民，害怕群众。即使在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内部，也不得不采取种种欺骗手段和法西斯统治，来控制那些由于上当而被他们利用的无知青年。
“舰队”投入第一线
1970年8月，林彪一伙在庐山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一系列情况，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搞假检讨，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开始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9・13”以后，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了林立果在庐山会议后亲笔写的一个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一伙对庐山会议的估价，露骨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
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的代号，“陈”指陈伯达，“吴”指吴法宪。
――编者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派遣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们的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后，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增加“调查人员”。
11月，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对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进行整顿。林立果说：“人家搞清队整党，我们清理骨干队伍。要纯洁队伍，找薄弱环节，有无假左派、内奸。不要让坏人混进来。”在查获的刘沛丰1970年12月2日笔记本上，记载了“整顿机关‘骨干队伍’的初步意见”。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进行反革命串联。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7350部队原政治委员陈励耘密谈。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紧张活动，由林立果出头，纠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等人，具体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
《“571工程”纪要》出笼
3月的江南，正处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但是，我们的祖国，却正在经受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意愿可以长久被压抑，人民的手脚可以永久被捆绑。因此，他们竟敢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他们并交待负责接待他们的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重要成员）：“‘子爵号’（叶群代号）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驰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下同）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疯狂地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害怕毛主席的影响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了，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9・13”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九个部分：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一伙立即行动起来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纪要》出笼不到10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岳阳路招待所楼上的客厅里，烟雾迷漫，瓜子壳和果皮丢得满地。面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林立果、王维国；背向阳台的沙发上，坐着3月中旬以“治病”为名从北京秘密来到上海的江腾蛟，当天下午由于新野专程从杭州接来的陈励耘，以及以“搬家”为名前一天从南京赶来的南京部队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这些人为什么坐到了一起？
原来，《“571工程”纪要》的“实施要点”中有这么一条：“指挥班子江、王、陈。”这就是为落实这一条而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
会上，他们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势”，研究了“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最后，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拉总。
会议一直开到4月1日凌晨4点多，他们又围到了餐桌旁。这时，从餐厅里不断地传出嘈杂的碰杯声和祝酒声：“在林副部长领导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江腾蛟乘着酒兴狂叫道：“我们都是属羊，头上长角的！”林立果掀开衣服，拍着腰间的手枪说：“我总是带着它！”杯盘狼藉的酒宴桌上，杀气腾腾。
“9・13”以后查获的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联合舰队”成员）的日记上，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记载：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们的准备
（3）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当天下午，与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天通报一次情况。4月19日，林彪、叶群坐飞机回到北京。20日中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因为有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为了稳住阵脚，回来“坐镇”，必要时“说话”。
林彪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
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7月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一伙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进行反革命活动，在飞机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军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处原副处长兼汽车队长、“联合舰队”成员）乘安-12飞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学习驾驶。
与此同时，他们四处进行反革命煽动，为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6月7日，林立果向广州民航管理局大队以上干部讲话说：“那些庞然大物没有什么可怕。一开始气势汹汹，想一口把我们吃掉，公开点名唬我们。”“只要我们的政策策略对了，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可怕的。”6月中旬，刘世英向人交底说：“不仅空军内部，而且外部和上面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感情都有点问题，不仅有人反对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抢班夺权。”“现在的问题是保卫林副主席的问题，争夺接班人的问题。”7月14日，林立果在广州对人说：当前路线斗争尖锐复杂；9月份，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10月召开四届人大，可能出现权力重新分配。要去斗争，要搞根据地。
7月17日，到北京“坐镇”了三个月的林彪，又带着叶群坐飞机去北戴河。行前，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对人表白：“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可是，8月5日，叶群又回到北京。6日晚上，邱会作到叶群家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到叶群家密谈近三个小时。晚上，吴法宪、邱会作又到叶群家密谈到深夜。据邱会作、吴法宪交代，他们“提到了九届三中全会对黄、吴、李、邱的问题，是否会拿出来批判？”“扯到人人过关问题。”
……
“山雨欲来风满楼”。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箭在弦上了。
“破釜沉舟”
1971年的夏天过去了。
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进行着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迎接庐山会议后第二个秋天的到来。
1971年8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不仅批评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而且多次点名批评了林彪。毛泽东在谈到庐山会议的斗争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泽东不指名地点到了“联合舰队”的头子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一路上，毛泽东多次带领被接见的负责人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解这两首歌的歌词。毛泽东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
心怀鬼胎的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出巡极为疑忌。他们紧张地研究形势，准备对策。
8月26日，毛泽东刚刚结束了南巡的第一站――对武汉的视察，“联合舰队”召开了一次会议。下面是于新野手记的这次黑会的记录：
会议1971・8・26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从这个记录上，反映出了林彪一伙对当时形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