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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1)
第一节 小小银球转大球，解冻信号系斯诺
巴黎的会谈坚定了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
尼克松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月辉”的环球旅行。
叶海亚总统听了尼克松的诉说，面露喜色。
看到齐奥塞斯库赞许地点着头，尼克松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国的心意。
斯托塞尔接到这一邀请时是大吃一惊。
马休一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微笑着迎了上来。
在这令人尴尬而又沉闷的气氛中，科恩大声说：“你们谁能讲英语？”两个姑娘也激动不已地高声叫起来：“我们也要去，不能把我们忘了。”
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跨过罗湖桥，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
尼克松向中国频递秋波
1969年1月20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战胜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后，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面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及苏联的严重威胁，决定调整美国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全球战略，改变它在政治上同苏联鼓噪和平，污蔑中国“好战”，把矛头对准中国，共同遏制中国发展防御性的核力量的做法，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另一方面，尼克松也想在任期内做出有轰动效应的惊人之举以使自己名垂史册，更为连任下届总统作好准备。于是，他首先就抽出了一直遭麦卡锡法禁锢、让人谈之色变的对华关系这一王牌，以借助中国来使美国从越南脱身，并对抗苏联，实行“三角外交”。
其实，早在1967年10月，当尼克松准备竞选总统时，就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重要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和中国接近的主张：“美国在亚洲政策方面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在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即1968年8月9日，他在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谈话中重申：“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经常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就像同苏联对话一样……我们不仅要注视着变化，而且必须设法促成变化。”他还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八年内将看到同中国对话。在今后八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也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的问题。尼克松在遣词造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方面是从不费斟酌的，但在使中国领导人竭力明白他递出的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上却煞费苦心。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2月1日，即尼克松就职后的第12天，又针对一则说某个东欧人士对中美可能进行接触感到关切的报道，给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写了个备忘录，其中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该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触中，务必特别设法使这一点为该……人士所知。我将继续来传播这一想法。”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20年代曾在美国驻中国的炮舰上服过役，因而对亚洲事务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在2月初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尼克松私下告诉曼斯菲尔德，他要尝试“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迈克，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要你作为美国第一个高级人士去访问中国。”他又说：“我自己也想去一趟，但目前看来不大可能。”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出访欧洲诸国，由于法国与越南及中国都有外交关系，所以他把对巴黎的访问作为重点，想在盟国那里寻求结束把美国拖得精疲力竭的越战和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他十分急切地想尽快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
3月1日，尼克松一行飞抵法国，立即就与戴高乐举行了会谈。当谈到中国问题时，戴高乐以其特有的高度概括的措词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全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会有好处。”
听完戴高乐的话，尼克松停顿一下后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时候，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然而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长期说，比如10年，我们将会同中国有更多的往来，特别是它开始在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之后。”
戴高乐听完之后，对尼克松真诚地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巴黎的会谈坚定了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不久，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就正式请戴高乐把美国新政府谋求同中国对话的想法转告中国政府。
“月辉”旅行：尼克松为中国人留名片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苏两国军队两次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6月和8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铁列克地区，两国边防军再次发生武装冲突。5月9日，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4周年的命令中，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把中国、美国、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面对这样的形势，使美国开始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考虑对华关系。最初，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国家，是中国挑起了中苏边境的战斗。但是，当基辛格亲自认真查阅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后，却发现新疆发生冲突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
由此，基辛格得出结论：中国军事领导人决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的确是苏联在威胁中国。如果苏联的威胁得逞，就会打破国际战略格局的平衡。于是他们认为探索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时机成熟了，并且希望同中苏双方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以便利用中苏之间的互相敌视，为美国的目的服务。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学者、新闻工作者、学生、科学家和国会议员，可持其护照到中国去旅行，并可以购买100美元以内的中国产品回国。7月24日，中国也“释放”了因所驾驶的游艇在香港海面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的、于7月16日被“俘获”的两名美国人。
这时候，尼克松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月辉”的环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为中国留下一张名片，他开始传播准备同中国来往的信息，这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尼克松告诉两国领导人说，美国完全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并且反对苏联把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尼克松对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说话更自由些，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对中国很友好，他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帮助他打开通往中国的渠道。
8月1日，尼克松来到巴基斯坦，在拉合尔国宾馆，他和叶海亚？汗总统进行了敞开心扉的坦诚的密谈。尼克松说：
“尽管我的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总统听了尼克松的诉说，面露喜色，高兴地说：“我很欣赏总统阁下的见解。”尼克松谈兴正浓，继续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多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现在，美国正退出越南，我们想跟中国对话。”
叶海亚总统深知中美两国过去的裂痕，听尼克松这样说，就用试探的语气，不无疑虑地看着尼克松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据我了解，这决非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当然，作为中美两国共同的好朋友，我会尽我的一切努力的。”
看到叶海亚总统有些怀疑美国的诚意，尼克松连忙强调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叶海亚总统也真诚地说：“总统阁下完全可以放心，我的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前不久才访华归来。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动乱正在结束，他们很快就会设法结束自我实行的外交孤立状态。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国领导人，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
尼克松离开巴基斯坦时，心情显得极为地高兴、轻松，他仿佛看到了由他个人建立的“叶海亚渠道”正慢慢向北京延伸。
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应邀对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布加勒斯特，他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谈到中国问题时，尼克松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重提他的话题：“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我希望罗马尼亚同意充当通向中国的渠道。”
在这之前，齐奥塞斯库总统已经知道尼克松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当尼克松亲自向他提起这个问题时，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想听尼克松更多的一些表示。
看到齐奥塞斯库赞许地点着头，尼克松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国的心意，于是就更进一步的表述道：“美国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因为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中国在25年内将有10亿人口，如果把这样一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孤立起来，它就可能变为一个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良好关系。”
和中国有着多年深厚友谊的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有着极为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对尼克松总统坦诚地说：“我对中国人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坚定自信，通情达理。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机。”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见尼克松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便继续说下去“我愿意充当信使，我将向中国人转达你们的看法，并把中国人的反应告诉你们。”
得到这样肯定的回答后，尼克松会心地笑了。
当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并排乘坐敞篷汽车驶向机场时，他为“罗马尼亚渠道”的建立而异常高兴。他面带笑容，高举着手臂，向鲜花映衬下的布加勒斯特，向街道两旁挥舞着鲜花和彩带的欢送的人群不停地挥动。他感到真是不虚此“月辉”之行，他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不已，只希望快些回到华盛顿，以便去采取新的步骤，加快走向中国的步伐。
周恩来与柯西金会晤，尼克松感到坐了末班车
8月8日，即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几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公开宣布美国一直寻求打开同中国往来的渠道，有意恢复华沙会谈。
1969年8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正式讨论对华问题，在这之前，美国并没有在内阁一级正式讨论过对华政策，虽然这次会议也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但尼克松总统却发表了使他的内阁同僚大吃一惊的讲话：“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使在场的人都强烈地感到了这样的信念：美国越来越迫切需要和中国建立联系了。
正在此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苏联外交官员多次向美国外交官员试探：苏联和中国之间“一次军事较量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真理报》还预兆不祥地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9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30周年纪念日，苏军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特维？查哈罗夫甚至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追述了苏联在25天内摧毁日军700万人进攻的事。苏联记者还在英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
为了表示美国对苏联的行动不会漠不关心，9月5日，美国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发表谈话，强调“不断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对中苏“争论的不断升级”，表示“深深的关注”。
正当中美关系处于十分微妙境地的时候，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出席完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突然飞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简短的却是四年多以来中苏两国间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当尼克松从报纸上得知这一重大事件时，简直愤怒到了极点。他担心这件发生在他加紧实现与中国沟通时的事，会使那酝酿已久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他再也睡不着觉了。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召到那椭圆形办公室，将《华盛顿明星报》递给基辛格，阴沉着脸，用指责的语气说：“我有一种坐晚车的感觉，你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也没有料到中苏会有这么一手，更为自己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竟然事前没有搞到有关情报并向总统提出一些建议而甚感尴尬。
“你看这次会晤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对美国来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基辛格以低沉的语调，缓慢的对尼克松分析道：“初步看来，关于会见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共产党国家间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中苏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摸着长长的下巴点点头，基辛格以深不可测的神态继续分析说：“我推测中国人认为这次见面会使极其紧张的中苏关系稍稍缓和一些，温度降低一些，这样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听了基辛格的分析，尼克松显得比刚才平静了许多。考虑了一下，他又继续问基辛格：
“那你认为，这次会晤的起因是什么呢？是中国还是苏联采取了主动？”
基辛格沉思了一会儿，半推测半有把握地说：“柯西金的飞机突然改变了航程，取道一条从河内出发最远的道路飞向北京，可能说明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但中国人给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允许他离开机场，而且苏联又先宣布了这次会晤，可能又是苏联采取了主动。不管是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者是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却是清楚的：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对基辛格言之有理的分析深表赞同，为自己有这样的助手而感到欣慰，但他并未完全放心，他要基辛格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大使接触。
正在此时，“叶海亚渠道”开始显示出了生机。巴基斯坦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到白宫拜访了基辛格，他告诉基辛格说叶海亚总统已向中国人转达了关于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一般信息，但还需要有些更具体的东西以便在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转达给他。基辛格在征得尼克松同意后，让叶海亚总统把美国的一个决定秘密地转达给中国，即美国取消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常设的巡逻，而代之以由其他美国军舰每月轮流巡逻15次。
而在华沙的斯托塞尔却仿佛三个多月无事可做一样。当他接到基辛格要他主动找中国外交代表表示美国“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的指示时，作为职业外交官却感到“难以置信”，没有付诸行动。当接到基辛格第二份要他迅速行动的指示时，斯托塞尔仍没把它当回事。到11月下旬斯托塞尔仍没有动静，基辛格又发出了第三次指示。在美国外交史上，还不曾有过一位大使对白宫发出的三份明确指示敢于不采取行动的事，基辛格于是又给斯托塞尔发出了措辞更强硬的第四次指示：“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要让愿意照办的人来办。”斯托塞尔此时才看出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找机会接近中国人。由于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且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谁也不敢和“帝国主义分子”接触，找个机会也是不容易的。直到12月3日，他才在南斯拉夫人于华沙文化宫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碰到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斯托塞尔急忙向雷阳走去。雷阳生怕惹事，顾不得看南斯拉夫女模特风度优雅的表演，转身就躲，下了楼梯。眼看雷阳就要走开，斯托塞尔急得边追边喊，终于在楼梯口追上了雷阳。斯托塞尔通过雷阳的波兰语翻译对雷阳说：“我有美国政府的重要消息……”
雷阳以怀疑的目光看着喘着粗气的斯托塞尔，吃惊地慌忙摇头说：“知道了，等我请示了再说。”
为了让中国明白，斯托塞尔的这次主动接触并非他个人特殊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金在第二天例行的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斯托塞尔大使同中国驻波兰的外交官交谈了几句。”
巴黎的会谈坚定了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
尼克松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月辉”的环球旅行。
叶海亚总统听了尼克松的诉说，面露喜色。
看到齐奥塞斯库赞许地点着头，尼克松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国的心意。
斯托塞尔接到这一邀请时是大吃一惊。
马休一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微笑着迎了上来。
在这令人尴尬而又沉闷的气氛中，科恩大声说：“你们谁能讲英语？”两个姑娘也激动不已地高声叫起来：“我们也要去，不能把我们忘了。”
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跨过罗湖桥，踏上了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
尼克松向中国频递秋波
1969年1月20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战胜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后，就任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登上美国总统宝座后，面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及苏联的严重威胁，决定调整美国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全球战略，改变它在政治上同苏联鼓噪和平，污蔑中国“好战”，把矛头对准中国，共同遏制中国发展防御性的核力量的做法，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另一方面，尼克松也想在任期内做出有轰动效应的惊人之举以使自己名垂史册，更为连任下届总统作好准备。于是，他首先就抽出了一直遭麦卡锡法禁锢、让人谈之色变的对华关系这一王牌，以借助中国来使美国从越南脱身，并对抗苏联，实行“三角外交”。
其实，早在1967年10月，当尼克松准备竞选总统时，就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耐人寻味的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重要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和中国接近的主张：“美国在亚洲政策方面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让中国永远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在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即1968年8月9日，他在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谈话中重申：“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经常寻找机会同它对话，就像同苏联对话一样……我们不仅要注视着变化，而且必须设法促成变化。”他还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八年内将看到同中国对话。在今后八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也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的问题。尼克松在遣词造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方面是从不费斟酌的，但在使中国领导人竭力明白他递出的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上却煞费苦心。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2月1日，即尼克松就职后的第12天，又针对一则说某个东欧人士对中美可能进行接触感到关切的报道，给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写了个备忘录，其中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试探应该私下进行，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到公开出版物上面去。可是，在同你的朋友接触中，务必特别设法使这一点为该……人士所知。我将继续来传播这一想法。”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20年代曾在美国驻中国的炮舰上服过役，因而对亚洲事务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在2月初的一次社交活动中，尼克松私下告诉曼斯菲尔德，他要尝试“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迈克，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我要你作为美国第一个高级人士去访问中国。”他又说：“我自己也想去一趟，但目前看来不大可能。”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出访欧洲诸国，由于法国与越南及中国都有外交关系，所以他把对巴黎的访问作为重点，想在盟国那里寻求结束把美国拖得精疲力竭的越战和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他十分急切地想尽快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
3月1日，尼克松一行飞抵法国，立即就与戴高乐举行了会谈。当谈到中国问题时，戴高乐以其特有的高度概括的措词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拥有丰富的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将会使全世界各个部分都感受到它的影响；他们的雄心同他们的技巧相称。把他们孤立起来使他们狂暴发怒是不明智的，接触只会有好处。”
听完戴高乐的话，尼克松停顿一下后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时候，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然而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长期说，比如10年，我们将会同中国有更多的往来，特别是它开始在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之后。”
戴高乐听完之后，对尼克松真诚地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巴黎的会谈坚定了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不久，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就正式请戴高乐把美国新政府谋求同中国对话的想法转告中国政府。
“月辉”旅行：尼克松为中国人留名片
1969年3月2日、15日中苏两国军队两次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6月和8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铁列克地区，两国边防军再次发生武装冲突。5月9日，在纪念对德作战胜利24周年的命令中，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把中国、美国、西德并列为苏联的主要敌人。面对这样的形势，使美国开始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考虑对华关系。最初，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国家，是中国挑起了中苏边境的战斗。但是，当基辛格亲自认真查阅了一份详细的地图后，却发现新疆发生冲突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
由此，基辛格得出结论：中国军事领导人决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的确是苏联在威胁中国。如果苏联的威胁得逞，就会打破国际战略格局的平衡。于是他们认为探索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时机成熟了，并且希望同中苏双方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以便利用中苏之间的互相敌视，为美国的目的服务。
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学者、新闻工作者、学生、科学家和国会议员，可持其护照到中国去旅行，并可以购买100美元以内的中国产品回国。7月24日，中国也“释放”了因所驾驶的游艇在香港海面倾覆而漂到中国领海的、于7月16日被“俘获”的两名美国人。
这时候，尼克松开始了他的代号为“月辉”的环球旅行。他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为中国留下一张名片，他开始传播准备同中国来往的信息，这是他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尼克松告诉两国领导人说，美国完全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并且反对苏联把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尼克松对巴基斯坦的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说话更自由些，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对中国很友好，他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帮助他打开通往中国的渠道。
8月1日，尼克松来到巴基斯坦，在拉合尔国宾馆，他和叶海亚？汗总统进行了敞开心扉的坦诚的密谈。尼克松说：
“尽管我的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总统听了尼克松的诉说，面露喜色，高兴地说：“我很欣赏总统阁下的见解。”尼克松谈兴正浓，继续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多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现在，美国正退出越南，我们想跟中国对话。”
叶海亚总统深知中美两国过去的裂痕，听尼克松这样说，就用试探的语气，不无疑虑地看着尼克松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据我了解，这决非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当然，作为中美两国共同的好朋友，我会尽我的一切努力的。”
看到叶海亚总统有些怀疑美国的诚意，尼克松连忙强调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叶海亚总统也真诚地说：“总统阁下完全可以放心，我的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前不久才访华归来。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动乱正在结束，他们很快就会设法结束自我实行的外交孤立状态。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国领导人，都是有教养的、务实的、说话算数的。”
尼克松离开巴基斯坦时，心情显得极为地高兴、轻松，他仿佛看到了由他个人建立的“叶海亚渠道”正慢慢向北京延伸。
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应邀对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布加勒斯特，他和齐奥塞斯库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谈到中国问题时，尼克松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重提他的话题：“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我希望罗马尼亚同意充当通向中国的渠道。”
在这之前，齐奥塞斯库总统已经知道尼克松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当尼克松亲自向他提起这个问题时，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想听尼克松更多的一些表示。
看到齐奥塞斯库赞许地点着头，尼克松知道他已理解了美国的心意，于是就更进一步的表述道：“美国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因为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中国在25年内将有10亿人口，如果把这样一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孤立起来，它就可能变为一个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良好关系。”
和中国有着多年深厚友谊的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有着极为深刻美好的印象。他对尼克松总统坦诚地说：“我对中国人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坚定自信，通情达理。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机。”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见尼克松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便继续说下去“我愿意充当信使，我将向中国人转达你们的看法，并把中国人的反应告诉你们。”
得到这样肯定的回答后，尼克松会心地笑了。
当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并排乘坐敞篷汽车驶向机场时，他为“罗马尼亚渠道”的建立而异常高兴。他面带笑容，高举着手臂，向鲜花映衬下的布加勒斯特，向街道两旁挥舞着鲜花和彩带的欢送的人群不停地挥动。他感到真是不虚此“月辉”之行，他为自己的成功而激动不已，只希望快些回到华盛顿，以便去采取新的步骤，加快走向中国的步伐。
周恩来与柯西金会晤，尼克松感到坐了末班车
8月8日，即尼克松回到华盛顿后几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公开宣布美国一直寻求打开同中国往来的渠道，有意恢复华沙会谈。
1969年8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正式讨论对华问题，在这之前，美国并没有在内阁一级正式讨论过对华政策，虽然这次会议也没有做出什么决定，但尼克松总统却发表了使他的内阁同僚大吃一惊的讲话：“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使在场的人都强烈地感到了这样的信念：美国越来越迫切需要和中国建立联系了。
正在此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苏联外交官员多次向美国外交官员试探：苏联和中国之间“一次军事较量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真理报》还预兆不祥地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9月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30周年纪念日，苏军总参谋长兼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马特维？查哈罗夫甚至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直截了当地追述了苏联在25天内摧毁日军700万人进攻的事。苏联记者还在英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
为了表示美国对苏联的行动不会漠不关心，9月5日，美国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发表谈话，强调“不断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对中苏“争论的不断升级”，表示“深深的关注”。
正当中美关系处于十分微妙境地的时候，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出席完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突然飞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简短的却是四年多以来中苏两国间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这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当尼克松从报纸上得知这一重大事件时，简直愤怒到了极点。他担心这件发生在他加紧实现与中国沟通时的事，会使那酝酿已久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他再也睡不着觉了。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召到那椭圆形办公室，将《华盛顿明星报》递给基辛格，阴沉着脸，用指责的语气说：“我有一种坐晚车的感觉，你有什么看法？”
基辛格也没有料到中苏会有这么一手，更为自己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竟然事前没有搞到有关情报并向总统提出一些建议而甚感尴尬。
“你看这次会晤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缓和？对美国来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基辛格以低沉的语调，缓慢的对尼克松分析道：“初步看来，关于会见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淡的。声明中没有使用共产党国家间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这就意味着中苏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
尼克松摸着长长的下巴点点头，基辛格以深不可测的神态继续分析说：“我推测中国人认为这次见面会使极其紧张的中苏关系稍稍缓和一些，温度降低一些，这样才符合中国的利益。”
听了基辛格的分析，尼克松显得比刚才平静了许多。考虑了一下，他又继续问基辛格：
“那你认为，这次会晤的起因是什么呢？是中国还是苏联采取了主动？”
基辛格沉思了一会儿，半推测半有把握地说：“柯西金的飞机突然改变了航程，取道一条从河内出发最远的道路飞向北京，可能说明是中国人在最后一分钟提出了邀请。但中国人给柯西金的不过是起码的礼仪待遇――没有允许他离开机场，而且苏联又先宣布了这次会晤，可能又是苏联采取了主动。不管是中国想寻求和解也好，或者是苏联给北京的最后警告也好，有一点却是清楚的：中苏关系在走向一个危机点。”
尼克松对基辛格言之有理的分析深表赞同，为自己有这样的助手而感到欣慰，但他并未完全放心，他要基辛格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大使接触。
正在此时，“叶海亚渠道”开始显示出了生机。巴基斯坦空军元帅谢尔？阿里？汗到白宫拜访了基辛格，他告诉基辛格说叶海亚总统已向中国人转达了关于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一般信息，但还需要有些更具体的东西以便在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转达给他。基辛格在征得尼克松同意后，让叶海亚总统把美国的一个决定秘密地转达给中国，即美国取消了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常设的巡逻，而代之以由其他美国军舰每月轮流巡逻15次。
而在华沙的斯托塞尔却仿佛三个多月无事可做一样。当他接到基辛格要他主动找中国外交代表表示美国“准备进行认真的会谈”的指示时，作为职业外交官却感到“难以置信”，没有付诸行动。当接到基辛格第二份要他迅速行动的指示时，斯托塞尔仍没把它当回事。到11月下旬斯托塞尔仍没有动静，基辛格又发出了第三次指示。在美国外交史上，还不曾有过一位大使对白宫发出的三份明确指示敢于不采取行动的事，基辛格于是又给斯托塞尔发出了措辞更强硬的第四次指示：“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要让愿意照办的人来办。”斯托塞尔此时才看出事态的严重性，赶紧找机会接近中国人。由于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且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谁也不敢和“帝国主义分子”接触，找个机会也是不容易的。直到12月3日，他才在南斯拉夫人于华沙文化宫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碰到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斯托塞尔急忙向雷阳走去。雷阳生怕惹事，顾不得看南斯拉夫女模特风度优雅的表演，转身就躲，下了楼梯。眼看雷阳就要走开，斯托塞尔急得边追边喊，终于在楼梯口追上了雷阳。斯托塞尔通过雷阳的波兰语翻译对雷阳说：“我有美国政府的重要消息……”
雷阳以怀疑的目光看着喘着粗气的斯托塞尔，吃惊地慌忙摇头说：“知道了，等我请示了再说。”
为了让中国明白，斯托塞尔的这次主动接触并非他个人特殊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金在第二天例行的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斯托塞尔大使同中国驻波兰的外交官交谈了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