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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2)
1969年12月11日，雷阳按照中国外交部的指示，把斯托塞尔请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双方在“融洽的”气氛中会谈了75分钟。最初，斯托塞尔接到这一邀请时是大吃一惊，为了避开外界，他说他将高兴地、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但雷阳告诉他说这是不必要的，完全可以走正门。这次会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的首次接触，是中国对尼克松一系列改善关系信号的首次善意反应。
同一天，美国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美国宣布：
从1969年12月23日起，取消只准旅游者最多只能购买100美元中国货物的规定；允许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放宽艺术品的进口，由政府来鉴定什么样的艺术品是中国制造的。此前美国第七舰队还减少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在此情况下，一切都出现了生机。12月17日，中国通过“罗马尼亚渠道”告诉美国：中国有兴趣同西方实行关系正常化，但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要转达。两天后，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美国传去最新消息：中国对美国决定不再让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感到满意。
为了保持“巴基斯坦渠道”的畅通，尼克松12月22日就美巴关系给叶海亚总统写了一封长信，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尼克松说：“你知道我愿意设法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最好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我决不放弃它。”12月23日，中国再次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传递了信息：中国愿意没有先决条件地恢复华沙会谈。
华沙，一辆悬挂中国国旗的高级轿车招摇而过
1970年初，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斯托塞尔提出，在正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前，于1月8日在美国大使馆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美国希望中国能直接听到到那时为止只是通过第三方向中国转达的信息。
1月8日，中国代表乘坐一辆悬挂着中国国旗的高级轿车招摇过市地到达美国大使馆。斯托塞尔告诉雷阳说：“不论是在亚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国都不会同苏联实行共同统治。”中美双方同意恢复两国大使间在华沙的正式和定期的会晤，确定了会晤将在两国大使馆轮流举行的原则，恢复后的首次正式会晤将于1月20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当天中午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先是说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根据白宫的指示，几个小时后他又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此前，还没有一个美国发言人敢用正式的名称来称呼中国，而麦克洛斯基却三次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0年1月20日，在尼克松总统就职一周年的那一天，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中国大使馆恢复举行。和在这之前举行的四次会晤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经过了历时数月互通信息的耐心准备，开始是间接地，后来就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愿意使双方关系作根本性改变的微妙情况下举行的会谈。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和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斯托塞尔首先表态说：“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计划！”
对此，雷阳以表示欢迎的语气说：“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
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斯托塞尔首先表示：“虽然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协议，并且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现在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
雷阳则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他说：“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容许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为了表示诚意，斯托塞尔郑重地说：“美国不仅愿意讨论台湾问题，而且愿意讨论中美之间的所有双边关系问题，并愿意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此，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雷阳感到美国此次的表态是诚恳的，也郑重地表态道：“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者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意予以接待。”
2月18日，在中美大使再次会谈前两天，尼克松在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论中国：“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2月28日，雷阳和斯托塞尔再次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本国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态度也有了些灵活变化，都表示希望进行更高级的会谈。
正在这双方都快要突破的时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就会谈中诸如通讯联系、人员往来、会谈的时机、安全等问题节外生枝，说美国向北京派特使必须事前得到“补偿”。
基辛格对此是大光其火，他反驳说：“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光是对河内就会造成创伤。这些就是压倒一切的补偿。”
尼克松也支持基辛格，他多次希望把会谈地点迁到北京去，并且派一个总统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参加会谈。他还要基辛格绕过国务院通知中国，美国同意派一个总统特使到中国去。
但就在此时，美国干涉柬埔寨内政，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迫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北京。5月美军更直接开进了柬埔寨。中国为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由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等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此后华沙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过。
被授予自由勋章的马休
这是在中美复交中一件很秘密的事。
尼克松在成为美国总统前在纽约办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一个名叫马休？汤姆森的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在那里工作。马休的父亲汤姆森博士和中国的邓山理在天津读书时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1966年圣诞节前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提到“尼克松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当周恩来总理把邓山理从他下放的四川农村一个养猪场召回北京时，曾对邓山理说：
“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
邓山理于是就介绍了和汤姆森的关系，并说可以从他儿子马休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人约马休？汤姆森到香港去办一件事，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真正要见的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在一阵寒暄问候之后，邓山理对马休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理说我们中国是不会再向你们美国伸手了，除非是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但这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休此时才算真正明白了邓山理见他的目的了，“看来你们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那你们认为他是这样的领导人吗？说不定他还赢不了明年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可能的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在我们所做的努力中，虽然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件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情，值得去试一试。”
马休说：“只要你不让我干间谍工作，我愿尽力而为。”
邓山理笑着点点头，诚恳地说：“当然不会的，我们只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话的人。”
后来马休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向尼克松谈到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他表示美国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过了几个月后，马休又一次接到了洪伟良的电话，他一听就知道是邓山理的事，于是很快找了个机会到香港。
马休一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微笑着迎了上来。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刚下飞机，马休又上了天，来到了他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在一个安静的小庭院里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向马休详细询问了有关美国选举的情况。马休认为最可能选上的是尼克松。
刚好第二天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休。马休认为约翰逊退出后，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他还详细地分析了尼克松与共和党内其他两个竞选对手的情况，他认为最终获胜的将是尼克松。
事实证明，马休的分析是正确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成为了第37届总统。这之后，邓山理和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马休之间交往的书信就更多了，他们担负起了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传递信息的任务。其间，他们也曾被怀疑为间谍，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周恩来收到邓山理送来的报告，其中夹着马休3月15日写给邓山理的信，信中说：
目前我正在为心情急切的美国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准备有关中美会谈事宜。这个时候，我想可以让一些意义明确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两星期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10至12名职员和几名官员将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前些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你们也将去参加。这是贵国自1965年以来首次参加锦标赛，你们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到贵国去访问（为掩人耳目，也可以同时邀请一些西方球队），并受到贵国领导人的慷慨大方的接见？
届时一些美国记者将会同行，一家美国电视网的新闻转播小组也将在那儿向国内进行实况转播。美国人会看到我们的同胞如何在中国比赛、旅行，在面露微笑的中国人中间访问。
“我没有把这一想法告诉这儿的任何人，这不过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肯定美国政府会非常高兴接到中国的邀请的。”
在这封信的空白处，周恩来总理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主意非常好，请立即照办。拟邀请美国、英国、加拿大、一个非洲国家及一个拉美国家的乒乓球队来京，以接待意大利共产党的规格隆重欢迎他们。”
当基辛格于1971年9月再度来华时，马休？汤姆森已先期到达北京两天了。在基辛格访问快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你的随行人员中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老朋友。”
基辛格皱了皱眉头：“一个老朋友？”
“对，你们的马休？汤姆森。”
基辛格非常吃惊地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作为对贵国的真诚表示吧。也许我们结束了同马休的联系后，你们的安全机关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向你汇报他的情况，那时你也许认为他是间谍，责骂我们不够朋友。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这样我们就可以坦诚相见，无私可言了。”
1972年1月21日，在白宫三楼那漆成黄色的椭圆形大厅里，马休被尼克松总统授予了一枚自由勋章和一张荣誉状，在场的还有马休的父亲、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见斯诺
当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华沙不是一个进行严肃讨论的好地点，而且对这种每次都是互相宣读经过批准的稿子又不解决问题的会谈不再感兴趣。他们希望打开另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1970年6月15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奉命去接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武官方文，想告诉中方：由于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国希望另开对话渠道。但沃尔特斯在6月和9月初，两次试图把信息传过去，两次都没有成功。中国武官方文只是说，他将转告国内政府，然后就走开离去。
6月30日，三万美军撤离了柬埔寨。7月10日，尼克松在同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谈话时表示：美国应该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接着又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通过意大利罗伯托？佩里尼公司转售中国的美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及零件的交易。8月26日，美国又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中美重新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向美国发出了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信号――指示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邀请与毛泽东私交甚厚的《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访华。
黄镇把斯诺从瑞士洛桑请到巴黎，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而一提到访华，斯诺就火冒三丈，一口拒绝：
“很遗憾，中国有些当权派已经不再把我看作是中国的朋友了。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会见风使舵，随便改变我的看法！”
黄镇知道斯诺这是在为“文革”中被拒绝访华一事而生气，便委婉地劝道：“斯诺先生，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他们已被毛主席撤了职。现在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邀请你访华，你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1970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那一天，斯诺出现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城楼上。由周恩来总理安排，斯诺和他的妻子洛伊丝很快就站在了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并同毛主席作了简短的交谈。当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奏起、广场上人声沸腾、旗帜飘扬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斯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热情的群众不停地挥手。
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站在面带笑容的斯诺夫妇中间的照片，并称赞斯诺是“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是第一个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毛泽东用这一不寻常的姿态向美国表明，中美关系应向更高层次发展。然而，中国这一含蓄但富有深义的举动，竟然没有被美国所理解。
10月5日，尼克松举着个大锤来回应毛泽东那举重若轻的一剑，他在对《时代》周刊记者谈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时说：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0月9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去世，尼克松本想通过法国向中国传话，此时，他不得不长叹一声：“唉，戴高乐死得太早了。”
此时，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到联合国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会。尼克松决定借此机会来向中国传递信息。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因为叶海亚即将访华。尼克松请叶海亚给中国领导人传话，说明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和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美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他还提到作为使节的可能人选有罗伯特？墨菲、汤姆斯？E？杜威或者基辛格。
10月26日，尼克松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当晚，在欢迎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国宴上致祝酒词的时候，尼克松有意识地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因而就发出了西方人士称之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11月10日至15日，叶海亚总统访问中国。他在同周恩来的单独会谈中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并说美国迫切等待着中国的答复。11月14日，周恩来正式答复叶海亚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12月8日，叶海亚将周恩来总理的口头答复派专人送到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手中，那是一份无头衔、无签字的用有蓝道的白色信纸手写的备忘录，并嘱其立即口头转达给基辛格。第二天下午6点，在白宫基辛格办公室里，希拉利向他慢慢地念了这一信件，基辛格则将其记了下来。周恩来在发给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信息中很有风度地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第三国首脑向另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同一天，美国继续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美国宣布：
从1969年12月23日起，取消只准旅游者最多只能购买100美元中国货物的规定；允许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物资的贸易；放宽艺术品的进口，由政府来鉴定什么样的艺术品是中国制造的。此前美国第七舰队还减少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在此情况下，一切都出现了生机。12月17日，中国通过“罗马尼亚渠道”告诉美国：中国有兴趣同西方实行关系正常化，但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要转达。两天后，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次向美国传去最新消息：中国对美国决定不再让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感到满意。
为了保持“巴基斯坦渠道”的畅通，尼克松12月22日就美巴关系给叶海亚总统写了一封长信，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尼克松说：“你知道我愿意设法同中国领导人进行更有意义的对话。最好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我决不放弃它。”12月23日，中国再次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传递了信息：中国愿意没有先决条件地恢复华沙会谈。
华沙，一辆悬挂中国国旗的高级轿车招摇而过
1970年初，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斯托塞尔提出，在正式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前，于1月8日在美国大使馆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美国希望中国能直接听到到那时为止只是通过第三方向中国转达的信息。
1月8日，中国代表乘坐一辆悬挂着中国国旗的高级轿车招摇过市地到达美国大使馆。斯托塞尔告诉雷阳说：“不论是在亚洲或任何其他地方，美国都不会同苏联实行共同统治。”中美双方同意恢复两国大使间在华沙的正式和定期的会晤，确定了会晤将在两国大使馆轮流举行的原则，恢复后的首次正式会晤将于1月20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当天中午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先是说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根据白宫的指示，几个小时后他又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此前，还没有一个美国发言人敢用正式的名称来称呼中国，而麦克洛斯基却三次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0年1月20日，在尼克松总统就职一周年的那一天，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华沙中国大使馆恢复举行。和在这之前举行的四次会晤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经过了历时数月互通信息的耐心准备，开始是间接地，后来就越来越明确地表示愿意使双方关系作根本性改变的微妙情况下举行的会谈。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和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斯托塞尔首先表态说：“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计划！”
对此，雷阳以表示欢迎的语气说：“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
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斯托塞尔首先表示：“虽然美国有协助保卫台湾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的协议，并且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美国将削减现在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
雷阳则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他说：“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不容许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为此，我们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为了表示诚意，斯托塞尔郑重地说：“美国不仅愿意讨论台湾问题，而且愿意讨论中美之间的所有双边关系问题，并愿意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此，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雷阳感到美国此次的表态是诚恳的，也郑重地表态道：“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者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愿意予以接待。”
2月18日，在中美大使再次会谈前两天，尼克松在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政策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论中国：“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2月28日，雷阳和斯托塞尔再次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本国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态度也有了些灵活变化，都表示希望进行更高级的会谈。
正在这双方都快要突破的时刻，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就会谈中诸如通讯联系、人员往来、会谈的时机、安全等问题节外生枝，说美国向北京派特使必须事前得到“补偿”。
基辛格对此是大光其火，他反驳说：“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光是对河内就会造成创伤。这些就是压倒一切的补偿。”
尼克松也支持基辛格，他多次希望把会谈地点迁到北京去，并且派一个总统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参加会谈。他还要基辛格绕过国务院通知中国，美国同意派一个总统特使到中国去。
但就在此时，美国干涉柬埔寨内政，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迫使西哈努克亲王流亡北京。5月美军更直接开进了柬埔寨。中国为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由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等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此后华沙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过。
被授予自由勋章的马休
这是在中美复交中一件很秘密的事。
尼克松在成为美国总统前在纽约办了一家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一个名叫马休？汤姆森的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在那里工作。马休的父亲汤姆森博士和中国的邓山理在天津读书时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1966年圣诞节前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提到“尼克松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当周恩来总理把邓山理从他下放的四川农村一个养猪场召回北京时，曾对邓山理说：
“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
邓山理于是就介绍了和汤姆森的关系，并说可以从他儿子马休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人约马休？汤姆森到香港去办一件事，但他很快就发现，他真正要见的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在一阵寒暄问候之后，邓山理对马休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理说我们中国是不会再向你们美国伸手了，除非是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但这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休此时才算真正明白了邓山理见他的目的了，“看来你们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那你们认为他是这样的领导人吗？说不定他还赢不了明年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可能的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在我们所做的努力中，虽然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件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情，值得去试一试。”
马休说：“只要你不让我干间谍工作，我愿尽力而为。”
邓山理笑着点点头，诚恳地说：“当然不会的，我们只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话的人。”
后来马休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向尼克松谈到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他表示美国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过了几个月后，马休又一次接到了洪伟良的电话，他一听就知道是邓山理的事，于是很快找了个机会到香港。
马休一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微笑着迎了上来。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刚下飞机，马休又上了天，来到了他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在一个安静的小庭院里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向马休详细询问了有关美国选举的情况。马休认为最可能选上的是尼克松。
刚好第二天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休。马休认为约翰逊退出后，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他还详细地分析了尼克松与共和党内其他两个竞选对手的情况，他认为最终获胜的将是尼克松。
事实证明，马休的分析是正确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成为了第37届总统。这之后，邓山理和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马休之间交往的书信就更多了，他们担负起了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传递信息的任务。其间，他们也曾被怀疑为间谍，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周恩来收到邓山理送来的报告，其中夹着马休3月15日写给邓山理的信，信中说：
目前我正在为心情急切的美国总统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准备有关中美会谈事宜。这个时候，我想可以让一些意义明确的象征性事物促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常化。
两星期后，美国国家乒乓球队有10至12名职员和几名官员将去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锦标赛。前些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你们也将去参加。这是贵国自1965年以来首次参加锦标赛，你们是否可以邀请这些年轻的美国运动员到贵国去访问（为掩人耳目，也可以同时邀请一些西方球队），并受到贵国领导人的慷慨大方的接见？
届时一些美国记者将会同行，一家美国电视网的新闻转播小组也将在那儿向国内进行实况转播。美国人会看到我们的同胞如何在中国比赛、旅行，在面露微笑的中国人中间访问。
“我没有把这一想法告诉这儿的任何人，这不过是我的胡思乱想，但我肯定美国政府会非常高兴接到中国的邀请的。”
在这封信的空白处，周恩来总理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主意非常好，请立即照办。拟邀请美国、英国、加拿大、一个非洲国家及一个拉美国家的乒乓球队来京，以接待意大利共产党的规格隆重欢迎他们。”
当基辛格于1971年9月再度来华时，马休？汤姆森已先期到达北京两天了。在基辛格访问快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在你的随行人员中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老朋友。”
基辛格皱了皱眉头：“一个老朋友？”
“对，你们的马休？汤姆森。”
基辛格非常吃惊地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作为对贵国的真诚表示吧。也许我们结束了同马休的联系后，你们的安全机关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向你汇报他的情况，那时你也许认为他是间谍，责骂我们不够朋友。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这样我们就可以坦诚相见，无私可言了。”
1972年1月21日，在白宫三楼那漆成黄色的椭圆形大厅里，马休被尼克松总统授予了一枚自由勋章和一张荣誉状，在场的还有马休的父亲、国务卿罗杰斯和基辛格。
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见斯诺
当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华沙不是一个进行严肃讨论的好地点，而且对这种每次都是互相宣读经过批准的稿子又不解决问题的会谈不再感兴趣。他们希望打开另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
1970年6月15日，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奉命去接近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武官方文，想告诉中方：由于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美国希望另开对话渠道。但沃尔特斯在6月和9月初，两次试图把信息传过去，两次都没有成功。中国武官方文只是说，他将转告国内政府，然后就走开离去。
6月30日，三万美军撤离了柬埔寨。7月10日，尼克松在同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谈话时表示：美国应该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接着又批准了通用汽车公司通过意大利罗伯托？佩里尼公司转售中国的美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及零件的交易。8月26日，美国又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中美重新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向美国发出了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信号――指示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邀请与毛泽东私交甚厚的《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访华。
黄镇把斯诺从瑞士洛桑请到巴黎，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而一提到访华，斯诺就火冒三丈，一口拒绝：
“很遗憾，中国有些当权派已经不再把我看作是中国的朋友了。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会见风使舵，随便改变我的看法！”
黄镇知道斯诺这是在为“文革”中被拒绝访华一事而生气，便委婉地劝道：“斯诺先生，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他们已被毛主席撤了职。现在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邀请你访华，你将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
1970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那一天，斯诺出现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城楼上。由周恩来总理安排，斯诺和他的妻子洛伊丝很快就站在了毛泽东主席的身边，并同毛主席作了简短的交谈。当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奏起、广场上人声沸腾、旗帜飘扬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斯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正中的栏杆边，向广场上热情的群众不停地挥手。
第二天，在《人民日报》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站在面带笑容的斯诺夫妇中间的照片，并称赞斯诺是“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是第一个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毛泽东用这一不寻常的姿态向美国表明，中美关系应向更高层次发展。然而，中国这一含蓄但富有深义的举动，竟然没有被美国所理解。
10月5日，尼克松举着个大锤来回应毛泽东那举重若轻的一剑，他在对《时代》周刊记者谈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时说：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0月9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去世，尼克松本想通过法国向中国传话，此时，他不得不长叹一声：“唉，戴高乐死得太早了。”
此时，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到联合国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纪念会。尼克松决定借此机会来向中国传递信息。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因为叶海亚即将访华。尼克松请叶海亚给中国领导人传话，说明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和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美国愿意派一个高级使节秘密访华，他还提到作为使节的可能人选有罗伯特？墨菲、汤姆斯？E？杜威或者基辛格。
10月26日，尼克松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当晚，在欢迎齐奥塞斯库总统的国宴上致祝酒词的时候，尼克松有意识地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因而就发出了西方人士称之为“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11月10日至15日，叶海亚总统访问中国。他在同周恩来的单独会谈中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并说美国迫切等待着中国的答复。11月14日，周恩来正式答复叶海亚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12月8日，叶海亚将周恩来总理的口头答复派专人送到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手中，那是一份无头衔、无签字的用有蓝道的白色信纸手写的备忘录，并嘱其立即口头转达给基辛格。第二天下午6点，在白宫基辛格办公室里，希拉利向他慢慢地念了这一信件，基辛格则将其记了下来。周恩来在发给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信息中很有风度地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第三国首脑向另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