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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斯诺登上天安门！中美解冻北京城(8)
符浩到巴黎后单独向黄镇通报了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黄镇虽是吃惊却感到无比痛快，他拿出茅台酒与老战友频频举杯畅饮。
不久，沃尔特斯就来找黄镇，在寒暄之后他很快就进入了正题：“这次贵国为何要取消国庆游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突然事情？”
黄镇心中有数，于是从容巧妙地说：“各国庆祝国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叫游园，一切都很正常。”
10月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基辛格一行于10月20日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却坚决反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他们在尼克松面前激烈的争论起来。
罗杰斯说：“基辛格此时再去北京，必然对我们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战略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却反驳说：“我不认为这会对联合国的表决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实。我们这样做也可以表明反对从联合国驱逐台湾，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况且一些国家不会根据法律条文而是根据它们同北京关系的政治重要性来投票。再说改变日期，肯定会给我们同北京的新关系造成某种不利的影响。还有，如果总统要在1972年初访问中国，为了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日期赶在一起，我这次访华也不能推迟。”
最后，尼克松权衡利害之后，站到了基辛格一边。
基辛格把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定名为“波罗二号”。10月16日，他带领他的全部人马从美国出发。他为了给尼克松总统试航，不仅大摇大摆地公开来华，而且还神气活现地坐着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大兜其风。为了使尼克松总统一行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间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他按尼克松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然后再飞抵上海。
基辛格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全部人马，商谈的既有重大政治问题，又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他把他的随行人员按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分成四个等级。他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尼克松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的细节；尼克松的助理帮办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那位“老练、聪明、机智”的国务院代表老中国通艾尔弗雷德？詹金斯，虽是二十年来中美会谈的专家，却只能“使他有一种参加的感觉，但又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地缘政治的讨论，特别是起草公报的工作。”他们内部则由洛德总负责这四个等级，“竭力做到有条不紊，不出差错。”由此他们建议中方按照他们各类人员“需要了解”的范围，安排各种级别的会谈，并在同一时间进行，使基辛格等少数几个人好同周恩来商讨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而不致受到干扰。
基辛格所不知道的是，周恩来总理先是忙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然后又忙于处理林彪事件，加之身体已经不是很好，直到10月中旬才着手进行接待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准备工作。17日，中国外交部拟出了接待方案，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对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会谈的方针和立场，决定仍按基辛格秘密来访时的规格接待，但予以公开报道，同时也应美方要求，安排各类人员的对口会谈和活动。方案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后呈报毛泽东主席。19日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方案。
10月20日，当基辛格一行兴高采烈地抵达上海时，看到只有上次去巴基斯坦迎接他们的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事处的两位代表在机场迎接，敏感的基辛格顿时有一种受冷落之感。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时，仍没有见到手持鲜花夹道欢迎的人群，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前往欢迎，只是增加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他的内心就有些忐忑不安。
让基辛格一行更为不安的是，当车队从北京机场到钓鱼台宾馆的途中，不仅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而且还发现了多数是中文也有一两处是英文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在他们进入宾馆六号楼的住房时，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份封面印有“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文的宣传品，疑神疑鬼的基辛格又是感到了不快。他当即叫人把所有的小册子收集起来，交给中方的一位礼宾司官员，并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
周恩来听到这事的汇报后，非常生气，当即责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要摆放这些东西？”那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当这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是“放空炮”。
第二天，姬鹏飞代外长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特意向基辛格解释说：“每个国家都有它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和电视，我们中国则用墙上的标语。”他指了指昨天还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标语的墙说：“你看，现在不是变了么？”
基辛格看了看外面，只见那墙上果然换成了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
10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虚惊一场的基辛格一行。在合影留念后，周恩来以惊人的记忆，坦诚的胸怀，落落大方地向基辛格及其随行人员一一表示欢迎和问候，还像老朋友一样说出了他们各自的生平、学历。当见到詹金斯时，周恩来说他曾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这使得詹金斯大受感动。
在会后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热情洋溢地即兴致词说：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两国关系史上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的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特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一个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所有的客人无不为周恩来热情诚恳的讲话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动，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两幅照片。22日晚，叶剑英和代理外长姬鹏飞陪基辛格一行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京剧，基辛格一行一走进大会堂，全体观众就热烈鼓掌，把基辛格等人当作特别受欢迎的人。23日，基辛格一行又参观了长城，游览了颐和园，这一切都使他们先前那种受冷落的感觉在热诚友好的气氛中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说：要讲天下大乱嘛
从10月21日起，中美双方进行分组会谈。周恩来同基辛格谈实质问题；熊向晖同詹金斯谈一般问题；于桑同美方进行保卫、通讯等技术问题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为使双方谈得轻松一点，周恩来针对基辛格上次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
周恩来当即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很钦佩地说：“总理没有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稍后，他又谈到了尼克松访华公告，“总理先生，7月份我们会见的时候，你曾说过，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世界确实被震动了，我们两国在世界上掀起了新的潮流，使许多国家在执行他们外交政策的时候有了新的考虑。我们推动了世界事务中的一场革命。”
周恩来也真诚地说：“尼克松总统采取这样的主动行动，表现了很大的勇气。”
此后，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细节进行了商谈。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来考虑了一下，选定了前一个日期。
在另一个地方由熊向晖和詹金斯的会谈也谈得不错。尽管詹金斯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专家，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受了一定的传统影响，但他在会谈后也不无感慨地说：“我同从1955年开始以来的初步会谈有联系。在这期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像在黑夜中航行的船……而现在幸运的是，我们不再在黑夜，而是在白天航行了。”
其他组的会谈也基本较好。通讯技术（包括新闻采访、报道和电视转播）问题，在双方真诚协商下顺利达成协议。仅在保卫安全问题上，美方负责警卫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尼克松总统可能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名单给他，并且还强烈反对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境内乘坐中国的轿车和飞机。中方对这位头头的无知和傲慢给予了批驳，后经基辛格说服，美方完全接受了中方的安排。
然而，基辛格却差点完不成他的使命。
原来，基辛格这次来华之前从未提过要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问题，所以中方在接待方案中也没作准备。在第一次会谈时，他才对中国方面说，此次来北京，一是为了妥善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一切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事项，就是预先拟定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要发表的一个联合公报。基辛格说这是因为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松总统访华失败，所以得早作这方面的准备。
周恩来表示对此可以理解，他说：由于这是美方初次提出的建议，我们没有准备，希望在一般性和限制性会谈后再谈公报，并同意美方先拿出草案来。
22日下午会谈时，美方提出了他们已拟成的联合公报草案。基辛格还特别强调，这份公报草案已经尼克松批准了。
美方提出的这个草案长约三千字，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调起草的。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避而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看了美方的草案后，很不满意。他说这个草案不能接受，指示章文晋起草对案，他还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23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叫去。他先表示不赞成搞公报。周恩来说明这是美方提出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
毛泽东接着说：“那个东西我只看了一遍，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
周恩来连忙解释说：“这个草稿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的指示修改。”
毛泽东随即就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侮小国嘛。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世界。说什么不谋求霸权，他美国由13个州到50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又把手伸向全世界……现在尼克松也承认他们困难了。过去美国讲两个半战争，后来讲一个半战争，现在一个半也不行了……各说各的好，你们先给他们吹吹。”
24日，原定由姬鹏飞和基辛格谈公报问题，因中方的对案尚未起草好，改为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
会谈一开始，基辛格就感到周恩来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周恩来首先严肃而尖锐地对基辛格说：“毛泽东主席已经看了你们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草案的内容在原则上同我们不一致。”
基辛格神情紧张地问：“总理说的原则指的是哪些方面？”
周恩来说：“是指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展望方面，我们同你们完全不一致，在台湾、越南、印度支那、朝鲜、日本、次大陆等问题上的看法也有一定距离，有的地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基辛格解释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
周恩来便立即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阐明中国的观点：“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隔绝二十多年，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再说现在战争根本未停，世界并不太平，客观世界是大乱，谈不上和平。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说得含含糊糊，不把我们两国的根本分歧讲清楚，那是不真实的。如果用外交语言来掩盖巨大的分歧，公报上看起来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基辛格进一步辩解说：“总理先生，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如果在公报中写明双方的分歧，那不就是告诉世界，美国和中国正在吵架吗？”
周恩来说：“吵架是正常的，分歧是必然的嘛！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他见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气氛紧张，忙说：“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来。”
基辛格博士大玩文字游戏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改写公报草案。新草案完全打破了老套格调，十分新奇。在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方写进了当时对形势的看法和革命的语言，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不作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等。美方部分空着，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24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当晚，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中方对案全文，美方记录下来。基辛格听了，感到惊诧莫名，他的助手也面面相觑，认为“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表示难以接受。
周恩来当即心平气和的据实劝道：“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接着他宣布休息一会，请基辛格等不妨再考虑一下。
休息时，美方人员在一起商讨后，基辛格豁然开朗了，他认识到这种在尼克松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观点的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美国人的难题。因为阐明分歧会使美国的盟国及其朋友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中美双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美国也不致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休息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要求文字上不要火药味太浓，还必须有某些共同立场，他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美方的草案来。当晚，基辛格和洛德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修改方案。
周恩来看了一遍美国提的修改方案，眉头一皱，说：“博士，你们辛苦了一个通宵，却把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掉了。”
基辛格紧张地问：“哪个观点？”
“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这将使尼克松总统受到屈辱，在美国引起很大麻烦。作为交换，我们的观点也可删去两句，不使中国吃亏。”
周恩来感到美方确有不便，将手用力一挥：“我们不是商人，不是在做买卖，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他见美方列举了中美的共同立场，便赞赏道：“我们虽有巨大的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行动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沃尔特斯就来找黄镇，在寒暄之后他很快就进入了正题：“这次贵国为何要取消国庆游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突然事情？”
黄镇心中有数，于是从容巧妙地说：“各国庆祝国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叫游园，一切都很正常。”
10月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基辛格一行于10月20日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的安排”。
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却坚决反对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他们在尼克松面前激烈的争论起来。
罗杰斯说：“基辛格此时再去北京，必然对我们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战略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却反驳说：“我不认为这会对联合国的表决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实。我们这样做也可以表明反对从联合国驱逐台湾，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况且一些国家不会根据法律条文而是根据它们同北京关系的政治重要性来投票。再说改变日期，肯定会给我们同北京的新关系造成某种不利的影响。还有，如果总统要在1972年初访问中国，为了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日期赶在一起，我这次访华也不能推迟。”
最后，尼克松权衡利害之后，站到了基辛格一边。
基辛格把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定名为“波罗二号”。10月16日，他带领他的全部人马从美国出发。他为了给尼克松总统试航，不仅大摇大摆地公开来华，而且还神气活现地坐着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大兜其风。为了使尼克松总统一行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间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他按尼克松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然后再飞抵上海。
基辛格的随行人员相当于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全部人马，商谈的既有重大政治问题，又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他把他的随行人员按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分成四个等级。他和他的助手洛德、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尼克松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的细节；尼克松的助理帮办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那位“老练、聪明、机智”的国务院代表老中国通艾尔弗雷德？詹金斯，虽是二十年来中美会谈的专家，却只能“使他有一种参加的感觉，但又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地缘政治的讨论，特别是起草公报的工作。”他们内部则由洛德总负责这四个等级，“竭力做到有条不紊，不出差错。”由此他们建议中方按照他们各类人员“需要了解”的范围，安排各种级别的会谈，并在同一时间进行，使基辛格等少数几个人好同周恩来商讨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而不致受到干扰。
基辛格所不知道的是，周恩来总理先是忙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然后又忙于处理林彪事件，加之身体已经不是很好，直到10月中旬才着手进行接待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准备工作。17日，中国外交部拟出了接待方案，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对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会谈的方针和立场，决定仍按基辛格秘密来访时的规格接待，但予以公开报道，同时也应美方要求，安排各类人员的对口会谈和活动。方案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后呈报毛泽东主席。19日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方案。
10月20日，当基辛格一行兴高采烈地抵达上海时，看到只有上次去巴基斯坦迎接他们的章文晋等四人和上海外事处的两位代表在机场迎接，敏感的基辛格顿时有一种受冷落之感。当天中午飞抵北京时，仍没有见到手持鲜花夹道欢迎的人群，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几位高级官员前往欢迎，只是增加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他的内心就有些忐忑不安。
让基辛格一行更为不安的是，当车队从北京机场到钓鱼台宾馆的途中，不仅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而且还发现了多数是中文也有一两处是英文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在他们进入宾馆六号楼的住房时，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份封面印有“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文的宣传品，疑神疑鬼的基辛格又是感到了不快。他当即叫人把所有的小册子收集起来，交给中方的一位礼宾司官员，并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
周恩来听到这事的汇报后，非常生气，当即责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要摆放这些东西？”那负责人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当这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这是“放空炮”。
第二天，姬鹏飞代外长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特意向基辛格解释说：“每个国家都有它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和电视，我们中国则用墙上的标语。”他指了指昨天还写有反对美帝国主义标语的墙说：“你看，现在不是变了么？”
基辛格看了看外面，只见那墙上果然换成了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
10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虚惊一场的基辛格一行。在合影留念后，周恩来以惊人的记忆，坦诚的胸怀，落落大方地向基辛格及其随行人员一一表示欢迎和问候，还像老朋友一样说出了他们各自的生平、学历。当见到詹金斯时，周恩来说他曾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了解，是中国的老朋友了。这使得詹金斯大受感动。
在会后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热情洋溢地即兴致词说：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两国关系史上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16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会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的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特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一个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所有的客人无不为周恩来热情诚恳的讲话和平易近人的风度所感动，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
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两幅照片。22日晚，叶剑英和代理外长姬鹏飞陪基辛格一行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京剧，基辛格一行一走进大会堂，全体观众就热烈鼓掌，把基辛格等人当作特别受欢迎的人。23日，基辛格一行又参观了长城，游览了颐和园，这一切都使他们先前那种受冷落的感觉在热诚友好的气氛中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说：要讲天下大乱嘛
从10月21日起，中美双方进行分组会谈。周恩来同基辛格谈实质问题；熊向晖同詹金斯谈一般问题；于桑同美方进行保卫、通讯等技术问题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为使双方谈得轻松一点，周恩来针对基辛格上次来华初次会谈时念稿子的窘态，风趣地说：“按照惯例，我还是请你先说，我准备听你讲写出来的这么一大堆材料。”
基辛格自谦地说：“当时我自己感到很惭愧……”
周恩来当即制止说：“不，不，你头一次来嘛，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好的看法嘛。”
基辛格很钦佩地说：“总理没有笔记讲话，比我有笔记讲话更流畅。”稍后，他又谈到了尼克松访华公告，“总理先生，7月份我们会见的时候，你曾说过，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世界确实被震动了，我们两国在世界上掀起了新的潮流，使许多国家在执行他们外交政策的时候有了新的考虑。我们推动了世界事务中的一场革命。”
周恩来也真诚地说：“尼克松总统采取这样的主动行动，表现了很大的勇气。”
此后，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细节进行了商谈。基辛格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来考虑了一下，选定了前一个日期。
在另一个地方由熊向晖和詹金斯的会谈也谈得不错。尽管詹金斯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又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专家，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受了一定的传统影响，但他在会谈后也不无感慨地说：“我同从1955年开始以来的初步会谈有联系。在这期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如有人所描述的那样，像在黑夜中航行的船……而现在幸运的是，我们不再在黑夜，而是在白天航行了。”
其他组的会谈也基本较好。通讯技术（包括新闻采访、报道和电视转播）问题，在双方真诚协商下顺利达成协议。仅在保卫安全问题上，美方负责警卫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尼克松总统可能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名单给他，并且还强烈反对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境内乘坐中国的轿车和飞机。中方对这位头头的无知和傲慢给予了批驳，后经基辛格说服，美方完全接受了中方的安排。
然而，基辛格却差点完不成他的使命。
原来，基辛格这次来华之前从未提过要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问题，所以中方在接待方案中也没作准备。在第一次会谈时，他才对中国方面说，此次来北京，一是为了妥善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一切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事项，就是预先拟定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要发表的一个联合公报。基辛格说这是因为世界上有人希望尼克松总统访华失败，所以得早作这方面的准备。
周恩来表示对此可以理解，他说：由于这是美方初次提出的建议，我们没有准备，希望在一般性和限制性会谈后再谈公报，并同意美方先拿出草案来。
22日下午会谈时，美方提出了他们已拟成的联合公报草案。基辛格还特别强调，这份公报草案已经尼克松批准了。
美方提出的这个草案长约三千字，包括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四个部分，是按老一套格调起草的。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避而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看了美方的草案后，很不满意。他说这个草案不能接受，指示章文晋起草对案，他还提议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23日晚，毛泽东把周恩来、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等人叫去。他先表示不赞成搞公报。周恩来说明这是美方提出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
毛泽东接着说：“那个东西我只看了一遍，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
周恩来连忙解释说：“这个草稿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的指示修改。”
毛泽东随即就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侮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侮小国嘛。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世界。说什么不谋求霸权，他美国由13个州到50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又把手伸向全世界……现在尼克松也承认他们困难了。过去美国讲两个半战争，后来讲一个半战争，现在一个半也不行了……各说各的好，你们先给他们吹吹。”
24日，原定由姬鹏飞和基辛格谈公报问题，因中方的对案尚未起草好，改为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
会谈一开始，基辛格就感到周恩来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周恩来首先严肃而尖锐地对基辛格说：“毛泽东主席已经看了你们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草案的内容在原则上同我们不一致。”
基辛格神情紧张地问：“总理说的原则指的是哪些方面？”
周恩来说：“是指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展望方面，我们同你们完全不一致，在台湾、越南、印度支那、朝鲜、日本、次大陆等问题上的看法也有一定距离，有的地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基辛格解释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
周恩来便立即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阐明中国的观点：“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隔绝二十多年，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再说现在战争根本未停，世界并不太平，客观世界是大乱，谈不上和平。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如果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说得含含糊糊，不把我们两国的根本分歧讲清楚，那是不真实的。如果用外交语言来掩盖巨大的分歧，公报上看起来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基辛格进一步辩解说：“总理先生，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如果在公报中写明双方的分歧，那不就是告诉世界，美国和中国正在吵架吗？”
周恩来说：“吵架是正常的，分歧是必然的嘛！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他见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气氛紧张，忙说：“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来。”
基辛格博士大玩文字游戏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改写公报草案。新草案完全打破了老套格调，十分新奇。在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方写进了当时对形势的看法和革命的语言，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不作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等。美方部分空着，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24日下午，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当晚，周恩来让姬鹏飞代外长念了中方对案全文，美方记录下来。基辛格听了，感到惊诧莫名，他的助手也面面相觑，认为“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表示难以接受。
周恩来当即心平气和的据实劝道：“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接着他宣布休息一会，请基辛格等不妨再考虑一下。
休息时，美方人员在一起商讨后，基辛格豁然开朗了，他认识到这种在尼克松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观点的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美国人的难题。因为阐明分歧会使美国的盟国及其朋友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中美双方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美国也不致于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休息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写法，但要求文字上不要火药味太浓，还必须有某些共同立场，他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美方的草案来。当晚，基辛格和洛德熬了一个通宵，写出了修改方案。
周恩来看了一遍美国提的修改方案，眉头一皱，说：“博士，你们辛苦了一个通宵，却把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掉了。”
基辛格紧张地问：“哪个观点？”
“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这将使尼克松总统受到屈辱，在美国引起很大麻烦。作为交换，我们的观点也可删去两句，不使中国吃亏。”
周恩来感到美方确有不便，将手用力一挥：“我们不是商人，不是在做买卖，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他见美方列举了中美的共同立场，便赞赏道：“我们虽有巨大的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行动这一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