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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四项基本原则为本！改革开放强国之路(22)
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李先念讲话的主要精神是：
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财政要做到收支平衡，产品要适销对路；要在保证粮食的稳步增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
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是：
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定前进。
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次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和方案。提出了“两平一稳”的要求，即在1981年基本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进而实现物价稳定。会议确定在整个“六五”计划期间，都要继续进行调整。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前一阶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的新的改革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但是，调整是改革的前提，要适当加强集中统一和宏观控制，实行以调整为主，改革服从调整，促进调整的原则。有些改革从长远看是合理的，但同调整有矛盾，就推迟进行。
为了搞好在经济上的进一步调整，克服困难，避免发生混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必须高度集中统一，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为此提出了以下重要措施：第一，对于中央决定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阳奉阴违，不能顶着不办；第二，各种渠道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起来，综合平衡；第三，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财政措施要集中统一；第四，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信贷管理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第五，国家规定的重要物资的调拨计划，包括重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打折扣；第六，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不得违反；第七，统一规定发放奖金的条件，严格检查监督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第八，加强外贸和外汇管理，加强内部协调，统一对外，联合对外，防止互相拆台。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工作上的左倾错误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对在我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进一步比较清醒的认识，开始提出了要实行经济发展要走一条新路子的基本思想，从而实现了经济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中央和地方各极政府机关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调查情况，解决调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薛暮桥、马洪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转为研究如何克服调整中所遇到的困难。从1981年1月份起，薛暮桥召集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并邀请经济专家学者，连续讨论近20次，进一步分析经济形势和调整中出现困难的原因，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一系列建议。
关于过去两年调整中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经济研究中心认为这不是调整方针本身有问题，恰恰相反，是由于调整方针贯彻执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调整方针，要求把基本建设投资压到360亿元，把省出来的钱用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职工工资，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这是十分正确的。两年来农业轻工业显著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经济形势总的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1979年由于许多人对调整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加上压缩投资工作起步太迟，预算内投资并未减少，同1978年持平，达395亿元，而预算外投资却达到105亿元，全年实际完成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不仅没有达到紧缩目标，反而比1978年的480亿元还多20亿元。与此同时，这一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职工工资，原计划使居民收入增加100亿元，实际执行中超过预计，达到140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财政出现170.6亿元赤字，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一年除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外，增发货币（现金）500多亿元。
1980年国家再次要求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但不少人还是想“骑在马上调整”。同时，这一年开始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和企业利润留成，地方和企业的资金增多，计划内的投资压缩了一点，计划外的投资大大膨胀，实际完成的投资总额达到540亿元，比1979年又增加40亿元。与此同时，这一年农产品价格因超售加价和议价收购的比重增加而继续上升，使国家在这方面的补贴从1978年的38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30亿元；职工上一年升级增加的工资大部分在1980年补发，企业又用留成利润多发奖金。结果，这一年财政收支又有127.5亿元赤字，增发了70亿元货币。商品价格稳定不住，1980年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涨6%，其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上升8.1%，群众中颇有怨言。
对此，薛暮桥在1981年初一篇文章中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积累基金不能按照计划压缩下来，而消费基金的增长则突破了原定计划。国家支出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超过国民收入总额”。压缩投资不坚决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步子偏大，这就是近两年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放弃调整，而是要排除阻力进一步坚决调整。经济研究中心讨论中认识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81年初，国务院开始采取坚决措施，压缩计划外投资。除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和向企业发行国库券外，在第一季度暂时冻结了许多企业在银行储存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这种急刹车措施，有利于把计划外投资压缩下来，但也使生产和流通发生了困难。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降0.2%（轻工业增长9.9%。重工业则下降8.7%，机械工业更是大幅度下降）。针对这种情况，经济研究中心反复进行讨论，提出不少政策建议，主要是：
第一，要选择适当时机稍稍放松信贷，但必须坚持落实压缩投资的决策。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借用地方财政结余和发行国库券，既有利于中央平衡财政收支，又有利于控制计划外投资，但是冻结企业在银行存款，则只能是在短时间内使用的非常措施，一旦堵住计划外投资盲目扩大的势头，就应放弃。在信贷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要管严，但流动资金贷款不宜过紧，应及时适当放松，以利于生产正常进行。与此同时，经济研究中心建议坚决落实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工作，当时不少单位对于应该停建缓建的项目恋恋不舍，借口避免损失，千方百计拖延。经济研究中心强调要从全局利益着眼，迅速审定停建缓建项目，切实把压缩基建规模的工作落实下去。不但一部分国内基建项目下马，某些从国外引进的项目，也要停建或缓建。
第二，对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要适当控制。在调整中遇到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些困难，主要原因固然是积累基金的膨胀，但消费基金增长偏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79、1980年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增加职工工资是必要和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步子偏大了一些，使国家在这方面的价格补贴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同时工资总额的增长也超出国家预定计划，在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后没有加强必要的财务预算约束，许多企业滥发奖金和补贴，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奖金数额达到78亿元，比计划用于增加工资的十几亿元大好几倍。由于提高农民和职工收入的步子偏大了些，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全社会零售商品供应量的增长。1979-1980年两年中，社会购买力增加676亿元，而商品供应量只增加536亿元。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虽然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次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经济研究中心建议，1981年在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也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实现经济平衡，使调整能顺利推进。农产品收购价格近期应当稳定一段时间；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要放慢一些，特别是要制止企业滥发奖金；此外，还要努力压缩军政费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第三，要抓紧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生产逐步回升。
首先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使农业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进一步摆脱农业长期滞后的状况。在当时发展农业主要不是靠增加多少投资，关键是在落实党的政策。经济研究中心建议除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外，还要继续推广和稳定行之有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经济研究中心还建议要注意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增产。1980年全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400多万亩，1981年春播又减少1500万亩。经济研究中心认为经济作物是应当发展的，但粮食播种面积不宜过快缩减，应当在确保粮食增产的条件下，逐步扩大经济作物生产。为此，要正确处理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价关系。
其次，要狠抓轻工业生产。就当时来说，加快轻工业生产发展，既有利于扭转调整过程中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局面，又是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摆脱轻工业长期落后状态的需要。据有关部门估算，仅仅把呢绒、中长纤维、涤纶针织品、卷烟、啤酒和糖等七种产品加上去，就可增加税利150多亿元，如实行烟酒专卖还可增加财政收入20亿元。我们建议，要在物资、电力供应和资金等方面给轻工业以优先照顾，并且可以让一些经济上适宜和有条件的重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转产轻工产品，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
再次，再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转变机械工业的服务和发展方向。在当时，能源和交通运输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但是这方面建设需要的投资量大、建设周期又长，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一方面在近期要抓紧能源节约，从节约中求工业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应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加强煤炭、石油、电力等的建设。国内资金不足，可设法利用外资，争取利息低、偿还期长的国外贷款，将来靠出口石油、煤炭来偿还。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当前特别要抓紧的是机械工业的调整。机械工业在过去因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而发展过猛，生产能力过剩。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后，机械工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产减产，生产大幅度下降。机械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4强，机械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把整个工业生产增长指数拉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心认为应当立即着手调整机械工业的服务方向，从过去主要为了建设新厂服务，转到更多地为改造老厂服务，从过去主要为重工业服务，转到更多地为轻工业服务。我们有30多万个城市工业企业，长期以来机械设备很少更新改造，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逐步实现老厂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是今后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战略任务，机械工业一旦转上这一轨道，就有发展前途。应当立即动手抓这项工业，使机械工业逐步摆脱困境，促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并非是全线后退。要后退的主要是基本建设和与此相关的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许多部门应当前进，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科教事业以及为企业设备更新改造服务的机械工业等，应当前进。因此，调整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方针。
1981年上半年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许多政策建议提出了对进一步调整和克服困难的基本途径的设想，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经过一年全党上下的努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得到了调整，并取得了明显阶段性成果。
第一，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交通运输六个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发展，使轻工业获得较为迅速的增长，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上升。重工业也改变了服务方向，实行面向人民生活，面向轻工业、农业和出口，从而促使工业内部结构开始趋于合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由于农村政策的调整和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样，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就得到了改善。
第二，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1981年，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切实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认真清理在建项目，坚持做到“退够”。这一年，基建总投资由1980年的500亿元，减为300亿元，削减了27.8%。同时，在各个生产领域开展增产增收工作，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增加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农副产品和一些长期短缺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保证消费品的市场供应，适当提高广大人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这样，过去那种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三，调整财政收支和市场物价的关系。1981年，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控制市场物价，制止滥发奖金，严格财政和信贷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压缩行政开支，等等。通过艰苦努力，1981年的财政收支实现了基本平衡，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170亿元、1980年的127亿元，降低到1981年的25亿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价格水平升降相抵，总的趋势是稳中有降。
1981年11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中，对一年来的经济调整作了总结，肯定了调整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宣布：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
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十条方针：
1.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
2.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
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
4.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
5.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
6.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
7.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8.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9.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
10.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这十条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其实质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质量。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9年到1981年三年调整期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有适度的上升，经济没有倒退，而是在调整中前进。197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175亿元，完成计划的101.5%，比上年增长8.5%。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619亿元，完成计划103.2%，比上年增长7.2%。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4992亿元，完成计划103.1%，比上年增长7.2%。1981年，在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49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在调整经济取得初步成就的同时，中央决策层的领导也清醒地看到，调整工作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运用行政强制手段，靠紧缩必要的开支来实现的，因而是不巩固的。要继续保持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和作出艰苦的努力。高层领导头脑的清醒，这对于国家经济大政方针的正确制订和实施，意义自然是十分重大的。
（选自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李先念讲话的主要精神是：
计划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能做虚假文章，更不能凭主观偏见，财政要做到收支平衡，产品要适销对路；要在保证粮食的稳步增产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
邓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是：
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定前进。
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次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国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
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会议确定了进一步调整的要求和方案。提出了“两平一稳”的要求，即在1981年基本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进而实现物价稳定。会议确定在整个“六五”计划期间，都要继续进行调整。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前一阶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的新的改革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但是，调整是改革的前提，要适当加强集中统一和宏观控制，实行以调整为主，改革服从调整，促进调整的原则。有些改革从长远看是合理的，但同调整有矛盾，就推迟进行。
为了搞好在经济上的进一步调整，克服困难，避免发生混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必须高度集中统一，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为此提出了以下重要措施：第一，对于中央决定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阳奉阴违，不能顶着不办；第二，各种渠道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起来，综合平衡；第三，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财政措施要集中统一；第四，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信贷管理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第五，国家规定的重要物资的调拨计划，包括重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打折扣；第六，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不得违反；第七，统一规定发放奖金的条件，严格检查监督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第八，加强外贸和外汇管理，加强内部协调，统一对外，联合对外，防止互相拆台。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工作上的左倾错误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理；对在我国这样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有了进一步比较清醒的认识，开始提出了要实行经济发展要走一条新路子的基本思想，从而实现了经济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中央和地方各极政府机关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调查情况，解决调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薛暮桥、马洪领导的经济研究中心转为研究如何克服调整中所遇到的困难。从1981年1月份起，薛暮桥召集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并邀请经济专家学者，连续讨论近20次，进一步分析经济形势和调整中出现困难的原因，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一系列建议。
关于过去两年调整中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经济研究中心认为这不是调整方针本身有问题，恰恰相反，是由于调整方针贯彻执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调整方针，要求把基本建设投资压到360亿元，把省出来的钱用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职工工资，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这是十分正确的。两年来农业轻工业显著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经济形势总的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1979年由于许多人对调整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加上压缩投资工作起步太迟，预算内投资并未减少，同1978年持平，达395亿元，而预算外投资却达到105亿元，全年实际完成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不仅没有达到紧缩目标，反而比1978年的480亿元还多20亿元。与此同时，这一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职工工资，原计划使居民收入增加100亿元，实际执行中超过预计，达到140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财政出现170.6亿元赤字，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一年除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外，增发货币（现金）500多亿元。
1980年国家再次要求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但不少人还是想“骑在马上调整”。同时，这一年开始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和企业利润留成，地方和企业的资金增多，计划内的投资压缩了一点，计划外的投资大大膨胀，实际完成的投资总额达到540亿元，比1979年又增加40亿元。与此同时，这一年农产品价格因超售加价和议价收购的比重增加而继续上升，使国家在这方面的补贴从1978年的38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30亿元；职工上一年升级增加的工资大部分在1980年补发，企业又用留成利润多发奖金。结果，这一年财政收支又有127.5亿元赤字，增发了70亿元货币。商品价格稳定不住，1980年社会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涨6%，其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上升8.1%，群众中颇有怨言。
对此，薛暮桥在1981年初一篇文章中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积累基金不能按照计划压缩下来，而消费基金的增长则突破了原定计划。国家支出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合计，超过国民收入总额”。压缩投资不坚决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步子偏大，这就是近两年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放弃调整，而是要排除阻力进一步坚决调整。经济研究中心讨论中认识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81年初，国务院开始采取坚决措施，压缩计划外投资。除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和向企业发行国库券外，在第一季度暂时冻结了许多企业在银行储存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这种急刹车措施，有利于把计划外投资压缩下来，但也使生产和流通发生了困难。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降0.2%（轻工业增长9.9%。重工业则下降8.7%，机械工业更是大幅度下降）。针对这种情况，经济研究中心反复进行讨论，提出不少政策建议，主要是：
第一，要选择适当时机稍稍放松信贷，但必须坚持落实压缩投资的决策。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借用地方财政结余和发行国库券，既有利于中央平衡财政收支，又有利于控制计划外投资，但是冻结企业在银行存款，则只能是在短时间内使用的非常措施，一旦堵住计划外投资盲目扩大的势头，就应放弃。在信贷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要管严，但流动资金贷款不宜过紧，应及时适当放松，以利于生产正常进行。与此同时，经济研究中心建议坚决落实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工作，当时不少单位对于应该停建缓建的项目恋恋不舍，借口避免损失，千方百计拖延。经济研究中心强调要从全局利益着眼，迅速审定停建缓建项目，切实把压缩基建规模的工作落实下去。不但一部分国内基建项目下马，某些从国外引进的项目，也要停建或缓建。
第二，对消费基金的增长幅度要适当控制。在调整中遇到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些困难，主要原因固然是积累基金的膨胀，但消费基金增长偏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79、1980年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增加职工工资是必要和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步子偏大了一些，使国家在这方面的价格补贴超过了财政承受能力；同时工资总额的增长也超出国家预定计划，在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后没有加强必要的财务预算约束，许多企业滥发奖金和补贴，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奖金数额达到78亿元，比计划用于增加工资的十几亿元大好几倍。由于提高农民和职工收入的步子偏大了些，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全社会零售商品供应量的增长。1979-1980年两年中，社会购买力增加676亿元，而商品供应量只增加536亿元。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虽然是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次要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经济研究中心建议，1981年在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同时，也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实现经济平衡，使调整能顺利推进。农产品收购价格近期应当稳定一段时间；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要放慢一些，特别是要制止企业滥发奖金；此外，还要努力压缩军政费用，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
第三，要抓紧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生产逐步回升。
首先是要抓好农业生产，使农业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进一步摆脱农业长期滞后的状况。在当时发展农业主要不是靠增加多少投资，关键是在落实党的政策。经济研究中心建议除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外，还要继续推广和稳定行之有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经济研究中心还建议要注意粮食播种面积，确保粮食增产。1980年全国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幅度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400多万亩，1981年春播又减少1500万亩。经济研究中心认为经济作物是应当发展的，但粮食播种面积不宜过快缩减，应当在确保粮食增产的条件下，逐步扩大经济作物生产。为此，要正确处理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价关系。
其次，要狠抓轻工业生产。就当时来说，加快轻工业生产发展，既有利于扭转调整过程中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局面，又是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摆脱轻工业长期落后状态的需要。据有关部门估算，仅仅把呢绒、中长纤维、涤纶针织品、卷烟、啤酒和糖等七种产品加上去，就可增加税利150多亿元，如实行烟酒专卖还可增加财政收入20亿元。我们建议，要在物资、电力供应和资金等方面给轻工业以优先照顾，并且可以让一些经济上适宜和有条件的重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转产轻工产品，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
再次，再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转变机械工业的服务和发展方向。在当时，能源和交通运输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但是这方面建设需要的投资量大、建设周期又长，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一方面在近期要抓紧能源节约，从节约中求工业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应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加强煤炭、石油、电力等的建设。国内资金不足，可设法利用外资，争取利息低、偿还期长的国外贷款，将来靠出口石油、煤炭来偿还。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当前特别要抓紧的是机械工业的调整。机械工业在过去因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而发展过猛，生产能力过剩。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后，机械工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许多工厂停产减产，生产大幅度下降。机械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1/4强，机械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把整个工业生产增长指数拉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心认为应当立即着手调整机械工业的服务方向，从过去主要为了建设新厂服务，转到更多地为改造老厂服务，从过去主要为重工业服务，转到更多地为轻工业服务。我们有30多万个城市工业企业，长期以来机械设备很少更新改造，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逐步实现老厂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是今后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战略任务，机械工业一旦转上这一轨道，就有发展前途。应当立即动手抓这项工业，使机械工业逐步摆脱困境，促使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经济研究中心认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并非是全线后退。要后退的主要是基本建设和与此相关的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许多部门应当前进，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科教事业以及为企业设备更新改造服务的机械工业等，应当前进。因此，调整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方针。
1981年上半年经济研究中心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许多政策建议提出了对进一步调整和克服困难的基本途径的设想，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
经过一年全党上下的努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得到了调整，并取得了明显阶段性成果。
第一，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挖潜革新改造、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交通运输六个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发展，使轻工业获得较为迅速的增长，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上升。重工业也改变了服务方向，实行面向人民生活，面向轻工业、农业和出口，从而促使工业内部结构开始趋于合理。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由于农村政策的调整和农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样，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就得到了改善。
第二，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1981年，政府采取了坚决措施，切实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认真清理在建项目，坚持做到“退够”。这一年，基建总投资由1980年的500亿元，减为300亿元，削减了27.8%。同时，在各个生产领域开展增产增收工作，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增加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农副产品和一些长期短缺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保证消费品的市场供应，适当提高广大人民的实际消费水平。这样，过去那种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三，调整财政收支和市场物价的关系。1981年，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控制市场物价，制止滥发奖金，严格财政和信贷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压缩行政开支，等等。通过艰苦努力，1981年的财政收支实现了基本平衡，财政赤字从1979年的170亿元、1980年的127亿元，降低到1981年的25亿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价格水平升降相抵，总的趋势是稳中有降。
1981年11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中，对一年来的经济调整作了总结，肯定了调整工作取得的成绩。并宣布：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
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提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十条方针：
1.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
2.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
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
4.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
5.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
6.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
7.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
8.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9.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
10.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这十条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其实质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质量。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1979年到1981年三年调整期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有适度的上升，经济没有倒退，而是在调整中前进。197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175亿元，完成计划的101.5%，比上年增长8.5%。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619亿元，完成计划103.2%，比上年增长7.2%。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4992亿元，完成计划103.1%，比上年增长7.2%。1981年，在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490亿元，比上年增长4.5%。
在调整经济取得初步成就的同时，中央决策层的领导也清醒地看到，调整工作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运用行政强制手段，靠紧缩必要的开支来实现的，因而是不巩固的。要继续保持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和作出艰苦的努力。高层领导头脑的清醒，这对于国家经济大政方针的正确制订和实施，意义自然是十分重大的。
（选自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