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二、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思想理念探索

　　刘庆柱 李毓芳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哲学。建筑科学技术成就最高、人文思想理念最强、最具历史时代特点的代表性建筑，应为政治性、文化礼仪性建筑，它们主要是城、都城、宫城、宫殿、宗庙等礼制建筑，寺庙等宗教建筑以及帝王陵墓等。如果说古代西方以神庙为其建筑的杰出代表，那么在东方、在中国则尤以王室、皇室的都城、宫城、宫庙建筑最为突出。这些建筑作为政治的象征、国家的象征、民族的象征、历史的象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哲学思想。

　　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都城中的宫城、宫殿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中枢、经济管理中枢、军事指挥中枢，都城的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等建筑成为国家礼制活动的舞台。帝王陵寝建筑则是都城与宫城的缩影，所谓“陵墓若都邑”。这些标征性建筑的设计者，通过建筑的语汇，再现了建筑的哲学理念。我们所说的建筑语汇，也就是建筑的艺术，这种艺术往往通过建筑群的组合、分布，建筑形制、结构，建筑构件与装饰内容等，反映出建筑的艺术思想、哲学观念。在古代建筑中，尤以都城建筑群的布局形制最为集中地凝聚了建筑的哲学思想。

　　一、从“聚落”到“城”的建筑发展所反映的“国家”出现思想

　　史前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以聚落为建筑单位的居民点，聚落之中以居民的居室建筑为主，还有居民的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广场等建筑设施，这些设施是服务于全体居民的，因此聚落中的大房屋、广场都是开放型的。为了部落、氏族成员活动方便，“大房子”和广场大多修建于聚落居址之中。在史前时期末期，出现了个别“大房子”，它们成为了部落酋长、氏族首领处理“公务”和私人生活的地方。如甘肃大地湾F901就是这种“大房子”，它是最早的宫殿雏形，具有了后期宫殿建筑的必备功能。尽管如此，这种“大房子”还没有形成同类建筑的“建筑群”，“大房子”周围也没有修筑墙垣，因此说这样的史前时期聚落还不是“城”。这时为了聚落中全体居民的安全，在聚落周围挖掘了壕沟或修筑了围墙，还不是为了社会管理者或其社会活动平台――大型建筑安全营建的“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的国家出现，“城”作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式才在人类历史上诞生。这种“城”不同于史前时期有“围墙”的聚落和军事“城堡”，前者“围墙”之中居住着居民，“城堡”则是军事设施。“城”是政治中心，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舞台。“城以卫君”，因此“城”是作为“大众”的对立物出现的，不是居民区的建筑物。“城”的所有建筑的设计都体现着上述建筑思想。已经考古勘探、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其中心地区发现了数十座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这些大多应为宫室建筑遗址，其周围可能围筑有墙垣，形成“宫城”。已经考古发掘的二里头遗址第一号、第二号宫殿建筑遗址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都城宫殿建筑遗址。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周施围廊，东西107米、南北101米。南廊居中辟门，门道并列3条。

　　宫殿台基东西36米、南北25米，宫殿与南门南北相距70米，其间为“庭”。第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周施围墙，南北72.8米、东西57.5米～58米，围墙之内东、西、南三面置廊，南面中央辟门，南门门道两侧置塾。殿堂基址东西32.6米～32.75米、南北12.4米～12.75米，面阔3间、进深1间。南门与殿堂之间为庭院，南北56.5米、东西45米。上述宫殿、庭院建筑不同于史前时期聚落的“大房子”和广场，宫殿、庭院建筑是封闭的，“大房子”、广场是开放的。宫殿、庭院之外构筑围墙，围墙之上辟门，门两侧置塾，作为门卫守门之处。史前时期聚落的“大房子”、广场与一般居住房屋均在聚落环壕或围墙之中，“大房子”、广场不再另置围墙，这是由它们的“开放性”决定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两个宫殿建筑遗址之外又各置围墙形成独立院落，这是这些宫殿、庭院的“封闭性”特点所要求的。宫殿和南门南北相对，宫殿在院落北部中央，南门在院落南墙或南廊中央。这种“居中”的建筑设计理念，是建筑使用者的政治中心观念的体现。史前时期一般不存在某些人谋取或宣示其“政治中心”地位的需要，因此在其聚落中的“大房子”和广场建筑中就绝对不会存在这种“居中”的设计思想。

　　早期国家的发展，政权机器的扩大，统治集团的增加，政府机构及其国家统治集团需要大量相应的生产、生活服务人员，仅仅用于“卫君”的“城”已不适应都城的要求，于是在“城”之外又修建了“郭”，“郭以居民”。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至迟到商代早期的都城已出现了郭城。属于商代最早的偃师商城，都城之中不但有宫城，宫城之外还有郭城。

　　偃师商城宫城西部的宫殿院落，由3座南北排列的宫殿和庭院组成，它们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由多座宫殿组成、每座宫殿建筑功能不同的“前朝后寝”宫殿建筑群。而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前朝后寝”宫殿建筑布局应是在同一座建筑中实现的。在宫殿建筑中，由同一宫殿的“前堂后室”结构，发展为多座宫殿形成一组“前朝后寝”宫殿建筑群，这应是早期国家都城之中宫殿建筑布局形制的重要发展与时代特点。偃师商城宫殿院落建筑布局形制，在后来的湖北盘龙城商代城址中也有发现。盘龙城城址周长1100米，城内东北部地势最高，大型建筑基址集中分布在这一带，基本上南北排列，一号宫殿遗址南13米处为二号宫殿遗址。一号宫殿基址东西39.8米、南北12.3米，二号宫殿基址东西29.95米、南北12.7米。有的学者根据一些遗迹推测，一号和二号宫殿之外，围筑有廊庑。南北排列的二号与一号宫殿应该是“前朝后寝”的格局。

　　随着历史发展、国家权力的加强，反映政权建设的都城及宫殿规模也在扩大，已发现的安阳殷墟洹北商城约4平方公里，这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商代都城。已发掘的安阳殷墟洹北商城的第一号宫殿遗址，东西173米、南北85～91.5米，面积1.6万平方米，殿堂基址南北14.4米、东西90米。这是已知商代规模最大的一座宫殿。可以看出从史前时期进入文明时代，从聚落发展到“城”。最早的“城”实际是“宫城”。以后又从“宫城”发展出“郭城”。单体建筑由“大房子”发展为“宫殿”；宫殿由单一殿堂中的“前堂后室”结构，发展为多座宫殿形成的“前朝后寝”建筑群格局。

　　二、都城宫庙建筑布局形制变化所反映的政权与族权、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变化思想（宫庙位置变化、宗庙形制变化）

　　祭祀性建筑遗址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史前时期已经存在，这些遗址的祭祀对象不尽相同，有自然神、图腾，也有祖先。在中国史前时期考古中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对人们对自然神的崇拜，作为祖先崇拜物化形式的宗庙，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至少在国家出现前的最后时期，可能人们和社会对祖先祭祀超过了对自然神和图腾祭祀的重视程度。我认为历史文献记载的都城宫室建设中，宗庙建设为先的原则，实际是对这个时期前后，社会关于宗庙认识的反映。在东西方古代文化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祭祀文化方面，中国古代突出祖先崇拜、宗庙祭祀，西方古代重视神庙祭祀，这是东西古代文化的重要区别。“文明形成”、政权出现，作为国家统治者政治活动载体的宫殿建筑，这时至少已与宗庙建筑“平起平坐”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掘的夏代都城的第一号、第二号宫殿院落建筑遗址，是都城宫殿区中的部分宫殿院落，从其布局形制来看，它们的功能可能不同，不少学者研究认为这是分别属于宫殿与宗庙的建筑。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为探讨都城之中宫庙建筑布局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偃师商城遗址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大量考古工作揭示出这座都城遗址的建筑设计理念比夏代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更为复杂、成熟。我们对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宫城之内的宫殿基址由多座组成，分成东西对称分布的两组，每组宫殿群均是南北排列。东组宫殿群包括南北排列的两座宫殿院落，北部为4号建筑基址，主体建筑殿堂位于北部中央，殿堂基址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殿堂以南为庭院，东西长16.3米、南北宽12.2米。殿堂和庭院东、西、南三面修筑廊庑。南部为5号建筑基址，殿堂基址在院落北部，东西长54米、南北宽14.6米。殿堂以南为庭院，周施廊庑，南廊中央辟门。西组宫殿群为一南北排列3座宫殿的多进院落。东组与西组宫殿院落布局结构的不同，反映了它们使用功能的差别。由于东组与西组分布于宫城东部和西部，各占宫城一半面积，可能二者的政治地位是相近或相同的。我推测宫城东部与西部庭院应分别为宗庙和宫殿建筑。如果这种推断不误的话，那么可以说商代早期作为政权象征的宫殿与血缘关系的族权象征的宗庙已经共存于宫城之中。二者方位对探讨以后都城之中的宫殿与宗庙布局有着重要意义。

　　就建筑形制而言，如果说夏商时代的都城之宫殿、宗庙区分还有待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去究明的话，那么西周时代的宫庙建筑应该说形制区别已比较明显。如陕西周原扶风云塘发掘的西周建筑群遗址，平面为“品”字形，由3座建筑组成，其外围筑墙垣。主体建筑F1南北16.5米、东西22米，平面为“凹”字形，F1南部中间凹进，辟2门。门前筑“U”字形卵石铺筑的道路，南北长13.1米，路宽1.2米。F1西南部和东南部分别为F2与F3，二者对称分布于“U”字形西、东两边。推测F2与F3形制、规模相近，以保存较好的F2为例，南北长11.4～11.6米、东西宽8.4～8.5米。围墙南部中间置门塾，其基址东西长12.84米、南北宽6.7米。在云塘建筑遗址以东52.4米的齐镇发现另一组建筑，主体建筑F4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8.8米，平面为“凹”字形，南部凹进，其前部亦置“U”字形卵石路，南北长11.5米。门塾F9东西长13.6米、南北宽6.2米。F4东南部为F7，南北长20米、东西宽11.5米。F4西南部还应有一建筑。推测这组建筑群周围亦围筑墙垣。上述两组建筑可能为西周的宗庙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在周原遗址中心区，其西900米为西周凤雏建筑遗址，其东500米为召陈建筑遗址。凤雏建筑遗址由门塾、庭院、殿堂、后室和东西厢房组成，这应是一座宫殿院落建筑。召陈的西周建筑基址，其形制与凤雏的四合院式建筑不同，但其单体建筑规模较凤雏建筑基址要大，至于这些建筑基址的功能，仅据现有考古资料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对照凤雏甲组建筑遗址和召陈建筑遗址，云塘和齐镇建筑群更具宗庙建筑特点。东周时代的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发现的东西并列的马家庄一号建筑基址与三号建筑基址，是目前研究先秦宫庙制度最为重要的考古资料。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建筑遗址东西90米、南北84米，面积7500平方米。建筑群坐北朝南，周施围墙，南墙辟门，主体建筑居于北部中央。南部为庭院，其中发现祭祀坑181座，庭院东西对称分布附属建筑。这应属于宗庙一类建筑。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在一号建筑基址以西500米，勘探究明，南北长326.5米，自南向北由5进院落组成。第一进院落南北长52米、东西宽59.5米；第二进院落南北长49.5米、东西宽60.5米，庭院北部东西对称分布两厢；第三进院落南北长82.5米、东西宽62.5米，庭院中央置殿堂；第四进院落南北长51米、东西宽70米；第五进院落南北长65米、东西宽86米，庭院中有3座建筑，平面呈“品”字形分布。三号建筑基址应为宫殿建筑基址。就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均分布在都城桩内的宫室建筑区中或宫城之中，而且二者建筑形制结构已有所不同，尤其到了西周时代已有明显不同。都城宫庙建筑的上述特点，是社会政治观念在都城宫庙建筑思想上的直接反映。

　　秦汉时代是从先秦时代的王国政治进入帝国政治时代，王国政治与帝国政治的最大不同点是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发展，在都城建筑中的突出表现是宫庙分布位置的变化。历史文献记载，秦国的“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咸阳的秦王室或皇室宗庙就是《史记》记载的“诸庙”，“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可见秦国或秦王朝的宗庙不在秦咸阳城中，而是分布在都城以南的渭河南岸。西汉初年，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惠帝庙均在汉长安城之内、宫城之外的未央宫东南部、长乐宫西南部。西汉时代晚期的都城宗庙等礼制建筑多分布在汉长安城南部，20世纪50年代这里考古发现了大规模的汉代宗庙建筑遗址，包括12座建筑，其中11座建筑在同一方形大院落之中，院落边长1400米。秦汉时代与先秦时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布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后者的宗庙与宫殿东西并列分布在都城之中的宫殿建筑区或宫城之内。秦汉时代都城的宗庙已从都城之中、宫城之内移至都城之外（西汉初年首先移至宫城之外），宫殿成为都城、宫城之中的唯一至尊建筑。宗庙位置在都城的这种变化，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之下的地缘政治加强、血缘政治削弱在都城建筑上的反映，自然这也是都城设计者建筑思想的体现。“矫枉过正”似乎是事物发展规律，中国古代历史从王国走向帝国的时候，在王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血缘政治，被帝国时代的地缘政治所排挤，从二者的“平起平坐”到“主次分明”，从宫庙并列宫城或都城中心地区，到宫殿独处宫城或都城中心而宗庙被安置于都城之外。在帝国取代王国初期，上述宫庙布局位置变化正是政治发展规律的反映。秦汉时代以后，魏明帝在洛阳城所建太庙，史载于都城之内的铜驼街附近，西晋和北魏洛阳城、十六国后赵石虎邺城和东魏北齐邺城宗庙均在都城之内、宫城之外。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北魏洛阳城的宗庙位置，它位于都城和内城（或皇城）之中、宫城之外，这一宗庙布局制度对以后历代影响深远。宗庙在都城的位置，在六朝故都南京城也有所不同，它们分布在都城南郊，似乎受到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影响。作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帝国，地缘政治在其统治中越来越重要，但是封建社会统治毕竟还是“家天下”，所以血缘政治也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这就是宗庙从先秦时代都城的宫城或中心建筑区移至都城之外，又从都城之外移至都城的内城之中的原因，但相对大朝正殿它们仍处于次要地位。宗庙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从先秦时代到秦汉时代及其以后历代，政治地位的下降，不仅表现在其在都城位置的变化上，还反映在宗庙建筑形制结构的“宫殿化”上。春秋战国时代的平面方形宗庙建筑，在西汉晚期得到空前发展，汉代以后这种宗庙建筑平面方形特色逐渐被平面为长方形的宫殿式建筑所替代。

　　三、中国古代“城”的等级与王国、帝国的政治架构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进入国家，“城”亦随之出现。当时的“城”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前面所谈到的夏、商、西周时代的“城”、都城就属于这种情况。春秋战国时期，中央国家政权的削弱，诸侯王国势力的强大，地方城市大量出现就是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局面在城市建筑上的反映。先秦时期的“城”已分成不同等级，《周礼・考工记・匠人》将“城”分为三级：第一级王城，即王国都城；第二级诸侯城，即诸侯封国都城；第三级“都”，即宗室和卿大夫采邑。这种三级城制，在建筑上的反映是不同等级的“城”之规模不同，它们包括建筑的大小、高低、数量多少不等，按级别递减。这是理想的城制等级设计，目前在先秦时期城址考古中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全面佐证。尽管如此，我们根据已有的考古资料和相关文献记载，还是可以说先秦时期的城市已经有了规模大小的不同、等级的不一，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城”作为大小不同的地区、诸侯王国的政治中心所决定的。

　　秦汉王朝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全国各地有许多不同规模的城市，除了秦代都城咸阳城、汉代都城长安与洛阳之外，各地还有一些大中城市和为数众多的小城市。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伊始，“令天下县、邑城”。这些大中城市大多是当时的郡治和一些重要县治所在地，那些小城市则大多是县治所在地。不论是都城还是郡治、县治所在地的城市，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作为政治性建筑而存在。都城的代表性建筑是宫殿、宗庙等皇室建筑群及都城附近的帝王陵寝建筑，郡治和县治所在地城市的代表性建筑是官衙、庙社等官式建筑等。上述建筑在各自城市之中均占据重要位置，属于各自城市的主体建筑。秦汉时代的全国各地形成的由大而小的（都城、郡治城市、县治城市、个别乡镇级城）城市建筑群，实际上是秦汉帝国郡县制政治架构的反映。西汉王朝都城长安城周长25700米，面积36平方公里，城内约2/3地方为宫殿、官署等建筑，都城南郊有大面积宗庙、社稷、辟雍等礼制建筑遗址，都城北部和东南部是帝陵陵区。东汉都城洛阳周长13000米，城内主要为宫殿和官署建筑，礼制建筑在都城南郊，帝陵位于都城附近。汉代的诸侯王国都城、郡治城市和县治城市的考古发现说明，从城市规模上看，重要的诸侯王国都城小于帝国都城，郡治城市小于重要的诸侯王国都城，县治城市小于郡治城市。如西汉齐王国都城临淄城周长17000米、西汉赵王国都城邯郸城周长16600米，二者城市规模均小于汉长安城；汉代郡治城市中，如济南郡治东平陵城周长约7600米，它小于上述诸侯王国都城；大多数汉代县城周长2500～6000米，它们一般小于郡治城市。就是在同一级城市中，由于各个城市的政治地位的不同，其建筑规模也不尽相同。汉代以后至明清时代，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设计思想中仍然被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所制约。如北魏洛阳城由内城和郭城组成，内城即东汉的“九六城”，东西2400～2700米、南北3700～4200米，郭城东西10公里、南北7.5公里。邺城分为邺北城与邺南城，前者为曹魏都城，东西2400米、南北1700米；后者为东魏、北齐都城，东西2800米、南北3460米。六朝故都南京城周长约10公里。魏晋南北朝时期除都城之外，地方上又分为州、郡、县三级城制。一般来说上述三级“城”逐级变小。这些城大多为双重城，即外城和内城，或称大城和小城。这种城的形制，基本上沿袭的是汉代城制。隋大兴城、唐长安城，东西9721米、南北8651米，周长36.7公里。隋唐洛阳城东西6138～7290米、南北6776～7312米，周长27.5公里。隋唐时代的城址研究揭示，除了长安城和洛阳城之外，隋唐时代的地方城制有一定的等级制度，有十六个坊、四个坊和一个坊面积的，一般大的州城十六个坊、中等州城四个坊、县城一个坊。北宋开封城东西7000米、南北7500～8000米。元大都东西6700米、南北7600米，周长28600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洛阳城、邺城，六朝故都南京城，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到宋元明清时期的北宋开封城、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等都城，与同时期的州、郡、府城比较，都城建筑规模都是当时最大、规格最高的城市。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作为国家或某一地区政治中心，不同的政治地位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城市。

　　不同规模、不同等级城市的城门数量、城门门道多少是城市级别高低的又一重要标志。自汉代以来，都城一般设十二城门，每面城墙置三座城门，每座城门置三个门道。其他城市一般设四座城门（个别有八座城门），每面城墙各辟一座城门（个别有两座城门）。唐代子城正门辟二门，称“双门”，此制延续到宋代。

　　四、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居中”设计思想

　　以“中”为贵，“择中”、“居中”观念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建筑设计思想，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天子中而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建筑群、建筑物的选址，到建筑形制结构，“择中”、“居中”思想无不体现其中。如都城选址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国”即“都城”。中国古代建筑的“择中”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伦理等级、礼制观念的哲学基础。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礼・考工记・匠人》，列举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都城、宫城、宫庙、市里、道路等建筑，在“择中”原则指导下，提出了对中国古代建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规划设计模式和理论。这种“择中”建筑思想，不只是建筑群或建筑物的位置居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以帝王为中心”、以政治为主导、以“人”为主体的建筑设计理念。如夏代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位于都城遗址中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一号和第二号宫殿建筑基址，其方向为坐北朝南，它们的主体建筑殿堂，分别位于各自院落北部的东西居中之处，二者的南门又分别位于各自院落南墙的中央，两组院落的殿堂、南门均在各自院落的中轴线之上。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偃师商城的宫城基本位于早期郭城（即“小城”）中央，在晚期郭城（即“大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之中分成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建筑（西部可能为宫殿，东部为宗庙）。近年发现的安阳殷墟洹北商城，其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可能为宫庙建筑基址）约建于城址东西居中位置。西周周原遗址的凤雏、云塘和齐镇宫庙建筑基址基本位于周原遗址中部，凤雏建筑基址是一座两重院落的大型建筑，其严格的南北中轴线，使我们对当时的“择中”建筑设计思想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至于云塘、齐镇的宗庙建筑基址群所反映的主体庙堂和正门居中建筑设计，次要庙堂对称居于中轴线东西两侧，更是一目了然。东周时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建筑作为哲学思想的重要产品，自然也会表现出其时代特色，但是“择中”的设计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原则。如以列国都城为例，魏国都城安邑，其宫城居于都城中央；郑韩故城的宫城在西城的北部东西居中位置；邯郸赵王城的西城，东西居中位置，南北排列多座大型宫殿基址；燕国都城燕下都东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以“武阳台”为中心，在其以北依次排列着“望景台”、“老姆台”等多座大型夯土基址，它们形成都城的一条南北中轴线。秦咸阳城宫城――咸阳宫，基本位于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西汉都城长安城的皇室重要建筑的“居中”设计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要建筑群、建筑物与都城中轴线的关系，即都城中轴线位置取决于大朝正殿、宫城。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是西安门至横门，中轴线向南穿过南郊礼制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列其东西两侧。中轴线由西安门向北基本与未央宫前殿相对，再向北穿过未央宫北宫门与横门大街重合，这一段中轴线的南部北宫与桂宫、北部东市与西市分列其东西。都城中轴线的南段在未央宫中，未央宫是都城政治中枢，大朝正殿又是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大朝正殿――前殿基本位于未央宫中央。都城中轴线南段即未央宫中轴线，这条中轴线的基点是前殿。

　　类似《周礼・考工记》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择中”建筑设计理念，在东周、秦汉时代的都城之中只是部分得到体现。在秦汉时代以后，这种“择中”建筑设计思想越来越明显，它们主要是通过都城、宫城中轴线反映出来。曹魏邺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部，中轴线在邺城东西居中位置。东晋、南朝建康城以都城“中轴线”为特征的“择中”建筑思想，比曹魏邺城更为规范。北魏洛阳城的宫城、内城基本位于郭城东西居中位置，都城中轴线北对宫城正门――阊阖门及其北部的太极殿，中轴线东西两侧分布着官府、寺院、宗庙、社稷、达官显贵宅第等重要建筑。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择中”建筑思想，通过中轴线设计使之达到全新的境界。都城的主干道――朱雀门大街就是都城的中轴线，朱雀门大街宽约150米，是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最宽的道路，它处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条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有都城正门明德门、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中轴线北端正对宫城南北排列的“三大殿”――太极殿、两仪殿和甘泉殿。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中轴线不但突出了大朝正殿、宫城正门、皇城正门、郭城正门的突出地位，围绕这条中轴线，其东西两侧对称分布了宫室、官府、宗庙与社稷、市场（东市与西市）、里坊等。在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市场、里坊等建筑群中，每个市场或里坊建筑设计也充分体现出“择中”的建筑思想。市场平面为“井”字形，其中等分九份，中央为市楼所在。里坊则以“大十字”道路将其等分为四区，每区又以“小十字”道路将其等分为四小区，构成里坊的四大区、十六小区。“十”字交叉点成为“择中”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有的宫城平面虽然不甚规整，如唐长安城大明宫平面近梯形，南墙长1674米、北墙长1135米、西墙长2256米、东墙长2604米（由东北角向东南1260米，再折向东304米，再折向南1050米），但是大明宫的中轴线十分突出，南自丹凤门，北对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再北对太液池、蓬莱山，大明宫中最重要的三殿、一池、一山均在宫城中轴线上。宫城之中的重要单体建筑也有严格的中轴线，如大朝正殿――含元殿殿堂居中，左右对称设置了翔鸾阁、栖凤阁与东西龙尾道。已经考古发掘的麟德殿遗址平面，有着清晰的建筑中轴线。都城、宫城的中轴线是基于突出主体建筑群或主体殿堂的“居中”建筑思想。我认为在都城、宫城中轴线上，挡住中轴线伸展的建筑物是中轴线所要体现的最为重要的“居中”建筑，如唐长安城中轴线南起明德门，向北至朱雀门，再向北至承天门，又向北至太极殿而挡住中轴线，太极殿的“居中”建筑思想被都城中轴线设计表现达于极至。这种情况在隋唐时代以前，已经比较普遍。如东晋、南朝建康城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分别为国门、朱雀门、宣阳门、大司马门、南止车门（梁应门）、端门（宋南中华门、梁太阳门），至太极殿而挡住中轴线。北魏洛阳城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分别为宣阳门、阊阖门、南止车门、端门，至太极殿而挡住中轴线。邺南城中轴线上由南向北分别为朱明门、阊阖门、南止车门、端门，至太极殿而挡住中轴线。在隋唐时代以后的都城中轴线上，大朝正殿挡住都城中轴线，基本已成定制。由此可以看出，都城、宫城中轴线，实际上是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大朝正殿“居中”建筑思想的体现。

　　在都城附近的礼制建筑和帝陵陵寝建筑中，“居中”的建筑设计思想表现得更为突出。汉长安城南郊宗庙建筑群有12座宗庙建筑，每座宗庙建筑自成一座院落，各个院落均为方形平面，院落大小不同，其中11座院落相同，边长260～280米，另一座院落边长100米。无论院落规模大小，每个院落的宗庙主体建筑均位于其所在院落的中央。宗庙建筑群东部的明堂、辟雍建筑遗址，主体建筑明堂、辟雍位于方形院落中央，院落边长235米。院落之外有一周环水沟，明堂、辟雍院落又位于环水沟中央。汉魏洛阳城的明堂、灵台等礼制建筑也是各自自成院落，主体建筑明堂、灵台分别位于各自院落中央。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平面圆形，外围圜形水渠，周长900米，中央为方形夯土台基，这就是明堂的主体建筑。唐长安城圜丘遗址主体建筑高7.938米，底部直径54.5米，其四周围筑圆形墙垣，直径73～80米，圜丘主体建筑位居圆形墙垣中央。东都洛阳的武则天明堂遗址已经考古发掘，明堂台基平面为等边八边形，长、宽各为87.5米，据文献记载明堂围筑方形院落，主体建筑居中安排。

　　帝王陵墓的居中设计，主要体现在帝陵封土居于陵园中央。如西汉帝陵与后陵陵园平面一般为方形，帝陵、后陵封土位于各自陵园中央。唐长安城北部的渭北唐十八陵的各个帝陵封土或地宫，一般居各自陵园中央。北宋帝陵的帝陵与后陵也是各自筑陵园，它们分别位于其陵园的中部。

　　五、中国古代建筑的“居高”设计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分明的社会，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是人有高低贵贱之区分，与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也就表现出了明显的等级不同。建筑的高低是这种等级的重要表现之一，它们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居高”设计思想。在中国古代的皇室、王室、官府的各类建筑中，从建筑物的地形选择、高低设计都体现出了“居高”的思想。都城、王城、各级地方政权所在地城市等，一般均选址于地形较高的地方营建。在上述诸城之中，都城、王城中的宫城，其他城市中的重要官署一般在其城中的地势最高的地方营建。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宫殿区在城内最高处的东北部，西周都城丰镐遗址的大型夯土基址均在地势高亢之处。东周时代的列国都城，如秦咸阳城的咸阳宫、齐临淄城的西南部小城、燕下都东城北部宫殿区、赵邯郸城西南部王城、郑韩故城西城北部宫城、曲阜鲁国故城北部宫殿区等，均在各自城址的地势最高处营建。汉长安城西南部地势最高，宫城未央宫就选址在这里，都城整体地形是南高北低，汉长安城的布局则是宫殿区未央宫、长乐宫、北宫、桂宫位于城内的南部和中部，都城西北部为市场，东北部为百姓里居。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筑于龙首原南部，都城地势为北高南低，宫城太极宫、大明宫在都城北部，皇城官署在宫城以南，市场在皇城南部，百姓里坊主要分布在都城中部和南部。

　　大朝正殿在宫城或宫殿区中又位于最高处，作为一座宫殿，它本身也是宫城、都城中的最高建筑物。如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一些都城大朝正殿遗址就可以充分反映出上述情况，齐临淄城的“桓公台”遗址、赵邯郸城王城“龙台”遗址、燕下都的“武阳台”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的“前殿”遗址、北魏洛阳城宫城的太极殿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的含元殿遗址、保存至今的明清北京城宫城太和殿建筑等，它们都是各自都城之中的最高建筑物。

　　“居高”建筑思想在帝王陵墓建设上表现尤其突出，著名古代都城长安和洛阳的帝王陵墓均在都城附近，大多居于地势高亢之处。如西汉帝陵主要分布在都城长安北部的咸阳原上，其余2座帝陵在都城东南部的白鹿原和鸿固原上，这两处地势均高于都城所在地。唐代帝陵分布在渭北北山山脉南麓，地处渭北高原之上，其地势明显高于唐长安城。在每个帝陵陵区之中，帝陵封土又是陵区之中最高的建筑。

　　建筑的“居高”设计思想首先是因为建筑的等级决定的，而建筑等级又是政治等级派生出来的。王室、皇室建筑的“居高”现象，是“君临天下”的表现，是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反映。古代建筑的“居高”设计，还有着现实的安全意义。

　　六、中国古代建筑的“居前”设计思想

　　中国古代建筑的“居前”建筑设计思想，主要表现在大朝正殿在都城宫城或宫殿建筑中的位置，以及大朝正殿所反映出的“前朝后寝”、“前堂后室”的建筑格局。大朝正殿周代称“路寝”、秦汉称“前殿”、曹魏以降称“太极”。所谓“前殿”即正殿“居前”之位。宫城之中的宫殿都是以建筑群形式出现，大朝正殿的“居前”建筑思想是通过宫殿群的布局体现出来。如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基本位于宫城中部，前殿之后有椒房殿，再后又有其他宫殿建筑。前殿的前面没有其他宫殿建筑，正对宫城宫门。北魏洛阳城宫城之中的太极殿，其南面与南宫门――阊阖门相对，其间没有宫殿建筑，宫城之内其他重要宫殿建筑均在太极殿北部。唐长安城宫城大朝正殿――太极殿南对承天门，其北依次南北排列有两仪殿、甘露殿；大明宫的含元殿是大朝正殿，其南与宫城正门――丹凤门相对，含元殿北部南北依次排列着宣政殿、紫宸殿。元大都宫城的大朝正殿――大明殿，其南与南宫门相对，北部南北依次排列玉德殿、宸庆殿；明北京城宫城的大朝正殿――奉天殿，其南与南宫门相对，北部南北依次为华盖殿、谨身殿；清北京城宫城大朝正殿――太和殿，其南与南宫门相对，北部依次为中和殿、保和殿。大朝正殿“居前”设计，使同一组建筑中的其他建筑或在其后，或在其两侧。这种建筑思想在先秦时代的中国古代建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发现，如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宫殿群建筑，主殿居前，主殿北部为次要的宫殿建筑；再如陕西周原凤雏宫殿院落建筑遗址，主体殿堂居前，殿堂后部和两侧是居室与厢房。“居前”建筑思想不只是限于都城宫城之中的大朝正殿，在一些离宫、行宫之中亦遵此制。如渤海湾西北岸的姜女石秦始皇行宫建筑遗址群，其主体宫殿建筑位于宫殿建筑群中轴线最前端，正对海中的“姜女坟”礁石。“居前”不只是宫殿建筑群如此，宗庙建筑也是这样，如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的宗庙建筑群中，共有12座宗庙，其中11座宗庙在一个大院落中，大院落南部中央有一宗庙院落，不论是宗庙建筑或宗庙院落，其规模都大大超过其他11座宗庙或宗庙院落。也就是说居前的宗庙、宗庙院落是建筑规模最大、建筑规格最高的。这种“居前”建筑思想在单体宫殿建筑中表现为“前堂后室”建筑格局。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宫殿殿堂的“前堂”要大于“后室”。

　　七、“天人合一”的建筑设计理念

　　中国古代王国、帝国最高统治者自以为是代表“天”来到人间、地上进行统治，因此以“天子”自居，把他所统治的国家称之“天下”。于是将统治国家的政治中心――都城，按照“天”的建筑设计理念去营建。汉长安城皇宫――未央宫又称“紫宫”或“紫微宫”。紫宫，星座名，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分天体恒星为“三垣”，“中垣”有紫微十五星，亦称紫宫。因此，紫微既是“三垣”之一的星座名，又是星名。紫宫、紫微宫系天帝的居室。《汉书・扬雄传（上）》颜师古注：“紫宫，天帝之宫也。”中国古代帝王宫禁称“紫宫”或“紫微宫”不只是西汉王朝的未央宫，后代皇室宫禁亦多有这种称呼。《后汉书・霍□传》注：“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晋书・苻坚传》载：“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明清时代的宫城称之“紫禁城”，概源于以紫宫喻帝居，故称“禁中”为“紫禁”。

　　在都城、宫城建筑设计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主要反映在都城、宫城作为自然的世界缩影，都城、宫城之中有山有水，山为“仙山”，水为“神水”。这种“山”与“水”是先民“渔猎”活动的空间，是先民立足生存的基础。建筑思想源于生产、生活，“山水”安排在都城、宫城之中，就是生产、生活在建筑上的艺术化反映。统治者对国家的政治统治首先是对国家经济的占有、对经济的重视，都城之中的“山水”还体现了这种占有和重视。由于“山水”与先民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山”的高大无比、“水”的变幻无常，“山水”成了先民的自然神。从考古资料来看，商代早期都城偃师商城的宫城北部就挖掘有“水池”，已发掘的水池遗迹东西130米、南北20米，深约1.5米，池岸四周石砌，池中堆积发现螺壳、网坠。据文献记载，周文王在都城丰京附近建造了“灵台”，挖掘了“灵池”，这时都城已有完整的“山水”建设思想。秦汉时代都城宫苑山水建设空前发展，秦咸阳城中有宫观楼阁，秦始皇还引渭水为“兰池”，又在兰池之中修筑了“瀛洲”、“蓬莱”等假山；汉长安城未央宫中挖掘了“沧池”，建造了“渐台”；汉武帝在建章宫北部修建了“太液池”，又在池中建造了“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假山。都城附近建造了上林苑，其中有狩猎的长杨宫、捕鱼的昆明池、帝后农桑活动的藉田和蚕观。如果说这一时期都城中所营造的“池”、“水”还与东周时代以来的国王、皇帝“东巡海上”活动直接相关的话，那么汉代以后都城之中所修建的山、池已经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如北齐邺城华林园中的5座土山，象征“五岳”，其间“四池”象征“四海”；唐长安城宫城北部有水池4个，称“四海”，即“东海池”、“西海池”、“南海池”、“北海池”；大明宫北部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莱山”。这种都城设置假山、水池的作法一直延续到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就连水池和假山的名称仍相沿未变。元大都皇城西部的太液池中有琼华岛、圆坻、犀山台，这是秦汉时代以来的都城置大海神山传统的延续。明代以元大都太液池及“三山”为基础，构成明北京城皇城主要池苑――西苑与清代北京城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建筑的社会功能与建筑形制有机结合，体现出建筑设计思想的“天人合一”理念。如祭天的圜丘（天坛）、地坛建筑的圆形与方形平面，是“天”与“地”的再现。中国古代祭天的圜丘（天坛），其平面为圆形。如唐长安城圜丘遗址为一圆形高台式建筑，圜丘上下4层，各层平面均为圆形，由上向下各层平面直径逐层递减，最上层（第1层）直径19.74～20.59米，第2层直径28.35～28.48米，第3层直径40.04～40.89米，最下层（第4层）直径52.45～53.15米，圜丘高8.12米。根据12辰，圜丘周设12陛阶。圜丘周施矮墙，平面圆形，直径73～80米。清代北京城天坛祭天的圜丘坛体平面为圆形，天坛主体建筑――祈年殿及屋顶均为圆形。圜丘每层坛体直径均取一、三、五、七、九阳数数列，圜丘周施栏板360块对应周天360度。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设计者将祭天建筑的圜丘与“天”的最大限度对应。北郊坛或地坛是祭祀“地”的建筑，1999年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发现了六朝祭坛2座，2座祭坛均为坐北朝南，二者南北排列，祭坛平面方形。一号坛由4层台面组成，底层边长88米、顶层边长68米。明清北京城的地坛是相对天坛而修筑的，地坛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地坛平面是方形，为上下2层，每层各八级台阶。地坛建筑均取偶数。与天坛比较，地坛以六、八之数为地，天坛以九之至尊之数代表天。天坛平面为圆，地坛平面为方，“天圆地方”建筑设计思想十分突出。

　　中国古代都城的圜丘（天坛）设在南部，地坛置于北郊（北郊坛），宫城在祭祀天坛与地坛南北之间，使“天地人”为一体，把“天人合一”上升到最高境界。

　　在同一建筑中也通过“天圆地方”观念，再现“天人合一”的建筑哲学思想，这在明堂、辟雍礼制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汉长安城南郊的明堂、辟雍遗址的中心主体建筑为圆形夯土台基，直径62米。主体建筑基址平面呈方形，边长42米。圆形夯土台基位于方形院落中央，院落边长235米，四面正中各辟一门。院落周围为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60米。刘致平先生的汉长安城明堂、辟雍建筑遗址复原方案有圆形屋顶一说，这充分表现出了多重“天地”理念，主体建筑平面为方形，其屋顶为圆形，主体建筑夯土台基平面为圆形，明堂・辟雍院落为方形，其外圜水沟平面又为圆形。这种“圆”与“方”的层层结合，就是“天地”结合及“人”在其中的活动“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

　　“天人合一”建筑思想是把天地作为“二元”处理，人为其主体，如“左祖右社”与“中”为“宫殿”，“左祖”居东为“阳”、为“天”，“右社”居西为“阴”、为“地”，宫殿为天子所居，形成“天地人合一”的建筑思想。又如“前朝后寝”实为前“阳”后“阴”，“阳”、“阴”亦为“天地”，“人”于其间，“天地人”于一体。凡此种种，“天人合一”建筑哲学思想几乎贯彻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各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