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三、大汶口文化陶文是原始文字鼻祖

　　袁长江

　　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可以说得上是东方文明的源头，地处中枢之势，与中原及周边地区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相互间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鲁东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成群或零散分布于山前平原、河谷地带的台地上，足以说明沂蒙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中心地区之一，并为中华文明起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75年日照东海峪遗址揭示了文化三叠层，提供了可靠的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首例地层依据，证明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即是说典型的龙山文化是直接承继了大汶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

　　1957年在莒县陵阳河发现了最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遗址范围内相继采集和出土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文字，在学术界反响强烈，引发了历史、考古、古文字等学科的著名学者、专家的研究兴趣。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鲁东南地区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文有6个地点，10多个种类，20多个单字，还在鲁西南的安徽淮北地区的尉迟寺遗址出土了与大汶口文化相同的作日出的山岳形意符文字。这些陶尊文字都是出土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阶段，它是早于龙山文化的始文字。沂蒙地区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的出土，客观地反映了沂蒙地区超越了文字萌芽阶段的原始文字。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既是象形，也是寓意字。著名古文字专家唐兰先生在论述大汶口文化陶文和安徽尉迟寺发现的作日出山岳形的符号认为：这种意符文字“已是很进步的文字”，并可视为文明时代的标识，而且指称其为少昊文化（国）的文字。著名历史学家田昌五先生则进一步释昊为字，有如铜器上的族徽。邵望禾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闪烁着文明火花”的文字，从山东的东南部推广使用到淮北地区，足以说明夷人诸国地域之扩大，其间并有地方文化类型之不同，而语言文字却是又相对统一的。

　　著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先生认为，陵阳河发现的字，可释为“旦”字“谓是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早晨旦明的景象如绘。这是原始的旦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写成楷书则作……当时已有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复体字，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

　　裘锡圭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原始文字，它们跟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北京大学高明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是时代最早的陶文，应以莒县陵阳河与诸城前寨等遗址出土的陶文为冠。”

　　香港学仁张光裕先生认为：“陵阳河出土陶文中〈旦〉字从文字观点看，显然已经逐渐脱离了刻符或象形的范畴，进入了‘会意字’的阶段。”

　　台湾学者李孝定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之陶文“太像后世的文字了，其系文字不容否认。”

　　诸多学者都认为大汶口文化之陶文是文字。但是仍然存有分歧，即对其在发展阶段和时限上的歧见。有的认为是“处在原始阶段的象形文字”或者是作为文字萌芽的“图像文字”。

　　关于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汪宁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中刊载了流行的说法：“一般公式是：个人记号――帮助记忆的表意符号――图画文字――象形文字。”黄家祥先生在《夏文化研究述略》一文中提出：“说是标记――木刻――结绳――图画记事――文字。”

　　根据文字发明的一般公式，显然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已入围原始文字的范畴，这是不存疑问的事实。研究汉文字起源，一般都是从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的符号开始的。有的认为是“记号”，有的认为是“文字”。黄家祥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符，有它的共性，其中有为数不少的同类刻符，虽然无法辨认，但它作为文字的前身和始祖可能不会有多大问题的。”“金、甲文中的数字文字的写法，与这些刻符中的某一部分极为相似，不能说殷商文字中继承了它的□遗。”

　　我们认为倘若这些刻画符号不是后世某些文字的前身或者尚未发展成熟的文字，那么我们可以质疑记录语言的符号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发展和表现出来的？成熟的文字之前，必经有一个原始发展阶段的漫长过程。因此，我们认定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符陶文，应该是原始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号就是始文字的前身，始文字的产生也是由某些符号演变而来的。不然的话，像《云书》中具备的成熟文字突然“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成为有系统的规范文字，这是不符合文字产生和发展规律的。没有始文字的产生，系统的成熟文字就成了无本之源。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由于原始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文字的产生是和国家同时出现的。有的学者同仁，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所得的资料，把大汶口文化遗址分为四个等级。并认为：大汶口文化聚落一到四级“已具有比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从而证明该聚落一级群的社会最晚在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阶段社会，应建立国家。这从群内陵阳河，大朱家村，�头遗址的发掘资料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张学海先生指出：“可以断定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社会出现了质变，这时大部分大中聚落群已由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伟大的导师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的产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夏鼐先生则将文字的产生列为文明起源标志的第一要素。

　　龙山文化分布在全国广大地区，各地区的文化面貌又各具特点，因此又分为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典型龙山文化是直接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其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分布地区基本吻合。在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亦发现有少量刻画符号文字，继城子崖后，在河南登封县王城岗亦出土刻画文字符号两例，嗣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发现大口尊口沿内刻画有文字符号，在形体上已很像甲骨文。李学勤先生指出：“在河北省藁城台西和磁县下土垣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有的比殷墟早，有的和殷墟时期相当，绝大部分是和甲骨文同样的文字，如台西发现的‘刀’、‘止’、‘臣’等字，都很容易辨认。殷墟所出土的陶器上，每出有和台西、下土垣相仿的刻画，这些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了。”李学勤先生的论断，使我们得到了下面的认识，即从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到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上刻画的文字符号，至龙山文化晚期（包括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画文字符号，终至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其始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序列是一脉相承的，而陶器上的文字符号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客观反映。

　　1984～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在发掘清理五号西周宫室建筑基址时，发现了一座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灰坑，出土了龙山时期的灰陶片，并出土了数十枚骨刻符号和原始文字。摘其要者，抄录于后：

　　骨，其尖端部位刻画有一个笔画繁多的符号文字，并能清楚地看出笔画交错重叠的先后关系。

　　骨□根：刻画符号和文字较多，在骨□根下部，刻有一字，像双手平伸下垂，两脚分立的形。可释读为“大”字或者“人”字。

　　骨锥：在接近尖端处刻有“爪”形的字，不释。

　　肋骨：在肋骨凹面边缘处分别刻有3字，其中1字像蝎子形状，可释为“�”字。其余2字不识。

　　骨片：在其骨面刻画着“h”字，像是侧身垂手而立的人形，可释为“元”字。鹿角：刻画有四五个字形，刻画繁多，笔画密集，不易辨认。

　　从陕西龙山文化出土的骨刻文字，不难看出是与殷墟甲骨文极为相近的文字，就是说，殷墟甲骨文有些字是从陕西龙山文化的始文字演变而成的。例如：字形，释读为“万”字，在殷墟一期甲骨文中写成形。又如：形，释读为“大”字，在殷墟甲骨文中作形。

　　无独有偶，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第七中学教师郝凤亮先生是一位业余的文物爱好者，在赤峰地区收集和采集了大量骨刻器物和陶器之类的文物。给我们寄来了不少骨器和骨刻符号文字，我们释读不了或者不认识。其中有一个灰质陶罐是郝先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层中采集到的。陶罐为敞口，平唇，圆腹，腹部下饰三道弦纹，平底。在其颈部刻画有与花园村陕西龙山文化极为相似的字形。所不同者，陕西龙山文化是刻在骨器上，而夏家店文化是阴刻在陶罐上。

　　经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对阴河与英金河的石城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C14测定数据为：

　　赤峰蜘蛛山距今3965±90，树轮校正4360±140年。

　　建示水泉距今3780±90，树轮校正4130±110年。

　　北票丰下距今3550±80，树轮校正3840±130年。

　　敖汉大甸子：

　　距今3430±85，树轮校正3685±135年，m759年。

　　距今3390±90，树轮校正3645±135年，m454.

　　“从五个C14所测定的数据，约为BC2300年至BC1600年，这与用考古学方法推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阶段基本相符，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阶段，属于夏商文化阶段。”

　　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夏家店文化，C14测定时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相当于黄帝时期或者夏初。我们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便是始文字的前身，符号本身就孕育着始文字的一些因素。李学勤先生在论述仰韶时期的刻画符号时说“超出了刻画符号的范围”。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陶尊上的个体文字；至龙山文化时期，还出现了两三个或四五个字连在一起，像长安花园村陕西龙山文化的一枚鹿角上就是四五个字连在一起。“大”字和“万”字与殷墟甲骨文极为相近，就说明殷墟甲骨文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夏文化初期文字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夏家店文化陶罐上刻画的“大”字和陕西龙山文化出土的“大”字酷肖，说明了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虽处在不同地域，但其语言文字是相对统一的。

　　《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并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传说是仓颉创造了文字。从仰韶文化的刻画符号到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个体刻字，再到龙山文化时期数个字连在一起来看，黄帝时期仓颉造字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本文列举的始文字的资料就说明了从“依类象形”到“形声相益”的文字产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