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六、西安枣园大型西汉积炭墓相关问题研究

　　杨军凯 孙武

　　西安枣园大型西汉积炭墓（M1）位于西安市北郊文景路中段，出土地点距汉长安城东南角约1公里，地处今龙首原上的未央区枣园村南（环宇公司基建工地）。从20世纪50年代迄今，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据已发表的材料看，多为中小型墓葬，是当时京城一般居民最主要的墓葬区。M1是这一地区近年来发现的西汉早期大型积炭墓，其耳室内还出土了鎏金朱雀纽铜锺，锺内保存了约26公斤西汉美酒，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彩插一，图版一）。现就该墓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墓葬等级与墓主人的身份

　　据当地村民讲，该墓地面原有封土，早年因平整土地现已无存。墓道开口位于耕土和扰土层下0.20～0.50米。形制为大型长斜坡土圹墓，坐南朝北，方向0°。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耳室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北，斜坡墓道水平全长38米，北宽4.5米，南宽7.7米，坡长31米。墓道东西两侧均有两层生土台，南侧有两层熟土台。二层台距墓道开口2.80米，东、西侧二层台，宽0.1～0.4米，南侧二层台宽0.40米。第2个二层台距墓道开口线6米，东、西侧三层台，宽0.15～0.30米，南侧二层台宽0.45米。耳室位于墓道东壁，距墓道南壁0.3米，距墓道底部0.30米，长3.16米，宽1.6米，顶部残高1.8米。墓室位于墓道南端，平面呈横长方形，上口南北长6.3米，东西长7.5米，口大底小，且有三个二层台（彩插一，图版二）。

　　墓室底部有大量积炭，厚2.6米，因盗扰严重，墓室内部结构和葬具不清，在墓室内发现红色漆皮多处，填土内发现头骨1件。随葬器物主要出土于墓室和耳室。墓室内出土玉片101件；耳室内出土铜锺2件、铜钫4件、铜鼎4件、铜勺2件、铜□2件、铜盆2件、铜鉴1件及陶茧形壶5件（彩插一，图版三）。

　　该墓为西安地区近年来发现的西汉早期大型长斜坡土圹木椁墓之一，墓葬形制为带耳室的“甲”字形大墓。墓葬形制源于春秋战国、秦代的“甲”字形长斜坡土圹木椁墓。在秦雍城墓地已探明13座陵园，“甲”字形大墓共发现2座。其中一号陵园一座（M5），十三号陵园一座（M41）。十三号陵园中惶平面呈梯形，内有带耳室的“甲”字形大墓（M41）和“目”字形墓（M42）。陵区中12座陵园的主墓均为“中”字形，唯一以“甲”字形墓（M41）为主墓的陵园是十三号陵园，这个陵园面积只有26939平方米，是陵区中最小的陵园。按一般看法“中”字形墓为诸侯王级的墓葬，“甲”字形的等级要略低，因此，十三号陵园墓主身份很值得注意。在秦芷阳陵地内已发现4座陵园，“甲”字形大墓共发现5座：二号陵园3座（M4、M5、M6），四号陵园2座（M9、M10）。墓主人地位较高，为秦王室成员。秦芷阳M4坐南朝北，南北通长53米，墓道长28米，宽6～14.5米，墓室南北长25米、东西宽17.5米，面积1612平方米。地面封土稍破坏，仅高3米。秦陵考古队在靠近秦始皇陵巨大的墓圹西壁发掘了一座全长30米的陪葬墓，平面呈“甲”字，竖穴墓圹部分长15.50米、宽14.50米，其中埋设箱型木椁。此外，在陵园墙壁隔开的内、外椁之间还发掘调查了61座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其中墓葬形制有属“甲”字形墓的，如临潼县上焦村M17.

　　从已发表的资料来看，西安及其周围地区已探明和发掘的西汉早期“甲”字形大墓不多，有富平昭灵皇后墓、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M4、M5）、西安沙坡新安砖厂的利成积炭墓、咸阳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M130）、西北国棉五厂汉墓（M5、M6、M95）。其中坐南朝北的墓仅两座，即昭灵皇后和国棉五厂95号墓。昭灵皇后墓位于陕西省富平县吕村公社姚村，东南距太上皇陵120米，地面现存封土。该墓坐南朝北，为大型长斜坡土圹墓。墓室东西26、南北27米，至地表以下9米深仍为夯土，土质十分坚硬，未能继续钻探。墓道一条，在墓北正中，长41米，北、南端各宽6、20米，坡度22.5°。西安市东郊国棉五厂M95，为长斜坡墓道土圹木椁墓，方向30°，平面略呈“甲”字形。全墓由封土、墓道、壁龛、过洞及墓室5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之北，平面略呈梯形，口大底小，斜坡状，有二层台。上口长25.10米、北宽1.10、南宽2.30米。壁龛位于墓道西壁下部，平面呈长方形，龛宽1.30、高1.10～1.35、进深3.50米。过洞长3.10米，北宽1.10、南宽1.25米，北高2.60、南高1.65米。墓室平面呈“凸”字形，为一口大底小的竖穴土圹，下部置有棺椁，棺椁周围施以木炭，墓室上口南北长7.00、东西宽2.20～3.25米，下口南北长6.35米、东西宽2.20～3.50米。

　　其他地区发现的“甲”字形斜坡土圹墓，有正阳县苏庄M1，荆门市包山M1、M2，山东省长清县双乳山大墓，长沙象鼻嘴M1，高邮县神居山M1，淄博市齐国故城M5，淄博市郎家庄一号墓，洛阳市西郊M4.这些墓葬级别较高，有的甚至是诸侯王和列侯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极为丰富。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据发掘报告得知，墓道在墓坑（墓室）北边正中。由于墓道北端有现代建筑物，仅发掘紧靠墓坑的一段，长8米，其余部分未能发掘，故长度不明。已发掘的这一段墓道上口宽5.4米，距上口2.2米处设二层台，墓道底部宽2.1～2.3米，坡度32度，墓道尽头距墓底3.5米，高于椁顶70厘米。墓室上口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墓室底南北长7.6米，东西宽6.7米。从墓口至墓底深16米。由此我们推测其墓葬形制可能也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甲”字形斜坡土圹木椁墓。

　　带耳室的“甲”字形木椁墓，葬制沿袭了春秋战国至秦代王公墓葬的旧习，而“正藏”（椁室）、“外藏”（墓道耳室或壁龛）系统的共存，也基本合乎汉初诸侯王、列侯实行的“正藏”、“外藏”椁制度。环宇M1“正藏”（椁室）由于盗掘，棺椁形式已被严重扰乱，墓室内积炭厚度达3米多，充斥了整个墓室，出土玉片101块和一些陶片。“外藏”（墓道耳室）侧室内出土鎏金铜锺2件、铜鼎4件、铜钫4件、铜勺2件、铜□2件、铜盆2件、铜鉴1件及陶茧形壶5件。

　　在这几座坐南朝北的“甲”字形土圹木椁墓中：富平昭灵皇后墓墓葬等级最高；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墓主为□侯夫人，墓葬级别为列侯级；而国棉五厂M95墓葬级别略低，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身份略低于诸侯王和列侯级，或为关内侯级。而且国棉五厂M95墓葬结构与其他几座墓相比也有所区别，该墓在墓道和椁室之间又增加了生土隔梁，即过洞部分。

　　环宇M1出土随葬品中的101片玉饰，可分两类：玉璧改制的玉片和穿孔玉片。其中用玉璧改制的玉片，为长方形和方形，而且玉片上未经钻孔，同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衣片和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玉衣”上衣前片、后片的玉片形式相同，应为“玉衣”上的玉片。出土的朱雀钮鎏金铜锺，高78厘米，通体鎏金，造型精美，体形超过了国内现已发现的其他铜锺。如河南汲县山彪镇1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铜锺，高60.45厘米；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锺，只是部分鎏金，高45厘米；西安三桥镇出土的西汉阳信家铜器群中有一件锺，也不过45.5厘米；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件铜锺，通体鎏金，但高度只有37厘米，远不如本器。此锺通体鎏金，腹部纹饰简单，只饰三条凸起的箍纹为饰，是战国晚期以来简洁风格的表现。其高度超过西汉王侯冢同类器，是国内现已发现的西汉时期尺寸最大的鎏金铜锺。

　　这座大墓由于多次被盗，墓室中随葬品多已被盗，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是耳室中的，无法想象墓主人当时下葬的情景。但是这座大墓形制宏大，是西安北郊龙首原上已发掘的最大的西汉早期墓葬，加之出土的穿孔玉片和用玉璧改制的玉片，又具有了玉衣的特征。此墓为带耳室的“甲”字形斜坡竖穴土圹墓，根据墓葬的规模形制，结合出土同类玉衣片的其他墓例分析，墓主人的级别比较高，身份可能是高级贵族或列侯。

　　二、墓葬时代

　　秦汉时期厚葬之风十分盛行，西汉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加之汉王朝慑于秦亡的教训，自汉初直至文帝和景帝时，一直崇尚无为而治，提倡节俭，力求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此时，厚葬之风稍有收敛。但从考古发现来看，都城长安以外的诸侯王墓都是厚葬成风，如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王妃窦绾墓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武帝时，随着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实力增强，厚葬之风也更趋兴盛。

　　《史记・孝文本纪》云：“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虽然《汉书・张汤传》记载：“会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晋书・索□传》也云“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珠宝。”关于汉文帝霸陵，由于没有进行考古发掘，是否如司马迁所记皆以瓦器，现不得而知。但“治霸陵皆以瓦器”，如果说出于节俭的考虑，不如说恐后世盗墓。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秦汉时期的厚葬之风，造成盗掘古墓之风大盛。文帝霸陵依山为陵，不与民争田，“毋烦民”是一种考虑，依山为陵耗资更巨，更多考虑的应该是恐后世盗掘。文帝依山为陵，可谓开创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先河，至此以后，不仅西汉的诸侯王纷纷效仿，对后世历朝历代帝王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当时皇帝的这类诏令，在短时间也可能发生一定的影响。时代为西汉文景时期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绝对年代为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以后数年，最晚不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土的随葬品数量很多，但绝无金银珠玉，或与文帝关于随葬“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禁令有关。

　　环宇M1墓葬形制为长斜坡竖穴土圹墓，这种带耳室的“甲”字形大墓，源于春秋战国秦王公贵族的墓葬形制，至西汉初年，仍继续使用。墓室内由于严重被盗，随葬器物多寡已不得而知。从仅存的101片玉片、铜构件、荚钱和陶器残片来看，多为西汉早期常见的器形。出土的97件用玉璧改制的玉片，其纹饰为西汉时期的典型纹饰，由于玉璧上的纹饰在西汉时期流行时间较长，判定其具体时代较为困难。从耳室出土的17件青铜器和5件茧形壶来看，铜锺的造型、最大径的位置、圈足的高度和铜鼎、铜钫，尤其是带圈足的茧形壶，为西汉早期特有的器形，同类器物在景帝阳陵的陪葬坑也大量发现，武帝以后的汉墓中则很少见到。该墓的出土地点位于长安城近郊，汉文帝时关于随葬“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禁令，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墓内仅一个侧室出土青铜器就达17件之多，而且出土的两件朱雀钮铜锺通体鎏金，这在文帝时期可谓严重违反禁令。综合上述因素，我们认为该墓应是西汉早期偏晚的墓葬，时代为景帝到武帝初年。

　　三、玉璧改制的玉片和穿孔玉片

　　环宇M1墓室出土的玉片仅存101片。可分为两类：用玉璧加工改制的和穿孔玉片。用玉璧加工制作而成的玉片97片，形状呈长方形或方形，大小略有差异，上饰有纹饰，一些表面残留有朱砂痕迹，切割处均经过简单的磨制，表面较粗糙，均未见穿孔；穿孔玉片4片，几件残缺，四角有穿孔，均为素面，表面残留有朱砂痕迹，加工制作较细。由于该墓被严重被盗扰，这些玉片已离开原来的位置，散乱分布于墓室之中，其原来具体的数量已不得而知，这为我们探讨和研究其用途造成了很大困难，现只能根据其形状、尺寸，结合历年已出土和已公布的资料，对用途加以初探。

　　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时期出土数量如此之多的这种长方形和方形玉片，主要有两个用途。其一，作为“玉衣”随葬，这方面出土的资料最多。其二，作为棺椁内部镶嵌使用，目前仅发现一处，即河北满城窦绾墓。窦绾墓内壁盖、底和四侧壁内侧共镶嵌玉版192块。玉版呈青色，间有白色或灰白色。每块玉版都经过加工，表面琢磨平整光滑，嵌入棺壁内的一面，仅粗略加工。按其形制绝大多数为长方形，少数为正方形（6块）或梯形（2块）。最大者长26.9、宽13.8厘米；最小者长3、宽16厘米。一些玉版背面保留有朱书编号文字，记载着玉版的排列次序。但环宇M1出土的玉片较小，最大者长7.5、宽4.5厘米，同窦绾墓出土的这些玉版相比在尺寸上相差太大。同时，环宇M1出土的玉片中还有4片穿孔玉片。因此，用玉璧改制的玉片或作为棺椁内镶嵌用的可能性不大。《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附录一――《“金缕玉衣”的清理和复原》一文中提到：玉衣片除各种加工痕迹外，还发现“玉衣”上一些玉片的背面，残留有玉璧的花纹，说明这些玉片有一些也是利用残破的玉璧改制而成的。该报告称刘胜和窦绾墓所出“玉衣”，每块玉片都经过钻孔（原文有误，“窦绾”墓出土的玉衣上很多玉片没有经过钻孔），这与环宇M1所出97块玉璧改制的玉片，均未经过钻孔有明显的区别。那么环宇M1这些玉片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玉衣，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玉匣”、“玉柙”等，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特殊的敛服。据推测，玉衣的源起可追溯到史前的“玉敛葬”，而其直接承袭的可能是周代死者脸部覆盖“缀玉面幕”和缀玉片衣服的传统。

　　在考古发现中，也获得过汉代葬玉明显承袭两周“缀玉面幕”的实物例证，在江苏徐州子房山第3号西汉早期墓和后楼山西汉墓，都获得过由数十块玉片组成的“缀玉面幕”，他们是由传统的两周“缀玉面幕”向汉玉衣的脸盖发展的过渡形态。稍后又在山东临沂洪家店西汉前期刘疵墓中，获得由玉片以金编成的一件头罩、一对手套和一双鞋，又可能是结构完整的玉衣出现前，尚缺少玉片编成的上衣和裤筒的过渡形态。至迟在西汉武帝初年玉衣的结构已臻完备，其典型标本就是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殓尸的玉衣，葬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胜玉衣出土时保存完好，共用玉片2498片，以金丝编缀成形，金丝约1100克，整领玉衣可以分为脸盖、头罩、上衣的前片和后片、左右两袖筒、左右两裤筒、两手套和两鞋。与玉衣配合的葬玉有“玉九窍塞”，握于双手的璜形“玉握”，以及枕于头下的嵌玉龙首铜枕。与刘胜“同坟异葬”的王妃窦绾，入殓的时间略迟，应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前，玉衣的结构除上衣的前片和后片外，其他部分与刘胜的玉衣基本相同，共用玉片2160片，所用金丝约重700克，除以金缕玉衣殓尸外，还使用了嵌玉饰棺的漆棺，在棺外壁镶嵌26块玉璧和8件圭形玉饰，内壁盖、底和四侧壁内侧共镶嵌玉版192块。

　　根据对出土资料的研究，西汉武帝时虽然玉衣的结构已臻完备，但当时似只重玉，而没有形成对编缀用缕质地的等级规定，所以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多数是金缕的，但也有使用银缕、铜缕、丝缕的。陕西咸阳杨家湾5号墓，被推定为周勃、周亚夫家族墓，约葬于文景时期，残存玉衣片202片以银缕编缀。江苏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的楚王陵，都出土有金缕玉衣片。到了东汉时期，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已经确立。《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但是汉代玉面罩等的使用等级较玉衣要低，已达到一般的高官贵族。另外，西汉玉衣片以平素为多，只有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墓和山东五莲张家仲崮M4所出玉衣片，有的刻有柿蒂纹或云纹，纹饰内或嵌金丝和金箔。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是用丝缕编织而成，所出玉片素面，有穿孔和不穿孔两种。窦绾墓玉衣前片和后片两部分的结构特殊，玉片之间不是以金丝编缀，而是用织物带粘贴编结而成。经询问满城汉墓的发掘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卢兆荫先生，原报告说所出“玉衣”每块玉片上都经过钻孔，此说有误。实际上窦绾墓玉衣前片和后片两部分所用玉片均未钻孔。出土时前片由于织物早已朽烂，上衣前片的玉片已散乱，仅后片的部分玉片尚保存原来的形状。后依照资料和玉片上织物编结痕迹，基本上按照原样复原了窦绾玉衣的上衣。环宇M1出土的玉片当中97块用玉璧改制而成的，其中穿孔玉片仅发现4片。这些玉片形状以长方形、方形为主，尺寸大小与汉代出土的玉衣片相符，虽然由于该墓被多次盗扰，玉片已失去原来的位置，加之出土玉片数量有限，现已无法复原。但结合广州南越王墓和窦绾墓出土的玉衣情况分析，我们推测这些玉片应为“玉衣”片。环宇M1为什么用如此多玉璧改制的玉片来制作“玉衣”，而且不像窦绾墓那样对其正面加以磨制，其原因可能要从两方面来考虑：其一，该墓下葬时间仓促，其二，玉璧本身在汉代人丧葬习俗的作用。

　　从现有已发掘的考古资料来看，汉代用玉，特别是对玉璧的使用，已较前代范围更广，而且在丧葬习俗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置于锦饰内棺的盖板上。帛画画面呈“T”（“甲”字）形，分上下两个部分。图像的象征意义虽然是从时、空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但叙事情节则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展开的。在帛画的下段正中绘有一个谷璧。璧下垂绶带和玉磬，绶带上两侧各栖一人面鸟，磬下为人物和各种祭享的场面。璧上置一台，台上正中间为墓主人形象，前后有数位侍者。两侧为两条升腾的巨龙，两龙一赤一青相交，从璧好中穿过，龙头昂于怪鸟两侧，龙尾一直垂于画面的最下端。其主题思想是“引魂升天”，穿璧相交的二龙表现的是墓主人之魂正在飞升天堂的途中。阙门以上部分是天堂仙境，则是其魂将要到达的乐土。玉璧在这里表示的是墓主人的灵魂在两条巨龙的陪伴下，已穿过了天门，正在向理想的太帝之居飞升。

　　双龙穿璧图像，在马王堆一号汉墓朱底彩绘棺足挡上也有，足挡正中绘白色谷璧，由两条绶带将其自上而下地栓系。两条卷曲的龙穿璧而过，龙首相向于璧上方的绶带两侧，龙的近旁加饰以云气纹。而头挡画面的主体是一座图案化的高山，山作等腰三角形，顶立于画面的中央。山的两侧各有一鹿，昂首腾跃，周围饰以缭绕的云气纹。结合盖板上的双龙、双虎和云气纹，左侧面的双龙相向于山的图像和右侧面繁复的勾连云纹来看，足挡上的双龙穿璧的图像，与帛画上的寓意相同。朱底彩绘棺头档和左侧面上所绘高山，应该不是一般的山，而是所谓的仙山，可能是昆仑的象征，正是墓主人死后灵魂所要到达的地方。正如《山海经・地形篇》所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为风凉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信仰中，灵魂作为一种精神存在，通常被看成是“气”。中国的灵魂概念原本是一元结构的，至汉初，由于受到阴阳学说的影响，魂和魄才最终走到了一起，形成二元结构的灵魂概念。《礼记・郊特牲》云：“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人们相信灵魂不灭，人的生命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肉体死去的人，其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生活。这种灵魂不朽的思想，对汉代丧葬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祭玉和瑞玉在先秦时指璧、琮、圭、璋、琥、璜等物而言。它们用于祭祀时称祭玉，用于朝觐等礼仪时称瑞玉。但到了汉代，以上两种场合中用玉的品种都大为简化。除了璧和少量的圭以外，其他或充佩玉，或已不再使用。而玉璧这个祭天的礼器，其用途在秦汉时期也发生了变化。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在这一时期玉璧纹饰也逐渐增多，出现有素面、谷纹、蒲纹、涡纹和复合纹玉璧。而且种类也逐渐增加，出现了一些异形璧，如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在璧上缘饰以透雕的双龙纹，顶部有供系结用的小孔；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所出者，中部重环成璧，其间三处连接，璧两侧附以透雕对称双凤；定县北庄东汉墓所出者，在上缘附以透雕的双螭虎。玉璧作为一种装饰，也大量地用于宫殿和陵墓建筑的空心砖上。在陕西咸阳等地出土秦汉时期的大型龙纹空心砖上，正中间饰有玉璧，龙躯体卷曲于下。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在修建建章宫时，专门修建了玉璧门，以象征天门，并在宫殿上镶嵌玉璧作为装饰。而汉武帝茂陵出土的龙纹和虎纹空心砖，正中间饰一玉璧，旁边两个龙和两个虎相向拱于玉璧两侧。另外，在马王堆一号墓北边箱出土的一件屏风，正面中心绘一谷纹璧，周围绘几何双连纹，背面彩绘云纹和龙纹，制作较粗糙，这件屏风可能是作为明器使用的。

　　在秦汉墓葬中玉璧也被大量使用，逐渐变为常见的随葬品之一，这和《周礼・典瑞》“疏璧琮以殓尸”的说法是一致的。汉代墓葬中的玉璧，有的放在死者的胸部和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中间，有的镶嵌在棺外作为装饰。另外在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和窦绾墓出土的风帽形头罩顶部，均有一璧形玉片。其中刘胜墓的璧形玉片，直径8厘米，当中圆孔直径3.2厘米，这件璧形玉片用途特殊，可能是让死者灵魂升天用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玉衣内前胸和后背出土玉璧18块，其中胸部当中竖排3块，胸部两侧各排5块，垫在后背脊椎部位竖排3块，左右肩下各1块。窦绾墓玉衣内前胸和后背出土玉璧15块，前胸当中竖排3块，两旁对称各竖排4块，后背4块玉璧上下排成一行。另外在窦绾墓棺外壁发现镶嵌用的玉璧26块，皆素面，应为棺的前、后端各嵌大型玉璧1块，棺盖及左、右侧壁各嵌相对较小的玉璧8块，皆作两行排列。广州南越王墓仅主棺室一处出土玉璧数量就达47块之多：其中玉衣头罩上覆盖1块，10块铺放在玉衣胸腹上，14块在玉衣里面，5块垫在底下，玉衣鞋下1块。从这些墓葬出土的玉璧数量和严格的摆放位置，可以知道西汉时期人们在丧葬习俗中对玉璧的重视。同时由于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玉璧在汉代也逐渐出现了许多替代品如玻璃璧、陶璧和木璧等等。长沙马王堆一号墓，虽然没有随葬金银珠玉，但仍然出土木璧32件，其中南边箱9件，放置于351号笥内的23件。出土的木璧可分为三类：面涂金粉的谷纹璧4件、面涂银粉的11件和素面的17件。这样多的木璧随葬，表明玉璧本身价值已不重要，其象征意义更大，在西汉初期已逐渐作为明器被广泛使用。

　　在汉代墓葬大量使用玉璧的同时，有的墓葬甚至将玉璧改作他用。如窦绾墓出土的镶玉璧铜枕，铜枕外表鎏金，枕面、两侧和两端分别镶嵌玉饰，从玉饰的形状、花纹观察，显系用玉璧改制而成的。另外，刘胜和窦绾墓握于双手的璜形“玉握”，也是用玉璧改制而成的。长安县邮电学院新校区也出土有用玉璧改制的玉圭4件。除用玉璧改制的器物以外，汉代还有用玉琮改制的现象，如刘胜墓出土的生殖器罩盒，是用玉琮改制而成，作圆筒状，一端封闭，长6.8、径6.6厘米。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中，玉琮已被改制成鹰座小盒。这些现象一方面反映出祭玉和瑞玉的使用至汉代已渐趋衰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代在丧葬习俗上对玉璧又赋予了新的含义。人们将玉璧装饰于宫殿和陵墓建筑之上，并将其大量随葬，绘于棺椁、帛画和屏风之上。有的甚至被改制后大量用于墓葬之中，作为玉衣、玉圭使用，并镶嵌于棺椁和铜枕之上。环宇M1用玉璧改制的玉片和穿孔玉片的出土，为我们研究汉代丧葬理念提供了新的资料。

　　四、铜锺等级如此之高，那其中所盛酒的品质又如何呢？

　　这两件鎏金铜锺均为酒容器，可惜的是其中一件已残裂，腹部有一道10厘米长的裂缝，容器内已空。而另一件M1：11鎏金铜锺内，虽历经两千年还储存了26公斤透明的翠绿色液体，揭开顶盖后，一股强烈的酒香扑鼻而来，立即香气四溢，保存状况之好、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此次发现的西汉酒，酒色翠绿，清澈透明，酒香浓郁，是迄今我们知道的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酒（彩插一，图版四）。经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全国酒类检测中心测定，其中酒精含量为0.10%，还含有酒类基本组成中的其他微量特质物质，无疑为中国古代酒。其酒类微量香味成分非常丰富，组成十分复杂。

　　1968年从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了33件陶制大酒缸，多数缸的肩部有仍可辨认的朱书文字，分别为“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十石”。出土时，在铜锺内发现的液体虽为淡绿色，但毫无酒味，而在陶质酒缸壁上留下酒蒸发后的痕迹，缸底残存着粉末状物质，经微生物检验是酒蒸发干后的酵母残渣。

　　1974年藁城台遗址出土了一批商代陶器，在陶器侧壁和底部发现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经检验为酵母，这可以说是目前所知考古发掘中最早的与酒有关的资料了，只可惜并未发现实物形式的酒。

　　本次出土的西汉美酒是西汉酿酒技术的实物资料。至于酒何以成为绿色？有关专家认为，这和酒长期储存在青铜器中有关。至于是何种酒，学者们众说纷纭，只能等待进一步的研究。

　　西汉美酒如此诱人，盛酒器物如此精美，足以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饮酒之风。据《汉书・孙叔通传》讲：刘邦称帝之初，群臣酒后争功，狂呼乱作，竟发生过拔剑击柱之事，后经孙叔通整治，才强化了皇威。《史记・高祖本纪》讲：当其返乡时“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可见汉高祖刘邦也曾是“酒徒”。据《北堂诗钞・西征记》记载：皇帝每年正月初一大宴群臣，太极殿前置一龙形铜铸贮酒器，饮时开启机关，酒从龙口流入一个容四十斛酒的铜樽，群臣分饮，可谓盛观。在民间各郡、县每年三月都有“乡饮”仪式，学校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酒会，师生都要开怀痛饮。这些记载足以反映当时朝野饮酒之盛。

　　另外，从当时酒令、酒筹等助兴方法和劝酒器具的出现，更可以证明饮酒之盛。在《宾退录》中有“汉贾逵作酒令”的记载。另外还发明了劝酒玩具――“酒胡”，系用坚木削刻成手舞足蹈状的胡人，下部削尖如陀螺，可在盘中旋转，力尽，倒在盘中，其手指向的座中人，即饮一杯。可见当时饮酒已成为一种文化。

　　汉文帝颁布过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的律令。《汉书・景帝本纪》云“大脯五日，民得沽酒”。只有大脯期间老百姓才可以买酒。从这些记载可窥知社会上酗酒的严重。《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也曾造过“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太平寰宇记》也说：“武帝作酒池以夸胡羌。”汉武帝武功赫赫，建树不少，所以这些铺张粉饰还没有为后人所指责。由于庞大军费的支出，汉政府不得不广开财源，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遂实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榷酤”。章昭注释云：“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即实行专卖开征酒税。这样，酒税成为政府盐、铁之外的重要收入之一，这也是对酒禁的松弛，使买卖酒合法化，必促进饮酒的盛行。饮酒的盛行必促进酿酒技术的提高，相对来说，酿酒技术的改进也必然会促进饮酒之风的盛行。

　　由上可见，饮酒之风在西汉时期开始盛行，而酿酒技术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环宇M1出土的西汉美酒无疑是中国考古界、科技史界与酿酒界的一个重大发现，为研究西汉历史、风俗礼制以及中国古代的酿酒技术、酒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堪称国之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