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七、唐代镇墓神煞俑分区研究

　　张全民

　　一、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定义和分类

　　镇墓与神煞，二者关系密不可分。镇墓驱邪，是我国古代丧葬迷信的重要内容，它多以神煞的形象来表现；而神煞则不仅表现镇墓驱邪的内容，还反映其他的阴阳迷信思想。今人习惯上多把唐代及其以前此类性质的俑归纳为镇墓俑，而把宋元时期的称为“神煞”或神怪俑，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十分精确。

　　唐代是我国镇墓俑的急剧发展时期，鉴于宋元时期诸多的“神煞”俑都在唐代出现并流行，单纯使用镇墓俑的概念已无法包容此类俑的内涵。故笔者在融会镇墓和神煞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镇墓神煞俑的定名，以区别于模拟现实生活内容的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庖厨操作等类别的俑。

　　镇墓神煞俑表现镇墓、压胜等丧葬信仰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代文化传统、丧葬观念、宗教信仰等的综合反映。这类主题在陵墓葬仪、画像砖石、石雕线刻、壁画、随葬明器等诸方面都有广泛表现。

　　唐代镇墓神煞俑的种类丰富多样，依造型的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物类。大致包括武士俑、天王俑，其形象基本来自现实或宗教中的人物。

　　第二类：动物类。有“铁牛铁猪”，形象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动物。

　　第三类：神怪类。镇墓兽、十二时俑、人面鸟、双头连体兽、鱼身俑等大致可归入此类，是人、鸟、兽等的复合体。

　　武士俑（或天王俑）、镇墓兽在唐代墓葬中一般各出土一对，个别墓葬有出土两对者，也偶见出土单件者。考古学界一般根据脚下是否踩踏动物、怪兽或小鬼作为划分武士俑和天王俑的依据。脚下无踩踏物者称作武士俑，脚下有踩踏物者称作天王俑。武士俑最初是作人间武士的装束形象，后受到佛教石窟造像的影响，作天王相。直至唐代中宗以后天王俑才基本取代了武士俑。有人根据《唐六典》和《通典》的记载，认为唐代明器中的“四神”即指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并推测当圹、当野为二镇墓俑（亦称武士俑或天王俑），祖明、地轴为二镇墓兽。

　　十二时俑多作兽首人身，今人又称十二辰俑、十二生肖俑等。唐代文献中与明器中的“四神”合称“四神十二时”。应为宋代所谓的“十二神”，金元时期《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十二元辰”。

　　人面鸟作人首鸟身状，一般成对出土，一为人首，一为兽首，应该就是《抱朴子》、《隋书・王劭传》所说的“千秋”、“万岁”。可能为《大汉原陵秘葬经》中观风鸟的渊源。

　　双头连体兽有作人首者，亦有作兽首者，连体多作蛇身，应是《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所说的墓龙。

　　鱼身俑有作人首者，亦有作兽首者。有人认为可能是永定陵中的“鲵鱼”或《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仪鱼。

　　铁牛铁猪是用铁铸成牛形和猪形。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3记异》条载：“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铸铁为牛豕之状相，可以御二龙。”

　　二、关于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区

　　唐代的镇墓神煞俑主要集中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辽宁朝阳、新疆吐鲁番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根据类型、风格等的差异，大致可把全国划分为五大地区。

　　（一）两京地区

　　镇墓神煞俑的发现地点集中分布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广大地区（不包括豫北的安阳，豫东的巩义等地，它们可归入华北地区），向西可达甘肃东部、宁夏直至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等地，向东可达江苏北部的徐州。区域特征如下：

　　1.该区处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丧葬制度表现出很大的同一性：随葬镇墓神煞俑的习俗较普遍，发现最多；镇墓神煞俑的种类较固定，除“四神十二时”多见外，后期还出现铁牛铁猪；其类型、风格、演进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俑的制作工艺相近，唐代初期两京都制作高岭土胎质、外表施黄釉的俑，后来皆为三彩俑所取代。

　　2.镇墓神煞俑的型式演变迅速，纪年明确，演进轨迹明晰。

　　3.镇墓神煞俑型式的变化以两京为核心，向周围地区辐射，并产生巨大影响。特别表现在三彩工艺和器物在全国广大地区的传播和流行，有些三彩俑，包括镇墓神煞俑有可能是直接从两京地区输入的。

　　4.两京地区镇墓神煞俑在玄宗天宝年间以后差异显现，西安地区出土的人面和兽面镇墓兽从蹲坐发展为站立，还出现了人身站立式镇墓兽，在洛阳地区却未发生和出现。

　　（二）华北地区

　　镇墓神煞俑的发现地点主要散布于山西太原、长治，河南安阳、巩县，河北清河、定县、南和、献县，北京，天津等地，辽宁朝阳也可归入本区。区域特征如下：

　　1.镇墓神煞俑的种类繁多，地域特色鲜明，阴阳迷信的意味十分浓厚。鱼身俑、虎头兜鍪武士俑、双头连体兽在本区分布较为普遍，而在其他地区少见乃至不见。

　　2.镇墓神煞俑的类型、风格还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其种类不仅有各地流行的“四神十二时”，还有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较多的人面鸟、双头连体兽。

　　3.本区各地之间的联系稍显松散，镇墓神煞俑的类型、风格随距两京地区的远近而有所变化。太原、长治、安阳、巩县等地邻近两京地区，镇墓神煞俑的类型风格受其影响较大。河北等地距两京稍远，镇墓兽有作一为兽形、一为鸟形的型式，与其他地区不同。辽宁朝阳唐墓的镇墓神煞俑资料很少，集中发现于左才墓中，从种类上来说可以归入本区，型式明显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胎质却是泥质，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

　　（三）长江中游地区

　　本区镇墓神煞俑集中发现于武汉、长沙一带，以此为中心，向西可达四川万县，向东可达江西九江。区域特征如下：

　　1.地域特色浓厚。十二时俑自隋至唐一直发展延续，小冠武士俑在其他地区基本不见，人面鸟、双头连体兽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2.镇墓神煞俑型式的演变，尤其是明器“四神”，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较中原地区演变迟缓。

　　3.本区的十二时俑也对两京地区（包括受两京直接影响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之间镇墓神煞俑的联系和交流。

　　4.本区分别以武汉和长沙为中心，内部又可细分为两个地区。武汉地区的镇墓神煞俑受两京地区影响较多，两京地区的三彩天王俑、镇墓兽更直接输入本区。长沙地区（包括四川万县唐墓）受两京影响较小，当地烧制的陶质和青瓷武士俑、人面鸟、十二时俑特色鲜明。

　　（四）江苏南部地区

　　本区镇墓神煞俑主要发现于长江沿岸的高邮、扬州、镇江、苏州等地。区域特征如下：

　　1.随葬镇墓神煞俑的现象少见，且纪年缺乏。

　　2.镇墓神煞俑的种类单一，除十二时俑较为流行外，其他种类则极少发现。

　　3.受两京三彩工艺的影响，出现可能是本地制作的三彩十二时俑。

　　（五）新疆吐鲁番地区

　　本区唐代镇墓神煞俑基本出自高昌故城以北的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地区。区域特征如下：

　　1.本区的镇墓神煞俑是在两京地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些可能是从两京地区直接输入的，其类型、风格与两京地区基本相同，种类同为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十二时俑，出现时间较中原为晚。

　　2.质地除陶质外，木雕和泥塑是其显著特征。彩绘华丽，借助本地气候和自然条件得以保存至今。

　　关于唐墓的分区，迄今已有多篇文章加以论述，这些论述皆把镇墓神煞俑作为划分区域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镇墓神煞俑的分区与唐墓的分区并不完全一致。抛开墓葬形制等方面的差异，通过对镇墓神煞俑的分区研究，能够发现各地文化传统的差异，两京地区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深刻影响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流情况，更能窥视隐藏在丧葬习俗里面的信仰、观念和意识。

　　三、两京地区的影响与各地区镇墓神煞俑的同一性

　　两京地区作为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镇墓神煞俑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华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明器“四神”型式变化深受两京地区的影响。两京地区的三彩镇墓兽、天王俑等更是直接输入到周围广大地区。江苏南部还受两京三彩工艺的影响，出现可能是本地制作的三彩十二时俑。新疆吐鲁番地区镇墓神煞俑的类型、风格与两京地区非常接近，是在两京地区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

　　唐代各地区镇墓神煞俑的联系十分密切，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反映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丧葬文化等方面的同一性。

　　1.从镇墓神煞俑的分布地区来看，两京、华北、长江中游、江苏南部、新疆吐鲁番等五大地区发现较多，反映了广大地区在丧葬风俗、观念、信仰等方面的同一性。

　　2.唐代镇墓神煞俑大致可分为人物、动物及人、鸟、兽等的复合体三类，各区大致都是以“四神十二时”为基本种类，反映了各地丧葬文化内涵较大的一致性。

　　3.镇墓神煞俑型式变化的趋势大致相同。镇墓兽、十二时俑等都是由坐姿向立姿发展，人面鸟由伏卧向直立发展，大致皆由较低姿态向较高姿态演化，反映了各地生活习惯、审美意识、社会风习等方面变化的一致性。

　　4.镇墓神煞俑的分期大致相同，是唐王朝盛衰的一个缩影。高祖、太宗时期，镇墓神煞俑尚不发达，且较多地继承了前代的风格，部分地区尚缺乏镇墓神煞俑的发现。高宗、武则天时期，各地区镇墓神煞俑蓬勃发展，在类型、风格上既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相互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中宗至玄宗时期，大部分地区的镇墓神煞俑进入鼎盛时期，类型风格上的共性更多。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国力骤衰，肃宗以后，各地镇墓神煞俑普遍衰落。

　　四、镇墓神煞俑分区原因探析

　　唐代各地镇墓神煞俑的差异不仅与当时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同时与传统风习有一定渊源，还与地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有很大关系，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唐代历史文化的情况。兹分述如下：

　　（一）分区与唐代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的关系

　　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区与当时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从大的自然环境来说，本文所划分的两京和华北地区基本属于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江苏南部都位于南方地区，新疆吐鲁番属于边疆内陆地区。

　　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俑的质地、工艺影响较大。新疆吐鲁番地区俑的质地主要是泥质和木制，陶质不多，与唐代北方、南方地区截然不同。泥俑的使用是适应炎热干燥气候的一种十分经济的作法，其他地区的使用远没有这一地区普遍。与北方地区俑的彩绘装饰不同，南方地区俑的许多部位是用利器刻画出来的，取代彩绘的使用。这大约是适应南方地区湿润多雨，彩绘容易脱落而采取的措施。

　　镇墓神煞俑的分区与唐代的行政区划也有一定关系。比如两京地区的形成与唐代的行政区划和政治关系颇深，长安是唐代的都城，洛阳是地位仅次于长安的东都，两地镇墓神煞俑表现出很大的同一性，可以合起来算作一个区。新疆吐鲁番地区镇墓神煞俑的流行时间为公元7世纪中期至8世纪，即贞观至贞元年间，唐朝在此设立西州时期。西州沦落之后，镇墓神煞俑也随之急剧衰落。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开元二十一年，在十道基础上，增置京畿、都畿、黔中三道，分山南、江南道各为东西两道，共十五道。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区与这一划分有一定的关联重合，但并不完全受人为划分区域的制约。

　　（二）分区与传统风习的渊源关系

　　我国古代墓葬中设置镇墓神煞的历史悠久，周代就有方相氏，但尚未找到其实物资料。镇墓神煞的形象不仅出现于俑中，在壁画、画像石、线刻、砖刻等图像中都有发现。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镇墓神煞俑应推楚国的木雕镇墓兽。大致出现于战国早期，盛行于战国中期，消失于战国晚期。这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传统有一定关系。汉代镇墓神煞的形象发现不少，但以俑的形式出现的仅有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陶翼兽，是乘翼兽“登仙”的迷信思想的反映。

　　西晋以后，镇墓神煞俑继续发展演变。西晋的此类俑包括四足作行走状的牛形镇墓兽及顶竖高缨的甲胄武士俑。大同石家寨的司马金龙夫妇墓，葬入时间是北魏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时间在孝文帝改制以前，仅存一件镇墓兽，人面兽身，作蹲坐状，是人面镇墓兽较早的一例。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礼仪制度日趋严密，随葬俑群也随之形成新的规范。镇墓神煞俑包括镇墓兽和武士俑，一般成对出土。洛阳地区与西安地区的镇墓兽差异明显。如洛阳附近建义元年（528年）葬的常山文恭王元邵墓的一对镇墓兽，一件人首兽身，一件狮首兽身，均蹲坐状。西安任家口正光元年（520年）邵真墓的两件镇墓兽四足匍匐于地，背上鬃毛成撮翘伸。北朝晚期，由于分别以洛阳和长安建都的东西政权的分裂对峙，两地承继着这一规范继续发展，差异越发明显。

　　唐代镇墓神煞俑是与前代一脉相承的。它的明器“四神”是西晋以迄隋代逐渐演化而成的。随着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两京地区的镇墓神煞俑主要在北齐类型风格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特征，融合发展为一个镇墓神煞的分区。而东部其他地区的镇墓神煞种类较两京地区繁杂，是前代阴阳迷信思想的继续发展。比如十二时俑、双头连体兽都可在临淄北朝崔氏墓地中找到渊源。长江中游地区隋代出现了人面兽身和其他类型的十二时俑。人面鸟隋代开始以俑的形式随葬，在安徽合肥和江苏铜山等地都有发现。

　　（三）分区与地区之间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关系

　　唐代各区镇墓神煞俑联系密切，相互之间传播和交流频繁，兹举例说明。以脚踏怪兽的天王俑为例，两京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例是调露二年（680年）罗姬墓。时隔9年，新疆吐鲁番在永昌元年（689年）张雄夫妇墓中又有出土，且塑造更加生动，而当时这种型式的天王俑在两京地区尚属罕见。由此可见通过丝绸之路的连接，两京地区对边疆地区文化的深刻影响。

　　兽首人身式的十二时俑隋代在南方地区就已出现，且至唐代一直发展延续。玄宗开元年间后期，两京地区出现十二时俑。洛阳地区较早的出土实例是开元二十六年的李景由墓，该墓还使用了南方地区隋唐墓习见的十二时俑壁龛。新疆吐鲁番地区十二时俑的出现又比两京地区稍晚。由此可以看出兽首人身十二时俑由南方经两京向新疆吐鲁番传播的路线。

　　人面鸟在南方隋墓中即已出现，到了唐代，在华北广大地区亦颇为流行。鱼身俑是华北地区独具特色的镇墓神煞俑，在其他地区基本不见，但到了唐代晚期，江苏无锡亦有出土。这种变化可能与唐代晚期北方战乱频繁，经济凋敝，大量人口向南方迁徙有关。

　　各区之间镇墓神煞俑的交流不仅有造型的影响，更包含着葬师阴阳迷信学说的传布。地区之间镇墓神煞俑的交流和传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程度，还对镇墓神煞俑区域特征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五、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历史影响

　　唐代镇墓神煞俑承前启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前代及当时的阴阳迷信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总结，为宋元时期堪舆家的丧葬学说准备了理论基础。唐代文献中首次出现明器“四神十二时”的称谓和“铁牛铁猪”镇墓驱邪的学说。《大汉原陵秘葬经》大致成书于金元时期，其中的“盟器神煞”基本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总结出来的系统完整的学说。

　　2.镇墓神煞的主要种类在唐代已基本形成，其型式亦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五代宋辽金元时期，镇墓神煞名目繁多，但其中的许多种类，如“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十二元辰”、“观风鸟”、“墓龙”、“仪鱼”、“金牛铁猪”等似皆可在唐代找到相应的实物，其型式皆是在唐代基础上的继续发展。

　　3.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发展为五代宋元时期在全国广大地区的流行准备了条件。唐代以后，许多种类的镇墓神煞俑跨越各自地区的界线，在全国广大地区广泛流布，较之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布区域更为广阔。

　　4.唐代的“镇墓神煞”还对东亚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韩国发现了统一新罗初期（7世纪末8世纪初）铜制兽首人身的十二时俑，可以看出所受唐朝的影响。8至9世纪的新罗墓葬中，如挂陵封土四周砌墙一周，其上按子午方位刻兽首人身的十二时像。日本奈良明日香村发现的一座古坟中出土了7世纪末8世纪初的十二时壁画，可见日本对唐文化的汲取之快超出人们的想像。8世纪时圣武天皇皇太子那富山墓的护石上也能见到十二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