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生活风俗

7、温柔娴静

作为一个淑女，除了清贞无瑕外，还必须做到温柔娴静，古人有谓“妇德尚柔，含章贞洁。婉癏淑慎，正位居室”（张华《女史箴》）。

原始社会，妇女在氏族公社生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高强度的劳动，紧张激烈的节奏，事务主持者的地位把她们锻炼得敏捷、果断、勇敢、强悍、外向。殷周以后，妇女失去了社会主人的地位，逐渐从社会退居于家庭之中。庭院式的生活阻隔了女性与社会、自然的直接联系，造就了内向的性格，繁琐细微的女红冗务，职责至上的生育活动更培育出女性纤弱、细腻、温柔、娴静的性格和崇高的母爱。而这一切恰恰适合于逞雄社会的男性的脾胃，他们竭力强化女性的这些新的特征，并使之上升到“女德”的高度。

全面为这一“女德”奠基的是《易经》那形而上的阴阳之道。它把阴和女性相联系，又和大地相比附：女性像大地一样孕育万物，也像大地一样静止不动，安德柔顺，“坤，至柔至静而德方”。与之相对，《易》将男性比拟为阳，为天，主动而性刚。至于二者的关系《易经》认为：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传下》）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传上》）

柔来而文刚，故享；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贲卦》）

《易经》反复强调这种刚柔往来、上下相易、阴阳合德之说，在于说明男刚女柔构成了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它恰当地反映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生成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一辩证法则运行，自然与社会都能够昌明亨通。正是在这种学理的基础上，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柔顺的妇道”，并在道德评价上与“善”相联系，在审美评价上与“美”相联系。女性柔顺，合乎自然，便是善是美，否则，便是恶是丑。这种阴阳之道直接灌输着“以柔事刚，以柔敬刚”的男尊女卑的意识，为女性永远处于卑下微贱的地位制造出似乎天经地义的根据。

在中国古代，“女德尚柔”的要则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气质卑弱，与世无争。班昭《女诫》列“卑弱”为第一要义：“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敬顺第三》又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这些不惮辞烦的训诫说透了，就是要求女子不要强，不争先，安于本分，甘于居下，逆来顺受，默默无闻。

至于如何体现卑弱气质，班氏以为最重要的是语言表达必须温顺，“妇言不必便口利辞也”。说得过于原则，后人纷纷加以阐发，以明代郑氏《女教篇》论述最为具体。其云：

惟女之言，贵乎谨默。

勿为强辩，勿为长舌。

勿谈人短，勿夸己长。

勿讦人非，勿称己良。

诈不可逞，众不可欺。

巧言乱德，利口贻机。

这些条款再周备不过了，不但大大弘扬了《礼记·内则》“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精神，而且达到了圣贤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因而历代家礼都把它列为重要规范，作为保持家道雍穆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看法：在室女子如不知言语温顺比不谙女红更加糟糕。为免得出阁以后多嘴多舌，惹是生非，被夫家休了，辱贱家门，一些家族干脆在家法中订立出惩罚条例，如清代湖北麻城《鲍氏户规》规定：女子“肆行无忌而乱骂人者及无故骂人者，笞四十”。与此同时，小说家们也杜撰出种种典型来“帮忙”教化女子。你看，《快嘴李翠莲》中那个李翠莲“年方二八，姿容出众，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只是嘴快些，凡向人前，说成篇，道成溜，问一答十，问十道百”，最后落得了削发为尼的可悲下场。你再看，《红楼梦》中那个“竟敢驳老太太的话”的鸳鸯；那个敢违元妃之命，“执意不从”贾蔷演出要求的龄官；那个性如“爆炭”，在怡红院里“满屋子就是她磨牙”的晴雯；以及那个眼尖嘴利，“说话比刀子还厉害”的黛玉，个个都因其刚烈之性而结局悲惨。而像平儿、袭人、探春、元春、宝钗这类能“使一天风云，化为和风细雨”的女子，或能取信凤姐，或能侍侧宝玉，或能操掌家庭，或能受封贤妃，无一不以其温柔之性辉煌一时。这些小说实在堪称更形象的女子教训书，每一个典型犹如一篇劝诫少女温柔敛性的“警世通言”，生动地反映了社会对女子气质的要求。

二、应对从容，举止轻柔。应对举止不但体现女子的修养，而且表明其身份层次，不容忽略。因而历代女子教训书及族规家礼在这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繁文缛节，甚至连一颦一笑，举手措脚之类的细微末节都一一作出规定。

一般说来，女子应对礼仪的动作幅度都比男子小些，显得从容而轻柔。如行礼表示敬意，先秦时尚跪拜礼，男子顿首、稽首皆要引首至地，而女子则须肃拜、手拜。肃拜，两膝跪地后敛手放低。手拜，跪下后两手点地再抬起拱合，同时低头至手。这两种行礼姿势流行时间较长。

唐人向人行礼，有一种叉手的习俗。柳宗元有诗说：“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律赋，每次入试，八叉手成八韵，故有“温八叉”之名，《事林广记》载“叉手法”说：“以左手紧把右手，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右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不得着胸，稍令稍离，方为‘叉手法’。”其手距离胸前约二三寸。如果见人当施礼时却撒手，则为不敬。叉手礼矜持含蓄，所以女子也尚此礼，其形象我们还能从张九龄墓壁的残缺《侍女蟠桃图》中看到。壁画上尚见二女，一女侧身行叉手礼（叉手局部不太明显），一女面部漶漫，正面叉手动作却提供了清晰的实证。这种叉手礼在五代和宋代女子中亦流行。虽然跪拜之礼一直未废，但只是在重大的礼仪中才使用。

唐宋女子向人行礼时还要口道“万福”。清代翟灏《通俗篇·祝诵》中说：“王广津词：‘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胜常’犹今妇人言‘万福’也。盖万福之言，宋时已经盛行。”实际上这一礼节唐代已有，宋若莘《女论语》中就是“主宾相顾，‘万福’一声”的规定，可为确证。明清时道万福泛指女子与人见面时与人行礼仪式，口诵“万福”时双手手指相扣（叉手礼的演化姿势），放在左腰间，低头屈身以示敬意。清代满族妇女礼节有所不同。一般请安时以双腿略屈，作往下蹲身状，俗称癐安。亦有以双手扶左膝，右腿微屈往下作蹲身状。如平常人还礼，只以手上摸其髻而已。无论道万福、行癐安，举止都很优柔，与表达的“谦恭”意义表里浃洽。

相见敬礼是女子行为的荦荦大节，此外还有许多与之配套的礼数。如起居行止要求“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不登高，不临深”（郑氏《女孝经》），“行莫回头，语莫露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宋若莘《女论语》）；接待女客要求“整顿衣裳，轻行缓步，敛声低气，请过庭户，问候通时，从头称叙，答问殷勤，轻言细语”（同上）；过访人家要求“相见传茶，即通事务，说罢起身，再三辞去”（同上）；吃饭时要求“动匙箸，忌声响”；吃完后要求“洗盅盏，轻轻顿”（贺瑞麟《改良女儿经》）……

我们实在无须把具体、细微而又不胜其繁的女性礼仪范型加以充分展示，历代广大教化主的良苦用心已经昭然若揭：既然社会、宗族、家庭需要温良气息，便竭尽全力去教导女子们学会恬静幽娴，敛性矜持，克己为良，得坤德之顺，以创造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文环境。其锻铸、弘扬传统美德的功绩永不可灭！但是，这份温顺、这份敛性、这份娴静为社会带来雍穆、和谐与宁静的同时还会带来些什么？这过于沉重的思考被历代所回避，永远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