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是古今中外各民族都喜闻乐见的一种体育竞技活动。然而从古代起,这种激烈的竞技活动便染上了赌博的色彩。战国时孙膑赛马的故事便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次赛马赌博事例,同时也是运筹学用于赌博的一次有名的尝试。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常常举行赛马,每场比赛的输赢常在千金以上。当时将赛马分为上驷、中驷、下驷三等,各戴有不同的彩饰。军事家孙膑到齐国之后,常作为齐相田忌的幕僚去观看赛马,他发现田忌的三种马都比齐王的同等级马稍差一点,所以每赛辄小负。于是他给田忌出了一个主意,让马师把马的彩饰互相调换,把下驷扮成上驷,上驷扮成中驷,中驷扮成下驷。然后让田忌以下驷赛齐主的上驷,上驷赛齐王的中驷,中驷赛齐主的下驷。比赛的结果,齐王的上驷大胜,而中驷和下驷均败北,田忌二胜一负,赢了千金,获得对齐王的第一次胜利。孙膑也因此得到齐王的赏识,成为齐国的军师。
在古代,除了赛马,走狗(跑狗)也是一种常见的赌博手段。当时贵族富豪之间常进行赛马赌博,一般市井平民无力买马养马,只能以走狗竞博。在古代文献中说到市井博徒时,常常“斗鸡走狗”连用,可见这是当时常见的赌博手段。汉景帝的大臣袁盎因病免官家居时,便“与闾里浮沉,相随行,斗鸡走狗”。(《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不过,走狗也并非只是平民的博戏,有时候皇帝也对此有兴。北齐幼主高恒酷爱赛马、斗鸡和走狗赌博,他的爱犬“于马上设褥抱之,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北齐书·幼主传》)自唐宋以下,赛马赌博罕见于记载,而走狗赌博则不绝于书。
古代的赛马和走狗,一般是在马、狗的主人之间进行,属于对赌的性质。而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赛马赌博,则是西方马票性质的赌博业,所以又叫“赌马”。
在现代世界赌博业中,影响最广泛的首推赛马。在中国,从晚清到民国,西方殖民者在香港、天津和上海开辟了跑马场,成为当时当地最大的赌博业。其中以上海的跑马场影响最大。
上海的第一个跑马场建于一八五7年,地点在今河南路丽华公司一带。不久,英国殖民者又在今南京路和上海人民广场一带建立规模跑马场,称为“上海跑马厅”。
上海跑马厅实际是一个赌博企业,由外籍股东合资开办,华人根本不准染指其中,只能购马票参加赌博。跑马厅举办的赛马赌博种类繁多,有香槟赛、金樽赛、新马赛、马夫赛等名目。就其大概而言,马会的主办者在赛前将参赛的马和骑师的各种有关资料加以公布,并编上号码,不同的马得胜后的赔率不一样,名气大、获胜机会多者赔率低,反之则较高。赌客判断某号马最有希望获胜,就买某号马的彩票。如果该马获胜,即可持马票向票房兑换一定赔率的彩金。如果该马落后,马票成为一张废纸。这种赌马规则是通常最流行的方法。
当时上海最引人注目的马票名目是“大香槟票”,这是一种结合摇奖和赛马二者的彩票。大香槟赛马每年五月和十一月各举行一次,大赛之前要举行三天“头马”的资格赛,获得各场比赛的头马方有资格参加大赛。香槟票每张售价银元十元,赛马前就广泛出售。到时候先要进行摇奖,中了号码的票通过摇号再与参赛的马号相配,如果相配的马跑了前三名,便获得头二三彩,其余仅获小奖,彩金二三千元。而香槟票的头彩一般高达二十万元以上,是马票的两万倍以上。所以当时上海市民购买马票者趋之若鹜,无力购买者或几人合购一张。据说浦东有一个农民姓国,临死前立下遗嘱,叫儿子“饭可以少吃,香槟票不能不买”。可见其吸引力之大。
实际上,香槟票摇得一个零奖的机会也只有五万分之一,中头奖更似大海捞针,难如上青天。当时有一洋人这样描写参加赌马的上海市民:“赛马时,跑马厅周围拥了许多人进行赌博,中国人不论贫富,均是道地的赌徒,也是经常输钱的人。”(《今日远东印象记》)
中国人则用如下一首竹枝词来描写当时的赌马:
赌赛争将上驷驱,当场揽辔各踟蹰。
寄奴百万成孤注,拼付骅骝一蹶输。
——印江词客·沪上竹枝词
而真正发了大财的,还是开办赌马的英国殖民者。
后来,英、法殖民者和某些华人大亨又在租界开办跑狗赌博,其性质与办法与跑马相似,不过,这已是民国年间的事了,非本书的范围,也就不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