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2、“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卢大有人”——士大夫与赌博

　　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参加赌博的人包括帝王、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和市民，这些不同的人群结成了各自的赌博圈，他们在参与其中时表现出多种相似或相异的心理、行为和价值取向，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多种多样的。士大夫作为社会中具有最高文化层次的阶层，他们对赌博的态度和参与赌博的方式、心态和价值取向，主要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决定的。正由于此，在某些时代，士大夫们的这些态度和价值取向甚至成为该时代社会风尚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士大夫的赌博问题就成为中国古代风俗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的赌博活动至迟在殷周时便已产生了。但那个时期赌博还没有同士大夫产生联系，因为那时不仅不存在士大夫这个社会阶层，连它的前身——“游士”也还没有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赌博已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游士也在这个时期产生并且同赌博发生了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参加赌博的现象越来越多，当时的各家学派也大多对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看，各家学派都把赌博看成一种低级、粗俗的游乐，无人对之进行褒扬。不过，对待赌博的具体态度却有不同。

　　早期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完全否定赌博，主张严格禁赌。儒家也同样反对赌博，《孔子家语》斥之为“兼行恶道”。孟子更指责“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是“五不孝”之一。（《孟子·离娄章句下》）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同样看不起赌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态度，而是把它看成一种“自然”的行为。《庄子》有一段文字谈到“博塞”：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箧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一也。

　　——（《庄子·骈拇》）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博塞”在庄子的心目中属于低俗的行为，所以把它同高雅的“挟箧读书”相对而提。但是庄子从自然观出发，认为二者同样属于自然的行为，都导致了亡羊的不幸后果，就如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与“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一样，同样导致了死亡，也就不必区别他们当初的动机和手段如何，不必强分雅俗、臧此而否彼了。

　　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及处世态度对后世的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以下的士大夫的思想行为大体来说不外乎“非儒即道”和“亦儒亦道”两种。然而在先秦时代却并非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和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思想文化和道德标准多元化的时代，正如孟子批评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战国后期，“士”的人数激增，流品也日益复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注重实际，讲求功利而不受所谓礼义、道德、法治的约束。有的学派如杨朱学派和“杂家”更公开主张及时行乐、追求声色富贵。正如《吕氏春秋·仲春纪》所云：

　　古人得道者，生从长寿，声色滋时，能久乐之。

　　像这样的人生态度，是不会反对既能轻易获取钱财，又能得到强烈感官刺激之乐的赌博活动的。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士参与赌博活动是十分普遍的。《战国策·齐策一》中苏秦说齐宣王曰：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此时的齐都临淄，是一个“四民杂处”的商业都会，士作为“四民”之首，也是这个繁华都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自然也同其他市民一样“无不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苏秦在这里描绘的是一个热闹的游乐景象，然而斗鸡走狗和六博，绝大部分时间是包含着赌博内容的。

　　也在这一时期，齐宣王曾询问一位儒者匡倩道：“儒者博乎？”匡的回答是“儒者不博”。（见《御览》七七五引《韩子》）不过，从这一问题的提出可以反映如下一个事实，即士参与赌博是十分普遍的，以至于齐宣王这位曾建稷下学宫，也熟悉各派士人的国君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些士人赌博，而哪些不赌博。

　　战国时期，广大游士的一个普遍状况是“无恒产”，即无固定经济来源，生活穷困不堪。翻开《战国策》和《史记》的有关篇章，触目可见士人“贫无行”、“家贫无以自资”、“贫乏不能自立”之类的记载。为了求得生存，游士们不耻于操持任何“贱业”、“恶业”，如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信陵君深相结纳的朱亥（屠夫）、侯嬴（看门人）。于是，赌博也成为某些“无以为衣食业”的游士的谋生手段。《史记·魏公子列传》中记载的“藏于博徒”之中的毛公，实际上就是一个“职业赌徒”。不过，当时的一般游士和那些与游士关系密切的贵族，并不因此鄙视他们。信陵君和毛公的交往，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信陵君为避祸来到赵国，慕名前往拜访“藏于博徒”和“藏于卖浆家”之中的处士毛公和薛公，彼此相得甚欢。然而，同有“贤公子”之称的平原君赵胜却认为信陵君“妄从博徒卖浆者游”，乃“妄人耳”。信陵君听说此语之后，大不以为然，说道：“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因此要离开平原君家。平原君门下客得知此事后，有一半人离去跟从信陵君，天下游士得知此事，也大多重新回到公子门下。（《史记·魏公子列传》）

　　战国时期游士中常见的赌博现象和不以赌博为耻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景帝时，雒阳游侠剧孟，是个有名的博徒，司马迁说他“好博，多少年之戏”。语气之中颇不以为然。不过他接下去又如此写道：“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时人对这位游侠博徒的推崇。（《史记·游侠列传》）

　　进入秦、汉以后，游士阶层逐渐与宗族和土地发生密切的联系，演变为具有深厚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读儒书，通经术逐渐成为士大夫比较专一的进身之阶和事业，儒家所遵奉的道德标准成为士大夫的生活信条，特别是东汉以下，士大夫进身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乡曲对自己道德品行的评论，为了得到好评，士人们十分注意自己的行为。赌博这种被儒家斥为“兼行恶道”、“五不孝之一”的“恶业”、“恶行”自然而然地被那些时刻注意砥砺名节的士大夫们摈而弃之。从汉武帝以后直至东汉末年，我们很少能见到士大夫赌博的记载，正是由于这种敦朴厚重的风气所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和玄学的蓬勃兴起，正统的儒家学说受到强有力的冲击，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摆脱传统束缚的趋势。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士大夫，其思想意识也从以前的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群体自觉”转变为追求自我、自然的“个体自觉”，其“思想特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其行为特色则是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的一种‘任诞’风气”。（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惊世骇俗的行为屡见不鲜，被儒家正统观念所贬斥的赌博也在这种任诞之风中蓬勃兴起。由于这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士大夫，特别其上层——士族的赌博现象在中国古代显得异常突出，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名士风尚——通脱旷达、表现自我的标志之一。

　　魏晋时期的士族因其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禄，并且有广大的庄园作为其雄厚的经济后盾。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不言钱利，在赌博中也多不以钱财为目的，而是希图在自由、活跃、紧张的赌场上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和享受，在放荡不羁的行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获取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寻求一种对名士风范的认同感。西晋大名士王衍，与彭城王司马权赌射，赢了司马权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司马权对王衍说：“你如果想把它作为坐骑，我无话可说，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头牛来换它。既不耽误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爱之物。”但王衍视宝物尤如粪土，二十头牛又哪里放在眼中，根本不理会司马权的请求，毫不犹豫地“遂杀噉”。（《世说新语·汰侈篇》）其人挥金如土，放诞豪侈的风度可谓惊世骇俗。东晋一流名士、宰相谢安，在决定东晋存亡的淝水大战前夕，为了安定人心，意态闲适地与谢玄以围棋赌别墅，平时谢玄总是占上风，但此日谢玄因大敌当前而心神不定，竟输给了谢安。谢安随即回头对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昙道：“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这场赌赛与王衍赌牛同样可谓豪赌，也同样地不以所赌珍物为意，虽然后者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但二者前后相随，互相认同的心迹仍历然可寻。

　　最能体现士族在赌博之中这种价值取向的，是被称为一代高手的东晋名士陈郡袁耽，有一次为了表现他的赌博“艺名”，他竟在居丧期间脱掉丧服去帮助另一位名士桓温赢回所欠巨额赌债。他在樗蒲局旁意气飞扬，“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探布帽掷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耽字）否？’”对此，除了比他稍晚的刘义庆、刘孝标等人在记述此事时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外，连三百年之后的房玄龄亦以“其通脱若此”而发出由衷的赞叹。（《晋书·袁耽传》）在此，袁耽背叛传统、矫然不群的自我表现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对名士风范的认同感完全得到了满足。为后世士大夫所仰慕、追求的“魏晋风度”也在此举之中表现出来。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当时的士大夫无论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参与到赌博潮流之中。少数有识之士如陶侃、庾翼虽大声疾呼反对赌博，但在这股潮流之中显得微弱而苍白。著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晋书·葛洪传》），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赌博之普遍。

　　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不逊于魏晋，仅就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就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文、传记中不时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士大夫的风尚和追求。

　　唐代的士风，尽管受到“魏晋风度”的深刻影响，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它那浓墨重彩的时代特色。恢宏的气象、兼收并蓄的文化大交流，造就了唐代士大夫任侠使气、放任不羁的性格，强盛的国力，从初唐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的对外战争，使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青海长云，黄沙百战；大漠风尘，红旗漫卷，招唤着人们去建功立业，鼓励着士大夫们争胜好勇、无所顾忌的豪壮气概。正如李白在著名的《上韩荆州书》中所自陈的：“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那种强横无忌，豪气干云的气势，在唐代司空见惯，而在其他时代却成为绝唱。翻阅唐人诗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气概通过士大夫的赌博或对赌博的描写、议论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李白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高适

　　一掷千金浑是胆，家徒四壁不知贫。

　　——吴象之

　　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

　　——于鹄

　　日日斗鸡都市里，赢得宝刀重刻字。

　　——张籍

　　杜甫青年时代，曾写了一首《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唐代的士风自中唐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江南的富庶、商业的发展和税收、财政的改革，使整个国家显得仍然繁荣、昌盛，中唐社会的风尚因此日趋奢华、安闲和享乐。“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李肇《国史补》）赌风之盛行，“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同上书）在一派侈糜的风气之下，有关赌博的诗文也由抒发任侠使气的豪迈一变为追求浅斟低唱的感官享受：

　　春深在何处，春深博弈家。

　　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彩。

　　酒盏省陪波卷白，骰盘思共彩呼卢。

　　——白居易

　　白家惟有杯觞兴，欲把骰盆打少年。

　　——刘禹锡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

　　——温庭筠

　　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文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代表了中唐以下士大夫整体的社会倾向，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不仅限于门阀士族），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经济条件改善，着意追求人生享受，声色犬马，无所讳言。这样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宋代。

　　赵宋王朝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在这个时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优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经济条件之优裕，就整体而言，是历朝所无法比拟的。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和二程、陆、朱所倡导的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使得宋代士风之严谨，在历代恐怕仅次于西汉，使得历史上留下了“汉儒”、“宋儒”之说。正由于此，有关宋代士大夫赌博的记载较之唐代少了许多，尽管流传至今的宋代文献比起唐代的要多得多。在这不多的有关记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经济待遇优厚，当时士大夫们的赌博并非着眼于钱财，而是更在于娱乐和刺激本身。《渊鉴类函》记载了如下一则轶事，颇能说明此意。

　　章得象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返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渊鉴类函》卷三三7引《宋史》

　　一个晚上输钱达三十万之多，不可不谓巨，但仍然安卧如常。赢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后连封条都懒得打开来清点一下，他日又原璧输还。这种不以“阿堵物”萦怀的“雅量”似乎是《世说新语》之中的故事，从中可以反映出北宋士大夫官僚生活之优裕，还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的影响之深远。

　　诗人陆游喜欢饮酒和博戏，在当时是颇引人注目的，并受到人们的讥评，他曾自号“放翁”以自嘲，从中可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对赌博的普遍看法是否定的和贬斥的。陆游诗云：“诗囊属稿惭新思，博齿争豪悔昔狂。”这样一种对自己的赌博行为持忏悔态度的诗句，与唐人的豪迈和自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

　　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卷十九“丁湜科名”条，记丁湜少时好赌，入京应试，与同寓举子赌博，赢了人家六百万钱。在此之前，他曾找一相士相面，彼断定将高中魁首。博后再次见到相士，彼大吃一惊，断言他“设心不善，为牟利之举”，伤了阴德，科名将由榜首黜为孙山之外，丁湜大惊，虽央得补救之方，将钱财尽数退还输家，但仅求得榜上有名而已，名次大大落后。这种以赌博为“设心不善之举”的看法，与孔子所说的“兼行恶道”是一致的，正反映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对赌博的批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蓬勃兴起的市民生活和风尚，对士大夫产生了一定影响，赌博亦是其中一个方面。当时盛行于城市之中的关扑，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参加。《夷坚志》和元好问的《续夷坚志》中都有士大夫关扑的轶事。当然，这类赌博对于士大夫来说根本是廉价的消遣游戏，钱物的输赢完全不在意下。

　　如果说，宋代市民阶层对士大夫的影响只是初步的、感性的，那么到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明代，这种影响便是比较深刻的和理性的了。明代中叶以下，商品经济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市民阶层急剧扩大，这个阶层的意识、风尚对全社会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对人情世俗的津津乐道、对感官刺激的企望欲求、对金钱荣华的大胆追求，无疑将宋明理学对士大夫的精神束缚撕破了一个不小的缺口，李贽的思想便是这种影响的精神成果，他主张言私言利，反对虚伪、矫饰，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更大胆地追求声色犬马、感官刺激，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财货充溢的晚明社会，为“心性”之学所误的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明史·杨嗣昌传》），然而对于声色之娱却颇为熟谙。晚明士大夫对一些惊世骇俗的恶习如“玩男妓”之类不但毫不隐讳，反而津津乐道，至于赌博这种“传统”的娱乐，更是公行无忌。在万历末年兴起的马吊牌，天启年间便盛行于士大夫之中，其迷狂的程度可谓空前，时人申涵光在《荆园小语》中记道：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吴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哉。

　　当时士大夫若不懂马吊者，会遭到讥笑。不久，明朝灭于李闯王和张献忠，南明弘光朝又误于马士英、阮大铖，人们竟因此把马吊附会为谶言，“今验之明季遇马即吊，闯与士英皆马也”。（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从中可以窥见后人对士大夫迷于马吊和讲求声色货利的极度反感。

　　清兵入关以后，对汉人实行高压和排斥政策，又实行极端的文化统治政策，从顺治到乾隆，屡次兴起科场案、文字狱，以镇压汉人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异端思潮。士大夫参政无门，弄文又动辄罹祸，有识之士只得埋首于考据训诂之学，而更多的人则不耐寂寞，以声色犬马填补空虚的精神。乾隆时人赵翼曾辛酸地写道：

　　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卢大有人。

　　太息儒冠真自误，可怜无补费精神。

　　杜甫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赵瓯北将其意化出，既是自嘲，亦是嘲人。

　　在这种风气下，士大夫的赌博风气较之晚明更为炽热，稍前于赵翼的王崇简记道：“南之马吊，北之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穷日累夜，若痴若狂。”（《冬夜笔记》）清初无锡的围棋国手过百龄，每与人弈棋，可得酬金数百两，他随后便在赌博中输去，对于亲戚的责备，他丝毫不以为憾：“得之弈，失之博，庸何憾！且人生贵适意耳，孜孜逐利者何为？”（《清稗类秒·赌博类》）这种“人生贵适意”的说法，正反映了士大夫以赌博寻求暂时心理平衡的趋向。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风尚的影响，是士大夫赌风炽烈的另一重要原因。乾隆年间，文士顾宾臣以四库馆誊录寓居京师，自正月到四月的百日之间，赢得白银十二万两，又在四月初八之夜全部输去，被称为“一夕十万”。乾隆朝以前，对赌博尚悬有厉禁，然而有如此巨额的赌博，从嘉庆道光以后，全社会以及士大夫的赌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名士龚自珍酷嗜赌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清稗类钞·赌博类》）一时成为笑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稍晚一些的赵菁衫，这位号称道光、咸丰间一代文宗的名士，也是嗜博成癖，而赌术绝精，常胜不败，到了无人敢与之对阵的地步，为了“过赌瘾”，他每每借钱与人，以便对博，输了再借，而从不向人讨债，在当时也成为奇谈。（同上书）

　　鸦片战争之后的七十年，是中国封建社会赌风最盛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之中，士大夫赌博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咸丰、同治年间的所谓“中兴名臣”江忠源、骆秉章，到光绪年间的维新名士文廷式、王韬、梁启超以及名臣张之洞，都与赌博有着极深的关系，其中梁启超和张之洞二位，颇具代表性。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报人，光绪年间，麻将风行于世，士大夫雅称为“看竹”，酷嗜博戏的梁启超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在北京主持译书局，乃至在日本主编《新民丛报》时的许多著名社评和文章，据说就是在麻将桌旁口述而成，其流利畅达，仍然为人所称道。其人的赌博事迹，正代表了中国士大夫两千年间赌博重游戏、重技巧而不以“博进”萦怀的风气。

　　张之洞本人并不嗜赌，但他能适应时势，利用赌博为当局服务。他任两广总督期间，奏请朝廷批准，从广东盛行的“闱姓”赌博中抽取巨额赌捐，以资助南、北洋海军军费。其所作所为，颇具有近代西方的务实精神，与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似乎也正相契合。他本人由名士而名臣的仕途经历，也反映了近代社会对中国士大夫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