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4、“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妇女与赌博

　　自古以来，妇女一直是赌博队伍中的重要成员。不过，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妇女的赌博有其自身的特点，考察妇女赌博之风，对于完整地了解古代社会的赌博风俗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博戏的游戏性、技巧性，要求赌博的人必须有大量的闲暇时间，这就使有闲阶层成为产生赌徒的渊薮。古代妇女与男人比较，有较多的闲暇，而妇女之中最称闲暇的首数专制帝王的后妃、嫔娥。自来后宫号称粉黛三千，然而能得皇帝亲近的为数寥寥，绝大多数宫人日夕望羊车不至，总是在百无聊赖的优裕生活中打发着光阴。于是，赌博这种富于刺激的游戏便很容易受到这些空虚的心灵的欢迎。正如一首《宫词》所写：

　　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

　　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

　　——后蜀花蕊夫人《宫词》

　　从汉魏至于明清，关于后宫赌博的记载不绝于书，许多知名的人物如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都参与其中。而赌风最盛，也最为典型的，大概要数唐代后宫。

　　皇后和妃嫔是后宫的上层，也是赌博的带头人，中国古代最有名、也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武则天，可算是唐代后宫赌风的倡导者。她酷嗜双陆戏，不但自己夜以继日地打双陆——连梦中也遇到打双陆不胜。还时常观看、主持朝臣们、她的内宠们进行的双陆博戏，如大臣狄仁杰有一次就赢了武后内宠张昌宗一件御赐的“集翠裘”，当时颇有人为之眼热。在她的影响下，朝野上下打双陆成风，当时有“博戏之中，长行最盛”的说法。她的儿媳韦皇后，是一位处处效法婆婆的放荡妇人，居然将武三思引入宫中，坐在皇帝的御榻之上打双陆，她的丈夫，唐中宗李显不以为忤，也不以为耻，竟安然坐于其旁为他们点筹计输赢，当时就被看成是秽乱宫闱的丑闻。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后宫之中赌风最盛。皇帝经常同杨贵妃、诸嫔御以及诸王博戏，“上稍有不胜，左右呼雪衣娘（白鹦鹉），必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明皇杂录》）

　　杨贵妃常常陪皇帝“彩战”（掷骰子），据说骰子的四点涂红，便是一次皇帝因掷得四点而险胜了贵妃，一时龙颜大悦，御口亲封“赐绯”，而从此沿袭下来的。

　　除了后妃之外，人数众多的宫女可说是赌博的主力军。《开元天宝遗事》载：“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于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遣也。”据说以斗蟋蟀赌博，也最先始于开元天宝后宫：“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同上书）于是，长安人斗蟋成风，“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负曝杂录》）

　　宫女的赌博有时赌注下得非常大，敦煌写本《宫庭诗》有一首这样记道：

　　欲得藏钩语多少，嫔妃宫中《和。

　　每朋一百人为定，遣赌三千匹彩罗。

　　不过，大多时间这种赌博是以排遣孤闷为目的。长期的孤闷积成寻求刺激的心理，竟把赌博当成了取得侍寝皇帝权利的手段。宋人陶谷《清异录》记载，“开元中，后宫繁众，侍寝者难于取舍，为彩局儿以定之，集宫嫔用骰子掷。最胜一人乃得专夜，宫珰私号骰子为‘挫角媒人’。”此事在《开元天宝遗事》也见记载，只不过掷骰子变为掷金钱。自古道“宫闱事秘”，像此类荒唐至极的事在历代后宫不一定是仅见，只不过开放的唐朝并不讳言罢了。而赌博竟异化出这种功能，恐怕也只能在专制帝王的后宫才能见到。

　　除了帝王的后宫之外，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和其他有闲阶层的妇女，是赌博队伍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唐人苏鹗的《同昌公主传》就生动地描写了同昌公主与贵族韦氏族人会集广化里夜以继日赌叶子戏。在宋人话本、明清小说之中，常常可以看到大家内宅姬妾、普通官宦、商人、市民家中妇人们的赌博情况。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家中妇人及所往来的内眷，如潘金莲、李瓶儿和王潮儿，几乎都熟谙牌戏。《红楼梦》中的贾府上下，从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姐到丫环、仆妇、婆子、嬷嬷，更是无一不会掷骰斗叶。连薛宝钗、林黛玉这样的冰雪姿容的女儿，正月里也要掷骰子赶围棋，赌钱耍戏。自唐宋以下，赌博竟已成为有闲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妇女日常消遣的主要手段之一了。

　　深闺之中，素称寂寞。陆放翁有“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的词句，为了排遣孤闷空虚的心情，她们选择的赌博方式大多以费时多，技巧性强者为主。宋代的李清照可说是她们之中的典型。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其诗词风格有时雄奇豪放，不让须眉。而论起赌博，其豪气直可称为压倒须眉。她自称生性喜博，凡遇各种赌博尽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她颠沛流离，四处迁徙，博具尽散，但胸中却从来未尝忘却，只要一旦安适，舍舟车而见轩窗，就马上想起“博弈之事”了。这样对赌博的迷恋和坦然的态度，丝毫不输与任何男子。而且，她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博戏都颇有了解，识其源流、利弊，技艺之精，居然到了平生不论多寡从未败北的地步。这就不仅博艺精，还包括赌运佳了。不过，这位女博徒、女词人尽管写下了“故绕床大叫，五木皆卢；沥酒一呼，六子尽赤。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已破淮淝之贼。又何必陶长沙博局之投，正当师表彦道布帽之掷也”（《打马赋》）这样豪放的文字。而实际上她所“独爱”的却是费时费事的“打马”和“采选”这一类“闺房雅戏”。其用意，还在于排遣“更长烛明，奈此良夜”的寂寞心情。在这一点上，她与其他有闲阶层的深闺怨妇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清代是古代赌风最盛的时期，妇女们以消遣为博戏主要目的的状况在此时也有所改变。早在清朝初年，在富庶的苏州地区，富商大贾家的妇女常举行宴会，届时妇人们“广携白镪，招邀赴局”，像男人们一样呼卢喝雉、一掷千金。被称为“花赌”，此风一直沿袭到清末。

　　鸦片战争以后，各通商口岸的赌风恶性膨胀，各种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的彩票性质赌博应运而生，参加其中的不乏妇女。广州、上海、天津等地风行一时的“打花会”更是以妇女为主要对象，大户内眷、小家主妇，乃至丫头、仆妇、老妈子，沉溺其中的不知凡几，在当时社会一度颇为引人注目。有些贪婪而又愚昧的妇人，为了祈求神灵指点押中花名，不惜四处烧香祷告、求神问卜，甚至孤身在荒郊野外野宿“祈梦”，由此而遭歹徒玷污失身乃至丧生者，更常常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出现于报端。

　　古代常见的另一类妇女赌博，是与娼妓密切相联系的。“挟妓饮博樗蒲”，历来被认为是男人狭邪冶游的主要内容，在古代是司空见惯的。早在北朝时候，北齐的祖珽就与众纨绔“游集倡家”，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众妓女掷樗蒲以赌之，以为戏乐。（《北齐书·祖珽传》）

　　赌场和妓院，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典型的销金窟，它的兴盛是与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而且，其发展的结果往往形成一种无法分割的交融现象，妓中有博，博中有妓，妓院就是博场，鸨母亦即囊家。明清时期的妓院，常常是嫖客们聚众大赌的场所，鸨母从中抽取的头钱，往往特别重，超过常例一倍甚至更多，美其名曰“为姑娘打脂粉钱”，赌到最后，输家大输，赢家却所胜无几，而抽头的老鸨，才是真正的大赢家。不过，嫖客来到妓馆青楼，本意就是为了追欢买笑，妓女得了“脂粉钱”，自然曲意逢迎，投怀送抱。那些嫖客兼赌客们，无论赢家还是输家，只要得遂所望，也就无所谓胜者的喜悦和败者的沮丧了。

　　相反，在一些讲究的赌场，往往为那些豪客招妓陪侍，只要赌客同意，还可以代客下注赌博。广州、澳门的一些高级番摊馆，就属于此类。在这些赌馆中，赌客即使小胜，但付出酒肴、鸦片招待费和妓女的缠头资之后，仍然变成了输家，得利的还是赌馆和妓院的主人。

　　诸如此类的挟妓饮酒赌博，其意主要是追欢买笑，赌博不过是增添一些刺激或娱乐。唐宋以下，有关的诗文很多，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狎客的注意力是放在妓女身上的，如唐人岑参下面的几句诗：

　　美人一双闲且都，红牙缕马对樗蒲。

　　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

　　这类诗与其称为樗蒲诗，不如叫做挟妓词还更为妥帖。

　　除了陪侍嫖客赌博戏乐，妓女之间也常常赌博。清末上海流行斗蟋之戏，“甚至孤注一掷，动计百千。青楼中爱之尤挚。戗金盆子，调护弥周。有朱逸卿者，每年必畜数十头。红牙青项，品类各分，暇时设席，邀姊妹行，并二三佳客，团聚结寮，雌雄互角。”（《淞南梦影录》）趋时尚是妓女的德性之一，由此可以得知，中国古代流行的各种博戏，与妓女的联系，应当是密不可分的。

　　上述三种妇女，构成了中国古代妇人赌博的主要成分。总的来说，她们的赌博主要是以排遣孤闷、寻求愉悦、刺激（或帮助他人寻求愉悦、刺激）为目的的，因此，古代妇女的赌博方式以技巧型、游戏型为主。如武则天喜欢双陆，慈禧太后喜欢打麻将，李清照喜爱打马，同昌公主喜欢叶子戏。在参与博戏的过程中，她们对博戏也作了不少的改进和创制，有的还为文专门加以记录，对中国博戏的流传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武则天曾仿双陆创制了“九胜局”，并明令颁下朝野，今臣民习玩。慈禧太后仿“揽胜图”创制了“掷骰图”，又名八仙过海，颁赐为宫中博具。南唐后主李煜的小周后撰有《击蒙小叶子格》一卷，又名“编金叶子格”，可算是叶子戏的早期记录。至于李清照的《打马图经并序》更是流传远近，将这一宋元时候的“闺中雅戏”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详尽的资料。

　　在中国博戏发展史上，妇女的所作所为是不容轻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