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5、“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民间的赌博风俗

　　赌博本起源于民间的游戏，数千年来，它也一直是民间游戏娱乐的一个重要内容。赌博的娱乐功能从性质上看，属于自娱性，也就是必须亲身参与其中方能获得娱乐的效果，正由于此，赌博活动在民间一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民间赌博之风的兴盛始于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城市的兴起，各种赌博活动在这类地区如齐都临淄、魏都大梁、赵都邯郸广泛流行。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在游说齐宣王时谈到临淄城中“民无不斗鸡走狗，六博蹴鞠”。从“无不”二字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座“甚富而实”的都市之中赌博活动的盛行。

　　在如此广泛的赌博活动之中，大部分市民不过把它作为一种游戏娱乐手段，所以苏秦在谈到临淄城民的“斗鸡走狗六博”时是把它和“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并列的。不过，其中也有一部分以赌博为生计者，时人呼之为“赌徒”。《史记·魏公子列传》谈到赵都邯郸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之中”，又有“薛公藏于卖浆家”。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徒在当时已成为拥有相当人数的专门的职业，只不过在时人心目中这是一种贱业或“恶业”。到了西汉，桓发操此“恶业”成为时人注目的巨富，并被司马迁记入《史记·货殖列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赌博致富的名人。

　　在汉代，赌博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游戏娱乐方式之一。当时长安、五陵、大梁等地的富家无论平时行乐还是举行宴会，常常设有博局，豪饮纵博，成为一时风气。如《列子·说符》记载：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钱帛无量，财货无赀。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

　　一首汉乐府古歌也这样描写富家的宴乐：

　　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

　　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六博与当时富豪之家的娱乐活动如此密切，于是汉乐府歌辞中有了“仙人六博”的古题。在汉代建筑和墓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上，也常常可以看到“六博图”、“仙人六博图”。

　　在乡里村镇的下层社会之中，斗鸡走狗是常见的赌博方式，也是常见的娱乐活动。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一生居于乡里，是一个勤俭务实的农民。而这样一个老实人的“平生所好”，也都是“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酒蹴鞠，以此为欢”。后来，刘邦当了皇帝，尊太公为太上皇，锦衣玉食，尊贵无比，但见不到他平生喜闻乐见的市井风物，使他郁郁不乐。后来刘邦按照故乡丰沛地方的市井风俗专门为太公建了一座“新丰”，使他重新听到乡音，看到屠酤卖饼，斗鸡走狗的热闹场面，老人方能转忧为乐。（见《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就连汉景帝时的大臣袁盎，罢官家居时，也常与“闾里相浮沉”，以斗鸡走狗为乐。可见斗鸡走狗作为一种赌博方式和娱乐手段在民间的流行。在出土的汉代石刻、画像砖上也能找到大量的斗鸡图，造型古朴，形象生动，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真实写照。

　　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不同的人群之中流行的赌博方式也各不相同。如隋唐时期的上流社会盛行双陆（握槊），民间则流行掷骰子。而在益州地区（今四川）民间则“尤足意钱之戏”（《隋书·地理志》），喜欢摊钱。杜甫客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时，写了不少记录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的诗章，其中一首就谈到这一风俗：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

　　——《夔州歌十绝句》之四

　　君不见，满载蜀中货物的商船在长江上疾驶如风，船上的贾客和船工是那样的悠然自得，有的人在长声高唱，有的人则在那颠簸于波峰浪谷的甲船上“摊钱”作乐，赌兴正浓，对于身边的惊涛骇浪恍若不见。正像老杜的另一首诗开头所描写的：“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最能行》）

　　宋代以下，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市民阶层急剧扩大，赌博活动在城镇社会中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北宋初年，专门的赌场——“柜坊”就成为社会问题，遭到官府的禁止，然而，随着社会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各种名目的赌场反而不断增加，吸引着各色各样的赌徒。

　　“关扑”在宋代盛极一时，是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小商小贩也多用“扑卖”来招徕顾客。市民们既喜欢观看他人关扑、扑卖，自己也常常赌上几手，其意并不专在赢钱赢物，更主要在于愉悦精神。可以说，赌博的游戏娱乐功能在宋代关扑、扑卖身上体现得格外得明显。

　　民间赌风之盛也反映在当时的各种笔记、话本、小说和杂剧之中。在这类文艺作品之中，当时的赌博风俗被描写得格外生动，增加了我们对其的了解。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的《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写一位家资饶裕，常常寻花问柳的宣教郎吴约，他所住客店对面一个小宅院“门首挂着青帘，帘内常有个妇人立着”。吴约见猎心喜，打算寻机勾引。一天，他坐在门口呆看对面帘子，百无聊赖，见一小贩“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宣教叫住问道：‘这柑子可要博的？’经纪道：‘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官人作成则个。’宣教接将头钱过来，往下就扑。那经纪蹭在柑子篮边，一头拾钱，一头数之。怎当得宣教一边扑，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没心没想地抛下去，扑上两三个时辰，再扑不出一个浑成来，算了算，输了一万钱”。这段反映“扑卖”的生动文字并非完全出于凌濛初的杜撰，它来源于宋人笔记《夷坚志》，可以说是当时民俗的真实写照。

　　市井赌风的兴盛，还传染了少年儿童。《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写江西景德镇两个市井小儿“盦钱耍子”，为了一文钱的输赢发生争执，导致了一连串的悲剧，使十三条性命死于非命。挑起这场赌博的再旺年仅十三岁，“平日喜的是盦钱耍子”，袋里一有钱便想赌钱，这样的少年再长几岁完全可能成为市井赌棍、社会垃圾。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下层社会中赌博活动的广泛存在。

　　市井赌风历来为社会各阶层之冠，它在明清时期达于极盛。明英宗时巡抚顺天（北京）的御史陈鉴上书谈到京师风俗浇薄，表现在五个方面，最后一点就是“博塞成风”（《明史·陈鉴传》）。到了清代中叶，“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钱泳《履园丛话》）降至鸦片战争之后，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考察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博戏种类大增，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道：“近时俗尚叶子戏，曰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羊跳猴；掷状元牙牌之戏，曰打天九、斗狮虎；以及压宝、摇摊诸名色，皆赌也。”再加上后来出现的麻将牌，无不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或刺激性，其中的牌戏——纸牌、骨牌和麻将牌，尤为甚者。这样，就把许多原不赌博的人拉下了水，人们往往以游艺开始，后来转为赌博，正如雍正皇帝所说：“赌牌掷骰，虽为金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来适趣之戏具。”（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二七《刑部·刑律杂犯》）牌戏的流行，把赌博广泛地引进了家庭内部，父子、兄弟、婆媳、姑嫂、妯娌共围一桌，斗叶子、搓麻将，在明清时代颇为常见，称为“杀家鞑子”。在有的地方，牌戏已到无人不晓的流行程度。明人陆容说：“斗叶子之戏，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竖，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独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菽园杂记》）牌戏的盛行，还刺激了民间的赌具制造业，明清两代，纸牌的制造以吴地最称工细，其中太仓卫前、昆山司马桥、苏州桃花坞，被世人称为“牌薮”，所产纸牌流传天下，毒害无穷。

　　明清时期赌风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晚清以下彩票类赌博的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即问世的花会，虽无彩票之名，却有彩票之实，很快便从发源地浙江蔓延到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广东地区盛极一时的闱姓、白鸽票、山票、铺票，以及国外流入的吕宋票，国内官方发行的江南票、签捐票，或无名有实，或名实俱符，都可以称为彩票赌博。这类赌博有两大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诱人们参赌。其一，它不像其他博戏那样，总须具备一定赌博技艺方能参加，而是只要有钱买票即可参赌。其二，赌本可大可小，如花会有铜元一仙（一文）亦可参赌，山票每张仅售一角五分大洋，一旦中奖，可获数十倍（花会）或数十万倍（山票）的赌彩，虽可能性极低，但仍给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带来一线发财机会，使他们对此趋之若鹜。福建地区的花会场多设于荒僻人迹罕到之处，然而每日“挂筒”、“开筒”之时，竟然“五十里之内居民罔不至”者。又“广州极贫之人，或有不入番摊馆者，而山票则无人不买……人人心目中，无不有一欲中山票头标之希望也”。（均见《清稗类钞》赌博类）彩票赌博以赌本极微，获利奇高为招徕，对象本来就是社会中下层的市民、平民。其目的可以说完全达到了。

　　由上所述，正因为人们普遍地或“以赌博为消闲之具，日夜不休”（《抚豫宣化录》）；或以赌博做暴富幻梦，趋之若鹜，才把明清时期民间的赌风煽到了中国古代空前的炽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