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7、“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赌博，饮酒和酒令

　　酒文化和赌博文化，自古就是人类社会风俗文化的两个重要内容。赌博和饮酒，同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刺激性，是古代人们娱乐消遣的两个重要内容。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世界许多民族的社会风俗之中，饮酒风俗和赌博风俗也常常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等文明古国的古遗迹和墓葬中，酒器和赌具（最常见的是骰子）常常相随出土。罗马帝国晚期，从皇帝、近卫军到市民，大多沉溺于狂饮和豪赌之中，著名的暴君尼禄是其代表。这个社会现象被后世认为是腐朽和堕落的典型标志。

　　饮酒和赌博二者的联系，在古代中国表现得同样的明显。而中国独具特色而又内涵丰富的文化系统，又使得这种联系表现出复杂而多变的色彩。

　　从战国时代开始，饮酒和赌博就双双成为人们聚会宴乐的主要内容。齐国的辩士淳于髡曾向齐威王说道：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

　　——《史记·滑稽列传》

　　北方的乡闾之会如此，南方的贵族之家亦大略相同。《楚辞·招魂》在描写家居行乐有这样的句子：

　　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娱酒不废，沉日月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

　　同样是酒、色和赌博，无论南方还是北方，贵族或是平民，内容并无大异，只是贵族之家自然要显得华丽典雅而已。

　　先秦时代的这种风俗，为以后的人们世代沿袭，尽管历代法律禁赌，酒禁亦时弛时张，但这些禁令往往徒为一纸空文，在现象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一首汉乐府古歌这样写道：

　　上金殿，著金樽。延贵客，入金门。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且复行。

　　在赌风兴旺的魏晋南北朝，即使是僻处西南的益州（今四川）地区，人们“聚会宴饮”时也喜欢“意钱之戏”，饮酒赌博两不误。

　　降至明清，宴饮与赌博的联系愈加密切，各种婚丧庆吊，筵席之后多继以赌局，岁时节令，人们更是走一处，吃喝一处，再赌一场。清代淮扬、苏杭一带的盐商、巨贾之家，“每有宴会，名士巨贾毕集，酒阑，辄于屋后花园作樗蒲戏。”（《清稗类钞》赌博类）时人称为“赌宴”。

　　饮酒风俗与赌博风俗如此密切地相联系，使社会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酒徒兼博徒。上至帝王贵戚，下至草莽寒门、芸芸众生，均多有此道中人。在娱乐生活单调、枯燥的下层社会，这类人更是比比皆是。

　　赌博和饮酒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如此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招致了人们对它们的许多评论，而这些评论却很少不偏不颇地采取中肯的态度，绝大部分均非常鲜明地集中在两个极端。

　　一方面，强烈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往往使人们在饮酒和赌博时表现得狂热和豪放，饮如长鲸吸百川，千金一掷随手尽，历来被人们视为豪放和潇洒的标志，在风气开放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尤其如此。阮籍、刘伶之类的嗜酒若命；袁彦道、桓温之流的“投马绝叫”、十万一掷，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视为所谓“魏晋风度”。在气象恢宏的唐代，豪饮、纵博、挟剑横行，常常成为人们的自我特长和性格标志，并以此夸耀、标榜于人，也可以说是“盛唐气象”的组成部分。在唐人诗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此类豪言壮语。在最负盛名的李白和杜甫的诗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两位酒徒兼博徒的自我标榜，又可以看到他们对豪饮纵博的由衷赞美。

　　李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酒中仙”，关于饮酒的豪言壮语举不胜举。他自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对于酒徒的评价之高，从古以来恐怕无过于此；“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杜甫嗜酒之名不及李白，但实际上毫不逊色，著名的《饮中八仙歌》虽不是自我咏叹，却可看出他对酒徒们的衷心赞美和悠然神往。从少壮之时到老病寻侵，他同李白一样，从未放下手中的酒杯。“嗜酒”、“痛饮”、“酣饮”、“纵饮”一类的诗句，可以说贯穿于他的诗集始终。更有甚者，李、杜二人的死都直接与酒有关：传说李白月夜饮酒于船上，醉后赴水中捉月而溺死，而杜甫之死于牛肉白酒却是千真万确的，不管那牛、酒有毒还是无毒。

　　李白与杜甫也一样地好赌。李白曾自称：“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又称“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杜甫也曾有《今夕行》一首，全写自己与人纵博的情形和意气：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杜甫还有一首著名的七绝《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可说是这两位酒徒兼博徒的生动写照。

　　酣饮、纵博的所谓“魏晋风度”和“盛唐气象”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人。中唐以下的韩愈、白居易、杜牧，宋代的陆放翁，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祝枝山、唐伯虎，清代的龚定庵，等等，许多享盛名于世的人们的身上，都浓重地体现着这一种风度。

　　饮酒和赌博可以愉悦精神，使人逸兴湍飞，豪气干云。但同时更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沉溺于赌博、饮宴之中，不仅误事、破财，严重者使人消沉、堕落，乃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此，人们在赞美豪赌与豪饮的同时，又常常把它看做重大的品行之亏。这里同样以唐人为例。

　　《新唐书》本传这样记下面几位名人：

　　隐太子李建成：“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在正统人士的心目中，饮酒赌博就是无行”的标志，无怪乎励精图治的唐文宗每当外任官员陛辞，总要谆谆告诫“勿饮酒，勿赌博”。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在那个时代饮酒赌博在官员之中是何等地盛行。也无怪乎以斗鸡徒自诩的李白会将名将哥舒翰比做斗鸡徒，来加以讽刺、贬抑，好像忘了自己曾以此自豪：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

　　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无论贬抑还是赞美，饮酒和赌博在古代人们的文化生活中仍然占据着不容替代的重要位置，数千年来，一直并行不衰。

　　长期并行不衰，使赌博和饮酒之间还产生出另一种文化娱乐，这就是酒令。

　　在众多的人们一起饮酒时，相互之间常常发生“赌酒”——游戏竞争，负者喝酒。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猜拳行令”。赌酒必须分出胜负，因此人们很容易借用博戏手段，以达到娱兴的目的。上面所引淳于髡所说“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就很像一个赌酒娱乐的场面。

　　赌酒发展到后来演变为行酒令，一般研究者均认为，酒令最早产生于唐代，而骰子也恰好在此时流行于中国社会，于是人们逐渐利用骰子的丰富内涵来行酒令，这种酒令叫做“骰子令”。骰子令在唐代及后世都广泛流行，唐人皇甫松说，唐代“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酣然后逶逦入令”。（《醉乡日月·骰子令》）酒酣耳热之际，“笑掷骰盘呼大采”，热烈而欢快，可为席上生色增春。

　　自唐至清，骰子令盛行于世，其花样品种丰富多彩，难以枚举。大略而言，皆是按掷出的骰彩来决定对何人赏、罚酒及杯数。白居易诗云：“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白氏所说的这些骰彩是由哪些点数组成、令的赏罚如何，均已不可考知，仅剩下了这些名号。不过，后世流传至今的骰子令谱仍有不少，如元代杨维桢的《除红谱》、张光的《醉绿图》、屠豳叟的《兼三图》等，它们各自采用四、五、三粒骰子，对每一种骰彩都有具体的规定，并且大多配有图谱，这些图谱根据骰子点数一至六点的种种象征：

　　幺象征地、星、日、月、珠、春水、儿孙等；

　　二象征蝶翅、星斗、眼、孩儿等；

　　三象征鱼、龙、剑、禽、蚕、柳等；

　　四象征人、锦、霞、火、花、彩凤、红色等。

　　五象征梅花、虎、莲蓬、菱角、云等。

　　六象征天、龙、老翁、绿色、雪花等。

　　来各自取出典雅的名称，并与赏罚直接关联。

　　此外，由骰子演变而成的某些博戏也可以行酒令，其中常见的是“骰子选格”（彩选），也可以叫做“官职升降令”。蔡祖庚《嫩同觞政》就是一种此类令谱，规定用骰四粒，以不同的彩来决定“德、才、功、赃”，以定赏罚酒数。

　　除了骰子令之外，许多酒令也要靠骰子来辅助进行。《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写众芳在怡红院为宝玉祝寿，所行的是一种牙筹令，实际上席上众人的废兴，全凭四粒骰子决定：

　　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六点，数至宝钗，宝钗……伸手掣出一签，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又注道：“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或新曲一支为贺。”

　　……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数到探春。探春……伸手掣了一根出来……众人看时，上面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再同饮一杯。”

　　由骰子发展演变而成的牙牌（骨牌），是常用于行酒令的另一种博具，这类酒令称为“牙牌令”。牙牌令盛行于明清时期。《红楼梦》第四十回有“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一段文字，写得精彩而生动：

　　鸳鸯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至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再说第二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错了的罚一杯。”

　　鸳鸯又道：“又有一副了。左边是个‘大长五’。”薛姨妈道：“梅花朵朵风前舞。”鸳鸯道：“当中‘二五’是杂七。”薛姨妈道：“织女牛郎会七夕。”鸳鸯道：“凑成‘二郎游五岳’。”薛姨妈道：“世人不及神仙乐。”说完，大家称赏，饮了酒。

　　鸳鸯又道：“有了一副了。左边‘长幺’两点明。”湘云道：“双悬日月照乾坤。”鸳鸯道：“右边‘长幺’两点明。”湘云道：“闲花落地听无声。”鸳鸯道：“中间还得‘幺四’来。”湘云道：“日边红杏倚云栽。”鸳鸯道：“凑成一个‘樱桃九熟’。”湘云道：“御园却被鸟衔出。”说完，饮了一杯。

　　下便该刘姥姥，刘姥姥道：“我们庄家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儿，可不像这么好听就是了。少不得我也试试。”鸳鸯笑道：“左边‘大四’是个人。”刘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姥姥道：“大火烧了毛毛虫。”鸳鸯笑道：“右边‘幺四’真好看。”刘姥姥道：“一个萝卜一头蒜。”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姥两只手比着，也要笑，却又掌住，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由不的大笑起来。

　　这里鸳鸯所说的“骨牌副”见于清人金杏园所辑《宣和谱》，其中记载了牙牌博戏的玩法，四人共戏，每人得八扇牌，然后由庄家起，依次出牌，吃牌，再出牌，各人将手中牌凑成三扇一副的两组，再加余下的两张凑成有规定“色样”的“推出”，即可“亮牌”。由不同的牌副，可得大小不等的“注”。显然，这种玩法与麻将牌的基本打法很相似，很可能是麻将打法的滥觞。

　　宣和牌的“副儿”，有多种谱式，可分为如下几类：“五周围”、“杂副”、“分相”、“六巧合五”。分类的原则是以组成三扇骨牌的六粒骰子的特殊组合而定，如“五周围”，就是六粒骰子中有五粒色样相同。“六巧合五”，则是六粒骰子，正巧合为点数相同的五种色样。引文中史湘云所说的“樱桃九熟”和薛姨妈说的“二郎游五岳”属于“五周围”。刘姥姥说的“一枝花”则属于“六巧合五”。

　　“樱桃九熟”由两张“地”牌（长幺）和一张“幺四”组成，分解开来，是六粒骰子，即五粒“幺”和一粒“四”。全为红色，很像九粒熟透的樱桃。形象而生动。

　　《红楼梦》中写行酒令的文字不少，另外有两处也涉及到《宣和谱》中的骨牌副名。如第六十二回湘云、宝玉和黛玉行“古文贯串令”，第一百零八回写贾母、薛姨妈等掷骰行令，都要求令辞中有一个骨牌名，其中黛玉说的“折足雁”，湘云说的“铁锁缆孤舟”，贾母说的“公领孙”，薛姨妈说的“临老入花丛”，都可在谱中找到。

　　为了赌酒行令，人们借用博具。反过来，某些博具也是在行酒令之中产生或发展演变而成。为了行令，人们发明和使用了“叶子”，以后演变为叶子戏、叶子酒牌，最后发展为马吊牌、纸牌和麻将（详见本书“纸牌”和“麻将”两部分）。这个完整的博戏系列，即使不说是完全由饮酒和行令之中产生，那起码也可说是与饮酒行令密不可分的。

　　人类社会的风俗文化，就是这样密切地相互浸润、影响和演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