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赌博习俗

10、“赌钱不输方”——乞头、囊家、赌场

　　古时有这样一句俗话：“赌博不输，天下营生第一。”然而，各种赌博的胜负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不是取决于赌徒的技术，而是取决于所谓“手气”，即使是此道高手也只是胜多负少，仍不外“胜负兵家常事”。

　　那么，在排除了舞弊和骗术之后，能不能做到“赌钱不输”呢？对这个问题，宋朝的苏东坡讲了如下一个笑话：

　　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亦未尝欺少年也。

　　——《东坡志林》卷二

　　苏东坡讲的虽然是个“戏语”，但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事实：要想赌钱不输，只需“乞头”即可，那么，什么叫做“乞头”呢？

　　所谓“乞头”，用今天的话就是“抽头”。赌场主或聚众赌博的“窝主”在赌博过程之中向赢家抽取一定比例的钱财，称为“头钱”。这是经营赌博业者最重要的财源之一，同时也是最稳妥的收入，赌馆做庄家可能输给赌客，但头钱照抽不误。这就是“赌钱不输方”的实质。

　　关于聚赌抽头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李肇的《国史补》：

　　及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

　　宋人王得臣《麈史》云：“世之纠帅蒲博者谓之公子家，又谓之囊家。”《樗蒲经》这样解释囊家的得名：“有赌若两人以上，须置囊合依样检文书，乃投钱入囊家，亦谓之录事。”由此看来，囊家是主持赌博的“裁判”，目的在于防止舞弊争斗，所以又有“录事”之名。什一而取的“乞头”是对囊家的报酬。《辞源》则这样解释“囊家”：“囊，袋，窝藏的意思。”这种望文生义的解释看起来不无道理，但缺乏根据。总之，囊家、公子家、录事的身份是明确无误的。即设局聚赌抽头取利的赌场主或窝主。

　　唐代以前是否存在囊家呢？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从社会常识来看，赌博一旦流行到相当程度，出现以此为职业者，就有可能出现囊家、乞头一类事物。司马迁说：“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史记·货殖列传》）这个因赌博致富的桓发仅仅因为善赌的缘故呢，还是兼以经营赌场发财？看来皆有可能。南朝陈的司徒左长史王质，曾因“招聚博徒”的罪名被免官。王质出身于当时的一流士族高门琅邪王氏，在“士庶天隔”而士族赌博之风盛行的南朝，如果与士族们赌博是不大会招致这个罪名的。那么，他“招聚”的博徒很可能是庶族中人甚至市井无赖等类，在“士庶天隔”的社会他不惜有辱身份而做出这等在整个六朝时期绝无仅有的事情，其目的只可能是为了“阿堵之物”。如果事情真相真如上述，那么王质就是唐代以前的一个囊家。

　　囊家如果是个人，可叫做窝家。如果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专营赌业的赌场主了。中唐以后的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与之相适应的赌博必然同步发展，虽然现存唐代文献还缺乏记载，但从北宋初年的严禁赌场的诏书（《宋会要·刑法二》、大宋淳化二年诏开封府文）来看，最迟到晚唐五代时，已有相当数量的赌场存在于发达的商业城市之中了。

　　宋元时期的赌场多称为“柜坊”，也有“博易场户”、“赌钱行”、“穷富赌钱社”、“赌房”等名称。这些大大小小的赌场遍布于汴京、临安、大都及其他城市之中。北宋时期，东京的皇家林苑“金明池”于每年春三月间向市民开放，纵人关扑赌博，是时“（金明池）街东皆酒食店舍，博易场户”。附近还有临时的“勾肆质库（当铺），不以几日解下，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东京梦华录》）这种当铺，很明显是供赌徒和市民们典当物品换取现钱赌博而设的。

　　虽然法律明文禁赌，但赌场似乎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在以“定窑”而闻名后世的定州（今河北定县），城中即“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苏东坡集》“奏议”十四）有时候连官府也要设立临时性的赌场，宋神宗时行青苗法，有的地方官府在发放青苗钱的场所设立关扑赌场，引诱农民参加，结果有的农民领了国家贷款，却又全部输个干净，白白欠了一笔债务。

　　宋元时期的赌场多为个人经营，规模不大，这样的“赌房”赌摊遍及乡镇，《水浒》第十五回中阮小五的母亲向吴用诉说儿子好赌道：

　　说不得，鱼又不得打，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出镇上赌去了。

　　这里所说的“镇上”是指僻处梁山泊边的石碣村，阮小五“连日”去赌，说明那里必然有常年聚赌的场所，《水浒》中称之为“赌坊”。

　　在商贾聚集的通衢要道，往往赌坊林立，《水浒》第二十九回中施恩向武松诉说与蒋门神结仇时道：

　　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孟州城外一处市镇，百十间客店，便有三二十处赌坊，比例是相当大的。这些赌坊要经营，必须向有势力者，先是牢城“管营”的公子施恩，后是地方武官“张团练”和恶霸蒋门神每月孝敬若干钱财，才得相安无事。这就可以解释苏轼所奏定州城内赌场公然“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的原因。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是普遍的。《水浒》虽是小说家言，却表现了宋元时期的这一社会现实。

　　明清时期是古代赌风最盛的时代，尤以清代更甚。清初，明代以来的赌博便一直流行，到乾隆嘉庆以降，更是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在这个时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履园丛话》）。与此相适应的是规模不等的各式赌场。有的“每遇集会搭棚开店，外面买卖酒食，内则斗牌、掷骰。名曰赶赴会场，实则招集诱赌。并有公然置桌，或设小席布单于地，聚人押宝，肆无忌惮者”（《培远堂偶存稿》卷二一）。这类赌场属公开或半公开，规模也不很大。另一种是秘密的，如“江苏地方绅宦当商，倚借财势，专事开场，以抽头为不竭之生涯，以窝赌为不破之妙计，分布爪牙，深居密室（《培远堂偶存稿》卷一一）。这类赌场的客人多为富家，是豪赌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斗物赌博的场所，其名目有鹌鹑圈”、“斗鸡坑”、“蟋蟀盆”等，全都公开招赌，前文所述清廷内务府每逢秋季举行的斗蟋官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鸦片战争以后，在沿海地区和各通商口岸出现了大规模的彩票性质的赌博，主持其事往往是一个集团，各自有完整的一套系统，如上海的“花会”的赌场有“大筒”、“听筒”之分，工作人员有护筒、开筒、核算、写票、收洋、看洋、巡风、更夫、稽察和“老师父”，各司其职。它与其说叫赌场，勿宁说叫“赌会”更为切实。其他如闱姓、白鸽票、山票、铺票等类，也大致相同。这些赌场或者受到租界洋人的庇护，或者向地方政府缴纳了赌捐，获得了合法身份，其外貌都是堂而皇之的。如广州的番摊馆：

　　“以兵守门，门外悬镁精灯或电灯，并张纸灯，大书‘海防经费’等字，粤人所谓奉旨开赌者是也。尤大者，则严防盗劫，时时戒备。博者入门，先以现金或纸币交馆中执事人，易其筹码，始得至博案前，审视下注。博案之后，有围墙极厚，中开一孔，方广不及二尺，博者纳现金，执事人即持现金进入方孔，而于方孔中发递牙筹，如现金之数，博者即以牙筹为现金。博而胜，仍以原筹自方孔易现金，虽盈千累万，无不咄嗟立办，故极大之博场，一日之胜负虽多至数万数十万，无丝毫现金可以取携。即有盗贼夺门而入，亦不能破此极厚之金库，以掠现金也。”

　　——《清稗类钞》赌博类

　　在这样合法而又戒备森严的赌场之中，赌客尽可以放心豪赌，一掷千金，赌场也由此而财源滚滚，日进斗金了。

　　不同的赌场，抽头的方法各异，有的依照古老的乞头原则，“什一而取”。如番摊馆，对赢家采取“九成派彩”，即按赢家应得的数额仅付给九成。有的明看不抽头，而暗中变相抽头，如“花会”，每次“开筒”的机会是三十四分之一，但押中的赌客只得到赌注的二十八倍，其中的差额也可以叫做“头钱”。再如香港的“麻雀馆”，采取收“入场费”的办法，打四圈牌收费若干，同时还免费供应茶水或咖啡，其实也算是变相的抽头。

　　自古以来，嫖和赌就是一对孪生怪胎，妓院往往又是嫖客们豪赌的场所。清末盛行麻将，嫖客和来宾在哪位妓女房中打牌，照例要抽头作为该妓的“脂粉钱”，抽头的比例往往不止什一，高的可以达到“什三”，因为在这种场合，赌客之意往往不在银钱，而在于声色，是输是赢都无所谓，逢场作戏而已，只是便宜鸨母和妓女。

　　除了抽头，赌场还有另一件生财之道，那就是骗术，欲知详情，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