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家礼仪

4.居处之礼

4.1 建筑是人类创造的最值得自豪的文明成果之一，因而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通常能通过一种代表性的建筑物得到象征性的体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各个民族的伟大创造，各个时代的风格情调，都永远铭刻在这些“石头写成的历史”上面。如果说巴黎圣母院的建筑体现着法兰西的精神，那么金字塔则象征着古代尼罗河的文明，华盛顿的白宫则凝练着美利坚的风度，万里长城则标志着中华古代的文明。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就不能不对中国古代各类不同等级的人的居处状况进行考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论建筑的规格式样怎样变化，在帝王与臣民、贵族与庶人之间始终有一条明确的界限，模糊或超过了这条界限，就叫做“越礼逾制”。如西汉成帝尊崇外戚，曾经一日之内封五个舅舅为侯，连同此前就已受封的两个舅舅，共有七个舅舅封侯，世人称之为“七侯”。七侯个个挟权恃势，家家大造宅第，奢侈无度，横行跋扈。一日汉成帝私服微行来到“七侯”之一的成都侯王商家，看到王商不但在自家宅第的花园中开凿了能行船的大池，而且还穿通长安城墙，引来沣水灌池，心中就非常痛恨他逾制越礼，只是碍着太后的面子，才强忍怒火，没有马上发作。后来他又来到曲阳侯王根的宅第，只见他不但模仿皇宫的样式，在园中建起了土山，而且把西边的一座厅堂的台阶涂成了红色，在门上镂刻了青色连环纹饰，类似未央宫的白虎殿，完全模仿了皇宫“赤墀青锁”的仪制。看到这种景况，就连以软弱闻名的这位汉成帝，也实在是忍耐不住了，当时就大发雷霆，并叫人去查汉文帝诛死舅父薄昭的档案，扬言要严办他的这些建筑“越礼逾制”的骄横的舅父们。汉成帝原来是虚张声势，借此警戒一下他这些跋扈的舅舅们，但王氏诸侯却很是害怕，急忙身背斧砧，跪在宫门前向成帝请罪。又如清代乾隆皇帝最宠信的大奸臣和珅，后来被嘉庆帝处死时，一系列的罪状中，有一条就是“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隔段式样皆仿宁寿宫制度”。

就礼仪制度而言，各色人等的住宅名称、方位、间架、高度、屋顶、彩饰，各有不同，就是同一组建筑之内，正、倒、厢、耳、门、厅、廊、偏各房，也各有等级秩序，不得次高于主。甚至室内陈设、家具、帐幔、被褥，也都各有等差。谁逾越这些制度，就是违礼、犯法，就要受到刑法制裁。

就住宅的名称而言，只有皇帝的住宅才能称宫，以下人等分别称为府邸、公馆、第、宅、家。不如此称呼，就是违礼。如宋朝有个皇帝远房宗室，名叫赵舜辅，生平最崇拜苏东坡，家里楼阁轩台都从苏东坡诗文中选取词句命名。有一年，他在自家花园里造了一座亭子，因为亭子周围都种满了芍药，就借用苏东坡一首诗中“芍药殿余春”的句意，给这座亭子取了一个“殿春亭”的名，并制了一块横匾挂在亭子上面。他的同事中有个和他有宿怨的人，便借机诬告，将这块匾从左向右倒读，说他家修建了一座“亭春殿”。赵舜辅因此被认为有违礼僭越行为，受到降职处分，调离京师，到衢州做了一名领兵官。其实，殿的本义是高大的堂屋，老百姓衣食尚且难得温饱，自然盖不起高堂大屋，但唐以前的王公贵族经最高统治者允准，可以有殿。自唐以后，除神佛之外，殿就为帝王所专有。赵舜辅的这位同事，利用汉字一字多义这一特点，略施小计，将“殿春亭”读为“亭春殿”，就把“殿后”的“殿”变成了“宫殿”的“殿”，身为人臣的赵舜辅，虽是皇家宗亲，沾了点王气，但毕竟与贵为天子的皇帝相差了无数个等级，却敢盖宫殿，难道不该治罪吗？

4.2 在建筑方位上，为突出尊位，主建筑置于中央地位，位卑者、从属者则列于两旁，从而对称地烘托位尊者。按中国传统方位观念，则居中面南为尊，面东西者次之，面北者最低。在住宅中，尊位是长辈、家长所在的正房或上房；两侧则是晚辈子媳所在的厢房或偏房。皇宫殿宇不但位置方向有规矩，所谓背阴向阳以面南为尊，而且高低形制和图案色彩等都各有差别，并按宫门、殿门南北相应在同一个轴线上，以突出中央尊贵的地位。周礼还规定，天子王城“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朝堂、宫市、太庙、太社，位于皇城四正向，正中间是宫殿。“朝”的主体就是明堂，它是最高统治者按月颁布政令的权威场所，是王权的象征，又是祭祖、祭天的宗教活动场所，是天道的象征，而其中规定的时序政令方位人事，也是“礼”的一种形象的体现方式。“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促足以辨贵贱而已”。不仅如此，唐以前的城市，一般居民只能住在里坊——城中城里。“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旁”；“长安十二街，高高朱门开”，只有三品以上的达官贵族的府邸才可以临街开门，一般庶民如此就不合礼法。

在式样上，中国古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住宅的大小、高低、间数各有不同，皇宫王府一望而知，公侯品官宅第的威仪与排场也不同凡响。就以房屋的高度来说，《礼记·礼器》规定“以高为贵”，具体是“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后历代相沿，民居不能高于皇居。无怪乎辛亥革命前的北京、西安等古都，除了皇宫外，几乎都是平房。就房屋的数量来说，也各有不同，如西周时，贵族的房屋就有筑于前面供行礼的堂，建于堂后供人居住的室，堂与室之间有过廊，室的左右有互相对称的房。而一般庶人只有房而无堂。唐、明两朝有关这方面的规定堪称中国古代房屋数量方面最详明者。唐代统治者为了用严格的礼制规范社会秩序，对王公官吏以至庶人的住宅，门、厅的大小，间数、架数和装饰、色彩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唐六典》卷二三记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庶士各有等差。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拱藻井，王公诸三品以上九架，五品以上七架，并厅厦两头；六品以下五架。其门舍三品以上五架三间，五品以上得制乌头门。”《新唐书·车服志》也记载“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明朝统治者汇集、继承了前代的建筑传统，制定了更严格的住宅礼仪制度。为了表现帝王的尊严高贵，竭尽全力建造北京故宫，以建筑形式来突出天子至高无上的物化象征，仅宫殿“凡为屋九千九百九十余楹”。亲王府邸则八百余间，郡王室屋数十间而已。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公侯所居前厅七间、五架，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门屋三间五架，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一品、二品官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五架。三品至五品官厅堂五间七架，正门三间三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挪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洪武三十五年（1402）又申明禁制，一品、三品厅堂各七间，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只用粉青饰之。庶民庐舍，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虽至一二十所，随其物力，但不许过三间。

身为人臣者，如果宅第盖得过分华丽，就会引起皇帝的不快，尤其是功臣更容易受猜忌。如唐代宗时，名将马璘在京城兴建府第，仅中堂的建筑费就花了二十万钱。马璘死后，许多人借吊丧之名前去参观。当时身为太子的唐德宗，听到这种情形就很不舒服。因此，他即位后，下诏毁掉这所中堂。马璘的家属为此惧怕不已，上表请求上交所有的园亭，德宗毫不犹豫地准奏，把马璘的家园收做皇家私产，供他做赐宴群臣的场所。与马璘同时的另一位名将马燧，宅第修建的也很是壮观，到他儿子马畅时，也被迫上交朝廷，将自家的家园变成了皇家的奉诚园。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因此，后世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对此都较为注意，甚至刻意经营此事。如宋真宗时的宰相李沆，把自家的住宅修建的较为简陋，厅堂前面的庭院刚能容得骑马转身。有人说这样的住宅与身为宰相的李沆的身份相比，显得太狭窄了，但李沆却笑着说：“房子是要传给子孙的。这里作为宰相的厅堂是狭小了点，但对于太祝、奉礼那样的小官来说，已经是够宽大的了。”

4.3 礼仪制度在居处方面的体现，不仅涉及房屋的高低、方位、面积，而且与装饰、造型密不可分。如春秋时礼制规定，修建天子的居室时，椽子应该削平，先粗磨，再细磨，使其光滑发亮；诸侯可以粗磨，大夫只能将椽削平，而不能磨，士则更是只能削削椽头而已。晋国正卿赵武建造住宅时，把房上用的椽子削平后又进行了粗磨，张老看到这种情景后，就批评他僭用诸侯的制度，是“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将招致祸乱。赵武听了这番批评后，马上取消了粗磨房椽的工序。后世有关藻井的修建限制，其实就源出于此。藻井大致起源于汉代，它是一种位于殿堂天花中央的正方形、圆形或多边形，凹面上有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画的木制装饰物。汉代时仅用于皇室宫殿的装饰。南北朝时开始延及到寺院殿堂的装饰中。唐代《营缮令》规定：“王公以下，凡有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宋代规定：“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梐枑。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

建筑彩色的禁限，也是礼仪制度在建筑方面的一种重要体现形式。据《春秋穀梁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秋，丹桓宫。楹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苍，士。丹楹，非礼也。”不遵此制，就是违礼。如公元前六七〇年，鲁庄公迎娶齐襄公的小女儿哀姜为夫人，哀姜比庄公小二十多岁，姿色绰约，很受庄公喜爱。但庄公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父亲鲁桓公是被齐襄公害死的，现在自己却要娶仇人的女儿为夫人，生怕父亲的亡灵责怪他贪色忘义；另一方面，为了在年轻的新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能德，博得夫人的欢心，就大肆重新装修了供祀桓公灵位的宗庙。在装修过程中，把本来应该涂黑的柱子都漆成了红色，并在每根椽头上都雕刻了花纹图案。《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对同一事件的议论往往各有是非，但却都认为鲁庄公的这一举动，是“非礼也”。此后到清代为止，建筑色彩的礼制规定虽然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以黄色为最尊。这可能与黄色和金色接近，是最为明亮耀眼的色彩有关。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皇室宫殿一般用金、黄、赤三色为主色，而民居只能以黑、灰、白三色为主色。历朝百姓居所基本上都是灰鸦鸦一片，就是这样原则的体现。尤其是历代政府把礼制所规范的等级行为纳入生活方式，但其实际效应却极为有限，于是又借用法律来保护礼制，将这些规定诉诸法令。如《新唐书·车服志》云：“庶人不得辄施装饰。”《宋史·舆服志》云：“凡民庶家不得以五色纹彩为饰。”《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五年申明定制：六品至九品官员以及军民的房屋栋梁，只能用粉青色刷饰。即就是公侯品官彩饰，也有不同制度。明制，亲王府殿饰以青绿点金，廊房饰以青黛；后又允许饰朱红、大青绿，其他居室只饰丹碧。公主府舍“施花样兽脊，梁栋斗拱檐角彩色绘饰，惟不用金”。公侯宅第梁栋、斗拱、檐角用彩色绘饰，门窗、枋柱金漆或黑饰。一品至五品官用青碧绘饰，六品至九品用土黄刷饰。品官房舍中的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否则就是违制。至于皇帝宫殿厅廊，当然是“务求壮丽鲜艳”，以强烈的原色反差来表现骄尊无上的高贵。如汉代宫殿里用黑、红两色油漆来漆地，《汉官典职》云：“以丹漆地，或曰丹墀”。墙壁则饰以蛤灰，《周礼·掌蜃》郑注：“饰墙使白之，蜃也。今东莱用蛤，谓之义灰。”墙壁上部露出的横木，往往多以金、珠、宝石装饰，故称之壁带。宫中壁柱多用铜制而涂金，大者粗数围，小者也粗数尺。如此装饰的宫殿，必然金碧辉煌。又如唐代的宫殿，也是“丹墀夜明，金铺摇吹”；柱额、门窗、勾栏为红色，墙壁内外涂白色，绘有红色线脚，拱用红而斗用赭黄，门钉、栏饰、肘叶则用鎏金，造成以红、白两色为主，间以金色的盛妆艳饰效果，以此来显示帝王的非同凡响。

在宅第建筑中，尤以大门的形制最为特别，观瞻所在，花样最多。先说大门的颜色。古代以红色为尊，皇宫连宫殿的石阶都涂成红色，即所谓“丹陛”、“赤墀”。为尊礼大臣，可以赏给“朱户”的荣誉，受赏者可以用朱红漆住宅的大门。发展到后来，“朱门”就成了贵族豪门的标志。大门上的装饰也各不相同。汉代宫殿的大门上都有用金、银制成的龟蛇状的门环。贵族王公家门上有彩画装饰。唐代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可做乌头大门。公侯用金漆及兽面锡环的大门，一、二品用绿油兽面摆锡环，三至五品黑油兽面摆锡环，六至九品黑门铁环。清代略异，勋贵人家大门两侧都有石狮。《红楼梦》中黛玉进京，路过宁国府，门前就“蹲着两个大石头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