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每当人们的思绪停驻于中世纪时，首先跃入眼帘的是身着闪光铁甲的勇猛骑士，历史的遐思也总是萦绕着犹如幽灵般游荡的骑士，然而，骑士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刀光剑影、喋血嗜战的武夫之壮举，而是侠肝义胆、浩然之正气，且散发着诱人的风雅气息，使人们的思绪留恋和沉浸于那挥之不去的、令人神往的中世纪历史的幻影之中，难以抽身回神。骑士不仅是充满了神奇和浪漫色彩的中世纪西欧社会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而且浓缩了整个中世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现象。作为中世纪的一种军事制度的骑士，伴随着中世纪的衰落而消亡，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西方社会的伦理精神，骑士的存在发展脉络并不是以中世纪为局限，而是远远摆脱了中世纪历史和文化的框架和局限，超越了中世纪的时空，随着历史长河的延伸而顽强地延续发展，并深深地影响到西方社会近现代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对这么一个涵盖了整个中世纪历史和文化而且对以后西欧社会历史文化和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骑士进行研究，不仅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故此本书选定了骑士作为研究的范畴，而把骑士精神锁定为研究论述的对象和中心。骑士精神是骑士的灵魂，是解读骑士之谜的钥匙，也是解读中世纪的骑士和历史文化以及西方近现代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楔入点。
骑士精神渊源于好荣誉好战的古代日耳曼民族，中世纪时期，融入了基督教的宗教狂热，并经基督教的规矩教化和典雅爱情与文学的熏陶，逐渐内化为西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西欧民族精神的显著特征。好荣誉胜过生命是骑士精神的核心，好战则是骑士精神的外部特征——战争最显英雄本色。骑士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展现了西欧中世纪社会文明进化的历程，但是在另一方面，在9—19世纪，骑士精神又成为西欧民族本土扩张和海外殖民的原始动力，以及西欧纷乱的肇始者。近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在西欧，也无不与这种带有“穷兵黩武”色彩的骑士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骑士精神不仅直接成为西欧民族开土拓疆的精神动力，而且对西欧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骑士文学就是骑士精神对西欧文化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例证，但不限于此，骑士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操，造就了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与音乐、巴洛克艺术、意大利歌剧、古典音乐等。因而，对西欧民族精神与文化以及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骑士精神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在国内，对骑士的研究总体上讲，是处于草创启蒙阶段。最早涉足骑士问题的，是何炳松和玄珠，二者在1929年分别编译的《中古欧洲史》和《骑士文学》小册子中，粗略概括介绍了骑士的基本内涵，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骑士的研究几乎是处在无人问津的荒芜状态。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所进行的历史反思和整个文化与史学的复兴，有关骑士研究这一领域，才逐渐被人问津，得到开垦拓荒，如，孟宪强的《堂吉诃德不是骑士的典型形象》（《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姜守明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历史知识》1985年第3期），骆兆伦的《试比较中国“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骑士”》（《重庆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侯建新的《英国的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历史教学》1988年第3期）。除了一些文章论文的发表外，有关骑士文学的书籍也相继被翻译出版，如邓保中译的《亚瑟王的故事》（中国民间出版社1984年），刘道义译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人民出版社1981年）。尽管20世纪80年代对骑士研究的水准是处在起步阶段，但是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姜守明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对骑士概念的内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20世纪90年代后，对骑士进行了一些较为深层次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一些较高质量的论文相继问世，如，赵立行和于伟的《中世纪西欧的典雅爱情》（《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于伟的《法兰克骑士制度的建立》（《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德林的《试论西欧中世纪骑士的教育》（《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任晓润的《侠义之气与骑士道德》（《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倪世光和许桂敏的《论骑士行为准则的基督教特征》（《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黄永林的《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的骑士文学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仲跻昆的《阿拉伯文学与西欧骑士文学的渊源》（《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3期）。此外，还有一些有关骑士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如，丽月塔的《绅士道与武士道——日英比较文化论》（王晓霞、陈守桂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古列维奇的《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总体上讲，国内对骑士的研究可分为两大块，一个是从史学角度进行的，另一个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但是无论是从史学还是从文学角度对骑士的研究，虽然90年代较80年代有了较大的进步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和进展，但是同国外相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对于骑士这个庞大而深邃的领域来讲，仅仅只是触及到它的边缘，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全面深入研究骑士的专著出版，对骑士精神的整体性研究尚属空白，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此，对骑士的研究，还有许多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在国外，对骑士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讲，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研究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国外对骑士的研究从中世纪就已开始，不过那时主要是编写整理反映和赞美骑士的诗、传奇以及有关骑士的回忆录、传记等，如，西班牙的史诗《熙德之歌》、法国的史诗《罗兰之歌》、英国的史诗《贝奥武甫》、德国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乔叟故事集》、《弗罗莎特编年史》、《茹安韦尔编年史》、《马修·帕里斯编年史》等。
随着中世纪的衰亡，骑士文学曾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到16、17、18、19世纪，欧洲再度掀起了复兴中世纪的热潮，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骑士文学随之兴盛，如大仲马的《阿芒得骑士》、司各特的《最后一个吟游诗人的歌》等。在文学上，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塑了理想骑士的光辉形象，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在文学中复活并得到传承发展。伴随着这股复古的狂飙飓风，人们对充满神奇魅力的中世纪骑士掀起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是收集整理中世纪时期有关骑士的回忆录和传记，如《圣德尼编年史》、古维莱厄（Cuvelier）的《贝特朗·迪盖克兰之歌》等，都是这一时期得到整理出版的。另一方面，就是对骑士进行的大量研究，一批研究的成果专著纷纷出版，如，米尔（Mills，C）的《骑士的历史》、梅尼斯特里（Menestrier，C。F）的《骑士团》、詹姆斯·伍德豪斯（James，Woodhouse，F。C。）的《军事宗教骑士团》等等。19世纪对骑士的研究，不仅探讨了中世纪骑士的军事和宗教生活状况、骑士与基督教以及十字军的关系、骑士衍生发展的脉络，如，拉克罗伊克斯（Lacroix，P）的《中世纪的军事和宗教生活》、斯特宾（Stebbing，H）的《骑士和十字军的历史》，而且对骑士精神的伦理价值进行了分析研究，如，巴蒂（Batty，J）的《骑士精神和影响》，迪格比·凯纳尔姆（Digby，kenelm。H）的《荣誉的基石》。尽管19世纪对骑士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出于对骑士的怀念和赞美，只看到了骑士光彩夺目和完美的一面，甚至夹杂着对骑士美化夸大的成分，而忽略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丑陋的一面，但是这对以后对骑士的研究无不裨益。
20世纪对骑士的研究逐渐矫正了19世纪“虚夸”的倾向，趋于客观化，无论是在研究的领域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20世纪对骑士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前、二战结束后到80年代、80和90年代。二战结束前，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战乱的干扰和影响，对骑士的研究没有多大进展，成果著作寥若晨星，远不如19世纪。尽管如此，但是这一阶段却开辟了以前所没有涉足的新领域，即对典雅爱情的研究，如安德烈亚·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典雅爱情的艺术》，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二战结束后，整个西方都不同程度陷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反省之中，企图从历史中寻找一些对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启迪，这带动对历史学的研究，因而对中世纪骑士的研究也相应得到快速发展，摆脱了以前那种徘徊不前的局面。二战结束后不仅承袭发展了战前对典雅爱情的研究，如，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本顿（Benton，John）的《克里奥和维纳斯——中世纪典雅爱情的历史观》，90年代的，马蒂尔达·托马利恩·布鲁克纳（Matilda Tomaryn Bruckner）《浪漫传奇的塑造》和乔治斯·迪比（Georges Duby）的《中世纪的婚姻和爱情》，而且越来越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对骑士进行研究，如，50年代的，克莱因（Cline，R。H）的《浪漫主义对中世纪比武的影响》，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J）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地中海社会的荣誉和羞辱以及价值观》；加蒙斯韦（Garmonsway，G。N）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观》等。
80年代的，对骑士的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骑士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骑士的研究方法不仅继承发扬了以前的传统，将骑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如，佩特桑（Paterson，L）的《在12世纪抒情诗中的骑士和骑士观念》，本森（R。L。Benson）和康斯特布尔（G。Constable）编写的《骑士阶级的文化》，诺恩（North，S）的《呈现在1090—1240年法国叙述诗中的理想骑士》，韦尔（Vale，M）的《战争和骑士——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法国和勃艮第的战争和贵族文化》，而且进入细化的专题性的研究，如，对骑士的比武的研究，巴伯（Barber，R）和巴克（Barker，J。R。V）的《中世纪骑士和比武》，巴克（Barker，J。R。V）的《1100—1400年英格兰的比武》。
90年代堪称对骑士研究达到巅峰，不仅有关骑士研究的论著的数量超过了80年代，而且研究的水平更胜一筹。在将骑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相当有分量的专著问世，如奥尔多·斯卡格莱昂纳（Aldo Scaglione）的《宫廷骑士——典雅和典雅骑士》，马瑟沃·斯特里克兰（Matthevo Strickland）的《骑士和战争——1066—1217年在英格兰和诺曼底战争中的行为和观念》，约阿希姆·布姆克（Joachim Bumke）的《典雅文化——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和文学》等，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约阿希姆·布姆克的《典雅文化——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和文学》，荟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介绍和分析了与骑士有密切关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城堡、服饰、武器装备、饮食、宴会礼仪，骑士授封仪式、比武仪式、骑士文学等等，对物质和精神文化表象后面的深层次的思想观念，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诠释。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对骑士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研究的水准高，不仅宏观上纵览无遗，而且微观上对骑士的研究也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如对骑士的军事、武器装备、宗教观、爱情、骑士文学、骑士的伦理价值观等等，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总体上讲，国外对骑士研究的领域范围相当广，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骑士概念的界定。对骑士的界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如何确定骑士隶属哪一个阶级与阶层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如何把握骑士的特征问题。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认为，骑士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词语概念，尽管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解释说明，但是骑士这一概念是有自己的特征的：“第一骑士不能够同骑兵军事世界相分离的；第二是不能与贵族相脱离，因为骑士总体上是有着高贵血统的；第三从12世纪起，骑士带有伦理和宗教色彩。”“注释1”这一观点得到了迪比（G。Duby）和范·鲁伊恩（P。van Luyn）以及赫伊津哈的共识。他们认为中世纪的贵族主要是武士贵族，而且许多出身高贵的人至少从11世纪中叶开始就自认为是“milites”，但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对莫里斯·基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弗洛里（Flori）、亨特（T。Hunt）、杰克逊（W。H。Jackson）、科斯（P。Coss）等。他们指出，就骑士的社会渊源来讲，许多骑士的出身是十分卑贱的，甚至到1100年时，骑士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微的。对此，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封建社会》中，阐述了有关骑士起源的阶级理论。他认为，骑士的渊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贵族阶层，另一个是来自非贵族阶层，到11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时期原有的贵族和新崛起的非贵族职业武士阶级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马克·布洛赫这一观点，在道格拉斯（Douglas）的《征服者威廉》和贝茨（D。Bates）的《1066年前的诺曼底》论著中得到继承发展。迪比（Duby）对梅肯奈斯（Maconnais）地区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从10世纪晚期，词语miles第一次取代了带有附庸奴役性的词语如Vassus和fidelis，并逐渐被贵族们所采纳，最终甚至被最大的贵族接受。一些骑士的出身是低贱的，但是他们通过军事技巧跻身于贵族等级，到1050年，与贵族融为一体。“注释2”
在对骑士进行界定中，往往容易以财富的多少来确定骑士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哈维（Harvey）曾指出，尽管无可否认在11世纪贵族和非贵族武士之间的融合得到广泛的发展，但就是到11世纪末，出身卑贱的，多半是农民出身的milites，仍然是一个在血统、等级和财富方面区别于旧贵族或是次于或隶属于旧贵族的。尽管在某些地区，骑士到1100年接近了小贵族，并且通过作为职业骑兵提高了地位，但是他们本质上是城堡主或其他贵族的军事随从，而且贵族、城堡主们也十分清楚认识到这些战争暴发者的社会地位的低贱。在英国，在末日审判期间，绝大多数的milites仅仅是卑贱的自由土地持有者，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几乎无法使他们超过富裕的农民。“注释3”如果接受哈维总体的发现，即许多骑士的确十分穷，那么，就会导致主要以财富，特别是以土地财富评估骑士的社会地位。众所周知，贵族家族的次子们获得遗产继承的希望和机会是十分渺茫的，但是他们都在王室或大贵族家中任职。英国的威廉·马歇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一直充当大贵族的骑士，早年很长时间没有土地，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军事技术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和声誉。
骑士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而不在于相对的物质财富。大贵族采用miles称呼，并不是指等级的标志，而是对精锐骑兵所起的作用的认可。尽管他们在等级、血统和财富上，贵族和骑士存在区别，但是他们都是骑士，享有共同的观念和情感，享有共同的战斗方法和军事文化，并通过战争的社会作用而被统一起来。这样人之间的差别要比拥有昂贵马匹和武器的武士同农民之间的区别要小得多。因此，确定骑士的社会身份，不能完全依照所拥有的社会财富，而是主要根据他们的社会功能作用，是否拥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对骑士进行界定还有一个容易滑入的误区，这就是从字面意义上，绝对地将骑士同骑兵联系在一起，即骑马作战的骑士才是骑士，而不骑马的骑士则不是骑士。词语Cheval、chev-alier和chivalry是同源的，特别是在12世纪，chevalier是骑马武士的集合名词总称。尽管12世纪的骑士大都是骑着马的，但并非绝对是骑着马作战，而是习惯下马步战，如，在1106年的廷彻布雷（Tinchebrai）战役、1138年的斯坦达德（Standard）战役、1141年的林肯（Lincoln）战役等中，骑士都是下马步战。同样，在12世纪之前的骑士，无论是骑着马的，还是没有骑马的，都是习惯步行作战，而将马匹作为一种机动工具，如，盎格鲁撒克逊和维京武士，在战斗中，就是用马作为快速的机动工具，一旦到了战场，就下马步行战斗，而把马看作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即使骑士不骑马或没有马匹骑，仍然不失为骑士之称号，因为骑士是军事贵族武士的共同的荣誉称号，与是否骑马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
在对骑士进行界定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把基督教与骑士绝对联系在一起，将基督教视为骑士有别于其他武士的显著特征。尽管基督教对骑士的产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法兰克武士在皈依基督教前并非没有宗教情感，也并非没有对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和渴望，而且其他宗教的武士同骑士所拥有的宗教情感是相同的，只是表达形式上有所差别。虽然有关骑士文化的几个特征是西欧特有的，特别是如果不同法国文化相分离的话，比武大会、徽章的发展、司纹官的角色、亚瑟王浪漫传奇的影响和蔓延，甚至十字军、圣殿骑士团和世俗骑士团，都是西欧所独有的，但是，所有武士都毫无疑问享有共同的理想品质——荣誉、忠诚、胆量、慷慨。赫伊津哈指出，相似于中世纪骑士军事生活的观念和思想几乎在印度和日本各地都能发现。对此，马尔科姆·韦尔（Mal-colm Vale）曾这样评述道：“对于是什么促使男人从战和采取对同伴们一定的行为准则的动机从未得知，然而，毫无疑问骑士的理想品质——荣誉、忠诚、胆量、慷慨，实现了人类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在战斗着的武士中间。骑士不过是在武士当中披着中世纪外衣的荣誉感的代表，它所拥有的是普遍的，也许是永恒的效力价值。”“注释4”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研究骑士的资料的运用和分析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棘手复杂但又是相当重要不可忽略的问题。研究骑士的资料大体有：一、文学资料，构成研究材料的最重要的来源；二、图片证据，构成第二大重要资料来源，有绘画、各种材质的雕塑等；三、实物资料，如箱子、镜子、棋子、杯子等，考古发现诸如城堡和宫殿等世俗建筑；四、很少一部分的拉丁文历史资料。
在运用资料上，第一个问题就是编年史绝大多数都是由教士编写的，视觉艺术作品也大都掌握在教会成员手中，或多或少都被刻录上教士思想的印记，而实物资料尽管十分丰富，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世俗生活题材，大部分是以宗教为主题。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方法论，而方法论则构成各种问题和分歧的焦点。中世纪历史现状决定了僧侣是唯一有知识有文化的阶层，而且也是文明的使者和导师，承担着文明教化的使命，正是因为僧侣教士所肩负的这种角色，使他们在著书立传时，往往将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渗入到叙述当中，而不能做到直书其事。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教会历史》是研究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前半叶有关骑士和战争的最为重要的资料。起初看来，奥德里克有关骑士战争行为的陈述是“如实直书”，从而使人们不容质疑地接受认可。然而，实际上奥德里克对骑士习惯行为的陈述同真正反映骑士世俗行为的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作为一位教士，他不能不宣传教士的行为和动机，将他的思想掺杂在他的叙述中。奥德里克不像那些唇枪舌剑的善辩论者那样，以尖刻犀利的言语和口吻进行口诛笔伐的斥责批判乃至抨击，而是将自己对骑士行为的观点相当恰如其分地融入到历史陈述当中去，与历史事实融为一体，以致“史与论难辨”，分辨不清哪一部分是史实，哪一部分是作者的观点。
作为亨利一世的辩护者，奥德里克把国王军队描绘为奥古斯丁正义战争观念的贯彻者：“作为基督战士，他们不渴望他们兄弟的血，而为了神圣的教会和和平，……既然他们战斗出于捍卫，不是出于恨，而是为了基督的圣洁，因而上帝以胜利祝福他们的事业。”“注释5”当然，这样的陈述并不是真实反映了骑士自己的观念，而是完全反映了奥德里克的思想。奥德里克十分熟知他所处世界阴暗的一面，他那个时代的骑士是抢劫成性的无法无天之徒，甚至包括最著名的骑士和领导人。然而，他想通过发表有助于其他骑士的言论来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即他深深想借助于他自己的思想来影响社会的行为和秩序。对于取得胜利的骑士来讲，自然愿意承认和接受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描绘为出于上帝的正义，更高兴于上帝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确认为正义的，从而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被引诱到奥德里克所期望的方向去。这样，给运用史料进行研究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很难辨别哪些是教士的观点，哪些又是在陈述事实，如何看待分析这些史料，就构成众多争议的根源。
在运用中世纪文学和其他史料时，应当十分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世纪作者和诗人倾向于赞扬过去和将过去的一切理想化，而不是赞美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成就。赞扬过去成为中世纪时期描述现存的一种流行的方法。在作品《黑尔姆布雷希特》（Helmbrecht）中，过去往昔的贵族社会的生活被描绘为：光彩照人的，充满了欢乐的跳舞与骑士游戏、悦耳的歌声；而在《弗劳恩丁斯特》（Frauendienst）中，则把他们所处时代的宫廷生活描绘为污秽的、充满暴力、奢侈、残酷的、可恶的。维尔恩特·冯·格拉芬贝格（Wirnt von Grafenberg）曾抱怨道：“这个世界变了，快乐不复在，正义消失，暴力充斥，忠诚遭破坏，背叛和怨恨泛乱。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一年比一年变得糟糕。”“注释6”如果信从作者的这种对社会的抱怨，并把它当作一种事实，那么，就会得出错误的推论。实际上，中世纪社会是与时并进的，而不是倒退的。中世纪所有的改革几乎都被看成是对古老秩序与制度的光复和复兴，赞美过去的贬斥现存的成为作者和诗人对现存社会表示不满和进行批判的手段与工具。具体来讲，赞扬过去是中世纪诗人借以揭示现存贵族社会的生活与新的理想与追求之间差异的一种方式，而否定地描述现实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督促和引诱人们依照过去理想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模式来塑造自己和社会，并且将过去所拥有的典雅美德运用到社会实际当中去。
在运用研究资料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世纪文学文本的史料价值或可信度与社会作用。中世纪文学文本是研究骑士精神的最重要的资料，包括抒情诗、史诗、传奇文学等，而拉丁文的历史资料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拉丁文编年史家大都忽略了世俗贵族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贵族生活的许多细节是仅存在于大量的文学文本中。运用这些“虚构”的文本作为对历史的说明解释与论证的最大困难就是方法论问题，而方法论的不同，则导致了观点和认识的分歧。
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赞美者，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了中世纪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生活，把它们视为是贵族社会真实的展现，从而认定中世纪的贵族社会就是像文学文本所描绘的那样洁白无瑕、完美无缺，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
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者则是全盘否定中世纪的历史，把中世纪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他们所揭示的中世纪生活是一团漆黑的，社会卖官和贿赂成风，正义是要么通过赎金要么通过流行的蛮力来裁决，政治谋杀决不是不寻常的事情，战乱更是司空见惯的，骑士们不再从事战争，而是惯于抢劫。
然而，在中世纪文学中，中世纪典雅诗人却构想了一个与中世纪这些生活事实完全相反的、无压迫、无经济和政治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唯一寻求的事情就是努力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美和社会正义。显然，这种极其不现实的社会蓝图自然会被理性主义者认为是与真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乌托邦，从而否认文学文本的史料价值。这样，在对待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上，从一个全盘接受的极端走到了另一个全盘否定的极端，导致12、13世纪这段中世纪典雅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掉了，从而使这种唾手可得的中世纪文学文本，因为遭拒绝而处于默默无闻状态。
20世纪，史学界逐渐纠正了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极端倾向，开始重视中世纪文学文本的价值。在运用中世纪文学文本的方法上，不再把文学文本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直接反映的文本，而是当作一种对社会思想进行反映和产生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在中世纪文学文本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社会中，贵族们展示了他们所有的财富和礼仪庆典的光彩。尽管诗人展现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部分——宫廷物质文化和礼仪，甚至有些夸大和虚构，但是诗人这种夸大和虚构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即追求奢华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和价值评判标准，举办宴会的人是经常受到这种思想的驱动，想以最为奢华的方式超越任何人和任何一次宴会。因而，贵族社会的思想在文学文本中是有所反映和折射的，骑士和典雅爱情思想也能够从分析文学文本中获取印证。
然而，以文学文本中的描绘去推断或印证非文学的世界是十分困难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虽然诗被看作是社会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对贵族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推断，可是只有在极为少见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文学影响贵族社会的自我形象的具体证据是可以找到的，如儿童的名字是模仿文学特征起的，比武是依照文学的模式再度流行，但是贵族努力实现文学中思想的程度是十分不清楚的。与文学文本相关的现实不是事实对象，而是真实的思想、期望、期盼、社会意识和文化标准。
因此，对于文学文本研究和使用的视角不能只局限于探讨文学中所描绘的是否是真实的这一问题上，而是应当锁定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否则就会滑入理性主义的泥潭，重蹈理性主义的覆辙，或者坠入浪漫主义梦幻的云雾中而不能自拔。文学并不是单纯的对社会生活和思想进行直接反射的镜子，而是具有自身的影响力的，正如皮埃尔·贝克（Pierre Bec）指出的，恰如社会结构决定文学，文学同样可以约定社会行为。“注释7”针对声称“游侠骑士不过是想象的虚构”的观点，堂·基霍特（Don Quixote）指出，早期的浪漫主义与历史的风俗制度一起共谋创造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17世纪甚至更远。
文化造就了文学，文学也再创了造就它的文化，塑造了造就它的幻想。虽然文化形式被看成是对社会结构的反映，但是文学并不纯粹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尽管它是通过解释和想象的反映形式来影响现实的，它仍然不失为反映和促进推动现实行为变化的文化力量。文学和社会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运动过程，从现实到想象，再从想象到现实的交错感应；社会既是艺术作品的原创点，又是艺术作品的归宿点。在这种意义上，埃里克·科勒（Erich Kohler）指出，探索文学的方式应该叫社会历史文学评论，文学社会学是关注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研究文学的目标不是社会现实的历史，而是影响行为模式和决定文学作品的文化模式的历史。因此，只有对中世纪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才能客观地研究骑士和骑士精神。
以上是国外研究骑士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引起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而掌握这些问题则是研究骑士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破解研究骑士其他问题的密码。在国外，有关骑士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研究骑士精神的论文和专著也是为数不少，但是从骑士精神演化和发展角度以宏观的视野进行把握和研究的，尚未见有。因此，本书论题的选定，可以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此本书所研究的中世纪骑士精神，其地域限定于西欧，即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时间跨度从5世纪到15世纪。本书的写作是从骑士精神的起源为着眼点，以骑士精神的演变发展为线索展开，探索研究战争、宗教、典雅爱情、文学在骑士精神形成演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战争、宗教、典雅爱情、文学既是一个依次顺承上升发展的关系，又是一个并存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本书的落点在文学上；从战争到文学是骑士精神不断发展升华的过程，文学则成为骑士精神发展的顶峰，最后骑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固在文学中，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本书的重点是：一、研究骑士精神的形成演化；二、研究骑士精神与西欧民族扩张；三、研究骑士精神与西欧文化；四、研究骑士精神对西欧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对骑士精神的研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庞大工程，其困难就在于：需要在对西欧文化与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骑士精神”的精髓，否则只能浮于表面，而落不到实处和深处；此外，对骑士精神的研究，必须从文学、艺术、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以求达到对这一抽象精神给予具体化和全面化的展现和阐述。
本书是我博士三年修炼的“正果”，也是我从事中世纪历史教学与研究十多年的一点浮浅的感悟。对骑士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领域，本书只是刚刚触及到它的边缘，做了一些耙梳的工作，其中不乏稚拙之见，还有许多的问题需待日后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必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注释1”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9.
“注释2”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释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释4”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4.
“注释5”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4.
“注释6”Jochim Bumke，Courtly culture：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5.
“注释7”Aldo Scaglione，Knight at court：courtliness，chivalry，and courtesy from Ottonian Germany to Italian Renaissance，p3.
§§第一章 骑士精神的起源与产生
骑士精神渊源于好荣誉好战的古代日耳曼民族，中世纪时期，融入了基督教的宗教狂热，并经基督教的规矩教化和典雅爱情与文学的熏陶，逐渐内化为西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西欧民族精神的显著特征。好荣誉胜过生命是骑士精神的核心，好战则是骑士精神的外部特征——战争最显英雄本色。骑士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展现了西欧中世纪社会文明进化的历程，但是在另一方面，在9—19世纪，骑士精神又成为西欧民族本土扩张和海外殖民的原始动力，以及西欧纷乱的肇始者。近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在西欧，也无不与这种带有“穷兵黩武”色彩的骑士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骑士精神不仅直接成为西欧民族开土拓疆的精神动力，而且对西欧文化和社会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骑士文学就是骑士精神对西欧文化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例证，但不限于此，骑士精神的理想主义情操，造就了西欧浪漫主义文学、艺术与音乐、巴洛克艺术、意大利歌剧、古典音乐等。因而，对西欧民族精神与文化以及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骑士精神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在国内，对骑士的研究总体上讲，是处于草创启蒙阶段。最早涉足骑士问题的，是何炳松和玄珠，二者在1929年分别编译的《中古欧洲史》和《骑士文学》小册子中，粗略概括介绍了骑士的基本内涵，但是，从此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对骑士的研究几乎是处在无人问津的荒芜状态。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所进行的历史反思和整个文化与史学的复兴，有关骑士研究这一领域，才逐渐被人问津，得到开垦拓荒，如，孟宪强的《堂吉诃德不是骑士的典型形象》（《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姜守明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历史知识》1985年第3期），骆兆伦的《试比较中国“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骑士”》（《重庆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侯建新的《英国的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历史教学》1988年第3期）。除了一些文章论文的发表外，有关骑士文学的书籍也相继被翻译出版，如邓保中译的《亚瑟王的故事》（中国民间出版社1984年），刘道义译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人民出版社1981年）。尽管20世纪80年代对骑士研究的水准是处在起步阶段，但是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姜守明的《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对骑士概念的内涵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20世纪90年代后，对骑士进行了一些较为深层次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一些较高质量的论文相继问世，如，赵立行和于伟的《中世纪西欧的典雅爱情》（《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于伟的《法兰克骑士制度的建立》（《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德林的《试论西欧中世纪骑士的教育》（《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任晓润的《侠义之气与骑士道德》（《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倪世光和许桂敏的《论骑士行为准则的基督教特征》（《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黄永林的《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的骑士文学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仲跻昆的《阿拉伯文学与西欧骑士文学的渊源》（《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3期）。此外，还有一些有关骑士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如，丽月塔的《绅士道与武士道——日英比较文化论》（王晓霞、陈守桂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古列维奇的《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总体上讲，国内对骑士的研究可分为两大块，一个是从史学角度进行的，另一个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但是无论是从史学还是从文学角度对骑士的研究，虽然90年代较80年代有了较大的进步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和进展，但是同国外相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对于骑士这个庞大而深邃的领域来讲，仅仅只是触及到它的边缘，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全面深入研究骑士的专著出版，对骑士精神的整体性研究尚属空白，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此，对骑士的研究，还有许多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在国外，对骑士的研究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从深度上讲，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研究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国外对骑士的研究从中世纪就已开始，不过那时主要是编写整理反映和赞美骑士的诗、传奇以及有关骑士的回忆录、传记等，如，西班牙的史诗《熙德之歌》、法国的史诗《罗兰之歌》、英国的史诗《贝奥武甫》、德国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乔叟故事集》、《弗罗莎特编年史》、《茹安韦尔编年史》、《马修·帕里斯编年史》等。
随着中世纪的衰亡，骑士文学曾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到16、17、18、19世纪，欧洲再度掀起了复兴中世纪的热潮，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骑士文学随之兴盛，如大仲马的《阿芒得骑士》、司各特的《最后一个吟游诗人的歌》等。在文学上，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塑了理想骑士的光辉形象，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在文学中复活并得到传承发展。伴随着这股复古的狂飙飓风，人们对充满神奇魅力的中世纪骑士掀起了极大的热情，一方面是收集整理中世纪时期有关骑士的回忆录和传记，如《圣德尼编年史》、古维莱厄（Cuvelier）的《贝特朗·迪盖克兰之歌》等，都是这一时期得到整理出版的。另一方面，就是对骑士进行的大量研究，一批研究的成果专著纷纷出版，如，米尔（Mills，C）的《骑士的历史》、梅尼斯特里（Menestrier，C。F）的《骑士团》、詹姆斯·伍德豪斯（James，Woodhouse，F。C。）的《军事宗教骑士团》等等。19世纪对骑士的研究，不仅探讨了中世纪骑士的军事和宗教生活状况、骑士与基督教以及十字军的关系、骑士衍生发展的脉络，如，拉克罗伊克斯（Lacroix，P）的《中世纪的军事和宗教生活》、斯特宾（Stebbing，H）的《骑士和十字军的历史》，而且对骑士精神的伦理价值进行了分析研究，如，巴蒂（Batty，J）的《骑士精神和影响》，迪格比·凯纳尔姆（Digby，kenelm。H）的《荣誉的基石》。尽管19世纪对骑士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出于对骑士的怀念和赞美，只看到了骑士光彩夺目和完美的一面，甚至夹杂着对骑士美化夸大的成分，而忽略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和丑陋的一面，但是这对以后对骑士的研究无不裨益。
20世纪对骑士的研究逐渐矫正了19世纪“虚夸”的倾向，趋于客观化，无论是在研究的领域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20世纪对骑士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结束前、二战结束后到80年代、80和90年代。二战结束前，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战乱的干扰和影响，对骑士的研究没有多大进展，成果著作寥若晨星，远不如19世纪。尽管如此，但是这一阶段却开辟了以前所没有涉足的新领域，即对典雅爱情的研究，如安德烈亚·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典雅爱情的艺术》，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二战结束后，整个西方都不同程度陷入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反省之中，企图从历史中寻找一些对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启迪，这带动对历史学的研究，因而对中世纪骑士的研究也相应得到快速发展，摆脱了以前那种徘徊不前的局面。二战结束后不仅承袭发展了战前对典雅爱情的研究，如，20世纪60年代的，约翰·本顿（Benton，John）的《克里奥和维纳斯——中世纪典雅爱情的历史观》，90年代的，马蒂尔达·托马利恩·布鲁克纳（Matilda Tomaryn Bruckner）《浪漫传奇的塑造》和乔治斯·迪比（Georges Duby）的《中世纪的婚姻和爱情》，而且越来越倾向于从文化的视角对骑士进行研究，如，50年代的，克莱因（Cline，R。H）的《浪漫主义对中世纪比武的影响》，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J）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地中海社会的荣誉和羞辱以及价值观》；加蒙斯韦（Garmonsway，G。N）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观》等。
80年代的，对骑士的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关骑士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骑士的研究方法不仅继承发扬了以前的传统，将骑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如，佩特桑（Paterson，L）的《在12世纪抒情诗中的骑士和骑士观念》，本森（R。L。Benson）和康斯特布尔（G。Constable）编写的《骑士阶级的文化》，诺恩（North，S）的《呈现在1090—1240年法国叙述诗中的理想骑士》，韦尔（Vale，M）的《战争和骑士——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法国和勃艮第的战争和贵族文化》，而且进入细化的专题性的研究，如，对骑士的比武的研究，巴伯（Barber，R）和巴克（Barker，J。R。V）的《中世纪骑士和比武》，巴克（Barker，J。R。V）的《1100—1400年英格兰的比武》。
90年代堪称对骑士研究达到巅峰，不仅有关骑士研究的论著的数量超过了80年代，而且研究的水平更胜一筹。在将骑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相当有分量的专著问世，如奥尔多·斯卡格莱昂纳（Aldo Scaglione）的《宫廷骑士——典雅和典雅骑士》，马瑟沃·斯特里克兰（Matthevo Strickland）的《骑士和战争——1066—1217年在英格兰和诺曼底战争中的行为和观念》，约阿希姆·布姆克（Joachim Bumke）的《典雅文化——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和文学》等，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约阿希姆·布姆克的《典雅文化——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和文学》，荟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介绍和分析了与骑士有密切关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城堡、服饰、武器装备、饮食、宴会礼仪，骑士授封仪式、比武仪式、骑士文学等等，对物质和精神文化表象后面的深层次的思想观念，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诠释。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外对骑士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研究的水准高，不仅宏观上纵览无遗，而且微观上对骑士的研究也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如对骑士的军事、武器装备、宗教观、爱情、骑士文学、骑士的伦理价值观等等，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总体上讲，国外对骑士研究的领域范围相当广，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骑士概念的界定。对骑士的界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如何确定骑士隶属哪一个阶级与阶层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如何把握骑士的特征问题。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认为，骑士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词语概念，尽管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解释说明，但是骑士这一概念是有自己的特征的：“第一骑士不能够同骑兵军事世界相分离的；第二是不能与贵族相脱离，因为骑士总体上是有着高贵血统的；第三从12世纪起，骑士带有伦理和宗教色彩。”“注释1”这一观点得到了迪比（G。Duby）和范·鲁伊恩（P。van Luyn）以及赫伊津哈的共识。他们认为中世纪的贵族主要是武士贵族，而且许多出身高贵的人至少从11世纪中叶开始就自认为是“milites”，但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对莫里斯·基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如弗洛里（Flori）、亨特（T。Hunt）、杰克逊（W。H。Jackson）、科斯（P。Coss）等。他们指出，就骑士的社会渊源来讲，许多骑士的出身是十分卑贱的，甚至到1100年时，骑士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微的。对此，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封建社会》中，阐述了有关骑士起源的阶级理论。他认为，骑士的渊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贵族阶层，另一个是来自非贵族阶层，到11世纪中叶，加洛林王朝时期原有的贵族和新崛起的非贵族职业武士阶级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马克·布洛赫这一观点，在道格拉斯（Douglas）的《征服者威廉》和贝茨（D。Bates）的《1066年前的诺曼底》论著中得到继承发展。迪比（Duby）对梅肯奈斯（Maconnais）地区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从10世纪晚期，词语miles第一次取代了带有附庸奴役性的词语如Vassus和fidelis，并逐渐被贵族们所采纳，最终甚至被最大的贵族接受。一些骑士的出身是低贱的，但是他们通过军事技巧跻身于贵族等级，到1050年，与贵族融为一体。“注释2”
在对骑士进行界定中，往往容易以财富的多少来确定骑士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哈维（Harvey）曾指出，尽管无可否认在11世纪贵族和非贵族武士之间的融合得到广泛的发展，但就是到11世纪末，出身卑贱的，多半是农民出身的milites，仍然是一个在血统、等级和财富方面区别于旧贵族或是次于或隶属于旧贵族的。尽管在某些地区，骑士到1100年接近了小贵族，并且通过作为职业骑兵提高了地位，但是他们本质上是城堡主或其他贵族的军事随从，而且贵族、城堡主们也十分清楚认识到这些战争暴发者的社会地位的低贱。在英国，在末日审判期间，绝大多数的milites仅仅是卑贱的自由土地持有者，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几乎无法使他们超过富裕的农民。“注释3”如果接受哈维总体的发现，即许多骑士的确十分穷，那么，就会导致主要以财富，特别是以土地财富评估骑士的社会地位。众所周知，贵族家族的次子们获得遗产继承的希望和机会是十分渺茫的，但是他们都在王室或大贵族家中任职。英国的威廉·马歇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一直充当大贵族的骑士，早年很长时间没有土地，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军事技术获得了相当的地位和声誉。
骑士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作用和功能，而不在于相对的物质财富。大贵族采用miles称呼，并不是指等级的标志，而是对精锐骑兵所起的作用的认可。尽管他们在等级、血统和财富上，贵族和骑士存在区别，但是他们都是骑士，享有共同的观念和情感，享有共同的战斗方法和军事文化，并通过战争的社会作用而被统一起来。这样人之间的差别要比拥有昂贵马匹和武器的武士同农民之间的区别要小得多。因此，确定骑士的社会身份，不能完全依照所拥有的社会财富，而是主要根据他们的社会功能作用，是否拥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对骑士进行界定还有一个容易滑入的误区，这就是从字面意义上，绝对地将骑士同骑兵联系在一起，即骑马作战的骑士才是骑士，而不骑马的骑士则不是骑士。词语Cheval、chev-alier和chivalry是同源的，特别是在12世纪，chevalier是骑马武士的集合名词总称。尽管12世纪的骑士大都是骑着马的，但并非绝对是骑着马作战，而是习惯下马步战，如，在1106年的廷彻布雷（Tinchebrai）战役、1138年的斯坦达德（Standard）战役、1141年的林肯（Lincoln）战役等中，骑士都是下马步战。同样，在12世纪之前的骑士，无论是骑着马的，还是没有骑马的，都是习惯步行作战，而将马匹作为一种机动工具，如，盎格鲁撒克逊和维京武士，在战斗中，就是用马作为快速的机动工具，一旦到了战场，就下马步行战斗，而把马看作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即使骑士不骑马或没有马匹骑，仍然不失为骑士之称号，因为骑士是军事贵族武士的共同的荣誉称号，与是否骑马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
在对骑士进行界定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把基督教与骑士绝对联系在一起，将基督教视为骑士有别于其他武士的显著特征。尽管基督教对骑士的产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法兰克武士在皈依基督教前并非没有宗教情感，也并非没有对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和渴望，而且其他宗教的武士同骑士所拥有的宗教情感是相同的，只是表达形式上有所差别。虽然有关骑士文化的几个特征是西欧特有的，特别是如果不同法国文化相分离的话，比武大会、徽章的发展、司纹官的角色、亚瑟王浪漫传奇的影响和蔓延，甚至十字军、圣殿骑士团和世俗骑士团，都是西欧所独有的，但是，所有武士都毫无疑问享有共同的理想品质——荣誉、忠诚、胆量、慷慨。赫伊津哈指出，相似于中世纪骑士军事生活的观念和思想几乎在印度和日本各地都能发现。对此，马尔科姆·韦尔（Mal-colm Vale）曾这样评述道：“对于是什么促使男人从战和采取对同伴们一定的行为准则的动机从未得知，然而，毫无疑问骑士的理想品质——荣誉、忠诚、胆量、慷慨，实现了人类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在战斗着的武士中间。骑士不过是在武士当中披着中世纪外衣的荣誉感的代表，它所拥有的是普遍的，也许是永恒的效力价值。”“注释4”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研究骑士的资料的运用和分析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棘手复杂但又是相当重要不可忽略的问题。研究骑士的资料大体有：一、文学资料，构成研究材料的最重要的来源；二、图片证据，构成第二大重要资料来源，有绘画、各种材质的雕塑等；三、实物资料，如箱子、镜子、棋子、杯子等，考古发现诸如城堡和宫殿等世俗建筑；四、很少一部分的拉丁文历史资料。
在运用资料上，第一个问题就是编年史绝大多数都是由教士编写的，视觉艺术作品也大都掌握在教会成员手中，或多或少都被刻录上教士思想的印记，而实物资料尽管十分丰富，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世俗生活题材，大部分是以宗教为主题。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方法论，而方法论则构成各种问题和分歧的焦点。中世纪历史现状决定了僧侣是唯一有知识有文化的阶层，而且也是文明的使者和导师，承担着文明教化的使命，正是因为僧侣教士所肩负的这种角色，使他们在著书立传时，往往将他们自己的思想观点渗入到叙述当中，而不能做到直书其事。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教会历史》是研究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前半叶有关骑士和战争的最为重要的资料。起初看来，奥德里克有关骑士战争行为的陈述是“如实直书”，从而使人们不容质疑地接受认可。然而，实际上奥德里克对骑士习惯行为的陈述同真正反映骑士世俗行为的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作为一位教士，他不能不宣传教士的行为和动机，将他的思想掺杂在他的叙述中。奥德里克不像那些唇枪舌剑的善辩论者那样，以尖刻犀利的言语和口吻进行口诛笔伐的斥责批判乃至抨击，而是将自己对骑士行为的观点相当恰如其分地融入到历史陈述当中去，与历史事实融为一体，以致“史与论难辨”，分辨不清哪一部分是史实，哪一部分是作者的观点。
作为亨利一世的辩护者，奥德里克把国王军队描绘为奥古斯丁正义战争观念的贯彻者：“作为基督战士，他们不渴望他们兄弟的血，而为了神圣的教会和和平，……既然他们战斗出于捍卫，不是出于恨，而是为了基督的圣洁，因而上帝以胜利祝福他们的事业。”“注释5”当然，这样的陈述并不是真实反映了骑士自己的观念，而是完全反映了奥德里克的思想。奥德里克十分熟知他所处世界阴暗的一面，他那个时代的骑士是抢劫成性的无法无天之徒，甚至包括最著名的骑士和领导人。然而，他想通过发表有助于其他骑士的言论来达到感化教育的目的，即他深深想借助于他自己的思想来影响社会的行为和秩序。对于取得胜利的骑士来讲，自然愿意承认和接受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描绘为出于上帝的正义，更高兴于上帝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确认为正义的，从而在自觉和不自觉中被引诱到奥德里克所期望的方向去。这样，给运用史料进行研究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很难辨别哪些是教士的观点，哪些又是在陈述事实，如何看待分析这些史料，就构成众多争议的根源。
在运用中世纪文学和其他史料时，应当十分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世纪作者和诗人倾向于赞扬过去和将过去的一切理想化，而不是赞美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成就。赞扬过去成为中世纪时期描述现存的一种流行的方法。在作品《黑尔姆布雷希特》（Helmbrecht）中，过去往昔的贵族社会的生活被描绘为：光彩照人的，充满了欢乐的跳舞与骑士游戏、悦耳的歌声；而在《弗劳恩丁斯特》（Frauendienst）中，则把他们所处时代的宫廷生活描绘为污秽的、充满暴力、奢侈、残酷的、可恶的。维尔恩特·冯·格拉芬贝格（Wirnt von Grafenberg）曾抱怨道：“这个世界变了，快乐不复在，正义消失，暴力充斥，忠诚遭破坏，背叛和怨恨泛乱。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一年比一年变得糟糕。”“注释6”如果信从作者的这种对社会的抱怨，并把它当作一种事实，那么，就会得出错误的推论。实际上，中世纪社会是与时并进的，而不是倒退的。中世纪所有的改革几乎都被看成是对古老秩序与制度的光复和复兴，赞美过去的贬斥现存的成为作者和诗人对现存社会表示不满和进行批判的手段与工具。具体来讲，赞扬过去是中世纪诗人借以揭示现存贵族社会的生活与新的理想与追求之间差异的一种方式，而否定地描述现实生活的目的就在于督促和引诱人们依照过去理想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模式来塑造自己和社会，并且将过去所拥有的典雅美德运用到社会实际当中去。
在运用研究资料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世纪文学文本的史料价值或可信度与社会作用。中世纪文学文本是研究骑士精神的最重要的资料，包括抒情诗、史诗、传奇文学等，而拉丁文的历史资料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拉丁文编年史家大都忽略了世俗贵族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贵族生活的许多细节是仅存在于大量的文学文本中。运用这些“虚构”的文本作为对历史的说明解释与论证的最大困难就是方法论问题，而方法论的不同，则导致了观点和认识的分歧。
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赞美者，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了中世纪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生活，把它们视为是贵族社会真实的展现，从而认定中世纪的贵族社会就是像文学文本所描绘的那样洁白无瑕、完美无缺，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
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者则是全盘否定中世纪的历史，把中世纪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他们所揭示的中世纪生活是一团漆黑的，社会卖官和贿赂成风，正义是要么通过赎金要么通过流行的蛮力来裁决，政治谋杀决不是不寻常的事情，战乱更是司空见惯的，骑士们不再从事战争，而是惯于抢劫。
然而，在中世纪文学中，中世纪典雅诗人却构想了一个与中世纪这些生活事实完全相反的、无压迫、无经济和政治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唯一寻求的事情就是努力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美和社会正义。显然，这种极其不现实的社会蓝图自然会被理性主义者认为是与真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乌托邦，从而否认文学文本的史料价值。这样，在对待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上，从一个全盘接受的极端走到了另一个全盘否定的极端，导致12、13世纪这段中世纪典雅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掉了，从而使这种唾手可得的中世纪文学文本，因为遭拒绝而处于默默无闻状态。
20世纪，史学界逐渐纠正了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极端倾向，开始重视中世纪文学文本的价值。在运用中世纪文学文本的方法上，不再把文学文本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直接反映的文本，而是当作一种对社会思想进行反映和产生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在中世纪文学文本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社会中，贵族们展示了他们所有的财富和礼仪庆典的光彩。尽管诗人展现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部分——宫廷物质文化和礼仪，甚至有些夸大和虚构，但是诗人这种夸大和虚构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即追求奢华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和价值评判标准，举办宴会的人是经常受到这种思想的驱动，想以最为奢华的方式超越任何人和任何一次宴会。因而，贵族社会的思想在文学文本中是有所反映和折射的，骑士和典雅爱情思想也能够从分析文学文本中获取印证。
然而，以文学文本中的描绘去推断或印证非文学的世界是十分困难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虽然诗被看作是社会思想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可以对贵族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推断，可是只有在极为少见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文学影响贵族社会的自我形象的具体证据是可以找到的，如儿童的名字是模仿文学特征起的，比武是依照文学的模式再度流行，但是贵族努力实现文学中思想的程度是十分不清楚的。与文学文本相关的现实不是事实对象，而是真实的思想、期望、期盼、社会意识和文化标准。
因此，对于文学文本研究和使用的视角不能只局限于探讨文学中所描绘的是否是真实的这一问题上，而是应当锁定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与作用，否则就会滑入理性主义的泥潭，重蹈理性主义的覆辙，或者坠入浪漫主义梦幻的云雾中而不能自拔。文学并不是单纯的对社会生活和思想进行直接反射的镜子，而是具有自身的影响力的，正如皮埃尔·贝克（Pierre Bec）指出的，恰如社会结构决定文学，文学同样可以约定社会行为。“注释7”针对声称“游侠骑士不过是想象的虚构”的观点，堂·基霍特（Don Quixote）指出，早期的浪漫主义与历史的风俗制度一起共谋创造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模式，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17世纪甚至更远。
文化造就了文学，文学也再创了造就它的文化，塑造了造就它的幻想。虽然文化形式被看成是对社会结构的反映，但是文学并不纯粹是社会现实的附带现象，尽管它是通过解释和想象的反映形式来影响现实的，它仍然不失为反映和促进推动现实行为变化的文化力量。文学和社会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运动过程，从现实到想象，再从想象到现实的交错感应；社会既是艺术作品的原创点，又是艺术作品的归宿点。在这种意义上，埃里克·科勒（Erich Kohler）指出，探索文学的方式应该叫社会历史文学评论，文学社会学是关注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研究文学的目标不是社会现实的历史，而是影响行为模式和决定文学作品的文化模式的历史。因此，只有对中世纪文学的社会作用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才能客观地研究骑士和骑士精神。
以上是国外研究骑士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引起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而掌握这些问题则是研究骑士精神的关键所在，也是破解研究骑士其他问题的密码。在国外，有关骑士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研究骑士精神的论文和专著也是为数不少，但是从骑士精神演化和发展角度以宏观的视野进行把握和研究的，尚未见有。因此，本书论题的选定，可以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此本书所研究的中世纪骑士精神，其地域限定于西欧，即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时间跨度从5世纪到15世纪。本书的写作是从骑士精神的起源为着眼点，以骑士精神的演变发展为线索展开，探索研究战争、宗教、典雅爱情、文学在骑士精神形成演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战争、宗教、典雅爱情、文学既是一个依次顺承上升发展的关系，又是一个并存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本书的落点在文学上；从战争到文学是骑士精神不断发展升华的过程，文学则成为骑士精神发展的顶峰，最后骑士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固在文学中，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本书的重点是：一、研究骑士精神的形成演化；二、研究骑士精神与西欧民族扩张；三、研究骑士精神与西欧文化；四、研究骑士精神对西欧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对骑士精神的研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庞大工程，其困难就在于：需要在对西欧文化与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骑士精神”的精髓，否则只能浮于表面，而落不到实处和深处；此外，对骑士精神的研究，必须从文学、艺术、历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以求达到对这一抽象精神给予具体化和全面化的展现和阐述。
本书是我博士三年修炼的“正果”，也是我从事中世纪历史教学与研究十多年的一点浮浅的感悟。对骑士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领域，本书只是刚刚触及到它的边缘，做了一些耙梳的工作，其中不乏稚拙之见，还有许多的问题需待日后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必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注释1”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9.
“注释2”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释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释4”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4.
“注释5”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4.
“注释6”Jochim Bumke，Courtly culture：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5.
“注释7”Aldo Scaglione，Knight at court：courtliness，chivalry，and courtesy from Ottonian Germany to Italian Renaissance，p3.
§§第一章 骑士精神的起源与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