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达之魂：记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人生和事业

亲情与事业

　　自古以来，任何成功者的辉煌业绩都来自于他多方面的努力，但最为关键的还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公而忘私的精神，张文远更不例外。

　　孟子说：“大志，气之帅也。”诸葛亮说：“夫志当存高远。”《晋书》载：“夫志者不患才不及，而患者志不立。”朱熹也说：“自学需先立志。”可见古人对意志及志气的重视。

　　张文远出身贫寒，自小饱尝了雨露风霜之苦，经过了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亲历了酸甜苦辣咸的五味人生，从而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为他增添了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敢作敢为的魄力。马看蹄爪，人看自小。从张文远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细节中可以看出他自立的性格和自强的精神。

　　七八岁时，有一天，母亲给了一元钱钱，要他到桃园买桃。那年月，一元钱可以买到五六十个桃子。他买了桃，提了半篮子。但他一个也舍不得吃，却灵机一动，心想：为啥不把桃子涨几毛钱卖了，买个本子呢？立时，他对自己这个创意感到非常兴奋，便立刻提着篮子走村串户去了。人们见这么小的孩子就走村卖桃，很同情，也很好奇：

　　“这娃，你今年多大咧？”有个老太婆疼爱地摸着他那蓬乱的头发，慈祥地问道。

　　“七岁半。”他爽朗地回答。

　　“咋不念书呢？”

　　“念着呢，今天是星期天。”

　　“噢。”老太婆见他非常机灵，越发地高兴了，“你出门卖桃，你妈能放心吗？”

　　“我妈，我妈……”他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因为妈妈并不知道他竟然串村卖桃。他讷讷了一会儿，方才照实说道：“我妈给我了一元钱，要我买桃，我想把桃卖了，长点钱买铅笔、买本子呢。”

　　人们一听，登时心里一热，被他所感动。立时，你三角，他两角，一时三刻便把桃子卖完了。他一数，还真长了三毛多钱，高兴得眉开眼笑。

　　“娃，把钱装好，快点回去，甭叫你妈担心。”人们关心地叮咛说，“路上不要贪玩呀！”

　　他答应一声，忙提着篮子向回走去。进了门，就忍不住高声喊道：

　　“妈，妈，我回来了。”

　　正在纺线的母亲见他提着空篮子回来了，而且一去大半天，早就惦记着，便问：“文远，你咋去了老半天，买的桃呢？”

　　“卖了。”张文远禁不住满心激动，“我一个也没有舍得吃，一满卖了，还长了三毛多钱。”

　　母亲一听，登时愣了神儿。她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孩子竟然知道做生意，并且敢于串村去卖，而且长了几毛钱回来。她一时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感慨，或是由于家境的窘迫，抑或由于疼爱，喊声“儿呀”，一把把文远搂在怀里，泪水刷地便流了下来。

　　“妈，你哭啥呢？我做得不对吗？”文远见妈哭了，连忙问道。

　　“不不，”母亲忙擦擦泪水说，“我娃做得对，做得……可是你还小呀！”母亲很矛盾。儿子的做法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错，但又觉得，这么做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学习，或是影响他一生的生活道路。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父母供孩子念书，望子成龙，都偏重于仕途，而不是经商。

　　“我都快八岁了。”文远笑了，“以后我还要卖桃、卖菜、卖柿子呢。”

　　母亲望着年小稚嫩的儿子，又激动，又高兴，又有些难过。是呀，这么小的孩子便有自立自强、养家糊口的本事，不能不令人高兴。而且，孩子能想到卖桃长钱，还不是因为家里穷吗？想到这里，她便觉得有些心疼，有些愧疚。

　　“文远，”她定定自己的情绪说，“以后不要再去卖桃了，要好好念书呀。”

　　张文远懂事地点点头说道：“平时好好念书，星期天、假期卖桃、卖菜、卖柿子，挣点钱，就能买油买醋买铅笔了。”

　　第一次“出师告捷”使张文远对做小本生意产生了几分兴趣。1960年腊月三十日早晨，他和同村一位老汉，拉辆架子车，到礼泉县北边的一个村庄拉柿子。这天，刺骨的西北风不时响起尖厉的啸声，刮起一阵一阵尘土，在晴朗却有些干冷的天空肆意飞扬，横冲直撞。

　　虽说张文远只有15岁，但他却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力气。他身穿粗布棉衣，戴顶“火车头”式的绒帽子，拉着车子，顶着西北风，向礼泉县走去。

　　礼泉县北部的赤干村是靠近山区的丘陵地带，不知从什么朝代起，人们就广植柿树。年年栽树，越栽越多，整个山岭沟坡，到处长满了柿子树。“千年柏，万年槐，不信你问老柿来。”柿子树耐干旱，耐瘠薄，树龄又长，更有经济效益。因此，赤干村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不少数百年乃至千年的老柿树。每到深秋季节，柿子成熟，坡岭沟道、村里村外，一片火红，煞是好看。于是，柿子也就成了当地农民一项主要的经济收入。部分人家为了柿子便于储存，便在柿子未软之前，采摘下来，等待外地的小商小贩前来购买，当地人叫做“点柿子”。

　　每年到柿子收获季节，特别是在腊月时分，兴平、咸阳、武功等地的小商小贩，便陆续前来“点柿子”。多数人都是整拉零卖，从中赚几个小钱，以做家庭油盐之资；也有的几家联合去拉，回来后均分，留着自家食用。

　　20世纪60年代，一角钱在当地可以买到15-18个柿子。张文远和那位老汉走了80多里路，傍晚时分才到。天气很冷，滴水成冰，可是，两人却走得浑身热气腾腾，口干舌燥。

　　这时，山村已经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小孩三五成群，嘻嘻哈哈，满村乱跑，红彤彤的小脸上，洋溢着欢乐的喜气。

　　两人找了一户人家住下来。山里人憨厚朴实，忙给这一老一少端来了开水热馍。山里蔬菜很少，主家又端来了一碟子醋拌辣子。

　　张文远第一次出门，这天一气跑了80里，感到非常疲惫，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便已天亮。

　　这时，村里又响起了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孩子们穿着新衣，你追我赶，捡拾鞭炮。一听谁家鞭炮响，便一窝蜂似的跑过去，在五色纸屑中寻找没有放响的鞭炮。一阵阵清脆的鞭炮声和孩子们的笑声，为小小山村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主家给他俩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浇汤“钢丝面”。当时，这种长长的面条是用玉米面粉压的，吃起来虽然有些口涩，却是很筋，所以农民戏称这种面条为“钢丝面”。吃的时候，先放在笼里一蒸，然后浇上调好的煎汤，以此代替用小麦面做的“浇汤面”。特别是每逢大年初一，关中一带就特别讲究“拉臊面”，以示日子长久如意。这几年生活困难，极少有人能吃上“浇汤面”了，所以就用这种“钢丝面”替而代之。两人见状，坚持不吃，但主家却非常热情，说：

　　“咋说也是过年呢么，碰上了，都是缘，能不吃碗饭吗？”两人感激不尽，只好吃了。

　　吃罢饭，两人数了40元的柿子，谢了主家，便急忙向回赶去。

　　“骡子打滚牛卧圈。”张文远睡了一晚，真像骡子打个滚儿，立马有了精神。他驾辕，老汉拉梢，两人拉着约摸有200多斤重的车子，上了路。两人有说有笑，不慌不忙，不到天黑，便回到尚志。正月初二，人家过年，张文远却拉着架子车串村卖柿子。

　　这两件小事足以说明张文远那种自强自立的男儿之志。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点不假。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可以改变人。穷逼出了志气，逼出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执著追求的精神。

　　1978年，当他一步跨进店张棉绒厂，看到满院的杂草和倒塌的围墙，就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张文远心里明白，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冲刺，没有退路。他首先组织全厂职工铲除杂草，打扫卫生，修补围墙，改善环境。他借来村里的打墙架子，率先光着膀子，光着双脚，凭着在生产队劳动、在宝鸡峡挖渠、在石头河拉石头的“功底”，亲自提锤打墙。“吃苦”是张文远的“专长”，“实干”是张文远的风格，“率先垂范”是张文远的作风，“见困难就上”是张文远的品德。经过十多天的苦战，修好了围墙，改变了环境，使工厂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1979年冬季，有一天正在脱绒，不料脱绒机突然起火，转眼之间，火焰腾空而起，棉籽噼啪作响，形势十分危急。由于厂房堆满了棉绒、棉籽，都是易燃之物，如不及时抢救，机器、厂房和数万斤棉籽、棉绒都将毁于一旦。张文远见状，大喊一声：

　　“救火呀！”

　　话音未落，他便奋不顾身一头扑进火海。全厂职工从惊骇中回过神来，也纷纷泼水、扑打，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时，店张镇上的居民见浓烟冲天，知道出了事故，便也蜂拥而来，帮助灭火。

　　当人们从火海中把张文远拉出来后，他的衣服早已着火，多处冒着青烟。背上、肩上、裤子上燃起了火苗。他要人们给他身上泼水，但多数人大喊着要他脱掉衣服。冰冷寒天，给身上浇水，是何滋味？他见没有人泼水，狠狠地踢了身边一个青年一脚，夺过水桶，从头上直浇下去，又一头冲进火海。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场大火终于扑灭，保住了机器，保住了厂房和一万多斤棉籽。

　　事后，当县广播站的记者采访他时，他只说了两句：只知道救火，不知道危险。

　　是的，张文远之所以不知道危险，敢于奋不顾身，两次冲进火海，行动本身便说明了一切。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有在关键的时刻，才会充分体现出他真正的本质。同时，张文远深知，这个举步艰难、债台高筑的小小工厂，一旦化为灰烬，他将如何向领导交代，向父老乡亲们交代？因此，保护集体财产的决心使他忘记了危险，忘记了痛苦，忘记了自我，只有一个信念：灭火！

　　公而忘私和爱岗敬业精神，升华着张文远的思想境界，完善着他的人格魅力。而最感人的，就是对待二姐的病。

　　张文远姊妹五人，大姐凤英，二姐玉莲，四妹凤霞，五妹文英，他排行老三。

　　二姐玉莲，初小文化，出嫁邻村，子女幼小，家境贫寒。玉莲自小勤劳俭朴，年近四旬，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一年四季，早起晚睡，手足不闲，真是风里来，雨里去，咬着牙根，超负荷劳动，茹苦含辛地支撑着他那个贫困苦难的家。而且，她非常爱她的弟弟文远。这不光是因为文远是她们姊妹五人中唯一的男子汉，顶梁柱，更重要的是，姐弟之间的骨肉之情，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60年经济困难时期，家里少吃缺穿，整天是稀糁子，黏搅团。顺口溜说：

　　锅底烧的玉米秆，

　　锅里打的黏搅团。

　　碗里盛的糁子饭，

　　手里提的“半截砖”。

　　这段顺口溜十分形象而又真实地描述了那个年月人们的生活。这“半截砖”就是玉米面发糕。其实，能达到这种生活水平的人家也十分少见，多数人家都是吃个半饱，整天在饥饿中苦苦挣扎。文远家的孩子多，劳力少，吃不饱绝对是常事，主要还靠父母挖野菜充饥。所以，每到吃饭，一人先舀一碗，到第二碗时，玉莲总是先让弟弟去舀。等文远吃饱后，锅里如果还有，她就再吃一点；如果没有了，她就只吃个半饱。肚子饿了，就只喝凉水。张文远已经十多岁了，自小又聪敏，见姐姐总是只吃个半饱，心里总不是滋味。有一天，妈铲了半勺锅底，向儿女们问道：

　　“谁还要？”

　　“给弟。”玉莲抢先说，“他饭量大。”

　　文远听罢，却突然一把抢过二姐的饭碗，说：“我给二姐舀上，她多少天都没有吃饱过。”

　　母亲一听，顿时心里一热，鼻子一酸，眼里就噙了一汪泪水。她转过身，把勺里的饭倒在玉莲的碗里。玉莲见状，又向文远的碗倒去，不料文远一躲，饭倒在了地上。玉莲“啊”了一声，登时一愣。接着，姐弟二人不约而同地都哭了起来。

　　母亲见状，也伤心地哭了。

　　多年来，这件事情依然深深铭刻在张文远的心里，一生难忘。

　　1980年3月，年近四旬的张玉莲不幸患了不治之症。由于家庭贫穷，没有钱去医院治疗，只能整天躺在家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开始她不知自己所患何病，一家人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躺几天就能抗过去。但是，事与愿违，病情日渐沉重。张文远正忙于奶粉厂的基建，百事缠身，看望姐姐的事也就一推也推，未能成行。

　　这天，姐夫托人捎话，要他快来。张文远一听，立刻心里一沉，意识到姐姐的病情可能加重，便急忙安排了工作，骑上自行车，向姐夫家驰去。

　　一路上，他飞快地骑着车子，又不时猜测姐姐的病情，更不由得回忆起了20年前姐姐给他倒饭的事，心里一阵难过，眼眶里充满了晶莹的泪水。

　　到了姐夫家，见姐姐脸色蜡黄，双目无神，瘦骨嶙峋，气若游丝，而且头发蓬乱，嘴唇干裂，心里便像刀割般难受。但他却极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悲痛，不让自己的泪珠掉下来。他向姐夫问了情况，不由生气地说：

　　“我姐都病成这样了，咋不送医院？”

　　姐夫一脸痛苦和无奈，双手抱头，靠墙蹲着，不知该怎样回答。只听姐姐叹了口气，有气无力地说：

　　“兄弟，甭怨他，咱这日子，能进得起医院吗？再说，躺几天就好了，怕啥呢！”

　　“不行！”张文远斩钉截铁地说，“不去医院检查，把病耽搁了咋办？”他转向姐夫说：“快收拾东西，今天就上医院！钱你们甭管，我去想办法。”

　　姐姐一听，感激地噙着泪水说：“兄弟，你娃多，日子也紧呀！”

　　“你甭管！再紧也得给你看病。”他紧紧握着姐姐瘦得像鸡爪一样的手，“姐，你放心，就是倾家荡产，也要给你把病治好。”

　　姐姐玉莲再也忍耐不住自己的感情，“哇”的一声哭了，说：“兄弟，不是你姐爱……活，是你几个外甥都小啊！我要走了，娃们可咋办呀！”她泪水长流，悲伤地抽泣着。

　　“姐，你胡说什么呀！啥走不走的，现在医学发达了，啥病看不好！”张文远见姐姐哭得凄惶，也含着泪水，“我现在就回去凑钱，咱们下午就去西安大医院。”

　　张文远又急忙骑上车子，赶回店张。他人缘好，又讲信誉，所以很快借了一千多元，下午又去了姐夫家。他和姐夫一起，把姐姐送到西安医学院。

　　经过检查，医生把张文远叫到办公室，沉思了一下，向张文远问道：

　　“你是张玉莲的……”

　　“我是她弟弟。”张文远忙说，“有什么情况，你就给我说吧。”

　　“你拿事？”

　　“拿事。”

　　“那好。”医生点点头说，“你姐患了癌症，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医生同情地说，“从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张文远一听，顿时软了身子，泪水夺眶而出，失声大哭起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勤劳善良的姐姐会这么命苦。

　　医生见他哭得伤心，便安慰道：“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你要面对现实，特别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冷静。”

　　张文远擦把眼泪，向医生乞求道：“大夫，请你再想想办法，一定要把她的病治好……你不知道，她，她这半辈子有多……苦呀！”他边哭边说，恨不得给医生跪下。

　　“我理解，非常理解。”医生诚恳地说，“可是你姐姐的病情，别说是我，就是神仙也一筹莫展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赶快决定住院还是回家。”

　　张文远虽然痛伤五内，脑子却还清楚，更意会到医生的话里向他透出的某种意思，便在悲痛过后，渐渐冷静下来。这位主治大夫50多岁，慈眉善目，唯恐张文远没有意会到他的意思，就进一步说道：

　　“我知道你们是从农村来的，生活非常困难，所以，按照这个病情，即使倾家荡产，花钱治病，也是于事无补了。所以，还是……”

　　“我明白，谢谢你的关心。”张文远点点头说，“我想问句不该问的话，请你原谅。”

　　“你说吧。”

　　“按照我姐的病情，她大约还有多长时间？”

　　医生沉思片刻，说：“大约一个月吧。”

　　张文远一听，心里又“咯噔”一下，想了想，果断地说：“我们这就出院。”

　　张文远虽然决定出院，但是，该如何向二姐解释呢？真实的病情是绝对不能告诉她的，但需要有个令人信服的出院理由呀。张文远想来想去，便有了主意。他向玉莲说道：

　　“姐，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怕啥。”他爽朗地说。

　　“真的？”张玉莲的眼里立刻放出一缕亮光。

　　“真的。”张文远虽然对自己说谎感到心跳，感到脸红，但是他知道，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说谎话比说实话更合人情。“不过，医生说，这种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静养。再呢，就是吃中药，说中药挖病根呢。”

　　农村妇女究竟没有多少见识，根本想不到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觉得医生的话有理。而且，她也知道，住院一天就要几十块钱呢，能不住院，当然最好不过了，就同意回家。

　　张文远为了尽量减轻姐姐的痛苦，就跟医院要了一辆救护车，从西安直接回到了大南村。

　　回家后，张文远立刻找熟人，请中医大夫针对病情开了几服中药，并加入止痛药物。他想，不能让姐姐在与世长辞之前再受到病痛的折磨了。

　　服了几服中药，因为有止痛药起作用，张玉莲就觉得自己好了许多，她向文远说道：

　　“文远，姐这两天觉得轻松多了，吃中药还真顶事呢。”

　　张文远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笑道：“这就好，人家医生的话还能有错。”他望着将要离开他、离开子女、离开这个世界的姐姐，禁不住又难过起来，忙说：“姐，你想吃啥，我给你买去。”

　　张玉莲苦苦一笑，说：“傻兄弟，咱这日子，只要不挨饿、不受冻就谢天谢地了，还讲究吃啥、喝啥呢？”

　　是呀！这年月的农村人，有几个讲吃讲穿的？有几个一年到头能吃上几顿饱饭呢？特别是像姐姐这样的妇女，只知道付出，哪想过自己？想到这里，他突然说道：

　　“姐，我给你割几斤肉去。”

　　“啊！”姐姐大吃一惊，瞪着两只眼睛看着他，仿佛是听神话似的，“你说啥？割肉？”

　　“对对，割肉！”张文远坚定地说，“你身体虚弱，需要滋补。再说，除了过年吃顿浇汤臊子面，一年四季就再也没有吃过肉了。”

　　张玉莲听罢，一时沉默不语。停了片刻，只见她摇摇头，说：“算了吧，一斤肉七八毛钱呢，省一个是一个吧。”说着，眼里又含了一眶泪水。张文远知道，姐姐是多么想吃一顿肉呀，便笑了笑，说道：

　　“七八毛钱就七八毛，管他贵贱呢，我想办法给你割上几斤肉。”张文远说罢，便去县上了。

　　第二天，张文远从县上买了三斤大肉，立时烧了，端给姐姐。玉莲接过，含着泪吃了几口，连连说道：“好香啊！”张文远望着越来越憔悴、越来越接近死亡的姐姐，不由心里一紧，急忙转身向外走去。出了房门，紧走几步，躲在没人的地方，揪心地痛哭起来。

　　回来，张文远又找到基建队长，红着眼睛说：“我二姐不行了，你能给我想办法弄点木料吗？”

　　“啊！”基建队长大吃一惊，“咋就不行咧？你老早咋就不看呢？”

　　张文远一听，泪水又不禁夺眶而出。他环视了一眼热火朝天、紧张繁忙的基建工地，痛心疾首地说：“都怪我呀！怪我把姐姐的病耽搁了！前几天到医院一检查，已经到了晚期。”

　　基建队长什么不明白。为了筹建奶粉厂，张文远整天蹲在工地上，忙得连轴转，别说走亲戚，他连家似乎也忘了。他望着伤心的文远，点点头说：

　　“我知道，你忙了这头，顾不上那头，只是可怜你二姐了。”

　　张文远忙擦干眼泪，只怕被人看见。说：“不说咧，木料的事，你能想个办法吗？”

　　基建队长想了想，说：“县上木材指标很紧张，特别是松木，就是经理批准了，还要主管县长签字呢。杂木相对容易些。”

　　“这事就拜托你了。”张文远说，“能弄下松木更好，实在不行，就杂木吧。钱你先垫上，越快越好。”

　　“行！”基建队长说，“后天我就送到你二姐家里。”

　　“不敢！”张文远连忙说道，“我二姐还不知道她得的是瞎瞎病，你把木料送去，不马上要了她的命才怪呢！”

　　基建队长抱歉地苦苦一笑，说：“我当她知道。那就这样吧，叫店张木器社把棺木做好油好，随要随送就行咧。”

　　“好，就这么办。”

　　张文远把姐姐的后事安排妥当，又一尻子蹲在工地上，没黑没明地干起来。仿佛只有这样拼命干活，才能排除他心中的痛苦。

　　隔了几天，他利用午饭时候，又急忙骑车跑到二姐家，对姐姐说：

　　“我给基建队说过了，叫娃到基建队去，既能挣钱，又能学个手艺，你看呢？”

　　张玉莲一听，激动地拉住文远的手，说：“文远呀，就你对姐好呀！”说着，那双已经失去光泽的眼睛，又溢出了晶亮的泪花。

　　由于县上要求“五一”必须投产，所以他们日以继夜地加快工程进度，张文远恨不得一天干两天的活。而且，他又在狠抓基建工程进度的同时，购买设备，培植奶源，制定产销计划，安排管理人员，“五一”前必须接专家来现场进行指导。加上筹措资金，理顺各种程序，“修通”各种渠道，就只有在超负荷的运转中，惜时如金，竭尽全力。由于日以继夜地操劳，他声音沙哑，嘴唇干裂，眼眶深陷。但他知道，基建工程正处关键时刻，容不得半点懈怠。所以，大南村姐家就离店张仅四公里路程，他却没有时间再去看望即将离世的姐姐。

　　4月15日这天下午，外甥来了，哭丧着脸，说：“舅，我妈叫你呢。”

　　张文远本能地一震：“你妈咋了？”

　　外甥迟疑了一下，说：“我大说，妈恐怕……”

　　张文远叫来基建队长、两个副厂长，交代了工作，连忙骑着车子，向二姐家驰去。

　　气若游丝的张玉莲见文远来了，仿佛一下子有了精神，她挣扎着伸出手来，拉着文远的手，流着泪说：“文远，姐知道了，姐害的是瞎瞎病。”

　　“姐！”文远鼻子一酸，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说，“你再甭往瞎处想咧！”

　　张玉莲苦苦一笑，说：“你对姐好得很，姐咋也忘不了你。我走了，娃们还小，还要靠你照顾呢……欠你的钱、粮叫娃们日后慢慢还你……”

　　张文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说：“姐，你就放心吧，有我吃的，就有娃吃的。钱的事情，就甭提咧……”

　　张文远和姐夫商量了姐姐的后事，已是晚上11点。趁着星月的光亮，他骑车赶到棉绒厂，叫来副厂长，安排了近几天的工作。凌晨2点，又骑车赶回了尚志，把四姨从睡梦中叫醒，说：

　　“看病情，我姐捱不过今晚。我爸我妈都不在了，上辈里就只有靠你了。”

　　果然，第二天凌晨，张玉莲在经历了40年苦难岁月之后，便含泪撒手人间，驾鹤西去。张文远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安葬了姐姐。当人们都离开墓地以后，张文远怀着深深的缅怀和悲伤心情，独自坐在姐姐的新坟跟前，久久不愿离去。

　　为公忘私，张文远付出了很多，很多。

　　1988年9月底，为引进意大利奶粉生产线，张文远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毅然撂下了家里的农活，去了北京，和外商进行谈判。

　　张文远是个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靠辛勤耕耘度日。他同样继承了父辈们“汗滴禾下土”的传统美德，虽然投身企业，但仍是农村户口，家里有近十亩责任田。孩子都小，又都在校念书，平时，家里的大小事，都靠妻子王春霞料理。只有在每年的秋、夏大忙，张文远才抽空回来帮助妻收种，这几乎成了他家约定俗成的规律。

　　从张文远到宝鸡峡水利工程、石头河工程及调到奶粉厂搞企业的20多年来，王春霞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力。特别是在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以后，分田到户，种植自由，有力调动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各自的承包地上，描图绣花，各显神通，使产量连年递增。特别是有劳力的人家，更能发挥自己优势，在生产结构调整中，广开门路，多种经营，引进技术，科学种田，使往年单一的粮棉种植得到有效调整，经济作物面积与品种日渐增多，收入越来越大，日子越来越好，不少家庭陆续建起了两层楼房。而王春霞一个身单力薄的妇女，不但要作务十亩耕地，还要料理家务，管孩子，养鸡喂猪，拉土起粪，其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也许是习惯的缘故，抑或是王春霞原本就是一个贤惠勤劳的妇女，她虽然成年累月都在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但她却很能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对张文远长年无心顾家的现象，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不少邻居对此也有看法，说一个男人不管家，还算男人吗？但王春霞却说，人不能只看到自己劳累受苦，也要看到别人。外头的事比家里事更不好干，他受的委屈、受的苦处肯定比我还多呢。张文远听到后，非常感动，便向春霞说道：

　　“他妈，家里地里我都顾不上，今后能种多少种多少，能收多少收多少，你也不要太劳累了。”

　　“那咋成！”春霞说，“庄稼做不好，乡党笑话呢。说不定还会招来闲话，说咱家有钱，看不上种庄稼了。再说，真要光靠你那点工资也不行。只要把庄稼做好，能顶你几个人的工资。”

　　“可是，你忙不过来呀！”张文远担忧地说。

　　“你甭管。”春霞说，“苦点累点怕啥呢！实在不行，我就叫几家亲戚帮帮忙。”

　　就这样，张文远去了北京，和意大利商家谈判，但却的的确确苦了王春霞。

　　在秋收秋播季节，活路十分繁重，家家户户，都忙得头昏脑涨。如果天晴道干，虽然累点，但干活利索，不出闲力。就怕秋雨连绵，地软路滑。张文远抬脚一走，没几天便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时阴时晴，一下就是十多天。

　　张文远家种了三亩豆子，王春霞一人在家，望着时下时停的天气，心急如焚。一般妇女，大都优柔寡断，收吧，这么多湿豆子往哪放？不收吧，眼看着就会发霉、发芽、全部烂掉。半年的辛苦，半年的期望，难道就要毁于一旦吗？真要这样，即就是文远不会责怪她，她也舍不得让豆子瞎掉。这一早上，天突然放晴，朝阳在一块块云朵里挣扎，秋风萧瑟，泥水满地，道路非常泥泞。人们见天放晴，纷纷拉着架子车上地，进行抢收。王春霞见状，心里一急，也连忙拉着架子车，上地抢收豆子。

　　一连两天，王春霞顾不上做饭，一天三顿都是开水泡馍，好不容易收完豆子，又连忙向回转运。妇女力怯，加上道路泥泞，别说拉着重车，就是空手走路，也都非常艰难。但王春霞争强好胜，只怕被人笑话，就咬着牙关，踏着泥水，一步一步地向回挣扎着。她弓着腰，双手紧抓车辕，圆睁双眼，一步一把汗水，硬是把三亩豆子全部拉了回来。

　　拉完最后一车豆子，王春霞长长松了口气。她突然感到浑身绵软，头昏眼花，没了一点力气。她心里明白，这是劳累过度的缘故。便连忙靠墙坐了，放松身子，闭目养神，歇了一会儿。她暗暗自语：王春霞，你要撑住，千万不敢倒下去，这一家全靠你呢。

　　王春霞歇了一会儿，喝碗热水，终于又站了起来。

　　三亩豆子全都堆在门前，小山似的。她只希望天气转晴，经过风吹日晒，就可摔豆子了。谁知“屋漏又遭连阴雨”，仅仅晴了三天，乌云密布，又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王春霞一急，腾了前房，忙一抱一抱地把豆子转进屋里。屋子放不下，只好用塑料布把屋外的豆子盖起来。这么一折腾，又是大半天，累得春霞气喘吁吁，眼冒金花，险些跌倒。

　　“这天真是作践人呢！”王春霞一边擦汗，一边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埋怨地说。

　　正像春霞说的，这天也真像犯了精神病似的，下两天，又晴两天，如同捉迷藏一般。王春霞只好随着天气的变化，忙来忙去。天晴了，把豆子抱出去；下雨了，又抱进来，这么翻来覆去了多次，把个王春霞累得胳膊腿都肿了，结果还是瞎了一部分豆子。王春霞又气又急又伤心，禁不住暗自流下泪来。

　　张文远，你知道吗？

　　张文远知道。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虽然身在北京，但从天气预报上便可以推测出故乡秋收秋种的情况，猜测出妻子王春霞在含辛茹苦操劳的情景，只是不了解具体细节罢了。但是，这些挂念也只是在脑际一闪而过，没有作更深的考虑。因为他太忙了，太紧张了，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心思去担心那三亩豆子。三亩豆子和八千万元是个什么比例，公事和私事是个什么分量，他心里最清楚。

　　当他从北京回来，妻子诉说了秋收秋种的情况，他能说什么呢？在单位，他是个好领导、好干将；在家庭，他却是称职的丈夫、没有尽责的父亲。

　　张文远有两子一女，大儿子明军，小儿子卫国，女儿美蓉。1989年3月，卫国应征入伍，在郑州服役。这年6月，北京发生“动乱”，而卫国数日没有给家里写信，令人十分担心。王春霞寝食不安，整天思念儿子，喊着要去郑州看望。张文远因为工作太忙，特别是要上意大利奶片生产线项目，便很少回家，所以就一拖再拖。到了6月中旬，王春霞见儿子还未来信，就更加着急，从唠唠叨叨，到哭哭啼啼。张文远无奈，方才安排了工作，于6月28日带着妻子春霞、女儿美蓉，趋车前往郑州。

　　不料到了华县，突然发生了车祸，母女二人都受了伤，血流不止，只是不知道轻重。张文远虽然也多处受伤，还是忍着痛楚，急忙把她们母女二人送往华县医院。经过检查，美蓉也是皮外之伤，无甚大碍，而春霞却右腿骨折三处。由于流血过多，要输血，但医院A型血短缺，下了病危通知。在万分危机之时，幸好在渭南血库找到A型血液，方才稳定了病情。接着，张文远不敢怠慢，忙把妻子转到西安住院。

　　谁知刚刚办完住院手续，张文远便接到县上通知，要他立刻带人去意大利考察。

　　张文远为难了。不去吧，已经给意方汇去了部分款项，这次去意大利，就是考察这套关系着企业成败的生产设备，事关大局。去吧，妻子骨折住院，手术还没做，现在离开，如何放心得下？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深明大义的王春霞却向张文远说道：

　　“你尽管放心去吧，公家的事是大事。再说，治病有大夫呢，你整天守在这儿能咋？有美蓉在这儿就行咧。”

　　张文远感激地望着这个和他相依为命的妻子，顿时一阵感激，又感到一阵内疚。是的，一年四季，她忙了地里忙家里，累死累活的，却没有一句怨言。现在她骨折住院了，正需要他来伺候，不料却又要出国考察。仔细想来，他真的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几十年来，他经常在外，忙于工作，很少和儿女及亲友见面，更谈不上感情交流了。时间一长，儿女们更对这位父亲有一种陌生感。孩子小的时候，每逢见他回来，还活蹦乱跳地扑进他的怀里，亲热地喊他“大”，或是向他要糖吃。后来，孩子渐渐大了，感情却渐渐地淡漠了，疏远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当他回到家里，既不再叫“大”，而且连问他一声也不问了。他曾为此感到悲伤，也检查过自己，反省过自己。可是一到单位，工作一忙，又忘了妻子和儿女。加上他对孩子要求很严，既缺少新式的教育方法，又性子太直，孩子们一旦做错了什么，他非打即骂，行为过激，更使孩子们敬而远之，如同邻人一般。

　　1978年，张文远当了棉绒厂厂长后，一个星期天，他把明军领到厂里去玩。平时，办公室放着一盒“宝成烟”，招待客人。下午，张文远发现烟盒的烟少了，就觉得奇怪。因为这天并没有招待客人，也没有外人进来，怎么烟会少了呢？就怀疑到明军身上。第二天，妻子告诉他，她给明军洗衣服时，发现衣兜里有根纸烟。张文远一听，立时火冒三丈，便把明军叫来，问道：

　　“办公室的纸烟是不是你拿的？”

　　“我……没拿。”明军躲躲闪闪地说。

　　“你衣兜里的纸烟是哪来的？”

　　“……拾的。”

　　他知道儿子是在撒谎，气得一跳而起，明军见爸爸跳起，知道形势不妙，撒腿就跑。文远去灶台找菜刀，明军早已跑了好远。张文远气上加气，随后就追，吓得明军连哭带喊，惊动了几位邻居，连忙拦住文远，明军方才躲过一场大难。

　　事后，张文远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后悔，他也意识到这种教育方法是不文明的。但是，他觉得做人要有自己的人格，特别是对于子女，他不能容忍他们随心所欲，惯下瞎瞎毛病。他教育子女要懂得老实做人，老实做事，自小要走正道。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过激行为有时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果然，明军通过这次教训，虽然不再抽烟，但父子感情更加疏远了。所以，他非常懊悔，也只能希望明军长大成人后，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原谅他的粗暴。

　　对小儿子卫国，也有近乎明军的经历。有年春天，张文远给大门前栽了两棵泡桐树，不几天，一棵泡桐树的顶尖没了。他怀疑是卫国干的，就向卫国问道：

　　“谁把桐树的树尖掐了？”

　　“我……知不道。”

　　张文远立时两眼一瞪，卫国以为又要挨打，吓得脸色蜡黄，浑身哆嗦，连忙说道：“是我来。是我来，是我不小心把树尖弄断了。”

　　“碎碎的不学好，长大了还了得！”他气恼地一把拉起卫国，放在门前的土堆上，“你给我跪在土堆上，敢起来，砸断你的腿！”

　　卫国连忙跪下，不住地唏嘘着，擦着眼泪。王春霞从地里回来，才把儿子拉起来。

　　还有一次，张文远要卫国到邻家借个东西，卫国没有去借，却撒谎说人家正在用。张文远就觉得奇怪，又叫春霞去借。卫国一听，怕事露馅，连忙说道：“我去我去。这会儿大概用毕了。”张文远一把拉住他说：“你碎碎的就撒谎，谁惯下你这毛病！”说罢又收拾了一顿。从此，卫国再也不撒谎。

　　张文远对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在地里干活是这样，工作上也是这样，特别是对孩子的一言一行也是这样。虽说方法欠妥，但还是“初见成效”。不管是明军、卫国、美蓉，都能规规矩矩，诚实做人。但是，父子之间总是显得有些生分，不那么融洽和亲热。儿女除了尊敬他，服从他之外，毕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这都是沟通太少、交流太少的缘故。妻子王春霞曾说张文远，你每当逢年过节，就提着礼品慰问重点奶户呢，咋不关心关心自己的儿女？张文远叹口气说：

　　“其实，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只是爱的方式不同，关心的方式不同罢了。古人说，慈母严父。做父亲的对儿子管理不严，一旦惯坏了，后悔就迟了。”

　　事实上，张文远还是一个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