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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的父亲郝鹏程
我的父亲郝鹏程，鹏程是他的字，名字是登第。因为我的祖父排行第八，是一位著名的木匠，不仅能造农用大车和马拉小轿车以及各种农用家用器具，而且能设计和修盖旧社会人们最向往的所谓三进四拱的大楼房，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郝八能。他和我六祖父一样，由于他给当地李村的富户做木工和盖房，深受嘉许。我的外祖爷也就把女儿嫁给他，生下我伯父郝登基、父亲郝登第二人。我的祖母据说不仅善于操持家务，而且善于织布纺线，这个以卖蒿蒿柴为生的家建成郝家富户，都和她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可是正当欣欣向荣之际，我的祖父郝八能由于劳累过度，吐血而亡。
我的父亲年幼好武，在家庭私塾里念了几年书，便辍学习武。
我的家乡，民风好武，有尚武之称。每年到冬季农闲之时，有的地方搞赌博，而我家的青年人则集合到一起练武。当地将练武称“坐堆”，就是20多岁的青年小伙子集中到关帝庙，专门请来拳师给教武术，由大家凑钱管拳师的饭。我家中几辈人都会拳，我父亲的拳术在陕西是有名的，他的师傅是陕西最有名的拳师鹞子高三。
鹞子高三，乳名鸿娃，又名宝童，大名高占魁，因排行为三，习惯称高三，由于武术技艺高超，武林界尊称“鹞子高三”。他是三原陵前人，生于清道光年间，经历了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以少林拳为基础，并取河南、山东、江南、湖北各名拳师之长，创立了高家拳，名震全国武林。传说数丈高的城墙，他能纵身腾空而上，有的说他能飞檐走壁，从窗户飞出去，还有人说，他能贴墙挂画，从城墙下跳起如飞，像鸟落在地上，也有人说他最绝的是“美女照镜”，能够背身一脚制伏对方。鹞子高三清末活动于北方各省，并在渭北各地收徒传授拳术，活到92岁高寿而辞世。我的父亲和大哥郝如泉（郝隆光长子）就是鹞子高三的徒弟。他们学拳是很刻苦的，腿上要戴着铁瓦、铁沙，一直戴三年不能取下，就是晚上睡觉都不得取下来。这样练功，当将铁瓦、铁沙取下时人就飞起来了，一跃而跳到房上，走路像猫一样轻，成了飞毛腿。再一点是学点穴术。
我大哥郝如泉，拳学得最好，特别对点穴很精，比我父亲还学得好，可是一生不敢动手，是很有趣味的事。这位大哥身体魁梧，力如猛虎，五斗麦的装子（约150斤）可以一手提一个，或者把两个装子撂到肩上，扛着就走。
民间把秦腔叫唱大戏，把皮影叫灯影戏，把清唱叫自乐班，农村庙会或者老人逝世过三年都要唱戏。一个地方晚上唱戏，周围十多里以外的人都来看戏，一下子看戏人就有好几万之众，隆重得很啊！晚上看戏多是赶着马车来的，一下子几百辆大车，拉着婆娘娃娃，从四面八方来，一帮一帮的，因为人多拥挤，常发生口角就打了起来。当时有个规矩，不能在戏场上打，要打架就点个地方，双方把人拉出去到一空地上打，打时不准械斗，不准使用暗器。我这个大哥从来不参加这种打群架。有一次，一些年轻好斗者不断向他挑衅，在这种情况下，他动了一次手，一拳下去，就把一个人打死了。从此以后，我大哥就不敢再动手了，在家中不敢打小孩，在外边不敢与人打耍，于是别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牛。他这有拳术却不还手的名气一传出去，就惹得附近村子里一群泼皮跃跃欲试。某天他外出正在路上走着，碰上一个人对他说：“你过来一下。”他跟着那人走到一个土壕边，只见一群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绊倒他，一起把他拉下土壕，向他乱打乱踢。他只是向他们说：“不要打，不要打。”但却不还手。幸亏一位老者路过碰上，忙上前阻拦，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他是谁你们不知道吗？他是郝老大，人家手动一下还不把你打死，人家脚动一下，还不把你踢死！”这些泼皮一听都吓跑了。我大哥学了拳一辈子未用过。
听我父亲说，有一个拳名叫“美人照镜”，这个拳不是鹞子高三亲自教他的，而是鹞子高三的继任弟子姜老五教的，并向我讲姜老五使计学得“美人照镜”的故事。
鹞子高三有许多徒弟，其中最有作为的是他的传人叫姜老五（乳名姜保）。姜老五是鹞子高三的“及门弟子”。及门弟子的意思，就是能住在师傅家的徒弟，可以一面侍候师傅，做些杂活，一面跟师傅学武术。姜老五16岁拜高三为师，在高三家当徒弟，出则背着褡裢相随，入则洒扫担水，帮助师母做饭，可谓恪尽厥职，十分恭谨。高三也悉心教授，甚为认真。但学了几年，姜老五总觉得意犹未足，一再向师傅提出要学新的。高三无奈，对他实说：“姜保，方今天下未靖，你所学这一身武艺，出去走南闯北，足以防身。你知道江湖上的规矩，功夫没有教完的，不是师傅不教你，是怕你武德不修，将来惹祸啊！”
姜老五早就风闻师傅还有一手绝招，叫做“美人照镜”，但从未见他露过，知道是留一手，不愿教给徒弟。姜老五已出师，仍赖着不走，思考如何设计学得绝技，想着想着就想到师娘身上。因此，他一天天卖力地干家务活，对师傅不再教他也不强求。高三也由着他，既不再教武艺，也不说什么。有一天，高三外出，姜老五没有跟随，留在家中。师娘在灶上蒸馍，姜老五烧火。姜老五这天面对师娘，一面拉着风箱，一面思忖道，师娘跟师傅相亲相爱，又是个练武的，师傅的绝招“美人照镜”她岂有不知？想到这里，心生一计，便风言风语，拿话撩拨她。师娘一听，这徒弟趁师傅不在，竟敢无礼？随手端了滚烫的馍笼向姜老五脸上打去。老五把笼拨到一边，仍挑衅说：“师娘的那两下不行！”师娘又拾起葫芦瓢，从锅里舀了一瓢开水向老五泼去，仍被他躲过了。师母徒弟便到后院交手对打起来。两人的拳路，都是传自高三，正是棋逢对手，谁也占不了上风。打了多少回合，还是势均力敌。正是难分难解之时，练拳的妇女，三寸金莲穿的是铁鞋，只见师娘一下把双手扑到姜老五的脚面，倒立起来，用脚从背后一挑，铁鞋正打在老五的眼睛上，一下子把姜老五打得昏了过去。停了一会，姜老五从地上爬起来，眼睛已经肿了起来。若不是练得一身武功，躲闪得快，一双眼睛早就被师娘踢瞎。姜老五知道师娘的这一招，正是师傅保留的绝招“美人照镜”了，于是忍着疼痛，纳头便拜，口称：“谢谢师娘！”师母这才省悟，并不是徒弟无礼，而是来赚她的武艺的。高三回来听说此事，觉得徒弟学艺志坚，既然已知道了，就索性把“美人照镜”传给了他。
我父亲讲这段“姜老五偷学绝技”，真讲得绘声绘色，颇像一篇武术传奇，我们孩子们听得如醉如痴，个个入神，几乎都想让父亲表演一下，以开眼界。稍大以后，我想父亲讲的姜老五偷学绝技，可能有所夸张，其目的是鼓励后辈修文习武，奋发图强的意思。
以后，我父亲考进清朝在西安的讲武堂，即清朝政府设立的军事学校，毕业后成为“新军”的一名军官。接着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长辈们说，他早就是一个会党，因为出门远行常常可以不带盘缠而沿途都有人接待。北方的会党是洪帮，哥老会的一个派系。孙中山准备起义的秘密组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会党来建立联系的，而且“新军”正是这些秘密革命组织集中活动的据点。以他一向豪放的性格特征，我估计他大约就在出门学习武功时结交了一帮江湖朋友，加入了洪帮，进而成为秘密组织的一员。我们家乡，这种会党成员被称为“褐子客”，据说是因为他们常常穿褐色服装的缘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由武昌起义，推翻清朝政府。10月22日，陕西成立秦陇复汉军，在张凤翙、张云山率领下反对清朝，民众将这次革命称作“反正”，目标直指清朝陕甘总督长庚，攻打总督府。总督府当时称满城，也就是现在西安的新城。辛亥革命时我父亲正在讲武堂。张凤翙率秦陇复汉军攻打满城不利，攻不进去，他想到讲武堂，让讲武堂的人组织了个敢死队，其中就有我父亲。我父亲从拳师鹞子高三那里学的武功现在用上了。攻城开始，只见他第一个飞跃上了城墙，砍倒了几个戴红缨帽子的满兵，这时别人也跟着上了城墙，打开城门，秦陇复汉军占了满城，我父亲立功并被载入史册。
可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夺去了，他撤了陕西都督张凤翙的职务，委派他的爪牙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引起陕西革命党人士反对。在此情况下，父亲愤然辞去军官职务返回家乡，在栎阳镇开了一个既能放马车又可住人、俗称“骡马大店”的旅店，以此结交来往革命党人、哥老会兄弟。
我父亲不当军官了，但他还是洪帮的成员，利用这个骡马大店，让江湖上来来往往的人住下，还备四套车专门接待江湖上的人，并与他们在大店的场地上切磋拳术和练功比武。陕西关中把在大店里练武叫“坐堆子”。通过坐堆子结识了许多朋友，结拜兄弟，其中有井勿幕、井岳秀、杨虎城、史可轩、魏野畴、惠又光，一个绰号叫李烟杆子的李德升等13人，这13人就是杨虎城部队的创始人。结拜时按结盟序齿排列，我父亲为第六，从此在江湖上称父亲为六哥，李德升为大哥，杨虎城比我父亲小，他见了我父亲一直称六哥。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贫，只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就辍学了，辍学后当童工。清朝末年与当地农民组织中秋会，自任领袖，其纲领为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同生共死等。到1911年该会已发展到数百人。继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陕西也爆发反满革命，杨虎城立即响应，率领中秋会部分人员参加到秦陇反满复汉军的行列，为击败清军的战斗作出了贡献。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夺，陕西部队也落入袁世凯爪牙之手。杨虎城看到农民们没有真正得到利益，部队内部腐败，战争复起，甚为痛心，毅然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乡。1913年，在他的家乡蒲城，率领农民抗租抗粮，打死了地方恶霸李桢，组织起一支反抗暴政的农民武装——蒲城县东乡民团（因为这支农民武装戴着红帽圈，人们称这支部队为“红帽圈”）。1914年杨虎城率领这支农民武装驻扎栎阳，并约我父亲参加，父亲同意了。
创建了部队没有枪，李烟杆子从北洋军阀那里抢了一部分枪，我父亲将家里的地卖了50亩，买了部分枪，但只能装备一个营。于是杨虎城把搞枪的任务交给我父亲，要我父亲为部队造枪。我父亲就当杨虎城的第一任“军械局长”，造出一个栎阳造的步枪来。当时我国使用的枪称七九步枪，是汉阳兵工厂造的，人们称这种枪为“汉阳造”。杨虎城要我父亲仿照“汉阳造”在栎阳把枪造出来，这种枪名为“栎阳造”。我父亲接受了这一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之后，派了邻村的张剑颖去完成。张剑颖到汉阳，经动员请到了一位有造枪技术的老工人。这位老工人造枪技术高，很快把枪造出来了。我父亲拿起枪一看，外表很像汉阳造，就是没有来复线。没有来复线，仍是土枪。经询问，这位工人说他来时把造来复线的机器拿不出来。这个能钻出来复线的钻头像个枣核，因此工人习惯叫“枣核”。我父亲又派人去汉阳兵工厂偷来了钻来复线的“枣核”，造枪的问题解决了，枪造成了起名“栎阳造”。“栎阳造”的样子与“汉阳造”完全一样，就是质量比“汉阳造”要差，打几排子弹之后枪筒发热。但不论怎么它也是快枪了。以后，我家雇的造大车的铁匠四娃，有炼钢技术，他就自己炼钢，并仿照“枣核”，也造出了“枣核”。三原武字区闹革命，建立苏区时，黄可翔兄弟们就把造枪所搬到武字区通神沟，在那里办起了造枪所这个地下工厂，造出的枪仍称“栎阳造”。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杨虎城部队中还有三个连仍用“栎阳造”这种武器。我父亲武艺高超，又是推翻清朝政府攻陷满城的勇士，冲锋陷阵的英雄，哪能留在后方，他向杨虎城提出建议，于是被任命为预备连的连长。
1915年5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9月1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12月，袁世凯下令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暴行帝制”，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并亲自领导反袁斗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在全国掀起讨袁的形势下，陕西和全国一样，义军四起，驱逐袁世凯在陕爪牙陆建章。杨虎城、井勿幕立即响应，率红帽圈民团截击袁军。讨袁胜利结束，陕西整编军队，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为营长，我父亲为连长。
讨袁胜利后，全国的军政大权落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陕西军权被段祺瑞爪牙陈树藩夺去。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起了护法旗帜，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出师北伐北洋军阀段祺瑞。陕西以于右任、井勿幕为首建立靖国军，于右任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县。杨虎城率所部参加了靖国军，被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杨任司令，部队仍驻栎阳。这时部队只有300支枪，其中有200支是我父亲负责制造的“栎阳造”。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段祺瑞垮台，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取而代之。吴佩孚派阎相文来陕，代陈树藩为督军，阎相文率吴新田、冯玉祥等入陕。直系军阀对靖国军采取了分化与收编政策。第一路司令郭坚被冯玉祥骗去杀害，第二路司令曹世英、四路司令胡景翼、五路司令高峻等陆续接受改编，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变成了光杆司令，总司令部已不存在了。唯一的靖国军部队只剩下杨虎城这支部队了。杨虎城在危急关头，坚持靖国军的旗帜不倒，他把这支部队带到陕北，使部队得以保存。
1922年，杨虎城将部队拉到武功县，当时武功有陕军一个营，此时已归直系军阀。由我父亲率领登城打败了守城之军队，占据了武功县城，并将于右任迎到武功驻地，重新建立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任命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部队改编为四个团。这时得到一个信息，甘军郭洪涛由北京北洋政府那里领到一批军械，计有32辆马车之多，途经扶风县法门寺西运。杨得知这一信息高兴地说：“这正好是给我们送上门了！”立即派我父亲挑选会拳术的勇士前往，很顺利地截获了这32辆马车武器，计有步枪1000余支，子弹60万发，一下子部队装备起来了。
直系军阀为消灭靖国军杨虎城部，派阎治堂、郭金榜、柴云升等部3万余众前来围剿。经过20天激战，杨部终于冲出重围，辗转到达陕北投奔与于右任、杨虎城关系密切的井勿幕之胞弟井岳秀，以为保存一支西北的革命种子。到陕北时，部队只剩下三个连的兵力，其中我父亲这个连是唯一完整的连，成了杨虎城的主力。经与井岳秀商定，杨虎城下野，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副，下编三个营，我父亲仍为连长。部队分驻定边、靖边、横山等地。
我父亲与许多共产党人，如魏野畴、史可轩、黄子祥等关系密切，其中还有一人就是我的干大（义父）王福祥。按我们家乡那里的风俗，当娃生下来满月的这一天，把娃抱出去撞干大，撞到谁就认谁为干大。1914年我出生满月的这天，选了个吉利的时辰，家人抱着我出了栎阳城，正碰上我父亲同王福祥一起从那边过来，于是就认了王福祥为干大。王福祥家住在距离我们郝邢村只有二里地的三义村，老家山东，俗称山东客。我这位干大也是个军人，在黄埔军校尚未办之前，就到了韶关，在那里一所军事学校学习。1924年4月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开学，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我干大王福祥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并参加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学习了六七个月毕业回来。这时我父亲还在陕北，仍任杨虎城部队独立连的连长。我干大去陕北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让他担任了这个独立连的大排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大排长？按当时的军队一个连有大排长、二排长、三排长，不是一排、二排、三排之分，而是职称。所谓大排长是在连长出缺时，由大排长代替连长职务，也可以说是个副连级的排长。
我干大从黄埔军校回来先到我家，我清楚地记得，他带着一个洋学生的干娘，剪发、大脚、穿裙子。我干娘是我们那个古老农村的第一位洋学生媳妇，大家都很稀奇，致使围观，小孩更是紧跟不离。我的这位干娘上过西安尊德学校，以后又上了护士学校，在西安广仁医院里当护士长。
我父亲与共产党人接触早，就是从我干大王福祥那里知道共产党的。他那时只是认为这些人勇敢、义气、能打天下，把旧的推翻，创建新的，也就是认为他们是反叛者或草莽英雄。由于我父亲的这种思想，对于共产党人向他公开讲共产党也不反对，好像还支持。我干大到了陕北，奉命打了三边天主教堂，发生了三边天主教堂事件。
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来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地区传教，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主教在三边地区发展了六所教堂。三边天主教堂勾结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并拥有大量武器弹药，私设法庭，任意逮捕和审讯群众，轻则辱骂、罚款，重则鞭挞、监禁以至处死。当地人民对天主教堂早已恨之入骨。清朝，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影响下或由义和团勇士的参与下曾经发生过多起反教堂事件。我干大到陕北后，在打倒列强和群众反对天主教堂的呼声中，奉党的指示，采取行动攻打教堂。我干大向我父亲讲，教堂里有洋人的枪，我们攻打教堂，把洋人的枪搞到手，武装自己部队。我父亲当时不能说同意打，也不能说不同意打。就我父亲在江湖上洪帮的宗教思想是和义和团一致的，只要打洋人，他都是愿意的。没有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周密部署就仓促决定带部队去攻打教堂。打的时候不得手，教堂里枪很多，攻不进去。最后采用火攻，在教堂周围摞上柴火，点起火将陕北著名的天主教堂烧了，把教堂里的枪搞出来。这就是三边天主教堂事件。但洋人自己住的高楼没有攻下就撤了，人家有无线电台，报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国家向中国提出抗议，要求赔偿，严肃处理，这就是所谓“洋务”。当时中国当政的是曹锟、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他们媚外卖国，就向陕西提出追查。上边要追查，井岳秀这时也变坏了，逼着杨虎城非办此案不可。杨虎城向井岳秀（井十）说：“办这案把六哥（我父亲）拿出来（指枪毙）不行。”最后他们决定，将我义父王福祥枪毙，给我父亲以失职予以撤销连长职务处分。
王福祥人长得非常魁梧，而且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当时这样的军事人才极缺，枪毙他杨虎城等都认为非常可惜，连井十也认为可惜。临枪毙时，给他身上插了亡命标，送给他三大碗酒，我义父一饮而尽，观看的万人都流了泪，哭声不绝。临枪毙时问我义父还有啥话要说，我义父没有说什么，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义父就是这样死的。我年轻时，每年都要去他家拜年，一直到离开家，解放后王夫人还在，听说在部队工作。
1925年杨虎城率部返回关中，驻扎三原、耀县一线。此时，杨虎城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我父亲被撤职回到家中，在我家的客厅临时扎了一间房子住着。这时我已上学，每次放学回家，都要到他的房里向他鞠躬。有一次从学校上完自习回家，突然得了急病，疼得受不了，我父亲把我抱到他的床上，给我脱鞋，鞋太小，使劲才脱下来，一看脚都红了。我父亲发了脾气说，怎么给娃穿双这么小的鞋呀！我还是疼得受不了，那时他抽大烟（鸦片），就对着我喷了一口烟，片刻就不疼了。旧社会农村常用鸦片烟止痛。
刘镇华原系河南嵩县人，早年纠合了一伙土匪，号称镇嵩军，蹂躏河南人民。1918年2月，刘镇华与陕西督军陈树藩互相勾结，流入陕西，并以帮助陈攻打靖国军为条件，攫取了陕西省长的职位。1921年7月，刘镇华反转来帮助直系军阀赶走了陈树藩，并乘冯玉祥出关参加直奉战争，轻而易举地当了陕西省督军和省长，独揽陕西军政大权。直奉战争结束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正式任命他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残酷压榨蹂躏着陕西人民，他的部队镇嵩军本是土匪，所到之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十室九空，人民称之为无恶不作的魔鬼。因此，刘镇华从1918年一入陕，就为陕西人民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各行各界纷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驱逐刘镇华的斗争。经过长期斗争，终于1925年3月22日下台，被赶出陕西。
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刘镇华，在吴佩孚、张作霖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收集残兵败将，于1926年春，率领镇嵩军八个师兵力，由潼关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1926年4月国民军第三军改为陕军，杨虎城率陕军三个旅5000人由三原进入西安，与李虎臣率二军4000人共同组织守城，公推李虎臣为司令，杨虎城为副司令，指导守城事宜，并订出防守计划，决定杨部守东、北两门，李部守南门，另一部陕军守西门，分头抗击镇嵩军。
我父亲这个人，人物很小，名气很大，许多大仗、硬仗都是他打的。推翻清朝的反正，攻打“满城”，是他第一个跃上了城墙；1922年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旗不倒，把部队拉到陕北，去陕北之前先打下武功，也是我父亲登城打开城门的。现在面临守西安这一艰巨任务，杨虎城必然想到我父亲，他亲自登门请我父亲。我父亲见了杨虎城，还在生气，向杨虎城发了脾气。杨虎城向他赔了情，并说大敌当前，应齐心协力对敌为重，守城离不了六哥，于是委任我父亲为守北城墙的指挥。一提打仗，我父亲满口答应，与杨虎城一起去了西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西安城八个月，打退凶残的镇嵩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立了不少战功。1926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的北伐，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誓师后立即率部队两路入陕，将刘镇华的镇嵩军赶出陕西，使围困达八月之久的西安得以解围。我父亲坚守西安立了功，西安解围后，受到冯玉祥总司令的奖赏，冯玉祥还亲自看了父亲利用城墙修的工事，说这是守城的创举，其事在西安市“革命公园”的《坚守西安纪念碑》上有所记载。
我父亲以后常向我们讲他指挥守城所创造的战术。他利用非常宽厚的城墙为工事，将城墙挖通，在城墙内盘炕垒灶，把吃的用的搬进去，就好像抗日战争抵抗日本的地道一样。我父亲讲防御，说只知死守在那里，敌人来了打倒几个人，不行；防御必须有反冲锋，没有反冲锋，阵地巩固不住。反冲锋在军事学校称逆袭，打反攻，我父亲那时叫反冲锋。我父亲说，防御，不是不打，组织一支精干队伍，几十杆枪，备有大刀，把自己的枪手准备好，从城墙的暗枪眼向外瞭望，敌人冲上来时，不要马上出击，敌人冲锋我们不理，一直等到敌人进到距城墙只有100多公尺，敌人已是“三鼓竭”的时候，则将战斗力最强的力量放出去，一排枪打出去，然后冲锋陷阵，用大刀与敌人白刃战，一下子就把敌人打退了，把敌人的武器、弹药、食粮等夺过来补充自己之所需。我父亲讲，作为一位指挥，指挥好反冲锋，必须善于掌控时机、火候、进展，要把最强的力量用在刀刃上，要背上砍刀，要敢于打白刃战。我父亲率领的独立连是跟杨虎城最初打江山的民团的老底子，帽子上有红圈，是非常剽悍勇敢的“陕西愣娃”，由我父亲率领向刘镇华部进行了多次反冲锋，把刘镇华部打得没有办法。以后，刘镇华部以金钱为引诱，喊话说：“谁杀了郝鹏程，奖赏现洋三万。”仍无效果，不断被我父亲组织力量出击，给予沉重打击。刘镇华气急败坏，查我父亲是哪里人，得知我家住在临潼栎阳郝邢村，我的家就跟着遭了殃。
1926年8月，刘镇华部围西安五个月不下，就派其部下梅发奎和投降刘的麻振武等围攻渭北之三原、高陵、泾阳等县城，并派军队去剿我家。我村有城堡，地处西是高陵、东是栎阳的东西大道上，当时陕军三军的一个营驻栎阳，其中有一个连守我们的村子。这时，我们家除留了少数人看守外，所有的大人小娃、骡马车辆和好多财产都搬到我义父住的三义村暂住。镇嵩军来了一个营，驻扎在三义村西八里的草王村（也有城堡）。镇嵩军和陕军对打并占了三义村。他们要剿我的家，以为我家的财产在驻有军队的那个村子里。于是从三义村和我村对打，因两村距离很近，步枪都可打到，镇嵩军伤亡了一部分。打了一阵，镇嵩军要撤退，不知谁向镇嵩军告密说我家财产在三义村，于是就来抢劫，把我家的财产、骡马、大车全部抢劫一空，侥幸人尚未伤害，我们无家可住了。
我父亲的独立连从陕北返回关中驻防耀县，刘镇华镇嵩军围西安时，独立连去了西安，在耀县有留守，留一名副官和几十杆枪。当我家处于有家不能归，钱财被劫的困难情况下，全家老少就由栎阳向北迁到耀县暂住。
我父亲在西安解围之后，已经是1927年，从西安来到耀县把我们全家又搬回栎阳老家。我们回到家一看，大吃一惊，连人都走不进去了。镇嵩军把我家掘地三尺，堂屋地下埋的银子被挖走，很多古董被抢走，家庭遭到严重破坏。
1927年2月，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杨虎城任军长，杨虎城依然让我父亲任独立连连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人。冯玉祥仍表示愿与共产党和武汉革命政府继续合作，由陕西出师河南与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5月，杨虎城奉命率部东出潼关，我父亲参加了这次北伐。西路北伐，所向披靡。很快消灭了盘踞在河南的军阀，于6月1日会师中原。正当革命形势高涨，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冯玉祥也背叛了革命，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屠杀起共产党了。我父亲的好朋友史可轩被杀害，魏野畴壮烈牺牲，杨虎城上了当，率部队离开陕西，被逼到安徽，处境非常困难，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目睹这一切，使他认识了蒋介石、冯玉祥的反动面貌，劝杨虎城不要追随蒋介石，也不要跟着冯玉祥。杨出国去了日本。
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蒋介石有意拉拢杨虎城，杨虎城未与蒋介石会面就回到当时在山东的部队。部队经过一段整饬训练之后，即进剿刘桂堂（刘黑化）、顾震等土匪，我父亲在剿灭刘桂堂土匪的战役中立了功，被提升为特种营营长。
1929年4月，杨虎城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并安排了蒋介石的亲信马青苑等。我父亲脾气坏，常以杨部创业的功臣自居，对杨虎城不提升他极为不满，对杨虎城接受了蒋介石亲信更为气愤，当面顶撞杨虎城，与之大吵大闹，并脱离部队在徐州经商。事实完全如我父亲所料，部队实权已落到他人手中。到1930年3月蒋、冯战争快结束时，杨虎城奉蒋命调部回陕入关，途经河南洛阳，马青苑等趁机在战场上把他的知心骨干、部下全部暗杀，并把他的军队全部改编，这就完全控制了杨虎城的军事实力。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部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在杨虎城大扩军、大赏功臣之际，就想他的六哥，要对他作一番安排。但我父亲与王一山（杨虎城的参谋长）、冯钦哉（师长，西安事变时投蒋）等人作对，为此又与杨虎城当面争吵，杨虎城只给了他一个挂名领饷的参议名义。我父亲职务不高，却在杨部的上、中层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与孙蔚如、赵寿山、姬汇佰等，特别是赵寿山关系密切。赵部军官和武器，据说大部都是他的老底子。赵寿山、孙蔚如、姬汇佰等除了在生活上给他有些津贴外，并且由姬汇佰等人拿出资本，由我父亲负责，开了一个汇通汽车公司，来往西安至兰州之间，不纳税，不受检查。这个汽车运输公司除了运输一般货物外，主要给商人包运大烟。但为时不久，蒋介石的势力逐渐插入陕西。1933年蒋介石逼走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人南汉宸之后，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销了杨虎城的省政府主席职务。我父亲做的这种特殊生意就关门做不成了。我父亲与他的小老婆就在西安东关几间破房里住下来了。
但他是一个好动的人，不能闲着，又开始学农艺，在灞桥买了几亩地，自己每日钻到地里面种植果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并捉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准备用兵又想到他六哥，开始委任他为南路总指挥，命他率兵经商洛出荆紫关攻豫南。后因周恩来亲临西安，经说服释放蒋介石。赵寿山时为西安市公安局长，他提名让父亲任西安市东关分局局长。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送蒋至南京，立即扣了张学良。同样，对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进行疯狂的打击迫害。杨虎城被迫辞去公职出国考察。我父亲只当了不到两个月的东关公安分局局长，就被蒋介石所派的人接替了，并对他多次迫害。有天晚上派人把他捆绑吊起拷打，将他仅有的三几百元积蓄全部抢走了。我父亲非常气愤，于1937年搬回了临潼栎阳老家，从此以后一直到1949年解放，从我们家的田地划出十几亩，培植果园，在果园里盖了房子，与小老婆一起住在那里，吃在那里。
我父亲很早就与共产党人有接触，以后自己的几个儿子又参加了共产党，到了陕北闹革命；加上他一贯反对蒋介石，因此，他回到家里培植果园，他的住宅实际上就变成了我们党陕西省委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对陕西省委交通巡视员卫平（解放后临潼县委副书记）和地下工作人员，长期进行掩护和接待。很多交通人员和去陕北的人员来往都住在那里。这些人对他也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蒋统一战线的宣传和教育。他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掩护接待我党同志，并不是由于他有了革命的政治觉悟和认识，而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会得天下。另一方面，他是坚决反对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认为共产党会把这些坏蛋打倒给他出气。第三方面，是由于自己的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在陕北做事。
1949年3月，我的家乡解放了，1951年进行民主改革。我父亲对实行土改是赞成的，他同意把土地、财产全部分掉，但在思想上总希望给他在政治上留些面子，希望党对他对地下工作曾出过力这点能有所照顾。但当时土改工作组个别工作人员对他不够了解和谅解，对他进行了斗争。我父亲给我写了信，我接到父亲信后于1951年2月给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写了一封信：
最近接到家父来信，得知我家被当成地主恶霸斗了一次，父亲被工作组同志打了耳光，受到了处罚，祖先牌位被毁掉，门口站起了武装。起初我怀疑这个情况的真实程度。昨日根据由地方上来的同志所谈，得知确系如此。因而我才决心写这封信。我的家庭，是个劳动致富的农业封建家庭，有地200多亩，30口人……这一家庭的成份，我个人的看法，是富农，在当地占有土地数量和生产工具是比较突出的，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铺摊子大而确定了地主成份。……不能因为要满足群众的要求，违背土地政策，上升成份。
习仲勋接到我的信后，于1951年3月1日给西北局发报：“范明反映，接西安电话，他家家具、牌位被砸，他父亲被斗、被打，是找了几件历史陈账等情。据悉范明家庭应订富农成份，他父亲如无大的恶迹可以不斗，对干部家庭应加适当照顾，特别是范明已准备入藏工作，以免影响情绪。是否适当，请考虑决定。”
以后，原陕西省委负责人之一，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对我谈：认为我父亲是西安围城和西安事变的参加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对我党工作人员进行了掩护，因此应当保护。土改时，由西北局通知了我的哥哥郝伯雄，把我父亲从农村家里接到西安，在西安东关故居住下，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助。1955年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成立，我父亲被安排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56年5月逝世。
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好坏各半。在我童年时代，生活在农村家中，他常在外，我很少见到他，十几年之内只见到几次。当我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由于他另娶小老婆，对我的母亲、姐姐和哥哥们都另眼看待，从而使我对他在感情上产生了憎恨之心。1930年他命我长兄回家接我赴上海读书，父子关系有所好转。可是到了1935年，由于姨母的挑拨，父亲停了供我的学费；与此同时，他更加虐待我的母亲，使我与他的父子关系一度恶化。西安事变后，我已参加了革命，得知他在家中掩护我党工作人员，同时又利用他的关系，方便了我党做赵寿山及该部的工作，因而父子关系又比较好转了。
父亲读书不多，但勤于求知，颇善钻研。进过讲武堂之后，尤喜兵法。他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确有很多独特和创新的见解。我年幼时，他给我讲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叫我记下，可惜我当时没有这方面知识，也不重视。以后在革命战争中对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了研究，并从实战中证明以后，才明白他的那些军事经验和见解有很多是合乎朴素唯物辩证军事学的。他不仅学军事，而且学别的，到了晚年，不但能写一笔很好的北魏体字，并且能看懂很多现代政治书籍，还钻研植物栽培和嫁接技术。这些对我也有很大影响。
我父亲爱国，同时也是个旧军官。我崇拜父亲，因为他是神话般英雄人物鹞子高三的徒弟。我后来仍然尊敬他，因为他一身的豪迈气概。他从来不趋炎附势，不向强权低头，不怕困难，勇敢坚强，曾经对清朝和军阀英勇作战，并且成为共产党的挚友。
另一方面，父亲的性情暴躁、目中无人和好喝酒等缺点，对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善于团结同志和性情暴躁等缺点也起了坏的影响，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的父亲年幼好武，在家庭私塾里念了几年书，便辍学习武。
我的家乡，民风好武，有尚武之称。每年到冬季农闲之时，有的地方搞赌博，而我家的青年人则集合到一起练武。当地将练武称“坐堆”，就是20多岁的青年小伙子集中到关帝庙，专门请来拳师给教武术，由大家凑钱管拳师的饭。我家中几辈人都会拳，我父亲的拳术在陕西是有名的，他的师傅是陕西最有名的拳师鹞子高三。
鹞子高三，乳名鸿娃，又名宝童，大名高占魁，因排行为三，习惯称高三，由于武术技艺高超，武林界尊称“鹞子高三”。他是三原陵前人，生于清道光年间，经历了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以少林拳为基础，并取河南、山东、江南、湖北各名拳师之长，创立了高家拳，名震全国武林。传说数丈高的城墙，他能纵身腾空而上，有的说他能飞檐走壁，从窗户飞出去，还有人说，他能贴墙挂画，从城墙下跳起如飞，像鸟落在地上，也有人说他最绝的是“美女照镜”，能够背身一脚制伏对方。鹞子高三清末活动于北方各省，并在渭北各地收徒传授拳术，活到92岁高寿而辞世。我的父亲和大哥郝如泉（郝隆光长子）就是鹞子高三的徒弟。他们学拳是很刻苦的，腿上要戴着铁瓦、铁沙，一直戴三年不能取下，就是晚上睡觉都不得取下来。这样练功，当将铁瓦、铁沙取下时人就飞起来了，一跃而跳到房上，走路像猫一样轻，成了飞毛腿。再一点是学点穴术。
我大哥郝如泉，拳学得最好，特别对点穴很精，比我父亲还学得好，可是一生不敢动手，是很有趣味的事。这位大哥身体魁梧，力如猛虎，五斗麦的装子（约150斤）可以一手提一个，或者把两个装子撂到肩上，扛着就走。
民间把秦腔叫唱大戏，把皮影叫灯影戏，把清唱叫自乐班，农村庙会或者老人逝世过三年都要唱戏。一个地方晚上唱戏，周围十多里以外的人都来看戏，一下子看戏人就有好几万之众，隆重得很啊！晚上看戏多是赶着马车来的，一下子几百辆大车，拉着婆娘娃娃，从四面八方来，一帮一帮的，因为人多拥挤，常发生口角就打了起来。当时有个规矩，不能在戏场上打，要打架就点个地方，双方把人拉出去到一空地上打，打时不准械斗，不准使用暗器。我这个大哥从来不参加这种打群架。有一次，一些年轻好斗者不断向他挑衅，在这种情况下，他动了一次手，一拳下去，就把一个人打死了。从此以后，我大哥就不敢再动手了，在家中不敢打小孩，在外边不敢与人打耍，于是别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牛。他这有拳术却不还手的名气一传出去，就惹得附近村子里一群泼皮跃跃欲试。某天他外出正在路上走着，碰上一个人对他说：“你过来一下。”他跟着那人走到一个土壕边，只见一群人一起动手，用绳索绊倒他，一起把他拉下土壕，向他乱打乱踢。他只是向他们说：“不要打，不要打。”但却不还手。幸亏一位老者路过碰上，忙上前阻拦，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他是谁你们不知道吗？他是郝老大，人家手动一下还不把你打死，人家脚动一下，还不把你踢死！”这些泼皮一听都吓跑了。我大哥学了拳一辈子未用过。
听我父亲说，有一个拳名叫“美人照镜”，这个拳不是鹞子高三亲自教他的，而是鹞子高三的继任弟子姜老五教的，并向我讲姜老五使计学得“美人照镜”的故事。
鹞子高三有许多徒弟，其中最有作为的是他的传人叫姜老五（乳名姜保）。姜老五是鹞子高三的“及门弟子”。及门弟子的意思，就是能住在师傅家的徒弟，可以一面侍候师傅，做些杂活，一面跟师傅学武术。姜老五16岁拜高三为师，在高三家当徒弟，出则背着褡裢相随，入则洒扫担水，帮助师母做饭，可谓恪尽厥职，十分恭谨。高三也悉心教授，甚为认真。但学了几年，姜老五总觉得意犹未足，一再向师傅提出要学新的。高三无奈，对他实说：“姜保，方今天下未靖，你所学这一身武艺，出去走南闯北，足以防身。你知道江湖上的规矩，功夫没有教完的，不是师傅不教你，是怕你武德不修，将来惹祸啊！”
姜老五早就风闻师傅还有一手绝招，叫做“美人照镜”，但从未见他露过，知道是留一手，不愿教给徒弟。姜老五已出师，仍赖着不走，思考如何设计学得绝技，想着想着就想到师娘身上。因此，他一天天卖力地干家务活，对师傅不再教他也不强求。高三也由着他，既不再教武艺，也不说什么。有一天，高三外出，姜老五没有跟随，留在家中。师娘在灶上蒸馍，姜老五烧火。姜老五这天面对师娘，一面拉着风箱，一面思忖道，师娘跟师傅相亲相爱，又是个练武的，师傅的绝招“美人照镜”她岂有不知？想到这里，心生一计，便风言风语，拿话撩拨她。师娘一听，这徒弟趁师傅不在，竟敢无礼？随手端了滚烫的馍笼向姜老五脸上打去。老五把笼拨到一边，仍挑衅说：“师娘的那两下不行！”师娘又拾起葫芦瓢，从锅里舀了一瓢开水向老五泼去，仍被他躲过了。师母徒弟便到后院交手对打起来。两人的拳路，都是传自高三，正是棋逢对手，谁也占不了上风。打了多少回合，还是势均力敌。正是难分难解之时，练拳的妇女，三寸金莲穿的是铁鞋，只见师娘一下把双手扑到姜老五的脚面，倒立起来，用脚从背后一挑，铁鞋正打在老五的眼睛上，一下子把姜老五打得昏了过去。停了一会，姜老五从地上爬起来，眼睛已经肿了起来。若不是练得一身武功，躲闪得快，一双眼睛早就被师娘踢瞎。姜老五知道师娘的这一招，正是师傅保留的绝招“美人照镜”了，于是忍着疼痛，纳头便拜，口称：“谢谢师娘！”师母这才省悟，并不是徒弟无礼，而是来赚她的武艺的。高三回来听说此事，觉得徒弟学艺志坚，既然已知道了，就索性把“美人照镜”传给了他。
我父亲讲这段“姜老五偷学绝技”，真讲得绘声绘色，颇像一篇武术传奇，我们孩子们听得如醉如痴，个个入神，几乎都想让父亲表演一下，以开眼界。稍大以后，我想父亲讲的姜老五偷学绝技，可能有所夸张，其目的是鼓励后辈修文习武，奋发图强的意思。
以后，我父亲考进清朝在西安的讲武堂，即清朝政府设立的军事学校，毕业后成为“新军”的一名军官。接着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长辈们说，他早就是一个会党，因为出门远行常常可以不带盘缠而沿途都有人接待。北方的会党是洪帮，哥老会的一个派系。孙中山准备起义的秘密组织，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会党来建立联系的，而且“新军”正是这些秘密革命组织集中活动的据点。以他一向豪放的性格特征，我估计他大约就在出门学习武功时结交了一帮江湖朋友，加入了洪帮，进而成为秘密组织的一员。我们家乡，这种会党成员被称为“褐子客”，据说是因为他们常常穿褐色服装的缘故。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由武昌起义，推翻清朝政府。10月22日，陕西成立秦陇复汉军，在张凤翙、张云山率领下反对清朝，民众将这次革命称作“反正”，目标直指清朝陕甘总督长庚，攻打总督府。总督府当时称满城，也就是现在西安的新城。辛亥革命时我父亲正在讲武堂。张凤翙率秦陇复汉军攻打满城不利，攻不进去，他想到讲武堂，让讲武堂的人组织了个敢死队，其中就有我父亲。我父亲从拳师鹞子高三那里学的武功现在用上了。攻城开始，只见他第一个飞跃上了城墙，砍倒了几个戴红缨帽子的满兵，这时别人也跟着上了城墙，打开城门，秦陇复汉军占了满城，我父亲立功并被载入史册。
可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夺去了，他撤了陕西都督张凤翙的职务，委派他的爪牙陆建章接任陕西都督，引起陕西革命党人士反对。在此情况下，父亲愤然辞去军官职务返回家乡，在栎阳镇开了一个既能放马车又可住人、俗称“骡马大店”的旅店，以此结交来往革命党人、哥老会兄弟。
我父亲不当军官了，但他还是洪帮的成员，利用这个骡马大店，让江湖上来来往往的人住下，还备四套车专门接待江湖上的人，并与他们在大店的场地上切磋拳术和练功比武。陕西关中把在大店里练武叫“坐堆子”。通过坐堆子结识了许多朋友，结拜兄弟，其中有井勿幕、井岳秀、杨虎城、史可轩、魏野畴、惠又光，一个绰号叫李烟杆子的李德升等13人，这13人就是杨虎城部队的创始人。结拜时按结盟序齿排列，我父亲为第六，从此在江湖上称父亲为六哥，李德升为大哥，杨虎城比我父亲小，他见了我父亲一直称六哥。
杨虎城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贫，只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就辍学了，辍学后当童工。清朝末年与当地农民组织中秋会，自任领袖，其纲领为打富济贫，扶弱抑强，同生共死等。到1911年该会已发展到数百人。继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陕西也爆发反满革命，杨虎城立即响应，率领中秋会部分人员参加到秦陇反满复汉军的行列，为击败清军的战斗作出了贡献。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夺，陕西部队也落入袁世凯爪牙之手。杨虎城看到农民们没有真正得到利益，部队内部腐败，战争复起，甚为痛心，毅然离开了部队回到家乡。1913年，在他的家乡蒲城，率领农民抗租抗粮，打死了地方恶霸李桢，组织起一支反抗暴政的农民武装——蒲城县东乡民团（因为这支农民武装戴着红帽圈，人们称这支部队为“红帽圈”）。1914年杨虎城率领这支农民武装驻扎栎阳，并约我父亲参加，父亲同意了。
创建了部队没有枪，李烟杆子从北洋军阀那里抢了一部分枪，我父亲将家里的地卖了50亩，买了部分枪，但只能装备一个营。于是杨虎城把搞枪的任务交给我父亲，要我父亲为部队造枪。我父亲就当杨虎城的第一任“军械局长”，造出一个栎阳造的步枪来。当时我国使用的枪称七九步枪，是汉阳兵工厂造的，人们称这种枪为“汉阳造”。杨虎城要我父亲仿照“汉阳造”在栎阳把枪造出来，这种枪名为“栎阳造”。我父亲接受了这一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之后，派了邻村的张剑颖去完成。张剑颖到汉阳，经动员请到了一位有造枪技术的老工人。这位老工人造枪技术高，很快把枪造出来了。我父亲拿起枪一看，外表很像汉阳造，就是没有来复线。没有来复线，仍是土枪。经询问，这位工人说他来时把造来复线的机器拿不出来。这个能钻出来复线的钻头像个枣核，因此工人习惯叫“枣核”。我父亲又派人去汉阳兵工厂偷来了钻来复线的“枣核”，造枪的问题解决了，枪造成了起名“栎阳造”。“栎阳造”的样子与“汉阳造”完全一样，就是质量比“汉阳造”要差，打几排子弹之后枪筒发热。但不论怎么它也是快枪了。以后，我家雇的造大车的铁匠四娃，有炼钢技术，他就自己炼钢，并仿照“枣核”，也造出了“枣核”。三原武字区闹革命，建立苏区时，黄可翔兄弟们就把造枪所搬到武字区通神沟，在那里办起了造枪所这个地下工厂，造出的枪仍称“栎阳造”。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杨虎城部队中还有三个连仍用“栎阳造”这种武器。我父亲武艺高超，又是推翻清朝政府攻陷满城的勇士，冲锋陷阵的英雄，哪能留在后方，他向杨虎城提出建议，于是被任命为预备连的连长。
1915年5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9月1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12月，袁世凯下令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暴行帝制”，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并亲自领导反袁斗争。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在全国掀起讨袁的形势下，陕西和全国一样，义军四起，驱逐袁世凯在陕爪牙陆建章。杨虎城、井勿幕立即响应，率红帽圈民团截击袁军。讨袁胜利结束，陕西整编军队，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为营长，我父亲为连长。
讨袁胜利后，全国的军政大权落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陕西军权被段祺瑞爪牙陈树藩夺去。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起了护法旗帜，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出师北伐北洋军阀段祺瑞。陕西以于右任、井勿幕为首建立靖国军，于右任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县。杨虎城率所部参加了靖国军，被编为第三路第一支队，杨任司令，部队仍驻栎阳。这时部队只有300支枪，其中有200支是我父亲负责制造的“栎阳造”。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段祺瑞垮台，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取而代之。吴佩孚派阎相文来陕，代陈树藩为督军，阎相文率吴新田、冯玉祥等入陕。直系军阀对靖国军采取了分化与收编政策。第一路司令郭坚被冯玉祥骗去杀害，第二路司令曹世英、四路司令胡景翼、五路司令高峻等陆续接受改编，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变成了光杆司令，总司令部已不存在了。唯一的靖国军部队只剩下杨虎城这支部队了。杨虎城在危急关头，坚持靖国军的旗帜不倒，他把这支部队带到陕北，使部队得以保存。
1922年，杨虎城将部队拉到武功县，当时武功有陕军一个营，此时已归直系军阀。由我父亲率领登城打败了守城之军队，占据了武功县城，并将于右任迎到武功驻地，重新建立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任命杨虎城为靖国军第三路司令，部队改编为四个团。这时得到一个信息，甘军郭洪涛由北京北洋政府那里领到一批军械，计有32辆马车之多，途经扶风县法门寺西运。杨得知这一信息高兴地说：“这正好是给我们送上门了！”立即派我父亲挑选会拳术的勇士前往，很顺利地截获了这32辆马车武器，计有步枪1000余支，子弹60万发，一下子部队装备起来了。
直系军阀为消灭靖国军杨虎城部，派阎治堂、郭金榜、柴云升等部3万余众前来围剿。经过20天激战，杨部终于冲出重围，辗转到达陕北投奔与于右任、杨虎城关系密切的井勿幕之胞弟井岳秀，以为保存一支西北的革命种子。到陕北时，部队只剩下三个连的兵力，其中我父亲这个连是唯一完整的连，成了杨虎城的主力。经与井岳秀商定，杨虎城下野，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李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团副，下编三个营，我父亲仍为连长。部队分驻定边、靖边、横山等地。
我父亲与许多共产党人，如魏野畴、史可轩、黄子祥等关系密切，其中还有一人就是我的干大（义父）王福祥。按我们家乡那里的风俗，当娃生下来满月的这一天，把娃抱出去撞干大，撞到谁就认谁为干大。1914年我出生满月的这天，选了个吉利的时辰，家人抱着我出了栎阳城，正碰上我父亲同王福祥一起从那边过来，于是就认了王福祥为干大。王福祥家住在距离我们郝邢村只有二里地的三义村，老家山东，俗称山东客。我这位干大也是个军人，在黄埔军校尚未办之前，就到了韶关，在那里一所军事学校学习。1924年4月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官学校开学，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我干大王福祥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并参加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学习了六七个月毕业回来。这时我父亲还在陕北，仍任杨虎城部队独立连的连长。我干大去陕北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让他担任了这个独立连的大排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大排长？按当时的军队一个连有大排长、二排长、三排长，不是一排、二排、三排之分，而是职称。所谓大排长是在连长出缺时，由大排长代替连长职务，也可以说是个副连级的排长。
我干大从黄埔军校回来先到我家，我清楚地记得，他带着一个洋学生的干娘，剪发、大脚、穿裙子。我干娘是我们那个古老农村的第一位洋学生媳妇，大家都很稀奇，致使围观，小孩更是紧跟不离。我的这位干娘上过西安尊德学校，以后又上了护士学校，在西安广仁医院里当护士长。
我父亲与共产党人接触早，就是从我干大王福祥那里知道共产党的。他那时只是认为这些人勇敢、义气、能打天下，把旧的推翻，创建新的，也就是认为他们是反叛者或草莽英雄。由于我父亲的这种思想，对于共产党人向他公开讲共产党也不反对，好像还支持。我干大到了陕北，奉命打了三边天主教堂，发生了三边天主教堂事件。
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来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地区传教，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主教在三边地区发展了六所教堂。三边天主教堂勾结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绅，并拥有大量武器弹药，私设法庭，任意逮捕和审讯群众，轻则辱骂、罚款，重则鞭挞、监禁以至处死。当地人民对天主教堂早已恨之入骨。清朝，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影响下或由义和团勇士的参与下曾经发生过多起反教堂事件。我干大到陕北后，在打倒列强和群众反对天主教堂的呼声中，奉党的指示，采取行动攻打教堂。我干大向我父亲讲，教堂里有洋人的枪，我们攻打教堂，把洋人的枪搞到手，武装自己部队。我父亲当时不能说同意打，也不能说不同意打。就我父亲在江湖上洪帮的宗教思想是和义和团一致的，只要打洋人，他都是愿意的。没有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周密部署就仓促决定带部队去攻打教堂。打的时候不得手，教堂里枪很多，攻不进去。最后采用火攻，在教堂周围摞上柴火，点起火将陕北著名的天主教堂烧了，把教堂里的枪搞出来。这就是三边天主教堂事件。但洋人自己住的高楼没有攻下就撤了，人家有无线电台，报到他们的国家，他们国家向中国提出抗议，要求赔偿，严肃处理，这就是所谓“洋务”。当时中国当政的是曹锟、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他们媚外卖国，就向陕西提出追查。上边要追查，井岳秀这时也变坏了，逼着杨虎城非办此案不可。杨虎城向井岳秀（井十）说：“办这案把六哥（我父亲）拿出来（指枪毙）不行。”最后他们决定，将我义父王福祥枪毙，给我父亲以失职予以撤销连长职务处分。
王福祥人长得非常魁梧，而且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当时这样的军事人才极缺，枪毙他杨虎城等都认为非常可惜，连井十也认为可惜。临枪毙时，给他身上插了亡命标，送给他三大碗酒，我义父一饮而尽，观看的万人都流了泪，哭声不绝。临枪毙时问我义父还有啥话要说，我义父没有说什么，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的义父就是这样死的。我年轻时，每年都要去他家拜年，一直到离开家，解放后王夫人还在，听说在部队工作。
1925年杨虎城率部返回关中，驻扎三原、耀县一线。此时，杨虎城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我父亲被撤职回到家中，在我家的客厅临时扎了一间房子住着。这时我已上学，每次放学回家，都要到他的房里向他鞠躬。有一次从学校上完自习回家，突然得了急病，疼得受不了，我父亲把我抱到他的床上，给我脱鞋，鞋太小，使劲才脱下来，一看脚都红了。我父亲发了脾气说，怎么给娃穿双这么小的鞋呀！我还是疼得受不了，那时他抽大烟（鸦片），就对着我喷了一口烟，片刻就不疼了。旧社会农村常用鸦片烟止痛。
刘镇华原系河南嵩县人，早年纠合了一伙土匪，号称镇嵩军，蹂躏河南人民。1918年2月，刘镇华与陕西督军陈树藩互相勾结，流入陕西，并以帮助陈攻打靖国军为条件，攫取了陕西省长的职位。1921年7月，刘镇华反转来帮助直系军阀赶走了陈树藩，并乘冯玉祥出关参加直奉战争，轻而易举地当了陕西省督军和省长，独揽陕西军政大权。直奉战争结束后，北京直系军阀政府正式任命他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残酷压榨蹂躏着陕西人民，他的部队镇嵩军本是土匪，所到之处，横行霸道，奸淫掳掠，烧杀抢劫，十室九空，人民称之为无恶不作的魔鬼。因此，刘镇华从1918年一入陕，就为陕西人民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各行各界纷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驱逐刘镇华的斗争。经过长期斗争，终于1925年3月22日下台，被赶出陕西。
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刘镇华，在吴佩孚、张作霖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收集残兵败将，于1926年春，率领镇嵩军八个师兵力，由潼关入陕，围攻西安，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1926年4月国民军第三军改为陕军，杨虎城率陕军三个旅5000人由三原进入西安，与李虎臣率二军4000人共同组织守城，公推李虎臣为司令，杨虎城为副司令，指导守城事宜，并订出防守计划，决定杨部守东、北两门，李部守南门，另一部陕军守西门，分头抗击镇嵩军。
我父亲这个人，人物很小，名气很大，许多大仗、硬仗都是他打的。推翻清朝的反正，攻打“满城”，是他第一个跃上了城墙；1922年杨虎城坚持靖国军旗不倒，把部队拉到陕北，去陕北之前先打下武功，也是我父亲登城打开城门的。现在面临守西安这一艰巨任务，杨虎城必然想到我父亲，他亲自登门请我父亲。我父亲见了杨虎城，还在生气，向杨虎城发了脾气。杨虎城向他赔了情，并说大敌当前，应齐心协力对敌为重，守城离不了六哥，于是委任我父亲为守北城墙的指挥。一提打仗，我父亲满口答应，与杨虎城一起去了西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西安城八个月，打退凶残的镇嵩军一次又一次进攻，立了不少战功。1926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的北伐，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誓师后立即率部队两路入陕，将刘镇华的镇嵩军赶出陕西，使围困达八月之久的西安得以解围。我父亲坚守西安立了功，西安解围后，受到冯玉祥总司令的奖赏，冯玉祥还亲自看了父亲利用城墙修的工事，说这是守城的创举，其事在西安市“革命公园”的《坚守西安纪念碑》上有所记载。
我父亲以后常向我们讲他指挥守城所创造的战术。他利用非常宽厚的城墙为工事，将城墙挖通，在城墙内盘炕垒灶，把吃的用的搬进去，就好像抗日战争抵抗日本的地道一样。我父亲讲防御，说只知死守在那里，敌人来了打倒几个人，不行；防御必须有反冲锋，没有反冲锋，阵地巩固不住。反冲锋在军事学校称逆袭，打反攻，我父亲那时叫反冲锋。我父亲说，防御，不是不打，组织一支精干队伍，几十杆枪，备有大刀，把自己的枪手准备好，从城墙的暗枪眼向外瞭望，敌人冲上来时，不要马上出击，敌人冲锋我们不理，一直等到敌人进到距城墙只有100多公尺，敌人已是“三鼓竭”的时候，则将战斗力最强的力量放出去，一排枪打出去，然后冲锋陷阵，用大刀与敌人白刃战，一下子就把敌人打退了，把敌人的武器、弹药、食粮等夺过来补充自己之所需。我父亲讲，作为一位指挥，指挥好反冲锋，必须善于掌控时机、火候、进展，要把最强的力量用在刀刃上，要背上砍刀，要敢于打白刃战。我父亲率领的独立连是跟杨虎城最初打江山的民团的老底子，帽子上有红圈，是非常剽悍勇敢的“陕西愣娃”，由我父亲率领向刘镇华部进行了多次反冲锋，把刘镇华部打得没有办法。以后，刘镇华部以金钱为引诱，喊话说：“谁杀了郝鹏程，奖赏现洋三万。”仍无效果，不断被我父亲组织力量出击，给予沉重打击。刘镇华气急败坏，查我父亲是哪里人，得知我家住在临潼栎阳郝邢村，我的家就跟着遭了殃。
1926年8月，刘镇华部围西安五个月不下，就派其部下梅发奎和投降刘的麻振武等围攻渭北之三原、高陵、泾阳等县城，并派军队去剿我家。我村有城堡，地处西是高陵、东是栎阳的东西大道上，当时陕军三军的一个营驻栎阳，其中有一个连守我们的村子。这时，我们家除留了少数人看守外，所有的大人小娃、骡马车辆和好多财产都搬到我义父住的三义村暂住。镇嵩军来了一个营，驻扎在三义村西八里的草王村（也有城堡）。镇嵩军和陕军对打并占了三义村。他们要剿我的家，以为我家的财产在驻有军队的那个村子里。于是从三义村和我村对打，因两村距离很近，步枪都可打到，镇嵩军伤亡了一部分。打了一阵，镇嵩军要撤退，不知谁向镇嵩军告密说我家财产在三义村，于是就来抢劫，把我家的财产、骡马、大车全部抢劫一空，侥幸人尚未伤害，我们无家可住了。
我父亲的独立连从陕北返回关中驻防耀县，刘镇华镇嵩军围西安时，独立连去了西安，在耀县有留守，留一名副官和几十杆枪。当我家处于有家不能归，钱财被劫的困难情况下，全家老少就由栎阳向北迁到耀县暂住。
我父亲在西安解围之后，已经是1927年，从西安来到耀县把我们全家又搬回栎阳老家。我们回到家一看，大吃一惊，连人都走不进去了。镇嵩军把我家掘地三尺，堂屋地下埋的银子被挖走，很多古董被抢走，家庭遭到严重破坏。
1927年2月，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杨虎城任军长，杨虎城依然让我父亲任独立连连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人。冯玉祥仍表示愿与共产党和武汉革命政府继续合作，由陕西出师河南与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5月，杨虎城奉命率部东出潼关，我父亲参加了这次北伐。西路北伐，所向披靡。很快消灭了盘踞在河南的军阀，于6月1日会师中原。正当革命形势高涨，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冯玉祥也背叛了革命，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屠杀起共产党了。我父亲的好朋友史可轩被杀害，魏野畴壮烈牺牲，杨虎城上了当，率部队离开陕西，被逼到安徽，处境非常困难，有被消灭的危险。我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目睹这一切，使他认识了蒋介石、冯玉祥的反动面貌，劝杨虎城不要追随蒋介石，也不要跟着冯玉祥。杨出国去了日本。
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蒋介石有意拉拢杨虎城，杨虎城未与蒋介石会面就回到当时在山东的部队。部队经过一段整饬训练之后，即进剿刘桂堂（刘黑化）、顾震等土匪，我父亲在剿灭刘桂堂土匪的战役中立了功，被提升为特种营营长。
1929年4月，杨虎城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并安排了蒋介石的亲信马青苑等。我父亲脾气坏，常以杨部创业的功臣自居，对杨虎城不提升他极为不满，对杨虎城接受了蒋介石亲信更为气愤，当面顶撞杨虎城，与之大吵大闹，并脱离部队在徐州经商。事实完全如我父亲所料，部队实权已落到他人手中。到1930年3月蒋、冯战争快结束时，杨虎城奉蒋命调部回陕入关，途经河南洛阳，马青苑等趁机在战场上把他的知心骨干、部下全部暗杀，并把他的军队全部改编，这就完全控制了杨虎城的军事实力。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部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在杨虎城大扩军、大赏功臣之际，就想他的六哥，要对他作一番安排。但我父亲与王一山（杨虎城的参谋长）、冯钦哉（师长，西安事变时投蒋）等人作对，为此又与杨虎城当面争吵，杨虎城只给了他一个挂名领饷的参议名义。我父亲职务不高，却在杨部的上、中层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与孙蔚如、赵寿山、姬汇佰等，特别是赵寿山关系密切。赵部军官和武器，据说大部都是他的老底子。赵寿山、孙蔚如、姬汇佰等除了在生活上给他有些津贴外，并且由姬汇佰等人拿出资本，由我父亲负责，开了一个汇通汽车公司，来往西安至兰州之间，不纳税，不受检查。这个汽车运输公司除了运输一般货物外，主要给商人包运大烟。但为时不久，蒋介石的势力逐渐插入陕西。1933年蒋介石逼走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人南汉宸之后，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销了杨虎城的省政府主席职务。我父亲做的这种特殊生意就关门做不成了。我父亲与他的小老婆就在西安东关几间破房里住下来了。
但他是一个好动的人，不能闲着，又开始学农艺，在灞桥买了几亩地，自己每日钻到地里面种植果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并捉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杨虎城准备用兵又想到他六哥，开始委任他为南路总指挥，命他率兵经商洛出荆紫关攻豫南。后因周恩来亲临西安，经说服释放蒋介石。赵寿山时为西安市公安局长，他提名让父亲任西安市东关分局局长。但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送蒋至南京，立即扣了张学良。同样，对杨虎城及其第十七路军进行疯狂的打击迫害。杨虎城被迫辞去公职出国考察。我父亲只当了不到两个月的东关公安分局局长，就被蒋介石所派的人接替了，并对他多次迫害。有天晚上派人把他捆绑吊起拷打，将他仅有的三几百元积蓄全部抢走了。我父亲非常气愤，于1937年搬回了临潼栎阳老家，从此以后一直到1949年解放，从我们家的田地划出十几亩，培植果园，在果园里盖了房子，与小老婆一起住在那里，吃在那里。
我父亲很早就与共产党人有接触，以后自己的几个儿子又参加了共产党，到了陕北闹革命；加上他一贯反对蒋介石，因此，他回到家里培植果园，他的住宅实际上就变成了我们党陕西省委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对陕西省委交通巡视员卫平（解放后临潼县委副书记）和地下工作人员，长期进行掩护和接待。很多交通人员和去陕北的人员来往都住在那里。这些人对他也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蒋统一战线的宣传和教育。他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掩护接待我党同志，并不是由于他有了革命的政治觉悟和认识，而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会得天下。另一方面，他是坚决反对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认为共产党会把这些坏蛋打倒给他出气。第三方面，是由于自己的儿子参加了共产党在陕北做事。
1949年3月，我的家乡解放了，1951年进行民主改革。我父亲对实行土改是赞成的，他同意把土地、财产全部分掉，但在思想上总希望给他在政治上留些面子，希望党对他对地下工作曾出过力这点能有所照顾。但当时土改工作组个别工作人员对他不够了解和谅解，对他进行了斗争。我父亲给我写了信，我接到父亲信后于1951年2月给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写了一封信：
最近接到家父来信，得知我家被当成地主恶霸斗了一次，父亲被工作组同志打了耳光，受到了处罚，祖先牌位被毁掉，门口站起了武装。起初我怀疑这个情况的真实程度。昨日根据由地方上来的同志所谈，得知确系如此。因而我才决心写这封信。我的家庭，是个劳动致富的农业封建家庭，有地200多亩，30口人……这一家庭的成份，我个人的看法，是富农，在当地占有土地数量和生产工具是比较突出的，这是事实。但并不能因铺摊子大而确定了地主成份。……不能因为要满足群众的要求，违背土地政策，上升成份。
习仲勋接到我的信后，于1951年3月1日给西北局发报：“范明反映，接西安电话，他家家具、牌位被砸，他父亲被斗、被打，是找了几件历史陈账等情。据悉范明家庭应订富农成份，他父亲如无大的恶迹可以不斗，对干部家庭应加适当照顾，特别是范明已准备入藏工作，以免影响情绪。是否适当，请考虑决定。”
以后，原陕西省委负责人之一，西北局统战部长汪锋对我谈：认为我父亲是西安围城和西安事变的参加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对我党工作人员进行了掩护，因此应当保护。土改时，由西北局通知了我的哥哥郝伯雄，把我父亲从农村家里接到西安，在西安东关故居住下，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补助。1955年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成立，我父亲被安排为陕西省政协委员，1956年5月逝世。
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好坏各半。在我童年时代，生活在农村家中，他常在外，我很少见到他，十几年之内只见到几次。当我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由于他另娶小老婆，对我的母亲、姐姐和哥哥们都另眼看待，从而使我对他在感情上产生了憎恨之心。1930年他命我长兄回家接我赴上海读书，父子关系有所好转。可是到了1935年，由于姨母的挑拨，父亲停了供我的学费；与此同时，他更加虐待我的母亲，使我与他的父子关系一度恶化。西安事变后，我已参加了革命，得知他在家中掩护我党工作人员，同时又利用他的关系，方便了我党做赵寿山及该部的工作，因而父子关系又比较好转了。
父亲读书不多，但勤于求知，颇善钻研。进过讲武堂之后，尤喜兵法。他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确有很多独特和创新的见解。我年幼时，他给我讲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叫我记下，可惜我当时没有这方面知识，也不重视。以后在革命战争中对孙子兵法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了研究，并从实战中证明以后，才明白他的那些军事经验和见解有很多是合乎朴素唯物辩证军事学的。他不仅学军事，而且学别的，到了晚年，不但能写一笔很好的北魏体字，并且能看懂很多现代政治书籍，还钻研植物栽培和嫁接技术。这些对我也有很大影响。
我父亲爱国，同时也是个旧军官。我崇拜父亲，因为他是神话般英雄人物鹞子高三的徒弟。我后来仍然尊敬他，因为他一身的豪迈气概。他从来不趋炎附势，不向强权低头，不怕困难，勇敢坚强，曾经对清朝和军阀英勇作战，并且成为共产党的挚友。
另一方面，父亲的性情暴躁、目中无人和好喝酒等缺点，对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善于团结同志和性情暴躁等缺点也起了坏的影响，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