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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动荡的年月。1914年8月，奥地利大公弗兰西斯·斐迪南在塞尔维亚被刺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0月，日本军队侵占了我国山东济南、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还在这一年的5月，袁世凯颁发新《约法》，废除了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临时约法》。就在日军占领山东胶州湾之后的第二个月，袁世凯又公布了总统选举法，法定总统为“终身职”。1915年，就是我出生的第二年，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我刚刚一岁时，袁世凯下令称帝，激起全国反对，讨袁战争爆发了。就陕西而言，响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政权被袁世凯的爪牙陆建章所夺，因此这一年也爆发了反对袁世凯，驱逐陆建章的战争。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降生了。
我是1914年12月4日，也就是农历十月十八日降生的。农历十月十八日，相传为“地母娘娘”的生日。在那崇敬土地神的社会，人们认为与地母娘娘同生日一定是很荣耀的“贵命”了。何况这一天，父亲派了一位名叫永堂的差役，给我母亲送来一盆水盆羊肉和一条鲤鱼，鲤鱼取“鲤鱼跳龙门”之吉利。这位差役提着鲤鱼，端着羊肉刚迈进我家裕德堂大厅时，正是我降生落地的时辰。生我那一年的属相为虎。按照占卜的说法有“羊至而虎口开”，咸以为吉。一连串的吉祥都加到我这个刚落地的婴儿的头上，似乎我与别人不相同，一降生就决定我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贵命”人了。虽然后来我经历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并不准确，在我的一生中受尽坎坷，至少有两次差点饿死，其中有一次竟然还是在做了“高官”之后。看来，与地母娘娘同生日和那一个个吉祥征兆，并未给我那么多靠得住的福气，也没有给这个世界和我的国家带来平定和安宁。而生我的时代，注定了我毕生将不断地要在颠沛中和战场上度过。
我自幼一直跟着祖母、母亲在农村生活，见到父亲的机会极少，伯父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家长。他以封建家庭传统的那一套办法，对我们从小的管教是极严格的。在我能记得事的时候，对伯父这个家长便非常害怕。他给我灌输了所谓“洒扫应对”，来了客人要站在大人旁边，给客人端茶点烟和封建家庭那套礼节，过年过节要烧香祭祖。还跟着大人干些辅助劳动，如打棉花尖、摘棉花、割草等。我的祖母无穷无尽的故事，则是我上学前教育的主要内容。
我祖母，前面已经提到实际是我十二祖母，她的父亲是位儒生，教学的先生，在祖母小时，她父亲就给她讲女儿经和许多故事，我这位祖母记的故事非常多，她讲故事主要是每年秋天摘棉花时。
我家是个大家庭，不是出租土地，而主要是自己经营，种的地很多，要种100多亩棉花。到了每年秋季，白天由家里人从地里摘回带壳的棉花堆在大厅里，到了晚上全家人动手，把棉花从壳中择出来，叫择棉花。择棉花是农村秋季主要农活，一直要干到深夜。每天掌柜的给大家分带壳的棉花，订任务，择不光不能睡觉。因为择棉花要到深夜才能择完，这时大家都已饿了，所以规定加一顿夜餐，是吃一种有调和的面疙瘩汤，陕西土语称“老鸹头”（乌鸦头），吃了舒服，又暖和，吃完饭去睡觉。
择棉花时，分成男的一帮，他们边择棉花边天南海北说闲话。而妇女和娃娃与我祖母这一帮，大家就请求祖母讲故事。我这位祖母的故事真是无穷无尽，没有说完的时候，很多人跟她学了故事。常常有些男的也过来听故事。因为一讲故事就提起大家的精神，常常是女的这边先把棉花择完。我那时还小，母亲就把我安排在择棉花旁边的炕上先睡下。我那时极爱听祖母讲故事，我一直在专心地听着，直到把棉花择完，我起来同大家一起吃了“老鸹头”后，才随祖母去睡觉。
我还没有上学前就在家里学了许多知识，上了家育班，也就如同现在的学前班。我家的大厅里布满了字画，“东字西画”。
1920年过罢年，我开始进入私塾读书。这年按农村的习惯算，我是7岁，按实际周岁只有5岁，是上学最小的一个，上学时还穿的是开裆裤。
这时候我们家的家长是伯父。伯父对家中别的开支抠得很紧，很会节约，但在孩子们读书方面却舍得花钱。我上的这个私塾，就是按他的主张设立的家馆，免费吸收郝家家族子弟和邻近村子学习较好的学生来读书。伯父每年出八十两银子请了一位在当地很有名的刘福昌老先生来教我们。刘福昌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刘先生，中等个儿，留着胡须，他把四书五经读完后，在清朝考取了秀才，又住过洋学堂，是一个既有古文根底，又因住过洋学堂，兼有新旧学问的老秀才和洋学生。刘福昌白天教书，晚上练武功，腿上绑着铁瓦，拳击沙袋，每日练武，从不间断，他的武功很深，可以说是个文武双全之人。他身体非常健康，面貌粗犷，声音洪亮，令人望而生畏。他讲课，村民们敬慕而且略带夸张的形容说，可以“声闻五里”，连栎阳镇都可听见。一般私塾读四书五经，只让学生背诵，不给讲解，所以学生光会背诵而不知书中讲的是什么。刘福昌则给学生讲解四书五经。他教书很认真，对学生也极严格。他讲课之后，第二天要会讲会背。第二天上课时就指名提问，一个地方没有讲对就用鞭子打，背不过就用戒尺打手，还要给画墨眼镜。
入学时，我还穿着开裆裤，天气很冷，光着尻子坐在板凳上，都说小娃是铁尻子。同学们把我当做乳臭未干的小儿，常常嘲笑我。那时的私塾分为大、中、小三班，但只有一个大课堂，一个老师，老师给大班学生讲经学，其他学生也能听到。私塾的老师只知按部就班地教，不像现在充分发挥儿童的智力优势，对像我这个在未上学前已经学会许多字、智力开发得早的人采取提前升班，而我和其他根本不识字的小孩一样，一天只学4个字块。这些字我都已经认识，求知欲极强的我就开始心烦了。
私塾的课程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以及《共和国文》的人、手、足、刀、尺、大、牛、羊字起，直到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谐凤》和《离骚》、《唐诗三百首》，都要求背诵，四书五经则要通背。自己在小班，按说才学《三字经》，和自己一起上学的小孩连《三字经》还未学懂，我不仅能熟练背诵《三字经》，而且还听先生给大班讲的《书经》和《春秋·左传》了。
背书最辛苦，让人高声朗诵，把书当成口歌，自己没有读懂，所以很难背。我不是死读书，先把文章搞懂，不懂就问问先生，先生给我讲，使之真正弄懂，不高声朗读，采取默读心记的办法，很快就能背过，因为读懂了，所以已经背过就不会忘记了。
每天向老师背书，背多少由学生自定，用一张桐油纸条夹在准备背诵的段落，谓之“号帖”。虽自定，如果号得太少，老师是要责备的。自己将号过的背完，老师会忽然抽一段已学的书提个头再让你背，说是“温故而知新”。中途背不下时，他略提一两字，但仅限两次，第三次背不下去，就要训斥和挨打。
通过背古文，打下了语文基底。这一年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就是“四书”，之后，要进行大考。大考的这一天，要把校董（我伯父）和学生家长都请来，要给先生准备鸡蛋盘子，烧酒壶子，就是得请先生。考试仍是背书。学生依次将一年来所读的上述书捧至案前放下，向校董、老师作揖，再转身去，当着校董、家长的面通背。如仅出错一处，可得满分；仅错两次，可得90；仅错三次，尚可得80；错到四次以上，老师就要当校董、家长的面训斥和开打了。
考完试，由校董和家长们备的一桌酬师酒席开席，学生们随侍在侧，给老师敬酒。酒至半酣，刘先生一摸胡须，以洪亮的嗓门，对诸生一年的表现照例要做一番品评，每次都高兴地要把我夸奖一番。确实就是这么严厉的先生，我却从未挨过手板。然后神色一转，严肃地当着校董和家长的面，对老师打学生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之后，说：“现在我打了你，你今天会恨我，但你学到本事，将来会爱我的。”我的伯父紧接着以校董的身份，用极庄重的表情点头道：“对，教不严，师之惰，教习，就是要打！”家长们则更连声称道：“该打，该打！”那些挨过刘先生打的同窗，自然在这时不得不再次肃立，聆听这些教诲。这种教育方法，现在看来当然是很陈旧了，但对于督促学生，倒是起了作用的。我如今已是《礼记》所说“八十、九十曰耄”之年了，在这位严师教育下，现在还能背诵四书。
受过刘先生体罚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位宗兄，我叫他五哥的了。我五哥当时已十五六岁了，总是背不过，老挨先生打。有一次除挨打之外，还添了一种体罚就是用墨涂面，一直等到把指定要背的书背过后才让洗掉，这大概是激励其知耻之心吧！要放上午学了，我这位五哥还背不过，就戴着墨面回家，回到家头不敢抬，就钻进厨房里，吃饭他妈端，要东西他妈取，仍戴墨面返校。这位五哥老挨打受罚，他就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功课，一次他在大犍牛旁复习，读着读着就睡着了。家人找不着他，牵牛时才见他睡在牛肚子底下。他因背不过书，见了老师就很害怕，越怕连背过的也忘了，我很同情他。这时我在中班，他在大班，他要背的我都能背，他要讲的我都会讲，我就晚上主动辅导他，第二天先生叫他背书时，我就藏在门外帮他提词，才让他混过去免挨体罚。另一个是我三哥郝伯雄，他小时读书，只知读口歌，没有弄懂讲的是什么，晚上背过的书，第二天起来又忘了。背不过就挨打。读《三字经》时，夜间复习，唯恐次晨忘记，就求助记性甚好，善于讲故事，却不识字的祖母，常常闹出了笑话。晚上孙子背，祖母也跟着背，第二天起来，祖母和孙子再背诵一遍。如《三字经》有“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是讲古代乐器的，祖母只会顺口溜，哪里知道意思。第二天，我三哥背时祖母在旁，三哥背到此处忘了，祖母还记得，忙说“刨土窝，苜蓿根”。完全成了种庄稼的话了。
1923年，我到村外的初级小学上学，这所学校也是我们家开办的。
听说这所小学是我那位堂伯父郝隆光早年修建的，各村的学生都来上学，我在这里上学时，共有各村学生40多人，老师仍是刘福昌老先生，再加上我十叔父，这位十叔父是三原工职毕业的学生。因为有了这位洋学生老师，学生除了教书外，也开始了唱歌，出操，踢球等活动，课程除了《共和国文》外，主要还是四书五经。同时，老师也正式给我开讲了这些古文。当时在这种旧学校里，老师给学生要开讲这些课程，除了他的原薪水之外，还要增加特别薪水的。我的伯父这时看我聪明，学得好，在所谓有出息“学优登仕”的希望下，对于增加这种学费是很乐意开支的。这年也开始了所谓“联句”、“对对”，就是学写文章前的一些准备学习。由先生出一个上联，叫学生对下联，写一句成语，中间或前后空字，叫学生按意填写上。这一年学校唱的歌还是北洋政府的那一套，如“男儿志气高，骑白马，挎洋刀，”“黄海英雄，黄海权，不怕死，不爱钱”等等。
这一年，我家里来了一位我父亲的朋友，我伯父把我叫回去陪这位客人，他当我伯父的面问我几岁，我回答9岁（实际8岁）。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回答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问我能不能背诵，我说能，他当面让我背了一章孟子。然后他又问了我许多历史上的故事，如尧让位舜登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等，我都能侃侃而谈地回答他。这位客人非常惊奇，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能把四书背诵，还能懂得很多历史，真是了不起！说着掏出五块银元作为嘉奖。我伯父虽然没有接这五块银元，但自此对我更加器重，另眼看待，并决心供我读书。
到了1924年，按农村习惯算法我已11岁，实际上我才9岁。我已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左传》以及《幼学琼林》、《古文谐凤》、《离骚》和《唐诗三百首》等，要举行毕业大考试。所谓考试，主要还是背书，真是比现在考“博士”还难呀！举行考试时，要把以上学过的这些书全部搬来，放在先生面前的桌子上，是多大一摞，书比我还高。给先生鞠躬后转身，开始从《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背起，背着背着，先生让停下来，提了《书经》上一句，就接着往下背，背着背着，先生又让停下，跳到《古文谐凤》上的一句，你就得马上转到《古文谐凤》接先生那句往下背。不是按顺序背，而是一会前边，一会后边，一会这部书，一会那部书。考试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背，一个人要背一整天，没有把这许多古文念得滚瓜烂熟的程度，是过不了老师这一考关的。举行这种大考，如背不下去还得挨打，常常有的学生，多高的个头，因为背不过而挨打，有的打得给老师跪下，有的挨打哭得呜呜的。
背诵完课文再考讲解。让参考的学生在教室前排坐下，所学过的那些古文，谁也不知讲什么，没有划范围。由先生点谁的名，谁就走到先生讲课的位子上，这时先生才提出要讲哪一篇。讲了正文，还要讲小注。讲正文还不怕，最难的是还得把那种古代的注解讲清楚。一共讲三篇，讲完后退下，先生再叫第二个学生上去讲。大考期间，同学们都是诚惶诚恐，当老师的也很辛苦，所以除年俸之外，每个学生的家还备有每日一两银子的红包，以示酬劳。考试完毕，先生对每位学生考试成绩依超、优、平、劣四等评定。我是参考年龄最小，成绩最优，被评为超等。刘福昌老先生当着我伯父、各位同学的家长和同学的面对我再一次夸奖，并且说：“大家都说我对学生严，厉害得很，常打学生，还画墨面体罚，可是像永生那么小的年龄，上学这几年，我没有打过他一次板子，也从未责备他，那为什么？不是我偏爱，而是他学得好，应该夸奖啊！”他这话把我伯父说得脸带笑容，连连点头。
通过背诵这许多古文就为我语文方面打下扎实的根基。四书五经中难懂的是孟子中的《告子》和《书经》。俗话说：“《告子》把娃念得吊死，《书经》把娃念得碰死。”《告子》是孟子讲的哲理部分，小孩难以理解，感到很难。《书经》讲的距今太古老，也很难，不过能把易经读懂之后再读书经，就比较好读了。对这些古文的理解方面，譬如《大学》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是说事物的变化。天天都有新变化，今天新了，第二天还有新，一切要新。这句说，我到现在也只能懂得到这样地步。总之，我年幼时所学的礼、乐、射、御、数、书六艺。礼就是礼记，是社会科学，这一门我当时就比较差，一辈子这一门也不行。对于乐理我可得满分，但我却不会音乐，可以说是个乐盲。我到1924年把古文读完了。
正当我毕业时，传来山东省一位神童，才12岁，就著有《四书白话解》一书出版的消息。这是一部参考书，轰动了全国。我伯父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买了10部。我通读了四书五经，为我的古文根底打下了基础；我的白话文也是从幼年时代打下的基础，其中第一部书就是这部《四书白话解》。
1925年，是我国大革命高涨的一年。这一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这一年在共产党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北伐扫除障碍开始了二次东征。这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反帝游行、演讲，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反对，陕西学生成立雪耻会，分六路分赴各县宣传，形成声势强大的群众运动。我这一年进入本村的高小班。原来的刘福昌老师随我的二哥郝兢生到军队去了，另请了游章村的章先生，他是个有爱国思想新旧相结合的先生。我们那个西北偏僻的农村，这一年和往年不相同，大革命的浪潮冲破了“子曰诗云”的一统天下，而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东方杂志》刊登那些爱国的激扬文字带来了。
我大哥郝克俊，是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还未分居前所供的上洋学堂中学的唯一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位学生领袖。上到中学毕业，清朝时就得算是举人了。中学毕业后，他不甘心去教学，正好1927年2月由共产党创办的中山学院成立，院长是共产党员刘含初。他就考上了中山学院学习，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杨虎城部留在陕西韩城的一个连当政治指导员。以后冯玉祥叛变，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他被迫逃跑到安徽、山东一带父亲的部队里。此时杨虎城处境极度困难，被迫去日本，父亲让他随杨去日本。杨虎城从日本回来后，有了一种革新的思想，想给自己培养一批新干部，同时也为了和我父亲搞好关系，所以就把我大哥送到上海法政大学去读书。到了1930年夏，父亲叫他回到家里接我到上海去上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途辍学，经我父亲介绍到陕西汉中赵寿山部当秘书和参谋，也脱了党。1932年以前，他不仅是个很用功有才学的人，而且思想进步，是一个对先进的社会科学有研究的人。他对我在上海上学期间，不但在国文程度上帮助很大，并在灌输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以及督促我读社会科学书籍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学习马列主义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但自他离开上海到赵寿山部队后，抵不住旧社会环境的熏染和影响，便慢慢地腐化起来了，在生活上则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委任他为陕西耀县的保安大队长，和我党陕北的部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后，又被蒋介石的人把他调换了。跟着七七事变，他又回到赵寿山部当副营长、科长等职，在抗日战争中还尽了些力。到1942年，因他吸起了大烟生了病，便回家赋闲了。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参事室参事。
就在1925年，我们的小学挂起了孙中山像，开始读《总理遗嘱》，“骑白马，挎洋刀”的歌声，换成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接着，“五卅惨案”发生了，雪耻会的宣传队来了，镇上的高小学生打着红绿小旗到乡下来宣传，号召人们打倒帝国主义，不然要当亡国奴。我大哥、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上台演讲，说当亡国奴是很悲惨的：十家人只许有一把菜刀，由一个洋人管着，随便轮着睡女人，吐痰时要叫中国人把嘴张开，唾在中国人的口里；洋人上马时，要中国人跪在地下当上马石，生娃如果是女孩可以多生，不允许生男孩超过两个等等。当时人们关于亡国奴的概念就是这样的。显然，这些内容有的还是历史上蒙古统治中国时留下的印象，但学生们反帝爱国的热情却是高昂和真诚的。有的学生讲得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有的讲得慷慨激昂，高喊口号。台下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着听得哭了起来。接着，在老师的率领下，也都打起了小红绿纸旗到乡下农村宣传起来了，唱着“天昏地暗沪江边，英人逞强权，惨杀我青年……”这一类反帝爱国歌曲。这个时候的学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高涨，就连同学们做的游戏也常以“打倒列强”做戏，由我当头头指挥儿童做“打仗”的游戏。
这个时期还搞起了农民运动，在我们那里是我父亲那个连里一个叫张建影，可能是个共产党员，他奉命组织农民搞起来的。发动农民上街游行，成千上万上街，把城包围起来，他们说，我们不当农民了，农具不要了，不务农了，不种地了，以此抗粮、抗税。农民运动声势浩大，身带土枪，浩浩荡荡，连城上驻防的军队都不敢惹。
1926年春天开学不久，北洋军阀系统的刘镇华率镇嵩军攻进陕西关中，开始了在陕西历史上有名的围困西安的战争。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学校便解散，学生都随着家里的人去逃难了。我们家老小便跑到距我们家很近的三义村借了房子住下，学校就停课了。
西安解围后，由冯玉祥部下宋哲元任陕西督军时，开展放足运动。禁止妇女缠足由民政厅长邓长耀领导，人们给送绰号“裹足布厅长”。放足运动的风也吹在栎阳，从西安来了好多穿着半截裙子大足的女学生，来到栎阳宣传放足阻力大得很，因为农村那时有个旧习，去相媳妇，什么都不看，不看这个女子长得漂亮不漂亮，而是看脚大小，认为脚越小越好，讲究三寸金莲。因此就想办法要女孩子藏起来。这些女学生到了村里，进了屋，对老太婆、中年媳妇不大管，专找姑娘，只要见到小姑娘缠着足，就拉到大街上，当众把裹足布解开，并当众宣传命令，禁止缠足，不服从者要罚款。就是这次放足运动使我们这一代的妇女不再缠足了。
1927年过了正月十五，学校复学了。从高陵请来了一位姓李的先生，他是西安尊德学校毕业的洋学生。学习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尺牍、写诉状和英语等八门，还有体育和音乐。在偏僻的乡村第一次学英语，乡里人听到很稀奇，说是“放洋屁”。另外，这时还学了拼音，学的是老拼音字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还能见到。
学校开始举行讲演会，讲演由自己选题目，要求每个学生都得讲，练习如何讲得好，如何打手势。在自己学校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学校选拔我和同村的一个学生也叫郝永生为优秀讲演学生，由李先生带领参加周围20多所学校的讲演比赛。这次讲演比赛我得了第一名。本来，我伯父是反对这一套洋气派的，但由于我的讲演受到周围各方面夸奖，他听到后也感到光彩，就不制止了。我讲的题目很多，记得参加周围20多个学校讲演比赛我讲的题目是“修身之道”，从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什么“人贵自知”，“水贵自清”。一个青年人要有立大志做大事的志气，要当民族英雄，直讲到要雪国耻，打倒帝国主义等一大套。我讲演还讲了“水不知自清，蛇不知自毒，人不知自恶”的话。这三句话引自百物无自知，还引用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王阳明的话来说明要虚心向别人学习，想问题看问题要客观的道理。我的这些讲演人们听了感到吃惊，一个刚过10岁的小孩就看得这么远，认识问题这么深，真是了不起，见了我伯父都夸说：“你郝家出了神童。”
除了上课外，这个时候我还阅读一些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等，并且出题作文了。当时我们同学中能背《三国演义》章回标题和诸葛亮舌战群儒以及其中重要书信词句的人就有好几十个。我的作文好，就是从《三国演义》学的。从1925年“五卅惨案”雪国耻的宣传，1926年反对刘镇华围西安的战争，到1927年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镇压反对列强的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连杨虎城也被迫出国，魏野畴、史可轩还有我义父王福祥等先后牺牲的一系列事实的影响，作文也由一般的“说勤”、“说孝”和记事、记游的文章，上升到写纪念国耻和反对列强、热爱我们国家的政论性文章了。如以“还我河山”、“打倒列强”为题的文章。记得1927年教我国文的这位李先生，他思想很进步，常对学生们宣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和土豪劣绅的革命思想。当蒋介石、冯玉祥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时，他在课堂里发表了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演说后，给我们出了一个《刺卖国贼》的作文题目。老师暗示蒋介石和冯玉祥都是卖国贼，并嘱咐文章中不能写蒋、冯之姓名。我在这篇作文中，引用《幼学琼林》中“今刺一秦，犹恐一丁”这一段比喻，论述了光靠刺一两个卖国贼并不能救中国，而要救中国就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和土豪劣绅的革命，才可以救中国。这篇作文得到老师们的称赞，说是写得最好的一篇。不久查学先生来到我们学校，说要查看学生的作文，李老师悄悄告诉我让把这个作文本藏起来，不让查学先生看，以免惹出麻烦。
我幼年的同学中，最要好的一位朋友，而且以后成为抗击日寇而壮烈牺牲的爱国英雄，他叫王通经，小名通娃。王通经年幼时就聪明绝顶，义气豪放，天赋勇敢，而且有许多与一般人不同的特点。王通经，长得比我们同年级同学稍高些，方脸，大眼睛，颧骨特别大，大耳朵，留着一圈头发，显得面虽善却英武。他在学校里的怪事特别多，尤其常使老师尴尬，哭笑不得。他的家距学校较远，学校放了学，他回家不是走回去，而是打着趔子一直到家，吃过饭上学校，他仍然是一路趔子（武术运动中的一种跳跃动作），常年如此。他到校如果迟到，学校门关了，要是别人可以把校门叫开，但他不叫门，用个什么东西把门拨开，或由后墙跳进来。那时学校制度严得很，先生打人很厉害，连学生去厕所都得向先生要一个木板被称作“厕板”，手拿“厕板”才能去，回来后要向先生交“厕板”。他天资聪明，但不好好念书，回家也不复习。第二天快上课要背书时，他才拿着问我不认识的字，我给他说后，他出去转两圈，开始上课，先生叫他背，他就能背得过。书背不过要挨打，他很特别，爱让先生打他。本来能背过的书，他故意装背不过，甚至先生没有叫他，而他自动走上去，先生就让他背，他又装着背不过。先生打他，他让先生狠打。他是白豆子皮，面不改色打得手肿得多高，他不哭，不求饶，先生对他没有办法，只得说：“去，去，去！”他向先生装鬼脸，“嘿嘿”笑着走了下来。下去后，他打一桶水，用凉水浇打肿的手，见了别人又“嘿嘿”笑了起来。
先生打了他之后，他就想方设法整先生，真把先生整得没有办法。一次先生在教室改学生的作文，他捉了几个蝎子，设法把蝎子放进先生的裤子。还有一次，捉了一只麻雀，放在先生的椅子下边，先生一坐，麻雀就扑噜噜地飞了。他还给先生放荨麻，使先生手一碰就起泡，痛得难熬。先生生了大气，要打他尻板子，尻板子是由学长两人压着，由老师或指定的大学生用特制的大板子打。先生要打王通经的尻板子时，他向先生说：“我趴下不用人压你打，我要是动一下、要是哼一声不是人。”先生很生气，一次就打断了三个板子。他趴着未哼一声，闹得先生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只得拍拍手走了。
王通经的家不算很穷，是个小康之家，父母只有他一个儿子，很爱他。他不好好读书却爱看小说，不知从哪里学到了那么多英雄故事。每到冬天晚上，到学校上晚自习，写字、温习功课和记日记。我们近的同学上完自习就回家，他离学校远就睡在学校里。学校冬天不让生火，每个同学就从家里提些麦草铺在地上，脚冷时把脚塞到麦草里。写完字和温习了功课后，大家就听王通经讲故事。我们就从家中给他拿馍，我拿的是麦面馍，有的拿的是杂粮馍。关于挨板子，王通经说：“越怕痛就觉得痛，如果不怕痛也就不觉得痛了。”他还说，挨打惯了，一段时间不挨打，手还觉得痒痒！那个时候，学生们的国家观念极浓，谈起话来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我们中国是天朝”，“作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等等，王通经给我们讲的就是属于爱国方面的故事，讲着讲着把大家的劲鼓起来了，这时他就率大家到操场上摆开阵势练习“打洋人”。
1929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是陕西历史上最严重的年馑，王通经的母亲饿死了。他父亲到我家当了管账先生，他没有办法生活，起初我还从家里偷着拿个馍给他，以后我家也自顾不暇，没有馍了。他从地里搂茅草，园子里堆了一大堆。到了腊月，他就烧窑，他有这个手艺，烧香炉、罐罐之类的陶器。因为要过年，虽然是年馑还得敬祖先，香炉还是有人买的。一天，他担着香炉之类陶器到高陵去卖，摆了个地摊，还没有开始卖，高陵县管市场的人，还有警察过来，向他收地皮钱，他没有钱给而发生口角，接着就打起来了。他把这担陶器摆成个三角形，陶器不卖了，用陶器打，来一个打一个，十几人没有办法靠近他。一直打到农村吃午饭的时候，把陶器打完了。人越来越多，他起身用扁担两头来回打，打开一条路。走到城门时，城门关了，他一跃跳上城墙，翻城墙跑了，跑到了三原，正逢冯玉祥部下宋哲元在这里招兵，他就当兵去了。
从三原开走时，他当了班长，他到部队里学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以后部队开到北京西园时，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了连长。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纠集日伪军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仅仅10天，热河全省皆告沦陷。接着日军又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处进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他在宋哲元部队里大刀、木马、拼刺都学得很精，很快提升为营长，他奉命率部守喜峰口。喜峰口战役之前，我从上海收到他最后一封信。喜峰口战役就是他指挥打的，英勇得很啊！他一个营守着，日军一个团进攻，守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全部牺牲了。以后所在部队给他父亲寄来一封信，内有他牺牲前给父亲写的信、80元现洋和他当营长的照片。他向父亲表誓言：“……日本不灭，何以有家。给这80元是向你尽孝，我要尽忠了，以此报国。”这是部队从他身上发现的子弹盒里装的钱和照片，别无他物。
部队来信详细写了喜峰口战役的经过，王通经的父亲给我看了，大意是这样的：喜峰口战役打得很激烈，一营人守了七天七夜，打得只剩了十几人。王通经下令让其他人撤，他守着作掩护，但没有一个人后撤，都要与他战到最后，死在一起。这时，王通经脱成精身子，身挂一条红，手拿鬼头刀，冲上去与日本侵略军拼命。他一个人用大刀砍死了50多个日本兵，鬼头刀砍得无刃，身负十几处伤，他下来又拿了两把刀，再次冲上去，又砍死十几个敌人。这时日本人是来不及用枪打呢，还是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兵对这位杀死那么多日本人的中国人不但不恨，反而认为是位英雄，对英雄人物用枪打死了不符合武士道的精神。最后上来三个身强力大的日本人，从前从后动手把他砍成重伤，倒了下去，这时又上来一群日本人，给他身上插上用中文写的英雄的牌子，抬了下去，不久就牺牲了。
王通经的父亲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古文根底，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宽宏大量，从不与人吵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这位鳏寡老人接到独苗儿子牺牲的信后，不流泪。别人劝他向县里报一下。他说：“那有啥值得报的，娃是尽了忠啦！忠孝不能双全，值得！”王通经是我少年时代出现的一位突出的爱国英雄人物。后来，我1937年见到他的父亲时，他还让我看了王通经的照片，现在我仍怀念着他。
我是1914年12月4日，也就是农历十月十八日降生的。农历十月十八日，相传为“地母娘娘”的生日。在那崇敬土地神的社会，人们认为与地母娘娘同生日一定是很荣耀的“贵命”了。何况这一天，父亲派了一位名叫永堂的差役，给我母亲送来一盆水盆羊肉和一条鲤鱼，鲤鱼取“鲤鱼跳龙门”之吉利。这位差役提着鲤鱼，端着羊肉刚迈进我家裕德堂大厅时，正是我降生落地的时辰。生我那一年的属相为虎。按照占卜的说法有“羊至而虎口开”，咸以为吉。一连串的吉祥都加到我这个刚落地的婴儿的头上，似乎我与别人不相同，一降生就决定我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贵命”人了。虽然后来我经历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并不准确，在我的一生中受尽坎坷，至少有两次差点饿死，其中有一次竟然还是在做了“高官”之后。看来，与地母娘娘同生日和那一个个吉祥征兆，并未给我那么多靠得住的福气，也没有给这个世界和我的国家带来平定和安宁。而生我的时代，注定了我毕生将不断地要在颠沛中和战场上度过。
我自幼一直跟着祖母、母亲在农村生活，见到父亲的机会极少，伯父是这个封建家庭的家长。他以封建家庭传统的那一套办法，对我们从小的管教是极严格的。在我能记得事的时候，对伯父这个家长便非常害怕。他给我灌输了所谓“洒扫应对”，来了客人要站在大人旁边，给客人端茶点烟和封建家庭那套礼节，过年过节要烧香祭祖。还跟着大人干些辅助劳动，如打棉花尖、摘棉花、割草等。我的祖母无穷无尽的故事，则是我上学前教育的主要内容。
我祖母，前面已经提到实际是我十二祖母，她的父亲是位儒生，教学的先生，在祖母小时，她父亲就给她讲女儿经和许多故事，我这位祖母记的故事非常多，她讲故事主要是每年秋天摘棉花时。
我家是个大家庭，不是出租土地，而主要是自己经营，种的地很多，要种100多亩棉花。到了每年秋季，白天由家里人从地里摘回带壳的棉花堆在大厅里，到了晚上全家人动手，把棉花从壳中择出来，叫择棉花。择棉花是农村秋季主要农活，一直要干到深夜。每天掌柜的给大家分带壳的棉花，订任务，择不光不能睡觉。因为择棉花要到深夜才能择完，这时大家都已饿了，所以规定加一顿夜餐，是吃一种有调和的面疙瘩汤，陕西土语称“老鸹头”（乌鸦头），吃了舒服，又暖和，吃完饭去睡觉。
择棉花时，分成男的一帮，他们边择棉花边天南海北说闲话。而妇女和娃娃与我祖母这一帮，大家就请求祖母讲故事。我这位祖母的故事真是无穷无尽，没有说完的时候，很多人跟她学了故事。常常有些男的也过来听故事。因为一讲故事就提起大家的精神，常常是女的这边先把棉花择完。我那时还小，母亲就把我安排在择棉花旁边的炕上先睡下。我那时极爱听祖母讲故事，我一直在专心地听着，直到把棉花择完，我起来同大家一起吃了“老鸹头”后，才随祖母去睡觉。
我还没有上学前就在家里学了许多知识，上了家育班，也就如同现在的学前班。我家的大厅里布满了字画，“东字西画”。
1920年过罢年，我开始进入私塾读书。这年按农村的习惯算，我是7岁，按实际周岁只有5岁，是上学最小的一个，上学时还穿的是开裆裤。
这时候我们家的家长是伯父。伯父对家中别的开支抠得很紧，很会节约，但在孩子们读书方面却舍得花钱。我上的这个私塾，就是按他的主张设立的家馆，免费吸收郝家家族子弟和邻近村子学习较好的学生来读书。伯父每年出八十两银子请了一位在当地很有名的刘福昌老先生来教我们。刘福昌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刘先生，中等个儿，留着胡须，他把四书五经读完后，在清朝考取了秀才，又住过洋学堂，是一个既有古文根底，又因住过洋学堂，兼有新旧学问的老秀才和洋学生。刘福昌白天教书，晚上练武功，腿上绑着铁瓦，拳击沙袋，每日练武，从不间断，他的武功很深，可以说是个文武双全之人。他身体非常健康，面貌粗犷，声音洪亮，令人望而生畏。他讲课，村民们敬慕而且略带夸张的形容说，可以“声闻五里”，连栎阳镇都可听见。一般私塾读四书五经，只让学生背诵，不给讲解，所以学生光会背诵而不知书中讲的是什么。刘福昌则给学生讲解四书五经。他教书很认真，对学生也极严格。他讲课之后，第二天要会讲会背。第二天上课时就指名提问，一个地方没有讲对就用鞭子打，背不过就用戒尺打手，还要给画墨眼镜。
入学时，我还穿着开裆裤，天气很冷，光着尻子坐在板凳上，都说小娃是铁尻子。同学们把我当做乳臭未干的小儿，常常嘲笑我。那时的私塾分为大、中、小三班，但只有一个大课堂，一个老师，老师给大班学生讲经学，其他学生也能听到。私塾的老师只知按部就班地教，不像现在充分发挥儿童的智力优势，对像我这个在未上学前已经学会许多字、智力开发得早的人采取提前升班，而我和其他根本不识字的小孩一样，一天只学4个字块。这些字我都已经认识，求知欲极强的我就开始心烦了。
私塾的课程是从《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以及《共和国文》的人、手、足、刀、尺、大、牛、羊字起，直到四书五经，《幼学琼林》、《古文谐凤》和《离骚》、《唐诗三百首》，都要求背诵，四书五经则要通背。自己在小班，按说才学《三字经》，和自己一起上学的小孩连《三字经》还未学懂，我不仅能熟练背诵《三字经》，而且还听先生给大班讲的《书经》和《春秋·左传》了。
背书最辛苦，让人高声朗诵，把书当成口歌，自己没有读懂，所以很难背。我不是死读书，先把文章搞懂，不懂就问问先生，先生给我讲，使之真正弄懂，不高声朗读，采取默读心记的办法，很快就能背过，因为读懂了，所以已经背过就不会忘记了。
每天向老师背书，背多少由学生自定，用一张桐油纸条夹在准备背诵的段落，谓之“号帖”。虽自定，如果号得太少，老师是要责备的。自己将号过的背完，老师会忽然抽一段已学的书提个头再让你背，说是“温故而知新”。中途背不下时，他略提一两字，但仅限两次，第三次背不下去，就要训斥和挨打。
通过背古文，打下了语文基底。这一年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就是“四书”，之后，要进行大考。大考的这一天，要把校董（我伯父）和学生家长都请来，要给先生准备鸡蛋盘子，烧酒壶子，就是得请先生。考试仍是背书。学生依次将一年来所读的上述书捧至案前放下，向校董、老师作揖，再转身去，当着校董、家长的面通背。如仅出错一处，可得满分；仅错两次，可得90；仅错三次，尚可得80；错到四次以上，老师就要当校董、家长的面训斥和开打了。
考完试，由校董和家长们备的一桌酬师酒席开席，学生们随侍在侧，给老师敬酒。酒至半酣，刘先生一摸胡须，以洪亮的嗓门，对诸生一年的表现照例要做一番品评，每次都高兴地要把我夸奖一番。确实就是这么严厉的先生，我却从未挨过手板。然后神色一转，严肃地当着校董和家长的面，对老师打学生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之后，说：“现在我打了你，你今天会恨我，但你学到本事，将来会爱我的。”我的伯父紧接着以校董的身份，用极庄重的表情点头道：“对，教不严，师之惰，教习，就是要打！”家长们则更连声称道：“该打，该打！”那些挨过刘先生打的同窗，自然在这时不得不再次肃立，聆听这些教诲。这种教育方法，现在看来当然是很陈旧了，但对于督促学生，倒是起了作用的。我如今已是《礼记》所说“八十、九十曰耄”之年了，在这位严师教育下，现在还能背诵四书。
受过刘先生体罚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的一位宗兄，我叫他五哥的了。我五哥当时已十五六岁了，总是背不过，老挨先生打。有一次除挨打之外，还添了一种体罚就是用墨涂面，一直等到把指定要背的书背过后才让洗掉，这大概是激励其知耻之心吧！要放上午学了，我这位五哥还背不过，就戴着墨面回家，回到家头不敢抬，就钻进厨房里，吃饭他妈端，要东西他妈取，仍戴墨面返校。这位五哥老挨打受罚，他就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功课，一次他在大犍牛旁复习，读着读着就睡着了。家人找不着他，牵牛时才见他睡在牛肚子底下。他因背不过书，见了老师就很害怕，越怕连背过的也忘了，我很同情他。这时我在中班，他在大班，他要背的我都能背，他要讲的我都会讲，我就晚上主动辅导他，第二天先生叫他背书时，我就藏在门外帮他提词，才让他混过去免挨体罚。另一个是我三哥郝伯雄，他小时读书，只知读口歌，没有弄懂讲的是什么，晚上背过的书，第二天起来又忘了。背不过就挨打。读《三字经》时，夜间复习，唯恐次晨忘记，就求助记性甚好，善于讲故事，却不识字的祖母，常常闹出了笑话。晚上孙子背，祖母也跟着背，第二天起来，祖母和孙子再背诵一遍。如《三字经》有“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是讲古代乐器的，祖母只会顺口溜，哪里知道意思。第二天，我三哥背时祖母在旁，三哥背到此处忘了，祖母还记得，忙说“刨土窝，苜蓿根”。完全成了种庄稼的话了。
1923年，我到村外的初级小学上学，这所学校也是我们家开办的。
听说这所小学是我那位堂伯父郝隆光早年修建的，各村的学生都来上学，我在这里上学时，共有各村学生40多人，老师仍是刘福昌老先生，再加上我十叔父，这位十叔父是三原工职毕业的学生。因为有了这位洋学生老师，学生除了教书外，也开始了唱歌，出操，踢球等活动，课程除了《共和国文》外，主要还是四书五经。同时，老师也正式给我开讲了这些古文。当时在这种旧学校里，老师给学生要开讲这些课程，除了他的原薪水之外，还要增加特别薪水的。我的伯父这时看我聪明，学得好，在所谓有出息“学优登仕”的希望下，对于增加这种学费是很乐意开支的。这年也开始了所谓“联句”、“对对”，就是学写文章前的一些准备学习。由先生出一个上联，叫学生对下联，写一句成语，中间或前后空字，叫学生按意填写上。这一年学校唱的歌还是北洋政府的那一套，如“男儿志气高，骑白马，挎洋刀，”“黄海英雄，黄海权，不怕死，不爱钱”等等。
这一年，我家里来了一位我父亲的朋友，我伯父把我叫回去陪这位客人，他当我伯父的面问我几岁，我回答9岁（实际8岁）。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回答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问我能不能背诵，我说能，他当面让我背了一章孟子。然后他又问了我许多历史上的故事，如尧让位舜登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等，我都能侃侃而谈地回答他。这位客人非常惊奇，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能把四书背诵，还能懂得很多历史，真是了不起！说着掏出五块银元作为嘉奖。我伯父虽然没有接这五块银元，但自此对我更加器重，另眼看待，并决心供我读书。
到了1924年，按农村习惯算法我已11岁，实际上我才9岁。我已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左传》以及《幼学琼林》、《古文谐凤》、《离骚》和《唐诗三百首》等，要举行毕业大考试。所谓考试，主要还是背书，真是比现在考“博士”还难呀！举行考试时，要把以上学过的这些书全部搬来，放在先生面前的桌子上，是多大一摞，书比我还高。给先生鞠躬后转身，开始从《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背起，背着背着，先生让停下来，提了《书经》上一句，就接着往下背，背着背着，先生又让停下，跳到《古文谐凤》上的一句，你就得马上转到《古文谐凤》接先生那句往下背。不是按顺序背，而是一会前边，一会后边，一会这部书，一会那部书。考试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背，一个人要背一整天，没有把这许多古文念得滚瓜烂熟的程度，是过不了老师这一考关的。举行这种大考，如背不下去还得挨打，常常有的学生，多高的个头，因为背不过而挨打，有的打得给老师跪下，有的挨打哭得呜呜的。
背诵完课文再考讲解。让参考的学生在教室前排坐下，所学过的那些古文，谁也不知讲什么，没有划范围。由先生点谁的名，谁就走到先生讲课的位子上，这时先生才提出要讲哪一篇。讲了正文，还要讲小注。讲正文还不怕，最难的是还得把那种古代的注解讲清楚。一共讲三篇，讲完后退下，先生再叫第二个学生上去讲。大考期间，同学们都是诚惶诚恐，当老师的也很辛苦，所以除年俸之外，每个学生的家还备有每日一两银子的红包，以示酬劳。考试完毕，先生对每位学生考试成绩依超、优、平、劣四等评定。我是参考年龄最小，成绩最优，被评为超等。刘福昌老先生当着我伯父、各位同学的家长和同学的面对我再一次夸奖，并且说：“大家都说我对学生严，厉害得很，常打学生，还画墨面体罚，可是像永生那么小的年龄，上学这几年，我没有打过他一次板子，也从未责备他，那为什么？不是我偏爱，而是他学得好，应该夸奖啊！”他这话把我伯父说得脸带笑容，连连点头。
通过背诵这许多古文就为我语文方面打下扎实的根基。四书五经中难懂的是孟子中的《告子》和《书经》。俗话说：“《告子》把娃念得吊死，《书经》把娃念得碰死。”《告子》是孟子讲的哲理部分，小孩难以理解，感到很难。《书经》讲的距今太古老，也很难，不过能把易经读懂之后再读书经，就比较好读了。对这些古文的理解方面，譬如《大学》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是说事物的变化。天天都有新变化，今天新了，第二天还有新，一切要新。这句说，我到现在也只能懂得到这样地步。总之，我年幼时所学的礼、乐、射、御、数、书六艺。礼就是礼记，是社会科学，这一门我当时就比较差，一辈子这一门也不行。对于乐理我可得满分，但我却不会音乐，可以说是个乐盲。我到1924年把古文读完了。
正当我毕业时，传来山东省一位神童，才12岁，就著有《四书白话解》一书出版的消息。这是一部参考书，轰动了全国。我伯父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买了10部。我通读了四书五经，为我的古文根底打下了基础；我的白话文也是从幼年时代打下的基础，其中第一部书就是这部《四书白话解》。
1925年，是我国大革命高涨的一年。这一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这一年在共产党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北伐扫除障碍开始了二次东征。这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及其他群众反帝游行、演讲，英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反对，陕西学生成立雪耻会，分六路分赴各县宣传，形成声势强大的群众运动。我这一年进入本村的高小班。原来的刘福昌老师随我的二哥郝兢生到军队去了，另请了游章村的章先生，他是个有爱国思想新旧相结合的先生。我们那个西北偏僻的农村，这一年和往年不相同，大革命的浪潮冲破了“子曰诗云”的一统天下，而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东方杂志》刊登那些爱国的激扬文字带来了。
我大哥郝克俊，是我们那个封建大家庭还未分居前所供的上洋学堂中学的唯一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位学生领袖。上到中学毕业，清朝时就得算是举人了。中学毕业后，他不甘心去教学，正好1927年2月由共产党创办的中山学院成立，院长是共产党员刘含初。他就考上了中山学院学习，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杨虎城部留在陕西韩城的一个连当政治指导员。以后冯玉祥叛变，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他被迫逃跑到安徽、山东一带父亲的部队里。此时杨虎城处境极度困难，被迫去日本，父亲让他随杨去日本。杨虎城从日本回来后，有了一种革新的思想，想给自己培养一批新干部，同时也为了和我父亲搞好关系，所以就把我大哥送到上海法政大学去读书。到了1930年夏，父亲叫他回到家里接我到上海去上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途辍学，经我父亲介绍到陕西汉中赵寿山部当秘书和参谋，也脱了党。1932年以前，他不仅是个很用功有才学的人，而且思想进步，是一个对先进的社会科学有研究的人。他对我在上海上学期间，不但在国文程度上帮助很大，并在灌输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以及督促我读社会科学书籍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学习马列主义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但自他离开上海到赵寿山部队后，抵不住旧社会环境的熏染和影响，便慢慢地腐化起来了，在生活上则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委任他为陕西耀县的保安大队长，和我党陕北的部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不久杨虎城被迫出国后，又被蒋介石的人把他调换了。跟着七七事变，他又回到赵寿山部当副营长、科长等职，在抗日战争中还尽了些力。到1942年，因他吸起了大烟生了病，便回家赋闲了。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参事室参事。
就在1925年，我们的小学挂起了孙中山像，开始读《总理遗嘱》，“骑白马，挎洋刀”的歌声，换成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接着，“五卅惨案”发生了，雪耻会的宣传队来了，镇上的高小学生打着红绿小旗到乡下来宣传，号召人们打倒帝国主义，不然要当亡国奴。我大哥、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上台演讲，说当亡国奴是很悲惨的：十家人只许有一把菜刀，由一个洋人管着，随便轮着睡女人，吐痰时要叫中国人把嘴张开，唾在中国人的口里；洋人上马时，要中国人跪在地下当上马石，生娃如果是女孩可以多生，不允许生男孩超过两个等等。当时人们关于亡国奴的概念就是这样的。显然，这些内容有的还是历史上蒙古统治中国时留下的印象，但学生们反帝爱国的热情却是高昂和真诚的。有的学生讲得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有的讲得慷慨激昂，高喊口号。台下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着听得哭了起来。接着，在老师的率领下，也都打起了小红绿纸旗到乡下农村宣传起来了，唱着“天昏地暗沪江边，英人逞强权，惨杀我青年……”这一类反帝爱国歌曲。这个时候的学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高涨，就连同学们做的游戏也常以“打倒列强”做戏，由我当头头指挥儿童做“打仗”的游戏。
这个时期还搞起了农民运动，在我们那里是我父亲那个连里一个叫张建影，可能是个共产党员，他奉命组织农民搞起来的。发动农民上街游行，成千上万上街，把城包围起来，他们说，我们不当农民了，农具不要了，不务农了，不种地了，以此抗粮、抗税。农民运动声势浩大，身带土枪，浩浩荡荡，连城上驻防的军队都不敢惹。
1926年春天开学不久，北洋军阀系统的刘镇华率镇嵩军攻进陕西关中，开始了在陕西历史上有名的围困西安的战争。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学校便解散，学生都随着家里的人去逃难了。我们家老小便跑到距我们家很近的三义村借了房子住下，学校就停课了。
西安解围后，由冯玉祥部下宋哲元任陕西督军时，开展放足运动。禁止妇女缠足由民政厅长邓长耀领导，人们给送绰号“裹足布厅长”。放足运动的风也吹在栎阳，从西安来了好多穿着半截裙子大足的女学生，来到栎阳宣传放足阻力大得很，因为农村那时有个旧习，去相媳妇，什么都不看，不看这个女子长得漂亮不漂亮，而是看脚大小，认为脚越小越好，讲究三寸金莲。因此就想办法要女孩子藏起来。这些女学生到了村里，进了屋，对老太婆、中年媳妇不大管，专找姑娘，只要见到小姑娘缠着足，就拉到大街上，当众把裹足布解开，并当众宣传命令，禁止缠足，不服从者要罚款。就是这次放足运动使我们这一代的妇女不再缠足了。
1927年过了正月十五，学校复学了。从高陵请来了一位姓李的先生，他是西安尊德学校毕业的洋学生。学习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尺牍、写诉状和英语等八门，还有体育和音乐。在偏僻的乡村第一次学英语，乡里人听到很稀奇，说是“放洋屁”。另外，这时还学了拼音，学的是老拼音字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还能见到。
学校开始举行讲演会，讲演由自己选题目，要求每个学生都得讲，练习如何讲得好，如何打手势。在自己学校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学校选拔我和同村的一个学生也叫郝永生为优秀讲演学生，由李先生带领参加周围20多所学校的讲演比赛。这次讲演比赛我得了第一名。本来，我伯父是反对这一套洋气派的，但由于我的讲演受到周围各方面夸奖，他听到后也感到光彩，就不制止了。我讲的题目很多，记得参加周围20多个学校讲演比赛我讲的题目是“修身之道”，从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到什么“人贵自知”，“水贵自清”。一个青年人要有立大志做大事的志气，要当民族英雄，直讲到要雪国耻，打倒帝国主义等一大套。我讲演还讲了“水不知自清，蛇不知自毒，人不知自恶”的话。这三句话引自百物无自知，还引用了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王阳明的话来说明要虚心向别人学习，想问题看问题要客观的道理。我的这些讲演人们听了感到吃惊，一个刚过10岁的小孩就看得这么远，认识问题这么深，真是了不起，见了我伯父都夸说：“你郝家出了神童。”
除了上课外，这个时候我还阅读一些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等，并且出题作文了。当时我们同学中能背《三国演义》章回标题和诸葛亮舌战群儒以及其中重要书信词句的人就有好几十个。我的作文好，就是从《三国演义》学的。从1925年“五卅惨案”雪国耻的宣传，1926年反对刘镇华围西安的战争，到1927年蒋介石、冯玉祥先后叛变，镇压反对列强的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连杨虎城也被迫出国，魏野畴、史可轩还有我义父王福祥等先后牺牲的一系列事实的影响，作文也由一般的“说勤”、“说孝”和记事、记游的文章，上升到写纪念国耻和反对列强、热爱我们国家的政论性文章了。如以“还我河山”、“打倒列强”为题的文章。记得1927年教我国文的这位李先生，他思想很进步，常对学生们宣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和土豪劣绅的革命思想。当蒋介石、冯玉祥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时，他在课堂里发表了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演说后，给我们出了一个《刺卖国贼》的作文题目。老师暗示蒋介石和冯玉祥都是卖国贼，并嘱咐文章中不能写蒋、冯之姓名。我在这篇作文中，引用《幼学琼林》中“今刺一秦，犹恐一丁”这一段比喻，论述了光靠刺一两个卖国贼并不能救中国，而要救中国就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和土豪劣绅的革命，才可以救中国。这篇作文得到老师们的称赞，说是写得最好的一篇。不久查学先生来到我们学校，说要查看学生的作文，李老师悄悄告诉我让把这个作文本藏起来，不让查学先生看，以免惹出麻烦。
我幼年的同学中，最要好的一位朋友，而且以后成为抗击日寇而壮烈牺牲的爱国英雄，他叫王通经，小名通娃。王通经年幼时就聪明绝顶，义气豪放，天赋勇敢，而且有许多与一般人不同的特点。王通经，长得比我们同年级同学稍高些，方脸，大眼睛，颧骨特别大，大耳朵，留着一圈头发，显得面虽善却英武。他在学校里的怪事特别多，尤其常使老师尴尬，哭笑不得。他的家距学校较远，学校放了学，他回家不是走回去，而是打着趔子一直到家，吃过饭上学校，他仍然是一路趔子（武术运动中的一种跳跃动作），常年如此。他到校如果迟到，学校门关了，要是别人可以把校门叫开，但他不叫门，用个什么东西把门拨开，或由后墙跳进来。那时学校制度严得很，先生打人很厉害，连学生去厕所都得向先生要一个木板被称作“厕板”，手拿“厕板”才能去，回来后要向先生交“厕板”。他天资聪明，但不好好念书，回家也不复习。第二天快上课要背书时，他才拿着问我不认识的字，我给他说后，他出去转两圈，开始上课，先生叫他背，他就能背得过。书背不过要挨打，他很特别，爱让先生打他。本来能背过的书，他故意装背不过，甚至先生没有叫他，而他自动走上去，先生就让他背，他又装着背不过。先生打他，他让先生狠打。他是白豆子皮，面不改色打得手肿得多高，他不哭，不求饶，先生对他没有办法，只得说：“去，去，去！”他向先生装鬼脸，“嘿嘿”笑着走了下来。下去后，他打一桶水，用凉水浇打肿的手，见了别人又“嘿嘿”笑了起来。
先生打了他之后，他就想方设法整先生，真把先生整得没有办法。一次先生在教室改学生的作文，他捉了几个蝎子，设法把蝎子放进先生的裤子。还有一次，捉了一只麻雀，放在先生的椅子下边，先生一坐，麻雀就扑噜噜地飞了。他还给先生放荨麻，使先生手一碰就起泡，痛得难熬。先生生了大气，要打他尻板子，尻板子是由学长两人压着，由老师或指定的大学生用特制的大板子打。先生要打王通经的尻板子时，他向先生说：“我趴下不用人压你打，我要是动一下、要是哼一声不是人。”先生很生气，一次就打断了三个板子。他趴着未哼一声，闹得先生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只得拍拍手走了。
王通经的家不算很穷，是个小康之家，父母只有他一个儿子，很爱他。他不好好读书却爱看小说，不知从哪里学到了那么多英雄故事。每到冬天晚上，到学校上晚自习，写字、温习功课和记日记。我们近的同学上完自习就回家，他离学校远就睡在学校里。学校冬天不让生火，每个同学就从家里提些麦草铺在地上，脚冷时把脚塞到麦草里。写完字和温习了功课后，大家就听王通经讲故事。我们就从家中给他拿馍，我拿的是麦面馍，有的拿的是杂粮馍。关于挨板子，王通经说：“越怕痛就觉得痛，如果不怕痛也就不觉得痛了。”他还说，挨打惯了，一段时间不挨打，手还觉得痒痒！那个时候，学生们的国家观念极浓，谈起话来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我们中国是天朝”，“作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等等，王通经给我们讲的就是属于爱国方面的故事，讲着讲着把大家的劲鼓起来了，这时他就率大家到操场上摆开阵势练习“打洋人”。
1929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是陕西历史上最严重的年馑，王通经的母亲饿死了。他父亲到我家当了管账先生，他没有办法生活，起初我还从家里偷着拿个馍给他，以后我家也自顾不暇，没有馍了。他从地里搂茅草，园子里堆了一大堆。到了腊月，他就烧窑，他有这个手艺，烧香炉、罐罐之类的陶器。因为要过年，虽然是年馑还得敬祖先，香炉还是有人买的。一天，他担着香炉之类陶器到高陵去卖，摆了个地摊，还没有开始卖，高陵县管市场的人，还有警察过来，向他收地皮钱，他没有钱给而发生口角，接着就打起来了。他把这担陶器摆成个三角形，陶器不卖了，用陶器打，来一个打一个，十几人没有办法靠近他。一直打到农村吃午饭的时候，把陶器打完了。人越来越多，他起身用扁担两头来回打，打开一条路。走到城门时，城门关了，他一跃跳上城墙，翻城墙跑了，跑到了三原，正逢冯玉祥部下宋哲元在这里招兵，他就当兵去了。
从三原开走时，他当了班长，他到部队里学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以后部队开到北京西园时，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当了连长。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纠集日伪军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仅仅10天，热河全省皆告沦陷。接着日军又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处进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他在宋哲元部队里大刀、木马、拼刺都学得很精，很快提升为营长，他奉命率部守喜峰口。喜峰口战役之前，我从上海收到他最后一封信。喜峰口战役就是他指挥打的，英勇得很啊！他一个营守着，日军一个团进攻，守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全部牺牲了。以后所在部队给他父亲寄来一封信，内有他牺牲前给父亲写的信、80元现洋和他当营长的照片。他向父亲表誓言：“……日本不灭，何以有家。给这80元是向你尽孝，我要尽忠了，以此报国。”这是部队从他身上发现的子弹盒里装的钱和照片，别无他物。
部队来信详细写了喜峰口战役的经过，王通经的父亲给我看了，大意是这样的：喜峰口战役打得很激烈，一营人守了七天七夜，打得只剩了十几人。王通经下令让其他人撤，他守着作掩护，但没有一个人后撤，都要与他战到最后，死在一起。这时，王通经脱成精身子，身挂一条红，手拿鬼头刀，冲上去与日本侵略军拼命。他一个人用大刀砍死了50多个日本兵，鬼头刀砍得无刃，身负十几处伤，他下来又拿了两把刀，再次冲上去，又砍死十几个敌人。这时日本人是来不及用枪打呢，还是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兵对这位杀死那么多日本人的中国人不但不恨，反而认为是位英雄，对英雄人物用枪打死了不符合武士道的精神。最后上来三个身强力大的日本人，从前从后动手把他砍成重伤，倒了下去，这时又上来一群日本人，给他身上插上用中文写的英雄的牌子，抬了下去，不久就牺牲了。
王通经的父亲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有古文根底，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宽宏大量，从不与人吵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这位鳏寡老人接到独苗儿子牺牲的信后，不流泪。别人劝他向县里报一下。他说：“那有啥值得报的，娃是尽了忠啦！忠孝不能双全，值得！”王通经是我少年时代出现的一位突出的爱国英雄人物。后来，我1937年见到他的父亲时，他还让我看了王通经的照片，现在我仍怀念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