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二节 建国中学

我到上海已是9月了，学校已经开学。本来我考上的是上海中学，因为学费太高没有上成。当时，上海中学的毕业生，多半是上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的，这就走上搞科技、搞工程这条道路，想起来还颇感遗憾。那时，上海市的教育局长陈德征，是蒋介石的红人，曾经是蒋介石的一个笔杆子，相当于后来陈布雷的地位。他自己办了个学校叫建国中学。这所学校设有半费生和免费生的名额，我就上了这所学校。

和我大哥住在一起的一个好朋友，叫张警轩，也是个有进步思想的人。张警轩同大哥的关系，除了思想一致之外，另一层原因，是他的舅舅是我父亲的朋友。此人姓韩，蒲城人，和我父亲同在杨虎城部队，绰号“韩剥皮”。张警轩是大学本科生，毛笔字写得好。我大哥上的是预科，打算上预科把基础打好，以后去日本。为了使我能当免费生，张警轩把我领到陕西旅沪同学会，由同学会出面，通过陈德征的弟弟陈德馥介绍给陈德征。那个建国中学陕西籍的学生很少，他们本来就看不起北方。尤其是对西北来的学生，称古长安来的“北方侉子”。见到陈德征，他说要考一下。当时我虽学了一点英文，但底子很差，心里想着，要是考我写一篇文章那就最理想。果然，张警轩向陈德征介绍着我的情况，陈德征真的就要考我的文章，出的题目是《负笈求学记》，而且要当场面试。张警轩一听当场考愣了一下，因为他与我初识，尚不知我古文根底扎实。我却能沉住气，我说请题，陈德征是苏北盐城人。用苏北话说了题目，问我懂不懂？我回答懂！这就坐下开始写作文。我写了祖居哪里，世代书香，还有什么军阀混战……什么的。接下来，我写了人不学不如物，以及为什么到上海求学，赴上海沿途见闻等，写了一大套，三张卷子纸写满了。写后看了一遍，一字未改，交给陈德征。他一看很惊讶，说：“哎呀！陕西教育能有这样高的程度呀！”又问我：“你是高小毕业吗？有家馆吧。”我说：“是高小毕业，也上过私塾。”他问：“你在私塾读了些什么？”我一气把我读过的书连《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都讲了。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如果在清朝科举应考，就当上举人了。接着他说：“好！免费，明天上学！”我就这样上了建国中学。

第二天，我开始到建国中学上学。到上海后，我住在大哥的宿舍里，两人一张床，按农村的习惯“打脚头”睡。现在考上建国中学，学校距我哥住的法政大学远，就搬到学校去住校。建国中学在法租界金神甫路。从我哥哥的学校经过八仙桥到英租界再到闸北，再坐黄包车就到了。建国中学的校园原来叫沈家花园，环境优美，家具全是红木的，古香古色。据说学生的宿舍都是什么小姐的大绣房改建的。

教员当中，一位叫查猛镝，浙江金华人，是个国学大师，在浙江人称国学泰斗。他原来是个共产党员，坐过监狱。陈德征把他保释出狱，聘请来建国中学任教。大概是为了避免当局的继续迫害吧，这个人实际不疯却装疯。有时正讲着课，会突然大吼一声。他除了研究国学，著书立说外，还搞了个木鱼，每天敲打念佛，研究佛学。国学造诣的确很深。与校长陈德征关系甚密。

我们的化学教员，也是先进分子，从龙华监狱放出来的。这个人是留美博士，侨居国外，英文很好，汉文比较差，讲化学常用英语。上课点名时，常把我的名字“郝克勇”念成“赤克勇”，逗得学生满堂大笑。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笑，下次上课点名还是那样念。

教国民党党义的先生叫袁阴愚，是《国民日报》总编辑。此人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头至尾不按当时国民党的教本和蒋介石的那套东西讲，而是大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亦即孙先生后来的新三民主义。显然他是个国民党的左派，是反对蒋介石的。

还有一位是现在报纸上还能看得到的陶百川和他的弟弟陶百熊，另一位姓金的老师教社会科学，教英文的是个美国人，叫豪克斯。

我这个西北的乡里棒，出门独闯，到了上海，首先遇到的是说话听不懂。我找个厕所，我问厕所在哪里，人家听不懂，人家叫茅厕，我又听不懂。他们叫我“北方侉子”，备受歧视，当地学生连校役都欺侮我。最初独自一人在这学校，好像把一个人放在周围无人的沙滩上，难以忍受，曾几次想偷跑回家。功课中，英文、物理、化学、生理、几何、数学、党义等都听讲吃力。语文课那时叫国文，学的是《开明活叶文选》，内容都是我读过的古文，再如地理、历史、常识、修身等课程，都是读得烂熟的内容，倒不需费力。针对我学习上的这种情形，我想出了个办法：凡是我熟悉的国文、历史等课，我在上课前把要上的内容先看一下。上课时，不必费神听讲，只听老师怎样念就行了。这样不到一学期，我就掌握他们的方言了。那时的文章基本上是文言文，也有白话文，互相参看，我逐渐也学会了怎样将文言译成白话。上课时，先生讲文科的课，我就备其他的课。如英文、化学之类，以文科之余而补理科之不足。同时，耳也兼听，至少知道先生讲到哪里了。先生如向我提问，我也能马上站起回答，使先生看不出我在下面备其他的课。经过刻苦学习了两个多星期，我把没有学过的东西弄懂了，记住了，老师讲课也能听懂了。对于英文，凡是明天要教的新课，我在头天晚上就把它弄懂，用一本《模范英汉字典》，我先查单词，做到大体会读，知道意思。到了熄灯时间，我就跑到宿舍外路灯下去背。刚到校时，初考仅能及格，到期考时，经过刻苦磨练，各门功课都考取了较好的成绩。

入学时，与我同时被批准为免费生的另一位同学，是金山县的沈金荣。沈金荣与我关系非常好，称我小弟弟。免费生有个义务是在课余时间管理学校的图书馆，这对我这个好学的人，倒是一个读书的好机会。图书馆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的《万有文库》，我就开始一本一本地阅读这套书。第一部读的是《石头记》，即《红楼梦》。接着如《桃花扇》、《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儒林外史》等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都通读了一遍。我既然是管理图书馆的，读书就有便利的条件了。拿出一本，一个晚上一气读完，第二天就还回去，还不耽误别人借阅。除此之外，这时还开始读了外国文艺书，例如《青鸟》、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小仲马的《茶花女》，高尔基的《母亲》，以及入选《万有文库》的一些童话、寓言、诗歌等作品。用了五年在上海读书的时间，我把《万有文库》的书几乎读遍了。我至今常对自己的子女们和一些年轻人说，书还是要多读。不论你干什么，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后来我在写文章或在其他工作中起草文件和修改别人写的东西，词语很广，有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还是读书读来的。读书和实际锻炼是不可偏废的。

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钻研，则得益于查猛镝先生。他看过我写的文章，除写了很赞赏的批语外，就给我吃小锅饭。诸子百家的文章，以前读的四书五经中读不到，在建国中学读的《活叶文选》里也很少，查猛镝却是这方面的专家。上自习时，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有步骤地教给我诸子百家的书，如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及吕不韦主持编著的那部《吕氏春秋》。这部书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考证严谨，文字精练，别有风格。每次查先生把我叫去，给我指定一篇文章，我回到教室读，下了自习，再到他房间谈我的心得，不懂就问他。他能用新的观点解释诸子百家，使我甚受教益。

在上海建国中学上学，除了学习，对我这个从西北农村来的少年来说，怎样能在派别严重的学校站稳脚跟，就是从原来受歧视的“北方侉子”上升为受尊敬的“小弟弟”。这个过程，是经历了三个事件的。一件是学会上海方言。开始是语言不通，常遭人笑话，等到学会了上海方言，可以同他们交谈了，人家也逐渐与我亲近了。另两件是打架，有人有意欺负我，打了两次架，打赢了。起初笑我的，尤其是女同学对我另眼相看了。年龄大的女同学，亲切地称我“小弟弟”了。

建国中学办有壁报，由老师指导，学生主办，学生写文章登在上面。查老师让我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勤学之道的稿子。这稿子往壁报上一贴，许多高中学生都来抄，校长在纪念周会上也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很好。有位威信很高的老师，主要教高三的课，他给高三上课时，手里拿着我那篇文章说：“你们看，这位北方学生，写的这篇文章，讲学习方法，引经据典，连董仲舒的老师如何循循善诱，设帐授徒都讲到了。学习应该这样勤奋！”这样一来，我在建国中学不但打架出了名，学习也出了名，上海的大同学们不再叫我“北方侉子”，而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弟弟”了。

在建国中学组织了一个篮球队，我的个子高，常常能从中线投篮，命中率高，因此常担任中锋，有时是后卫，能从半空把对方截住。每次比赛我都参加。

在建国中学我还结识了一位姓詹的同学，名叫光祖，他和我不是一班，是高二学生，但住在一个楼上。有一天，我和沈金荣等同学刚打完篮球，一身汗，从楼下走过，遇上他从楼上向下泼洗脸水，一盆水正好倒在我身上。看见的同学都发慌，嚷嚷起来，因为我前几次打架出了名，以为我一旦蛮劲上来一定要打架了。姓詹的同学也有点害怕，赶快跑下楼来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没有看见。”我说：“啊，没有关系，你这不是故意向我泼的。”上楼以后，我换了袍子，就算了，这件事也使上海的同学很惊奇，认为我为人豁达大度，在人们眼中的形象更好。

1930年冬天来了，家里寄的钱来了，给我哥哥缝了一身西装，给我缝了一身呢子中山服，还一起照了相。这张照片寄回家中，我祖母看了之后，又哭又笑。这是我头一次穿中山服，以前是穿袍子。现在这张照片仍在，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那憨态。

我大哥郝克俊是个共产党员，在上海法政大学上学，在他的宿舍里给我安了一张床，每到星期天、暑假、寒假，我就在这儿度过。在他的宿舍里，有好多书，这是另一类书，对我影响很大。有一篇文章叫做《父亲的书架》，是说一个孩子从父亲的书架上读到很多书，受到丰富的教益。我这时可以说是从哥哥的书架上也受到了很多教益的。在家乡时虽读了不少书，但多是古文。来到上海以后，视野开阔了，学到的知识更宽广了。建国中学图书馆的《万有文库》，使我从中读到了一些中外名著。而哥哥的书架上，则多是当时出版的进步书报杂志，有些连书边都还没有裁开。这里面，有些还是共产党秘密发行的革命书刊。

我对世界地理和历史很感兴趣，并开始涉及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法政大学著名教授高一涵，当时给我哥主讲政治经济学。我接触到的第一本社会科学书籍，就是高一涵的《政治经济学讲义》。高一涵讲课发有讲义，但他讲课时从头至尾不翻一下讲义。他上课时，学校的学生都来听讲，窗子外面都站满了人，弄得只好用买票的办法来限制人数。我那时虽然小，也跟哥哥挤进去听讲，并从哥哥那里弄到一本《政治经济学讲义》。初中毕业，我回陕西，弄到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原富》。当我读这本书时，被张警轩发现。他问我：“你能看得懂吗？”我说：“能看懂！”他鼓励我读下去。我在哥哥那里，又读了邓演达翻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我对这部书兴趣最大，接连读了三遍。以后又读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1942年我在延安，写的自传上，还提到这本书。那时在延安，机关和学校学的是列昂杰夫的《政治经济学》。读后，我不大看得起这本书。所以自传上就只写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审阅我的自传的欧阳钦同志，是个留法学生，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把我叫去，问了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普列汉诺夫和这部书。

这时，我虽然还是个中学学生，但由于学习超前，又对社会科学有兴趣，所以在我哥哥的宿舍一群大学生讨论一些问题时我也参加了。他们常常争论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有时辩论起来还很激烈，我也参加了他们的辩论。我记得，那时候对列宁是十分尊重，对斯大林不怎么提。

去上海之前，我一直是用毛笔写字的。上了建国中学后，我大哥给我买了一支自来水笔，花杆的，很粗壮，我想那就是在当时很时兴的“花杆派克”了。这时我才开始用钢笔写字，不过，学校规定写“大字”不准用钢笔，必须用毛笔，向学校要交“大字”，上小学时，我学的是欧体，这时他们都让我改学魏体，所以至今我写的毛笔字还是北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