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三节 参加赴宁请愿团

1931年3月，学校开学后，我又搬回学校继续上学。所学的课程除了数学和英文需要费工夫预备练习外，其他课程，特别是国文、地理、历史之类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复习性质的课程，所以每天都有时间阅读课外读物，学校的图书馆几乎成了我的第二学校。一部《万有文库》与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个期间写有十几本读书札记，其中最多的是关于《红楼梦》、《水浒》和《史记》的札记，主要的内容是评述。可惜这些读书札记已全部遗失。同时，每天都写有日记，日记内容是些不满现状以及对蒋介石的政治评述。

在这半年中，我除了专心致志地学习外，仍同过去一样每星期六拿着一周的作文和日记到哥哥处，请哥哥和张警轩等对我日记作批改，并且吃一天北方饭。到了暑假，哥哥回陕探亲，叫我同张警轩、田璞住在一起补习英文课。每天早晨同田璞到公园去锻炼身体和读书，学习生活很愉快。

这一年7月，国民党调集了30万兵力，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对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9月被红军粉碎。

8月16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乃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张学良被迫以蒋介石此电为宗旨，对日本入侵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蒋介石置国难于不顾，亲自从南京赴江西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9月2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表《中央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全国绝对服从中央，严守秩序，埋头工作，勿问国事。”9月2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员大会发表讲话：“此刻必须全国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同日，南京政府颁发《告全国军民书》：“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裁决，故希望中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1931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及城市人民起来参加抗日反蒋运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学生率先发动抗战热潮，从大专学校到中小学，成千上万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游行、宣传。各地学生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救国义勇军、抗日救国十人团、日货调查团、抗日讲演队、国际宣传队、军事训练班等各式各样抗日组织。各地学生络绎不绝到南京请愿。

1931年开学已是9月了，我哥哥回到上海，我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就是9月19日凌晨，我从哥哥的法政大学赶头班电车返回学校。下车走到四马路时看见那里有很多人围着报童。报童高举倒印红字“日军占领沈阳”的《申报》、《时报》，并大喊：“日军占领沈阳了！”人们抢着买报，堵得电车开不动了。我上前抢了一张报纸。我一看这张印着“日军占领沈阳”的报纸，情不自禁潸然泪下，看着看着放声大哭，许多人都哭了，并用上海话骂日本人，骂张学良。

买了报纸，身上没钱了，一口气跑到学校。学生们还都睡着没起床，我不顾一切，把学校的钟拉响，铛、铛、铛，拉个不停，一边拉，一边大喊：“日军侵占沈阳了！”学生纷纷惊起，把我团团围住，一听到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都哭了，接着个个摩拳擦掌，情绪激昂。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是我第一个传到建国中学的。从此我便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为了领导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建国中学改选了学生会，由校长陈德征的弟弟陈德馥任会长，他是地下党员（1932年进入苏区）。我和沈金荣都当选为委员。分工我任纠察队长。接着成立童子军，一律穿童子军服。谁要不穿这种服装，就被骂为“冷血动物”。有些少爷上学时穿，一进校门就脱了，大家就高喊“冷血动物来了！”

上海市成立了学生救国总联合会，以同济大学、交通大学为主，同济大学地下党力量很强。学联一成立就与当局和保皇派的阻挠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我们学校的学生会要参加学联，受到四川籍一伙保皇派学生捣乱，在会场上打起架来。我和沈金荣等是纠察队员，上前干涉并打败这伙人，学生会通过了参加上海学联的决定。在上海学联的领导下，决定罢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军事训练外，上海学联从9月至12月组织学生多次赴南京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抗日大请愿。我亲自参加的是11月底上海学生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那次大请愿。

那时，北平学联南下示威，中途受阻，由上海学联接班，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凡参加者一律穿军服，我去找哥哥商量，他同意我去，但缝军服需5块钱，花这么多钱缝一套军服似无必要。张警轩一听，说：“钱不方便的话，我来拿。”他给了我五块钱，做了军服。我们学校编了一个大队，陈德馥为大队长，我是中队长。我们到了上海火车站，国民党把交通断了，只见火车停着没有人开。我们在车站等着，坚持等了三天，群众纷纷给我们送来吃的。到了12月1日，天还没有亮，上海学联决定火车由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学生开，把这批有组织、有秩序的请愿学生送往南京，虽中途几次受阻，终于到达南京的下关车站。

我们到达下关时天已黑了，下着毛毛雨，学生们下了车，被官兵包围不让走。派代表前去交涉，当局不许进城，说在下关谈，学生不愿意继续交涉，大家在车站的广场上一直等到天明。雨后初晴，旭日东升，太阳特别鲜艳夺目，再看阳光照在南京的清凉山（人们俗称狮子山），只见狮子山顶，顿时在丛林中徐徐升起云烟雾雨。这时的景致活像一只雄狮在酣睡着，我当时感慨地写下一首五言绝句和一首七言绝句：

红日照锦城，雄狮睡犹酣，

朱洪若有灵，九泉泪不干。

潇潇风雨洒下关，十万学生不胜寒。

虎踞龙盘逢国难，请谅雄狮睡犹酣。

经过了总学联的坚决斗争，12月2日下午3点钟，经交涉，我们终于整队进入了南京城，但不许游行，由宪兵维持秩序，实际上是押着我们手无寸铁的学生。蒋介石把我们放在中央军校里包围起来，由军校学生站岗，不许出去。名曰等接见，实际是关起来，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市民们给我们送来了很多饼干，起初还可以吃点，以后因没有水喝，谁也吃不下去了。

12月3日，把我们集合到军校礼堂，蒋介石接见，四周围密密麻麻布满持枪军人，还架起了机关枪，如临大敌，蒋介石穿军装和宋子文还有戴季陶走上讲台。我校排在后楼上，正对讲台。学生们看见蒋介石走上讲台，一阵鼓掌，我旁边的沈金荣要鼓掌，我忙拉住他的手不要他鼓掌。这是因为我从小学写的作文《刺卖国贼》时起，就一直痛恨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不让抗日，就更加深了对他的痛恨。今天一看这种怪样子，就更加恶心了。学生代表正步走向讲台，向蒋呈递了请愿书。蒋介石开腔了，只见他开口一个本主席什么“守土有责”（责字读成咋），闭口一个本主席什么“决心北上”，赶走倭寇，收复领土。讲着讲着就发起脾气了，骂学生不好好读书，骂来南京向政府胡闹请愿。攘外必先安内，赤匪在捣乱，广东方面（指国民党反蒋派于5月28日在广州召开国民政府成立大会，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李宗仁、孙科、陈济棠、林森等15人为委员，通电要蒋介石下野）不听中央命令，还要我下野。他责备学生为什么不去广东请愿。他尖声地说：“本主席已经下了决心北上，誓必收回我国的整个领土，但是广东那些卖国贼，他们逼着要我下野。诸位想想，哪里还能北上哩，所以本主席也同时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誓不下野……”对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我于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做了评论。蒋介石讲话时，学生们又一阵阵鼓掌。我又拉住了沈金荣的手，悄悄向他说：“这是骗人的。”他再没有鼓掌。自从这次亲眼看到蒋介石和亲耳听了他的讲话，他那副流氓瘪三的样子，更加加深了我对这个卖国贼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意志和信心。

蒋介石讲完话，警宪们把我们押到火车站，逼迫我们上了一列闷罐车，把我们送回上海，同学们一个个憋了一肚子气。车上不给吃喝，学生们喊着骂着。就在车上，某些油头粉面的上海学生，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本来他们来南京是凑热闹的，现在在闷罐车上，他们就挨近女同学，摸摸揣揣耍流氓，欺侮女同学。一位同学叫王子厚，为人正直，父亲是杭州警察局长。他找我商量，我也很看不惯上海学生的流氓行为，就上前干涉。他们嚷着：“为什么打人！”我们说：“我们纠察队就是要维持秩序！”打了一下，他们老实了。

回校后，就实行军训，教官多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军官。我们那位教官姓张，名秀夫，很进步，讲日本怎样侵略东北和日军暴行，痛哭流涕。但那些西装革履的少爷们不愿意，把军训反掉了。每当我看见附近工人参加军训很认真，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爱国的，对此我曾专门写了一篇日记。

同我哥哥郝克俊住在一起的张警轩，也是可以求教的一位老师。那时我每天都写日记，到了周末将日记全部带到哥哥处请哥哥修改并加批语。后来他把这个批改日记的工作交给张警轩，请他帮助。张警轩思想进步，学识渊博，批改日记很认真。他看了我的日记高兴地说：“你的日记和有些陕西籍大学生所写的日记相比，他们还写不到这样高水平。”他批改日记时，除了批上鼓励我的一些话之外，对字的结构和修辞要求都很严格，而且对日记的思想内容更为重视。他看到我写的日记并不像有些学生那样，只写些什么花呀，草呀之类东西，而是常常写到对世事的不平，对公子哥儿们的鄙视和批判，以及有时自己意志不够坚定等的反省，很是赞赏。通过对日记的批改，既提高了我的写作水平，也提高了我的思想修养和认识水平。实际上，他已成为我的一位很好的校外老师。遗憾得很，我写的大量日记已经遗失了。

这个期间，我常去法租界哥哥处，除了听到他们讲共产党和红军如何英勇反击蒋介石的“围剿”，陕西岳西峰如何被俘的情况外，还看到许多关于反对蒋介石的秘密小报。这些对我的政治见解和认识都起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12月16日的日记，对蒋介石下野有这样评述：“行不顾言，言不顾行的蒋介石，忽然今日正式通电下野，令人看了以后，着实有些蹊跷……（主要是分析蒋介石下野的原因）总之，我可以断定他不是出于真诚下野的，他是有很大的阴谋在内的。”当时看到罢课后的学生运动，五分钟热度过去了，一天一天地消沉下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借着罢课机会而玩乐的少爷公子学生们深恶痛绝，又由于看见工人们在上工之余，还不断地在进行爱国活动，这就使得我在思想上逐渐地树立起工人是可敬而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