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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不安分”的关中愣娃
1933年春，我父亲在西安东关搞了一个汇通汽车公司，是军牌车，通行无阻。这时，我向父亲提出再赴上海去求学，取得了父亲的同意，让我又到上海去继续读高中，他向我讲钱是祸害，不要贪财，说着给我拿出了现洋。我与一位上海大夏大学学生卢子毅同行。到了上海后，因为上海无春季始业招生的学校，所以我就在大夏大学附近乡村私人出租的小亭子间自修。卢子毅也住在这所房子前楼上，有时请他帮助我复习英文，直到暑假，经考试考上了上海中学，一看我的毕业证是西安中山中学，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理由是中山中学是红的。我又回到母校建国中学高中部一年级学习了。
在这一学期里，我是安心的埋头读书，因为我刻苦，功课好，特别是国文最好，教员和同学们都特别赞赏。
这期间，我在校内的同学有沈金荣、霍一侠、虞子祥、钱绍东等，我同沈金荣、霍一侠同住在一个寝室里，关系特别好。
这时，我又见到在法政学院上学的朝邑学生田璞，他是我大哥郝克俊的同学。他当时在陕西旅沪大学生中，是生活朴素、努力学习、思想进步的一个青年。他当时在进步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是特别努力的，并有很深造诣。每逢星期日，他都带着我到四马路一带小书店里选购社会科学新书和秘密书报等。他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的，常常劝我将来不要给国民党做事，对我抱有最大希望，但不是跟着共产党，而是另外创一个新的国家。他也劝过我弃文就武，先去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学些军事本领，然后再闹武装活动。他又是支持我反抗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鼓励者。在寒假和暑假里，我常常住在他那里，除了复习一些课程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他那里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新小说。如《屠场》、《西线无战事》、《莎士比亚戏剧集》、《鲁迅小说选》、《高尔基小说集》等等。
1934年，我继续在建国中学上学。下半年，刘旭初由西安中学毕业后，也来到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一年级学习，我们又到一起了，经常联系。
此外，我和大夏大学高中部的尚兆甲（即王直），蒲城中学来上海读书的李仲西，世界语学习班的张光天等人关系较好，来往密切。
当时，陕西旅沪学生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分成了两派，更准确地说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王丙、王国桢、李麟经、张兆瑞等为代表的，他们以后成为陕西教育界C.C.骨干和国民党党部特务骨干。当时他们大部分拜徐朗西（陕西人，法租界的流氓头子）为师父，参加了青红帮和法西斯组织，很快都变成了一群流氓和特务。生活上他们每日吃喝嫖赌，油头粉面，西装革履，无所不为。他们崇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对抗日救亡运动。
另一种类型或者另一派是以我、王直、刘旭初、霍一侠、李仲西（起初还有田璞，因他不久毕业和离开了上海），还有大夏大学的李作人等为代表的。这一派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从来不嫖赌，没有穿过西装，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在政治上，我与刘旭初已参加了共青团，没有参加共青团的也思想进步，坚决主张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打击那些在学校中进行捣乱和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流氓法西斯学生。我们这群要好的同学，时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志同道合，亲如手足。我们为了表示志同道合起见，经商议都从“若”字上各起一个表字，我叫若庸，王直叫若愚，霍一侠叫若虚，刘旭初叫若鲁。本来还有李仲西和沈金荣也以若字起了表字，沈金荣虽不是陕西人，但因与我关系好，在学习和生活上爱与我们陕西人在一起，所以他也以若字起表字。我们四人的表字叫出去，也出了名。因此，在陕西学生中，有些人把我、王直、霍一侠、刘旭初称为“若氏四杰”了。
在此期间，田璞已经毕业回家住闲，我成为当时上述我们那些人的核心。这时上海学校中到处在闹抗日与反法西斯的运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所有大中学校里都发展了法西斯组织。带枪的法西斯学生，到处横行霸道，学生们的进步爱国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学生们抗日请愿示威游行队伍，常常被这些匪徒在夜里暗中打人或阻拦而失败。我们学校里高三级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当时，建国中学的学生会是掌握在进步学生手里的，学生会主席是校长的弟弟陈德馥（共产党员），以后到了苏区，听说当过宣传部长。我是高二年级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并且担负了纠察股的责任。当时学生会每周都组织一两次抗日救国报告会和社会科学讲座。有位姓金的老师，常在社会科学讲座上讲课，讲得很好。金老师以后被捕，出狱后听说到美国去了。
金老师讲抗日，因为有法西斯学生捣乱，金老师就按不同观点，把学生分成了主张即刻抗日与长期准备的两组，让进行辩论。主张长期准备的，重复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主张，说什么中国弱，没有准备好，一战必亡，还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谬论等等。我代表即刻抗日方面发言反驳。一方面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一条毒蛇，已经咬住了中国的手，我们就应该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即刻把中了毒的手砍掉，奋起抗日救国才有希望，否则会逐渐灭亡；一方面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捏着中国的脖子和束缚住中国的手脚的情况下，又要进行反对日本的准备，那是痴人说梦。听讲的人有的在笑，在鼓掌赞成；有的在谩骂，发出嘘声和喊打声。很多同学拥着我出了会场。学生会的这些爱国进步活动，受到了校内高三级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的仇视。他们鼓动改选学生会，但改选大会开的结果，使他们夺取学生会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便在大会场上公开出丑打架，打伤了几个同学，学校叫来了警察，把他们送到了公安局，但是到了晚间，他们不仅被放了出来，而且成为原告，带领着特务来捉陈德馥等，但陈德馥早已逃跑了，没有捉到任何人。
1934年，原在西安中山中学学习的张光天也来到上海，他是共产党员，在上海以学世界语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受他指示，曾先后派我到龙华监狱给陕籍复旦大学著名党员邓君传送文件和参加营救工作。邓君是西安市东关中药店邓掌柜的儿子，复旦大学共产党的负责人，1932年被捕入上海龙华监狱。我奉命给他送秘密信件和书籍，并将我的一部精装达尔文进化论和邓演达中国文学史送给他。通过组织把邓君营救出来，我参加了营救工作。
1933年占领东北三省的日军，于1月3日占领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和河北许多县，把战火直烧到平津一带。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黄郛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汉奸黄郛遵照蒋介石、汪精卫的指示，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于5月31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及不作一切抗战之行动；（二）日本为确悉第一项协定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行观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三）日军确认中国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退至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1935年6月4日，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秘密谈判，于7月6日签订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主要内容规定：（一）取消河北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顾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这些卖国协定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接一浪，到1935年又高涨起来。各学校进步学生举行抗日救亡运动，游行示威。法西斯学生反对抗日运动，进行捣乱和破坏，所以在各校也就大都发生了打倒法西斯的运动。1935年4月前后，霍一侠已转到艺专去学习，刘旭初也转到大夏中学学习。我和沈金荣组织建国中学的进步学生，把一小撮法西斯学生（大部分是四川籍学生）从学生会中清洗出去，再一次打破了他们利用学生会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王直、刘旭初、李作人等在大夏中学，也同样地把一批捣乱的法西斯学生打了一顿，法西斯学生去叫警察捉他们。王直和刘旭初跑到我处躲避了好几天。
1935年下学期，为反对《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沪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冲破了法西斯的反对、捣乱、破坏，声势更大了。各校组织示威团再次向南京进发。我们建国中学，以我和安徽籍大麻子为首，组织了数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强占闸北火车站，而后上海各校学生相继赶到，前来者达数千人。乃由同济大学学生开动火车向南京进发。行至无锡，被宪兵用石灰及水龙驱散，并分别装入火车押解送回上海。这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遭到镇压。
我结识了王直之后，经过深谈，使我得知，王直原在北平求学，思想进步，曾于1933年在北平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我与他志同道合，关系更加密切了。1935年暑假期间，我同王直在大夏中学的草地上，曾谈及准备组织一个独树一帜的抗日救国的学术团体。一方面对抗旅沪陕籍的王丙等在陕西学生中所搞的法西斯学生组织，一方面作为团结我们这些人的组织。这就是以后组织夏艺学会的萌芽和最初设想。
1935年秋，我已经在高中三年级学习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了笼络高中学生，挑选一批合乎他们标准的高中学生加入国民党。在表面上发起了上海市高中优秀生选拔的运动。指定学校负责挑选高中学生中前几名学生为优秀生。我们学校选我和沈金荣为优秀生。学校里的国民党区分部曾经通知沈金荣加入国民党，我劝告沈金荣不要加入国民党。起初，沈金荣还有些动摇，认为加入了国民党后将来容易找工作。我告诉沈金荣，若是加入了国民党，就会很快地把心变成上海大马路上常见的流氓、瘪三，就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汉奸，沈也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不久，上海市党部为高中优秀生举办了一次“名人”讲演会，邀请了当时国民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刘文岛讲演。我和沈金荣也去了。刘文岛讲演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点是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一点是宣扬意大利的民众如何守纪律，绝对服从，所以意大利强盛起来了。中国所以这样弱，就是因为中国的民众是一盘散沙，不守纪律等等。总之，是在散播法西斯的毒素，鼓吹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和奴隶纪律，希望参加会的学生参加国民党。我和沈金荣在讲演中途借故退出了会场回到了学校。学校已经开过饭，我们耽误了吃饭，挨了一顿饿。为此，我写了一篇《饿了一顿饭和听洋大人放屁》的日记。这时又有人活动沈金荣，要他参加国民党。沈征求我的意见，我叫沈不要参加，沈金荣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国民党。于此期间，我写了一篇《墨子研究》的论文，主要内容是说明墨子在当时社会的进步性。文章写好后交国文教员查猛镝，他寄到《金华日报》发表了。
我与梁枫自由恋爱结了婚，受到伯父、父亲的反对，我的父亲、大哥和伯父等，完全断绝了对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的供给。我的生活除了依靠当卖一点破烂维持外，偶尔也向霍一侠等借几块钱或几张饭票过生活。正在这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时候，国民党航空学校秘密招考飞行员的通知来到了。我和沈金荣即刻前去投考。我的学科和身体检查都合格，有录取的希望，最后口试，问我为什么投考？我说是为了抗日救国才来投考航空学校，而不是为了什么国民党和领袖。口试人员又问我为什么没有加入国民党？我答因为年龄尚小，对国民党还没有什么认识，所以没有加入。我见口试人员互相交头接耳，鬼眉鬼眼了一阵，在我的那张考试表上画了一个大叉叉，就这样把我的名额取消了。
我于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一直与方毅民、方培钦在组织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1933年春，转到上海上高中，我不但与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而且与也到上海上学的同时入团的共青团员刘旭初，陕西省第一中学的共青团员阎志强（阎东信），由北平转到上海大夏中学上高中的反帝大同盟盟员、抗日义勇军队员王直，原中山中学党员张光天等，均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多次参加抗日救亡和反法西斯学生运动，并参加对陕西籍复旦大学党员邓君等人营救和交通工作。直到1935年12月，由于方毅民同志在四方面军牺牲，方培钦同志转移。当时我寄到陕西省蓝田县东街益智书局（系我与方培钦的联系点）给方培钦同志的信，以查无此人，原信退回，使我与组织失掉联系。
在此期间，由于我生活的困难和环境对我的刺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占领了大片河山，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更加深恶痛绝，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更加不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与组织失掉联系，只能从当时报纸上看到共产党活动（当时报纸称朱毛活动）。我对共产党活动虽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同情，想投奔到轰轰烈烈的战斗中，但又无门可入。因而，这个时候，我的思想陷入苦闷沉思之中。
在一个连绵大雨的星期日，闲着无事，我和沈金荣商量后，由我执笔给曾给学校教党义的教员袁叶裕（国民日报社编辑）写了一封信，中心内容是说国民党已经腐化反动透顶，要指望国民党救国救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因此主张另开炉灶，另创建一个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党，要求他加以帮助。信写好发出后，这位姓袁的教员，既没有回信，也没有找我谈话，见了我和沈金荣，只是点了点头，笑一笑，不表示态度。这位姓袁的教员，虽然在名义上教三民主义，但在课堂上讲的却都是如何抗日救国的问题。所以同学们对他的印象还都好。他这次对我们两个人的信，采取了这种漠然的态度，使我们两人感到了很大的失望。但仔细一想，在那法西斯统治的时代，我们提的问题太大了，他也不好明确表态。
勉强地读完了高三级第一学期的功课，寒假来临了。因为我缴不起几元钱的膳宿费，学校竟然停止了我的伙食供给，并且一日三次催我撤离学校。被迫无奈，我搬到了霍一侠所住的亭子间里混着住，又只得靠着当卖霍一侠的被衣过活。家中仍不给我寄钱，使我为吃饭作难。
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在报纸上发布了举行大学生甄别考试的通知。其性质是对过去停办了的大学或在社会上具有大学程度的学生，作一次甄别考试，若考取了大学哪一年级就重新发给大学哪一年级的证书，用此证书，就可以投考相应的大学插班生。当时，我和霍一侠商量，因为断绝经济来源，不能继续上学，读完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可利用这个时间做事以维持生活，并且不耽误将来继续能上大学的目的。依靠了我的程度和过去曾代替别人考大学的经验和信心，于是就决定参加这次大学生甄别考试。由霍一侠刻了一个西北大学的印，他是艺专学生擅长雕刻，很容易把印刻好了，给我制造了一张西北大学国学系二年级肄业的假证明书，用郝若庸这个名字报了名。经过了严格考试，没有料到，没有上过大学，却被录取了，发了西北大学国学系二年级肄业的证书，这样就使我担忧能否继续升大学的问题解决了。
但饥寒交迫更严重了，霍一侠的衣服也大部当卖光了，两个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饭馆的老板不但不给开饭，而且每天讨旧饭债，逼得我们白天出外买红薯吃，晚间熄灯后才回去。正在这个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沈金荣从他的家里，也就是江苏省金山县朱泾镇来到上海，约我到他家去过年。我和沈金荣乘轮船到了他家。他的父亲、哥哥都在种田，是个农村的小康家庭。一家人和气好客，对我特别款待。在他家度过旧历年。已进入1936年，但是望眼欲穿的家中汇款，不但分文未接到，而且不断接到寄来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责骂威胁信，最后就连要一点回家路费的希望也断绝了。我求学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心中十分焦急。
1936年2月的一天，我还在沈金荣家，为经济发愁，拿张报纸，无目的地浏览。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民政府财政部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第12期在淞江招生，条件是高中毕业生，训练5个月后即可担任见习生，月薪30元。当时，我就找沈金荣商量，认为这训练班学习时间短，只有5个月，毕业后马上就可以有工作，并能每月收入30元钱，这样再不需要依靠家庭供给，可以在工作一个阶段后，用积累下来的钱继续上大学。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当前正发愁的生活问题。经过商量后，我和沈金荣就去淞江。淞江离金山很近，我俩同去报考，结果我又被录取了，沈金荣同学因有门学科不及格没有考上。好友沈金荣没有录取不愿去上这个训练班。经向上海相好朋友和梁枫去信征求意见，都支持我去。我又经反复考虑后，于1936年春就进入了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学习了。
在这一学期里，我是安心的埋头读书，因为我刻苦，功课好，特别是国文最好，教员和同学们都特别赞赏。
这期间，我在校内的同学有沈金荣、霍一侠、虞子祥、钱绍东等，我同沈金荣、霍一侠同住在一个寝室里，关系特别好。
这时，我又见到在法政学院上学的朝邑学生田璞，他是我大哥郝克俊的同学。他当时在陕西旅沪大学生中，是生活朴素、努力学习、思想进步的一个青年。他当时在进步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是特别努力的，并有很深造诣。每逢星期日，他都带着我到四马路一带小书店里选购社会科学新书和秘密书报等。他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的，常常劝我将来不要给国民党做事，对我抱有最大希望，但不是跟着共产党，而是另外创一个新的国家。他也劝过我弃文就武，先去国民党的中央军校，学些军事本领，然后再闹武装活动。他又是支持我反抗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鼓励者。在寒假和暑假里，我常常住在他那里，除了复习一些课程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他那里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新小说。如《屠场》、《西线无战事》、《莎士比亚戏剧集》、《鲁迅小说选》、《高尔基小说集》等等。
1934年，我继续在建国中学上学。下半年，刘旭初由西安中学毕业后，也来到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一年级学习，我们又到一起了，经常联系。
此外，我和大夏大学高中部的尚兆甲（即王直），蒲城中学来上海读书的李仲西，世界语学习班的张光天等人关系较好，来往密切。
当时，陕西旅沪学生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分成了两派，更准确地说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王丙、王国桢、李麟经、张兆瑞等为代表的，他们以后成为陕西教育界C.C.骨干和国民党党部特务骨干。当时他们大部分拜徐朗西（陕西人，法租界的流氓头子）为师父，参加了青红帮和法西斯组织，很快都变成了一群流氓和特务。生活上他们每日吃喝嫖赌，油头粉面，西装革履，无所不为。他们崇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对抗日救亡运动。
另一种类型或者另一派是以我、王直、刘旭初、霍一侠、李仲西（起初还有田璞，因他不久毕业和离开了上海），还有大夏大学的李作人等为代表的。这一派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从来不嫖赌，没有穿过西装，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在政治上，我与刘旭初已参加了共青团，没有参加共青团的也思想进步，坚决主张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打击那些在学校中进行捣乱和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流氓法西斯学生。我们这群要好的同学，时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志同道合，亲如手足。我们为了表示志同道合起见，经商议都从“若”字上各起一个表字，我叫若庸，王直叫若愚，霍一侠叫若虚，刘旭初叫若鲁。本来还有李仲西和沈金荣也以若字起了表字，沈金荣虽不是陕西人，但因与我关系好，在学习和生活上爱与我们陕西人在一起，所以他也以若字起表字。我们四人的表字叫出去，也出了名。因此，在陕西学生中，有些人把我、王直、霍一侠、刘旭初称为“若氏四杰”了。
在此期间，田璞已经毕业回家住闲，我成为当时上述我们那些人的核心。这时上海学校中到处在闹抗日与反法西斯的运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所有大中学校里都发展了法西斯组织。带枪的法西斯学生，到处横行霸道，学生们的进步爱国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学生们抗日请愿示威游行队伍，常常被这些匪徒在夜里暗中打人或阻拦而失败。我们学校里高三级的一些学生也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当时，建国中学的学生会是掌握在进步学生手里的，学生会主席是校长的弟弟陈德馥（共产党员），以后到了苏区，听说当过宣传部长。我是高二年级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并且担负了纠察股的责任。当时学生会每周都组织一两次抗日救国报告会和社会科学讲座。有位姓金的老师，常在社会科学讲座上讲课，讲得很好。金老师以后被捕，出狱后听说到美国去了。
金老师讲抗日，因为有法西斯学生捣乱，金老师就按不同观点，把学生分成了主张即刻抗日与长期准备的两组，让进行辩论。主张长期准备的，重复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主张，说什么中国弱，没有准备好，一战必亡，还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谬论等等。我代表即刻抗日方面发言反驳。一方面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一条毒蛇，已经咬住了中国的手，我们就应该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即刻把中了毒的手砍掉，奋起抗日救国才有希望，否则会逐渐灭亡；一方面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捏着中国的脖子和束缚住中国的手脚的情况下，又要进行反对日本的准备，那是痴人说梦。听讲的人有的在笑，在鼓掌赞成；有的在谩骂，发出嘘声和喊打声。很多同学拥着我出了会场。学生会的这些爱国进步活动，受到了校内高三级一小撮法西斯分子的仇视。他们鼓动改选学生会，但改选大会开的结果，使他们夺取学生会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便在大会场上公开出丑打架，打伤了几个同学，学校叫来了警察，把他们送到了公安局，但是到了晚间，他们不仅被放了出来，而且成为原告，带领着特务来捉陈德馥等，但陈德馥早已逃跑了，没有捉到任何人。
1934年，原在西安中山中学学习的张光天也来到上海，他是共产党员，在上海以学世界语作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我与他取得了联系。受他指示，曾先后派我到龙华监狱给陕籍复旦大学著名党员邓君传送文件和参加营救工作。邓君是西安市东关中药店邓掌柜的儿子，复旦大学共产党的负责人，1932年被捕入上海龙华监狱。我奉命给他送秘密信件和书籍，并将我的一部精装达尔文进化论和邓演达中国文学史送给他。通过组织把邓君营救出来，我参加了营救工作。
1933年占领东北三省的日军，于1月3日占领山海关，接着进攻热河和河北许多县，把战火直烧到平津一带。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黄郛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汉奸黄郛遵照蒋介石、汪精卫的指示，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于5月31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再前进，及不作一切抗战之行动；（二）日本为确悉第一项协定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或其他方法施行观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三）日军确认中国已撤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该线续行追击，且自动退至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1935年6月4日，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秘密谈判，于7月6日签订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主要内容规定：（一）取消河北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二）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顾志社等机关；（四）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这些卖国协定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接一浪，到1935年又高涨起来。各学校进步学生举行抗日救亡运动，游行示威。法西斯学生反对抗日运动，进行捣乱和破坏，所以在各校也就大都发生了打倒法西斯的运动。1935年4月前后，霍一侠已转到艺专去学习，刘旭初也转到大夏中学学习。我和沈金荣组织建国中学的进步学生，把一小撮法西斯学生（大部分是四川籍学生）从学生会中清洗出去，再一次打破了他们利用学生会反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活动。与此同时，王直、刘旭初、李作人等在大夏中学，也同样地把一批捣乱的法西斯学生打了一顿，法西斯学生去叫警察捉他们。王直和刘旭初跑到我处躲避了好几天。
1935年下学期，为反对《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沪市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冲破了法西斯的反对、捣乱、破坏，声势更大了。各校组织示威团再次向南京进发。我们建国中学，以我和安徽籍大麻子为首，组织了数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强占闸北火车站，而后上海各校学生相继赶到，前来者达数千人。乃由同济大学学生开动火车向南京进发。行至无锡，被宪兵用石灰及水龙驱散，并分别装入火车押解送回上海。这次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遭到镇压。
我结识了王直之后，经过深谈，使我得知，王直原在北平求学，思想进步，曾于1933年在北平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我与他志同道合，关系更加密切了。1935年暑假期间，我同王直在大夏中学的草地上，曾谈及准备组织一个独树一帜的抗日救国的学术团体。一方面对抗旅沪陕籍的王丙等在陕西学生中所搞的法西斯学生组织，一方面作为团结我们这些人的组织。这就是以后组织夏艺学会的萌芽和最初设想。
1935年秋，我已经在高中三年级学习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了笼络高中学生，挑选一批合乎他们标准的高中学生加入国民党。在表面上发起了上海市高中优秀生选拔的运动。指定学校负责挑选高中学生中前几名学生为优秀生。我们学校选我和沈金荣为优秀生。学校里的国民党区分部曾经通知沈金荣加入国民党，我劝告沈金荣不要加入国民党。起初，沈金荣还有些动摇，认为加入了国民党后将来容易找工作。我告诉沈金荣，若是加入了国民党，就会很快地把心变成上海大马路上常见的流氓、瘪三，就会变成没有灵魂的汉奸，沈也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不久，上海市党部为高中优秀生举办了一次“名人”讲演会，邀请了当时国民政府驻意大利的大使刘文岛讲演。我和沈金荣也去了。刘文岛讲演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点是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一点是宣扬意大利的民众如何守纪律，绝对服从，所以意大利强盛起来了。中国所以这样弱，就是因为中国的民众是一盘散沙，不守纪律等等。总之，是在散播法西斯的毒素，鼓吹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和奴隶纪律，希望参加会的学生参加国民党。我和沈金荣在讲演中途借故退出了会场回到了学校。学校已经开过饭，我们耽误了吃饭，挨了一顿饿。为此，我写了一篇《饿了一顿饭和听洋大人放屁》的日记。这时又有人活动沈金荣，要他参加国民党。沈征求我的意见，我叫沈不要参加，沈金荣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国民党。于此期间，我写了一篇《墨子研究》的论文，主要内容是说明墨子在当时社会的进步性。文章写好后交国文教员查猛镝，他寄到《金华日报》发表了。
我与梁枫自由恋爱结了婚，受到伯父、父亲的反对，我的父亲、大哥和伯父等，完全断绝了对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的供给。我的生活除了依靠当卖一点破烂维持外，偶尔也向霍一侠等借几块钱或几张饭票过生活。正在这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时候，国民党航空学校秘密招考飞行员的通知来到了。我和沈金荣即刻前去投考。我的学科和身体检查都合格，有录取的希望，最后口试，问我为什么投考？我说是为了抗日救国才来投考航空学校，而不是为了什么国民党和领袖。口试人员又问我为什么没有加入国民党？我答因为年龄尚小，对国民党还没有什么认识，所以没有加入。我见口试人员互相交头接耳，鬼眉鬼眼了一阵，在我的那张考试表上画了一个大叉叉，就这样把我的名额取消了。
我于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一直与方毅民、方培钦在组织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1933年春，转到上海上高中，我不但与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而且与也到上海上学的同时入团的共青团员刘旭初，陕西省第一中学的共青团员阎志强（阎东信），由北平转到上海大夏中学上高中的反帝大同盟盟员、抗日义勇军队员王直，原中山中学党员张光天等，均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多次参加抗日救亡和反法西斯学生运动，并参加对陕西籍复旦大学党员邓君等人营救和交通工作。直到1935年12月，由于方毅民同志在四方面军牺牲，方培钦同志转移。当时我寄到陕西省蓝田县东街益智书局（系我与方培钦的联系点）给方培钦同志的信，以查无此人，原信退回，使我与组织失掉联系。
在此期间，由于我生活的困难和环境对我的刺激，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占领了大片河山，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更加深恶痛绝，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更加不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与组织失掉联系，只能从当时报纸上看到共产党活动（当时报纸称朱毛活动）。我对共产党活动虽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同情，想投奔到轰轰烈烈的战斗中，但又无门可入。因而，这个时候，我的思想陷入苦闷沉思之中。
在一个连绵大雨的星期日，闲着无事，我和沈金荣商量后，由我执笔给曾给学校教党义的教员袁叶裕（国民日报社编辑）写了一封信，中心内容是说国民党已经腐化反动透顶，要指望国民党救国救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因此主张另开炉灶，另创建一个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党，要求他加以帮助。信写好发出后，这位姓袁的教员，既没有回信，也没有找我谈话，见了我和沈金荣，只是点了点头，笑一笑，不表示态度。这位姓袁的教员，虽然在名义上教三民主义，但在课堂上讲的却都是如何抗日救国的问题。所以同学们对他的印象还都好。他这次对我们两个人的信，采取了这种漠然的态度，使我们两人感到了很大的失望。但仔细一想，在那法西斯统治的时代，我们提的问题太大了，他也不好明确表态。
勉强地读完了高三级第一学期的功课，寒假来临了。因为我缴不起几元钱的膳宿费，学校竟然停止了我的伙食供给，并且一日三次催我撤离学校。被迫无奈，我搬到了霍一侠所住的亭子间里混着住，又只得靠着当卖霍一侠的被衣过活。家中仍不给我寄钱，使我为吃饭作难。
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在报纸上发布了举行大学生甄别考试的通知。其性质是对过去停办了的大学或在社会上具有大学程度的学生，作一次甄别考试，若考取了大学哪一年级就重新发给大学哪一年级的证书，用此证书，就可以投考相应的大学插班生。当时，我和霍一侠商量，因为断绝经济来源，不能继续上学，读完高中的最后一学期，可利用这个时间做事以维持生活，并且不耽误将来继续能上大学的目的。依靠了我的程度和过去曾代替别人考大学的经验和信心，于是就决定参加这次大学生甄别考试。由霍一侠刻了一个西北大学的印，他是艺专学生擅长雕刻，很容易把印刻好了，给我制造了一张西北大学国学系二年级肄业的假证明书，用郝若庸这个名字报了名。经过了严格考试，没有料到，没有上过大学，却被录取了，发了西北大学国学系二年级肄业的证书，这样就使我担忧能否继续升大学的问题解决了。
但饥寒交迫更严重了，霍一侠的衣服也大部当卖光了，两个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饭馆的老板不但不给开饭，而且每天讨旧饭债，逼得我们白天出外买红薯吃，晚间熄灯后才回去。正在这个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沈金荣从他的家里，也就是江苏省金山县朱泾镇来到上海，约我到他家去过年。我和沈金荣乘轮船到了他家。他的父亲、哥哥都在种田，是个农村的小康家庭。一家人和气好客，对我特别款待。在他家度过旧历年。已进入1936年，但是望眼欲穿的家中汇款，不但分文未接到，而且不断接到寄来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责骂威胁信，最后就连要一点回家路费的希望也断绝了。我求学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心中十分焦急。
1936年2月的一天，我还在沈金荣家，为经济发愁，拿张报纸，无目的地浏览。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民政府财政部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第12期在淞江招生，条件是高中毕业生，训练5个月后即可担任见习生，月薪30元。当时，我就找沈金荣商量，认为这训练班学习时间短，只有5个月，毕业后马上就可以有工作，并能每月收入30元钱，这样再不需要依靠家庭供给，可以在工作一个阶段后，用积累下来的钱继续上大学。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当前正发愁的生活问题。经过商量后，我和沈金荣就去淞江。淞江离金山很近，我俩同去报考，结果我又被录取了，沈金荣同学因有门学科不及格没有考上。好友沈金荣没有录取不愿去上这个训练班。经向上海相好朋友和梁枫去信征求意见，都支持我去。我又经反复考虑后，于1936年春就进入了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