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七节 淞江盐务税警官

1936年春，我进入了淞江盐务税警官佐训练班。这个短期学校，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署专门训练缉私盐的官佐而开办的，每期只招收学员100-120名。学校地址设在淞江东郑火药局内。虽然距离上海和南京很近，但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它的统治和影响几乎没有。这个短期学校，既不挂孙中山像，也不挂蒋介石像，不开国民党的纪念周，没有任何三民主义即所谓党义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学、术两科，学业每周除了讲两小时盐务历史和缉私条例外，80%-90%以上都是军事学科和术科。这个训练班的组织设有主任1人，教务长和副官长各1人，教务长兼任总队长，下设1个中队，中队长、中队副各1人，中队下有3个区队，每区队编制为40人，另外还有五六个教官。训练班里还设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读书馆，除有一部分军事参考书外，部分是比较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我就是在这里利用课外时间第一次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当教官和队长们发现学员在读这些书时，谁也不去过问。

主任姓张，是个美国陆军大学毕业生，是张家鳌的弟弟，从开学到毕业没有见过几面。教务长名字叫王正，河南人，原来是冯玉祥五原誓师时的干部学校的学员，以后由冯玉祥送到美国某军事大学学习毕业。他的政治背景虽然不得而知，但这个人抗日的情绪非常强烈。他不仅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而且也公开拥护冯玉祥抗日。他对美国式的所谓自由和强盛也很崇拜。他每天都和学员们一起出操打野外，在军事动作上要求特别严格和周密。他讲课从来不讲课本，只宣传应当如何学好军事，在日寇侵入国土时随时随地拉起队伍来拼一场。他经常领导学员搞军事演习，在每次演习完毕讲评时，他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他这样严格地要求学员们学好军事本领，为的是将来抗日的时候，能领导着自己的乡亲和日本鬼子拼命。他在课堂里除了讲些战术原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抗日救国问题和宣传冯玉祥如何带头打仗。他公开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军人，一个军人是冯玉祥，另半个军人是白崇禧。他也公开责骂蒋介石，但不提名，也不叫什么委员长，张口闭口只说“那小子”，学员们都懂得指谁。他特别爱叫学生们打拳，说这可以锻炼勇敢精神。据说就因为这些原因，在快毕业前把他撤换了。来了一个姓曾的教务主任，也是河南人，冯玉祥送到美国的留学生。不像王正那样激烈，但也没有过什么反动措施。因为时间很短，印象很浅。

副官长姓名忘记了，他是个东北军的军官，只管训练班的事务，图书馆就是他开办的，和学员们的交往不多。

中队长孙毅，是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曾在冯玉祥部当过营长。最注意所谓军事操练和跳木马、翻杠架。另外有两个教官，都是东北军军官，是由张学良所办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我们那个区队长叫张启秀，也是东北军军官，听说他原来是个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强烈的抗日思想的人。他们当时不准学生听见了“蒋委员长”就立正，不准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让学生唱当时在别处被禁止的《满江红·北望满洲》：“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长白山前设藩篱，松花江畔设城郭……”和岳飞的《满江红》两首歌子。这两首歌子都是张启秀亲自教唱的，每当唱到北望满洲，长白山前设藩篱和九一八的时候，他痛哭失声。

还有一个总务主任，也是东北大学的毕业生。每期训练班毕业时，由他编辑《同学录》。

总之，在这个被人不注意的小小训练班里，抗日救国的空气是十分浓厚的。快到毕业前，训练班组织了一次长途行军。全副武装，身背帐篷和行装，由淞江出发，步行到浙江嘉兴平湖一带，路过金山卫戚家堰，避雨于戚继光灭倭寇的纪念亭内。当时海啸和风雨交加，我在避雨亭内有所感，吟诗一首：

潇潇风雨戚家堰，灭倭功绩留人间。

方今倭寇复来犯，竟无一人敢当前。

堂堂华胄男儿汉，缅怀先贤实赧颜。

何日痛饮黄龙酒，完成古人未竟功。

诗写好送总务主任过目，这位总务主任看了后，非常激奋，认为很好。并为此在当天晚饭时，还给我们班上送了一瓶酒庆贺。

长途行军学习回来后，将教务长王正撤换了，另外来了一位新教务长，也是冯玉祥系统的军官。这个人来后，从来也没有反对过或取消过前教务长制定的任何教学内容和课程，也没有讲过任何抗日的话以及任何政治问题，只是对军事技术和操作要求得特别严格，每一个制式教练的动作和射击姿势，他都要亲自示范给学员看。

毕业前，组织了编委会，编印12期训练班同学录，编委会由总务主任负责。区队同学们推选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主要内容是：勉励同学们毕业后，要抗日救国爱国爱民，不要营私舞弊，阿谀奉承，贪污受贿，特别提到，今日当道的营私舞弊、奢侈淫逸、祸国殃民的诸公，何尝不是昔日离校前发誓那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忧国忧民的学子。这位总务主任看后，认为是12期以来纪念册中最好的一篇文章，但因为环境所迫，他不得不把文中有“抗日”的字句删掉。他为此还给我做了解释。

1936年7月，训练班第12期毕业了，训练班采取抓纸壳的办法来分配工作。

我同一个上海学生叫谢振玄的抓了贵州黔岸盐务局地区。这个期间，因为家庭已经与我完全断绝了来往，同时梁枫也因为缴不起学费，只好回陕西去当教员，留下我一个人无牵无挂，我便和谢振玄还有分配到四川的一批学生一个姓唐的，一个姓曾的，还有几位，名字都忘记了，我们一起到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逆长江而上，到达湖北宜昌时，因长江水大涨，停泊了一个月左右，到了10月初才到了重庆的盐务总局报到。在重庆住了半个月，领了文凭和路费，我和谢振玄两人乘川黔公路汽车到达贵阳贵州黔岸盐务局报到。局长刘建德，河北人。起初，我在贵阳盐务局做见习，月薪30元，吃用外还可剩余10多元。见习工作很清闲，每天只是照抄几份公文了事。下班后人都出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见习生在机关里住。

一个多月后，局长派我、谢振玄、王鑫铭到贵州与湖南接界的天柱县盐务分局。分局局长姓倪，对我们很坏，绰号“儿局长”。到了那里派我为瓮洞盐务税警分队长，这是贵州天柱县与湖南黔县交界。王鑫铭和谢振玄分派到瓮洞上游锦江驻防。月薪仍为30元。这个分队共有16个人，老毛瑟和10子连发步枪共十几支，抽大烟和嫖赌就是那些组成人员的职业。这个分队的任务是禁止湖南的淮盐在贵州地区走私销售，保护自流井的盐可以合法销售。如发现有私售淮盐者，按罚三联单规定，予以罚款，然后将罚款上交，其中还有给查获人员3%的奖金。但由于他们不敢去得罪大商大贩，只找些小商小贩的麻烦，又不够罚款资格，所以一直在几个月内，只罚了两三起款，共总只有十几元，给他们所分的资金当然就少了，加上我对他们抽大烟和嫖赌管理得又严，曾经关过禁闭，打过杠子，所以他们也就对我怀恨在心。这个期间，我除订有一份《大公报》看些旧闻（都是一两个月以后才能看到的）外，真正成了井底之蛙，在这山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苦闷达到极点。这几个月里，我的唯一良伴就是《离骚》，有时我一个人到了山顶，高亢地朗诵，有时也模仿《离骚》体裁吟出自己的痛苦。这样的生活再难过下去了，所以屡次请求辞职，但均以因服务不足一年要赔偿学费相威胁而不准。当地的商人和那些盐警们对于我既不嫖不赌不烟不酒又不会弄钱只知用功读书不问事情的态度，都十分稀罕，他们都在议论和讥笑我是一个书呆子。

在瓮洞，我写有一个条幅：“鹏程万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被附近一位开杂货铺的青年发现。此人读过贵阳中学，有进步思想。有一天，我正读楚辞时，他携酒和炒鸡蛋来，要和我坐坐。说看了我写的字非常佩服，认为我不应是干税务的。他还说，红军曾路过此地，很多人跟着走了。红军并不像报纸上宣传得那样坏。未深谈下去就走了。

12月初，当时湖南省主席何健的盐号突然由湖南黔阳一带运来了几只船的淮盐，拟经过瓮洞运往绵屏。那个运盐经理上岸来要求通过，态度很傲慢，我很生气，所以不准他们通过。他说，这是湖南省主席的，不准过也得过。爱抱打不平、不避权贵的倔强性格，使我忍不下这口气，把这个经理打了耳光，亲自带着那些盐警把这批船扣留了。那个运盐经理一看硬的不行即刻又来软的。他央求一个老奸巨猾的税务官带来了120元钞票找我说情。这个人劝我要学走江湖人的义气，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闭，劝我把那些钱收下，赏给弟兄们吃茶。我拒绝了他的调解，并将他所拿来的那批款，当着全队的面作为贿赂证据而兑回了贵阳局。那个老奸巨猾的税务官晃着头说：“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

当时，我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单纯的正义感，一方面也是为了发泄我对国民党只找苍蝇不打老虎的愤恨。但在思想上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认识到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这样做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是没有好结果的。盐警们看到我把已经到口的贿赂款兑回到局里，又看见我这样干下去没有好结果，所以他们就私下里和当地的商人勾结，利用晚间，把船上的盐偷卖了几百斤。湖南省主席何健乘此机会给南京财政部打了电报，诬告我偷卖他的盐。于是支持我的刘局长也显得有些胆怯，反而来责备我失职。这就使我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更加清楚了。

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赵寿山和我父亲都是西安事变的参加者，赵寿山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我父亲为东关分局局长。我秘密地到了湖南黔阳住了一晚，找寻回陕西的机会，结果因无证件而不准通行，被迫又回到瓮洞。这个盐船的经理经过何健，把我告到上边，说我是杨虎城的人，扣留了他们的盐船。1937年1月下旬，天柱县盐务局分局倪局长和一个四川特派员亲自到瓮洞，把分队的枪收了，把我和王鑫铭调到天柱县禁闭起来。经过打官司，贵阳盐务局派了一个叫邓长盛的任天柱分局局长，把倪撤换了。邓长盛是河北人，江湖派头，爱讲江湖义气，与王鑫铭是同乡，他对我们的事情很帮忙，经过公文往返，结果把我们革职回家了事。

1937年3月，我回到西安东关景龙池家中，这时，由于蒋介石势力已进入西安，赵寿山部已经开赴抗日前线，公安局长干不成了，我父亲的公安分局长也被撤换了，再加上姨母所生的几个儿子都已死亡，所以父亲对我归来倒有些父子之间温暖，关系有所缓和，又把在户县教小学的梁枫叫回来一起住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