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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十七师教导大队
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建立和发展，是有它悠久的光荣历史的。但它的发展和壮大，则是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伟大历史转折的基础上，经过1937年七七事变、对日抗战，碛口整训，实行新作风——禁烟、禁嫖、禁赌三大禁令和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各个阶段逐渐形成的。
三十八军原为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十七路军的一支。其前身是十七路军的主力十七师。1930年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1931年夏驻陕西凤翔县时成立了随营军官训练班，共产党员吕剑人、孙作宾、胡振家即在该班工作，建立并发展了党的组织。同年孙率十七师两个旅入甘（赵寿山率五十一旅入汉中），共产党员蒙鼎钧（蒙定军，以下均用此名）、崔廷儒、崔维俊、辛子才等同志亦相继打入该部进行工作。1932年孙蔚如任三十八军军长，率部进入汉中，同赵寿山所率的五十一旅会师，又办起了三十八军教导队。在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下，在这个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在教导队中，也建立和发展了组织。
这个时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掌握兵权，待机暴动，建立红军”。但当我红四方面军进驻川北后，地下党在杨虎城将军主张抗日，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思想指导下，说服他和孙蔚如派军部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为代表，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张含辉、徐以新同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并在杨虎城的参议杜斌丞先生协助下，建立了有名的“秘密陕川红色交通线”。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医药用品等。
1935年红军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发表了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同志通过上层统战人士，对杨虎城进行了大量工作，使杨虎城完全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原则，并达成了红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为了保证这一协定的贯彻执行，杨将其主力三十八军由汉中调到渭北富平县、耀县、淳化、三原一线，与红军保持了良好的联系，并为红军输送物资与人员的安全来往，提供了便利和掩护。
1936年六七月间，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为红军代表到达西安，协助张、杨训练干部，改造部队。把原西安绥靖公署所办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杨亲自兼任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大队副，并调共产党员团长阎揆要、刘威诚等为队长。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执行了中央关于改变过去以武装暴动冒险的盲动方针为团结改造这支部队使其反蒋抗日的方针。这样不仅使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且团结了部队内的进步官兵，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为西安事变准备了强大的可靠力量。
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即由赵寿山指挥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消灭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所有反动武装，并在东北军活捉蒋介石的同时，扣留了蒋介石派在陕西省的所有军政大员。在此期间，由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任西安戒严司令。共产党员成之慎和蒙定军同志，参加了司令部工作。他们对迎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和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党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赵寿山由五十一旅旅长升任十七师师长，在三原与我红军会师，多次受到彭德怀和贺龙同志的帮助和教育，请求我党派干部到部队帮助他的工作。1937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申敬之同志为十七师特派员，和蒙定军、胡振家同志负责领导十七师地下党的工作。随后杨明轩、孔叔东（孔祥祯）、杨晓初、崔仲远等同志亦相继来十七师进行上层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后，十七师奉命北上抗日，转战河北保定与山西娘子关一带，损失惨重，到山西碛口整训时，剩余官兵仅4000余人。中共地下党员50余人，由于在战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大部分伤亡，仅余20多人。1937年冬，地下党首先派胡振家同志去中央，向罗瑞卿同志汇报了工作，罗代表中央对三十八军地下党做了“坚持抗日，保存力量”的指示。1938年初，地下党又派蒙定军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由罗瑞卿同志听取了汇报，后由刘向三同志向蒙定军传达了中央关于“十七师地下党要协助十七师大量培养新干部，加强部队的改造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实力，准备长期抗战”的指示。蒙随后到泾阳之云阳镇，向陕西省委负责人杨清（欧阳钦）和陕西军委负责人汪锋同志做了汇报，研究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
十七路军从创建开始就是一支重视培训干部，积极兴办各种培训班和教导队的部队。最早的是杨虎城所领导的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于1923年在陕北三边招收进步青年学生创办的小规模的安边军事教导队，由孙蔚如任队长，赵寿山等任教官，其中就开始孕育了一批具有大革命进步思想，而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学生，如曹力如、吴岱峰同志以及而后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并先后成为起义将领的孔从洲、刘威诚等同志。此后，杨虎城部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1925年又在陕西耀县成立了三民军官学校，不少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史可轩等就在该校当教官和学习。
1927年杨虎城部在西安围城解围后，率部出关，在河南南阳又创办了南阳教导队。当时著名的共产党员刘光辅，就是这个教导队的教官。孙作宾等数十人就是这个教导队中的共产党员。
1930年杨虎城部入关后，孙蔚如任杨部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后，于1931年夏在陕西凤翔创办了随营军官训练班，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吕剑人（康若）、孙作宾等同志就在该校担任教官和干部，建立并发展了党的组织。
1932年，孙蔚如升任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由甘肃率部到陕西汉中驻防，又成立了三十八军汉中教导队。在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下，由崔廷儒，吕剑人，孙作宾等同志在该队负责党的工作。杨信、薛健（王写剑）、王国、张西鼎、金梁栋等同志就是该队的学员。
1933年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创办了正规的规模较大的步兵训练班，设有军官队和学生队。每期都有共产党员任教和参加学习，并发展组织等活动。汪锋、常黎夫、张文舟、尤继贤、蒙定军，刘侠僧，沙诚轩、王汝昭、崔治堂、王思信等同志都先后在该班工作或学习过。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为红军代表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培养干部，准备抗日，杨虎城将上述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杨自兼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大队副，调共产党员团长阎揆要、刘威诚等为队长和区队长。
西安事变后，赵寿山由原任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升任为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辖五十一旅、四十九旅两个旅，参加了抗日战争。从1937年8月至11月，经过河北保定战役，娘子关、雪花山战役、太原战役后，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不振，人心混乱。在我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慰问、宣传鼓舞和河防部队萧劲光诸同志协助下，在陕西省委派到十七师的特派员申敬之和原在部队的蒙定军、胡振家等负责同志，加强部队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和杨明轩、常汉三、刘俊甫、杨晓初、孔叔东、崔仲远、姚警尘等同志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配合下，开始了晋西北离石县碛口镇整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和抗日政治工作。并按照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内容，制定了三大禁令——禁吸大烟，禁嫖，禁赌；四大口号——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由赵寿山师长颁布实施。虽然经过了这一番整训，广大官兵抗战精神为之一振，但部队由万余官兵减员到4000人，地下党员50余人除伤亡失散外，只剩下20余人。在此情况下，地下党派蒙定军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部队和地下党的情况，由罗瑞卿同志听取了汇报并由刘向三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随后又到关中泾阳县云阳镇向当时的陕西省委做了汇报，并研究了贯彻中央上述指示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经过党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促成了赵寿山师长的延安之行，受到了毛主席、林伯渠、叶剑英等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接见。毛主席除了向赵寿山详尽地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政策外，并提出了要培养新干部，用新的政治工作和新的战术教育改造部队的建议，使赵寿山受到了很大感召和启发，更进一步增强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造部队，培养新干部的认识和决心。
十七师地下党于1938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决定把吸收培养青年新干部和轮训老干部，作为改造十七师的中心工作。于是适时地通过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孔叔东（任师长参议）、崔仲远（战地服务团的团长）、姚警尘（秘书）等同志，建议赵寿山接受了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陕西省委的意见，决定在后方陕西三原县成立十七师教导大队。在陕西省委军委汪锋、吕剑人同志领导下，在安吴青训班冯文彬、胡乔木同志协助下，在三原地方和教育界党的负责人周芝轩、朱茂青、刘继增、王云竹等同志配合下，于同年2月正式成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由黎之淦同志任大队长，李慕愚同志（刚从抗大学习归来）任教育主任，由李森（梁励生）、刘侠僧、范明、张继增等同志分别任区队长、教员等职，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学生来源主要的是由安吴青训班选派了100余名学生，其中除20余名共产党员外，大部分均系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另由三原地方党选派动员了50余名在校进步学生，其中有十几名党员；其次又从西安、陕南各县动员吸收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共约300余人，编成了两个中队，于3月上旬开学。
3月下旬，经省委批准，由李慕愚、李森两人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我于1932年5月已加入了共青团，所以决定直接由团转党，无预备期。
按照抗大分校和安吴青训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做风的教育方针，结合正规军事教材，开始了训练。主要课程有抗日政治工作、游击战术、中日问题、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正规的军事四大教程等。
与此同时建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党的组织，由李慕愚、李森、刘侠僧、范明、张继增等同志组成了军官支部，由李慕愚同志任书记。由朱曼青、刘秋水、李旭东（光新）、贺立、刘纪等同志组成了学生支部，朱曼青同志任书记。全面开展了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并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保证了上述教育方针和方法的贯彻执行。
但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两队的中队长和其他区队长，还是杨虎城步兵训练班毕业和国民党军校毕业的旧军官担任，他们反对废除打骂教育制度和实行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的训练方法。党组织虽然团结全体同学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却遭到了这一批旧军官的攻击反对。另一方面由于学生中抗协分子的告密引起了国民党党部和特务们的敌视和造谣。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于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和十七师地下党取得了赵寿山的同意后，对教导大队进行了改组，将大队长黎之淦、教育主任李慕愚等同志调离，改由胡振家同志任教育主任和教导大队总支书记（不设大队长），对教导队的工作做了整顿和调整。我的党组织关系转交胡振家同志领导。同时为了避免反动势力的阻挠干扰，使学生在抗日前线战斗环境中得到锻炼和学习，于同年6月上旬（端阳节）胡振家奉命率领教导大队从三原出发，东出潼关，由河南渑池渡河经垣曲、沁阳，越王屋山进入太行山到阳城横河镇与三十八军军部会合（此时赵寿山已任三十八军军长辖十七师、新三十五师）。十七师教导队亦随之改名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出发前，胡振家给省委写信，将时在安吴青训班学习的我的妻子梁枫，调到教导队与我同赴前方。
这支由十余个省份和归国华侨，包括大学、高中、初中学历的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队伍，只经过了短期的训练，便能一声令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雄赳赳、气昂昂地全副武装，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渡过了黄河，在敌前急行军，步行千余里，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这除了主要依靠党组织的领导和进步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按照八路军的抗日政治工作方式方法进行教育、宣传、鼓动抗日政治工作，团结全体学生，克服困难外，也和当时的共产党军官以身作则，与学生们同甘共苦的模范行动和作风是分不开的。行军途中，我担任教导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行军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拥护和党组织的表扬。
同年7月间，三十八军从太行山沿黄河进入中条山的平陆茅津渡一带。军部和实际上起军政治部作用的战地服务团，驻茅津渡以东数里的沙涧一带。教导队亦随军进驻茅津渡。此时战局进入暂时对峙阶段，部队有了休整和训练的机会。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也加以改组。由于原十七师党的特派员申敬之同志在晋东南口战役中负伤，离开部队去后方治疗，省委决定由蒙定军同志代替申敬之同志任特派员。从此教导队的党组织，便直接在蒙定军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三十八军原为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十七路军的一支。其前身是十七路军的主力十七师。1930年孙蔚如任十七师师长，1931年夏驻陕西凤翔县时成立了随营军官训练班，共产党员吕剑人、孙作宾、胡振家即在该班工作，建立并发展了党的组织。同年孙率十七师两个旅入甘（赵寿山率五十一旅入汉中），共产党员蒙鼎钧（蒙定军，以下均用此名）、崔廷儒、崔维俊、辛子才等同志亦相继打入该部进行工作。1932年孙蔚如任三十八军军长，率部进入汉中，同赵寿山所率的五十一旅会师，又办起了三十八军教导队。在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下，在这个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在教导队中，也建立和发展了组织。
这个时期党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掌握兵权，待机暴动，建立红军”。但当我红四方面军进驻川北后，地下党在杨虎城将军主张抗日，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思想指导下，说服他和孙蔚如派军部参谋、共产党员武志平为代表，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同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张含辉、徐以新同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并在杨虎城的参议杜斌丞先生协助下，建立了有名的“秘密陕川红色交通线”。支援了红四方面军大量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医药用品等。
1935年红军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发表了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热烈拥护。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同志通过上层统战人士，对杨虎城进行了大量工作，使杨虎城完全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同原则，并达成了红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为了保证这一协定的贯彻执行，杨将其主力三十八军由汉中调到渭北富平县、耀县、淳化、三原一线，与红军保持了良好的联系，并为红军输送物资与人员的安全来往，提供了便利和掩护。
1936年六七月间，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为红军代表到达西安，协助张、杨训练干部，改造部队。把原西安绥靖公署所办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杨亲自兼任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大队副，并调共产党员团长阎揆要、刘威诚等为队长。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执行了中央关于改变过去以武装暴动冒险的盲动方针为团结改造这支部队使其反蒋抗日的方针。这样不仅使党的地下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且团结了部队内的进步官兵，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为西安事变准备了强大的可靠力量。
在西安事变的当天，即由赵寿山指挥孔从洲陕西警备第二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消灭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所有反动武装，并在东北军活捉蒋介石的同时，扣留了蒋介石派在陕西省的所有军政大员。在此期间，由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任西安戒严司令。共产党员成之慎和蒙定军同志，参加了司令部工作。他们对迎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和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党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赵寿山由五十一旅旅长升任十七师师长，在三原与我红军会师，多次受到彭德怀和贺龙同志的帮助和教育，请求我党派干部到部队帮助他的工作。1937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申敬之同志为十七师特派员，和蒙定军、胡振家同志负责领导十七师地下党的工作。随后杨明轩、孔叔东（孔祥祯）、杨晓初、崔仲远等同志亦相继来十七师进行上层统战工作。
七七事变后，十七师奉命北上抗日，转战河北保定与山西娘子关一带，损失惨重，到山西碛口整训时，剩余官兵仅4000余人。中共地下党员50余人，由于在战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大部分伤亡，仅余20多人。1937年冬，地下党首先派胡振家同志去中央，向罗瑞卿同志汇报了工作，罗代表中央对三十八军地下党做了“坚持抗日，保存力量”的指示。1938年初，地下党又派蒙定军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由罗瑞卿同志听取了汇报，后由刘向三同志向蒙定军传达了中央关于“十七师地下党要协助十七师大量培养新干部，加强部队的改造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实力，准备长期抗战”的指示。蒙随后到泾阳之云阳镇，向陕西省委负责人杨清（欧阳钦）和陕西军委负责人汪锋同志做了汇报，研究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办法。
十七路军从创建开始就是一支重视培训干部，积极兴办各种培训班和教导队的部队。最早的是杨虎城所领导的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于1923年在陕北三边招收进步青年学生创办的小规模的安边军事教导队，由孙蔚如任队长，赵寿山等任教官，其中就开始孕育了一批具有大革命进步思想，而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学生，如曹力如、吴岱峰同志以及而后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并先后成为起义将领的孔从洲、刘威诚等同志。此后，杨虎城部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1925年又在陕西耀县成立了三民军官学校，不少共产党员，如魏野畴、史可轩等就在该校当教官和学习。
1927年杨虎城部在西安围城解围后，率部出关，在河南南阳又创办了南阳教导队。当时著名的共产党员刘光辅，就是这个教导队的教官。孙作宾等数十人就是这个教导队中的共产党员。
1930年杨虎城部入关后，孙蔚如任杨部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后，于1931年夏在陕西凤翔创办了随营军官训练班，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吕剑人（康若）、孙作宾等同志就在该校担任教官和干部，建立并发展了党的组织。
1932年，孙蔚如升任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由甘肃率部到陕西汉中驻防，又成立了三十八军汉中教导队。在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下，由崔廷儒，吕剑人，孙作宾等同志在该队负责党的工作。杨信、薛健（王写剑）、王国、张西鼎、金梁栋等同志就是该队的学员。
1933年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创办了正规的规模较大的步兵训练班，设有军官队和学生队。每期都有共产党员任教和参加学习，并发展组织等活动。汪锋、常黎夫、张文舟、尤继贤、蒙定军，刘侠僧，沙诚轩、王汝昭、崔治堂、王思信等同志都先后在该班工作或学习过。
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为红军代表到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培养干部，准备抗日，杨虎城将上述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杨自兼大队长，以赵寿山为大队副，调共产党员团长阎揆要、刘威诚等为队长和区队长。
西安事变后，赵寿山由原任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升任为三十八军十七师师长辖五十一旅、四十九旅两个旅，参加了抗日战争。从1937年8月至11月，经过河北保定战役，娘子关、雪花山战役、太原战役后，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不振，人心混乱。在我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慰问、宣传鼓舞和河防部队萧劲光诸同志协助下，在陕西省委派到十七师的特派员申敬之和原在部队的蒙定军、胡振家等负责同志，加强部队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和杨明轩、常汉三、刘俊甫、杨晓初、孔叔东、崔仲远、姚警尘等同志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配合下，开始了晋西北离石县碛口镇整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和抗日政治工作。并按照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内容，制定了三大禁令——禁吸大烟，禁嫖，禁赌；四大口号——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经济公开，人事公开。由赵寿山师长颁布实施。虽然经过了这一番整训，广大官兵抗战精神为之一振，但部队由万余官兵减员到4000人，地下党员50余人除伤亡失散外，只剩下20余人。在此情况下，地下党派蒙定军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汇报部队和地下党的情况，由罗瑞卿同志听取了汇报并由刘向三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随后又到关中泾阳县云阳镇向当时的陕西省委做了汇报，并研究了贯彻中央上述指示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经过党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促成了赵寿山师长的延安之行，受到了毛主席、林伯渠、叶剑英等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接见。毛主席除了向赵寿山详尽地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方针政策外，并提出了要培养新干部，用新的政治工作和新的战术教育改造部队的建议，使赵寿山受到了很大感召和启发，更进一步增强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造部队，培养新干部的认识和决心。
十七师地下党于1938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决定把吸收培养青年新干部和轮训老干部，作为改造十七师的中心工作。于是适时地通过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孔叔东（任师长参议）、崔仲远（战地服务团的团长）、姚警尘（秘书）等同志，建议赵寿山接受了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陕西省委的意见，决定在后方陕西三原县成立十七师教导大队。在陕西省委军委汪锋、吕剑人同志领导下，在安吴青训班冯文彬、胡乔木同志协助下，在三原地方和教育界党的负责人周芝轩、朱茂青、刘继增、王云竹等同志配合下，于同年2月正式成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由黎之淦同志任大队长，李慕愚同志（刚从抗大学习归来）任教育主任，由李森（梁励生）、刘侠僧、范明、张继增等同志分别任区队长、教员等职，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学生来源主要的是由安吴青训班选派了100余名学生，其中除20余名共产党员外，大部分均系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另由三原地方党选派动员了50余名在校进步学生，其中有十几名党员；其次又从西安、陕南各县动员吸收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共约300余人，编成了两个中队，于3月上旬开学。
3月下旬，经省委批准，由李慕愚、李森两人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我于1932年5月已加入了共青团，所以决定直接由团转党，无预备期。
按照抗大分校和安吴青训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做风的教育方针，结合正规军事教材，开始了训练。主要课程有抗日政治工作、游击战术、中日问题、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正规的军事四大教程等。
与此同时建立了十七师教导大队党的组织，由李慕愚、李森、刘侠僧、范明、张继增等同志组成了军官支部，由李慕愚同志任书记。由朱曼青、刘秋水、李旭东（光新）、贺立、刘纪等同志组成了学生支部，朱曼青同志任书记。全面开展了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并在党的领导下，基本上保证了上述教育方针和方法的贯彻执行。
但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两队的中队长和其他区队长，还是杨虎城步兵训练班毕业和国民党军校毕业的旧军官担任，他们反对废除打骂教育制度和实行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的训练方法。党组织虽然团结全体同学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却遭到了这一批旧军官的攻击反对。另一方面由于学生中抗协分子的告密引起了国民党党部和特务们的敌视和造谣。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于4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和十七师地下党取得了赵寿山的同意后，对教导大队进行了改组，将大队长黎之淦、教育主任李慕愚等同志调离，改由胡振家同志任教育主任和教导大队总支书记（不设大队长），对教导队的工作做了整顿和调整。我的党组织关系转交胡振家同志领导。同时为了避免反动势力的阻挠干扰，使学生在抗日前线战斗环境中得到锻炼和学习，于同年6月上旬（端阳节）胡振家奉命率领教导大队从三原出发，东出潼关，由河南渑池渡河经垣曲、沁阳，越王屋山进入太行山到阳城横河镇与三十八军军部会合（此时赵寿山已任三十八军军长辖十七师、新三十五师）。十七师教导队亦随之改名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出发前，胡振家给省委写信，将时在安吴青训班学习的我的妻子梁枫，调到教导队与我同赴前方。
这支由十余个省份和归国华侨，包括大学、高中、初中学历的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队伍，只经过了短期的训练，便能一声令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雄赳赳、气昂昂地全副武装，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渡过了黄河，在敌前急行军，步行千余里，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这除了主要依靠党组织的领导和进步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按照八路军的抗日政治工作方式方法进行教育、宣传、鼓动抗日政治工作，团结全体学生，克服困难外，也和当时的共产党军官以身作则，与学生们同甘共苦的模范行动和作风是分不开的。行军途中，我担任教导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行军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拥护和党组织的表扬。
同年7月间，三十八军从太行山沿黄河进入中条山的平陆茅津渡一带。军部和实际上起军政治部作用的战地服务团，驻茅津渡以东数里的沙涧一带。教导队亦随军进驻茅津渡。此时战局进入暂时对峙阶段，部队有了休整和训练的机会。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也加以改组。由于原十七师党的特派员申敬之同志在晋东南口战役中负伤，离开部队去后方治疗，省委决定由蒙定军同志代替申敬之同志任特派员。从此教导队的党组织，便直接在蒙定军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