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二节 茅津渡干训班

1938年秋天，十七师扩充为三十八军，赵寿山升任军长。他把教导大队调到了山西平陆县的一个叫茅津渡的黄河渡口地区。8月间，地下党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建议赵寿山在茅津渡成立了三十八军干训班，由赵寿山任班主任，十七师师长耿志介（景惠）和新编三十五师师长孔从洲任副主任，以申及智任教育主任（只是军事训练主任），在政治上实际是由孔叔东同志以赵寿山的参议身份任教育主任。这时的原十七师教导大队改名为三十八军教导大队。干训班除辖教导队外，另设有军官大队，短期轮训现任军官；军士大队，短期轮训现任班长。通讯队，招收学生训练无线电报务员和译电员。与此同时，地下党为了直接掌握兵权，更好地改造部队，巩固部队，增强战斗力，确保培养青年干部，改造旧干部任务的胜利完成，对教导队党组织也做了重大的调整。抽调胡振家同志到十七师任营长，调李森和刘侠僧同志到十七师任连长，并把教导大队两个中队合编为一个中队，撤换了教导大队原来所有的旧军官，如中队长乔光含、张自芬以及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等。另委任了在冯玉祥五原干校毕业的刘继隆任军事队长，由我任政治指导员，并接任了教导队地下党的总支书记，负责领导军官支部和学生支部工作。同时，利用我和赵寿山的社会关系，与孔叔东、姚警尘、崔仲远、常汉三、杨明轩、刘俊甫等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单线党员同志一起，以及和温朋久（参议）、陈雨皋、柳乃夫等高级知识分子一起，团结一致，对赵寿山进行上层统战工作，促使他继续发扬碛口整训精神，正式重申了以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为新作风，作为改造部队，训练干部的中心内容，并以教导队为实行新作风的试点和示范，来带动全干训班各队的学习和训练。

此时，我除负责教导大队工作外，还给干训班其他各训练队，如军士队、军官队，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

干训班在形式上是为了轮训旧干部，培养新干部，实际目的是改造部队，团结进步、联共抗日。当时提出的三大纪律、四大口号：即不嫖、不赌、不吸鸦片，自觉纪律、自我教育、经济公开、人事公开等，实际上是完全按照八路军的办法进行教育和训练的。党组织当时还成立了一个三十八军战地服务团，其组织形式和任务与八路军的政治部基本相同。团长是崔仲远，其他人员和血花剧团人员，都是从延安抗大派来的。梁枫这时在战地服务团任政治干事。此时，我的党的关系转由军部党组织负责人魏洪涛领导。11月，部队党组织撤销了魏洪涛的党内职务（因陕西省委发现其有过自首行为），决定由我负责教导大队和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工作，受蒙定军同志直接领导。军部党的负责人王安仁（军部办公室秘书）开始由我负责领导。王直此时由延安抗大派来部队，由我接转党的关系后，派往十七师101团（黎之淦任团长）任军士队训练队长。

干训班政治、军事、教育的中心内容，除了基本上按抗大和安吴青训班的教材为蓝本外，同时也配合教授正规军事教程。如：战略战术，步兵操典，野外勤务，测绘筑城等军事训练，以适应统战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教学训练的方法则完全采取了自我教育，自觉纪律的原则进行，彻底废除了旧军队的打骂惩罚制度，并采取了周恩来同志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和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厅长时制定和颁布的《学习小组讨论会实施简则》、《生活检讨会实施简则》的合法形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广泛地开展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提倡在自觉基础上铁的纪律的高度集中。与此同时，以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和罗瑞卿同志写的抗日政治工作为蓝本，在孔叔东同志的指导下，由我按照国民党正规部队训练所采用的战术、战斗规范和形式，把上述政治工作的精神和方法，巧妙地结合起来，写成了《战斗中政治工作实际配合法》，在进攻、防御、退却、战术战斗、野外演习中进行实际配合。这种利用旧形式加进灵活的新内容的教学法，对学生来说，不但学到了先进的抗日政治工作的实际应用，同时也打好了正规军事的基础训练和知识，对于而后作为一个统一战线部队中的掌握兵权的新干部新军官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实行了这一套新的教育训练方针和方法，不但使新的教育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和提前完成，而且使学生的学习成绩、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有了进步和提高，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用当时曾在原西北军冯玉祥部队五原干校任教和学习过的刘继隆、边重光，以及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当时任干训班军事教育长的申及智，曾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耿志介和在冯玉祥北京西苑军官测绘学校学习过的赵寿山本人以及曾在东北军讲武堂毕业的军官何畏等各方系统的军人们的共同感受来说，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用新的教育方法，教导队学生在短短的一年中所学到的军事、政治内容的数量和质量，比用旧的打骂强制教育制度三年时间所能学到的还多得多。

在军民关系方面，除了大量进行民运工作，创办民众学校，唤起民众，团结抗日外，也完全按照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彻底废除了打骂群众，侵犯群众利益的恶习，真正实行了军民团结亲如一家人的鱼水关系，帮助群众生产。干训班的其他军官队、军士队等，也都在统一的教育方针和方法下，在短期轮训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新干部的茁壮成长和旧干部的有效改造，这种实效和朝气蓬勃的生动局面，加强了以赵寿山等进步领导力量坚持培养新干部、提高旧干部的认识水平、实行新作风的信心和兴趣；教育和争取了以耿志介等为首的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同时用铁的事实有力地打击了落后和反动的旧军官的反对和破坏言行。

本期教导队处于国共合作抗日高潮时期，党的活动、宣传、教育比较公开。特别是以朱曼青、刘秋水、李旭东、贺立、马勤动、杨镇魁、王友轩、韩增友、李崇信、杨荫东、余路由、廖波澄、蒋云翔、尚若平、鱼化龙、王钰、贺隆基、张孝堂、田荣生、刘纪民等同志为骨干所组成的学生支部，坚决积极地努力执行了“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章规定，个别地、审慎地、但又放手地在学生中吸收发展了70余名共产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

由于这批共产党员和他们所团结的青年进步学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高中、初中学生，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和高度的抗日救亡政治觉悟和进步思想。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技术学习上，都比较优秀。在贯彻执行新作风，即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从而不但引起了赵寿山对教导队学生的重视、爱护和信任，而且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我党帮助他巩固部队，增强实力，拥护他领导抗日的真诚性。从而树立了他依靠共产党，重用这批新干部，改造部队的决心和信心。

赵寿山本人对这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是极端重视的，他本人自从干训班成立后，即由军部搬住到茅津渡干训班，同孔叔东和我、温朋久一起，几乎所有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小组会都亲自到场参加。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亲自参加每晚各班的学习讨论会和生活检讨会，有时还亲自参加学习，在小组会上发表意见，作生活检讨，给学生以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每次小组会上，他都要我把他尚不知姓名的学生的籍贯介绍给他听，并要我给他解释学生在政治学习讨论中提出的问题。逐渐地赵对我开始器重和信任。我们之间的关系自此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信任。他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学生的家庭、身世、学习思想情况，对300余名教导队学生都能随时叫上名字。他还每周作一次精神讲话，讲述杨虎城部队的历史，从北伐战争、西安围城、胶东战争，到西安事变、抗日战争、雪花山战役，通过这些说明杨虎城和他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光荣历史。而地下党组织就是运用这些方法和方式把扩大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力量，和赵寿山要巩固部队实力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巩固、壮大、发展了抗日进步力量，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从而使党不但顺利地通过赵寿山取得了本期教导队培养教育训练的实权，而且也取得了教导队学生人事分配权。

在1939年1月第一期教导队毕业时，赵把教导队学生的分配任用权毫无保留地委托给党组织，按照党的“重点配备，普遍建点”的方针，将教导队本届毕业学生，除留足教导队二期骨干力量外，编成了40多个小组，以共产党员任组长，按照党的需要有计划地分配到军部、十七师和三十五师师部及团、营、连担任见习官、排长、司务长等下级军官。这样不但使部队增添了新的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使党的力量比较普遍地深入基层，填补了空白点，健全了党的组织，为改造部队推行新作风，巩固部队，增强战斗力，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打下了有力的基础。此时，党组织决定由我继续领导这些分配到部队的党员，还负责军部所有直属部队党的工作。同时继续负责进一步做好赵寿山、孔从洲等人的上层统战工作。

对学生分配的实际操作是这样巧妙进行的。表面上分配学生完全走的是军中规定程序和合法手续。通过人事科，经八大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再由军长赵寿山决定。参谋长等也提人选，人事科也提，补缺调配，赵任命。我们和赵寿山有秘密约定，在人事科提的名单上画三角，赵一看到有三角记号的，就明白是我们安排的，照准。

1939年初，在茅津渡继续开办第二期教导队，学生来源除仍由安吴青训练班选送100余人外，其他大部分则是动员接收陕西、河南中学校中的进步学生和部队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共约300余人，分为两个中队。为了防止国民党的造谣和攻击，在组织上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军校毕业，但又忠实于部队的统一战线左派军官周杰邦等做队长和军事教官。一则作为招牌，掩护部队，二则利用他们的军事技术，提高学生军事水平。同时为了避免同国民党派来的指导员混淆起见，把原来中共的政治指导员改为副队长。由周杰邦、陈嘉汉分别任一二队队长，我和徐又彬任副队长，张西鼎、沙城轩、李旭东等同志任区队长，由朱曼青、田荣生、贺隆基、田焕贵、姚杰、张孝堂等20余人，担任班长、副班长。党的组织仍由我兼任总支书记。下设两个军官党的小组，由张西鼎同志任一队军官党员小组组长，徐又彬任二队军官党员小组组长，另外，由朱曼青、杨天伦、伍峰山、刘宏、赵廷仁、尚经纬、赵守清、赵守杰、王福宏、赵一平、宋世元、武刚毅、杨树青和上述教导队第一期所留队的共产党员班长组成了强大的两个学生支部，由朱曼青同志任书记。一方面，大量地建立了党员培养对象的制度，放手地谨慎地吸收发展新党员。一方面继续发扬第一期的传统和制度，保证了政治、军事、教育计划顺利地进行。赵寿山等仍和第一期教导队一样，住在干训班教导队，亲自参加教育训练工作，和教导队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粉碎日寇对中条山包围扫荡的六六战役后，部队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干部实力和避免国民党政治部和特务们的注视和破坏，教导队干训班由茅津渡转移到中条山山区里的寺头庙，继续进行训练。在此期间，国民党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进行摩擦，陕西省安吴青训班被迫由泾阳县云阳镇撤回边区。

5月，省委巡视员小李（薛健，即王写剑）来到三十八军，传达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两个文件的精神。部队党组织着重讨论研究了地下党如何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党的纪律”、“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对不对”等问题。部队党组织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地下党一方面要巩固三十八军，增强该部的抗日战斗力，争取赵寿山、孔从洲等向党靠拢；另一方面要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党员要在抗日战争中起到英勇杀敌的模范作用，要利用一切场合坚决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谬论。之后，我们在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时，便以上述文件精神结合部队具体情况进行阐述。在党内，我们进行了文件的传达和学习。6月，对混进教导队的几个托派分子进行了斗争和清洗。同时，在“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浸入”的方针下，在学生中积极发展党员，扩大了党的组织。9月间，省委派联络员小刘（即杨信）同志传达了将地下党半公开的支部和小组的组织形式，改变成为秘密的单线联系关系。从此教导队党的组织活动就进入了单线的秘密活动状态。虽然如此，但由于环境条件比较好，党的工作和学习不但未受到影响，反而更加扎实。同时对教官和军官中的进步分子，如温朋久、程文津、周杰邦、崔日尧、张德广等进行了统战工作和党员培养工作。为这些同志而后的入党和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鉴于教导队第一期学生分配到新三十五师的学生很少，因而党的组织在该部也不易发展。为此本期教导队党组织在工委指示下，对孔从洲同志选送来教导队学习的进步学生李俊英等数十人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大力进行党的教育工作，吸收其为党员。然后在本期学生毕业分配时，将他们全部分配到三十五师担任下级军官，在三十五师正式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由李俊英、张春发、姚杰等同志分别任支部书记。这批学生大部分也获得了孔从洲的信任和重用，但由于李俊英等负责同志，在抗日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致使掌握兵权的党员不多，实力减弱，因而对该部巩固和进步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这期教导队于1940年1月毕业于寺头庙，两队共毕业学生300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90余人，学生的分配，完全按照工委（即三十八军中共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以党员为核心，有计划、有组织地编成了互助小组，有重点地，同时照顾全面地把师、团、营、连和军直属、师直属部队以及参谋处、军需处、医务处、军法处等，军长办公室、机要部门等，无党员的空白点，补充占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