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四节 移防与第一次起义行动

三十八军1938年8月从晋东南转入中条山，在黄河北岸的平陆、夏县、武陟地区坚持抗日作战两年多，始终确保阵地，阻敌南犯，使蒋介石蓄意分化、瓦解、吞并这支曾参与西安事变的主力部队的阴谋未能得逞。但由于这支部队曾编入彭德怀所指挥的十八集团军序列，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八路军的关系密切，更加引起了蒋等对这支部队的疑虑和敌视。蒋介石为割断这支部队与彭总部队的联系，防止部队“赤化”，于1940年8月上旬，下达命令，调第四集团军离开中条山，到黄河南岸洛阳到郑州一线守卫黄河阵地。部队党内同志都是忧心忡忡，向工委提议，要求趁此有利条件下，及早起义，北上与八路军会合。蒙定军、胡振家和我还有崔仲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认为蒋介石这一举动是借调防整顿之名，以达到吞并瓦解这支革命部队之实。当即由我给中共陕西省委起草了一份转中共中央要求起义北上与八路军会合的电报，待命行动。当时，三十八军在黄河北岸山西省平陆县的中条山地区与日军坂垣师团对峙。军部驻淹底村，十七师师部驻寺头村，第四集团军总部驻娘娘庙一带，学生大队（教导队三期）驻姚家坡。

1940年8月25日清晨，正当我带领学生队上早操时，忽然蒙定军同志来到操场找我说：省委已同意按所报计划举行起义，要我立即到淹底与赵寿山商谈起义准备事宜。我俩来到淹底河滩，详细地研究了起义计划和拥戴赵寿山领导起义的各种策略问题后，我前去找赵商谈，蒙留在河滩听候商谈结果（蒙从未与赵直接接触过）。赵见我前来，如释重负地说：“来得正好，蒋介石侍从室给我下了指令，调我军于9月上旬渡河到广武、荥阳、巩县一带集中整训，实际上是要乘机吞并瓦解我军。”“娃啊！你得好好想想，千万不能把杨先生（部队对杨虎城的尊称）创下的这个摊摊（指十七路军）葬送到我们手里。”我贸然答道：“我正是为此事而来。”赵问道：“计将安出？”我于是开诚布公地提出了只有北上太行与彭总八路军会合，不打八路军红旗，不倒抗日大旗，高举西北抗日民主联军大旗这条出路。赵寿山为民主联军总司令，以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吞并瓦解抗日有功部队，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为动员口号；以战备行军为行动计划。经反复研究同意后，决定1940年9月1日凌晨起义，并于当场由赵下达了部队每人带足五个弹药基数，十天干粮的战备行军密令，并指定我起草通电宣言。商妥之后，我到河滩，将结果告知了蒙定军同志。决定由蒙负责动员十七师和下辖四十九旅、五十一旅；由我负责动员三十五师和干训班、教导团，按计划如期遵照执行。各级部队中的党员负责同志在接到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不顾秘密工作规定，公开集合部队，逐级传达起义决定，公开进行鼓动宣传。直到8月30日晚，大部分连队都已经做好了一切行军准备，整装待命。我所直接指挥的学生大队和驻在姜树凹的三十八军教育连（教导队第三期），都已将机枪公开部署在孙蔚如的特务营周围，准备午夜时刻一到，一声令下，先缴该营的枪，然后与教导团会师，接应三十五师的起义部队。对这种军事和政治形态评价，正如当时某些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弓上弦、刀出鞘，一触即发之势”。就连我们工委的几个同志在思想上也认为这次起义是瓜熟蒂落，手到擒来，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可是谁知就在这个胜利与失败，生存与死亡的节骨眼上，蒙定军深夜骑了匹马满头大汗来到我的住处，告知当天上午接到了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中共党员）从黄河南岸会兴镇打来的电话说：“彭德怀副总司令电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伍云甫，转告中共三十八军工委，要顾全大局，不可起义。”一时，两个人都像撒了气的皮球，一下软成一团，不知所措。但当经过冷静地加以思考和论证后，我们认为上有赵寿山高层统战人士，下有党的雄厚基层力量。“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据此，我们当机立断，决定一方面由我连夜给赵通知，争取赵在军部办公会上，下达命令，停止9月1日战备行军；另一方面，由蒙定军迅速通知十七师参谋处长胡振家同志，以先斩后奏的办法下达奉军长命令停止9月1日战备行军命令。首先把大局稳定下来，然后再由党内发紧急通知，紧急刹车。

我当即带了警卫人员，以急行军的速度，于凌晨二时许到达军部，以我私人的特殊身份，不通过副官、门卫的通报，闯进赵的房内，叫醒了赵，备述种切。赵听后不动声色，低头不语，默默良久。我非常着急地说：时间紧迫，快点定夺吧！他抬起头来，嫣然一笑说：着什么急，叫清翰（副官雷清翰）把酒拿来，压压惊再说。他叫我陪他喝了几杯酒后说：事出意外，不怪你，也不怪彭老总。这是顾大局，顾大节，不管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和牺牲，也要服从。你年纪轻轻的，遇见这样的大事，不但不惊慌失措，或者一意孤行，蛮干到底，而且还能多谋善断，提出了转危为安的办法来，这是十分难得的。好了，就照这样办。你赶快回去稳住局面，千万不要发生盲动意外情况。我说：请军座放心，不会出什么乱子。然后告别回部，使部队迅速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秩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实践证明，由8月30日晚，到9月1日6时止共30个小时的短促时间内，竟然能顺利地将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熊熊烈火扑灭而未发生重大事故，这固然由于三十八军党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模范党组织”（毛泽东语）。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有上层“统战工作的典范”（毛泽东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然如此，这一事件的发生还是对三十八军党的力量是一个大暴露，加上五十一旅参谋龙英烈叛变，逃往重庆告密，使这一暴露不仅加大了危险性，而且也种下了更大的危机祸根。

事后，经过党组织的大量工作，部队全部渡过黄河，集中在洛阳以东、开封以西一线。三十八军军部驻巩县油坊沟一带，教育连驻在军部旁的柏庙村，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和学生大队驻在偃师县杜楼村。部队党组织这时集中力量贯彻执行“荫蔽精干”方针，改变了组织形式，更进一步地实行严格的单线关系，尽量调任党员掌握连队武装力量，防止蒋介石对部队的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