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三节 被包围中的活动

三十八军被调驻黄河南岸之后，实际上一直处于国民党汤恩伯等六个军的包围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在此期间，工委及赵寿山都曾做过一些必要的应急准备工作。

大约是1941年的秋天，我参加了由赵寿山、崔仲远、孔祥桢（孔叔东）、温鹏久等人策划成立西北抗日同盟军一事。温鹏久有一本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赵任总司令，温任政治部主任，搞了个起义案，并由我和温一起起草了一个起义宣言。当时好像有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北上与八路军汇合，第三方案进入陕南地区，第二方案具体是什么记不起来了。于是，派当时在机枪连守电台的张西鼎仍回省委请示。此时的张西鼎对工委未让他全面接管组织工作和赵寿山下令由我代替了他的教育连连长职务不满，因此回省委汇报严重失实，致使省委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派人来与工委联系，他本人也留在省委不归，我们的请示也得不到答复。这也就是之后我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1942年2月春节期间，赵的家属黄菊人及其子女赵明锦、赵元介均来前方与赵团聚，随行前来的还有参议杨明轩、常汉三以及郭则臣等，向赵寿山建议以“团结中间阶级力量，巩固第四集团军为目的，发起组织‘新中国大同盟’”。赵犹豫不决，深夜召杨明轩、崔仲远和我商议。崔仲远持异议，认为这是走邓演达第三党的路线的小组织。我和杨则力主这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好形式。经过反复论证后，赵同意成立以他为首的“新中国大同盟”，并委托杨明轩、崔仲远、郭则臣和我负责起草大同盟纲领。不料在起草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个重大争论：第一个争论是崔仲远同志不同意引进实行孙总理“三大政策”条款，认为这是右倾。我们则据理力争，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明确讲过的最低纲领，这和纲领中以团结中间力量为目的是符合的，但崔则仍持反对意见；第二个问题则是赵力主大同盟要实行首领制：“本盟首领有最后决定权”和“本纲领由首领决定施行”。对最后这一条，则认为关系重大，必须说服赵予以改动。商谈结果，要我找赵私下说服改为“民主集中制”为好。我当即拿着纲领全文于深夜到赵卧室找赵密谈，详谈应改为民主集中制为好的理由，甚至于放肆地说若果实行首领制，岂不是成了法西斯制？赵听了后，久久沉默不语，狠狠地吸了几口他家特制的黑卷烟（土雪茄），把烟吹出了几个大圆圈说：叔不是想当什么领袖，你看！这是圈套。什么圈套？我疑虑地问。赵笑着说：是圈套，并且是个连环套。按一般道理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这批“红套裤”（指陕西原系大革命时期的一批脱了党的高级知识人士，党内把这批同志叫成“红套裤”），大多都是一些胡说乱谝，只图嘴上快活，不顾实际效果的清谈家，若不用首领这个圈圈把他们套起来，那就会出大乱子，羊肉没吃上，还会惹一身膻。机事不密，祸必及身，你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说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实际上则是将纲领全文和意见，报告毛泽东主席裁决，请示电是由杨明轩函请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伍云甫主任报中央的，原电见《丹心素裹》（由中共中央原十七路军党史领导小组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共四册。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已发表电报均可参见此书）第二册载1942年3月11日“伍云甫致中央书记处电”。纲领全文如下：

三十八军一部分进步人士，最近发起一秘密组织名为“新中国大同盟”，其目的在团结中间阶级的力量，巩固第四集团军，该盟拟定纲领十六条：

（一）本盟定名为新中国大同盟。（二）本盟以收复失地，复兴民族，扶植各殖民地独立、自由为宗旨。（三）以实现民主政治，实行总理三大政策，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为政治目标。（四）以实行征兵制补充抗战队伍，充实民众武力为军事目标。（五）以计划经济改善民生为经济目标。（六）以联苏和美独立自主，保障世界和平正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外交政策。（七）以实现革命教育，保障学习自由为教育目标。（八）以中华自由联合与自治分立为民族政策。（九）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职业各方面之平等。（十）主张土地国有，大企业国有。（十一）彻底惩治贪官污吏、汉奸，并没收其财产。（十二）彻底救济失业难民、失学，优待抗属，安置残废。（十三）以工农市民小商人为社会基础。（十四）各阶级采取民主集中制。（十五）本盟首领有最后决定权。（十六）本纲领由首领决定施行。

毛泽东主席复电说：赵的“新中国同盟纲领”以及最后决定权尚好，可试行之。但须以此纲领为基础，把西北民盟建立起来为好。此后经过杨明轩、杜斌丞等联络，组成了以杜斌丞、杨明轩、原正庭等为首的西北民盟。毛泽东主席的深谋远虑，不仅令人感佩，同时对促进赵寿山更进一步向党靠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1942年7月，教导大队第四期毕业。本期教导队共约400余人，其中党员有120余人，在工委统一计划下，分配到全军任下级军官和第五期教导队的骨干。这时，部队开始整编。工委趁此人事变动的机会，将胡振家同志由十七师调到军部任军务处处长，由崔仲远同志任军法处处长，由张复振、刘威诚等同志任各主力团团长，十七师和军直以及三十五师的营连长，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同时，工委决定集中党内骨干力量，在军部成立新的搜索连，作为工委的保卫队，并将我从教导队调出，任搜索连连长。连内设有保卫队和与中央、省委通报的秘密电台。朱曼青、韩增友等同志任排长。徐又彬等原教导队其他党的负责人调十七师基层任连长，充实部队基本力量。

这里，顺便说一下之后教导队的情况。

1943年春，在原教导队总支领导下，将本期教导队工作交由李旭东、张孝堂、刘宏等同志负责，在汜水县南下窝村以辎重团的连队名义，继续成立了第五期教导队，共300余人，分为两个中队，按原教导队的传统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进行训练。1944年4月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头子张耀明接任了三十八军军长后，将教导队下令解散，将学生补充到部队做见习班长。从此，三十八军教导队才最后结束。三十八军党组织从1938年2月起，到1944年5月止，共办了五期教导队（包括学生队一、二期），为党为革命培养了2000余名干部，其中共有党员500余名，加上起义后入党的党员600余人，共有1100余名。这批革命干部，对改造旧的三十八军成为革命的新三十八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之后十七师、三十五师的起义起到了骨干作用。

8月，发生黎之淦（共产党员）事件。黎之淦时任十七师一零一团团长，他利用职务走私贩毒，腐化堕落，任用私人马弁充当连排长，排挤打击工委安排的教导队学生干部党员，经蒙定军等多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纠正，反而对党的指示不执行。因此，整编中，将其团长一职撤掉了，黎表现出极为不满和动摇。定军通知我准备力量，若黎叛党时将其除掉。我当即叫朱曼青和保卫队长罗曼中做了准备，并派人进行侦察。过了几天，定军又通知我说，黎的问题是思想意识问题和组织纪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批评教育而不再做别的处理，因此作罢。

10月，我率领搜索连到前方军部（时军部驻苏岩，距搜索连驻地新沟百余里）去点名，留罗曼中、薛高涛（薛宗厚、电台台长）等几个人留守，保护电台和文件。驻在新沟附近王沟的国民党督导团，乘夜间对电台突然袭击，结果被罗、薛等人击退，敌未得逞且伤多人。如此重要的搜索连为何距军部这么远呢？这是因为在新的搜索连成立之际，因其任务特殊，为了保密和避开特务们的监视，经与赵寿山商议，将该连驻扎到远离军部的新沟柏庙村，独立部署，独立完成保卫、反特、通讯等重大任务。这一部署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监测我们与延安的通讯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缴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关于这个电台的归属、性质、任务等多次给蒋介石侍从室的密报中证明，直到蒋逃离大陆，对这个台的诸多事宜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对我们与毛泽东主席等来往电报的密码，他们也始终未能破译。在保卫工作方面，搜索连以合法掩护非法。一方面利用非法手段处决了一些证据确凿的敌特分子，保卫了电台和工委及部队党组织的安全；另一方面利用合法形式，以走私贩毒和违犯军法之名处决了一些叛徒和特务。这对巩固部队、保卫党的工作，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1942年，三十八军不仅被国民党军包围着，而且在卫立煌调走，蒋鼎文到洛阳后，也一再对三十八军挑衅，蒋介石于秋冬之际又要调赵寿山到重庆去受训，企图借机吞并部队。工委与赵寿山的压力都很大。工委曾与赵商量，准备于1942年农历九月十五日起义，渡过黄河到太行山一带与八路军汇合，为此曾给前总发报，请求接应。彭总给赵复电，仍认为不宜于起义。赵寿山深陷苦恼之中，只得一面拖延应付蒋介石，一面另谋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