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二节 不应有的插曲

1942年秋，从河南巩县新沟出发，经汜水虎牢关、偃师、洛阳、灵宝阌乡，入潼关到临潼渭北栎阳镇郝邢村我的家中。将护送部队在我家中安排就绪后的第二天早晨，即由卫平（尹省三）接我只身急行军于当夜抵达泾阳口子镇一个小客栈里住下，避过军警的盘查，在夜阑人静的午夜之后，在碉堡林立的哨兵鼻子底下闯过了封锁线，拂晓抵达关中边区铁王镇的接待站，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满以为游子归家，从此便可以很顺利地去到延安面呈汇报，完成党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到马栏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了张德生同志和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同志，还见到了杨信和张西鼎。汪锋和杨信对我此行汇报态度不积极，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去中央解决。张西鼎告诉我，汪锋同志对蒙定军和我有看法，认为我们对他的领导不够尊重，眼睛向上，只看中央。解放后，汪锋同志曾对我说，当时张西鼎向他们汇报的情况不实，使他们认为我们不尊重省委的领导等等。在这里我之所以说起这些往事，绝没有责备何人的意思，我只是要实事求是地去谈历史，使这段历史较清晰地原原本本地呈现给后人。

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当我抱着赤子归家的幸福而欢乐心情从铁王镇回到马栏关中地委（即中共陕西省委）时，由一位和我很熟悉的联络员杨信，冷冰冰地把我安排到一个还渗水满地的窑洞里住下，一连十几天既见不到有人找我谈话，也不见有给我安排去延安的消息，独坐孤窑，十分焦急。只好到窑外走动。忽然去年派到省委请示工作，久假不归的邓谦（张西鼎，在边区化名邓谦）同志搬来和我同住，我非常高兴。老友相见，分外亲热，问他为何久留？工委给省委打了多次电报，也不回复，他诧异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我说：知道什么？他说：省委已经把三十八军工委的关系掐断了。我震惊地问：为什么？他说：三十八军工委尾大不掉，所以掐断关系，让其自生自灭。不但不叫他回部队，也不让与部队联系。我说：尾大不掉，指何而言。张说：省军委去年叫我回部队向蒙传达：一要我接替你的组织、统战工作，只叫你管宣传，二要把三十八军的大部党员撤回边区。你们说这是取消路线，拒不执行，所以把工委关系掐断了，害得我也回不去。我说，这都属于党内的正常争论，并且都得到杨清书记（即欧阳钦）的核准，认为工委的意见和措施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尾大不掉，掐断关系，让其自生自灭”的重大决定怎么能由个人作出？张笑了笑说：杨清已走，现任书记是张德生。我说：不管谁当书记，毛主席指名叫我去延安面谈，我到这里已经十多天了，既不安排放行，又不说明原因，不知何故？张说：省委已向中央做了报告，要求我和你同去见毛主席。我说那也好，只是这样旷日持久地拖延时日，恐怕不好。张说：中央至今还没有复电，只好等着。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既不能向延安发报说明至今滞留于马栏的情况，又不能向前方发报说明被滞留原因。只好听天由命地等着。

事后才知道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原来在我滞留马栏期间，前方工委和赵寿山久久得不到我去延安的任何消息，赵和工委给省委发报查询，久未得到答复。在此情况下，使赵疑窦丛生，情绪不安，于是转求崔仲远同志给中央发报询问究竟，崔仲远给中央的电报如下：

公兄转叶剑英、吴铁铮、博古、南汉宸诸兄：

一、弟去年四月奉勇（指赵寿山）命由渝返部（指由重庆三十八军驻渝办事处主任职回三十八军）。

二、陕西省委近忽调此间新委学生连长章希汀（张西鼎）、搜索连连长何克用（郝克勇）先后返陕。章以招生名义，勇（赵）不知前往。何则系中央径电勇（赵）着去谈话，转陕数月均无音讯。顷据此间负责人（指蒙定军）谈，章何二人业经陕方撤退不再来此，不知何故。查何年来工作成绩颇得勇（赵）信任，且此次亦系勇遵我方意见（去延见公面谈）如竟不回，影响两方年来友情甚巨，斯不仅使仇者快，且予中间人士印象亦必恶劣。兼之新任连长（指张西鼎）相继失去勇之信任。故对章何我方如需何等撤离宜先返复命后，再借词脱退。否则亦希诸兄速电勇说明原委并要何给勇来一对外信。

三、此间如已决定不再设组织，我意对留此须分头说明，以免影响情绪。调北亦应令其先行清理手续，请假不准时以逃了之，事后托人来信申明。

四、弟之去留问题。亦祈明示。

五、复电请于公字后加一明，以资识别。

弟××（因系情报代号，此不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

毛主席发报询问省委究竟，省委复报说，省委意见：代表应由省委选派。郝、张为代表前赴延安面谈。前方又屡次来电，不同意张为代表，并由赵直接给毛主席发报，说明张不能为代表之由。毛在前方工委与省委不同意见争执下，迟疑不决，直到12月上旬，接到崔仲远电报后，才知道陕西省委（实际上是个人）掐断了三十八军党的关系，并将我作为撤回省委的干部扣留的底细，于是采取了折中方案，1942年12月13日给赵复电：“勤兄：迭电敬悉。（一）何张到某地已令来延，细谈后当令一人返辕复命。（二）兄处方针，宜委曲求全，撤退极左分子，消灭某方借口，以求自全，否则危险极大，希予考虑。弟公元亥”。如此，才使我得于12月上旬，在张西鼎陪同下，起程赴延，于同月下旬到了延安南区合作社。遥望延安的窑洞灯光辉煌，鳞次栉比，星罗棋布，气势雄伟，恍如当年（1930年）初到上海读书时的感受一般。于是快马加鞭，风驰电掣般地跑上了华石砭西北局所在地，第一个见到了收发室余建国同志，他亲热地把我们引见给了当时任西北局秘书长的杨清（欧阳钦）同志。杨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到西北局四层楼（窑洞）西北拐角的一个僻静安全的窑洞里，对我们的生活和应注意保密安全事宜等都做了关怀备至的周密安排。我这个长期做地下工作的游子感受到了回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下子把在马栏所受的冷遇和压制感一扫而光。满以为在毛主席颔颐之下，当可顺利地完成亲聆教诲的光荣任务。

当我们住下后，杨清同志和贾拓夫同志找我单独谈了话，除说明毛主席对我安全回到延安很高兴，以及关怀等情况外，要我专心一意，聚精会神地写好三个材料。一是向毛主席的汇报提纲；二是三十八军党内党外情况的详细材料；三是个人的详细自传。并给我安排了一个写材料的另外一个专门窑洞。叮咛我这些材料必须绝对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看，写好了后，交杨清同志。于是，我便专心一意地夜以继日地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写好了30多万字的三大本材料，交给了杨清同志。之后如释重负的悠闲起来。有一天，偶尔到西北局的阅报栏和壁报栏去看《轻骑队》的小报文章，偶然看见了我当年在西安中山中学的老同学张光天，他对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高兴地急欲上前同他握手问好，可是他却摇摇头躲开了，使我莫名其妙，大惑不解。第二天，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让他的秘书谷瑞同志叫我到他的石窑洞里去“谈话”。进去一看，高岗气呼呼地坐在上面，欧阳钦坐在旁边，在座的还有李卓然、贾拓夫等负责同志。高岗没头没脑地问我和张光天是什么关系？我说，张光天与我是西安中山中学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并说明1933年前后，我和张光天的女朋友的哥哥阎自强在上海建国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时，曾与当时在上海以学世界语身份为掩护，做地下秘密工作的张光天有过联系，并曾与张光天到上海龙华监狱里探望过复旦大学党的负责人邓君同志，将我的一部邓演达所著的《中国文学大纲》精装本，达尔文的《进化论》送给了他，而后邓君因病死在狱中等等。高岗听罢后，劈头盖脸地问欧阳钦：“他说得对吗？”欧阳钦说：对！他和张光天说得一致。并解释说，张光天当时确实是由陕西调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党员，邓君和他的两个弟弟邓鉴、邓钊都是共产党员。在欧阳钦这样有力的证明面前，高岗竟挥袖而起，用手砍着自己的脖子说：“张光天要不是特务，杀我的头！”欧阳钦和我都不再说话，结果不欢而散。事后我才知道，贾拓夫和欧阳钦当时都是高岗怀疑的对象，张光天则是被定为陕西“红旗党”的大特务，张西鼎由于欧阳钦不叫他和我共同写汇报材料，也不给他安排去见毛主席的任何准备事宜而不满，对我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和盯梢。有一次我熟睡中，他从我的枕头下偷看我写的材料，被我发现，我对他做了批评。他辩解说，你和我都是组织上委派来见毛主席的代表，看一下你所写的材料，有什么不可。我说，不是我不让你看，这是组织上的规定。他气呼呼地把材料甩给我。当他看见我与张光天相见的上述情况后，通过高岗的秘书向高岗告了密。高岗如获至宝，欲以此搞突然袭击，一箭双雕，将欧阳钦、张光天和我都打成“红旗党”。不料陷害阴谋未逞，高岗恼羞成怒，屡次从中作梗，迟迟不让我去晋谒毛主席，同时把前方不断催问的电报全部扣压，不报给毛主席。贾拓夫同志为此曾与高岗争执了几次，仍然无效情况下，一天晚上来看我。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很熟悉，要见毛主席的事受到了很大阻难，上不通天，下不通赵。唯一打开僵局的办法，要我写一个请求赵寿山给我带回陕西的部队继续发给经费、给养和臂章的电报，由他送给毛主席批发（因为西北局不能直接给三十八军重庆办事处发此电报）。这样便可以绕过高岗，说明你已到西北局久待未见的原委。我当即遵命写了这份电报：“勤座钧鉴：（一）职返陕时所率之人员枪支，祈勿调回前方。（二）四二年度新臂章路证等件祈竟〔径〕寄渭北我家为盼。职克勇叩固。”贾拓夫持此电报前去见毛主席，备述以上情况。主席怒责“分散主义”后，当即在原电上批示：“发重庆，克勇致勤电——请继续发给经费给养，叶剑英办。”并当即通知欧阳钦陪我单独去见他。这样，就在当年引导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陕北才子”贾拓夫同志的巧设良计下，我才得以闯过难关，面谒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