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三节 枣园汇报

1942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欧阳钦同志奉命陪我到枣园初谒毛主席。我好像是打开笼子的小鸟一样地自由飞翔，快马加鞭，来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地。只见一个由土墙围着的小门前，既无卫兵把守，又无其他人员来往，在一个大枣树掩映下，分外显得幽雅肃穆。我随着杨清同志既不通报，也不询问，静悄悄地径直入内，走到门内旁一座小茅房（传达室）坐下和胡乔木等同志寒暄。言犹未了，从窑洞里走出了两位女同志——毛主席夫人江青和叶子龙夫人蒋英，她们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说：主席还没有起来，先到里面坐。我们走进石窑里面，只见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炕桌摆在窑的中央，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四个小方凳。江青和蒋英让我们坐下，倒了茶，首先解释说：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四时起床。要我们等一下。说着取了一副扑克，我和江青当对家，杨清和蒋英当对家打起所谓统一战线扑克来。江青洗牌很快，分牌也很快，出牌也很刁，我勉强能配合好，一下子把对方赢了500分，蒋英不服，说我和江青有暗号。江青很诙谐地说：没有暗号，他是做统战工作的，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定会知道。说着把打扑克停下来，蒋英问我说：“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定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处当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我当时由于做秘密工作的警惕习惯，有些为难，望了望杨清同志，杨清会意地说：知道的话，可以说说无妨。我于是告诉她说，蒋听松确在卫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蒋英情不自禁地拉着我的手说：这就好了，我被打成特务羔子的帽子可以卸掉了，请你写个证明吧！我望了望杨清，杨点头说：可以！回头由组织部门出面找你再写。蒋英千欢万喜的向杨和我致谢。

正当大家谈论热闹之际，毛主席身披延安自制的土呢子上衣，和蔼可亲地从窑洞后间走到我们的面前，两位女同志即时退了出去。他首先和我亲切地握手说：“克勇同志，让你久等，对你不起！”我当时一下子懵怔起来，不知所说的“让你久等”，是指到延安被阻挠见他而久等还是现在等候而言，慌忙中冒应了一声：不！不！主席笑了笑说：好！坐下谈。他望了望我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是临潼栎阳镇人。“啊！是不是那个三秦中的‘中秦’？”我说：是的。“啊！三秦健儿，关中大汉。”主席问我：“你认得张宗逊吗？”我说：知道，他是渭南人，在红军里，没有见过面。主席转向杨清同志，笑着说：“关西将军，关东相，名不虚传。”杨清同志也笑着说，两个有些像。接着主席问我何时入团、入党，我说1932年在西安中学入团，1938年3月在三十八军教导队转党。主席点了点头，转问杨清上海那段情况弄清了吗？杨答：弄清了，是个误会。

跟着主席问我在大学念哪个系？我说先是国学系，以后转学政经系。他笑着说：“这样好，先国粹，后洋粹，土洋结合，知识广博。”“政经系的主要课程是什么？”主席接着问。“主要课程是严复翻译的《富原论》，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等我说完，主席笑着说：“富原论也叫原富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学说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吗？”我说是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里也是这样论证的。主席紧跟着又问：“你学过季米特洛夫的《干部政策》吗？”同时习惯地把左手掌伸开，右手提起，伸出食指等我回答。我说学过。“那你说选拔干部的四大标准是什么？”我回答说无限忠诚、遵守纪律、独立确定方向三条时，因为说急了，一时把第四条说不出来。他凝神注目地望着我，好像老师等着小学生回答问题的样子，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无名指等我回答第四条。可是我越急越窘，越窘越急，窘急交加，还是说不出来。主席笑着说：“独立处理问题！做秘密工作，这条本领很重要。在既无上级请示又无同志商量情况下，你就很难权衡轻重，当机立断，应付事变。”我这个自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秀才初出茅庐就出这个丑，感到十分难堪。主席看见这个情况，把手掌一伸，诙谐地说：“不要紧，打你个九十分。”当我还没有转过神时主席又紧跟着问：“学过《易经》吗？”“学过，但理解不深。”我坦然地回答。“你会唱秦腔吗？”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问道，“爱唱，唱不好，常走板！”我也莫名其妙地回答着。“你们秦腔里的皇帝出场白上，常常把他的登基说成‘九五之位’，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们根据易经的阳刚阴极则损的忌讳之词。”我才意识到主席是拿这个命题考我的试。“其理何在，说说看。”主席在继续考问。“阳刚为十减一为九，阴极为六减一为五。满招损，谦受益，阳极则衰，阴极则损。孙吴兵法上所说的求万全者无一全，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等等，都是依据这一阴阳盛衰大道理来发挥的。”“对了，再给你加五分。”主席拍了桌子说。然后挤灭了烟蒂，燃着了一支烟狠吸了几口，又望着我说：“不要当状元，历史上的状元，大多数当了驸马，养尊处优，埋没了人才，很少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接着主席看了我一下说：“怎么你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这个不好，容易出毛病，给他换成延安的服装。”杨清噢了一声。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说：“郝克勇同志！你舅舅家姓啥子？”我说姓“范。”“是范仲淹的范还是樊梨花的樊？”我说是范仲淹的“范”。他很高兴地说：好！那就把你的名字改成范明吧！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回到延安，都必须改名换姓。从此我便以“范明”应世到今。解放后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曾向毛主席写报告要求恢复原名，主席叫李维汉告诉我说，你的“范明”已经成为国内外的著名人物，不必换，换了对工作不利。

自1942年底至1943年初，毛主席在百忙中几次召见我，他花费了几个昼夜的时间详细听我汇报。先后在座的有杨清、高岗、贾拓夫等。我根据工委拟定的汇报提纲详尽汇报。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每个细节，特别是对于以赵寿山为首的上层统战对象人物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动态，做了反复的调查研究。对三十八军工委成员蒙定军、胡振家同志以及每一个主要党员的情况，都做了详细的反复的了解。同时，对工委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对敌斗争的策略以及应变方案，做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至今想来，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工作可谓极为用功，周密细致，非常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