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一节 传达与交接

1943年2月下旬，我将毛主席的指示写了一个提纲，经中央先用电报发给前方蒙定军等，作为我返回部队传达的依据。之后，我同张西鼎一起回到陕西省委驻地马栏。张西鼎此时因毛主席没有召见他而情绪很坏，到了马栏，张德生和汪锋又决定叫他不要回三十八军去了，他的思想就更加波动。当我要离开边区返回部队时，他要求同我一道回家接他的妻子王莲英到边区，省委勉强同意了。省委派交通把我和张西鼎一道送回我的家中，他又要我给蒙定军和赵寿山说，叫他回部队去，然后他才回家去了。

3月，我回到家里只住了两天，就同罗曼中及所带卫队还有我的妻子梁枫一起回到部队。我依据日前先发回来的电报提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蒙定军、胡振家、崔仲远等人做了长达三天的详细传达。工委对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认真讨论和研究后，决定由我向赵寿山作重点传达。赵非常激动，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我告知他主席已批准他入党，并向他公开三十八军全部党员名单。赵寿山非常高兴，他与我边喝酒边谈心，问长问短，直到深夜。赵说：“你们的党员，除个别人外，大多数是我最喜欢的干部，也都是我早已谋略着的共产党员。我这个屁红子党员，实际上也是‘染坊娃穿的白裤子——不染自染’。这次毛主席批准我入党，不仅是人为，也有天意。”赵寿山并向我询问毛主席的情况，我除对他详细谈了主席的形象、思想以及领导中国革命从困难走上发展和胜利的伟大作用和功勋外，并把我在主席召见后写的三首小诗中的一首以《赠赵寿山》为题抄送给了他。

诗为：

笑谈风生话战争，千里决胜一掌中。

纷纭天下从此定，中华民族赖复兴。

赵当时拿出一块白绫子，让我把这首诗写在上面，很珍贵地藏在他的枕匣中。1958年我被打成极右分子，在返回陕西劳动改造时，赵寿山深夜秘密地把我接到西安甘露巷5号他的家中，当着他的独生子赵元介的面把这个白绫子取出来，安慰我说：不要灰心，就凭这首诗，也可取得毛主席的谅解，迟早会为你平反的。1962年9月我被捕入秦城监狱。赵老1964年在北京病危弥留之际，将该白绫子交给赵元介同志，他说：“在我生前，未能以此凭证为范明平反，实为遗憾！望你把它好好保存，待范明出狱后，完璧归赵，了我心愿。”1979年我从大荔农场结束劳动改造回到西安，赵元介同志沉痛地对我说：“我一直将此件密存，以期不辱父命，不料于‘文革’中被焚毁，辜负了先父临终遗命，实在是问心有愧。”

从这时起，赵寿山和孔从洲等就更进一步向党靠拢了，三十八军所有重要问题与行动，都能通过电台事前请示中央和毛主席。党在这支部队中不仅基本掌握了军权，而且也基本掌握了财政和人事权。

之后，工委对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做了具体落实和逐步贯彻。安排蒙定军同志去西安国民党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镀金”，由我接任工委书记工作并仍和蒙保持联系。蒙定军行前到巩县新沟与我交接，用了近七天的时间。他向我交代了三十八军十七师、三十五师所有党员，第四集团军总部的关系，九十六军的部分关系等。为了加强工委工作，增加朱曼青、李森（梁励生）、徐又彬同志参加工委。十七师党组织工作大部分交给了李森去领导，教导队总支交给了朱曼青去领导，军部党组织交给了王静先（王安仁）去领导，三十五师交给了徐又彬、李振东等。从此，开始启用了我所带回的密电本，由毛主席以“公”和我以“范明”为代号来往电报。在组织上，三十八军工委改由中央直接领导。

这时的三十八军改编为整编军，取消了旅，改为师下辖团。军部辖两个补充团以及特务连、工兵连、搜索连等。搜索连实际上是党内的保卫队，有便衣队，均为骑兵。该连实际上比一个营还大，我任搜索连少校连长。该连绝大部分为中共党员。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就设在该连。1943年5月，为了便于对党的工作的领导和避免再次发生遭敌特突然袭击，我们把分散的部队，采取了更加向敌人（日寇）方向集中的措施。搜索连从巩县的新沟开到荥阳的柏庙村驻防，这里距军部只有50华里的路程，便于与赵寿山联系和领导部队党的工作。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对部队的工作指示（通过电台直接指示），加强了对敌斗争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对日寇在军事上做了几次重点进攻和打击，对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也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打击。对孔从洲的三十五师的基层干部也做了充实和调整。一批党员和进步的教导队学生，开始掌握了连队的兵权。又以补充营的名义，创办了教导队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