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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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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撤离与布置
张耀明初来部队时，只带了十几个参谋人员，除表示要清查共产党外，为缓兵计又表示他也是陕西人，他是不会调换排挤这个部队原有军官的。尤其被孙蔚如批评后，张有所收敛。于是，我接到毛主席11日复电后，于15日又致电毛主席。
公兄：
真电奉悉。去华北干部及弟来延路线与接头办法，请详[示]知。
（一）前拟对策五项，试验结果，基本上完全正确，关均对[有]相当把握，祈勿远念。
（二）张耀明受孙软碰后，态度已趋好转，此间已动员与张有关系之进步人士，向张说明利害，收效颇大。
弟范明叩删
毛主席于当日复电：
范明兄：
（一）情况变化，通信即应停止，请即布置同志撤退，烧毁一切文件证物，切勿犹豫，数日后应停止通报。
（二）兄及同志撤退路线，或走太行，或经关中，由你酌定。
公丑删
张耀明态度的有所转变，虽属其缓兵之计，但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等对三十八军还不敢即下突然袭击而消灭的毒手。我及赵寿山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确不忍心就这样离开我们曾付出许多心血的三十八军。因此，我与赵寿山各有一电，其中心绪文中委婉可见。
2月20日我致毛主席电：
公兄：
删电奉悉。
（一）关于焚毁文件及撤退红的分子等问题，此间均已彻底执行完毕，请勿挂念，惟停止通讯问题，弟不同意。因此间另有特别计划，必须联络，同时在最短期间内，吾人尚有把握掩护一切，再决定由3月1日起，改每星期日联络一次，不致贻误，弟愿负责，希加考虑为盼。
（二）张耀明受孙告诫，及有关人士说明后，态度日趋好转，估计在最短期内，无大变化。
（三）弟约于3月5日前即可到陕，尔后来延。
弟范明叩号
毛主席21日复电：
范明兄：
号电悉。
（一）除撤退者外，一律停止组织形式，各以国民党面目活动，并断绝与外间组织联系。
（二）电台必须切断。
公马
2月20日赵寿山致毛主席电：
公兄：
（一）弟于删日来前方，勤[劝]孙行动不果，只得免[去]甘做官，徐图进取，兄有何指向盼详告。
（二）第三集团军有无友人，可否介绍一二人，以便联络。
（三）所有弟处详情及尔后计划，特派范明前来报告，希即告知路线及办法。
弟勤叩号
毛主席21日复电：
勤兄：
号电悉，隐忍待时，徐图进取，甚为得策。兄新任并无友人。范明来此可走前次路线。
弟公马亥
之后，毛主席来电指示：抽调一批党员随赵寿山至第三集团军开展党的工作，建立据点；撤离已红了的（暴露）党员回延安学习，或打入陕西地方保安团掌握地方武装；调我回延安学习。工委研究后决定：三十八军地下党工作及组织关系，分别交给李森（梁励生）、朱曼青、徐又彬三位同志。李森负责十七师党的工作，朱曼青负责军部、三十五师、四集团军总部、教导队党的工作，徐又彬负责五十团和第四、第五期教导队党的工作。并决定胡振家同志与成之慎同志负责专做争取孙蔚如和四集团军的工作。决定派遣崔仲远、温鹏久仍为赵寿山的参议，选派以王安仁（王静先）、杨荫东同志为首的十余名党员组成第三集团军地下党支部，以王安仁为书记随赵寿山赴任。调选罗曼中、李旭东、韩增友、薛宗厚、刘夫洪、张化周、芦士奇、赵汉鼎、伍峰山（伍力）、高德芳（高秦生）等四十几名党员干部回延安学习。另外，又抽调了不在部队账内的一批武器（包括数十支驳壳枪、步枪和大批弹药），带回临潼我老家中藏起来，准备日后日寇若进攻关中、或国民党打内战时，作为开展关中游击战用。
1944年2月25日，以赵寿山名义向毛主席电报：
公兄：
弟已决定寝日忍受西去，容再缓图。余待范明面报。
弟勤有
同日，我在军长办公室掌管印鉴的中共党员雷寒柏同志处拿了数百张通行证（寒柏同志事先主动偷印好，以备组织急用的），并将部分发给大家，以备路上被盘查阻隘之用。由于雷寒柏同志的主动准备，使我们得以安全撤离，而他却因此被张耀明逮捕关押，差一点牺牲。
1944年2月26日，我以调任第三集团军给赵寿山当特务营长的名义，随赵寿山和罗曼中所率保卫队20余人乘专车回陕。我和妻子梁枫、罗曼中等及保卫队人员，在临潼新丰车站下车，将上述带回的武器运到我家，交给我弟弟郝克顺埋藏起来，要他负责为党保存好。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将保卫队解散了，将人员分别安插到地方上去开展工作。之后，我同梁枫、罗曼中一起到西安，住在蒙定军的家里。我将三十八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关系交给了蒙定军。过了两天，定军拿着陆大参谋班的护照，亲自送我们进边区。第一天住在泾阳县李仲西家中。第二天到定军所掌握的地下关系保安大队长马子超的一个中队长处，由此进入边区。经过赤水县时，住在我哥哥郝伯雄处，他此时任赤水县的一个科长。再经陕西省委驻地马栏到达延安，住在西北局。我即将执行中央指示和存枪等情况向西北局做了报告。
回首往事，现在看来，毛主席的决策是英明的，富于远见的。如果当时使事态激变，则第四集团军可能早已不复存在，也不会有后来的基本全部回归人民解放军序列。赵寿山以及我们许多同志也可能不再能安全回到解放区。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三十八军工委工作期间，由于有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三十八军党组织在对敌斗争、巩固部队、加强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自己思想深处也开始滋长了个人英雄主义，行动前拥后卫，表面上是为了安全，实际则暴露了自己，违犯了党的“荫蔽精干”政策。所以我撤出也是必然的，也是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与爱护。
公兄：
真电奉悉。去华北干部及弟来延路线与接头办法，请详[示]知。
（一）前拟对策五项，试验结果，基本上完全正确，关均对[有]相当把握，祈勿远念。
（二）张耀明受孙软碰后，态度已趋好转，此间已动员与张有关系之进步人士，向张说明利害，收效颇大。
弟范明叩删
毛主席于当日复电：
范明兄：
（一）情况变化，通信即应停止，请即布置同志撤退，烧毁一切文件证物，切勿犹豫，数日后应停止通报。
（二）兄及同志撤退路线，或走太行，或经关中，由你酌定。
公丑删
张耀明态度的有所转变，虽属其缓兵之计，但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等对三十八军还不敢即下突然袭击而消灭的毒手。我及赵寿山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确不忍心就这样离开我们曾付出许多心血的三十八军。因此，我与赵寿山各有一电，其中心绪文中委婉可见。
2月20日我致毛主席电：
公兄：
删电奉悉。
（一）关于焚毁文件及撤退红的分子等问题，此间均已彻底执行完毕，请勿挂念，惟停止通讯问题，弟不同意。因此间另有特别计划，必须联络，同时在最短期间内，吾人尚有把握掩护一切，再决定由3月1日起，改每星期日联络一次，不致贻误，弟愿负责，希加考虑为盼。
（二）张耀明受孙告诫，及有关人士说明后，态度日趋好转，估计在最短期内，无大变化。
（三）弟约于3月5日前即可到陕，尔后来延。
弟范明叩号
毛主席21日复电：
范明兄：
号电悉。
（一）除撤退者外，一律停止组织形式，各以国民党面目活动，并断绝与外间组织联系。
（二）电台必须切断。
公马
2月20日赵寿山致毛主席电：
公兄：
（一）弟于删日来前方，勤[劝]孙行动不果，只得免[去]甘做官，徐图进取，兄有何指向盼详告。
（二）第三集团军有无友人，可否介绍一二人，以便联络。
（三）所有弟处详情及尔后计划，特派范明前来报告，希即告知路线及办法。
弟勤叩号
毛主席21日复电：
勤兄：
号电悉，隐忍待时，徐图进取，甚为得策。兄新任并无友人。范明来此可走前次路线。
弟公马亥
之后，毛主席来电指示：抽调一批党员随赵寿山至第三集团军开展党的工作，建立据点；撤离已红了的（暴露）党员回延安学习，或打入陕西地方保安团掌握地方武装；调我回延安学习。工委研究后决定：三十八军地下党工作及组织关系，分别交给李森（梁励生）、朱曼青、徐又彬三位同志。李森负责十七师党的工作，朱曼青负责军部、三十五师、四集团军总部、教导队党的工作，徐又彬负责五十团和第四、第五期教导队党的工作。并决定胡振家同志与成之慎同志负责专做争取孙蔚如和四集团军的工作。决定派遣崔仲远、温鹏久仍为赵寿山的参议，选派以王安仁（王静先）、杨荫东同志为首的十余名党员组成第三集团军地下党支部，以王安仁为书记随赵寿山赴任。调选罗曼中、李旭东、韩增友、薛宗厚、刘夫洪、张化周、芦士奇、赵汉鼎、伍峰山（伍力）、高德芳（高秦生）等四十几名党员干部回延安学习。另外，又抽调了不在部队账内的一批武器（包括数十支驳壳枪、步枪和大批弹药），带回临潼我老家中藏起来，准备日后日寇若进攻关中、或国民党打内战时，作为开展关中游击战用。
1944年2月25日，以赵寿山名义向毛主席电报：
公兄：
弟已决定寝日忍受西去，容再缓图。余待范明面报。
弟勤有
同日，我在军长办公室掌管印鉴的中共党员雷寒柏同志处拿了数百张通行证（寒柏同志事先主动偷印好，以备组织急用的），并将部分发给大家，以备路上被盘查阻隘之用。由于雷寒柏同志的主动准备，使我们得以安全撤离，而他却因此被张耀明逮捕关押，差一点牺牲。
1944年2月26日，我以调任第三集团军给赵寿山当特务营长的名义，随赵寿山和罗曼中所率保卫队20余人乘专车回陕。我和妻子梁枫、罗曼中等及保卫队人员，在临潼新丰车站下车，将上述带回的武器运到我家，交给我弟弟郝克顺埋藏起来，要他负责为党保存好。我们在家住了两天，将保卫队解散了，将人员分别安插到地方上去开展工作。之后，我同梁枫、罗曼中一起到西安，住在蒙定军的家里。我将三十八军党的工作和组织关系交给了蒙定军。过了两天，定军拿着陆大参谋班的护照，亲自送我们进边区。第一天住在泾阳县李仲西家中。第二天到定军所掌握的地下关系保安大队长马子超的一个中队长处，由此进入边区。经过赤水县时，住在我哥哥郝伯雄处，他此时任赤水县的一个科长。再经陕西省委驻地马栏到达延安，住在西北局。我即将执行中央指示和存枪等情况向西北局做了报告。
回首往事，现在看来，毛主席的决策是英明的，富于远见的。如果当时使事态激变，则第四集团军可能早已不复存在，也不会有后来的基本全部回归人民解放军序列。赵寿山以及我们许多同志也可能不再能安全回到解放区。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三十八军工委工作期间，由于有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三十八军党组织在对敌斗争、巩固部队、加强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我自己思想深处也开始滋长了个人英雄主义，行动前拥后卫，表面上是为了安全，实际则暴露了自己，违犯了党的“荫蔽精干”政策。所以我撤出也是必然的，也是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关怀与爱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