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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三十八军统战工作小结
中国共产党在原国民党三十八军中的工作，除党的建设、部队改造、情报、保卫等工作之外，由来已久、贯穿始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战工作。
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在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获得，则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和党的各方面领导力量共同工作和努力所得的。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和特点，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部队是最早接受、拥护我党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战，取得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杨虎城部队的主要依靠力量。1938年5月，杨部被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旋又改为第四集团军，由孙蔚如升任总司令，下辖三十八军、九十六军两个军，升任赵寿山为第三十八军军长，下辖十七师（下辖四十九旅、五十旅、五十一旅），由陈硕儒任师长，和新三十五师（实际上就是警二旅所改编），由孔从洲同志任师长。因此这里所说的三十八军上层统一战线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即当年在西安事变中任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的赵寿山同志和率警二旅部队解除国民党宪兵团、公安局反动武装力量和扣押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孔从洲同志。他们不但在西安事变前和事变中，同我党我军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广泛的接触，而且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同我八路军在前线也保持着接触和联系，并经常接受我军朱总、彭总、贺总等的宣传、教育和指导。继则从河北保定战役，到晋西北碛口整训，并经陕甘宁边区沿河南下到延川，又复东渡沿河南下到晋西南太行、中条山。除将这个部队编入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战斗序列，受彭总指挥，并创办了东路军干训班，吸收十七师军官到该校受训，学习抗日游击战术和抗日政治工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部队广大官兵中，深入人心外，赵寿山本人又亲自从绥德南下到延安，谒见了毛主席，做了亲切的交谈，受到了莫大的感召和教导，使他更进一步地坚定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为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领导和发展这个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开展以赵寿山、孔从洲等主要对象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第二，除我党英明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战方针政策和路线外，主要则是毛主席为首的延安党中央总的领导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重庆办事处，以太行前线彭总为首的前委的分线领导，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对赵寿山本人的争取、团结、教育、进步工作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及时的、正确的指导。特别是自1937年冬起，作为一个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左派的国民党杨虎城部的将领赵寿山同志，在碛口整训后专程到延安谒见毛主席面聆教导起，直到1947年秋，已经成为共产党员而回到解放区老根据地的晋西北兴县，再度谒见毛主席，汇报了他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中贯彻、执行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和斗争情况止的这一阶段中，所有有关争取、团结、教育赵寿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层左派的重大问题，以至有关他的子女们的学习安排细节工作，以及进一步把他逐渐教育、训练、培养、吸收成为一名经过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的重要事件，以至对他在白区的保卫、医生等的安排等细节，几乎全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亲自听取汇报，亲自面示机宜，亲自决策，亲自批阅和亲自批复电报的。这些为做好三十八军上层统战工作，特别是赵寿山同志的工作搭起了金桥，开辟了航道，指明了方向。
第三，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中央军委、中央情报部、西北特委分头指导和配合下，对开展三十八军上层统战工作，采取了全面开展、重点围绕、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上层下层多头互相有机配合的方针和方法。
全面开展就是对三十八军的所有上层，如：军长赵寿山、参谋长李辰，十七师师长陈硕儒（继为耿志介）、申及智（初为干训班教育主任）、旅长李维民（后为副师长）、三十五师师长孔从洲、副师长孙子坤等上层统战对象，按照他们的政治态度，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大体上分为左、中、右派，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动党内党外一切积极因素，无一遗漏地普遍地布置了做统战工作的力量，开展了工作。同时在这一做上层统战工作网中，还有一个争取、团结、教育、培养这些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工作者问题，他们既是团结在党的周围担任做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力量，又是作为要做好统战工作的上层对象。这些人物中，除少数如王耀辰、杨海涵（副官长，解放后入党）、刘泊儒（军需处处长）、李啸苍（参谋处长）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早年脱党但继续做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如常汉三（参议、军法处长）、刘俊甫（参议）、任敬斋（参议）、余海丰（十七师参议）等和高级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温朋久（任赵寿山参议）、程文津、陈雨皋、柳乃夫等同志。柳乃夫同志是1938年秋到三十八军任茅津渡三十八军干训班的政治教官，1939年由于组织上争取到调原进步人士十七师师长陈硕儒到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任师长，组织上派他随陈到一七七师任陈的秘书，1939年六六战役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这批人里，有些十分重要。密切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工作的统战人士，应该特别予以说明。
温朋久同志
温朋久同志，是一个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社会科学，具有进步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开始后，奔回祖国，在重庆参加抗日工作。赵寿山同志曾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和他的老上级冯玉祥请求派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进步人士给他做参议和幕僚工作。1938年秋，温朋久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王炳南同志介绍来到三十八军任赵寿山参议。他到部队之初，即日就参加了部队在中条山、黄河北岸，沿河由东向西的急行军。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书生气十足，出了不少不懂军队规矩的笑话，但他苦苦学习以适应部队生活和坚决的抗日情绪，在广大官兵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部队到茅津渡成立干训班和教导队整编后，他即以赵寿山的参议身份和孔叔东等同志担任了干训班军官大队、军士大队、特别是教导队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抗日政治形势（主要依据新华日报资料）。并经常和赵寿山、孔叔东、申及智以及教导队党的负责人在一起亲自巡视，听取和参加晚间的学术和生活检讨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教育学生，学生也教育了他，使他真正体验了教学相长的道理，使他真正懂得了自我教育和自觉纪律与打骂教育的根本区别，前者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强制和被迫惩罚的基础上的。他用这些道理，反过来经常说服、影响当时任干训班教育主任的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长期在西北军中由早年的西安绥靖公署的步兵训练班任军事教官和大队长，有军事教育技术特长，但与国民党无密切联系而对西北军又比较忠实的申及智。申是一个长期墨守成规，坚持所谓“兵不斩不齐”、“不打骂不能带兵”的军事技术教育者，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训练新做法的追随者。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共高潮的激浪冲到了三十八军。当时在赵寿山身边的孔叔东、姚警尘等同志相继离开，同时又发生了蒋介石指名向三十八军要“共产党嫌疑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情况。温朋久同志一方面以曾留学德国的有利身份作为掩护，站稳了作为赵的高级参议的脚跟，另一方面却更加坚定地站在党的方面同党的负责同志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地下党就把他从一个统一战线的左派，上升为党的培养对象，给他开始看由党的秘密电台抄写的、延安发出的新华社电讯和一般性的党的教材，交给他一定的党的任务。他同参议崔仲远等同志团结一致，共同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对赵谈论新华社电讯，讲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消除赵的疑虑和消沉情绪，坚定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信心和勇气。
1942年秋，温朋久同志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曾向崔仲远和地下党负责人表明了他热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地下党曾将这一申请报告给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中央，由于考虑到地下党的特殊环境和使他能继续在赵的身边站稳脚跟，暂时没有批准他入党的请求。但决定要把他作为一名党员来培养对待。
1944年，当赵调离三十八军到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时，温朋久同志又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意见，随赵继续任参议。我按照中央的指示，将他的这一党员培养对象关系，转交给了选派随赵到第三集团军的共产党员所建立起来的第三集团军党的支部负责人王安仁同志。1945年秋，赵寿山同志派王安仁同志到延安西北局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向党（当时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和范明同志）转达了温朋久同志入党的要求。当时，西北局曾作出待而后环境允许时再办理手续，党龄可以考虑从1945年算起的决定，但他并未因此灰心丧气，而且更坚定地接受了党的长期考验。
1947年蒋介石对赵寿山更进一步加大了怀疑，取消他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劝令他去美国考察。这时，赵一方面要温朋久回到天津家中作进入解放区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到上海，以佯装办理准备出国手续作掩护，巧妙地、秘密地转移到温的岳父和温久别多年的爱人居家的天津。温朋久同志在敌人特务鼻子底下掩护了赵寿山同志，并在党的帮助下，亲自化装护送赵到达华北解放区。他在到达解放区后才终于由崔仲远介绍，实现了他多年以来要求入党的热切愿望。
陈雨皋同志
参加过大革命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陈雨皋同志，在抗战初期曾专程到延安谒见过毛主席，而后1938年冬便被杨明轩（赵的参议之一）和姚警尘同志介绍到三十八军干训班来当政治教官，主要讲授三十八军的作风即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和抗日政治工作等课程。由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善于深入浅出地、生动活泼地讲解问题，在学员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后，他便在军部军务处担任了人事科长。从此在军务处长胡振家同志、参议崔仲远同志和地下党工委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在人事科党的负责人参谋王有轩等同志协助下，配合工委基本上掌握了三十八军的人事权。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军长后，他被怀疑而撤走，由程达同志护送他回到家乡安康石泉县潜伏下来，以磨豆腐为生，继续为党工作。1948年胡宗南撤到汉中后，将他作为共产党人关入监狱。他经受了严峻的酷刑、考验，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英勇坚贞，保持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最后被解放而出狱。出狱后又即投入了解放后的革命和工作中，历任陕西省检察厅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他一贯积极负责，艰苦朴素，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78年初病故于西安。陈雨皋同志生前曾向中共陕西省委申请入党，胡振家同志为他写过证明材料。
程文津同志
程文津同志于1938年冬由抗大派到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工作，该报被查封后，他由杨明轩和姚警尘同志介绍到三十八军工作，并由中共陕西省委将其工作关系转到工委。他曾任三十八军干训班教导队以及总部干训班教导队的政治教官。1941年又由地下党工委决定安排他暂兼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苏资琛任书记长）秘书工作。1942年部队整编后，工委决定派他到十七师担任师长申及智的秘书。在各个阶段中，他都是自始至终地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既作为党的上层统战的左派对象，同时又作为进行上层统战的工作者，又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同温朋久、陈雨皋等一样，接受党的教育，阅读党的外部文件，接受党的指示，忠实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从1942年起，他曾多次申请入党，仅因为当时限于对这些同志暂不办理入党手续的规定而未曾解决其党籍问题。1944年他从部队回到西安又继续在蒙定军同志领导下工作，后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由蒙定军同志和我介绍他入党。
周杰邦同志
周杰邦同志是早年由杨虎城部选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学习的小知识分子。经过了三年的严格军事训练后，1932年又被调回到杨虎城部十七师五十一旅赵寿山部任军事教练和连长。他具有单纯军事技术观点，不问政治，但因接受当时地下党员杨存根的影响，又初步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色彩，所以在当时即有“小普罗”的绰号。西安事变后，他脱离了十七师回到他的家乡河南南召，任县大队长职。在此期间又接受了地下党袁葆华等人的影响，开始有了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倾向。1939年三十八军地下党为了要选一个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牌子，具有正规军事技术素养，但又忠实于西北军，思想进步的军官担任教导队队长，作为掩护和使用其军事技术起见，通过赵寿山军长，又将他叫回部队，担任了教导队第二期第一队队长，总部干训班学生队队长，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大队长。1942年升任军部军训处处长，1944年又随赵寿山到第三集团军任副官长。此后于1945年三十八军十七师起义后，又经蒙定军同志动员，奔赴解放区参加了起义后的民主三十八军任军事工作。
他自从1939年任教导队队长起，直到1945年到解放区这几年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倾向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听党的话，按党的抗大教材和方法，制定教育计划和忠诚地完成教育计划的模范执行者，也是当时部队新做法的模范推行和执行者。他在这一漫长的工作岁月中，是由国民党中央军校嫡系的军官转变成一名中上层统一战线的典型左派，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地知道地下党活动情况最多，知道共产党员特别是各期教导队学生和军部党员人名最多的一个知情者。事实证明，他不论是在平时或若干次紧急关键时刻，都能经受得起严峻考验。如在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学生队打砸大队长雷振起合作社暴动，他被撤职以及在军部被国民党特务盘问的关键情况下，他都能严守机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泄露情况或灰心动摇过。1945年下半年他任第三集团军副官长期间，向组织表示过他要求加入党的愿望。后经西北局张德生等同志同意，决定要第三集团军组织解决他的党籍问题。但因故未能实现。直到解放后，经原三十八军地下党负责同志的证明，才在十九兵团入了党。
除上层统战工作之外，三十八军党组织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交朋友的政策指导下在全军也大力开展了下层统战工作，指示党员同志每人都要有计划、有重点地以交朋友的方式，争取、教育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忠实部队的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中间，除了一批可靠左派，如：余海丰、李啸苍，教导队军事教官何畏，上官树德、王经伦、王耕余和中派刘泊儒、杨海涵、王旭辰、李膺辰、于寿亭等外，还将国民党派来的嫡系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中不负有特务使命和不特别反动的进步分子，争取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如在军部任参谋兼教导队地形教官的张德广，任教导队区队长的黄宝麟，学生队中的李光裕等。实践证明，党的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张德广这个人，因汉奸嫌疑（同名同姓）被军部逮捕押送到洛阳处理。事情弄明白后，因其长于英文军事翻译和军事素养，被胡宗南赏识而做了胡宗南的随从副官，但党依然和他保持了朋友关系，先后通过他对保护我西安地下党和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地下党员以及供给军事情报等方面，均做了有益的、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解放后利用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地下特务组织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派他到台湾，骗取了敌特的信任和重用仍被派回西安。他很忠诚地交出了埋伏在西安特别是在陕西各地的特务名单，被我一网打尽。
第四，三十八军地下党在开展统战工作中，除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政策的总任务外，还有一个如何把这一总方针政策的普遍性（即共性）善于与三十八军统战工作的特殊性（即个性）的具体相结合的特殊任务。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方针，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前提下而产生的，它的基础就是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团结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从总的方面来说，它同其他任何统一战线一样，都有一个共同联合的利益基础和一个共同斗争的敌人。不言而喻，共同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总的方针下保存各方利益的独立性，没有各方面力量的独立性，就不可能联合各方力量。组成一个什么样共同对敌的战斗的统一战线，而且能否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在国民党方面所高唱的所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抗日同一战线。在我党方面，一个时期高喊的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实质上，就是国民党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抗日民族同一战线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任务中，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既要团结，又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投降求团结则团结亡的斗争策略，而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运用，则是坚决抵制国民党的防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团结不能团结到被溶化而丧失了独立性，斗争不能斗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方法上则是斗争要斗争得有理有利有节，团结要团结得有同有用有异，一打一拉，又拉又打，打打拉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总之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力和以其他各阶级和各阶层为一方的要巩固、扩大，保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力的主要矛盾。而这个主要矛盾之中，又存在着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复杂矛盾。从军队方面来说，则是国民党中央军为一方要分化、瓦解、吞并、消灭以八路军为首的以及非国民党嫡系中的杂牌军队的矛盾。
三十八军在形式上是打着国民党旗子，穿着国民党军装，吃着国民党粮饷，由国民党指挥的属于国民党方面的抗日杂牌部队，但是实质上既是最早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西安事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拥护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派杨虎城十七路军的骨干主力，又是完全或基本上在我党的领导下的类似八路军的抗日主力。蒋介石对这支部队是既恨、又爱，既怕又难。恨的是它是一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力，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左倾赤化；爱的是它是一支能为他在前线当“狼”，有战斗力的抗日部队；怕的是它的力量不断壮大，有朝一日倒戈；难的是想硬把它断然取消或消灭，又恐“投鼠忌器”，影响其他所有杂牌部队“人人自危”，众叛亲离。因此，蒋介石对这支部队采取了既用又防又化的反动政策。用其抗日的战斗力，防其赤化，化其革命性为反革命性。因而，摆在三十八军地下党面前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总任务下，还包括或交织着一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或“反分化、瓦解、并吞、消灭的统一战线”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争取保存和健全这支部队的生存和力量。又必须首先在普遍大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广泛基础上，集中全力突出做好部队首领的上层统战工作，这是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关键。而做好这一工作，除了必须大力对其宣传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的共同民族利益，还必须善于把抗日的大利益同他个人的具体利益和党的利益紧密地具体地结合起来。这一工作集中体现在对赵寿山将军的统战工作上。
赵寿山将军
赵寿山是旧军人出身，同其他地方杂牌部队的旧军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地方性和军阀性。地方性决定了他的用人唯亲的封建特点，即老部下、老同学、老亲信的干部政策；军阀性决定了他视部队为他的私人财产。所以保存部队实力，就成为他的最大利益；但他又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日、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分化、瓦解、吞并、消灭杂牌部队的进步方面。党要同他们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同合作、共同抗日的利益前提下，善于把采取新做法，以巩固其部队，增强抗日战斗力和保存部队实力，同拥护其向上爬，维护其地位，抵抗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吞并、消灭的政策具体地结合起来，逐步地完成争取、团结、改造、提高的任务。
赵寿山由一个反共的地方军阀，转化成亲共，又由亲共转变为加入共产党的典型实例，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光辉的体现。为了总结经验，特附其简历与转变过程于后，作为参考。
赵寿山原系冯玉祥西苑陆军测绘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冯玉祥部当了下级军官。在杨虎城大量吸收军事人才时，赵转入杨虎城部。经过了西安围城、胶东战役、南阳整训和消灭唐生智等战役。杨虎城部改为十七路军，1929年入关返陕主持陕西过程中，赵寿山由副官当了营长、团长，直到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进驻陕南汉中。在此期间，为了保存他的实力，曾坚决地执行过反共政策，这是他的阴暗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反共不是完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和地位。所以他又在自己的身边使用和交往了若干共产党人士。如：汉中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常汉三等，作为他的参议，姚警尘做他的机要秘书和家庭教师。又经过这些共产党人对他做说服工作，也保护了一批地下共产党人。赵这种既反共产党，又保护共产党的做法，都是围绕着“唯我”利益的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当杨虎城令他到上海北区等地出游戒烟时，赵在上海又结交了我党的杨明轩、杨晓初、李一清等人。经过这些朋友给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联合共产党，停止打内战，共同抗日，给赵打下了比较进步的思想基础。于是，1935年赵以具有进步思想基础和健康的身体回到了陕西三原东里堡拜见了杨虎城，向杨表明了要抗日、进步和反蒋的态度。杨虎城将军此时正在策划密谋联共抗日，但苦于志同道合的忠诚将领少，而赵寿山恰于此时及时献策，所以即刻得到了杨虎城的赏识和信任，于是要赵回汉中整顿部队，听候命令。
1936年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将十七师（包括五十一旅）调回渭北一带驻防。赵寿山事前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密谋策划，事变时又指挥警二旅孔从洲部解除了国民党的宪兵团、公安局的反动武装，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和谈成功后，1937年1月，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赵升任十七师师长仍然兼任五十一旅旅长。与此同时，我红一、二方面军从陕北进驻泾阳的云阳一带，与十七师会师。会师时，赵率领三原县县长常汉三，秘书姚警尘和参议冯一航，同彭德怀、贺龙、徐向前、任弼时、杨尚昆、李克农等合影留念。合影后，彭德怀对赵笑着说：“赵师长，这下蒋介石抓住你啦，你是通匪有据呀！”赵回答说：“彭总，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但是通匪，我还要入伙呢。”同时在这次的前后，赵将他的女儿赵明锦和儿子赵元介，都送到了延安红军大学去学习。
卢沟桥事变后，赵寿山奉命率十七师开赴前线抗日。经保定战役、雪花山战役、娘子关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部队伤亡惨重。赵寿山原来那些旧军官、封建关系的亲信，大部临阵逃跑了。进行坚决抗日的主要是我们共产党地下党员。此时党的负责人是申敬之、蒙定军、胡振家。党当时号召，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要起模范先锋作用，在战争中50余名共产党员伤亡了几乎一半。这一事实教育了赵寿山，使他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作战英勇，抗战坚决，而且对他也是拥护的；部队所以能保存实力，也是由于留下的这些共产党员起的作用。战后，南汉宸同志代表党中央慰问了十七师，对部队教育很大，对赵也起了积极作用。部队撤退到碛口镇，在部队党组织申敬之、蒙定军、胡振家以及姚警尘、常汉三、崔仲远、孔叔东等建议帮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碛口整训。部队在八路军萧劲光旅的帮助下，抽调了班以上的干部，办了五日短期训练，学习抗日统一战线、全民抗战、游击战术。由师长赵寿山颁布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把腐化堕落的旧军官惩办撤换了一批，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员提拔到了一些重要的岗位上。
经过整训后，同年底，部队从碛口渡河到达陕北绥德整顿补充。地下党说服赵寿山前去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叶剑英、林伯渠的接见。毛主席给赵详细地讲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要培养新干部、执行新做法、改造旧部队的建议，加强了赵的抗日信心，指明了坚持抗战的方向。毛主席亲手交给了赵一本密电码，约定以后还要通讯联系，这对赵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的教育和启发作用。赵寿山除了表示完全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和与我党合作外，并给中共中央和抗大捐献了经费和武器装备。
1938年1月，十七师由绥德到延安，渡河到山西洪洞一带集结待命。朱德总司令亲自给部队连以上军官作报告，分析了抗日的形势，阐述了持久抗日最后必胜的道理，使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朱德总司令和赵寿山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帮助赵树立了运动战、游击战、军民团结一致的抗日思想。3月，部队经沁水、阳城到晋城一带，编入了十八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受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彭总亲临十七师多次视察、指导、作报告，详尽地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正规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相互配合的长期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巩固部队，增强战斗力，军民团结的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气，坚定了部队的抗战信心，同赵寿山建立了更进一步的统战关系。
同年3月，济源会战后，赵寿山升任为三十八军军长，下辖十七师，三十五师。他仿照八路军政治部形式，把在三原县成立的战地服务团调到前方，把三十八军教导队也调到前方。在红河镇汇合后，进入了中条山平陆县茅津渡，创办了茅津渡干训班。由赵任班主任，由陈硕儒，孔从洲任副主任，孔叔东（孔祥祯）任教育主任。以教导队为基础，又成立了军官队、军士队、通讯队，完全采取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以贯彻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为内容的新做法来训练部队，教育、改造部队。为改造部队，培养新干部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时赵寿山和山西的新军牺盟会（决死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9年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动用了六个军的兵力向山西新军领导的决死队进攻，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工委经过姚警尘向赵建议，动员了三十八军的广大官兵处决了平陆县的反动县长和工作团团长。把当时平陆地委书记薛涛（建国后任云南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姚文（姚佩群，建国后任新疆妇联主任）、新军团长张瑞达、夏县牺盟会负责人王玉梅（苏刚）掩护下来，同时支援了武器弹药，帮助决死队进行了阻击战，并吸收了一批牺盟会和新军党政军干部，留到三十八军中分配工作。同年初，赵寿山到重庆时，曾由崔仲远、王炳南介绍，周恩来多次秘密地接见了赵寿山，对三十八军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指示，对争取团结赵寿山进步，靠拢我党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0年，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三十八军，将反共不力的政治部主任张泰祥撤换，派来了刘文光到十七师任特别党部书记长。赵寿山同志在党的帮助下，对这些人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掩护党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新做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2年国民党撤换了罗任毅，派秦怀玺到三十八军当军政治部主任，又派极端反动分子龙冠军到十七师任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这些特务、政工人员搜查官兵行李，拉拢干部，突然搜查赵寿山的机要办公室。赵寿山在党的协助下，顶住了这股逆流，保护了和中央、前委、省委通报的秘密。
从此赵寿山已经和党形成了半公开的亲密合作关系了。在使用选拔干部上，他以地下党的建议为标准，使地下党工委逐步地完全控制了人事权。在此期间，赵在抵抗蒋介石指名向三十八军要人受训案，除了进行大量的活动和斗争外，最后并坚决地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向蒋介石出具了甘结，对掩护党组织，保护地下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此，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赵寿山由统战对象的左派下定决心加入了共产党。
以上这些，就是赵寿山由一个反共的地方军阀到和我们党建立统战关系，直至最后加入了共产党，即反共——亲共——入共道路的全部历程。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掌握，和前总的彭德怀，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密切帮助教育分不开的，也和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仅仅是在贯彻、执行中央和陕西省委正确的方针政策下，进行了符合实际环境的具体工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原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是一直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正确领导下，一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组织，是在同敌人残酷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逐步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党组织。广大党员也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原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工作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嘉许，说它是白区党组织中“善于把党的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好典型”，“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说这支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属于国民党的建制，但实质上则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类同八路军、新四军模式的革命队伍。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一伙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工委打成“黑线”、“黑党”、“假党”、“红旗党”，把三十八军打成“伪军”，把这个组织中党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进步人士打成“伪军官”、“残渣余孽”，给在这个组织中为党工作的党的干部和许多进步人士横加所谓“叛徒”、“特务”、“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致使这支部队中工作的同志受到长期的不公正的对待。好在历经磨难之后，1984年中组部、总政终于发文予以昭雪，确认其历史功绩，还三十八军历史以公正。在此文形成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得以参与并提供了主要史实材料，使我终生深感欣慰。
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在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获得，则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和党的各方面领导力量共同工作和努力所得的。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和特点，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个部队是最早接受、拥护我党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战，取得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杨虎城部队的主要依靠力量。1938年5月，杨部被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旋又改为第四集团军，由孙蔚如升任总司令，下辖三十八军、九十六军两个军，升任赵寿山为第三十八军军长，下辖十七师（下辖四十九旅、五十旅、五十一旅），由陈硕儒任师长，和新三十五师（实际上就是警二旅所改编），由孔从洲同志任师长。因此这里所说的三十八军上层统一战线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即当年在西安事变中任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的赵寿山同志和率警二旅部队解除国民党宪兵团、公安局反动武装力量和扣押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孔从洲同志。他们不但在西安事变前和事变中，同我党我军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广泛的接触，而且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同我八路军在前线也保持着接触和联系，并经常接受我军朱总、彭总、贺总等的宣传、教育和指导。继则从河北保定战役，到晋西北碛口整训，并经陕甘宁边区沿河南下到延川，又复东渡沿河南下到晋西南太行、中条山。除将这个部队编入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战斗序列，受彭总指挥，并创办了东路军干训班，吸收十七师军官到该校受训，学习抗日游击战术和抗日政治工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部队广大官兵中，深入人心外，赵寿山本人又亲自从绥德南下到延安，谒见了毛主席，做了亲切的交谈，受到了莫大的感召和教导，使他更进一步地坚定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为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领导和发展这个部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开展以赵寿山、孔从洲等主要对象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第二，除我党英明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战方针政策和路线外，主要则是毛主席为首的延安党中央总的领导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重庆办事处，以太行前线彭总为首的前委的分线领导，对三十八军的统战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对赵寿山本人的争取、团结、教育、进步工作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及时的、正确的指导。特别是自1937年冬起，作为一个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左派的国民党杨虎城部的将领赵寿山同志，在碛口整训后专程到延安谒见毛主席面聆教导起，直到1947年秋，已经成为共产党员而回到解放区老根据地的晋西北兴县，再度谒见毛主席，汇报了他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中贯彻、执行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和斗争情况止的这一阶段中，所有有关争取、团结、教育赵寿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层左派的重大问题，以至有关他的子女们的学习安排细节工作，以及进一步把他逐渐教育、训练、培养、吸收成为一名经过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的重要事件，以至对他在白区的保卫、医生等的安排等细节，几乎全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亲自听取汇报，亲自面示机宜，亲自决策，亲自批阅和亲自批复电报的。这些为做好三十八军上层统战工作，特别是赵寿山同志的工作搭起了金桥，开辟了航道，指明了方向。
第三，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中央军委、中央情报部、西北特委分头指导和配合下，对开展三十八军上层统战工作，采取了全面开展、重点围绕、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上层下层多头互相有机配合的方针和方法。
全面开展就是对三十八军的所有上层，如：军长赵寿山、参谋长李辰，十七师师长陈硕儒（继为耿志介）、申及智（初为干训班教育主任）、旅长李维民（后为副师长）、三十五师师长孔从洲、副师长孙子坤等上层统战对象，按照他们的政治态度，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大体上分为左、中、右派，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动党内党外一切积极因素，无一遗漏地普遍地布置了做统战工作的力量，开展了工作。同时在这一做上层统战工作网中，还有一个争取、团结、教育、培养这些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工作者问题，他们既是团结在党的周围担任做上层统战工作的重要力量，又是作为要做好统战工作的上层对象。这些人物中，除少数如王耀辰、杨海涵（副官长，解放后入党）、刘泊儒（军需处处长）、李啸苍（参谋处长）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早年脱党但继续做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如常汉三（参议、军法处长）、刘俊甫（参议）、任敬斋（参议）、余海丰（十七师参议）等和高级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温朋久（任赵寿山参议）、程文津、陈雨皋、柳乃夫等同志。柳乃夫同志是1938年秋到三十八军任茅津渡三十八军干训班的政治教官，1939年由于组织上争取到调原进步人士十七师师长陈硕儒到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任师长，组织上派他随陈到一七七师任陈的秘书，1939年六六战役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这批人里，有些十分重要。密切配合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工作的统战人士，应该特别予以说明。
温朋久同志
温朋久同志，是一个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社会科学，具有进步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开始后，奔回祖国，在重庆参加抗日工作。赵寿山同志曾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和他的老上级冯玉祥请求派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进步人士给他做参议和幕僚工作。1938年秋，温朋久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王炳南同志介绍来到三十八军任赵寿山参议。他到部队之初，即日就参加了部队在中条山、黄河北岸，沿河由东向西的急行军。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书生气十足，出了不少不懂军队规矩的笑话，但他苦苦学习以适应部队生活和坚决的抗日情绪，在广大官兵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部队到茅津渡成立干训班和教导队整编后，他即以赵寿山的参议身份和孔叔东等同志担任了干训班军官大队、军士大队、特别是教导队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和抗日政治形势（主要依据新华日报资料）。并经常和赵寿山、孔叔东、申及智以及教导队党的负责人在一起亲自巡视，听取和参加晚间的学术和生活检讨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教育学生，学生也教育了他，使他真正体验了教学相长的道理，使他真正懂得了自我教育和自觉纪律与打骂教育的根本区别，前者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强制和被迫惩罚的基础上的。他用这些道理，反过来经常说服、影响当时任干训班教育主任的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长期在西北军中由早年的西安绥靖公署的步兵训练班任军事教官和大队长，有军事教育技术特长，但与国民党无密切联系而对西北军又比较忠实的申及智。申是一个长期墨守成规，坚持所谓“兵不斩不齐”、“不打骂不能带兵”的军事技术教育者，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训练新做法的追随者。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共高潮的激浪冲到了三十八军。当时在赵寿山身边的孔叔东、姚警尘等同志相继离开，同时又发生了蒋介石指名向三十八军要“共产党嫌疑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情况。温朋久同志一方面以曾留学德国的有利身份作为掩护，站稳了作为赵的高级参议的脚跟，另一方面却更加坚定地站在党的方面同党的负责同志的联系更加密切。从此，地下党就把他从一个统一战线的左派，上升为党的培养对象，给他开始看由党的秘密电台抄写的、延安发出的新华社电讯和一般性的党的教材，交给他一定的党的任务。他同参议崔仲远等同志团结一致，共同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对赵谈论新华社电讯，讲述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消除赵的疑虑和消沉情绪，坚定其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信心和勇气。
1942年秋，温朋久同志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曾向崔仲远和地下党负责人表明了他热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地下党曾将这一申请报告给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中央，由于考虑到地下党的特殊环境和使他能继续在赵的身边站稳脚跟，暂时没有批准他入党的请求。但决定要把他作为一名党员来培养对待。
1944年，当赵调离三十八军到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时，温朋久同志又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意见，随赵继续任参议。我按照中央的指示，将他的这一党员培养对象关系，转交给了选派随赵到第三集团军的共产党员所建立起来的第三集团军党的支部负责人王安仁同志。1945年秋，赵寿山同志派王安仁同志到延安西北局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向党（当时西北局统战部长张德生和范明同志）转达了温朋久同志入党的要求。当时，西北局曾作出待而后环境允许时再办理手续，党龄可以考虑从1945年算起的决定，但他并未因此灰心丧气，而且更坚定地接受了党的长期考验。
1947年蒋介石对赵寿山更进一步加大了怀疑，取消他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劝令他去美国考察。这时，赵一方面要温朋久回到天津家中作进入解放区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到上海，以佯装办理准备出国手续作掩护，巧妙地、秘密地转移到温的岳父和温久别多年的爱人居家的天津。温朋久同志在敌人特务鼻子底下掩护了赵寿山同志，并在党的帮助下，亲自化装护送赵到达华北解放区。他在到达解放区后才终于由崔仲远介绍，实现了他多年以来要求入党的热切愿望。
陈雨皋同志
参加过大革命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陈雨皋同志，在抗战初期曾专程到延安谒见过毛主席，而后1938年冬便被杨明轩（赵的参议之一）和姚警尘同志介绍到三十八军干训班来当政治教官，主要讲授三十八军的作风即三大禁令、四大口号和抗日政治工作等课程。由于他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善于深入浅出地、生动活泼地讲解问题，在学员和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后，他便在军部军务处担任了人事科长。从此在军务处长胡振家同志、参议崔仲远同志和地下党工委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在人事科党的负责人参谋王有轩等同志协助下，配合工委基本上掌握了三十八军的人事权。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军长后，他被怀疑而撤走，由程达同志护送他回到家乡安康石泉县潜伏下来，以磨豆腐为生，继续为党工作。1948年胡宗南撤到汉中后，将他作为共产党人关入监狱。他经受了严峻的酷刑、考验，以一个共产党人的英勇坚贞，保持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最后被解放而出狱。出狱后又即投入了解放后的革命和工作中，历任陕西省检察厅主任和省政协副主席。他一贯积极负责，艰苦朴素，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78年初病故于西安。陈雨皋同志生前曾向中共陕西省委申请入党，胡振家同志为他写过证明材料。
程文津同志
程文津同志于1938年冬由抗大派到西安《西北文化日报》工作，该报被查封后，他由杨明轩和姚警尘同志介绍到三十八军工作，并由中共陕西省委将其工作关系转到工委。他曾任三十八军干训班教导队以及总部干训班教导队的政治教官。1941年又由地下党工委决定安排他暂兼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苏资琛任书记长）秘书工作。1942年部队整编后，工委决定派他到十七师担任师长申及智的秘书。在各个阶段中，他都是自始至终地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既作为党的上层统战的左派对象，同时又作为进行上层统战的工作者，又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同温朋久、陈雨皋等一样，接受党的教育，阅读党的外部文件，接受党的指示，忠实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从1942年起，他曾多次申请入党，仅因为当时限于对这些同志暂不办理入党手续的规定而未曾解决其党籍问题。1944年他从部队回到西安又继续在蒙定军同志领导下工作，后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由蒙定军同志和我介绍他入党。
周杰邦同志
周杰邦同志是早年由杨虎城部选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学习的小知识分子。经过了三年的严格军事训练后，1932年又被调回到杨虎城部十七师五十一旅赵寿山部任军事教练和连长。他具有单纯军事技术观点，不问政治，但因接受当时地下党员杨存根的影响，又初步具有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色彩，所以在当时即有“小普罗”的绰号。西安事变后，他脱离了十七师回到他的家乡河南南召，任县大队长职。在此期间又接受了地下党袁葆华等人的影响，开始有了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倾向。1939年三十八军地下党为了要选一个有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牌子，具有正规军事技术素养，但又忠实于西北军，思想进步的军官担任教导队队长，作为掩护和使用其军事技术起见，通过赵寿山军长，又将他叫回部队，担任了教导队第二期第一队队长，总部干训班学生队队长，三十八军教导队第四期大队长。1942年升任军部军训处处长，1944年又随赵寿山到第三集团军任副官长。此后于1945年三十八军十七师起义后，又经蒙定军同志动员，奔赴解放区参加了起义后的民主三十八军任军事工作。
他自从1939年任教导队队长起，直到1945年到解放区这几年过程中，一直是一个倾向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听党的话，按党的抗大教材和方法，制定教育计划和忠诚地完成教育计划的模范执行者，也是当时部队新做法的模范推行和执行者。他在这一漫长的工作岁月中，是由国民党中央军校嫡系的军官转变成一名中上层统一战线的典型左派，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地知道地下党活动情况最多，知道共产党员特别是各期教导队学生和军部党员人名最多的一个知情者。事实证明，他不论是在平时或若干次紧急关键时刻，都能经受得起严峻考验。如在第四集团军干训班学生队打砸大队长雷振起合作社暴动，他被撤职以及在军部被国民党特务盘问的关键情况下，他都能严守机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泄露情况或灰心动摇过。1945年下半年他任第三集团军副官长期间，向组织表示过他要求加入党的愿望。后经西北局张德生等同志同意，决定要第三集团军组织解决他的党籍问题。但因故未能实现。直到解放后，经原三十八军地下党负责同志的证明，才在十九兵团入了党。
除上层统战工作之外，三十八军党组织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交朋友的政策指导下在全军也大力开展了下层统战工作，指示党员同志每人都要有计划、有重点地以交朋友的方式，争取、教育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忠实部队的军官团结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中间，除了一批可靠左派，如：余海丰、李啸苍，教导队军事教官何畏，上官树德、王经伦、王耕余和中派刘泊儒、杨海涵、王旭辰、李膺辰、于寿亭等外，还将国民党派来的嫡系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中不负有特务使命和不特别反动的进步分子，争取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如在军部任参谋兼教导队地形教官的张德广，任教导队区队长的黄宝麟，学生队中的李光裕等。实践证明，党的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效果是很大的。例如张德广这个人，因汉奸嫌疑（同名同姓）被军部逮捕押送到洛阳处理。事情弄明白后，因其长于英文军事翻译和军事素养，被胡宗南赏识而做了胡宗南的随从副官，但党依然和他保持了朋友关系，先后通过他对保护我西安地下党和三十八军在西安的地下党员以及供给军事情报等方面，均做了有益的、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解放后利用他是胡宗南留在西安地下特务组织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派他到台湾，骗取了敌特的信任和重用仍被派回西安。他很忠诚地交出了埋伏在西安特别是在陕西各地的特务名单，被我一网打尽。
第四，三十八军地下党在开展统战工作中，除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政策的总任务外，还有一个如何把这一总方针政策的普遍性（即共性）善于与三十八军统战工作的特殊性（即个性）的具体相结合的特殊任务。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方针，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在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前提下而产生的，它的基础就是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团结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从总的方面来说，它同其他任何统一战线一样，都有一个共同联合的利益基础和一个共同斗争的敌人。不言而喻，共同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总的方针下保存各方利益的独立性，没有各方面力量的独立性，就不可能联合各方力量。组成一个什么样共同对敌的战斗的统一战线，而且能否组成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在国民党方面所高唱的所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抗日同一战线。在我党方面，一个时期高喊的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在实质上，就是国民党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抗日民族同一战线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任务中，就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既要团结，又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投降求团结则团结亡的斗争策略，而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运用，则是坚决抵制国民党的防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团结不能团结到被溶化而丧失了独立性，斗争不能斗争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方法上则是斗争要斗争得有理有利有节，团结要团结得有同有用有异，一打一拉，又拉又打，打打拉拉，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总之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力和以其他各阶级和各阶层为一方的要巩固、扩大，保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力的主要矛盾。而这个主要矛盾之中，又存在着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复杂矛盾。从军队方面来说，则是国民党中央军为一方要分化、瓦解、吞并、消灭以八路军为首的以及非国民党嫡系中的杂牌军队的矛盾。
三十八军在形式上是打着国民党旗子，穿着国民党军装，吃着国民党粮饷，由国民党指挥的属于国民党方面的抗日杂牌部队，但是实质上既是最早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西安事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拥护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派杨虎城十七路军的骨干主力，又是完全或基本上在我党的领导下的类似八路军的抗日主力。蒋介石对这支部队是既恨、又爱，既怕又难。恨的是它是一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力，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左倾赤化；爱的是它是一支能为他在前线当“狼”，有战斗力的抗日部队；怕的是它的力量不断壮大，有朝一日倒戈；难的是想硬把它断然取消或消灭，又恐“投鼠忌器”，影响其他所有杂牌部队“人人自危”，众叛亲离。因此，蒋介石对这支部队采取了既用又防又化的反动政策。用其抗日的战斗力，防其赤化，化其革命性为反革命性。因而，摆在三十八军地下党面前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总任务下，还包括或交织着一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或“反分化、瓦解、并吞、消灭的统一战线”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争取保存和健全这支部队的生存和力量。又必须首先在普遍大力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广泛基础上，集中全力突出做好部队首领的上层统战工作，这是做好上层统战工作的关键。而做好这一工作，除了必须大力对其宣传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的共同民族利益，还必须善于把抗日的大利益同他个人的具体利益和党的利益紧密地具体地结合起来。这一工作集中体现在对赵寿山将军的统战工作上。
赵寿山将军
赵寿山是旧军人出身，同其他地方杂牌部队的旧军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地方性和军阀性。地方性决定了他的用人唯亲的封建特点，即老部下、老同学、老亲信的干部政策；军阀性决定了他视部队为他的私人财产。所以保存部队实力，就成为他的最大利益；但他又有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日、拥护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分化、瓦解、吞并、消灭杂牌部队的进步方面。党要同他们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同合作、共同抗日的利益前提下，善于把采取新做法，以巩固其部队，增强抗日战斗力和保存部队实力，同拥护其向上爬，维护其地位，抵抗国民党的分化、瓦解、吞并、消灭的政策具体地结合起来，逐步地完成争取、团结、改造、提高的任务。
赵寿山由一个反共的地方军阀，转化成亲共，又由亲共转变为加入共产党的典型实例，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正确、光辉的体现。为了总结经验，特附其简历与转变过程于后，作为参考。
赵寿山原系冯玉祥西苑陆军测绘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冯玉祥部当了下级军官。在杨虎城大量吸收军事人才时，赵转入杨虎城部。经过了西安围城、胶东战役、南阳整训和消灭唐生智等战役。杨虎城部改为十七路军，1929年入关返陕主持陕西过程中，赵寿山由副官当了营长、团长，直到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进驻陕南汉中。在此期间，为了保存他的实力，曾坚决地执行过反共政策，这是他的阴暗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反共不是完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和地位。所以他又在自己的身边使用和交往了若干共产党人士。如：汉中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常汉三等，作为他的参议，姚警尘做他的机要秘书和家庭教师。又经过这些共产党人对他做说服工作，也保护了一批地下共产党人。赵这种既反共产党，又保护共产党的做法，都是围绕着“唯我”利益的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当杨虎城令他到上海北区等地出游戒烟时，赵在上海又结交了我党的杨明轩、杨晓初、李一清等人。经过这些朋友给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联合共产党，停止打内战，共同抗日，给赵打下了比较进步的思想基础。于是，1935年赵以具有进步思想基础和健康的身体回到了陕西三原东里堡拜见了杨虎城，向杨表明了要抗日、进步和反蒋的态度。杨虎城将军此时正在策划密谋联共抗日，但苦于志同道合的忠诚将领少，而赵寿山恰于此时及时献策，所以即刻得到了杨虎城的赏识和信任，于是要赵回汉中整顿部队，听候命令。
1936年西安事变前，杨虎城将十七师（包括五十一旅）调回渭北一带驻防。赵寿山事前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密谋策划，事变时又指挥警二旅孔从洲部解除了国民党的宪兵团、公安局的反动武装，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和谈成功后，1937年1月，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赵升任十七师师长仍然兼任五十一旅旅长。与此同时，我红一、二方面军从陕北进驻泾阳的云阳一带，与十七师会师。会师时，赵率领三原县县长常汉三，秘书姚警尘和参议冯一航，同彭德怀、贺龙、徐向前、任弼时、杨尚昆、李克农等合影留念。合影后，彭德怀对赵笑着说：“赵师长，这下蒋介石抓住你啦，你是通匪有据呀！”赵回答说：“彭总，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但是通匪，我还要入伙呢。”同时在这次的前后，赵将他的女儿赵明锦和儿子赵元介，都送到了延安红军大学去学习。
卢沟桥事变后，赵寿山奉命率十七师开赴前线抗日。经保定战役、雪花山战役、娘子关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部队伤亡惨重。赵寿山原来那些旧军官、封建关系的亲信，大部临阵逃跑了。进行坚决抗日的主要是我们共产党地下党员。此时党的负责人是申敬之、蒙定军、胡振家。党当时号召，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要起模范先锋作用，在战争中50余名共产党员伤亡了几乎一半。这一事实教育了赵寿山，使他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作战英勇，抗战坚决，而且对他也是拥护的；部队所以能保存实力，也是由于留下的这些共产党员起的作用。战后，南汉宸同志代表党中央慰问了十七师，对部队教育很大，对赵也起了积极作用。部队撤退到碛口镇，在部队党组织申敬之、蒙定军、胡振家以及姚警尘、常汉三、崔仲远、孔叔东等建议帮助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碛口整训。部队在八路军萧劲光旅的帮助下，抽调了班以上的干部，办了五日短期训练，学习抗日统一战线、全民抗战、游击战术。由师长赵寿山颁布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把腐化堕落的旧军官惩办撤换了一批，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员提拔到了一些重要的岗位上。
经过整训后，同年底，部队从碛口渡河到达陕北绥德整顿补充。地下党说服赵寿山前去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叶剑英、林伯渠的接见。毛主席给赵详细地讲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要培养新干部、执行新做法、改造旧部队的建议，加强了赵的抗日信心，指明了坚持抗战的方向。毛主席亲手交给了赵一本密电码，约定以后还要通讯联系，这对赵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大的教育和启发作用。赵寿山除了表示完全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和与我党合作外，并给中共中央和抗大捐献了经费和武器装备。
1938年1月，十七师由绥德到延安，渡河到山西洪洞一带集结待命。朱德总司令亲自给部队连以上军官作报告，分析了抗日的形势，阐述了持久抗日最后必胜的道理，使部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朱德总司令和赵寿山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帮助赵树立了运动战、游击战、军民团结一致的抗日思想。3月，部队经沁水、阳城到晋城一带，编入了十八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受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彭总亲临十七师多次视察、指导、作报告，详尽地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正规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相互配合的长期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巩固部队，增强战斗力，军民团结的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气，坚定了部队的抗战信心，同赵寿山建立了更进一步的统战关系。
同年3月，济源会战后，赵寿山升任为三十八军军长，下辖十七师，三十五师。他仿照八路军政治部形式，把在三原县成立的战地服务团调到前方，把三十八军教导队也调到前方。在红河镇汇合后，进入了中条山平陆县茅津渡，创办了茅津渡干训班。由赵任班主任，由陈硕儒，孔从洲任副主任，孔叔东（孔祥祯）任教育主任。以教导队为基础，又成立了军官队、军士队、通讯队，完全采取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以贯彻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为内容的新做法来训练部队，教育、改造部队。为改造部队，培养新干部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时赵寿山和山西的新军牺盟会（决死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9年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动用了六个军的兵力向山西新军领导的决死队进攻，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工委经过姚警尘向赵建议，动员了三十八军的广大官兵处决了平陆县的反动县长和工作团团长。把当时平陆地委书记薛涛（建国后任云南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姚文（姚佩群，建国后任新疆妇联主任）、新军团长张瑞达、夏县牺盟会负责人王玉梅（苏刚）掩护下来，同时支援了武器弹药，帮助决死队进行了阻击战，并吸收了一批牺盟会和新军党政军干部，留到三十八军中分配工作。同年初，赵寿山到重庆时，曾由崔仲远、王炳南介绍，周恩来多次秘密地接见了赵寿山，对三十八军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指示，对争取团结赵寿山进步，靠拢我党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0年，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三十八军，将反共不力的政治部主任张泰祥撤换，派来了刘文光到十七师任特别党部书记长。赵寿山同志在党的帮助下，对这些人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掩护党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新做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1942年国民党撤换了罗任毅，派秦怀玺到三十八军当军政治部主任，又派极端反动分子龙冠军到十七师任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这些特务、政工人员搜查官兵行李，拉拢干部，突然搜查赵寿山的机要办公室。赵寿山在党的协助下，顶住了这股逆流，保护了和中央、前委、省委通报的秘密。
从此赵寿山已经和党形成了半公开的亲密合作关系了。在使用选拔干部上，他以地下党的建议为标准，使地下党工委逐步地完全控制了人事权。在此期间，赵在抵抗蒋介石指名向三十八军要人受训案，除了进行大量的活动和斗争外，最后并坚决地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担保，向蒋介石出具了甘结，对掩护党组织，保护地下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此，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赵寿山由统战对象的左派下定决心加入了共产党。
以上这些，就是赵寿山由一个反共的地方军阀到和我们党建立统战关系，直至最后加入了共产党，即反共——亲共——入共道路的全部历程。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掌握，和前总的彭德怀，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密切帮助教育分不开的，也和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仅仅是在贯彻、执行中央和陕西省委正确的方针政策下，进行了符合实际环境的具体工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原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是一直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正确领导下，一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组织，是在同敌人残酷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逐步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党组织。广大党员也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原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工作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嘉许，说它是白区党组织中“善于把党的建设同统一战线工作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好典型”，“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说这支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属于国民党的建制，但实质上则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类同八路军、新四军模式的革命队伍。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一伙歪曲历史，颠倒是非，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工委打成“黑线”、“黑党”、“假党”、“红旗党”，把三十八军打成“伪军”，把这个组织中党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干部、进步人士打成“伪军官”、“残渣余孽”，给在这个组织中为党工作的党的干部和许多进步人士横加所谓“叛徒”、“特务”、“反动军官”、“历史反革命”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致使这支部队中工作的同志受到长期的不公正的对待。好在历经磨难之后，1984年中组部、总政终于发文予以昭雪，确认其历史功绩，还三十八军历史以公正。在此文形成过程中，我自始至终得以参与并提供了主要史实材料，使我终生深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