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二节 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4月，经过考试，中央组织部把我分配到培训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二部去学习。三十八军回到延安的其他同志被分配到五部学习。此时张西鼎也在党校五部学习。

一天晚上，张西鼎等人把我从中央党校叫到西北局驻地。我到后，看见在座的有高岗、欧阳钦、马文瑞、汪锋等。我刚坐下，高岗就劈头盖脸地大声说：“张西鼎对你有很多意见，要对你进行批评。”高岗话音刚落，张西鼎就开始发言，对我进行批评。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不让我发言，也不让我申辩。张西鼎说他对我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和工作方面的积极、有魄力、有能力是佩服的，没什么意见，但对我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是有很多意见的。他从不让他当工委委员、不执行陕西省委决定、不与省委保持一致，谈到我行动起来前拥后卫带的人马多，突出个人，用手榴弹在河里炸鱼吃，生活比较讲究等；说我总爱给学生讲《中国向何处去？》，其实是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用来搞公开宣传等等。总之，翻来覆去说的尽是一些生活上和他个人如何被排挤、被不公正对待等问题。

第二天晚上，高岗没有来，由马文瑞主持继续开批评会，我在会上对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和作风做了自我批评，对一些误会和无中生有的事也做了说明。最后，马文瑞、汪锋等同志也发了言，并做了结论。他们说，在开这个会之前，听的是一面之词，对范明同志的确有很多看法，现在问题讲清楚了。范明同志在政治上、工作上是有开拓精神、有成绩的，在作风上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自己也做了自我批评，这很好。张西鼎同志在政治上眼光不够大，但作风上朴素，工作也是好的。结果，一场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事当时对我并无多大震动，但今天想来，这时的党内生活尚属正常，开这样的批评帮助会也的确是实事求是、和风细雨，为工作为同志，都是一件好事。可是，建国后在“左”倾思潮泛滥时，这些好的做法都被扭曲了，变成了残酷迫害同志的手段。

在中央党校二部，我被选为第十三支部的书记，王甫为组织干事，徐寅生为生活干事。

1944年5月，日军进占河南洛阳等地后，一天，高岗奉毛主席命令，坐着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大卡车，把我和张西鼎紧急接到枣园面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除高岗外，还有任弼时、党校二部主任张鼎臣、副主任安子文等。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小米饭把你吃胖了，马列主义把你喂饱了，该当重任了。”并让我在他旁边坐下。张鼎臣、安子文等报告说：“范明同志在党校学习很努力，还做了一次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比较报告，很有见地。”主席笑着说：“我知道，他和我也谈过。他还是个土郎中呢。”高岗也指着我对毛主席说：“他对西北军情况很熟悉。”毛主席说：“我看过他写的材料，现在就谈起来吧。”接着，毛主席详细询问了我1943年初回部队后传达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三十八军近一年来的组织和政治情况，我汇报后，毛主席说：“最近中原形势变化很大，西北军的庞炳勋、魏凤楼、鹿钟麟，还有吴芝圃的鄂豫皖军、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都集结在鄂豫皖苏地区，这对开辟敌后战区很有利。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军区，你回三十八军去组织起义，担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军区以三十八军为主，另外，把魏凤楼、武勉之部党的关系介绍给你，党校各部再给你配备一些在敌后工作过的干部，在军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并要我写一份组织计划（包括各师、团主要人员的职务安排）和行动方案给他。我听后有些紧张，慌忙说：“任务重大，政治委员最好由蒙定军同志担任，我当副的。”毛主席说：“蒙定军可以当副政委，不必计较，这是工作需要。”我又问：“张西鼎同志怎么安排？”主席指着张西鼎说：“他可以协助你工作。”我又要请示，毛主席笑着说：“好了，三十八军的人和物等事情你都很熟悉，你计划安排。限你在一个星期内，作出一个全面的计划，张西鼎协助你，不要再增加人，要保证秘密。”毛主席站起来向高岗等人说：“从现在起给他们安排一个地方，吃喝拉尿都在里面，不准和外界接触。”高岗回答说：“都已安排好了，主席放心。”

高岗还用那辆接我们来时坐的比马车能快点的大卡车把我们拉回西北局。一下车，他亲自把我和张西鼎送到西北角的第五层窑里，里面已备好笔墨纸砚等。高岗把组织处长马定邦和总务处长叫来当面，对生活起居和组织纪律做了严肃认真的安排。之后，我和张西鼎就开始不分昼夜的工作起来。由我起草，由张西鼎抄清。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写了部队的组织计划和起义行动计划，在人事安排上，把张西鼎安排为军政治部主任。张看了后，把草稿摔到我面前，指着他的名字说：“你知道不知道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是什么关系？”我说：“政治部主任受政治委员领导。”他当时大声吼道：“毛主席要我协助你工作，我只比你低半格，为什么不能当副政委？”我对他解释说：“在主席那里，我请示由蒙定军当政委，主席不同意，并明确表态这是工作需要，这你是在当面的。我是经过认真考虑把你安排为政治部主任的，就这样，回部队后能否通过还是个问题，这你也应该是知道的。你如果有意见，可附上你的意见，请毛主席裁夺。”他不再高声，但还强辩说：“你在部队时当连长，我也当过连长，你到三十八军还没有我时间长，你就能当政治委员，我为什么不能当副的？”说着躺到床上，拉着被子蒙上头睡起觉来。我继续写材料，第二天清晨醒来时见他床上无人。他一连几天跑出去搞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再帮我写材料。我把材料写好后交给西北局转报毛主席。但过了几天，西北局忽然通知我，叫我们回中央党校学习，并要求我忘掉毛主席的决定，不要再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我当时虽然觉得很突然，也意识到可能与张西鼎有什么关系，但我确信这是毛主席改变了决定，因为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那时已经确定。因此，我又回到党校，一直遵守着这个决定，也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也不再想这件事。

此后，我便专心努力学习。除了有系统地学习了党史上两条路线问题外，又运用整风方法，学习了毛主席的《学习和时局》、《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以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这实际上是继1942年的整风运动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风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对自己存在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才真正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进行了系统的自我批评，做了认真的总结，初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特别是学习了党史上两条路线是非问题之后，对毛主席和主席的思想从朴素的信仰和忠诚，上升到以马列主义和阶级观点分析理解的理论高度。这对我以后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主动运用毛泽东思想和独立分析思考问题进行勇敢斗争，打下了思想自觉性的牢固基础。

从5月到12月，我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这时党校二部的主任是张鼎臣，副主任是安子文，我和他们接触不多。

1945年春，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的张秀山和二部主任张鼎臣、副主任安子文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开辟敌后中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任命张秀山为中原区党委书记，准备到河南去开展工作。要我协助搞组织和统战工作，并让我暂停学习，集中力量向党校一、二、三部从各抗日根据地回来学习的党政军民各级干部，调查了解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经验，写出一个总结报告。我奉命后，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不仅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写出了报告，而且还选定了一批干部，准备去中原。报告交上去后，张秀山通知我和党校一部一位姓周的同志（因为只接触过一两次，想不起名字了）一起准备组建中原军区的工作。又叫我们两人一起去找彭真，请教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和搞武装的经验。彭真谈了一大套，在谈到军事民主问题时，他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军队是岳飞的军队，人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但岳飞的军队没有军事民主；到了近代，冯玉祥的军队算最好的，但也没有搞过军事民主；现在毛主席要在军队里搞军事民主，这是个新事情，是个冒险；你们搞军队时，可以先试试看；等等。自己当时在这个方面并没有经验，所以没有说什么。一个星期后，张秀山又通知我说：“中原局暂不搞了，你继续留党校学习。”

先后两次改变，使我在思想上产生了疑问，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1957年5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我起草的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决定》，周总理要杨尚昆派专机命我返藏传达，途经西安时，时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西鼎，通过军区司令员杨嘉瑞，请我到军区吃饭。饭后张西鼎邀我到小礼堂，向我当面检讨，赔情道歉，痛哭流涕。他说在延安时，他曾深夜去找时任中组部长的彭真同志，说毛主席对我的了解很片面，只看重了我的能力和才华，没有看到我危险的一面。彭真急问：“什么危险方面？”张西鼎说：这个人确有些雄才大略，很能干，也使人佩服，但个人英雄主义严重，一旦掌握大权会尾大不掉，不听指挥闹独立的。张西鼎并解释说，他并没有说别的，只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严重，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他说他当时找彭真告状，一是他那时对我确有看法，一是想让彭真压我，要他当副政委，或将我撤换。没想到鸡飞蛋打，搞黄了事，他很后悔，很觉得对不起我。我被他真诚的检讨所感动，也对自己过去在作风上有些粗暴、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个人英雄主义时有表现等做了自我批评。双方都表达了永弃前嫌，既往不咎，互勉互励，共同进步的良好愿望。至此，我才解开了当时的疑团，也明白了1954年彭真在北京见到我时对我说：范明，过去听了别人的话，对你误解了的意思了。现在想来，毛主席当时是要委我以重任的，可惜事出有因，终未如愿，这也是我自己造成的。追述在此，也给后人一个教训，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人，才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贡献。

6月，我仍回党校学习，仍然担任十三支部的书记。我和王甫、徐寅生一起，领导支部学员集中学习讨论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讨论中，有一部分学员认为实际领导抗日的是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和毛主席只是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认为抗日的主力军是国民党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只能在政治影响上说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我和王甫、徐寅生等一起，对这种投降主义的谬论，根据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述，进行了辩论和批判，得到了党校领导上的表扬。

8月，听了毛主席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的《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的传达报告，我们组织支部学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使大家认识空前提高。对当时的国内阶级关系，国共两党关系，我党应取的方针策略，以及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特别对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大家都信心百倍、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奔赴前线去投入战斗。

1945年9月初，中央决定组织干部去东北工作，并决定欧阳钦去东北担任领导职务，要他动员中央党校的学员和机关干部去东北工作。欧阳钦到党校动员我和爱人梁枫同去东北工作，我欣然同意，到中组部报名参加，还买了一头毛驴，随干部团出发。刚走出延安不远，当时接任欧阳钦工作的西北局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张德生同志派组织部的马振帮处长赶来，向欧阳钦说明中央的意见，认为我的作用主要在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和地下党工作，希望将我留下，党校和我一起去东北的同学们也要我和他们一起去东北。欧阳钦当即召开党员会议，说明他也很想叫我去东北，但从工作需要和组织原则出发，把我留在西北更好。我只好服从，当天，中组部即调任我为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负责管理西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和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工作及统战工作。当时，和我同在统战部当处长的还有刘庚、严克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