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回忆录：1914~1950

第三节 白区布点工作

1945年9月，中央决定大力开展白区（蒋介石统治区）布点（建立秘密据点）工作。高岗开会回来召开了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首先说明了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准备大打内战的迹象很明显，我们必须一方面和平建国；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大好时机，大力开展白区布点工作，建立一支强大的地下统战大军和地方武装大军。并对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做了讨论和安排。高岗说：毛主席在听了他的有关汇报后，当场指明要我（范明）负责把原三十八军系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进步干部分别派到西北五省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地下党军事据点，并当场决定要我去陕西省委全权负责进行这一工作。

行前，高岗亲自给陕西省委写了一封信。内容是中央决定由我全权负责三十八军系统的党员干部和非党进步干部（实际上是指三十八军当时所发展的党员培养对象），在蒋管区建立军事据点，要省委将边区内外的这类干部关系交我，以三十八军系统的干部为基础，并结合省委原在各地此类力量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同时给我派了警卫人员，配备了马匹，给了经费。

10月上旬，我到了驻马栏的中共陕西省委，把信交给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张德生同志和军事部（统战部）长汪锋同志，当即开展了工作。首先从陕西省委关中教导团的三十八军教导队（由三十八军回到边区的干部所组成。1944年5月中原会战时，日军一个师击溃了汤恩伯20万部队，将三十八军全线暴露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中被打散的一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员逃散关中地区。西北局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将这批干部，经蒙定军同志接收，送到马栏组成关中教导团三十八军教导队，共约100余人）中调出温伟（现名邓元温，原在三十八军担任我与毛主席通报的绝密译电员）当我的秘书。之后，又召回了西北特委工作负责人、原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等有关同志以及陕西省委统战部的杨信等人负责查明三十八军教导队这批人的社会关系和所在地区并协助我工作。在陕西省委大力协助和同志们的积极配合下，先后向西北五省区以及河南和四川（川北）等省派出625人，共建立126个统战据点和军事据点。

完成以上任务后，我于12月下旬回到驻延安的西北局，给西北局写了一份《关于在大后方建立三十八军系统干部党员和非党干部名单简历与据点地区详细报告》。此报告现存中央档案馆。

在白区布点中，共有原三十八军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200余人。其中以蒙定军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张志刚同志等组成的西北军事情报组和西北补给区司令部担任机要参谋的原三十八军教导队学员党员杨萌东同志，这两个点，成绩最显著。他们分别将胡宗南部队以及在陕西、甘肃等地的其他国民党部队的编制、人事、战斗序列、兵力、驻地、作战计划、行动时间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或地下交通线，送到西北野战军彭总处，为蟠龙歼灭国民党一六七旅、瓦子街歼灭国民党二十九军、青化砭战役等大捷，为保卫延安，解放西北贡献了力量，曾两次受到中央及彭总的表扬和奖励。

解放战争中，这批据点绝大部分起到了武装起义、瓦解国民党军防线、“开城门”、“放吊桥”、提供军事情报、里应外合等多种重要的配合我军工作的作用，为解放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中，主要的起义有：朝邑起义、白水起义、川北和汉中的起义、安康自卫军的起义、蒲城起义、渭南华县的起义、临潼起义、凤翔起义、天水起义、武都起义、蓝田起义、西安的部分保安部队的起义、乌迁乔领导的国民党新三十八军十七师在荆紫关的起义，以及由郝步青、王尚信等在河南开封、南阳、巩县等地领导的起义等等。主要的据点（能记忆起来的，因中央档案馆所存报告原件不准抄录外泄）有：以韩增友、罗曼中为首的同朝据点，以雷寒柏为首建立的合阳黑池据点，以王静远（王刚）、吴敬堂、张万北、王拯中等为首建立的二华（华阴、华县）据点，以韦应文、魏永清等为首建立的蒲城据点，以杨培材（杨振魁）、田焕贵等为首建立的白水和北同官（今铜川）据点，以薛高涛（薛宗厚）、李崇信等为首建立的周至、户县据点，以李云轩为首建立的咸阳据点，以杜刚、李康等为首建立的高陵据点，以伍峰山（伍力）、高秦生（高德芳）、宋世元、赵一平、武刚毅等人为首建立的川北、汉中、安康等地据点，以王廷杰、路志青等为首建立的天水、武都据点，以郝步青、王尚信等人为首建立的开封、南阳、巩县据点，以高慎之等为首建立的保安团，还有以孙乃华为首在三十五师电台建立的据点等。这些同志大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还有一些深入埋伏去了台湾，还有一些同志因是秘密派遣以后又无法联系，或已牺牲，其本人及家属长期背着反革命人员和家属的罪名，作出了重大牺牲。在此，我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歉意。

这次白区布点共涉及七个省区，其中被捕叛变一人，起义中牺牲计有王尚信同志、孙乃华同志、袁诚生等同志。韩增友、罗曼中负责的同朝据点，曾持我写的信到我家中，将1944年我们从三十八军撤离时带回埋藏的一批枪支弹药提取，组建了同朝游击武装。

白区布点工作是统战工作一项成就辉煌的工作。记得瓦子街战役之后，彭德怀司令员在总结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不仅是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实际也是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指挥国民党军队的统帅。从现在多路统战同盟军起义和地下情报军所起的重要作用来说，毛主席不仅是解放军、国民党军的统帅，而且还是统战军、地下情报军这四大方面军的统帅。由此可见，毛主席曾经预言三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有科学依据的战略论断，是可以指日实现的。”结合白区布点工作的实践，以及回顾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百万大军的起义投诚历史，对彭总风趣的概括和毛主席在制定党的三大法宝时（首见于《共产党人》发刊词）把“统战工作”放在首位，有了较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这对我今后在野战军中及在民族工作中运用好统战法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我将白区布点工作做了全面的文字总结，返回西北局，将材料交给了张德生同志。此时，高岗已去东北，习仲勋接任西北局书记。这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了习仲勋同志。

1946年2月，听了中央某同志的一次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点。他说，依靠“三国三民”作保证，加着蒋介石的“和平诚意”，内战就可以打不起来。目前的形势已经进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搞议会斗争，合法斗争，搞民主，搞竞选，要“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他还说现在是知识分子吃开的时候了，过去光嫌知识分子只是能说会道，能写会算，就是不能埋头苦干，嫌他们这不行、那不行。你看，现在不是都用得着了吗？搞议会斗争、合法斗争，搞竞选，就是靠能说会道，靠讲演，不然人家不投你的票，那怎么能行呢？还说要取消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党的地下组织，党员要么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的军队，要么退出共产党，作为个人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任职。并要求管理地下工作的组织，不能那么小手小脚、小里小气，要放开手脚大煞大砍，军队要复员，等等。由于我不久前才学习讨论过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极为认同，所以深感该同志的这个报告精神上与毛主席有较大区别，非常吃惊，也较苦闷。于是，我很快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个意见书，主要是说：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教导，我认为该同志的报告“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搞军队复员，放弃统战，以此来和蒋介石搞议会斗争、合法斗争，是“与虎谋皮”，不但不可能，而且很危险。并建议不仅我们解放区的武装部队不能放下武器搞复员，而且也不能取消我党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组织，应当继续按照“荫蔽精干”政策，组织军营外党的组织，分别单线领导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党员工作等。这个意见书写好后由邓元温誊抄清晰，然后交由西北局转交中央和毛主席。结果，受到了张德生代表西北局的严厉批评，说我思想别扭，意见不对，对该同志的报告不应提出反对意见等等。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习仲勋、张德生、马文瑞等从中央开会回来，打着灯笼经过我住的窑洞时，把我叫到门口，对我简单地说：中央开了会，已经对该同志报告做了纠正，说我的意见是对的，并宣布取消对我的批评。建国以后，张德生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是毛主席说我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听了该同志的这个报告后，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欢天喜地卖东西，准备出去搞议会工作，而我却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毛主席表扬了我。因为此事，大家当时开我的玩笑，说我是知识分子干部中迷信枪杆子的“粗头”，一时成为笑谈。张德生的夫人王文同志直到1957年见了我时，还以此事来说我的笑话。这件事情，一则使西北局乃至中共陕西省委当时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我有了较好的看法，对我较亲近，一则也由此助长滋生了我后来曾有过的骄傲情绪。

1946年5月，由原国民党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的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参谋长王汝昭来到延安西北局，向习仲勋、张德生等汇报了三十八军起义的经过。其中专门谈了张西鼎于1945年春奉命到原三十八军驻地去组织起义。但他领着中央派去的周仲英同志却一直住在距部队很远的河南省灵宝县尤继贤同志的家里，不敢到部队中去。在刘威诚和李森（梁励生）同志领导部队起义并把部队接到解放区多日后，张西鼎才到部队。可是，周和张等给中央的报告中却说是由他们率部起义到解放区的，并当上了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十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对此，三十八军的老同志们意见很大。第二天，张德生把我叫到习仲勋那里，给了我一卷材料，说这是张西鼎过去向高岗控告我的材料，经过调查了解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中有说我把朱曼青同志暗杀了的材料，而朱现在还是领导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显然胡说。张德生说：把这些材料给你看一下之后就烧了，不再存档了，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个申明。我之后写了一个申明，张德生看后转给了当时在华北的刘伯承司令员，因为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归刘领导。建国后，张德生和汪锋都曾告诉我说，刘伯承司令员对张西鼎就此事做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张西鼎痛哭流涕，对自己闹名誉闹地位，将我视为他向上升的障碍而乱告一气的行为做了深刻检讨等等。“文化大革命”中，康生、谢富治等人又以张西鼎当年告我的许多不实材料对我大加审讯和迫害，使我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日，几近命丧黄泉，今日想来，感慨万千。张西鼎同志1964年晋升少将后不久，1971年军队中开始清理林彪集团余党时不知遇到什么样的遭遇刺激而突发脑血栓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