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密宗祖庭——大兴善寺
杨作舟王亚荣
大兴善寺位于今西安市南门外长安中路东侧，其前身为初建于西晋泰始年间（265—274）的遵善寺，北周明帝时（557）大加扩建改称陟岵寺。位置系在汉长安城内，一说武宗死后，宣帝嗣位，恢复佛教，大成元年（579）立陟岵寺，令僧人入寺行道。静帝继位，左丞相杨坚辅政，令全国恢复佛、道二教，先在陟岵寺度僧220人，说明陟岵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寺院。史载：“隋文帝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圣望，移都，先（迁）置此寺（即迁陟岵寺于此），以其本封名焉。”（文帝在北周时封大兴郡公）由于所建新都曰“大兴城”，寺内即建大兴佛殿，寺占当时靖善坊一坊之地。开皇二年（582）以大兴与靖善之义取名大兴善寺。“金碧辉煌，壮甲海内，佛殿风格，犹如太庙，当年碧瓦飞甍，殿宇巍峨，法侣摩肩，朝贵延首，举唱宗乘，名闻诸方。”规模壮阔，建筑宏伟，为京城内首屈一指的大寺。
大兴善寺的地理方位，据史载：“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东）置玄都观，（西）立兴善寺以镇之。”（据《唐会要》说，玄都观本名通达观，周大象三年于故城置，隋开皇二年移到崇业坊，说明兴善寺是同由故城把陟岵寺迁来而建称）佛殿即在五条岗上九五之位，兴善寺山门背面门额有“五岗唐镇”四字即此意。
大兴善寺范围广大，所谓占靖善坊一坊之地，现据专家考察约当现在的261082平方米。而且，该寺在隋代和初、中唐时期作为“国寺”是极为兴盛的，并屡有增修。如总章二年（669），大兴善寺遭火灾，殿宇毁坏不少，高宗敕令重新建之，又扩前后20亩之地。宪宗元和四年（809），寺内又仿印度形制增建转轮藏经殿，以藏置经卷。文宗大和二年（828），敕将大内的天王殿移大兴善寺改建为观音大士阁。
据说，大兴善寺原主要建筑有：大兴佛殿、转轮藏经殿、天王殿、观音大士阁、曼殊堂、旃檀像堂、传法堂、行香院等。各殿供有珍贵的玉佛、玉菩萨及旃檀佛像，为于田国所贡。佛殿内外墙壁上有吴道子、尹林、刘焉、梁洽等的绘画，更是十分精彩。该寺在兴盛时期的景色也非常宜人。地处高岗之上，殿堂雄伟，径曲廊回，遍植青桐苍松，奇花异卉，处处葱绿。尤其七八月间，夏荷滚露、柳枝妩媚，漫步于池水之旁，徜徉于树阴之下，无论善男信女，或是游人墨客，无不乐于光顾。
大兴善寺，历史悠久，高僧辈出，隋开皇三年（583），印度僧人那连提耶舍、舍那崛多、达摩笈多先后来华，文帝为设译经馆，请住于内，译经传教，世称“开皇三大士”；中国僧人彦琮曾奉诏入寺参与译事。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复于该寺设立译场，有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来长安，进入译场翻译密部要典，传法灌顶，盛弘密教，世称“开元三大士”（不空另有传略）。中国沙门一行曾协助善无畏翻译《大日经》，并撰有《大日经疏》20卷。不空所译密典110部，集密部之大全。这是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一大支派——密宗，亦称真言宗。从此，大兴善寺就成为密教的发祥地——祖庭。大雄宝殿原悬有开宗明义的“密藏宗风”巨匾（今佚），是长安四大译场之一，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基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956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入西安八大开放寺院之一。
大兴善寺的衰败，始于武宗灭佛，殿宇受到极大的摧残。宣宗即位，恢复佛教，该寺得以重建。唐懿宗也是一位“尊崇佛教，致敬玄门”的皇帝，对大兴善寺也有修葺，但已非昔比。僖宗时的进士郑谷有《游兴善寺》诗，“寺在帝城阴，清幽胜二林。鲜侵随画暗，茶助越瓯深。巢鹤和钟唳，诗僧倚锡吟。烟沙后池水，前迹沓难寻”，描写了当时寺院的情景。唐末战乱中，长安城几度遭兵火，该寺彻底毁坏，无法修复。寺内现存清乾隆五十年《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碑记》，字迹模糊，辨认不清，但仔细揣摸，仍可看出部分参考文字，碑中大意记道：唐元和年间之后，大兴善寺已成为禅宗寺院。“后值五代，法运中辍，宋元寥寂，唐无闻者，世更沧桑，兵没碑燹，记载无考。”至明代天顺间（1457—1464），才有位德满禅僧“鼎新梵刹”。由于数百年无闻于世，德满的修葺被称为“开山”。据《名蓝记》所载，明代修复后，神宗万历间（1573—1620）敕赐藏经一部。祟祯十六年（1640）“运际兵凶，蒲牢响断”。蒲牢即钟的异名，说崇祯年间，遇着兵乱，寺遭破坏，断了钟的响声（见原来记碑）。
据寺内现存的康熙二年碑刻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寺僧麸斋“构东西方丈，增扩正殿，旧址竖大殿五楹”，以及廊庑禅堂等，重新修筑围墙四百余丈，高一丈九尺。康熙二十三年（1684）住持憨休和尚重修大殿、山门。康熙三十一年（1692）川陕总督笔帖式、平安纳率文武官员、缁素人等，施资大修。碑载：“广募资金，鸠工庀材，先修前殿五楹，钟鼓二楼，复修大殿七楹，十王祖堂各五楹，新创弥勒殿七楹，方丈侍寮一十七楹。阅十余岁，工始告成”（康熙四十五年立有碑记）。从以上记载看，可知清代大兴善寺的建筑布局和概况。乾隆五十年（1785）陕西巡抚毕沅重修转轮藏经殿。道光、咸丰年间，亦有修葺。同治元年（1862）寺遭兵火，殿宇、廊庑大部被毁。有住持悟莲等募资重修，始稍复旧观。光绪二十七年（189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避难到西安，曾幸大兴善寺礼佛。光绪皇帝亲书“觉悟群生”四字牌匾一面，悬于法堂中门至今犹存。对寺院是否也有修葺，尚无记载。
民国十三年，康有为因公来陕，去大兴善寺观瞻，看到寺院一片冷落景象，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之至，留诗一首，“晋隋旧刹畅宗风，翻译经文殿阁雄。惆怅千房今已毁，斜阳读偈证真空”（有石刻存寺）。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四年，朱子桥居士莅陕赈灾，往大兴善寺去瞻礼佛陀，深感寺宇之荒残，遂发心施资重修，大部殿堂庄严一新。该寺当时无正式住持，函电邀请持松法师就任住持，适汉口大水，交通阻隔，终未果行。民国二十六年有心道法师来寺住持，曾增修天王殿和山门楼，并创办《西北佛教周报》。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传授三坛大戒两次。寺院住僧达十余人，有了佛事活动。心道法师离寺返南方后，定悟法师接任住持，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寺内创办“巴利文三藏学院”，毕业学僧一期16人。
大兴善寺在解放前面积尚有120亩，砖砌围墙一周，内分东中西三院。另有塔院二处，东塔院有塔21座，西塔院有塔31座。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大兴善寺获得了新生。从1955年冬季开始，西安市人民政府拨款13万元对全寺的殿堂、房舍、围墙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特别重要的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向有关部门询问西安大兴善寺的情况，作了重要的指示，希望能尽快整修，恢复僧人的宗教生活，并对外开放。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大兴善寺很快修整一新，添置了佛象法器，文物管理部门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文物保护碑标志于寺内。
1956年，大兴善寺与卧龙寺、慈恩寺、广惠寺、木塔寺、开元寺等西安附近的几座寺院的僧人合并，进行统一管理，共有僧人五十余名。依照农禅并重、以寺养寺的精神，这些僧人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四十亩土地。僧人一面诵经修持，一面耕种这四十亩土地，种有粮食作物和蔬菜，每年收获小麦三万余斤，蔬菜更多，自给有余。僧人们生活有保障，信仰受保护，皆心情舒畅。当时朗照法师为大兴善寺与卧龙寺两寺的方丈。
1958年，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佛教信众共推代表在西安开会。会后陕西省成立了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朗照法师、妙藏法师和关符清喇嘛为负责人。1962年陕西省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会长为朗照法师，副会长为慈云法师和关符清喇嘛，秘书长为许力工，会址设在卧龙寺。
1965年，除观音殿、法堂之间的院落外，大兴善寺的其余部分辟为公园，名为“新风公园”，由园林部门管理。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佛教被禁止，寺院亦遭破坏，房舍被占用，僧人或还俗，或散走他乡，佛象、法器，经典被毁坏，少部分被文物管理部门保护下来。动乱结束时，全寺仅余慧雨、宽宗，永明，传灯等四名僧人。
粉碎了“四人帮”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1980年陕西省佛教协会部分工作恢复，推选许力工居士为代会长，会址设在大兴善寺。1983年，陕西省佛教协会完全恢复，会址仍在大兴善寺，许力工居士为会长，常明、慧雨、古训、澄观等法师为副会长，有常务理事约二十人。大兴善寺也正式由园林部门交还给了本寺僧人管理，“新风公园”易名为“大兴善寺公园”。1984年5月，在大兴善寺内又成立了西安市佛教协会，会址仍设在寺内。
大兴善寺时有常住僧人二十余名。慧雨法师为方丈，源慧法师为维那，印善法师为知客，是远近闻名的一座禅寺。僧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按时诵经礼佛，举行各种佛事法会。男女居土也常来此寺开展活动。中外游人闻名而来者更是不绝于途。
据该寺的《接待簿》所载，仅正式接待的外国友人、港澳同胞，从1980年到1986年的6年时间里，共计198次，3742人。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有日本、香港，澳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英国、法国、南斯拉夫等国家和地区。来访的人中有政府官员，学者、摄影家、艺术家，学生等等，当然还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外国的高僧大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观光旅游者游览，瞻仰遗迹。
外国友人和港澳同胞来到大兴善寺，或烧香礼佛，或参观访问，或交流学术，或踟蹰留连、缅怀先贤之遗风，总之，表达了友好的情谊，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同时，他们对中国落实宗教政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兴善寺的僧人也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应邀访问了日本等国。
1985年5月，本寺方丈慧雨法师随陕西省佛教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国，受到了热烈欢迎。1985年10月，日本国奈良市的安倍山文殊院为了纪念唐代著名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院内新建了一座纪念堂，特邀西安佛教界派代表参加纪念堂的落成法会。大兴善寺的维那源慧法师荣膺此任，与其他代表同飞日本，参加了阿倍仲麻吕纪念堂的落成法会后，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访问了奈良、大阪，京都的法隆寺，东大寺，清水寺等古刹，还参观访问了僧寮堂塔等建筑式样和完全为现代化式样的冥应寺。
由此可见，大兴善寺现在不仅仅是一所名刹古寺，联系到它的历史面貌，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中外友好交往中，大兴善寺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三坛传戒法会”
1984年冬季，陕西省佛教协会举行常务理事会，提出于大兴善寺筹办传戒法会。原定次年春季举办，因传戒法师人选未最后落实，遂移至秋季。
1985年（佛历二五二九年）10月15日，传戒法会如期在大兴善寺举行，庄严隆重，井然有序。至10月30日圆满结束，受戒人次达1600余人。
这次法会名为“三坛传戒”，即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
据受戒后所颁发的《戒牒》说：“佛陀住世，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防非止恶，戒为根本，转凡成圣，戒乃舟航。”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为巩固僧团，制定了各种戒律。释迦牟尼去世的当年，由迦叶等五百弟子在王舍城共同忆诵核对，确定佛陀的经典。这就是第一次大结集。在结集上，由优婆诵出律藏典籍。辗转传承，传至后世。
关于汉地的戒律，据《僧史略》卷上记载：“原其汉魏之僧也，虽剃染成形而戒法未备。于时二众唯受三皈。从汉永平至魏黄初以来大僧沙弥曾无区别。”迄后魏嘉平年（249—254年）中，中天竺僧昙柯迦罗经长安到洛阳，见中国僧人只剪发而未受戒，遂译出《摩诃僧祗律》戒本，又请其他天竺僧立羯磨法，即受戒规则。正元年（254—256年）中，安息僧昙谛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法藏部羯磨，从此中国汉地僧人受戒即依法藏部之法。当时依此法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以朱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受戒的开始，以后《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等相继译传，律仪典籍始大体完备。隋代大兴善寺第一位寺主灵藏，是著名律僧，善《僧祗律》，教化颇盛。开皇六年（586年）灵藏病逝，次年隋文帝于大兴善寺置六大德，其中洪遵律师精通《四分律》，敷传法化，以至于关中地区《僧祗律》绝响，文帝命为“讲律众主”。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兴善寺内奉敕立“方等戒坛妙，所需一切官供，广度僧尼，颇有影响。这是唐代的第一座方等戒坛，命京城僧尼置“临坛大德”十位，这就是今日传戒之“三师七证”。
“三师七证”是传戒时必不可少的十位法师。“三师”者，一曰传戒大和尚，为正授戒者，是求戒者加入僧伽的指导师。“文化革命”前，西安妙阔、朗照两法师常充此职。二日羯磨阿门者黎，羯磨为梵文Karma的音译，意为“业”或“办事”，任此职者在传戒法会上读表白及羯磨文，所以又叫戒师。三曰教授阿门者黎，在法会上质问遮难，查问求戒者是否具备受戒资格，是否合乎条件。“七证”者，七位作授戒和受戒的证明的法师，需年高德重者充任，亦各有所司。
下面是大兴善寺传戒法会上充“三师七证”的十位法师：
法因法师为首座任传戒大和尚，
常明法师为首座任羯磨阿门者黎，
澄观法师为首座任教授阿门者黎。
常慧法师为西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昌定法师为西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道清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宏候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宏林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隆贤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寂意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另还有九位法师，为传戒之辅助人员：
净一法师为堂主任开堂大师，
隆和法师为书记任陪堂师，
圣圆法师为书记任引礼师，
心祺法师为堂主任引礼师，
一如法师为书记任引礼师，
彻智法师为引礼师，
素相法师为引礼师，
果亮法师为亚部引进师，
果芳法师为亚部引进师。
28年前，即1957年，解放后陕西地区第一次传戒法会于长安县兴教寺举行，妙阔法师为传戒大和尚。这次大兴善寺传戒法会的传戒大和尚法因法师，是妙阔法师的入室弟子，接其衣钵。法因现在苏州灵岩山寺佛学院讲授三藏，闻大兴善寺欲结坛传戒，欣然应邀返陕。羯磨阿门者黎常明法师，现为兴教寺住持。教授阿门者黎澄观法师，现驻锡扶风法门寺。其余人等皆陕西之高僧大德，值此盛会，济济一堂，为千年来大兴善寺又一件盛事，也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法会期间，笔者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去考察，千余求戒者齐集寺内，方丈慧雨法师为法会事务大总管，管理有方，忙而不乱；四众弟子袈裟斑斓，衣冠整洁，相遇即合十致意，庄严肃穆。1957年传戒法会后，有不少人皈依了佛门，但未正式受戒，所以长期以来心里不安，这次得预盛会，接受传戒，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戒牒》，觉得非常高兴。
传戒前数月，虽然没有发“报单”，但各地均已闻知，甚至外省僧众也想前来受戒。至法会举行前数天，求戒者已络绎不绝，前来大兴善寺报名登记。按传统的惯例，求戒人先交纳一定的“戒金”，充戒堂灯烛香花、牒谱及戒期饮食等费用。比丘、比丘尼戒金人民币四十元，男、女居士十五元，报名登记后，由负责者按所受的戒法编为若干组，在引礼师指导下演习仪规，然后正式受戒。
三坛传戒的经过：
受沙弥、沙弥尼戒者为初坛，于法堂内举行。时至鸣钟集众，引礼师讲说应知事宜，然后，请传戒大和尚为众开导受十戒的意义，行三皈羯磨。次说十戒的戒相，一一问以“尽形寿能持否？”众答“依教奉行”，初坛即告毕。
二坛为比丘、比丘尼授具足大戒。和初坛相同，先由引礼师率须求戒者入坛场，然后迎三师和七证，入坛拈香礼拜毕，一一入座。传戒大和尚命羯磨阿门者黎作单白羯磨，差教授阿门者黎与诸受戒者询问遮难。然后求戒者受衣，大和尚开导授戒体法，以淫、杀、妄、盗四重戒为例，说明犯戒者即失去比丘或比丘尼资格。按《四分律》戒本，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条，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条。
第三坛为菩萨戒。戒场设本师释迦牟尼佛位，左边是尊证师十方诸佛、羯磨阿门者黎文殊菩萨、教授阿门者黎弥勒菩萨等位，右边则列现今三师七证的座位。入坛仪式与前两坛同。大众齐集后，羯磨阿门者黎为众开导三聚净戒，即菩萨戒法，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因为菩萨普渡众生而利他，摄诸善法饶益一切众生，故为授此大戒。羯磨阿门者黎开导后，与教授阿门者黎一同拈香礼佛，教求戒弟子们奉释迦如来为传戒大和尚、文殊菩萨为羯磨阿门者黎、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门者黎，十方一切佛为尊证。然后教之以仟悔三世罪孽，发十四大愿。最后，依《梵网经》宣说十重，十八轻（若为在家者，即为六重，二十八轻）戒条，一问一答，与前两坛相同。仪式完毕，羯磨阿门者黎作礼下座，新戒归堂。
三坛大戒受完之后，大兴善寺发给受戒者《戒牒》。《戒牒》约二尺见方，纸质，前有“戒牒”二字，内容先述戒律之意义，次说何时何寺受什么戒以及求戒人法名，俗名，生年籍贯，在何寺礼师出家。牒文是：“汝今既为佛子，当行佛事，护持净戒，精进修学，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养成爱国爱教僧伽。作如来使，光大法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证菩提果，登涅槃城。”最后写有三师、七证，开堂大师、陪堂大师、引礼师等凡十八位法师的法名及年、月、日，末曰“大兴善寺颁发”。《戒牒》由受戒者个人保存。
解放前曾有在传菩萨戒前，大和尚令已受比丘、比丘尼戒的人燃香于头顶，烧痕谓之“香疤”。相传此习始于元世祖至正二十五年（1288年），有位名志德的和尚主天禧寺，每与七众授戒，辄令燃香于顶，名为终身誓愿。这是古代燃身供养的遗风，解放后已革除。
大兴善寺这次传戒法会共有1600余人受戒，其中出家人300余，比丘占三分之二，余为比丘尼，在家居士1300余人，女性居多。这1600余人包括甘肃、宁夏、山西、河南等地五十多名受戒者，受戒人数之多出乎意料之外。
“地藏菩萨开眼法会”
1985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初八），是中国佛教信众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2525周年的纪念日，即佛诞节。来自陕西省各地的两千多名僧尼和居士齐集大兴善寺，举行了隆重的、为期五天的庆祝活动，同时，为大兴善寺内新塑的28尊佛、罗汉、菩萨等像行开光法会。省、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常明法师主持了三大士功德焰口，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宽宗法师主持了法会，续洞法师为新塑佛像进行了开光。
时隔不久，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在大兴善寺唐转法轮殿遗址前的草坪上，又举行了一尊地藏菩萨铜像的开眼法会。与前次不同，这次开眼法会有169位日本的佛门弟子参加。法会增进了了解，发展了友谊，不啻为大兴善寺之千古佳话。
这尊地藏菩萨铜像是日本国真言宗信徒为缅怀祖庭，追思昔日中日友好交往而赠送的。地藏菩萨梵音《地藏十轮经》卷一说：“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故名。据说受释迦牟尼佛嘱咐，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成佛。在密教中，其密号为悲愿金刚，与愿金刚，于金刚界示现南方宝生如来之幢菩萨，胎藏界则为地藏院中九尊之中尊。中国尊地藏为四大菩萨之一。显灵说法的道场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山西省五台山，观音菩萨在浙江普陀山，普贤菩萨在四川峨眉山，而地藏菩萨，则在安徽九华山。九华山在安徽省青阳县西南四十里，面积百余平方公里，主峰十王峰海拔1342米高，山光水色独特别致，名胜古迹遍布其间，有“东南第一山”美称。鼎盛时佛寺三百余座，僧众四千余人，现尚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
大兴善寺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于公元六世纪初，即南北朝时由中国、朝鲜传入日本。此次赠送菩萨像的是日本国真言宗“同志会”，属密宗法系。密宗是善无畏和金刚智传给不空，不空于大兴善寺辉宏师说，使密宗大盛。不空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惠果后来为青龙寺法主，值日本国空海和尚入唐求法，遂将金刚、胎藏两部密法授于空海，传回日本，对日本的思想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例如，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无垢净王陀罗尼经》，是日本神护景云四年（770年）称德天皇敕印的，这部经就属于密教典籍中的杂密一类。
因为有这些缘故，1982年，日本国真言宗信众捐款于西安青龙寺故址建“空海纪念碑”；5月19日，两国的佛教四众弟子在青龙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落成大会。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赠送一尊地藏菩萨铜像，许力工会长引用佛典上的话回答说，地藏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日本信众有此善意，我们非常高兴。其后经过一系列接触，商定了此事。
双方商谈过程中，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会长中尾宽澄、副会长佐藤弘念等，数次入华访问大兴善寺，表达了友好的愿望，同时邀请陕西佛教界派代表访问日本。
1985年5月13日，陕西省佛教代表团一行六人在许力工居士率领下访问了日本。飞机降落在日本大阪机场，受到了热情接待。次日，大阪市副市长和议员接见了代表团，在中尾宽澄会长和佐藤弘念副会长陪同下，代表团去日本真言宗的总本山高野山参观访问，拜会了阿部野龙正宗务总长等。接着去日本著名的古都、与西安市结为友好城市的京都参拜了唐招提寺律祖鉴真和尚灵塔以及法隆寺，东大寺等名刹。代表团在东京时受到了日本自由民主党总务会长宫泽喜一，日本内阁国务大臣防卫厅长官加藤肱一、文部大臣松永光等的接见，在座的还有国会参议员工藤万砂美、众议院议员北口博，古垣祯一等。5月26日，代表团圆满地结束了在日本的友好访问，从东京成田机场乘飞机返回中国。
不久，地藏菩萨像由“同志会”派员从日本护送至西安，地藏菩萨的汉白玉台座也已由北京的工厂制造好运回，安装完毕，双方商定于10月24日举行开眼法会。
由于气候原因，飞机航班延误，日方部分成员没有能按期到达西安，因而法会改于次日，即10月25日上午九时在大兴善寺举行。
参加法会的日本朋友组织为“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平安地藏菩萨开眼式典访中团”，共168名，是各地选派的代表，总团长中尾宽澄，总副团长佐藤弘念。分为五个分团：第一分团长烟下茂，副团长山崎义明、小林荣之，第二分团团长石冈力雄，副团长三本松寿男、薮内みとり，第三分团团长前田泰司，副团长大门富，北アイ，第四分团团长高岸モンエ，副团长迎田绢子、大森富子；第五分团团长迎田浩，副团长大森繁信、门前千代子，总团秘书长木村俊二。另外，随团来参加法会的还有山本智云、市原弘传、业天弘昭、藤原东峰、山本弘诏、藤原东阔、阿部真猛、岸田光明等九位僧侣，来自北海道各地的寺院。
“大兴善寺公园”
1984年以前，大兴善寺大部分园林建筑由园林部门管理，辟公园名为“新风公园”，后改为“大兴善寺公园”。1984年，寺院全部交还僧人，仍以“大兴善寺公园”为名，公园面积约百亩。公园的中心为南北五进殿堂，是僧众进行宗教活动和生活的区域，以外为公园。环境幽静，殿堂排列整齐，总计约80余间。在陕西关中众多的寺庙里，规模宏大仍称第一，也是西安市人民的郊游胜地。
寺内遍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极为赏心悦目。林木茂密，竹林丛邃，殿堂楼阁隐掩其间。从南向北，沿中轴线有山门楼，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唐转法轮殿遗址、观音殿、法堂方丈等主要建筑，左右对称，排列整齐。
山门楼
山门是寺院的第一道门，古代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名。或有称“三门”的，意思是象征佛教的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入此门来，就可“三门解脱”，了结生死因缘。今山门为双层楼阁式。第一层为青砖砌就的拱顶门洞，上缘有栏杆。第二层为殿庭，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单檐歇山。楼北有台阶，可拾级而上。山门外有双石狮蹲坐两旁，姿态炯炯有神。整座门楼玲珑秀巧而又稳重美观。
山门外门洞上正中嵌有卧石一方，上镌刻明代兵部主事田澜写的“大兴善寺”四字，字迹凝重大方，下有“明正德岁旦住持文乾修建”的字样。门内有“五冈唐镇”石额，亦为明代旧物。这四个字的意思仍和寺的地理位置有关。隋文帝营建大兴城时，城基有六条土岗东西横列，恰和《周易》中乾卦的六爻相形似。按《周易》的说法，第二、三、五爻都属贵位。于是宇文恺在设计大兴城的蓝图时，第二条岗上建了宫室，帝王居之；第三条土岗上建了百司衙署；这第五条土岗也是贵位常人不能居之，就修建了大兴善寺和玄都观以“镇之”。唐代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故为“五冈唐镇”。
现山门东另有一门为游人出入之处。山门并不常开，若遇高僧或贵宾，则钟鼓齐鸣，大开山门，僧人肃立两傍，合十迎之，游人若有机会睹此仪典，也可大开眼界。
进山门后迎面有三间过庭式殿堂，堂前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碑”。殿内供奉一尊笑口常开的胖弥勒佛。两傍曾有四大天王，中间隔墙后有尊护法韦陀象。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弥勒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庭，后奉佛为师，死后上生于兜率天，56亿年后又降生人间，广传佛法。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来，所以，中国的寺院的佛象面孔发饰都象印度人，唯有这个弥勒佛是中国人的面孔。实际上这个笑呵呵的胖大肚和尚确实是中国人，名契比，生于五代后唐，原籍明州奉化（今浙江），常以木杖背着布袋四处游方化缘，人称其“布袋和尚”。他见物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于岳林寺坐化时说偈曰：
“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时时示时人，
时人自不识。”
当时人们以为是弥勒佛显化了，都到处图塑其形象。这就是大肚弥勒佛的来历。后人赠其一联云：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四大天王即四大金刚。据佛教传说，西方须弥山之傍有一山，名曰犍陀罗，山有四峰，各有一神守之，名护世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其塑象身白色，持琵琶，谓能护持国土；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谓能令他善根增长；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持天龙，谓以净天眼常观拥护此阎浮提世界；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眼鼠，谓福德之名闻四方。又说此四大天王率有三十二神将，其首就是护法神韦陀。《三藏法师传》说，长安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师曾梦见此神云：“弟子是韦将军。诸天之子，主领鬼神。如来欲入涅槃，敕弟子护持赡部遗法。”根据这个传说，中国寺院就把他列为护法大神了。一般塑为一英俊青年，唇红齿白，顶盔贯甲，高举降魔金刚杵。其座落的位置一般在弥勒佛后，面对大雄宝殿的释迦牟尼像。
大雄宝殿
“大雄”为佛的德号，谓佛有大力，能伏“四魔”：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此殿是主体建筑之一，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飞檐画栋，辉煌庄严。殿中供有释迦牟尼像，左边是东方药师佛，右边为西方弥陀佛。三佛像前是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的塑像，僧众举行大型的佛事法会及每天的朝暮礼诵，都在这座大殿内举行。
大雄殿前东西两侧各有钟楼鼓楼一座，造形相同，均为单檐歇山攒尖顶，四面流水，平面方形，下大上小，外形为两层，内各悬巨钟，大鼓，四周柱间用墙封闭，海面开一圆形洞窗。寺院的规则一般是东边钟楼西边鼓楼，晨钟暮鼓。早晨撞钟为号，僧人洗漱穿衣，排班上大雄殿课诵；晚击鼓为号，僧人尽回堂上静座修持。若有贵宾要人或新方丈莅临，就钟鼓齐鸣，客进大殿方停。
唐转法轮殿遗址
遗址为高约1米之土台，方形，边长约15米，有础石20余个，沿地表可见，据说为唐代原物。遗址四周以青砖花墙围绕，内植牡丹，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唐代大兴善寺的牡丹曾很有名，有“牡丹合欢”之说，现寺工正疏土浇灌，辛勤培养新的品种。
观音殿
转轮殿遗址后就是观音殿。原来做为禅堂用，是寺僧安禅居住的地方。维那师掌管堂内事务，诸僧坐禅，上殿吃斋等活动，都由维那执罄领班，鱼贯而行。坐禅时，方丈、首座、班首等亲加开示宣讲，以期僧众们大彻大觉、明心见性。
1956年寺重修后，改做观音殿，供奉一尊千手千眼旃檀观音像。东西壁间曾挂有三帧巨幅阿弥陀佛像、极乐世界图、弥勒像。这三幅图像都是藏画，是西藏绘画艺术中的珍品，是广仁寺赠送的。
唐代大兴善寺里的观音大士阁天下闻名，宋朝人吴曾在其所著的《能改斋漫录》中认为，天下佛教寺院塑立观音像是从大兴善寺开始的。观音本来叫观世音，唐代避太宗李世民之名乃改之，玄奘又译做“观自在”。《法华经》云：“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以人们称这位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观世音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这些菩萨超脱凡世，并无男女之别。现在寺院所塑的观音菩萨为一端庄慈祥的女性形象，这大约是宋代以后才盛行的。
观音殿前东西各有配殿五楹。西边为十王殿，东边为地藏殿，均整洁完好。各殿周围绿树成排成行，平地均为草坪、花卉，素雅宜人。现在的布局，观音殿又是一内院的前门，四周高墙围绕，院内就是佛教协会的所在地，也是本寺僧人修道居住的地方。而院外的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等，都沿南北中轴线自然地座落在草坪上，隐映在树木间，与大兴善寺公园浑然一体，错落有致。
法堂与方丈
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大兴善寺正中最北的一座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两间，正门上悬一匾额，题曰：“觉悟群生”，为清末之光绪皇帝手笔。字迹雍容大度，丰腴自如。中五间为法堂，东西两侧各有一间的耳室，为东方丈，西方丈。方丈，原指禅宗寺院的长老或住持居住的地方。《维摩诘经》说维摩诘居住的地方室方一丈，但能广容大众，包含无限，故名。唐元稹《观心处》诗：“满座喧喧笑语频，独怜方丈了无尘。”后来也因地名而称人名，对寺院长老或住持也称方丈。法堂南东西两侧有两排寮房相对，各有十一间。东边为“衣钵寮”、“僧寮”和库房，西边是“侍者寮”“僧寮”和“客堂”。
法堂和南边的观音殿以及东西两排寮房组成一个大院落，是一处极幽静的所在。院庭中有古柏十余株，浓荫森森，遮天蔽日。还有一株紫藤，最是珍奇。主干直径约半尺，如苍龙虬曲蟠绕，蜿蜒而上，显得格处古朴苍劲，绿意盎然。据僧人们讲，这株藤最少已300年了，当为明末所植。
最后，再谈谈寺里所藏的碑碣、刻石。
寺内现藏有清碑四通，近代诗碑两方。无论其书法或碑文的记载，都具有研究的参考价值。另外寺里还有一些刻石，散见园内。
《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
此为现在寺内所藏最早的一通碑碣，清初康熙二年（1663年）刻，碑文部分上下七尺，广二尺七寸，为南禅曹溪门下第26世易庵和尚撰文书写，咸宁黄瞡篆额。碑文分上下五段，每段楷书24行，行14字。书法略似欧体，行笔严谨，结构颇有情趣，实为佛门第子之风格。碑石保存较完整，现竖于观音殿外侧。
《重修大兴善寺碑记》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刻，碑文部分上下八尺二寸五，广三尺。陕西巡抚鄂海撰文，晋江黄明篆额，平安纳书，楷书20行，行58字，内容与书法均平平。碑石保存较好，字迹清晰，竖于内院院庭东侧。
《隋唐救建大兴善寺祖庭重□□□记》
乾隆五十年（1785年）刻，碑文上下八尺，广三尺，行楷28行，行72字。兵部右侍郎王新命撰文，平原董讷篆额，翰林院修撰沈秀文书。行笔竣快清劲，秀美流畅。可惜石质较差，剥落不少。现竖于庭院内西侧。
《大兴善寺法派碑记》
咸丰元年（1851年）刻，碑底及额通高六尺六寸，广二尺五寸五，楷书20行，行47字，为南禅宗临济门下第三十七世了信和尚撰文，翰林院庶吉土武廷珍书，国仁和尚篆额。书法整正遒劲，体骨竣美，合乎法度。此碑保存较好，现竖于观音殿外侧，常有好书法者观摩玩赏。
在法堂前两侧寮房的墙壁上，还嵌有1924年康有为游寺时所留墨迹刻石两方，大小相同，上下约三尺余，宽约一尺五寸。其一即前文所述七绝诗一首，另一石刻为“应无所住”四个大字。两石均为行书，体势雄键，一气呵成。
另外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寺内庭院、草坪和树下路旁，还散见一些圆型或方型的刻石，有十多块，造型、风格都不相同。
有块高约60厘米、上面直径约一米的圆型刻石，在寺内院东侧花圃旁，拭去泥沙下面外侧有“大明海胤禅师舍利塔”字样，显然这是明代所建的舍利塔上的石构件。
在内院西侧的偏门内，地上有块石头被当做垫脚石用。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上有凹槽一道，并雕有一个卧状小石兽，头已破碎不存。稍做擦拭，发现两侧有很精细的线刻花纹，与大雁塔基层门楣上的花纹很相似。
石刻中最多的是大型柱石和塔座。底座为方型的边长约1.2米，向上次第收缩，与柱子的接触面都为圆形，中间都有一中心定位孔。其他还有八角形的，从基座到顶面都是圆形的等等。这些柱石大小都差不多。由于散见于园内，随处放置，还没有清洗整理，看不出来是否刻有字迹，以确定其年代，但上面的图饰花纹基本清晰可辨，有莲花纹、如意纹等。这些纹饰、造型各个柱石完全不同，显然不是一座建筑物所用，而是若干座殿堂颓圮后所遗。另外造型这么大，这么精美，也不是一般的建筑物所能适用的。从前面所述的大兴善寺的历史建筑沿革来分析，五代、宋、元都没有修造过大型殿堂，明清两代也是小修、小造。那么，这些柱石中有隋唐时代的刻石是极有可能的，特别是寺里现藏一唐代石刻的龙头，异常精美。龙头出土时间较短，风化剥蚀处极少，基本完好如新，重约一百公斤，造型、刻工俱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珍品。
大兴善寺位于今西安市南门外长安中路东侧，其前身为初建于西晋泰始年间（265—274）的遵善寺，北周明帝时（557）大加扩建改称陟岵寺。位置系在汉长安城内，一说武宗死后，宣帝嗣位，恢复佛教，大成元年（579）立陟岵寺，令僧人入寺行道。静帝继位，左丞相杨坚辅政，令全国恢复佛、道二教，先在陟岵寺度僧220人，说明陟岵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寺院。史载：“隋文帝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圣望，移都，先（迁）置此寺（即迁陟岵寺于此），以其本封名焉。”（文帝在北周时封大兴郡公）由于所建新都曰“大兴城”，寺内即建大兴佛殿，寺占当时靖善坊一坊之地。开皇二年（582）以大兴与靖善之义取名大兴善寺。“金碧辉煌，壮甲海内，佛殿风格，犹如太庙，当年碧瓦飞甍，殿宇巍峨，法侣摩肩，朝贵延首，举唱宗乘，名闻诸方。”规模壮阔，建筑宏伟，为京城内首屈一指的大寺。
大兴善寺的地理方位，据史载：“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门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象乾卦，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东）置玄都观，（西）立兴善寺以镇之。”（据《唐会要》说，玄都观本名通达观，周大象三年于故城置，隋开皇二年移到崇业坊，说明兴善寺是同由故城把陟岵寺迁来而建称）佛殿即在五条岗上九五之位，兴善寺山门背面门额有“五岗唐镇”四字即此意。
大兴善寺范围广大，所谓占靖善坊一坊之地，现据专家考察约当现在的261082平方米。而且，该寺在隋代和初、中唐时期作为“国寺”是极为兴盛的，并屡有增修。如总章二年（669），大兴善寺遭火灾，殿宇毁坏不少，高宗敕令重新建之，又扩前后20亩之地。宪宗元和四年（809），寺内又仿印度形制增建转轮藏经殿，以藏置经卷。文宗大和二年（828），敕将大内的天王殿移大兴善寺改建为观音大士阁。
据说，大兴善寺原主要建筑有：大兴佛殿、转轮藏经殿、天王殿、观音大士阁、曼殊堂、旃檀像堂、传法堂、行香院等。各殿供有珍贵的玉佛、玉菩萨及旃檀佛像，为于田国所贡。佛殿内外墙壁上有吴道子、尹林、刘焉、梁洽等的绘画，更是十分精彩。该寺在兴盛时期的景色也非常宜人。地处高岗之上，殿堂雄伟，径曲廊回，遍植青桐苍松，奇花异卉，处处葱绿。尤其七八月间，夏荷滚露、柳枝妩媚，漫步于池水之旁，徜徉于树阴之下，无论善男信女，或是游人墨客，无不乐于光顾。
大兴善寺，历史悠久，高僧辈出，隋开皇三年（583），印度僧人那连提耶舍、舍那崛多、达摩笈多先后来华，文帝为设译经馆，请住于内，译经传教，世称“开皇三大士”；中国僧人彦琮曾奉诏入寺参与译事。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复于该寺设立译场，有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来长安，进入译场翻译密部要典，传法灌顶，盛弘密教，世称“开元三大士”（不空另有传略）。中国沙门一行曾协助善无畏翻译《大日经》，并撰有《大日经疏》20卷。不空所译密典110部，集密部之大全。这是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一大支派——密宗，亦称真言宗。从此，大兴善寺就成为密教的发祥地——祖庭。大雄宝殿原悬有开宗明义的“密藏宗风”巨匾（今佚），是长安四大译场之一，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基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956年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入西安八大开放寺院之一。
大兴善寺的衰败，始于武宗灭佛，殿宇受到极大的摧残。宣宗即位，恢复佛教，该寺得以重建。唐懿宗也是一位“尊崇佛教，致敬玄门”的皇帝，对大兴善寺也有修葺，但已非昔比。僖宗时的进士郑谷有《游兴善寺》诗，“寺在帝城阴，清幽胜二林。鲜侵随画暗，茶助越瓯深。巢鹤和钟唳，诗僧倚锡吟。烟沙后池水，前迹沓难寻”，描写了当时寺院的情景。唐末战乱中，长安城几度遭兵火，该寺彻底毁坏，无法修复。寺内现存清乾隆五十年《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碑记》，字迹模糊，辨认不清，但仔细揣摸，仍可看出部分参考文字，碑中大意记道：唐元和年间之后，大兴善寺已成为禅宗寺院。“后值五代，法运中辍，宋元寥寂，唐无闻者，世更沧桑，兵没碑燹，记载无考。”至明代天顺间（1457—1464），才有位德满禅僧“鼎新梵刹”。由于数百年无闻于世，德满的修葺被称为“开山”。据《名蓝记》所载，明代修复后，神宗万历间（1573—1620）敕赐藏经一部。祟祯十六年（1640）“运际兵凶，蒲牢响断”。蒲牢即钟的异名，说崇祯年间，遇着兵乱，寺遭破坏，断了钟的响声（见原来记碑）。
据寺内现存的康熙二年碑刻记载，清顺治五年（1648），寺僧麸斋“构东西方丈，增扩正殿，旧址竖大殿五楹”，以及廊庑禅堂等，重新修筑围墙四百余丈，高一丈九尺。康熙二十三年（1684）住持憨休和尚重修大殿、山门。康熙三十一年（1692）川陕总督笔帖式、平安纳率文武官员、缁素人等，施资大修。碑载：“广募资金，鸠工庀材，先修前殿五楹，钟鼓二楼，复修大殿七楹，十王祖堂各五楹，新创弥勒殿七楹，方丈侍寮一十七楹。阅十余岁，工始告成”（康熙四十五年立有碑记）。从以上记载看，可知清代大兴善寺的建筑布局和概况。乾隆五十年（1785）陕西巡抚毕沅重修转轮藏经殿。道光、咸丰年间，亦有修葺。同治元年（1862）寺遭兵火，殿宇、廊庑大部被毁。有住持悟莲等募资重修，始稍复旧观。光绪二十七年（189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避难到西安，曾幸大兴善寺礼佛。光绪皇帝亲书“觉悟群生”四字牌匾一面，悬于法堂中门至今犹存。对寺院是否也有修葺，尚无记载。
民国十三年，康有为因公来陕，去大兴善寺观瞻，看到寺院一片冷落景象，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之至，留诗一首，“晋隋旧刹畅宗风，翻译经文殿阁雄。惆怅千房今已毁，斜阳读偈证真空”（有石刻存寺）。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四年，朱子桥居士莅陕赈灾，往大兴善寺去瞻礼佛陀，深感寺宇之荒残，遂发心施资重修，大部殿堂庄严一新。该寺当时无正式住持，函电邀请持松法师就任住持，适汉口大水，交通阻隔，终未果行。民国二十六年有心道法师来寺住持，曾增修天王殿和山门楼，并创办《西北佛教周报》。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传授三坛大戒两次。寺院住僧达十余人，有了佛事活动。心道法师离寺返南方后，定悟法师接任住持，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寺内创办“巴利文三藏学院”，毕业学僧一期16人。
大兴善寺在解放前面积尚有120亩，砖砌围墙一周，内分东中西三院。另有塔院二处，东塔院有塔21座，西塔院有塔31座。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大兴善寺获得了新生。从1955年冬季开始，西安市人民政府拨款13万元对全寺的殿堂、房舍、围墙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特别重要的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归来，向有关部门询问西安大兴善寺的情况，作了重要的指示，希望能尽快整修，恢复僧人的宗教生活，并对外开放。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大兴善寺很快修整一新，添置了佛象法器，文物管理部门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文物保护碑标志于寺内。
1956年，大兴善寺与卧龙寺、慈恩寺、广惠寺、木塔寺、开元寺等西安附近的几座寺院的僧人合并，进行统一管理，共有僧人五十余名。依照农禅并重、以寺养寺的精神，这些僧人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四十亩土地。僧人一面诵经修持，一面耕种这四十亩土地，种有粮食作物和蔬菜，每年收获小麦三万余斤，蔬菜更多，自给有余。僧人们生活有保障，信仰受保护，皆心情舒畅。当时朗照法师为大兴善寺与卧龙寺两寺的方丈。
1958年，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佛教信众共推代表在西安开会。会后陕西省成立了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朗照法师、妙藏法师和关符清喇嘛为负责人。1962年陕西省佛教协会正式成立，会长为朗照法师，副会长为慈云法师和关符清喇嘛，秘书长为许力工，会址设在卧龙寺。
1965年，除观音殿、法堂之间的院落外，大兴善寺的其余部分辟为公园，名为“新风公园”，由园林部门管理。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佛教被禁止，寺院亦遭破坏，房舍被占用，僧人或还俗，或散走他乡，佛象、法器，经典被毁坏，少部分被文物管理部门保护下来。动乱结束时，全寺仅余慧雨、宽宗，永明，传灯等四名僧人。
粉碎了“四人帮”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1980年陕西省佛教协会部分工作恢复，推选许力工居士为代会长，会址设在大兴善寺。1983年，陕西省佛教协会完全恢复，会址仍在大兴善寺，许力工居士为会长，常明、慧雨、古训、澄观等法师为副会长，有常务理事约二十人。大兴善寺也正式由园林部门交还给了本寺僧人管理，“新风公园”易名为“大兴善寺公园”。1984年5月，在大兴善寺内又成立了西安市佛教协会，会址仍设在寺内。
大兴善寺时有常住僧人二十余名。慧雨法师为方丈，源慧法师为维那，印善法师为知客，是远近闻名的一座禅寺。僧众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按时诵经礼佛，举行各种佛事法会。男女居土也常来此寺开展活动。中外游人闻名而来者更是不绝于途。
据该寺的《接待簿》所载，仅正式接待的外国友人、港澳同胞，从1980年到1986年的6年时间里，共计198次，3742人。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有日本、香港，澳门、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英国、法国、南斯拉夫等国家和地区。来访的人中有政府官员，学者、摄影家、艺术家，学生等等，当然还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外国的高僧大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观光旅游者游览，瞻仰遗迹。
外国友人和港澳同胞来到大兴善寺，或烧香礼佛，或参观访问，或交流学术，或踟蹰留连、缅怀先贤之遗风，总之，表达了友好的情谊，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相互间的了解。同时，他们对中国落实宗教政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兴善寺的僧人也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应邀访问了日本等国。
1985年5月，本寺方丈慧雨法师随陕西省佛教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国，受到了热烈欢迎。1985年10月，日本国奈良市的安倍山文殊院为了纪念唐代著名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院内新建了一座纪念堂，特邀西安佛教界派代表参加纪念堂的落成法会。大兴善寺的维那源慧法师荣膺此任，与其他代表同飞日本，参加了阿倍仲麻吕纪念堂的落成法会后，应日本佛教界的邀请，访问了奈良、大阪，京都的法隆寺，东大寺，清水寺等古刹，还参观访问了僧寮堂塔等建筑式样和完全为现代化式样的冥应寺。
由此可见，大兴善寺现在不仅仅是一所名刹古寺，联系到它的历史面貌，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中外友好交往中，大兴善寺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三坛传戒法会”
1984年冬季，陕西省佛教协会举行常务理事会，提出于大兴善寺筹办传戒法会。原定次年春季举办，因传戒法师人选未最后落实，遂移至秋季。
1985年（佛历二五二九年）10月15日，传戒法会如期在大兴善寺举行，庄严隆重，井然有序。至10月30日圆满结束，受戒人次达1600余人。
这次法会名为“三坛传戒”，即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
据受戒后所颁发的《戒牒》说：“佛陀住世，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防非止恶，戒为根本，转凡成圣，戒乃舟航。”相传释迦牟尼在世时，为巩固僧团，制定了各种戒律。释迦牟尼去世的当年，由迦叶等五百弟子在王舍城共同忆诵核对，确定佛陀的经典。这就是第一次大结集。在结集上，由优婆诵出律藏典籍。辗转传承，传至后世。
关于汉地的戒律，据《僧史略》卷上记载：“原其汉魏之僧也，虽剃染成形而戒法未备。于时二众唯受三皈。从汉永平至魏黄初以来大僧沙弥曾无区别。”迄后魏嘉平年（249—254年）中，中天竺僧昙柯迦罗经长安到洛阳，见中国僧人只剪发而未受戒，遂译出《摩诃僧祗律》戒本，又请其他天竺僧立羯磨法，即受戒规则。正元年（254—256年）中，安息僧昙谛在洛阳白马寺译出法藏部羯磨，从此中国汉地僧人受戒即依法藏部之法。当时依此法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以朱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受戒的开始，以后《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等相继译传，律仪典籍始大体完备。隋代大兴善寺第一位寺主灵藏，是著名律僧，善《僧祗律》，教化颇盛。开皇六年（586年）灵藏病逝，次年隋文帝于大兴善寺置六大德，其中洪遵律师精通《四分律》，敷传法化，以至于关中地区《僧祗律》绝响，文帝命为“讲律众主”。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兴善寺内奉敕立“方等戒坛妙，所需一切官供，广度僧尼，颇有影响。这是唐代的第一座方等戒坛，命京城僧尼置“临坛大德”十位，这就是今日传戒之“三师七证”。
“三师七证”是传戒时必不可少的十位法师。“三师”者，一曰传戒大和尚，为正授戒者，是求戒者加入僧伽的指导师。“文化革命”前，西安妙阔、朗照两法师常充此职。二日羯磨阿门者黎，羯磨为梵文Karma的音译，意为“业”或“办事”，任此职者在传戒法会上读表白及羯磨文，所以又叫戒师。三曰教授阿门者黎，在法会上质问遮难，查问求戒者是否具备受戒资格，是否合乎条件。“七证”者，七位作授戒和受戒的证明的法师，需年高德重者充任，亦各有所司。
下面是大兴善寺传戒法会上充“三师七证”的十位法师：
法因法师为首座任传戒大和尚，
常明法师为首座任羯磨阿门者黎，
澄观法师为首座任教授阿门者黎。
常慧法师为西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昌定法师为西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道清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宏候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宏林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隆贤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寂意法师为后堂任尊证阿门者黎。
另还有九位法师，为传戒之辅助人员：
净一法师为堂主任开堂大师，
隆和法师为书记任陪堂师，
圣圆法师为书记任引礼师，
心祺法师为堂主任引礼师，
一如法师为书记任引礼师，
彻智法师为引礼师，
素相法师为引礼师，
果亮法师为亚部引进师，
果芳法师为亚部引进师。
28年前，即1957年，解放后陕西地区第一次传戒法会于长安县兴教寺举行，妙阔法师为传戒大和尚。这次大兴善寺传戒法会的传戒大和尚法因法师，是妙阔法师的入室弟子，接其衣钵。法因现在苏州灵岩山寺佛学院讲授三藏，闻大兴善寺欲结坛传戒，欣然应邀返陕。羯磨阿门者黎常明法师，现为兴教寺住持。教授阿门者黎澄观法师，现驻锡扶风法门寺。其余人等皆陕西之高僧大德，值此盛会，济济一堂，为千年来大兴善寺又一件盛事，也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法会期间，笔者曾怀着极大的兴趣前去考察，千余求戒者齐集寺内，方丈慧雨法师为法会事务大总管，管理有方，忙而不乱；四众弟子袈裟斑斓，衣冠整洁，相遇即合十致意，庄严肃穆。1957年传戒法会后，有不少人皈依了佛门，但未正式受戒，所以长期以来心里不安，这次得预盛会，接受传戒，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戒牒》，觉得非常高兴。
传戒前数月，虽然没有发“报单”，但各地均已闻知，甚至外省僧众也想前来受戒。至法会举行前数天，求戒者已络绎不绝，前来大兴善寺报名登记。按传统的惯例，求戒人先交纳一定的“戒金”，充戒堂灯烛香花、牒谱及戒期饮食等费用。比丘、比丘尼戒金人民币四十元，男、女居士十五元，报名登记后，由负责者按所受的戒法编为若干组，在引礼师指导下演习仪规，然后正式受戒。
三坛传戒的经过：
受沙弥、沙弥尼戒者为初坛，于法堂内举行。时至鸣钟集众，引礼师讲说应知事宜，然后，请传戒大和尚为众开导受十戒的意义，行三皈羯磨。次说十戒的戒相，一一问以“尽形寿能持否？”众答“依教奉行”，初坛即告毕。
二坛为比丘、比丘尼授具足大戒。和初坛相同，先由引礼师率须求戒者入坛场，然后迎三师和七证，入坛拈香礼拜毕，一一入座。传戒大和尚命羯磨阿门者黎作单白羯磨，差教授阿门者黎与诸受戒者询问遮难。然后求戒者受衣，大和尚开导授戒体法，以淫、杀、妄、盗四重戒为例，说明犯戒者即失去比丘或比丘尼资格。按《四分律》戒本，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条，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条。
第三坛为菩萨戒。戒场设本师释迦牟尼佛位，左边是尊证师十方诸佛、羯磨阿门者黎文殊菩萨、教授阿门者黎弥勒菩萨等位，右边则列现今三师七证的座位。入坛仪式与前两坛同。大众齐集后，羯磨阿门者黎为众开导三聚净戒，即菩萨戒法，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因为菩萨普渡众生而利他，摄诸善法饶益一切众生，故为授此大戒。羯磨阿门者黎开导后，与教授阿门者黎一同拈香礼佛，教求戒弟子们奉释迦如来为传戒大和尚、文殊菩萨为羯磨阿门者黎、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门者黎，十方一切佛为尊证。然后教之以仟悔三世罪孽，发十四大愿。最后，依《梵网经》宣说十重，十八轻（若为在家者，即为六重，二十八轻）戒条，一问一答，与前两坛相同。仪式完毕，羯磨阿门者黎作礼下座，新戒归堂。
三坛大戒受完之后，大兴善寺发给受戒者《戒牒》。《戒牒》约二尺见方，纸质，前有“戒牒”二字，内容先述戒律之意义，次说何时何寺受什么戒以及求戒人法名，俗名，生年籍贯，在何寺礼师出家。牒文是：“汝今既为佛子，当行佛事，护持净戒，精进修学，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养成爱国爱教僧伽。作如来使，光大法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证菩提果，登涅槃城。”最后写有三师、七证，开堂大师、陪堂大师、引礼师等凡十八位法师的法名及年、月、日，末曰“大兴善寺颁发”。《戒牒》由受戒者个人保存。
解放前曾有在传菩萨戒前，大和尚令已受比丘、比丘尼戒的人燃香于头顶，烧痕谓之“香疤”。相传此习始于元世祖至正二十五年（1288年），有位名志德的和尚主天禧寺，每与七众授戒，辄令燃香于顶，名为终身誓愿。这是古代燃身供养的遗风，解放后已革除。
大兴善寺这次传戒法会共有1600余人受戒，其中出家人300余，比丘占三分之二，余为比丘尼，在家居士1300余人，女性居多。这1600余人包括甘肃、宁夏、山西、河南等地五十多名受戒者，受戒人数之多出乎意料之外。
“地藏菩萨开眼法会”
1985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初八），是中国佛教信众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2525周年的纪念日，即佛诞节。来自陕西省各地的两千多名僧尼和居士齐集大兴善寺，举行了隆重的、为期五天的庆祝活动，同时，为大兴善寺内新塑的28尊佛、罗汉、菩萨等像行开光法会。省、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常明法师主持了三大士功德焰口，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宽宗法师主持了法会，续洞法师为新塑佛像进行了开光。
时隔不久，10月25日（农历九月十二日），在大兴善寺唐转法轮殿遗址前的草坪上，又举行了一尊地藏菩萨铜像的开眼法会。与前次不同，这次开眼法会有169位日本的佛门弟子参加。法会增进了了解，发展了友谊，不啻为大兴善寺之千古佳话。
这尊地藏菩萨铜像是日本国真言宗信徒为缅怀祖庭，追思昔日中日友好交往而赠送的。地藏菩萨梵音《地藏十轮经》卷一说：“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故名。据说受释迦牟尼佛嘱咐，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成佛。在密教中，其密号为悲愿金刚，与愿金刚，于金刚界示现南方宝生如来之幢菩萨，胎藏界则为地藏院中九尊之中尊。中国尊地藏为四大菩萨之一。显灵说法的道场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山西省五台山，观音菩萨在浙江普陀山，普贤菩萨在四川峨眉山，而地藏菩萨，则在安徽九华山。九华山在安徽省青阳县西南四十里，面积百余平方公里，主峰十王峰海拔1342米高，山光水色独特别致，名胜古迹遍布其间，有“东南第一山”美称。鼎盛时佛寺三百余座，僧众四千余人，现尚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
大兴善寺与日本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于公元六世纪初，即南北朝时由中国、朝鲜传入日本。此次赠送菩萨像的是日本国真言宗“同志会”，属密宗法系。密宗是善无畏和金刚智传给不空，不空于大兴善寺辉宏师说，使密宗大盛。不空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惠果后来为青龙寺法主，值日本国空海和尚入唐求法，遂将金刚、胎藏两部密法授于空海，传回日本，对日本的思想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例如，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无垢净王陀罗尼经》，是日本神护景云四年（770年）称德天皇敕印的，这部经就属于密教典籍中的杂密一类。
因为有这些缘故，1982年，日本国真言宗信众捐款于西安青龙寺故址建“空海纪念碑”；5月19日，两国的佛教四众弟子在青龙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落成大会。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赠送一尊地藏菩萨铜像，许力工会长引用佛典上的话回答说，地藏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日本信众有此善意，我们非常高兴。其后经过一系列接触，商定了此事。
双方商谈过程中，日本“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会长中尾宽澄、副会长佐藤弘念等，数次入华访问大兴善寺，表达了友好的愿望，同时邀请陕西佛教界派代表访问日本。
1985年5月13日，陕西省佛教代表团一行六人在许力工居士率领下访问了日本。飞机降落在日本大阪机场，受到了热情接待。次日，大阪市副市长和议员接见了代表团，在中尾宽澄会长和佐藤弘念副会长陪同下，代表团去日本真言宗的总本山高野山参观访问，拜会了阿部野龙正宗务总长等。接着去日本著名的古都、与西安市结为友好城市的京都参拜了唐招提寺律祖鉴真和尚灵塔以及法隆寺，东大寺等名刹。代表团在东京时受到了日本自由民主党总务会长宫泽喜一，日本内阁国务大臣防卫厅长官加藤肱一、文部大臣松永光等的接见，在座的还有国会参议员工藤万砂美、众议院议员北口博，古垣祯一等。5月26日，代表团圆满地结束了在日本的友好访问，从东京成田机场乘飞机返回中国。
不久，地藏菩萨像由“同志会”派员从日本护送至西安，地藏菩萨的汉白玉台座也已由北京的工厂制造好运回，安装完毕，双方商定于10月24日举行开眼法会。
由于气候原因，飞机航班延误，日方部分成员没有能按期到达西安，因而法会改于次日，即10月25日上午九时在大兴善寺举行。
参加法会的日本朋友组织为“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平安地藏菩萨开眼式典访中团”，共168名，是各地选派的代表，总团长中尾宽澄，总副团长佐藤弘念。分为五个分团：第一分团长烟下茂，副团长山崎义明、小林荣之，第二分团团长石冈力雄，副团长三本松寿男、薮内みとり，第三分团团长前田泰司，副团长大门富，北アイ，第四分团团长高岸モンエ，副团长迎田绢子、大森富子；第五分团团长迎田浩，副团长大森繁信、门前千代子，总团秘书长木村俊二。另外，随团来参加法会的还有山本智云、市原弘传、业天弘昭、藤原东峰、山本弘诏、藤原东阔、阿部真猛、岸田光明等九位僧侣，来自北海道各地的寺院。
“大兴善寺公园”
1984年以前，大兴善寺大部分园林建筑由园林部门管理，辟公园名为“新风公园”，后改为“大兴善寺公园”。1984年，寺院全部交还僧人，仍以“大兴善寺公园”为名，公园面积约百亩。公园的中心为南北五进殿堂，是僧众进行宗教活动和生活的区域，以外为公园。环境幽静，殿堂排列整齐，总计约80余间。在陕西关中众多的寺庙里，规模宏大仍称第一，也是西安市人民的郊游胜地。
寺内遍植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极为赏心悦目。林木茂密，竹林丛邃，殿堂楼阁隐掩其间。从南向北，沿中轴线有山门楼，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唐转法轮殿遗址、观音殿、法堂方丈等主要建筑，左右对称，排列整齐。
山门楼
山门是寺院的第一道门，古代寺院多居山林之处，故名。或有称“三门”的，意思是象征佛教的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入此门来，就可“三门解脱”，了结生死因缘。今山门为双层楼阁式。第一层为青砖砌就的拱顶门洞，上缘有栏杆。第二层为殿庭，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单檐歇山。楼北有台阶，可拾级而上。山门外有双石狮蹲坐两旁，姿态炯炯有神。整座门楼玲珑秀巧而又稳重美观。
山门外门洞上正中嵌有卧石一方，上镌刻明代兵部主事田澜写的“大兴善寺”四字，字迹凝重大方，下有“明正德岁旦住持文乾修建”的字样。门内有“五冈唐镇”石额，亦为明代旧物。这四个字的意思仍和寺的地理位置有关。隋文帝营建大兴城时，城基有六条土岗东西横列，恰和《周易》中乾卦的六爻相形似。按《周易》的说法，第二、三、五爻都属贵位。于是宇文恺在设计大兴城的蓝图时，第二条岗上建了宫室，帝王居之；第三条土岗上建了百司衙署；这第五条土岗也是贵位常人不能居之，就修建了大兴善寺和玄都观以“镇之”。唐代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故为“五冈唐镇”。
现山门东另有一门为游人出入之处。山门并不常开，若遇高僧或贵宾，则钟鼓齐鸣，大开山门，僧人肃立两傍，合十迎之，游人若有机会睹此仪典，也可大开眼界。
进山门后迎面有三间过庭式殿堂，堂前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碑”。殿内供奉一尊笑口常开的胖弥勒佛。两傍曾有四大天王，中间隔墙后有尊护法韦陀象。据《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弥勒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庭，后奉佛为师，死后上生于兜率天，56亿年后又降生人间，广传佛法。中国的佛教从印度传来，所以，中国的寺院的佛象面孔发饰都象印度人，唯有这个弥勒佛是中国人的面孔。实际上这个笑呵呵的胖大肚和尚确实是中国人，名契比，生于五代后唐，原籍明州奉化（今浙江），常以木杖背着布袋四处游方化缘，人称其“布袋和尚”。他见物即乞，出语无定，随处寝卧，形如疯癫，于岳林寺坐化时说偈曰：
“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时时示时人，
时人自不识。”
当时人们以为是弥勒佛显化了，都到处图塑其形象。这就是大肚弥勒佛的来历。后人赠其一联云：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四大天王即四大金刚。据佛教传说，西方须弥山之傍有一山，名曰犍陀罗，山有四峰，各有一神守之，名护世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其塑象身白色，持琵琶，谓能护持国土；南方增长天王，身青色，持宝剑，谓能令他善根增长；西方广目天王，身红色，持天龙，谓以净天眼常观拥护此阎浮提世界；北方多闻天王，身绿色，右手持伞，左手持眼鼠，谓福德之名闻四方。又说此四大天王率有三十二神将，其首就是护法神韦陀。《三藏法师传》说，长安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师曾梦见此神云：“弟子是韦将军。诸天之子，主领鬼神。如来欲入涅槃，敕弟子护持赡部遗法。”根据这个传说，中国寺院就把他列为护法大神了。一般塑为一英俊青年，唇红齿白，顶盔贯甲，高举降魔金刚杵。其座落的位置一般在弥勒佛后，面对大雄宝殿的释迦牟尼像。
大雄宝殿
“大雄”为佛的德号，谓佛有大力，能伏“四魔”：五阴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此殿是主体建筑之一，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顶。飞檐画栋，辉煌庄严。殿中供有释迦牟尼像，左边是东方药师佛，右边为西方弥陀佛。三佛像前是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的塑像，僧众举行大型的佛事法会及每天的朝暮礼诵，都在这座大殿内举行。
大雄殿前东西两侧各有钟楼鼓楼一座，造形相同，均为单檐歇山攒尖顶，四面流水，平面方形，下大上小，外形为两层，内各悬巨钟，大鼓，四周柱间用墙封闭，海面开一圆形洞窗。寺院的规则一般是东边钟楼西边鼓楼，晨钟暮鼓。早晨撞钟为号，僧人洗漱穿衣，排班上大雄殿课诵；晚击鼓为号，僧人尽回堂上静座修持。若有贵宾要人或新方丈莅临，就钟鼓齐鸣，客进大殿方停。
唐转法轮殿遗址
遗址为高约1米之土台，方形，边长约15米，有础石20余个，沿地表可见，据说为唐代原物。遗址四周以青砖花墙围绕，内植牡丹，郁郁葱葱，姹紫嫣红。唐代大兴善寺的牡丹曾很有名，有“牡丹合欢”之说，现寺工正疏土浇灌，辛勤培养新的品种。
观音殿
转轮殿遗址后就是观音殿。原来做为禅堂用，是寺僧安禅居住的地方。维那师掌管堂内事务，诸僧坐禅，上殿吃斋等活动，都由维那执罄领班，鱼贯而行。坐禅时，方丈、首座、班首等亲加开示宣讲，以期僧众们大彻大觉、明心见性。
1956年寺重修后，改做观音殿，供奉一尊千手千眼旃檀观音像。东西壁间曾挂有三帧巨幅阿弥陀佛像、极乐世界图、弥勒像。这三幅图像都是藏画，是西藏绘画艺术中的珍品，是广仁寺赠送的。
唐代大兴善寺里的观音大士阁天下闻名，宋朝人吴曾在其所著的《能改斋漫录》中认为，天下佛教寺院塑立观音像是从大兴善寺开始的。观音本来叫观世音，唐代避太宗李世民之名乃改之，玄奘又译做“观自在”。《法华经》云：“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以人们称这位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观世音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这些菩萨超脱凡世，并无男女之别。现在寺院所塑的观音菩萨为一端庄慈祥的女性形象，这大约是宋代以后才盛行的。
观音殿前东西各有配殿五楹。西边为十王殿，东边为地藏殿，均整洁完好。各殿周围绿树成排成行，平地均为草坪、花卉，素雅宜人。现在的布局，观音殿又是一内院的前门，四周高墙围绕，院内就是佛教协会的所在地，也是本寺僧人修道居住的地方。而院外的天王殿、大雄宝殿、钟楼、鼓楼等，都沿南北中轴线自然地座落在草坪上，隐映在树木间，与大兴善寺公园浑然一体，错落有致。
法堂与方丈
法堂是讲经说法的地方，大兴善寺正中最北的一座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两间，正门上悬一匾额，题曰：“觉悟群生”，为清末之光绪皇帝手笔。字迹雍容大度，丰腴自如。中五间为法堂，东西两侧各有一间的耳室，为东方丈，西方丈。方丈，原指禅宗寺院的长老或住持居住的地方。《维摩诘经》说维摩诘居住的地方室方一丈，但能广容大众，包含无限，故名。唐元稹《观心处》诗：“满座喧喧笑语频，独怜方丈了无尘。”后来也因地名而称人名，对寺院长老或住持也称方丈。法堂南东西两侧有两排寮房相对，各有十一间。东边为“衣钵寮”、“僧寮”和库房，西边是“侍者寮”“僧寮”和“客堂”。
法堂和南边的观音殿以及东西两排寮房组成一个大院落，是一处极幽静的所在。院庭中有古柏十余株，浓荫森森，遮天蔽日。还有一株紫藤，最是珍奇。主干直径约半尺，如苍龙虬曲蟠绕，蜿蜒而上，显得格处古朴苍劲，绿意盎然。据僧人们讲，这株藤最少已300年了，当为明末所植。
最后，再谈谈寺里所藏的碑碣、刻石。
寺内现藏有清碑四通，近代诗碑两方。无论其书法或碑文的记载，都具有研究的参考价值。另外寺里还有一些刻石，散见园内。
《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
此为现在寺内所藏最早的一通碑碣，清初康熙二年（1663年）刻，碑文部分上下七尺，广二尺七寸，为南禅曹溪门下第26世易庵和尚撰文书写，咸宁黄瞡篆额。碑文分上下五段，每段楷书24行，行14字。书法略似欧体，行笔严谨，结构颇有情趣，实为佛门第子之风格。碑石保存较完整，现竖于观音殿外侧。
《重修大兴善寺碑记》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刻，碑文部分上下八尺二寸五，广三尺。陕西巡抚鄂海撰文，晋江黄明篆额，平安纳书，楷书20行，行58字，内容与书法均平平。碑石保存较好，字迹清晰，竖于内院院庭东侧。
《隋唐救建大兴善寺祖庭重□□□记》
乾隆五十年（1785年）刻，碑文上下八尺，广三尺，行楷28行，行72字。兵部右侍郎王新命撰文，平原董讷篆额，翰林院修撰沈秀文书。行笔竣快清劲，秀美流畅。可惜石质较差，剥落不少。现竖于庭院内西侧。
《大兴善寺法派碑记》
咸丰元年（1851年）刻，碑底及额通高六尺六寸，广二尺五寸五，楷书20行，行47字，为南禅宗临济门下第三十七世了信和尚撰文，翰林院庶吉土武廷珍书，国仁和尚篆额。书法整正遒劲，体骨竣美，合乎法度。此碑保存较好，现竖于观音殿外侧，常有好书法者观摩玩赏。
在法堂前两侧寮房的墙壁上，还嵌有1924年康有为游寺时所留墨迹刻石两方，大小相同，上下约三尺余，宽约一尺五寸。其一即前文所述七绝诗一首，另一石刻为“应无所住”四个大字。两石均为行书，体势雄键，一气呵成。
另外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寺内庭院、草坪和树下路旁，还散见一些圆型或方型的刻石，有十多块，造型、风格都不相同。
有块高约60厘米、上面直径约一米的圆型刻石，在寺内院东侧花圃旁，拭去泥沙下面外侧有“大明海胤禅师舍利塔”字样，显然这是明代所建的舍利塔上的石构件。
在内院西侧的偏门内，地上有块石头被当做垫脚石用。长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上有凹槽一道，并雕有一个卧状小石兽，头已破碎不存。稍做擦拭，发现两侧有很精细的线刻花纹，与大雁塔基层门楣上的花纹很相似。
石刻中最多的是大型柱石和塔座。底座为方型的边长约1.2米，向上次第收缩，与柱子的接触面都为圆形，中间都有一中心定位孔。其他还有八角形的，从基座到顶面都是圆形的等等。这些柱石大小都差不多。由于散见于园内，随处放置，还没有清洗整理，看不出来是否刻有字迹，以确定其年代，但上面的图饰花纹基本清晰可辨，有莲花纹、如意纹等。这些纹饰、造型各个柱石完全不同，显然不是一座建筑物所用，而是若干座殿堂颓圮后所遗。另外造型这么大，这么精美，也不是一般的建筑物所能适用的。从前面所述的大兴善寺的历史建筑沿革来分析，五代、宋、元都没有修造过大型殿堂，明清两代也是小修、小造。那么，这些柱石中有隋唐时代的刻石是极有可能的，特别是寺里现藏一唐代石刻的龙头，异常精美。龙头出土时间较短，风化剥蚀处极少，基本完好如新，重约一百公斤，造型、刻工俱佳，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石刻艺术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