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
康寄遥洪海安
一、位置
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寺内有塔名大雁塔。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宗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环顾四周，最近所建红楼绿阁栉比林立，胜地名区，可称稀有。
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唐时京城分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宫城、皇城居外廓城中央的北部，皇城南垣距外廓城约十里。《长安志》载：今省城南西两城垣即唐时皇城旧址，故知寺在当时京城内。
二、沿革
寺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初名无漏寺，唐武德元年（618）已经残废，至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在东宫作太子时，因生母文德皇后早逝，为补报慈母大恩，再建此寺，故名大慈恩寺。当时寺在晋昌坊（亦称进昌），当大明宫正南方，高宗每日朝夕向含元殿遥望慈恩礼拜。
当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由印度归，先在宏福寺（旧址在西安西关内大路北苗圃东，现只留有土堆）翻译经典，其后高宗在慈恩寺设翻经院，这是国立的译经道场。当时寺内重楼复阁，凡十余院。所有殿宇僧房总计1897间，床祷器物备皆盈满。并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共襄寺务，恭送玄奘法师移就翻译，仍当寺任，故玄装当时奉令任慈恩上座。当奘师升座的时候，由宏福寺恭送到慈恩寺，仪式隆重空前稀有，详见传记。自高宗永徽五年（654）有旨度窥基为僧，基师是奘师的高足弟子，同住慈恩，师资唱和，因此，法相惟识、因明诸经论，在慈恩次第译出，宣畅海内，在中国佛教界起了极大作用。原来玄奘回国后，国家为设译经场共有三处，初在宏福寺，为时较短，次在慈恩，为时最久，又次即玉华宫，后因在宫译经，高宗改为玉华寺（在渭北宜君县西南）。但当时在玉华译经，亦时返慈恩，最后在玉华把大般若经六百卷译完，对于宝译只译十数纸，不久便在玉华圆寂。奘师于贞观三年往印度游学，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毕生献身译界，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共译经1335卷，计七十四部，自著五种，现存《大唐西域记》及《八译规矩颂》两种。他在世界旅行家中，在中国翻译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极其伟大的人物。
当永徽三年（652）奘师欲安置由印带回经像舍利，因就寺西院造塔，初欲用石造，以期永固，后因工巨，恐难成就，改用砖造。塔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塔高一百八十尺，初惟五层，各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塔是土心砖表，初无盘梯。至武后长安元年（701）五层塔摧倒，天后和王公施资改造为十层，内部改作空心，可便登临。又经兵火以后，改建为七层，唐岑参与杜甫、高适诸人于天宝十一年（752）登慈恩寺塔诗内有“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奘师塔铭也说雁塔是七层，这说明千余年前早已改为七层了，塔下层南门东西龛内，有两石碑，东边是永徽四年（653）十月唐太宗御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西边是永徽四十二年唐高宗御撰的“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皆是中书令褚遂良所书。相传两碑皆为玄奘所手植，今犹完整。西边碑因欲与东边碑相对，故采取文字自左向右读的体裁，这也是古碑中的特例。碑面四周的雕刻也是唐代的优秀作品。奘师初建塔时本称经塔，其所以叫做“雁塔”，据《天竺记》说：“达亲国有迦叶佛伽兰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奘师游印曾见此塔，当取此义。后来因对小雁塔，故名大雁塔。
旧传唐代有进士“雁塔题名”盛举，其碑今皆无存。现在大雄殿迤南题名碑将近百座，都是明清两朝，新举人仿进士题名故事，刊名立石，也叫雁塔题名。相传，唐时在雁塔题名的同时，有曲江设宴，所谓“曲江流饮”，也是关中八景之一。今曲江早涸，寺前即曲江故址。有一小石桥，初名“遇仙桥”，后改称“慈航桥”。大雁塔春节庙会今犹按年举行。
唐末五代战事频仍，殿宇多受摧残，至宋神宗熙宁中（1068—1077），富民康姓遗火，经宵不灭，损失最巨。宋明以来，京都均不在长安，所有唐代胜迹，亦就湮没。明天顺间（1457—1464），清康熙、道光、同治、光绪间（1662—1908）先后曾重修，大都补缮旧塔破殿，保存古迹而已，所有唐代寺前流畅泛舟的曲江，早成陆地农田，雁塔周围的楼阁，早成瓦砾荆棘。当1931年朱子桥募款重修殿寮和雁塔并添建观堂一座，其时请太虚大师于开光时在寺讲弥勒上生经，并由太虚大师领导，在寺创设“慈恩宗学院”，由朱子桥、杨虎城两将军合力资助，学院以后移于兴教寺。宝生和尚经修殿宇，曾立有碑。今回忆唐时盛况，不胜感慨。
三、慈恩寺的佛教活动
慈恩寺作为皇家寺院，与唐代佛教关系密切。玄奘在贞观元年（627年），前往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年带着657部梵文经典返回长安，受到太宗和高宗礼遇，被任命为慈恩寺上座，并主持寺务。史载玄奘升座时的迎送仪式由官方负责，仪式空前隆重。太宗敕令太常江夏王李道宗率领宫廷的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本县音乐，加上各寺的幡帐之类，力求壮观。……太子卫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率领东官兵充当杂役，太宗敕令御史大夫李乾□任大使，与武侯大将军共同维持秩序，太宗率皇太子和后宫嫔妃等在安福门城楼上手执香炉迎送。当经本、佛像送到慈恩寺门，赵国公长孙无忌、英国公李勋和中书令褚遂良手执香炉引入寺内，安置正殿，并在殿庭内演奏九部乐、破阵舞和百戏，场面极为壮观。
为了表达对玄奘的尊重和对佛教的支持，唐太宗和高宗不仅多次驾幸慈恩寺，而且还分别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高宗还为其撰写御制碑文，在慈恩寺为皇太子李弘“设五千僧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之后，佛光王出生、满月、周岁等众多庆贺活动也都与慈恩寺有关。唐高宗以后，还有不少皇帝去过慈恩寺或在此举办过活动。例如，中宗景龙时“秋登慈恩寺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太和年间，唐文宗驾幸芙蓉园，路过慈恩寺。穆宗继位后，对慈恩寺进行大规模的装饰，并让吐蕃使者来观看。懿宗诞日时，在慈恩寺举行盛大的宴会。此外，唐朝政府还在政策上对慈恩寺大力扶持，慈恩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即使是在唐武宗会昌灭佛期间，慈恩寺也未受到冲击。因此，该寺一直保持着显赫的地位。
在玄奘等人的努力下，慈恩寺成为唐代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组织完善的译场。玄奘自永徽元年（650年）到慈恩寺后，便“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高宗为太子时，曾派人帮助法师译经。“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颓、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慈恩翻译堂中壁上，画着“古来传译缁素”的画像，曾在玄奘译场任“缀文”、“征义”的简州福聚寺的靖迈，将每位翻译家的事迹“撰成《图记》，题于壁上”。二十年间玄奘等人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其中41部是在慈恩寺翻译的。由于玄奘通晓梵文，又精通中文，翻译忠于原意，文笔流畅典雅。就其翻译的经文本身来讲，具有了中国文化特色，其中大部分佛经后来在印度失传，中文译本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除译经外，玄奘还与他的弟子撰写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该书记述了他亲自经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都城、国家的情况，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慈恩寺还是唯识宗的发源地。玄奘除从事译著工作之外，还讲经收徒，传播佛学，与弟子窥基等人共同创立了唯识宗（又名“法相宗”或“慈恩宗”）。其重要理论有“三性说”、“五重观法”和“因明学说”。玄奘把传统的“唯识无境”明确表达为“无境有识”，更突出把“识”作为世界本体的意义。他还提出一些有异于当时的主张，给宗教实践带来新特点，视“理”为事的观点，对宋代理学家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经玄奘和窥基的阐扬，中国也涌现出一大批研究因明（印度的形式逻辑学）的学者和注疏。
唯识宗创立后，不仅吸引中国僧俗，还吸引了许多外国僧人的关注。新罗僧神防、圆测等人先后入唐，从玄奘一系受学唯识教义。神防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奉诏人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任征义，此后长期随其译经受学，是玄奘重要的弟子。圆测受学后在西明寺传授唯识教义，他的唯识学形成玄奘门下又一系统。日本僧人道昭等人受学归国后，使唯识宗在日本得到弘扬。据1995年日本宗教年鉴记载，日本唯识宗有4个宗派，10多万信徒。
四、慈恩寺的文学活动
慈恩寺不仅是佛教重地，也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俱佳的名胜之地。由于慈恩寺春有杏花、牡丹花，夏有碧荷红莲，秋有柿叶、金菊，冬有修竹，寺附近还有美丽的曲江、芙蓉苑风景区，因此许多文人墨客游历于慈恩寺，吟诗作赋，交流情感，甚至寄住寺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作品。诗人韦应物在《慈恩精舍南池作》中描写道：“重门布绿荫，菡萏满广池。石发散清浅，林光动涟漪。”白居易有“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裴回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刘得仁也有“何处消长日，慈恩精舍频。僧高容野客，树密绝嚣尘。闲上凌虚塔，相逢避暑人。却愁归去路，马迹并车轮”等诗句。
与慈恩寺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文学体裁是唐诗。慈恩寺成为著名景点后，凡来长安的诗人都要游寺登塔凭眺风光，并吟诗抒发情感，因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张景源曾吟：“飞塔灵宵起，宸遨一届焉。金壶新泛菊，宝座即披莲。就日摇香辇，凭云出梵天。祥云与佳色，相伴杂庐烟。”杜甫吟到：“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更为著名，诗云：“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弛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而另一位诗人卢宗回云：“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寒光摇藻井，玉峰晴色上朱阑。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诗歌还带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岑参《雪后与群公过慈恩寺》中写道：“乘兴忽相招，僧房暮与朝。雪融双树湿，纱闭一灯烧。竹外山低塔，藤间院隔桥。归家如欲懒，俗虑向来销。”李频《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云：“帝里求名老，空门见性难。吾师无一事，不似在长安。”杨巨源也有“白法知深得，苍生要重论。若为将此望，心地向空门”的诗句。这些诗歌大多抒发了习佛悟禅、追求淡泊宁静的意境。寺内一些僧人也善诗文，高宗时有慈恩寺沙门《和御制游慈恩寺》诗一首：“皇风扇祗树，至德茂禅林。仙华曜日彩，神幡曳远阴。绮殿笼霞影，飞阁出云心。细草布慈泽，恩光重更深。”很多僧人与诗人经常互酬交往，如贾岛在《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中云：“闻说又寻南岳去，无端诗思忽然生”。有些僧人还擅长传经讲道，更使往来的文人学士为之心服，如李洞曰：“贾生耽此寺，胜事人诗多。”
除大量的唐诗外，还有一些跟慈恩寺有关的散文小说，此类作品多见于《太平广记》。其中一篇记述了一个善于面相的慈恩僧的故事：唐德宗时，王蒙与赵憬为布衣之旧，一日偶到慈恩寺，有位善占相的僧人告诉他“他年得当一年边上御史”，蒙听后大笑而归。翌日，赵举荐他为御史，后因裴延龄与赵憬布有隙，未成。赵死后数年，王蒙才被授御史。此外，传说慈恩寺还发生过一些趣事或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如《慈恩塔院女仙》说：太和二年的一个月夕，慈恩寺塔院忽然有一个美妇带着三四个奴婢，绕佛塔言笑，并题诗于北廊柱上，诗曰：“皇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完后，美妇变成白鹤飞走，但书迹至今尚存。
五、慈恩寺的艺术活动
慈恩寺中保存过许多唐代的雕刻、书法、绘画作品，它们体现了辉煌的唐代艺术。其一，大雁塔的底层南门门楣，有唐代线雕画，两侧镶有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撰文，共781字）和《述三藏圣教序记》（唐高宗撰文）两碑，东侧碑文从右向左读，西侧碑文自左向右读，别具一格。其书法融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为一体，疏瘦劲练，遒健雅丽，丰艳流畅，是褚遂良楷书的代表作，至今字迹清晰完好。其二，因玄奘请求，唐高宗特意撰写并亲书《慈恩寺碑》，刻石后送至慈恩寺。“帝善楷、隶、草、行，尤精飞白。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并穷神妙。观者日数千人”。碑的四周均有雕刻装饰，碑侧阴刻富于变化的蔓草花纹，碑额刻有盘曲有力的蟠螭，碑座的天人乐舞造型优美生动。其三，塔的底层西门门楣上雕有《释迦说法图》，两边坐着听讲的菩萨，其面部表情、衣着服饰及背后的景物都刻得清清楚楚。门框上的天王力士像，仅靠脸部轮廓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显得活生生的。此外，佛殿的柱、枋、斗拱、椽檐以及前面的台基、两侧的回廊，也都刻得精确而清晰，成为研究唐代建筑难得的图案。
慈恩寺曾吸引众多的文人艺术家在寺内殿廊进行艺术创作。如郑虔利用寺院的柿叶进行书法、绘画创作，并在柿叶上题诗，唐玄宗称之为“郑虔三绝”。慈恩寺内还有不少壁画、壁刻，《历代名画记》多有记载。如尉迟乙僧曾在慈恩寺画大悲观音像，即千手千眼观音像，塔西还有他画的湿耳狮子，正在昂首仰望云中蟠龙，神态惟妙惟肖。唐代画家尹琳善画佛事、神鬼于寺壁，在慈恩寺留下多处壁画，如寺塔下南面师利普贤画得极妙。院内东廊从北第一房间南壁，有韦銮画的松树；中间及西廊有李果奴画的《行僧》。此外，王维、毕庶子、郑光文在慈恩寺东院各画一小壁，其鬼嗔神怒，云飞水动，各具千秋，时号“三绝”。盛唐时期，随佛教兴盛，寺院壁画也步人鼎盛时期。
慈恩寺还有集会、斋会等活动，尤其是戏场格外引人。唐中叶后，“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唐宣宗时，万寿公主不顾驸马的弟弟——郑岂页病危，仍到慈恩寺去看戏，“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宣宗大怒，立召公主人宫。公主来后立于阶下，哭泣着向皇上道歉。从这则史料可知：慈恩寺建有戏场。唐代的戏场内演鱼龙、百戏、傀儡、俳优、歌舞、杂技等各种节目，常常吸引很多人，而且由于慈恩寺的威望而水平不低，连皇室成员都很痴迷。这些戏场既丰富了唐人的生活，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
六、慈恩寺与唐人生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慈恩寺与唐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唐代289年间，数以万计的佛教徒曾在慈恩寺居住过。现实生活的失落感使很多人到宗教世界寻找心灵的寄托，观世音、弥勒佛等佛教救世主和“轮回说”、“善恶报应”等佛教理论为民众提供了精神慰藉，礼佛成为皇室士庶共同的活动。《宋高僧传》中记载了众多高僧在慈恩寺的事迹，如高僧义忠在慈恩寺阐释教义，还著有《成唯识论纂要》、《成唯识论钞》等多部书。“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唐德宗十九年，僧寂默“往慈恩寺请行翻译事，乃将法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六尘献图》，帝悦，檀施极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
除吸引佛教徒以外，慈恩寺对上流社会、达官新贵的生活也往往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雁塔题名了。唐代科举考试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当时明经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则为百分之一二，考进士的艰难增添了考中者的喜悦心情。据《南部新书》说：“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世慕效之，遂成故事。”《刘宾客嘉话录》则说：“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以为故事。”管此举始于何人，自唐高宗神龙之后，雁塔题名成为惯例。考中进士的人集中到慈恩寺题名，先推选擅长书法的人把考中者的姓名、籍贯和及第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他日若有人做到卿相，还要将姓名改成朱笔书写。白居易27岁考中进士，同时及第有17人，他最年轻，所以得意吟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及第也曾题名于此。唐昭宗时进士徐夤《曲江呈诸同年》诗云：“金榜连名升碧落，紫花封敕出琼宫。……好是慈恩题了望，白云飞尽塔连空。”这些诗句都说明当时人们对雁塔题名的重视。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成四韵》中云：“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诗中反映了作者的羡慕之情，从中得知塔院这间小屋也是唐人题名之处。后来的雁塔题名并不限于新考中的进士，题名也并非都在塔上。
唐代雁塔题名的规模虽不大，但对追求名望的士大夫、文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现象后人沿袭成风，诗人逸士亦皆效仿，至清代风气未改。现在，慈恩寺还保存了不少题名的碑石。
当然，慈恩寺与普通人的生活也有关。如唐朝人悉爱牡丹，慈恩寺的牡丹以“早、奇、多”闻名，赏花者络绎不绝。每到花开时节，慈恩寺一带挤满了赏花的人群，所以，以牡丹为题的诗作也很多。白居易的“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将唐人爱花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唐权德舆则细致描述了慈恩寺的牡丹：“艳蕊仙房次第开，含烟洗露照苍苔。庞眉倚仗禅僧起，轻翅萦枝舞蝶来。独坐南台时共美，闲行古刹情何已！花开一曲奏阳春，应为芬芳比君子。”唐裴贎曾题诗一首于佛殿东颊唇壁上，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和年间，文宗路过该寺见到这首诗，久久吟玩，并令宫嫔诵念。傍晚时，六宫已传遍。唐武宗会昌年间，有朝土数人观赏慈恩寺东廊院的牡丹，慨叹世上有浅白、深紫的牡丹，却从未见过深红色的牡丹。有位老僧听见后说：“怎么没有？只是你们未见而已。”经众人央求和保证保密，再经一夜等待，老僧才引他们入一小堂深院。院内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朝露犹存，众人纷纷感叹赞赏，直至日暮方才不舍而去。后来，有几个少年邀请老僧到曲江赏花，暗地里则派人进院掘花并装走。等老僧得知情况后，坐中少年才徐徐对老僧说：“想看你的名花，又怕事先告诉你不舍，留下黄金三十两，蜀茶二斤，做为补偿。”看来，唐朝人对牡丹有着特殊的嗜好，有时一掷重金也毫不吝惜。因此白居易慨叹：“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慈恩寺不仅是一座重要的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座文化宝库，蕴含着丰富的唐代文化。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慈恩寺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但通过大雁塔和慈恩寺中保存的唐代文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联想到慈恩寺在唐代的盛况，可以更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唐文化。
七、国际关系
中国高僧留学印度，回国广译佛典贡献最大，在千余年前最为国际所推崇的有三巨人，即晋时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法显游印往返十五年，所著有《海国志》亦名《游天竺记》；玄奖游印往返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义净游印往返二十五年，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求法》、《高僧传》。这几种名著早为欧西各国所翻译，且为世人所重视，而玄奘三藏尤为印度及各国所特别尊敬。奘师在印度学府那烂陀寺戒贤论师处学习经论五年以上，又遍游五印参访大德，将回国时，戒日王为设无遮大会于曲女城，奘师依照因明三支即佛教逻辑立真唯译量悬于大门经十八日，印度大小乘师，无人能更易一字。因此在会万众，尊称奘师为“大乘天”。当时戒日王坚请奘师乘大象巡绕会场一周，以志光荣。奘师回国后，毕生精力贡献于翻译佛典，对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成就可称第一。
日本僧人道昭、智通、智达等先后来中国留学，亲受法相宗于玄奘，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回国宏扬此宗。其后日僧元访游学于玄奘的法孙智周。现据最近1955年闩本《宗教年鉴》记载，日本法相宗现有四个宗派，有86个寺院，有一个学院，信徒有12万多人。故知日本相宗，亦是玄奘的余光。欧阳大德曾为奘师作赞有云：“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孑影西征，百二八国，弘始前骖（指法显），开历后翼（指义净），竺梵支文，斯轨斯式……”，观此可知奘师的伟大。最近中国佛教代表团达赖、班禅两大师访印，以玄奘顶骨舍利礼赠印度，由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受礼大会，同时参礼奘师当年留学的那烂陀寺故址，中国代表还赠予30万元，以作协助在那烂陀寺故址建设玄奘纪念馆的经费，这更可加强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将来印度那烂陀寺纪念馆与中国慈恩寺纪念馆两地遥相辉映，有如恒河与黄河万古长流。
八、现状
解放后不久，西安市政府为了保护佛教胜迹，于1963年以来，两次重修大雁塔，改进塔内盘梯，扩建塔下四周，全部地平用大砖砌起，塔内油漆一新，庄严整洁，为从前所未有，并将殿宇一致修葺。兹将寺内现状列举如下：
1.寺址：寺周围墙略成方形，北部与太平堡相连，中隔短墙，现已开通。相传此堡亦是寺中旧址，清同治兵乱后，殿宇全毁，乡人逃归，自由在该处造房，因已太平，故名太平堡。当日建塔既称“改就西院”，今塔在大院后，可知今日全寺当系当时西院地区。计寺内现共占地30余亩，围墙东西约50丈，南北亦约50丈，除殿宇塔碑等所占外，宇内可种植的地约有十余亩。
2.殿宇：山门三间南向，中间横额石刻“大慈思寺”四字，门内金罡殿三间，现无像，中间改为门道，左右两间，各置一室；向内有钟鼓楼各一间，东西相对，中有弥勒殿三间，现无像，为文化馆展览室，室北东观音殿三间无像，现文化馆设为玄奘纪念室，西地藏殿三间无像，现文化馆设为陈列室。室北碑石丛立，皆明清举人题名和重修寺宇的碑碣。再北为一大院落，大雄殿五间，殿东边寮房六间，现为文化馆宿舍；寺厨房五间，饭堂三间，殿西边，禅堂五间，现为文化馆阅览室；客堂四间，上为方丈室五间，后知客室三间，又一小院北三间、西两间，现为文化馆宿舍和办公室。另外寺内有磨房三间，柴房三间，库房一间，雁塔茶社四间，厕所二处，各二间，共计殿宇房屋七十间。
3.经像：寺塔中下层有石佛像在玻璃龛内，最上层有一立佛石像，无藏经，大殿有三佛像及十八罗汉像，各殿所供佛菩萨像与他寺略同，大殿前东西厢房陈列玄奘三藏有关各图像及纪念品，法器钟板等略具。
4.雁塔：重修后，益显巍峨宏壮，塔内盘梯宽平易登。塔的第一层高一丈二尺，二层三丈二尺，三层三丈四尺，四层二丈四尺，五层二丈一尺，六层二丈，七层一丈六尺，最近实测由地平至塔顶共高六十四公尺即十九丈余。塔的全部建筑工程，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千余年来略无倾斜，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艺术创作，值得后人尊敬。塔下四面均有弓形洞门，门桄用青石镶成，缕刻阴菩萨像及蔓草花纹，皆优美精妙，尤以西门听刻佛说法图像，为全国艺术界所一致赞扬。
5.碑碣：塔下南门东西有“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三藏圣教序记碑”二座，皆唐代故物，均褚遂良所书，褚书拓片为全国所欣赏。殿前有“重修慈恩寺碑”五座。东边有本寺和尚小塔六座，就中多系曹洞宗派，大雄殿迤南题名碑近百座，明末时五六座，余均清代乡试题名碑，客厅前有功行碑一座。
6.僧众组织：现有僧八人，仍照佛教优良传统有主持、当家、知客等职名和职务。主持宽宗，现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主办的佛学院进修，由通玄代理。
7.生活情况：寺中僧众去年已与卧龙、兴善、木塔寺共四寺，各以寺有田产合组高级农业合作社，一年以来生活较前已有改善。
8.重修纪略：近年来市人民政府大力修缮，寺内各房均已重修。寺内设有人民文化馆并陈列六朝造像及碑碣等文物，凡由寺址所发现的古物，一一陈列，另有玄奘三藏纪念陈列室，均用以供给游人观览。
最后再述两偈以作总结：
中国慈恩寺，印度那烂陀，
钟声遥相应，文化早融和。
唐僧取经事，佳话遍娑婆。
悠悠千余载，异地用讴歌。
附：庄严寺——木塔寺
一、位置沿革
大庄严寺，一名木塔寺，在西安市西南方，距离市区约十华里，在甘家寨以南、木塔寨以北，占地面积围墙以内约五十亩。隋唐时在京城的西南隅“永阳坊”，创建于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隋初置宇文氏别馆于此，隋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寿”。宇文恺以来，城的西面有昆明池，地势微下，因奏请在寺内建木塔浮图一座，崇高320尺，周围120步，大业七年（611年）始完成。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称为“庄严寺”。但是，当时地方人民因为建有崇高的木塔，就称为“木塔寺”，连寺所在以南的地名，也随着称为木塔寨。
这寺在隋唐两代，都很兴盛。《长安志说》：“天下迦蓝之盛，莫与为比”。《陕西通志》载：殷令名题额，南门外壁，白蕃神尹琳画，中门东西壁卢棱迦画；两壁甚大。佛内藏有佛牙，象国沙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豫章王日束自扬州持入京，文帝令置此寺。玄奘法师曾小住过庄严寺。现寺内古大雄殿地址前，倒栽槐二株，相传为玄奘法师手植。
二、古迹文物
佛殿僧寮，现有窑洞三面，前面有东西厦房各三间，正洞中供有西方三圣像三尊，高约七尺。碑记文物现存有清代重修碑大小七块：清康熙三十八年七月重建庄严玄寺田免役记；清康熙三十八年九月魏公功德碑；清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木塔寺后阁碑记；清康熙五十五年，重兴庄严寺碑记；清康熙岁次已酉三月重修庄严寺碑记；清嘉庆十三年重修庄严寺后阁记；清光绪十八年常住清规碑（此碑嵌在窑洞墙上）。
三、现在状况
千余年来，劫尘浩荡，沧海桑田，几经变迁，尤其是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干戈扰攘，焚毁破坏。今日寺内，除残存的佛阁痕迹外，木塔早已颓废，全部殿宇建筑、昔日富丽辉煌俱已化为瓦砾，原有三个窑洞，仅系古代遗物，现在旧法堂原址上由西安市建设局苗圃新建安架房五间，向东建新房三间，再向东边，义新建高楼五间，火房一间。目前僧众组织，有主持常清和尚，监院愿西等，常住三人，俱已参加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生活均相对提高。
“编者按”康寄遥是陕西著名居士，在陕西省佛教界有着深远影响，此稿是其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著“三亲”史料，其文中未涉及的部分也未加增补，以保持原作风貌。
一、位置
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寺内有塔名大雁塔。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宗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环顾四周，最近所建红楼绿阁栉比林立，胜地名区，可称稀有。
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唐时京城分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宫城、皇城居外廓城中央的北部，皇城南垣距外廓城约十里。《长安志》载：今省城南西两城垣即唐时皇城旧址，故知寺在当时京城内。
二、沿革
寺创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初名无漏寺，唐武德元年（618）已经残废，至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在东宫作太子时，因生母文德皇后早逝，为补报慈母大恩，再建此寺，故名大慈恩寺。当时寺在晋昌坊（亦称进昌），当大明宫正南方，高宗每日朝夕向含元殿遥望慈恩礼拜。
当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法师由印度归，先在宏福寺（旧址在西安西关内大路北苗圃东，现只留有土堆）翻译经典，其后高宗在慈恩寺设翻经院，这是国立的译经道场。当时寺内重楼复阁，凡十余院。所有殿宇僧房总计1897间，床祷器物备皆盈满。并有敕旨，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共襄寺务，恭送玄奘法师移就翻译，仍当寺任，故玄装当时奉令任慈恩上座。当奘师升座的时候，由宏福寺恭送到慈恩寺，仪式隆重空前稀有，详见传记。自高宗永徽五年（654）有旨度窥基为僧，基师是奘师的高足弟子，同住慈恩，师资唱和，因此，法相惟识、因明诸经论，在慈恩次第译出，宣畅海内，在中国佛教界起了极大作用。原来玄奘回国后，国家为设译经场共有三处，初在宏福寺，为时较短，次在慈恩，为时最久，又次即玉华宫，后因在宫译经，高宗改为玉华寺（在渭北宜君县西南）。但当时在玉华译经，亦时返慈恩，最后在玉华把大般若经六百卷译完，对于宝译只译十数纸，不久便在玉华圆寂。奘师于贞观三年往印度游学，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毕生献身译界，高宗麟德元年（664）圆寂，共译经1335卷，计七十四部，自著五种，现存《大唐西域记》及《八译规矩颂》两种。他在世界旅行家中，在中国翻译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极其伟大的人物。
当永徽三年（652）奘师欲安置由印带回经像舍利，因就寺西院造塔，初欲用石造，以期永固，后因工巨，恐难成就，改用砖造。塔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塔高一百八十尺，初惟五层，各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塔是土心砖表，初无盘梯。至武后长安元年（701）五层塔摧倒，天后和王公施资改造为十层，内部改作空心，可便登临。又经兵火以后，改建为七层，唐岑参与杜甫、高适诸人于天宝十一年（752）登慈恩寺塔诗内有“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奘师塔铭也说雁塔是七层，这说明千余年前早已改为七层了，塔下层南门东西龛内，有两石碑，东边是永徽四年（653）十月唐太宗御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西边是永徽四十二年唐高宗御撰的“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皆是中书令褚遂良所书。相传两碑皆为玄奘所手植，今犹完整。西边碑因欲与东边碑相对，故采取文字自左向右读的体裁，这也是古碑中的特例。碑面四周的雕刻也是唐代的优秀作品。奘师初建塔时本称经塔，其所以叫做“雁塔”，据《天竺记》说：“达亲国有迦叶佛伽兰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奘师游印曾见此塔，当取此义。后来因对小雁塔，故名大雁塔。
旧传唐代有进士“雁塔题名”盛举，其碑今皆无存。现在大雄殿迤南题名碑将近百座，都是明清两朝，新举人仿进士题名故事，刊名立石，也叫雁塔题名。相传，唐时在雁塔题名的同时，有曲江设宴，所谓“曲江流饮”，也是关中八景之一。今曲江早涸，寺前即曲江故址。有一小石桥，初名“遇仙桥”，后改称“慈航桥”。大雁塔春节庙会今犹按年举行。
唐末五代战事频仍，殿宇多受摧残，至宋神宗熙宁中（1068—1077），富民康姓遗火，经宵不灭，损失最巨。宋明以来，京都均不在长安，所有唐代胜迹，亦就湮没。明天顺间（1457—1464），清康熙、道光、同治、光绪间（1662—1908）先后曾重修，大都补缮旧塔破殿，保存古迹而已，所有唐代寺前流畅泛舟的曲江，早成陆地农田，雁塔周围的楼阁，早成瓦砾荆棘。当1931年朱子桥募款重修殿寮和雁塔并添建观堂一座，其时请太虚大师于开光时在寺讲弥勒上生经，并由太虚大师领导，在寺创设“慈恩宗学院”，由朱子桥、杨虎城两将军合力资助，学院以后移于兴教寺。宝生和尚经修殿宇，曾立有碑。今回忆唐时盛况，不胜感慨。
三、慈恩寺的佛教活动
慈恩寺作为皇家寺院，与唐代佛教关系密切。玄奘在贞观元年（627年），前往印度取经，贞观十九年（645）年带着657部梵文经典返回长安，受到太宗和高宗礼遇，被任命为慈恩寺上座，并主持寺务。史载玄奘升座时的迎送仪式由官方负责，仪式空前隆重。太宗敕令太常江夏王李道宗率领宫廷的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本县音乐，加上各寺的幡帐之类，力求壮观。……太子卫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率领东官兵充当杂役，太宗敕令御史大夫李乾□任大使，与武侯大将军共同维持秩序，太宗率皇太子和后宫嫔妃等在安福门城楼上手执香炉迎送。当经本、佛像送到慈恩寺门，赵国公长孙无忌、英国公李勋和中书令褚遂良手执香炉引入寺内，安置正殿，并在殿庭内演奏九部乐、破阵舞和百戏，场面极为壮观。
为了表达对玄奘的尊重和对佛教的支持，唐太宗和高宗不仅多次驾幸慈恩寺，而且还分别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高宗还为其撰写御制碑文，在慈恩寺为皇太子李弘“设五千僧斋，人施布帛三段，敕遣朝臣行香”。之后，佛光王出生、满月、周岁等众多庆贺活动也都与慈恩寺有关。唐高宗以后，还有不少皇帝去过慈恩寺或在此举办过活动。例如，中宗景龙时“秋登慈恩寺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太和年间，唐文宗驾幸芙蓉园，路过慈恩寺。穆宗继位后，对慈恩寺进行大规模的装饰，并让吐蕃使者来观看。懿宗诞日时，在慈恩寺举行盛大的宴会。此外，唐朝政府还在政策上对慈恩寺大力扶持，慈恩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即使是在唐武宗会昌灭佛期间，慈恩寺也未受到冲击。因此，该寺一直保持着显赫的地位。
在玄奘等人的努力下，慈恩寺成为唐代规模较大，设备齐全，组织完善的译场。玄奘自永徽元年（650年）到慈恩寺后，便“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高宗为太子时，曾派人帮助法师译经。“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颓、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慈恩翻译堂中壁上，画着“古来传译缁素”的画像，曾在玄奘译场任“缀文”、“征义”的简州福聚寺的靖迈，将每位翻译家的事迹“撰成《图记》，题于壁上”。二十年间玄奘等人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其中41部是在慈恩寺翻译的。由于玄奘通晓梵文，又精通中文，翻译忠于原意，文笔流畅典雅。就其翻译的经文本身来讲，具有了中国文化特色，其中大部分佛经后来在印度失传，中文译本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除译经外，玄奘还与他的弟子撰写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该书记述了他亲自经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都城、国家的情况，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慈恩寺还是唯识宗的发源地。玄奘除从事译著工作之外，还讲经收徒，传播佛学，与弟子窥基等人共同创立了唯识宗（又名“法相宗”或“慈恩宗”）。其重要理论有“三性说”、“五重观法”和“因明学说”。玄奘把传统的“唯识无境”明确表达为“无境有识”，更突出把“识”作为世界本体的意义。他还提出一些有异于当时的主张，给宗教实践带来新特点，视“理”为事的观点，对宋代理学家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经玄奘和窥基的阐扬，中国也涌现出一大批研究因明（印度的形式逻辑学）的学者和注疏。
唯识宗创立后，不仅吸引中国僧俗，还吸引了许多外国僧人的关注。新罗僧神防、圆测等人先后入唐，从玄奘一系受学唯识教义。神防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奉诏人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任征义，此后长期随其译经受学，是玄奘重要的弟子。圆测受学后在西明寺传授唯识教义，他的唯识学形成玄奘门下又一系统。日本僧人道昭等人受学归国后，使唯识宗在日本得到弘扬。据1995年日本宗教年鉴记载，日本唯识宗有4个宗派，10多万信徒。
四、慈恩寺的文学活动
慈恩寺不仅是佛教重地，也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俱佳的名胜之地。由于慈恩寺春有杏花、牡丹花，夏有碧荷红莲，秋有柿叶、金菊，冬有修竹，寺附近还有美丽的曲江、芙蓉苑风景区，因此许多文人墨客游历于慈恩寺，吟诗作赋，交流情感，甚至寄住寺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作品。诗人韦应物在《慈恩精舍南池作》中描写道：“重门布绿荫，菡萏满广池。石发散清浅，林光动涟漪。”白居易有“慈恩春色今朝尽，尽日裴回倚寺门。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刘得仁也有“何处消长日，慈恩精舍频。僧高容野客，树密绝嚣尘。闲上凌虚塔，相逢避暑人。却愁归去路，马迹并车轮”等诗句。
与慈恩寺有关的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文学体裁是唐诗。慈恩寺成为著名景点后，凡来长安的诗人都要游寺登塔凭眺风光，并吟诗抒发情感，因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张景源曾吟：“飞塔灵宵起，宸遨一届焉。金壶新泛菊，宝座即披莲。就日摇香辇，凭云出梵天。祥云与佳色，相伴杂庐烟。”杜甫吟到：“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更为著名，诗云：“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弛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而另一位诗人卢宗回云：“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寒光摇藻井，玉峰晴色上朱阑。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诗歌还带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岑参《雪后与群公过慈恩寺》中写道：“乘兴忽相招，僧房暮与朝。雪融双树湿，纱闭一灯烧。竹外山低塔，藤间院隔桥。归家如欲懒，俗虑向来销。”李频《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云：“帝里求名老，空门见性难。吾师无一事，不似在长安。”杨巨源也有“白法知深得，苍生要重论。若为将此望，心地向空门”的诗句。这些诗歌大多抒发了习佛悟禅、追求淡泊宁静的意境。寺内一些僧人也善诗文，高宗时有慈恩寺沙门《和御制游慈恩寺》诗一首：“皇风扇祗树，至德茂禅林。仙华曜日彩，神幡曳远阴。绮殿笼霞影，飞阁出云心。细草布慈泽，恩光重更深。”很多僧人与诗人经常互酬交往，如贾岛在《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中云：“闻说又寻南岳去，无端诗思忽然生”。有些僧人还擅长传经讲道，更使往来的文人学士为之心服，如李洞曰：“贾生耽此寺，胜事人诗多。”
除大量的唐诗外，还有一些跟慈恩寺有关的散文小说，此类作品多见于《太平广记》。其中一篇记述了一个善于面相的慈恩僧的故事：唐德宗时，王蒙与赵憬为布衣之旧，一日偶到慈恩寺，有位善占相的僧人告诉他“他年得当一年边上御史”，蒙听后大笑而归。翌日，赵举荐他为御史，后因裴延龄与赵憬布有隙，未成。赵死后数年，王蒙才被授御史。此外，传说慈恩寺还发生过一些趣事或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如《慈恩塔院女仙》说：太和二年的一个月夕，慈恩寺塔院忽然有一个美妇带着三四个奴婢，绕佛塔言笑，并题诗于北廊柱上，诗曰：“皇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完后，美妇变成白鹤飞走，但书迹至今尚存。
五、慈恩寺的艺术活动
慈恩寺中保存过许多唐代的雕刻、书法、绘画作品，它们体现了辉煌的唐代艺术。其一，大雁塔的底层南门门楣，有唐代线雕画，两侧镶有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撰文，共781字）和《述三藏圣教序记》（唐高宗撰文）两碑，东侧碑文从右向左读，西侧碑文自左向右读，别具一格。其书法融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为一体，疏瘦劲练，遒健雅丽，丰艳流畅，是褚遂良楷书的代表作，至今字迹清晰完好。其二，因玄奘请求，唐高宗特意撰写并亲书《慈恩寺碑》，刻石后送至慈恩寺。“帝善楷、隶、草、行，尤精飞白。其碑作行书，又用飞白势作‘显庆元年’四字，并穷神妙。观者日数千人”。碑的四周均有雕刻装饰，碑侧阴刻富于变化的蔓草花纹，碑额刻有盘曲有力的蟠螭，碑座的天人乐舞造型优美生动。其三，塔的底层西门门楣上雕有《释迦说法图》，两边坐着听讲的菩萨，其面部表情、衣着服饰及背后的景物都刻得清清楚楚。门框上的天王力士像，仅靠脸部轮廓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显得活生生的。此外，佛殿的柱、枋、斗拱、椽檐以及前面的台基、两侧的回廊，也都刻得精确而清晰，成为研究唐代建筑难得的图案。
慈恩寺曾吸引众多的文人艺术家在寺内殿廊进行艺术创作。如郑虔利用寺院的柿叶进行书法、绘画创作，并在柿叶上题诗，唐玄宗称之为“郑虔三绝”。慈恩寺内还有不少壁画、壁刻，《历代名画记》多有记载。如尉迟乙僧曾在慈恩寺画大悲观音像，即千手千眼观音像，塔西还有他画的湿耳狮子，正在昂首仰望云中蟠龙，神态惟妙惟肖。唐代画家尹琳善画佛事、神鬼于寺壁，在慈恩寺留下多处壁画，如寺塔下南面师利普贤画得极妙。院内东廊从北第一房间南壁，有韦銮画的松树；中间及西廊有李果奴画的《行僧》。此外，王维、毕庶子、郑光文在慈恩寺东院各画一小壁，其鬼嗔神怒，云飞水动，各具千秋，时号“三绝”。盛唐时期，随佛教兴盛，寺院壁画也步人鼎盛时期。
慈恩寺还有集会、斋会等活动，尤其是戏场格外引人。唐中叶后，“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唐宣宗时，万寿公主不顾驸马的弟弟——郑岂页病危，仍到慈恩寺去看戏，“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宣宗大怒，立召公主人宫。公主来后立于阶下，哭泣着向皇上道歉。从这则史料可知：慈恩寺建有戏场。唐代的戏场内演鱼龙、百戏、傀儡、俳优、歌舞、杂技等各种节目，常常吸引很多人，而且由于慈恩寺的威望而水平不低，连皇室成员都很痴迷。这些戏场既丰富了唐人的生活，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交流。
六、慈恩寺与唐人生活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慈恩寺与唐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唐代289年间，数以万计的佛教徒曾在慈恩寺居住过。现实生活的失落感使很多人到宗教世界寻找心灵的寄托，观世音、弥勒佛等佛教救世主和“轮回说”、“善恶报应”等佛教理论为民众提供了精神慰藉，礼佛成为皇室士庶共同的活动。《宋高僧传》中记载了众多高僧在慈恩寺的事迹，如高僧义忠在慈恩寺阐释教义，还著有《成唯识论纂要》、《成唯识论钞》等多部书。“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唐德宗十九年，僧寂默“往慈恩寺请行翻译事，乃将法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六尘献图》，帝悦，檀施极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
除吸引佛教徒以外，慈恩寺对上流社会、达官新贵的生活也往往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雁塔题名了。唐代科举考试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当时明经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则为百分之一二，考进士的艰难增添了考中者的喜悦心情。据《南部新书》说：“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世慕效之，遂成故事。”《刘宾客嘉话录》则说：“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以为故事。”管此举始于何人，自唐高宗神龙之后，雁塔题名成为惯例。考中进士的人集中到慈恩寺题名，先推选擅长书法的人把考中者的姓名、籍贯和及第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他日若有人做到卿相，还要将姓名改成朱笔书写。白居易27岁考中进士，同时及第有17人，他最年轻，所以得意吟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柳宗元与刘禹锡及第也曾题名于此。唐昭宗时进士徐夤《曲江呈诸同年》诗云：“金榜连名升碧落，紫花封敕出琼宫。……好是慈恩题了望，白云飞尽塔连空。”这些诗句都说明当时人们对雁塔题名的重视。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成四韵》中云：“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诗中反映了作者的羡慕之情，从中得知塔院这间小屋也是唐人题名之处。后来的雁塔题名并不限于新考中的进士，题名也并非都在塔上。
唐代雁塔题名的规模虽不大，但对追求名望的士大夫、文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现象后人沿袭成风，诗人逸士亦皆效仿，至清代风气未改。现在，慈恩寺还保存了不少题名的碑石。
当然，慈恩寺与普通人的生活也有关。如唐朝人悉爱牡丹，慈恩寺的牡丹以“早、奇、多”闻名，赏花者络绎不绝。每到花开时节，慈恩寺一带挤满了赏花的人群，所以，以牡丹为题的诗作也很多。白居易的“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将唐人爱花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唐权德舆则细致描述了慈恩寺的牡丹：“艳蕊仙房次第开，含烟洗露照苍苔。庞眉倚仗禅僧起，轻翅萦枝舞蝶来。独坐南台时共美，闲行古刹情何已！花开一曲奏阳春，应为芬芳比君子。”唐裴贎曾题诗一首于佛殿东颊唇壁上，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和年间，文宗路过该寺见到这首诗，久久吟玩，并令宫嫔诵念。傍晚时，六宫已传遍。唐武宗会昌年间，有朝土数人观赏慈恩寺东廊院的牡丹，慨叹世上有浅白、深紫的牡丹，却从未见过深红色的牡丹。有位老僧听见后说：“怎么没有？只是你们未见而已。”经众人央求和保证保密，再经一夜等待，老僧才引他们入一小堂深院。院内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朝露犹存，众人纷纷感叹赞赏，直至日暮方才不舍而去。后来，有几个少年邀请老僧到曲江赏花，暗地里则派人进院掘花并装走。等老僧得知情况后，坐中少年才徐徐对老僧说：“想看你的名花，又怕事先告诉你不舍，留下黄金三十两，蜀茶二斤，做为补偿。”看来，唐朝人对牡丹有着特殊的嗜好，有时一掷重金也毫不吝惜。因此白居易慨叹：“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慈恩寺不仅是一座重要的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座文化宝库，蕴含着丰富的唐代文化。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慈恩寺虽然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但通过大雁塔和慈恩寺中保存的唐代文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联想到慈恩寺在唐代的盛况，可以更好地理解博大精深的唐文化。
七、国际关系
中国高僧留学印度，回国广译佛典贡献最大，在千余年前最为国际所推崇的有三巨人，即晋时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和义净。法显游印往返十五年，所著有《海国志》亦名《游天竺记》；玄奖游印往返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义净游印往返二十五年，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求法》、《高僧传》。这几种名著早为欧西各国所翻译，且为世人所重视，而玄奘三藏尤为印度及各国所特别尊敬。奘师在印度学府那烂陀寺戒贤论师处学习经论五年以上，又遍游五印参访大德，将回国时，戒日王为设无遮大会于曲女城，奘师依照因明三支即佛教逻辑立真唯译量悬于大门经十八日，印度大小乘师，无人能更易一字。因此在会万众，尊称奘师为“大乘天”。当时戒日王坚请奘师乘大象巡绕会场一周，以志光荣。奘师回国后，毕生精力贡献于翻译佛典，对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成就可称第一。
日本僧人道昭、智通、智达等先后来中国留学，亲受法相宗于玄奘，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回国宏扬此宗。其后日僧元访游学于玄奘的法孙智周。现据最近1955年闩本《宗教年鉴》记载，日本法相宗现有四个宗派，有86个寺院，有一个学院，信徒有12万多人。故知日本相宗，亦是玄奘的余光。欧阳大德曾为奘师作赞有云：“悠悠南行，五十三德，孑影西征，百二八国，弘始前骖（指法显），开历后翼（指义净），竺梵支文，斯轨斯式……”，观此可知奘师的伟大。最近中国佛教代表团达赖、班禅两大师访印，以玄奘顶骨舍利礼赠印度，由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受礼大会，同时参礼奘师当年留学的那烂陀寺故址，中国代表还赠予30万元，以作协助在那烂陀寺故址建设玄奘纪念馆的经费，这更可加强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将来印度那烂陀寺纪念馆与中国慈恩寺纪念馆两地遥相辉映，有如恒河与黄河万古长流。
八、现状
解放后不久，西安市政府为了保护佛教胜迹，于1963年以来，两次重修大雁塔，改进塔内盘梯，扩建塔下四周，全部地平用大砖砌起，塔内油漆一新，庄严整洁，为从前所未有，并将殿宇一致修葺。兹将寺内现状列举如下：
1.寺址：寺周围墙略成方形，北部与太平堡相连，中隔短墙，现已开通。相传此堡亦是寺中旧址，清同治兵乱后，殿宇全毁，乡人逃归，自由在该处造房，因已太平，故名太平堡。当日建塔既称“改就西院”，今塔在大院后，可知今日全寺当系当时西院地区。计寺内现共占地30余亩，围墙东西约50丈，南北亦约50丈，除殿宇塔碑等所占外，宇内可种植的地约有十余亩。
2.殿宇：山门三间南向，中间横额石刻“大慈思寺”四字，门内金罡殿三间，现无像，中间改为门道，左右两间，各置一室；向内有钟鼓楼各一间，东西相对，中有弥勒殿三间，现无像，为文化馆展览室，室北东观音殿三间无像，现文化馆设为玄奘纪念室，西地藏殿三间无像，现文化馆设为陈列室。室北碑石丛立，皆明清举人题名和重修寺宇的碑碣。再北为一大院落，大雄殿五间，殿东边寮房六间，现为文化馆宿舍；寺厨房五间，饭堂三间，殿西边，禅堂五间，现为文化馆阅览室；客堂四间，上为方丈室五间，后知客室三间，又一小院北三间、西两间，现为文化馆宿舍和办公室。另外寺内有磨房三间，柴房三间，库房一间，雁塔茶社四间，厕所二处，各二间，共计殿宇房屋七十间。
3.经像：寺塔中下层有石佛像在玻璃龛内，最上层有一立佛石像，无藏经，大殿有三佛像及十八罗汉像，各殿所供佛菩萨像与他寺略同，大殿前东西厢房陈列玄奘三藏有关各图像及纪念品，法器钟板等略具。
4.雁塔：重修后，益显巍峨宏壮，塔内盘梯宽平易登。塔的第一层高一丈二尺，二层三丈二尺，三层三丈四尺，四层二丈四尺，五层二丈一尺，六层二丈，七层一丈六尺，最近实测由地平至塔顶共高六十四公尺即十九丈余。塔的全部建筑工程，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千余年来略无倾斜，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艺术创作，值得后人尊敬。塔下四面均有弓形洞门，门桄用青石镶成，缕刻阴菩萨像及蔓草花纹，皆优美精妙，尤以西门听刻佛说法图像，为全国艺术界所一致赞扬。
5.碑碣：塔下南门东西有“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三藏圣教序记碑”二座，皆唐代故物，均褚遂良所书，褚书拓片为全国所欣赏。殿前有“重修慈恩寺碑”五座。东边有本寺和尚小塔六座，就中多系曹洞宗派，大雄殿迤南题名碑近百座，明末时五六座，余均清代乡试题名碑，客厅前有功行碑一座。
6.僧众组织：现有僧八人，仍照佛教优良传统有主持、当家、知客等职名和职务。主持宽宗，现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主办的佛学院进修，由通玄代理。
7.生活情况：寺中僧众去年已与卧龙、兴善、木塔寺共四寺，各以寺有田产合组高级农业合作社，一年以来生活较前已有改善。
8.重修纪略：近年来市人民政府大力修缮，寺内各房均已重修。寺内设有人民文化馆并陈列六朝造像及碑碣等文物，凡由寺址所发现的古物，一一陈列，另有玄奘三藏纪念陈列室，均用以供给游人观览。
最后再述两偈以作总结：
中国慈恩寺，印度那烂陀，
钟声遥相应，文化早融和。
唐僧取经事，佳话遍娑婆。
悠悠千余载，异地用讴歌。
附：庄严寺——木塔寺
一、位置沿革
大庄严寺，一名木塔寺，在西安市西南方，距离市区约十华里，在甘家寨以南、木塔寨以北，占地面积围墙以内约五十亩。隋唐时在京城的西南隅“永阳坊”，创建于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隋初置宇文氏别馆于此，隋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寿”。宇文恺以来，城的西面有昆明池，地势微下，因奏请在寺内建木塔浮图一座，崇高320尺，周围120步，大业七年（611年）始完成。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称为“庄严寺”。但是，当时地方人民因为建有崇高的木塔，就称为“木塔寺”，连寺所在以南的地名，也随着称为木塔寨。
这寺在隋唐两代，都很兴盛。《长安志说》：“天下迦蓝之盛，莫与为比”。《陕西通志》载：殷令名题额，南门外壁，白蕃神尹琳画，中门东西壁卢棱迦画；两壁甚大。佛内藏有佛牙，象国沙门法献，从乌踵国取以归，豫章王日束自扬州持入京，文帝令置此寺。玄奘法师曾小住过庄严寺。现寺内古大雄殿地址前，倒栽槐二株，相传为玄奘法师手植。
二、古迹文物
佛殿僧寮，现有窑洞三面，前面有东西厦房各三间，正洞中供有西方三圣像三尊，高约七尺。碑记文物现存有清代重修碑大小七块：清康熙三十八年七月重建庄严玄寺田免役记；清康熙三十八年九月魏公功德碑；清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木塔寺后阁碑记；清康熙五十五年，重兴庄严寺碑记；清康熙岁次已酉三月重修庄严寺碑记；清嘉庆十三年重修庄严寺后阁记；清光绪十八年常住清规碑（此碑嵌在窑洞墙上）。
三、现在状况
千余年来，劫尘浩荡，沧海桑田，几经变迁，尤其是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干戈扰攘，焚毁破坏。今日寺内，除残存的佛阁痕迹外，木塔早已颓废，全部殿宇建筑、昔日富丽辉煌俱已化为瓦砾，原有三个窑洞，仅系古代遗物，现在旧法堂原址上由西安市建设局苗圃新建安架房五间，向东建新房三间，再向东边，义新建高楼五间，火房一间。目前僧众组织，有主持常清和尚，监院愿西等，常住三人，俱已参加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生活均相对提高。
“编者按”康寄遥是陕西著名居士，在陕西省佛教界有着深远影响，此稿是其上世纪六十年代所著“三亲”史料，其文中未涉及的部分也未加增补，以保持原作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