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慈恩宗祖庭之一——兴教寺
一僧
兴教寺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闻名中外的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也是慈恩宗祖庭之一，所以也是我游访最重要的佛寺之一。从1995年夏季开始，我便深入调查、搜集、周咨博访、别目辨珠，不放过每一方碑石。我不知多少次去兴教寺，记得一次抄写窥基法师塔铭，紧贴塔西有一片密密的竹林，因为太阳已落了，蚊虫很多，待抄完塔铭，我的腿上，手背已被叮了不少疙瘩；有时天晚了，就住在寺院，一觉睡来，只是黎明三四点，塔铃在晨风中发出响亮悦耳的声响，我又开始翻阅校核整理碑文……辛勤与汗水使我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历史沿革
玄奘，河南偃师人，俗姓陈，名，世界著名佛学家、旅行家与翻译家。唐贞观二年（628）他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备受艰险苦累，到达印度。在印度佛教中心著名的那烂陀寺，得到当时印度著名佛教高僧戒贤法师精心指导，研读佛学百家经典，长达17年，贯通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在戒日王召集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上，以无可辩驳的论述，获得极高学术声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满载佛教经典及金、银佛像等珍品回到长安。在朝廷的支持下，他召集天下高僧、学者，于弘福寺设立译场，后译场移于慈恩寺，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翻译工作。玄奘法师精通梵、汉语言文字，又深谙佛理，译著准确详明，用了19年的时间，在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协同下，共译出佛经74部，1335卷；创立了唯识宗——唯识宗亦称法相宗慈恩宗。他自撰著作五种，特别是《大唐西域记》，翔实地保留了中亚、南亚古代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物产、民族风俗等诸多资料，成为今天研究古印度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他还将印度失传的佛学经典《大乘起信论》，由汉文译成梵文，使之重新流传印度，并把印度因明学介绍到中国，促进了我国逻辑学发展。这些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及中印文化的交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使大慈恩寺名扬国内外。
大慈恩寺位于西安南郊雁塔路南端，寺内有驰名于世界的大雁塔。唐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作太子时，为报慈母大恩，在隋建无漏寺废墟上建成大慈恩寺，该寺重楼复阁，多达十余院，占地400亩，殿宇僧房多达1897间。寺内壁画多出自阎立本、吴道子、王维等名家之手，其建筑富丽堂皇。永徽三年（652），玄奘为了安置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舍利，就在寺西院造塔，初为五层。武皇长安元年（701），此塔摧倒，武皇、王公施资改造为十层，内作空心，可登临观景，以后又经兵火，改建成七层。由于此塔仿印度经塔建造，最下一层作雁形，所以称之为雁塔，后为了区别于小雁塔，故称之为大雁塔。据史记载，唐代进士有雁塔题名的盛举。从唐至今，大雁塔也是重要的旅游胜地，文人骚客常来此登高远眺，吟咏对诗。由于玄奘同其徒弟在此译经，并创立唯识宗，因而大慈恩寺被看成慈恩宗的祖庭。
1.兴教寺——玄奘法师及弟子窥基、圆测灵骨塔所在地
唐麟德元年（664）2月5日，积劳成疾的玄奘法师在陕西省宜君县玉华宫圆寂，4月14日，玄奘法师灵骨安葬于白鹿原。举行葬礼时，长安附近五百里群众前去送葬的就有100多万人，有3万人竟寄宿墓旁。由此可知，人们对玄奘是多么敬仰爱戴啊！
玄奘葬于□河东岸的白鹿原上，灵骨之地恰与大明宫遥遥相对，唐高宗李治每每站立大明宫前遥望，常常不免触目伤情，时恸悲思。总章二年（669）高宗下诏，以隆重的仪式和宏大的场面，将玄奘遗骨迁于樊川杜曲东南的少陵原畔，移塔建寺。由于时间久远，今对当时唐兴教寺规模格局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石碑和一些资料可知，唐兴教寺规模宏大、殿宇宏伟、华丽堂皇。宋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说它“殿宇法制，精密庄严”；而明赵岖函在他的《游城南》中曰：“壁间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画地狱变相，仅存阎罗王，鬼三，大不盈尺，而狰狞之状骇人心目，亦一奇也。”大慈恩寺壁画出自当时唐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王维之手。而兴教寺作为玄奘灵骨塔所在地，且有唐皇帝题额，其壁画必然出自名家高手，可惜的是今人除从赵岖函《游城南》得知那么“大不盈尺”的一片唐人画外，那辉煌的壁画，已无从得知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塔铭与起塔并不是同一时间，建塔时间为总章二年（669），而刘轲撰文、建初书的塔铭却在文宗开成四年（839），中间整整相隔170年。在玄奘法师生平中，今存的资料关于圆寂时间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奘法师的享年却存三种说法。塔铭曰69，道宣律师所著《高僧传》曰65，慧立所著的《三藏传》则曰62.三种究竟以哪种为准，康寄遥居士在他1958年所撰写的《陕西佛教记略》（上编）中对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塔铭为69岁，按一般来说，塔铭是最具权威的资料，但建塔与刻置塔铭，其间相距达170年，连塔铭序中也说：“年岁遥远，荒凉残委。”由于时间漫长，其间“不能必其绝无传闻的差误”，所以他认为“故今应以奘师生于仁寿二年，寂于麟德元年在世63岁为正确，若以现在周岁与虚岁计，63与65，觉可通，唯对69不易通融”，因为60岁与大业十年（614）出家，年恰13，武德五年（622）受具年正21，乃至出国留印。回国译经，所有年事，大都相合。笔者将此三种情况列出，以供专家研究。
窥基（631—682）长安人，姓尉迟，字宏道，唐王朝开国功臣、大将军尉迟敬德的侄子，玄奘收为嫡传大弟子，高宗永淳元年（682）圆寂于慈恩翻译院，10天后葬兴教寺陪奘公塔。
圆测（612—696），名文雅，字圆测，新罗国王孙（今朝鲜），玄奘收为弟子，武皇万岁通天元年（696）圆寂，同年二月十五日火葬于龙门香山寺北谷并起塔，圆测弟子分得一部分骨骸盛以宝函石椁，携回长安，于终南山丰德寺东岭上起塔。据康寄遥《陕西佛寺纪略》（上编）中曰：“在塔基内安葬舍利四十九粒，于宋政和五年（1115）从丰德寺分舍利葬于奘公塔左，创建的新塔与基师塔规模无异，其塔由宋复撰并书。从公元669年玄奘遗骨迁葬兴教寺并起塔，到圆测塔公元1115年建成，中间相隔竟达464年之久。
2.“寺无僧、塔无主”那段历史
兴教寺建成约百年后，据《塔铭序》曰：“塔无主、寺无僧、游者伤目”。按这个大体时间推算：总章二年为公元669年，“百年后”大约在769年以后那段时间里。我们从769年向前追溯60多年历史，考察一下这个时期足以影响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大的自然灾害及历史事件，就会对兴教寺出现这种败落大体上得出一个答案。
公元705年，中宗反正；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肃章门之变；公元710年景龙四年，李隆基平乱；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刘志诚起义；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部攻入长安、“马嵬驿事件”、“陈涛斜之战”；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仪率师收复长安、战于渭河清渠、香积寺之战；公元758年至德三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公元764年，广德二年，关中缺粮，斗米千钱；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春大旱，京师斗米千钱；公元769年大历四年，京师大雨，斗米值八百。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战争连年，特别是“安史之乱”与“吐蕃攻陷长安”，对唐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会产生严重影响，即使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战斗、事变也都发生在长安，加之又有水旱灾害，这些必然危及影响到寺院。兴教寺是不是就毁于兵灾战火，虽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这种可能无论如何是存在的。大凡统治者，从来都是将维持其统治地位放在首位，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连皇帝、贵妃都惶惶外逃，生命难以自保，谁还又有心修茸寺院呢？百姓处于水深火热难得温饱的死亡线上，捐资建寺这种可能性自然也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兴教寺“寺无僧、塔无主，游者伤目”，也就不足奇怪了。在公元76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公元785年，贞元元年大旱，河水涸；公元788年贞元四年、794年贞元十年，接连发生的两次地震，这些都对经济文化、社会生产产生了严重影响。
历史上的灭佛，虽实施于武宗会昌五年（845），但早在敬宗、文宗时，唐王朝就有灭佛意图。敬宗李湛于宝历元年登基（825），也就是说从敬宗当皇帝已产生灭佛的意图。既有此意，虽不能马上实施，但修葺寺院自然就不会得到朝廷的支持了。鉴于以上诸多原因，兴教寺那种“寺无僧、塔无主”的荒凉境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兴教寺的历次修茸
玄奘灵骨移葬于杜曲东南的少陵原畔，建塔的时间为唐总章二年（669），而玄奘塔的塔铭却刻置于170年之后。据诸多史料记载，最早的一次修葺在唐穆宗长庆中（821），当时主持修葺塔寺的和尚法号昙景，这次修葺是一次小规模的修葺。唐太和二年（828），当时安国寺有僧义林筹修玄奘塔，同时备石准备刻铭，但塔未修毕，义林圆寂，临圆寂前，他念念不忘刻置塔铭之事，遗言于门人令检，要他一定要寻找文人撰铭。又经过10年多，到了839年，这才请刘轲作成塔铭镶嵌于塔最底层北面。这是有记载的第二次修葺，也是起塔与塔铭为什么不是同一时间的原故。
第三次当在宋元丰四年（1082），据清乾隆王昶《金石萃编）中的《玉峰轩碑记》末尾记时为“元丰四年十二月一日”（1082），当时的知京北龙图吕公，在终南山太乙湫祈祷时，途经兴教寺登至少陵原畔，南望终南，青山秀峰，下窥樊川，山水秀丽，遂命寺主僧晏静创建“玉峰轩”，并推万年令陈政举作记，此记即“玉峰轩记”。宋张礼游兴教寺时，尚用“殿宇法制，精密庄严”，八字概括描述，可见当时兴教寺的建筑群还是相当完整的。
第四次修葺是在宋政和五年（1115）。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从洛阳龙门香山寺携带回陕后葬于长安丰德寺东岭上的圆测骨骸，取出后于兴教寺玄奘塔旁起塔而动工。这次圆测塔的形状、规模与窥基塔的格局是完全一样的，塔铭由宋复撰并书。在修建圆测塔时“同时并基公塔即旧而新之”。（见《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在圆测塔铭并序中，还记述着兴教寺慈恩塔院一些鲜为人知的建筑当基、测二师塔建成后，“金轮宝铎层构双耸矗如幻，成其下各环以广庑，神像崇周左右以附……及于於塔之前，创修献殿六楹落成”，然这些均只能遗憾而已。宋张礼《游城南记》虽记于宋朝，然出游时间却是北宋元□年（1086），早于这次建圆测塔的宋政和五年（1115）29年，待到明赵岖函《游城南》又整整相隔了一个朝代。世事沧桑，看来要看到更具体的史料已很困难了。元代是否对兴教寺修葺过，由于没有确凿的资料，难以考证。1995年10月28日，笔者去兴教寺搜集资料，寺内住持常明方丈说，法堂西北角山墙顶头下压了个石碑，是元代的，经度量碑长65厘米，宽45厘米，厚13厘米，上面刻着的字外露部分是“奉政大夫华州知州刘……大元初功□兵马都元帅太师秦”，缺字处因断不敢肯定，看上去像个“主”字，是不是修葺捐款的姓名不敢肯定，但推测是有可能的。
经过元代漫长的岁月，至明赵岖函游兴教寺时，已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季四月。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兴教寺北边原上树木是相当茂密的，“乃遂东南行至庞留，……是日大雨，翌日霁。西南行，马首净无纤尘，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减山阴道上。”“行五里原尽得兴教寺。”该文涉及到兴教寺的文字如下：“游塔院，观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铭》刘轲撰，《慈恩铭》李宏度撰，俱建初书；《西明铭》，宋复撰书。吕大防所创玉峰轩，以玉案得名，当在寺后原畔，今独陈正峰所为记，在殿壁间。寺僧有穴居者。壁间嵌古殿壁一块，唐人画地狱变相，止存阎罗王；鬼三，大不盈尺，狰狞之状骇人心目，亦一奇也。”从以上文字可知，赵岖函游时，那种“殿字法制，精密庄严”已不复存在，连“玉峰轩”的情况也只能从陈正峰所撰写的“玉峰轩记”中知个大概了。然而，碑石当时尚嵌于殿壁间，而寺僧穴居窑中，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寺院败落的境况。明赵岖函在这次游后所写的“兴教寺”一诗曰：“败垣惊变相，残碣绣苔痕”，与前边文字同出一辙，给人的印象都是兴教寺已是相当荒凉了。
至清，从今存于“兴教寺钟楼中的“大唐兴教寺改建钟”上铭文得知，此钟铸于清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丁未春三日谷旦（1787），钟文为邑生员胡曰德。钟文曰：“兴教寺者，唐肃宗之所名也，原依少陵，地近樊川，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诗所谓日斜山字者是也；世远年湮不无颓败，鼎残碑裂，游者伤目”。按钟文，是记述了一个称太荣的和尚，见寺钟已毁，“不有以改之无以兴佛力，因之改建兴教寺。”这次应该说算是兴教寺从唐以来，在已掌握的资料中是一次最大的修葺了，从已知资料中，这算第五次修葺。
清同治年间，寺内除三塔外，全部建筑毁于兵火。延至民国10年（1921）兴教寺外无寺院围墙，内无殿宇僧舍，只有慈恩塔院三塔耸立于少陵原畔。
兴教寺是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所以与大慈恩寺同属慈恩宗祖庭，且当时兴教寺属大慈恩寺下院，许多大的修葺都是由大慈恩寺出资，并派僧人监修的。比如民国20年12月（1931）年立的《重修兴教寺记》的监工就是慈恩寺住持宝生，而参与最多的还有居士康寄遥。民国9年（1920）至民国11年（1922），妙阔法师来住持兴教寺这段时间，当时兴教寺有一个叫妙法法号自理的禅师住持着兴教寺，妙法的师父是应禅法师，此僧当时为小雁塔荐福寺方丈，妙法当时在荐福寺做监院或首座。民国9年（1920）前后他住兴教寺，当时兴教寺除三塔、两间破屋和数孔窑洞外，殿宇全无，当时寺院的地租种出去了，面积缩小，崖后尚有烧瓦盆瓦罐的。妙法发愿振兴寺院。据常明方丈回忆，他为了要回寺地，曾吃官司、住班房月余，后终于打赢官司要回了寺院的地。今兴教寺大殿东山墙悬挂有应公老和尚圆寂纪念匾额，上书“盘涅证果”四字，这里的应公即应禅法师，应禅法师为妙法禅师的师父。另外，应禅法师灵骨就葬埋在兴教寺山门前崖下，今尚为寺院所有的6亩地里。寺地要回后他着手准备着木料，至民国11年（1922）年前木料基本备齐，后因资金短缺，迟迟未能修建。民国11年（1922），妙阔从南方来陕，不久住持兴教寺，妙法离寺，由妙阔住持兴建起五楹法堂，这算是兴教寺第六次修葺。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对于妙法、妙阔这些历史人物，我们没有必要评价其谁是谁非，可二人之间有矛盾是应该说明的，因为在不长时间内，兴教寺住持更迭频繁，且这段时间兴教寺修葺的次数又多，不说明这些情况，这段时间的修葺是很难说清楚的。法堂建起不久，妙法复回寺住持，妙阔离开兴教寺。在妙法住持下，建起法堂前东西十楹廊房；在妙阔率寺众仝立的《重修樊川兴教寺》一碑中曰：“越年附修廊庑十楹为室”。康寄遥在他所写的《陕西佛事记略》中表述得更为清楚：“妙阔法师募修大殿五楹（即今法堂），寺僧自理修东西寮房10间”，寮房即指东西廊房十间，自理是妙法法号，这次为兴教寺第七次修葺。
第八次修葺在民国20年（1931），即朱子桥修葺兴教寺。不少史料虽提及，但都很简略。笔者1995年10月23日下午3点去兴教寺搜集资料，在慈恩塔院与菜地边的砖围墙根发现《重修兴教寺塔寺记》碑，这方碑立于民国20年12月（1931），碑文是寂圆居士康寄遥撰写，释太虚书，郭希安刻字的，在涉及到当时兴教寺情况时写道：“唯宗风久息，塔寺凋残，自民国初年仅留破屋土窑，见者伤之”。民国19年（1930）年秋，朱子桥等赈灾来陕礼塔得舍利发愿重修，于民国20年（1931）秋动工，一月后修复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及钟、鼓二楼，据塔铭记，这次修葺共用银一千八百元。现存的玄奘、窥基圆测石刻像就是当时修葺时用善士谭时钦捐的百元请匠工雕刻的。民国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阔率寺众仝立的《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碑记》在涉及这次修葺时曰：“树低枝浚，朱子桥居士来此谒塔，情愿施金补修，不日工程告竣忽然飘渺于霄汉间”，“树低枝浚”暗喻秋，与前面时间相符。
在《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一碑中，主要记述的是朱子桥上次修葺之后的又一次修葺，碑文在记述朱子桥“飘缈于霄汉间”后紧接着写道：“复戴季陶、张继待诸居士添修塔亭、围墙、山门等洵与祗圆并称兜率内院”。朱子桥1941年1月13日逝世于西安崇忠路灾童教养院（即第五救济区办公处），而戴季陶等在朱子桥修葺兴教寺之后，但此方碑在其后“功德主芳名列后”的第一个芳名主就是朱子桥，“朱子桥居士施洋壹仟捌佰元”这又当何解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历次修葺记事碑，朱子桥施洋一千八百元其数与民国20年12月（1931）所立《重修兴教塔寺记》碑中的共用银一千八百元相等，可见这个一千八百元即前边之重复记述。而这次修葺所说的“围墙”并非现有的砖围墙（砖围墙系解放后重建的），而是当时的“土坯围墙”；“塔亭”是指慈恩塔院的“大遍觉堂”，非“观景亭”（山亭）。这次修葺应是兴教寺的第九次修葺。
这次修复后，兴教寺的第十次修葺是一次来自国民党中枢的有政治目的修建，笔者将在下文“民国重修护国兴教寺揭秘”里详细记述。
4.民国重修“护国兴教寺”揭秘
妙阔主持修建起5间法堂后，不足两年，妙法复回住持兴教寺，在法堂前东西两侧，建廊房10间。仅从以上可知，兴教寺法堂及廊房均系民国建筑。为什么在众多寺院荒凉败废的情况下，而何以惟独兴教寺在城南诸佛寺中“当进庄严宏敞兴教可称第一”（康寄遥《陕西佛事纪略》语）呢？庄严、宏阔的大雄宝殿，东跨院秀丽、典雅的藏经楼，还有那延袤逶迤高大的寺院红墙，寺院东南高处的观景亭，这些对寺院规模来说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建筑群，到底又建于何时呢？多年来许多涉及兴教寺的资料均以“民国建筑”一言了之。
从前面记述，我们知道，法堂修建于民国11年（1922），以后廊房修建又晚于法堂一二年，再稍后，就是烽火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心、人力、资金都不是修寺建庙的年月，何以这里又能耗资十几万元大兴土木呢？这里一直存疑着一个谜。
1995年9月，笔者为寺院整理资料，在搜集碑文资料时，发现曾埋于停车场下多年的石碑两方，庆幸的是碑裂而碑文尚全，将浮土清洗净，又将裂碑对茬时，就得见如下两篇碑文：
重修慈恩塔院记
临潼康寄遥撰邑人宋联奎书
民国辛未秋，倭人陷辽东，嗣又侵沪，淫及首都，于是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党国先进张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觉生，皆先后来陕视察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又出具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拨□（此字不清，笔者注）反治之本原也。夫慈恩宗学传自天竺，慈恩宗名肇于震旦，大慈恩寺乃其祖庭，兴教寺者即其塔院，玄奘、窥基、圆测均生盛唐，当时建都长安，佛教各宗并振，而慈恩义学得三师之倡导，如日经天，有目共睹。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国运之兴隆，邻邦莫不倾向。猗欤休哉，何其盛也。今者塔院荒凉，触目伤怀。诸大善士乃积净资，为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门，筑院墙二百堵，并建塔亭三楹，石刻三师像各一供亭内。奘之二像承欧阳竟无居士函示即依唐画钩摹。测像则相传出于宋之塑像，此刻因之。旁题像赞各一。又别为额石五方龛菸壁。计共费工料2350圆。经始於壬申戊久乃毕工。此塔院在佛弟子习慈宗者，应视为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麦加，耶教之耶路撒冷。他日者，精蓝扩展，藉振慈恩之宗风，即以植众生之福田。而国运复兴之先声，世界大同之基础，胥在是矣，是不可以不记也。谨述胜缘，并记功德芳名於后：
张溥泉捐壹佰圆
朱子桥
戴季陶捐肆佰圆五台佛会杨子繁捐陆百元
居觉生捐五拾圆朱绍阳
又募贰佰圆井崧生捐贰佰元
邵力子捐壹佰元杨叔吉捐贰拾元
杨虎城捐壹佰圆高戒忍捐贰拾圆
陈少白捐伍拾圆雷仲南捐贰拾圆
陈英三捐贰拾圆路禾父捐贰拾圆
石青阳捐贰拾圆康寄遥捐贰拾圆
周仲良捐贰拾圆吴彬如捐贰拾圆
督工康寄遥吴彬如
主持释□□
刻字郭希安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月立石
另一方碑石为捐资碑，如下：
护国兴教寺建修大殿经楼山亭及为寺购地等捐资功德芳名以收到先后为次
蒋委员长中正贰万元，程主任潜一万伍仟圆，蒋主席鼎文太夫人壹万元，阎长官锡山壹万元，大华纱厂一万三仟圆，朱将军庆澜、石凤翔各五仟元，白主任崇禧、马主席鸿逵、川陕公司各贰仟圆。李长官宗仁、韩主席德勤、薛主席岳、陈主席仪、于总司令学忠、华峰面粉公司、秦丰面粉公司、蒋丽轩、黄主席绍、鹿主席钟麟、孙总司令桐萱、卫主席立煌、龙主席云、沈主席鸿烈、贾口峰、康寄遥、张玉山、何智圆、毛虞岭、咸阳工厂、秦丰公司、利通公司、路禾父，以上各壹仟圆。王幼农壹仟零玖拾圆，卢副部长竟群经募二仟捌佰元，石主席友三、□总司令家钰、孙总司令蔚如、李主席汉魂、李主席品、徐德一、荣昌火柴公司、秦兴煤矿公司、秦昌火柴公司、交通银行，以上各五佰元。朱主席绍良、刘级三、段日、李承顺、赵作肃、陈总司令长捷、傅主席作义、温起、凡连岭、段捷三，以上各三百元。熊主席式辉、屈映光、曾□司令万钟、张万里、黄土桐、高墨波、金城银行、王原凌□院科所杨嵩山、李润芝、成翊青、王润生、李象九、刘之武、汪女士俞村，以上各百元。金颂陶、黄主席旭初，各四百元。吕瑞英、周文达、王仲开、焦潘东、杨子功、刘芙蓉、李振翊、许庸令、刘茂恩、刘海楼，以上各贰佰元。康心如、李笑然、盛记，各五十元。朱静庵、密慈法师、陈世昌、汪乐天，各三十元。宋广静贰佰肆拾元，黄自芳五佰捌元，纪时若壹百拾陆元，顾润民、周德轩、陈昆山各贰拾元。毛念修贰佰贰拾圆，郑叶芬四百四十元，熊正平叁百肆拾圆，张绪光、夏总禹、席器材、邱玉如，共九百五十一元。王幼农、高□超、金颂陶、祁大鹏，共贰千元。以上二十八九年由程主任颂云、朱将军子桥、方秘书长叔章经手，二十九年六月后由金颂陶、高一超、康寄遥经手。
蒋长官鼎文施玉佛一尊，又水田壹拾贰亩，及立碑刊碑等功德，系三十三年汪清明经手。
民国二十八年，程公颂云发起建大殿及经楼等，并电明中央冠护国二字于兴教寺，用示拥护国家振兴佛教之微意。其因由已由程公自撰书碑文，建於殿旁，所有功德芳名尚未刊石。程公于二十九年夏迁升往渝，三十一年工程始竣，曾由经手诸人业将收支印布，然迄未上石。良用歉然。近因蒋生铭三施像施田，功德殊胜，乃商之汪清明、康寄遥、郭叔蕃数居士，将建殿、施产前后檀越合刊一石，镶于殿壁，藉以徵信，且垂永久。释妙阔附言。
松凌汪清明敬书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吉日立
以上两方碑石，第一方碑石除最末尾的主持：释××其中两字被刮划去外，整个碑文完好无损，根据诸多资料查证，被刮划去的两个字应为“妙阔”，划去的残留字迹亦可看出是“妙阔”二字；第二方碑石是捐资碑，此碑除因断裂处二三字不能辨识，其他字迹清晰无误。读完碑文，民国重修“护国兴教寺”之谜终于揭开了。
第一方碑文开首曰：“民国辛未秋，倭人陷辽东，嗣又侵沪，淫及首都，於是中枢议西安为陪都”。碑文清晰地表明了，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攻陷南京，于是才有“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之举。因有“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也才有重修兴教寺一事，显然重修兴教寺并非一件单纯的佛事，而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此之前，国民党许多要员都先后来陕视察“党国先进张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觉生皆先后来陕视察”（新修《长安县志》记载蒋介石亦曾来过兴教寺）；“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在说到“倡修慈恩塔院”的意义时，碑文曰：“反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拨□大慈治之本原也”“当时大唐建都长安佛教各宗并振而慈恩义学得三师之兴隆”“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由于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兴土木，重修兴教寺。
关于修建兴教寺的时间，在由松凌汪清明书于民国33年（1944）10月的捐资碑写得很清楚：“民国二十八年（1939）程公颂云发起建大殿及经楼，民国三十一年（1942）工程始竣”。在前后约4年的时间里，除修“院墙二百堵”外，“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门，筑二像，承欧阳竟无居塔亭三楹，石刻三师像各一供亭内”，并按照宋代玄奘的塑像样子又模仿着塑了一尊，同时还按唐代圆测像摹刻一尊，以后碑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修建的花费及捐资的人名及每人捐资的数字。
这次修建的督工为康寄遥，主持为释妙阔。第二方碑开首就介绍了修建的项目“护国兴教寺修建大殿、经楼、山亭及为寺购地”等，接着依次碑刻了以“蒋委员长中正”为首的诸多要人捐资名单及数额。这次经手，民国28（1939）、29（1940）年为程颂云、朱子桥、方叔章，民国29年6月（1940）后由金颂陶、高一超、康寄遥经手。
这次修建兴教寺的详细情况，在今立于大雄宝殿前左侧的《重修护国兴教寺碑》上有着详细的记载，碑文为“醴陵程潜撰并书”，立碑时间为中华民国29年5月（1940）。无论从修建时间，还是修建项目都是一致的。程潜在涉及所建项目时曰：“越明年夏五月无损三时，其庸一旅劳而不怨告厥成功，若大殿、若藏经楼、若山亭、若门庑，翼如轩如轮矣，为地劾其灵，山呈其秀，缭垣延袤，飞阁下临，见叶翻经牢爽日月阊阖恢弘五桂之堂，云山净明照耀七宝之殿……”。在此之前修葺了慈恩塔院三塔，碑文中亦有明确记载，“中央委员沧州张君继振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绍兴朱君庆澜与主持释妙阔呼苍龠页众擎补葺三塔”。
此后随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展开、发展，国民党当局周陵和倡修茂陵的愿望落空了，“反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倒是付诸了实施。客观地讲，民国重修兴教寺就当时实际看，主要出自当局的一种政治目的，即西安建为陪都之需要，但客观上对于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物及佛教文化、对于今天的旅游事业倒是不无裨益的。
二、1949年后的兴教寺
1.解放初的兴教寺
1949年5月，长安解放。当时的长安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佛寺自然也不例外。兴教寺围墙被淫雨淋塌，墙头的荒草在风中摇晃着，慈恩塔院地基下陷，严重危及玄奘塔、窥基塔及圆测塔；当时的藏经楼、大殿、法堂，从外面看似乎还保存完好，但里面椽檩腐朽，不少地方渗漏，明柱、门窗、楼上栅栏由于日久天长、风雨剥蚀，油漆已脱落；寺院墙上，被游人刻画或用墨，画得横七竖八。当时寺院住持是妙阔，平时住僧3～4人。全国刚解放，经济困难，一时还拿不出许多钱进行修茸。在1950年至1953年这三年里，韦村小学因校舍紧张，还曾用殿宇廊房做教室上过课。1953年春，印度总理尼赫鲁要来兴教寺参观访问，国家为了修葺刷新兴教寺，韦村小学才从兴教寺搬了出去。接着政府拨专款将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油漆一新，并于藏经楼下设置客厅，购买所需之物。
2.1955、1956年修复后的兴教寺
1955年以后，参观访问兴教寺的外宾和游客日益增多，其中不少是外国领导人。中央及省市领导也频频来寺。为了保护名胜古迹，适应外事活动的需要，陕西省及长安县党和政府，对兴教寺的修复非常重视，1955、1956年对寺内殿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后，兴教寺焕然一新，更显肃穆、庄严。
修复后的兴教寺，寺内殿宇约占地8亩，果园、菜地占地10亩，共有地18亩；寺北崖下窟洞有一清泉，为饮用及灌溉法堂后的菜园提供了方便。
兴教寺的建筑群当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慈恩塔院；二是藏经楼；三是大殿法堂与廊房。
慈恩塔院位于大雄宝殿西边，古柏丛中，屹立着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塔北有塔亭5间，西边靠塔亭有僧房1间，亭内有玄奘、窥基、圆测三师石刻画并赞，当时镶嵌于石壁间，三师像赞为欧阳竟无大德所撰，是欧阳竟无、朱庆澜（即朱子桥）、叶恭绰等所书。太虚法师1931年书的《重修塔寺碑》亦放置于内。此外还有1931年的重修慈恩塔院碑。这两方碑的碑文都是寂圆居士撰文，重修慈恩塔院碑为宋联奎书，塔亭西僧房供奉有铜塑檀佛立像，为六朝北魏时造，是佛化社送寺的。
藏经楼位于大雄宝殿以东，开有月亮门的院墙使其与大雄宝殿相隔成另一院，院内茂密的竹林丛中屹立着藏经楼，上下8间，楼下供奉有缅甸国赠送的玉雕佛像一尊，高约2尺，此佛供奉于尼泊尔国所赠送的木刻佛殿内；殿楼上悬挂有民国庚辰年程潜书的“藏经楼”匾额，楼上藏有几千卷经书珍本。1959年政府送经橱四座、影印宋碛砂藏经两部（有缺本）；另外还存有支那内学院刻印的经论全部，尤以巴利文《贝叶经》最为珍贵。
以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及东西廊房为中轴线的建筑群，成为兴教寺另一部分。山门分东、西、中三洞，其中中间大门为最高，等高的两个小门紧贴大门分置两边，形成“山”字。大门顶刻有“护国兴教寺”，东小门顶刻“妙相”，西小门顶刻“庄严”。再东有一便门供人行车过。从山门入内，路两旁东西有钟、鼓二楼，台阶上坐落着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前悬挂的牌匾有康有为手书的“兴教寺”及张继手书的“慈恩塔院”。当时大殿内供奉的佛塑为千佛绕细心卢古铜像一尊，为元代铸造，1958年，由人民政府送寺。该佛像高达七尺，重达2700斤。法堂为5间，内部摆设为中间3间法堂，法堂供奉释迦牟尼塑像一尊，铜佛像一尊，此佛像是1926年左右在西安铸造的；石刻金刚经镶嵌于墙壁，为张朝墉恭书、朱庆澜募刻的，法堂前东西各有廊房5间。
另外法堂东有厨房3间，寺后崖下有土窟3孔，中洞供佛像，西洞养畜，东边土窑内有小泉，寺外东边高处，有一小山亭，人称“观景亭”，亭下为砖箍洞，亭顶覆瓦，此山亭与大殿、经楼同时建造。1956年左右，兴教寺内殿宇、经楼、僧房及山亭和应用之房，共计约20余间，对于殿宇经政府迭次修整，已全部油饰庄严。当时寺内常住僧6人，妙阔为住持，他曾任陕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法因任监院。由于僧人经常劳动，养耕牛2—3头供役使，政府按时给予照顾，生活较前普遍提高。
3.慈恩宗兴教寺的辉煌时期
（1）1996年的兴教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随着改革开放，国外佛教僧团的友好访问日益频繁。经济方面，政府对寺院实行了“以寺养寺”的方针政策，调动了僧人的积极性。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老当益壮，在寺内加强管理，创办各种旅游设施，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兴教寺参观，使寺院经济长足发展，寺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僧人的生活条件；殿宇僧舍的增加，使寺院更显恢弘，更具吸引力，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慈恩宗兴教寺步人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
截止1996年底，寺内有卧佛殿7间，法堂5间、东西廊房10间，大殿五转7间、藏经楼上三下五8间，又廊房6间、禅堂3间、斋堂3间、僧房10间、砖箍窑洞10孔、灶房3间、库房3间、小汽车房1间，法物流通处4间、库房、客房8间，塔院大遍觉堂3间，钟鼓楼上下两层共4间，方丈室上下两层共12间，共合计109间。新增加殿宇僧舍84间；加固了塔院的地基，修葺大殿、藏经楼等殿宇、僧舍达四五十间。同时将所有殿宇、僧舍修复一新，大雄宝殿、法堂、塔院三塔、卧佛殿等地面全部用大理石方砖漫铺，并修了水塔管道，重新安装了大功率变压器，办起了为方便旅游的法物流通处。
特别是修建的卧佛殿，雄伟高大，金碧辉煌，仅此一项日本法相宗药师寺就捐资120多万元人民币，香樟木卧佛像是浙江工艺师根据四川大足山上石刻佛雕刻的，用樟木达30多方，以每方2000元的运费从南方运回，仅运费就用去6万元，另外还在卧佛殿前安置“万年宝鼎”一座，连同石莲底座子达2万元。卧佛殿、香樟木卧佛、万年宝鼎共用资130万元人民币。
1992年孟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20周年之际，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会赠送樱花树400株栽植于兴教寺，并在樱花园中树起“中日永远友好”纪念碑，成为寺院中一个别具特色的旅游景点。这一系列巨额资金，除极小一部分国家资助外，其余全部来源于寺院经济。从1982年至今，用于兴教寺殿宇、僧舍及美化环境等项开资已超过350万元人民币。
1998年7月28日至10月初，又对山门西42.5米的院墙重新修建；对坏损的经楼大梁加固，顶棚重修。兴教寺于1998年3月份拆去民国修建的低矮的钟鼓楼，向东西两边扩放，建起宏伟壮丽的层层钟鼓楼，钟鼓楼于同年6月底完工。钟楼下层放置韩国赠送的3.7吨大青铜钟，二层放置自铸的千斤大铜钟，并购大鼓一个放置于鼓楼。同时于大雄宝殿前两侧建起水磨砖碑楼，将程潜撰文的《重修护国兴教寺》碑与樊耀亭撰文的《长安兴教寺记》巨碑矗起，并将有关碑石珍藏于阴。
（2）兴教寺下院——西山寺的创建与发展
西山寺位于沣河东、西户公路西北。据《长安县志》载：“西山寺，在西乡黄堆潭，去城三十五里，山门外有圣女泉，即今黄堆潭也。”据西渠村曾在解放前黄堆小学任校长的林凤祥老人回忆，解放前寺院内还有红御棍十几根，大佛殿高大雄伟宏阔，朱红明柱搂粗，殿宇七檩六椽，其间口之阔可想而知；殿内墙壁彩画，雕梁画栋，十分壮观。仅山门口的石狮子一个就重约6000余斤，两扇石门半人多高。此外殿内还有大铁钟、石碑等。据老人回忆：清同治年以前，这座面西坐东的寺院还有7间大殿、5间大雄宝殿，6间廊庑、3间斋堂；寺院共有地120余亩，南北各有一井，供灌地及人畜饮用；寺东南角有十三层佛塔一座。寺院毁于清同治年间兵乱（1865），以后修复大佛殿5间，山门房、库房各3间，斋堂2间，解放前人们所看到的大佛殿，即修复后的5间佛殿，石碑、铁钟和石门、十条御棍，很可能是当时的遗物；住寺名僧有常来、圣通、广信等法师。如此规模的寺院在城南也算屈指可数，遗憾的是年久失修倒塌拆毁，木料改作它用，至1983年已是荒凉一片。
由于碑石、铁钟失传，具体的建寺年代今尚难确定，但一般都认为是646年，而这一年恰好是玄奘从印度归来的第二年。史载玄奘西去印度，从长安出发，第一站在此歇息饮马。当时这儿有一泉，称圣女泉，岸上树茂林密，潭中碧波粼粼，风景十分幽雅，玄奘取经回长安后，奏准朝廷修建了西山寺，据传寺在唐时称中海西山寺。当时朝廷为保护寺院，发给寺院36条御棍，解放前所存的十条即此。
今称黄堆潭的水面，过去称为圣女泉。至今关于此潭的传奇故事在这儿还流传不衰。传说在周代，周文王与商纣王交战，终南山上有一位神仙自此射了一箭，箭落于黄堆，谁也拔不出来。有一天，从西方来了一位莲花圣女，顺手将箭拔出，箭拔出处，水如泉涌，打着旋子，旋子中心有一朵雪白的莲花，圣女顺手将箭头上粘着的土一刮，成了一个大土堆，所以此潭又叫黄堆，由于是圣女所为，亦称圣女泉。前些年，黄堆潭还“咕嘟咕嘟”从地下冒水呢。这几年虽然冒水慢了，但这个黄堆潭依然存在。
1983年长安县为了落实宗教政策，将寺院归还僧人，由释演根住持，黄堆、七渠两村协力，重新修复了西山寺。
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常明方丈对西山寺特别关心，从寺院归还僧人到支持寺院资金多次奔走，为兴建西山寺殿堂、围墙、购买果园，就花费资金10万余元。
在黄堆、七渠广大群众及善男信女大力协助下，西山寺初具规模。现住比丘尼3人，有大佛殿5间，殿内供奉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及观音、地藏菩萨圣像。佛像雕塑精美，造型栩栩如生，佛前幡、幔法器陈列井井有条，大殿前陪殿6间，山门房3间，分别供奉韦驮、弥勒佛。另有斋堂、客房各3间，寺院墙一色新砖砌成。这些比丘尼“农禅并重”，自种地10多亩，并务有果园，仅生产粮食就达万余斤。由于西山寺因玄奘印度取经而建寺，同属于慈恩宗，且两寺关系密切，在两寺互相协商下，将西山寺作为兴教寺的下院。
三、兴教寺的佛事与外事活动
兴教寺作为玄奘法师的灵骨塔所在地，使它成为慈恩宗的祖庭之一，这确立了它在佛教界及旅游界的地位。玄奘法师独涉流沙，去印度取经达17年之久，印度夏沙王朝曾以国王礼节接待他。回唐长安以后，他又得到唐王朝的崇高礼遇和隆重欢迎，太宗皇帝为其亲写《三藏圣教序》。他著的《大唐西域记》12卷，流传于欧美和世界各国，已成为专家学者研究印度7世纪历史的宝贵材料。20世纪60年代，差不多印度每个车站都贴着今兴教寺大遍觉堂那个玄奘石刻像：玄奘背负木制背夹，里面装着经卷，背夹上挂着一盏灯，还撑着一把伞表示不分昼夜阴晴，艰苦行路。玄奘的形象、事迹，早已冲出佛教界，成为一种伟大的精神，激励着每个人。在中国唐僧取经几乎人人皆知，没有一个僧人像他这样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和这样广泛的受到人们的尊重，正因为他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所以兴教寺也就必然成为人们崇敬和向往的地方。
唐代起塔建寺以后，睿宗李旦题寺额“兴教”，成为该寺的名称。著名僧人、文人骚客、皇帝官宦都来这儿拜塔游览。至民国康有为、蒋介石、程潜、朱子桥、杨虎城等政界要人几乎无一不至此礼塔拜佛或捐款修葺。
今印度烂陀寺有中国政府捐助30万元修建的玄奘纪念馆；日本僧人道昭在唐时来中国亲学于玄奘三藏，回国弘扬法相宗于元兴寺；日本僧智通、智达入唐就学于玄奘、窥基，回国后相宗弘传；新罗圆测是玄奘的嫡传弟子，更为一般人所知晓。仅东南亚国家首脑就有印度尼赫鲁及印度王子、越南胡志明、缅甸吴努、越南南方民族联盟副主席释墩厚，斯里兰卡总理普利马达沙、日本众议院议长稻田一等来兴教寺礼塔并参观；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陪同前往。赵朴初还多次为兴教寺题额，文化艺术界名人田汉、郑振铎等也曾来寺参观。
1964年6月28日，东南亚缅甸、印度、尼泊尔、越南、老挝、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八国佛教代表团60多人来兴教寺参加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年法会；1982年10月30日，日本药师寺、兴福寺僧侣70人和中国僧侣在兴教寺举行窥基法师圆寂1300年纪念活动；1984年正值玄奘法师逝世1320周年之际，日本药师寺一行30人用宝函盛玄奘顶骨来中国，沿玄奘取经之路至新疆祭游来兴教寺，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率众僧迎玄奘头顶骨至寺，在大雄宝殿诵经纪念。1978年，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随同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到日本参观访问；1996年释常明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去韩国访问参观等，这些外事活动增进了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和友谊。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外来兴教寺旅游参观的人更是成倍增长。据新编《长安县志》“旅游外事志”，长安县各旅游点1981—1989年接待收益情况表记载，兴教寺接待人数为70.89万人，其中外宾1.79万人，接待游客居全县之首。自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兴教寺参观访问的各方代表团不下百个，有时一天就有几个国外访问团来寺。
1998年3月7日中国兴教寺与韩国佛国寺等三寺签订青铜钟接交协议；3月17日，口径1.5米，高2.73米、重3.75吨的仿韩国国宝大王神钟制成的巨型青铜钟从韩国水运口岸起运，4月8日抵达天津，6月17日运抵兴教寺；6月30日韩国佛国寺等三寺一行26人，在兴教寺举行“庆祝兴教寺钟鼓楼落成典礼暨韩国佛国寺赠钟仪式庆祝法会”。
兴教寺大的佛事活动比较多，仅传戒就达两次。1957年3月，妙阔方丈住持传戒一次，传戒人约200余人；1987年3月，常明方丈主持了授戒，参加受戒的有来自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僧人，受戒300余人。
四、寺院风景
兴教寺位于秀丽的樊川杜曲东南，“基址宏阔、地势开朗”。西望神禾，如巨龙腾飞向南；下窥樊川若画幅横展，贑河如带、漫川碧透，壮阔富丽；南望秦岭秀峰，如翠屏排列。唐代这里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望族聚居之地，地灵人杰，人才辈出。这儿景点星罗棋布，杜公祠、杨虎城陵园、华严寺、人面桃花园等，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兴教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山门雄伟，大殿、法堂恢弘庄严，经楼、大殿流丹溢彩，樱花园别具一格，闻名中外的慈恩塔院，金碧辉煌的卧佛宝殿，景点林林总总，如诗如画。
1.闻名中外的慈恩塔院
从正门以东的铁门入院，拐西，经大雄宝殿前迎面有一偏院，竹林掩映、花木扶疏，两轮月亮门顶水磨砖镌刻：“安隐”、“塔院”。院内，花圃盛开的月季花，幽香扑鼻，花圃西古柏苍郁、竹林碧翠。在古柏竹林之间，三塔作品字形耸立其间，中间最高一塔为玄奘法师舍利塔，坐北面南，塔高23米，是国内现存的一座最古的砖砌木构形塔。观其塔姿秀美而肃穆，在建筑学上有较高的价值。塔内地面一色大理石砖铺漫，供奉有清代玄奘法师泥塑像一尊，玄奘身披橘红紫边袈裟，内着黄僧衣，项挂佛珠，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塔基北，嵌有刘轲撰写的《大唐遍觉三藏法师玄奘塔铭》碑，详细记载了玄奘的生平事迹。玄奘塔前右，为玄奘大弟子窥基灵骨塔，前左为另一弟子圆测灵骨塔，两塔结构形状完全相同，均为三层，高达7米，内供二师泥塑像，外面各嵌塔铭。三塔北有大遍觉堂，雕梁画栋、红柱粉墙、小巧坚固；堂内珍藏玄奘法师像碑，为民国22年（1933）冬长安李枝生摹绘，郭希安刻，碑上赞诗为欧阳渐敬撰并书。窥基圆测像诗赞为欧阳渐敬撰，朱庆澜沐书。正中墙上悬挂着中国佛教协会1988年3月制作赠送的玄奘法师译经图，这幅图上玄奘法师居中，弟子窥基、圆测分坐两边，三人面前都放着书案和经卷，书案两边分置莲花瓶。玄奘一手执笔，笑容和蔼可亲，似乎在讲着什么；左旁一弟子好像正在阐述着什么道理，挥动的手势活灵活现；右旁的弟子正在专心听着。这是一幅十分精美的珍贵图画。另外下边镜框里有师徒三人的石刻拓印像。西墙中悬挂有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右为玄奘行程图，左为玄奘纪年简表，南墙下立有十八罗汉石刻像碑，形象生动，性格各异，颇为传神。东墙下立有新复制的《大遍觉玄奘法师塔铭并序》。
慈恩塔院，位于大雄宝殿西边，僧舍菜园东边，古柏如华盖护遮三塔，胡子金题兴教寺塔院曰：“白塔月移山字影，春松风唱海涛声。”即歌于此。塔西一片青竹，绿云朵朵，沙沙如细雨洗尘清风消暑。晨夕晚照，塔映成金。若夫至冬，雪覆宝塔，银塑玉雕，夜月泻玉，雪塔银光点点，壮丽非常。这儿地势开阔而居高，下闻村舍鸡啼牛鸣，上听塔铃叮当，“人家古寺两般声”，又似有人间天上之异感。
太宗皇帝御撰“圣教之序”，使玄奘大师之名纵贯千古，那烂陀寺廛说佛法，众僧咸服，著述之丰伟，天下敬仰，国内国外，僧人俗子膜拜礼塔，络绎不绝，无有终期。烽火沧桑千余年，惟有三塔自耸立，你会觉得它简直就是一位历史哲人阅尽人世，令你涌出无限敬仰之情。“长安苍穹宝塔涌，天下礼塔尽向东。玄奘大师世界仰，有如日月千古明。”也许你会发出奘塔阅尽千年事，宛如万卷无字书之慨叹。
2.幽雅、明丽的藏经楼
藏经楼位于兴教寺大雄宝殿以东，从两孔门额书有“清幽”“经楼”的月亮门入院，如入仙境，别有洞天。沿南北两条小径前行，两径中间夹着的花圃里的月季花，如初十左右的月亮，含苞吐辉，清香袭人。两边的冬青、水杉碧翠如玉，随风摇曳。待至藏经楼前绿荫愈深，其景愈幽。只见高台上藏经楼坐北向南屹立，一片密不透风的木竹，半掩经楼，楼东大片风竹，千竿碧玉顶擎绿云，微风吹过，沙沙若疾雨而至，经楼周围古柏树冠团团如祥云簇拥。楼北樱花园，如明霞，似散锦，楼南几十珠樱花，若彩云飞渡。置身此境，使人不由想起唐诗“竹径桃源本出尘”“人已登真竹化龙”之境界。人生尘世，几度奔波，得此宽余，几多感慨，也许会发出不知何处是仙境，原来是在此寺中之感。沉醉良久，偶仰首，但见木竹冲起的绿云隙，经楼四角上翘，凌空欲飞，一篆写楼额赫然入眼：“藏经楼、庚辰、程潜。”楼下，四周游廊，宽敞明亮，朱漆圆柱，雕花格门，庄丽清爽。经楼一层——原为会客厅，现已用大理石方砖漫过，清雅干净，明亮宽敞。迎面正中格上有醴陵程潜敬撰于民国29年（1940）5月15日，为唐三藏法师玄奘造的“八识规矩颂”，笔法有度，字迹苍劲有力。墙上悬挂着日本韩国等国来兴教寺礼塔拜佛、访问、旅游的纪念锦旗，及各种纪念镜框。顺北边木梯登楼至藏经楼顶层，楼上有1959年政府赠送的经橱四座，里面珍藏有《藏经》《续藏经》《大藏经》等经书四五千册，特别是收藏的巴利文《贝叶经》数片，被视为寺中之宝。这儿地势居高，待至楼顶眺望，环垣如带从楼下逶迤飘过，凭栏远眺，广阔樊川，苍苍茫茫，村舍如岛，阡陌纵横，贑水蜿蜒，明灭流逝于西北云雾之中；终南奇岭秀峰，状如翠屏画幅展示于前；扭头窥望，兴教寺殿宇、僧舍，尽在古木掩映之中，这儿既有寺高钟声远之景，亦可看到金乌归西天，农人回树村之趣。若夫至春，雾如轻纱蝉翼，殿阁塔楼尽罩其中，雾起翘檐龙似飞，脊上翠龙欲腾空，若真若幻，真似蓬莱仙境，那种“咫尺云山便出尘”“老僧相引入云行”之感，油然于你心头升起。时至深秋，白云跌落霜雁声，万木染朱纷落于寺，几僧扫院，彩叶飞动，流光散霞，状如彩画，备增几分诗意。明朗月夜，登楼观景，更是一番情趣，观远树月散清辉，看银盘东天徐起，待月至中天，翘檐钩明月，脊龙窥玉兔，竹林溢清辉，闪烁万点萤，夜静更深，玉露跌落有声，愈显古寺静寂；若夫风起，竹林沙沙如疾雨骤起，欧阳修的“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会油然涌入你的胸怀。当日落西天，你会吟出“遥望银辉村林后，不知明月落谁家”的诗句，也许会有“诗思禅心其竹间”的意境哲理。你若是诗人，此情此境，会使你觉得禅人其诗，备觉悠远、高雅，那样也许你就会悟出人生之前所未悟，亦或会拨亮你智慧之灯。
3.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与法堂
处在兴教寺建筑格局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与法堂，是佛教寺院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教寺亦是如此。从兴教寺高大雄伟的山门入内，左右为钟楼、鼓楼。从钟楼、鼓楼中间的道路前去，迎面即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高大雄伟，五楹结构的殿宇，四周游廊宽敞。大雄宝殿的北边，东西两边各有对称的五间廊房，中间有一宽敞的大院，大院北有一高台，高台上坐北面南即是法堂。宽阔的院子中间，广植牡丹、月季、女贞、冬青、松柏等花草树木，鲜花开放，四季常青。法堂台阶下有一道紫竹，成为一道天然绿色屏风；大雄宝殿前及左右两边，古柏参天，红枫扶疏，青竹月季映衬，环境十分优美。
大雄宝殿前右侧台阶上，树立有醴陵程潜撰并书的《重修护国兴教寺碑》，碑高260厘米，宽90厘米，为民国29年5月立石。碑文详细记载了民国28年前，绍兴朱庆澜与主持释妙阔辅葺三塔之事及民国28年（1939）程潜驻西安，倡修大殿、藏经楼、山亭、门庑之经过。左首碑楼是由原长安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樊耀亭撰文、雷珍民手书的《长安兴教寺记》碑，碑文全面记述了兴教寺的历史。碑楼左右两边，是1998年新修的钟鼓楼，大殿正中，悬挂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手书“大雄宝殿”之匾额；左首悬挂有“癸亥冬”康有为所书的“兴教寺”匾额，右首悬挂有民国23年（1934）8月沧州张继题写的“慈恩塔院”匾额。大雄宝殿两边书有瓦楞楹联：“朝诵楞严唤醒三千大千世界；暮念弥陀利益百万恒沙众生”。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己卯年长安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楚北刘宪章识，太乙山樵、董黼承书；关中王培坤刻的《游兴教寺记》石刻，刻于东墙上悬挂有“应公老和尚圆寂纪念匾”。北墙檐下悬挂有“妙阔老法师六旬晋八大庆”匾、常明方丈重修大雄宝殿纪念匾、妙阔大师纪念匾。大雄宝殿内宽敞宏阔，一色大理石方砖铺漫，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脱沙装金坐像，像高3.2米，十分精美；两侧分供十八罗汉像，为1988年雕刻，形象生动。佛像前幡幔一新，华盖高悬，法器林林总总，陈列有序。大雄宝殿为僧人朝夕诵经之处，佛会及庆典亦在这儿举行。
过大雄宝殿，越过花草树木扶疏的大院，法堂正中悬挂有辛末浴佛大兆居士夏天明敬献的“花开见佛”篆写门额。拾数级石阶，越一道紫竹绿屏，即为法堂，法堂门口左右支放的石凳，即兴教寺四至石碑。法堂西屋檐下，有一古龟趺负一石碑，此为《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碑，为民国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阔率寺众仝立，法堂为五楹一座，中间3间供奉佛祖，东西两间为僧人住所，东首即为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居室。待至法堂，只见金碧辉煌，佛像从小至大由低至高如阶级峻岭排列；供桌、香案佛龛、果盘、蜡座，井然有序，无一不是雕龙绣凤镂花刻鸟、精美绝伦工艺高超之艺术珍品。这儿供奉有高2米的唐代观音菩萨塑像、明代铜铸弥陀佛像、楠木雕刻西方三圣像，特别是那元代铜铸千佛绕昆卢古佛像，高2米余，重达2700余斤……，这些佛塑佛雕，工艺高超，宝相庄严。此外还有宋代菩萨画像、明清韦驮菩萨画像，十八观音、十八罗汉等塑像、古佛教宗派之拓片挂。特别是殿内墙壁上镶嵌的石刻金刚经，为世间罕见。这些佛雕佛塑画像、拓片、石刻，不只形象生动，工艺高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均为稀世珍宝。善男信女在这儿拜佛，众生亦可在这儿得到人文历史的熏陶及雕塑艺术的享受。如今寺门大开通天下，五洲游人觅幽来，来兴教寺拜佛、游览，人们必至大雄宝殿和法堂，因为这儿实为兴教寺人文荟萃之地，至今，连法堂两个山墙下基石也压着元代及其他朝代的珍贵石碑，足见其兴教寺文物古迹之丰富。要问此地在佛教上的地位，妙阔法师重修法堂敬献于民国28年（1939）浴佛日、今书于法堂内明柱上的瓦楞楹联就是最中肯的评价：“法海仰奘公西土亦称大遍觉、宗学宏唯识此地堪比那澜陀”。处于兴教寺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和法堂，堪称为寺中明珠之一。这儿一年四季花芳树绿、鸟鸣寺静，当人们进入这块环境幽雅之处所，“寺中新竹隔帘多”，竹声尽拂心头烦，天风吹送数钟声，“红芳静绿绝纤尘，一片幽香满院中”，顿有一种外无物累、内无妄念、清风入内、心旷神怡之感。这儿最富诗意之际当数晨昏。清晨，当西天现出铝白色，寺院、山门、经楼、三塔，在晨曦中显现出墨影，院内打板之声打破黎明的静寂，大殿、禅房灯光初明，朦胧之中，竹映松遮灯火深；若至月夜，其景更奇，有推阁僧进殿，月随人入内之趣，亦有风动影扫阶，如萤绕殿前之画。当上殿的鼓磐响起，那深沉的男低音所诵出的梵呗之声，有如美妙的无字歌响起，在朦胧的寺院上空飘散，人们似乎觉得是这声音兴起了晨风，摇响了塔铃，那铝白色的天空变成了绯红，寺院由一幅剪影，变成一幅立体的油画。
兴教寺大雄宝殿、法堂景点，该给游客有几多诗情，几多画意，几多联想，几多哲理啊。
4.金碧辉煌的卧佛殿
卧佛殿，位于兴教寺从南至北大雄宝殿、法堂之后的少陵原根，依苍苍柏丛，背风向阳，环境清幽僻静，风景优美。
卧佛殿自1982年开始筹备，由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发起。他多方奔走，不辞辛苦自筹资金，海内外佛教徒和善男信女尽力赞助，仅日本药师寺佛教界人士就捐资120万元人民币。在多方赞助下，一座富丽堂皇的卧佛殿终于落成了。1992年9月18日和10月1日，兴教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落成典礼，参加典礼的有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及善男信女600多人。
卧佛殿，坐落于法堂北崖根，背依古柏郁郁苍苍，面对层层殿宇栉次鳞比，5楹大殿宏阔壮观，前面游廊宽敞明亮，上覆金黄琉璃瓦、筒瓦合缝，寿脊雕龙刻花、海浪流云，四角上翘、凌空欲飞，精雕花格、雕栋画梁、朱漆圆柱；花格门顶有24幅佛教典故画点缀，门顶悬挂有赵朴初先生所书“卧佛殿”三字，两边分写两副对联，外副是：“古刹宏伟法相庄严般若奉纳竞瞻礼，佛天罔极神力叵测宝殿落成迎嘉宾”；内副是“释迦诞生五色光入贯太微悲心随处祥云，优填造像出迎慈尊感昭摩顶授记当来弘教法”，落款是：“新建卧佛殿佛历二五二五年四月初八日”“古禅兴教寺方丈常明祝两序执事同庆”。同时卧佛殿前还置有“万年宝鼎”一尊。此宝鼎是在兴教寺常明方丈主持下由浙江省瑞安市鲍田迅达机件厂铸造的，造价15000元，下边石莲座子5000元，铸造时间为佛历二五三七年四月八日，公元1993年5月28日。此宝鼎的设置使卧佛殿更加肃穆、庄严。
卧佛殿内，一色白大理石方砖铺漫，殿堂内，幡幔下垂，宫灯、花灯高悬。卧佛殿一侧置有大般若经经橱两个，用香樟木刻成的巨佛那样庄重、安详，简直若活佛降生。为雕刻这尊卧佛像，常明方丈派人寻买香樟木，聘请雕刻工，这种樟木香气袭人，据说是依照四川大足山上石刻睡佛雕刻的。卧佛雕刻，长9米，高2米，作工精细，金箔贴身，庄严肃穆。卧佛殿的落成，不仅为兴教寺增加了一个佛教活动场所，同时也等于增添了一个旅游景点，从而使兴教寺更加恢弘壮丽。
5.美丽的樱花园
樱花园位于藏经楼北。从藏经楼院北边月亮门入内，约走10步，左侧北边即是。比路约高出一尺多的土坎上，有一座小巧的建筑，在横叠起的两层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长120厘米，宽60厘米，厚21厘米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刚健、有力的大字：“中日友好樱花林纪念碑”，下边落款是“そふふ文化交流会，长安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立”，背面写着：“公元一九九二年际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二十周年之际受川宗央先生为会长的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会赠送樱花树四百株栽植在兴教寺内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樱花是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象征，愿美丽的樱花永远怒放，让中日友好世代相传”。结尾写“杨振中书”，无须再作详细介绍了，以上文字已经向我们介绍了樱花园修建的原因和意义。
纪念碑向北约数步的地方有一小台阶，上台阶后有一林间小径直通原根，在小径尽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纪念碑为一龟趺驮着，那石龟蚨造形逼真，碑高210厘米，宽31厘米，厚7.8厘米，碑头为二龙戏珠雕，二龙戏珠下阳阴两边均镌刻有三僧人像，碑同龟趺合在一起，通高346厘米。碑的正面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书写的“中日永远友好”，背面撰文是奈良多武峰镧足公齐佐藤宗，撰文时间为平成四年九月吉日，落款为了ジ了文化交流会会长受川宗央书，时间为“西历一九九四年甲戊九月九日古文化节建之”。
不大一块樱花园，使兴教寺景色增添了异国情调和色彩。樱花园秋夏两季，绿叶翡翠如碧玉，在绿叶的扶映下，洁白如玉的纪念碑越发显眼。崖后古柏苍青一片，崖下樱花园翠绿如云，看去相映成趣。樱花园最美为春天，樱花含苞，枝头点丹，待全开放，艳若明霞彩云，那时青竹擎绿云，古柏如华盖，映衬得藏经楼愈发秀丽壮观。游客有扶碑留影者，有樱花丛中留影者，一幅幅美丽祥和的画面留下了多少人生美好的记忆，这是人们对和平的礼赞，对友谊的讴歌。
“中日永远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愿美丽的樱花永远怒放，让中日友谊世代相传。
兴教寺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闻名中外的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也是慈恩宗祖庭之一，所以也是我游访最重要的佛寺之一。从1995年夏季开始，我便深入调查、搜集、周咨博访、别目辨珠，不放过每一方碑石。我不知多少次去兴教寺，记得一次抄写窥基法师塔铭，紧贴塔西有一片密密的竹林，因为太阳已落了，蚊虫很多，待抄完塔铭，我的腿上，手背已被叮了不少疙瘩；有时天晚了，就住在寺院，一觉睡来，只是黎明三四点，塔铃在晨风中发出响亮悦耳的声响，我又开始翻阅校核整理碑文……辛勤与汗水使我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历史沿革
玄奘，河南偃师人，俗姓陈，名，世界著名佛学家、旅行家与翻译家。唐贞观二年（628）他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备受艰险苦累，到达印度。在印度佛教中心著名的那烂陀寺，得到当时印度著名佛教高僧戒贤法师精心指导，研读佛学百家经典，长达17年，贯通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在戒日王召集的曲女城辩论大会上，以无可辩驳的论述，获得极高学术声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满载佛教经典及金、银佛像等珍品回到长安。在朝廷的支持下，他召集天下高僧、学者，于弘福寺设立译场，后译场移于慈恩寺，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翻译工作。玄奘法师精通梵、汉语言文字，又深谙佛理，译著准确详明，用了19年的时间，在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协同下，共译出佛经74部，1335卷；创立了唯识宗——唯识宗亦称法相宗慈恩宗。他自撰著作五种，特别是《大唐西域记》，翔实地保留了中亚、南亚古代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物产、民族风俗等诸多资料，成为今天研究古印度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他还将印度失传的佛学经典《大乘起信论》，由汉文译成梵文，使之重新流传印度，并把印度因明学介绍到中国，促进了我国逻辑学发展。这些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及中印文化的交流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使大慈恩寺名扬国内外。
大慈恩寺位于西安南郊雁塔路南端，寺内有驰名于世界的大雁塔。唐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作太子时，为报慈母大恩，在隋建无漏寺废墟上建成大慈恩寺，该寺重楼复阁，多达十余院，占地400亩，殿宇僧房多达1897间。寺内壁画多出自阎立本、吴道子、王维等名家之手，其建筑富丽堂皇。永徽三年（652），玄奘为了安置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佛像、舍利，就在寺西院造塔，初为五层。武皇长安元年（701），此塔摧倒，武皇、王公施资改造为十层，内作空心，可登临观景，以后又经兵火，改建成七层。由于此塔仿印度经塔建造，最下一层作雁形，所以称之为雁塔，后为了区别于小雁塔，故称之为大雁塔。据史记载，唐代进士有雁塔题名的盛举。从唐至今，大雁塔也是重要的旅游胜地，文人骚客常来此登高远眺，吟咏对诗。由于玄奘同其徒弟在此译经，并创立唯识宗，因而大慈恩寺被看成慈恩宗的祖庭。
1.兴教寺——玄奘法师及弟子窥基、圆测灵骨塔所在地
唐麟德元年（664）2月5日，积劳成疾的玄奘法师在陕西省宜君县玉华宫圆寂，4月14日，玄奘法师灵骨安葬于白鹿原。举行葬礼时，长安附近五百里群众前去送葬的就有100多万人，有3万人竟寄宿墓旁。由此可知，人们对玄奘是多么敬仰爱戴啊！
玄奘葬于□河东岸的白鹿原上，灵骨之地恰与大明宫遥遥相对，唐高宗李治每每站立大明宫前遥望，常常不免触目伤情，时恸悲思。总章二年（669）高宗下诏，以隆重的仪式和宏大的场面，将玄奘遗骨迁于樊川杜曲东南的少陵原畔，移塔建寺。由于时间久远，今对当时唐兴教寺规模格局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石碑和一些资料可知，唐兴教寺规模宏大、殿宇宏伟、华丽堂皇。宋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说它“殿宇法制，精密庄严”；而明赵岖函在他的《游城南》中曰：“壁间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画地狱变相，仅存阎罗王，鬼三，大不盈尺，而狰狞之状骇人心目，亦一奇也。”大慈恩寺壁画出自当时唐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王维之手。而兴教寺作为玄奘灵骨塔所在地，且有唐皇帝题额，其壁画必然出自名家高手，可惜的是今人除从赵岖函《游城南》得知那么“大不盈尺”的一片唐人画外，那辉煌的壁画，已无从得知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塔铭与起塔并不是同一时间，建塔时间为总章二年（669），而刘轲撰文、建初书的塔铭却在文宗开成四年（839），中间整整相隔170年。在玄奘法师生平中，今存的资料关于圆寂时间是一致的。但关于玄奘法师的享年却存三种说法。塔铭曰69，道宣律师所著《高僧传》曰65，慧立所著的《三藏传》则曰62.三种究竟以哪种为准，康寄遥居士在他1958年所撰写的《陕西佛教记略》（上编）中对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塔铭为69岁，按一般来说，塔铭是最具权威的资料，但建塔与刻置塔铭，其间相距达170年，连塔铭序中也说：“年岁遥远，荒凉残委。”由于时间漫长，其间“不能必其绝无传闻的差误”，所以他认为“故今应以奘师生于仁寿二年，寂于麟德元年在世63岁为正确，若以现在周岁与虚岁计，63与65，觉可通，唯对69不易通融”，因为60岁与大业十年（614）出家，年恰13，武德五年（622）受具年正21，乃至出国留印。回国译经，所有年事，大都相合。笔者将此三种情况列出，以供专家研究。
窥基（631—682）长安人，姓尉迟，字宏道，唐王朝开国功臣、大将军尉迟敬德的侄子，玄奘收为嫡传大弟子，高宗永淳元年（682）圆寂于慈恩翻译院，10天后葬兴教寺陪奘公塔。
圆测（612—696），名文雅，字圆测，新罗国王孙（今朝鲜），玄奘收为弟子，武皇万岁通天元年（696）圆寂，同年二月十五日火葬于龙门香山寺北谷并起塔，圆测弟子分得一部分骨骸盛以宝函石椁，携回长安，于终南山丰德寺东岭上起塔。据康寄遥《陕西佛寺纪略》（上编）中曰：“在塔基内安葬舍利四十九粒，于宋政和五年（1115）从丰德寺分舍利葬于奘公塔左，创建的新塔与基师塔规模无异，其塔由宋复撰并书。从公元669年玄奘遗骨迁葬兴教寺并起塔，到圆测塔公元1115年建成，中间相隔竟达464年之久。
2.“寺无僧、塔无主”那段历史
兴教寺建成约百年后，据《塔铭序》曰：“塔无主、寺无僧、游者伤目”。按这个大体时间推算：总章二年为公元669年，“百年后”大约在769年以后那段时间里。我们从769年向前追溯60多年历史，考察一下这个时期足以影响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大的自然灾害及历史事件，就会对兴教寺出现这种败落大体上得出一个答案。
公元705年，中宗反正；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肃章门之变；公元710年景龙四年，李隆基平乱；公元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刘志诚起义；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部攻入长安、“马嵬驿事件”、“陈涛斜之战”；公元757年至德二年，郭子仪率师收复长安、战于渭河清渠、香积寺之战；公元758年至德三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公元764年，广德二年，关中缺粮，斗米千钱；公元765年永泰元年，春大旱，京师斗米千钱；公元769年大历四年，京师大雨，斗米值八百。
从以上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战争连年，特别是“安史之乱”与“吐蕃攻陷长安”，对唐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会产生严重影响，即使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战斗、事变也都发生在长安，加之又有水旱灾害，这些必然危及影响到寺院。兴教寺是不是就毁于兵灾战火，虽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但这种可能无论如何是存在的。大凡统治者，从来都是将维持其统治地位放在首位，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连皇帝、贵妃都惶惶外逃，生命难以自保，谁还又有心修茸寺院呢？百姓处于水深火热难得温饱的死亡线上，捐资建寺这种可能性自然也是很小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兴教寺“寺无僧、塔无主，游者伤目”，也就不足奇怪了。在公元76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公元785年，贞元元年大旱，河水涸；公元788年贞元四年、794年贞元十年，接连发生的两次地震，这些都对经济文化、社会生产产生了严重影响。
历史上的灭佛，虽实施于武宗会昌五年（845），但早在敬宗、文宗时，唐王朝就有灭佛意图。敬宗李湛于宝历元年登基（825），也就是说从敬宗当皇帝已产生灭佛的意图。既有此意，虽不能马上实施，但修葺寺院自然就不会得到朝廷的支持了。鉴于以上诸多原因，兴教寺那种“寺无僧、塔无主”的荒凉境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3.兴教寺的历次修茸
玄奘灵骨移葬于杜曲东南的少陵原畔，建塔的时间为唐总章二年（669），而玄奘塔的塔铭却刻置于170年之后。据诸多史料记载，最早的一次修葺在唐穆宗长庆中（821），当时主持修葺塔寺的和尚法号昙景，这次修葺是一次小规模的修葺。唐太和二年（828），当时安国寺有僧义林筹修玄奘塔，同时备石准备刻铭，但塔未修毕，义林圆寂，临圆寂前，他念念不忘刻置塔铭之事，遗言于门人令检，要他一定要寻找文人撰铭。又经过10年多，到了839年，这才请刘轲作成塔铭镶嵌于塔最底层北面。这是有记载的第二次修葺，也是起塔与塔铭为什么不是同一时间的原故。
第三次当在宋元丰四年（1082），据清乾隆王昶《金石萃编）中的《玉峰轩碑记》末尾记时为“元丰四年十二月一日”（1082），当时的知京北龙图吕公，在终南山太乙湫祈祷时，途经兴教寺登至少陵原畔，南望终南，青山秀峰，下窥樊川，山水秀丽，遂命寺主僧晏静创建“玉峰轩”，并推万年令陈政举作记，此记即“玉峰轩记”。宋张礼游兴教寺时，尚用“殿宇法制，精密庄严”，八字概括描述，可见当时兴教寺的建筑群还是相当完整的。
第四次修葺是在宋政和五年（1115）。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从洛阳龙门香山寺携带回陕后葬于长安丰德寺东岭上的圆测骨骸，取出后于兴教寺玄奘塔旁起塔而动工。这次圆测塔的形状、规模与窥基塔的格局是完全一样的，塔铭由宋复撰并书。在修建圆测塔时“同时并基公塔即旧而新之”。（见《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在圆测塔铭并序中，还记述着兴教寺慈恩塔院一些鲜为人知的建筑当基、测二师塔建成后，“金轮宝铎层构双耸矗如幻，成其下各环以广庑，神像崇周左右以附……及于於塔之前，创修献殿六楹落成”，然这些均只能遗憾而已。宋张礼《游城南记》虽记于宋朝，然出游时间却是北宋元□年（1086），早于这次建圆测塔的宋政和五年（1115）29年，待到明赵岖函《游城南》又整整相隔了一个朝代。世事沧桑，看来要看到更具体的史料已很困难了。元代是否对兴教寺修葺过，由于没有确凿的资料，难以考证。1995年10月28日，笔者去兴教寺搜集资料，寺内住持常明方丈说，法堂西北角山墙顶头下压了个石碑，是元代的，经度量碑长65厘米，宽45厘米，厚13厘米，上面刻着的字外露部分是“奉政大夫华州知州刘……大元初功□兵马都元帅太师秦”，缺字处因断不敢肯定，看上去像个“主”字，是不是修葺捐款的姓名不敢肯定，但推测是有可能的。
经过元代漫长的岁月，至明赵岖函游兴教寺时，已是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夏季四月。从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兴教寺北边原上树木是相当茂密的，“乃遂东南行至庞留，……是日大雨，翌日霁。西南行，马首净无纤尘，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减山阴道上。”“行五里原尽得兴教寺。”该文涉及到兴教寺的文字如下：“游塔院，观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铭》刘轲撰，《慈恩铭》李宏度撰，俱建初书；《西明铭》，宋复撰书。吕大防所创玉峰轩，以玉案得名，当在寺后原畔，今独陈正峰所为记，在殿壁间。寺僧有穴居者。壁间嵌古殿壁一块，唐人画地狱变相，止存阎罗王；鬼三，大不盈尺，狰狞之状骇人心目，亦一奇也。”从以上文字可知，赵岖函游时，那种“殿字法制，精密庄严”已不复存在，连“玉峰轩”的情况也只能从陈正峰所撰写的“玉峰轩记”中知个大概了。然而，碑石当时尚嵌于殿壁间，而寺僧穴居窑中，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寺院败落的境况。明赵岖函在这次游后所写的“兴教寺”一诗曰：“败垣惊变相，残碣绣苔痕”，与前边文字同出一辙，给人的印象都是兴教寺已是相当荒凉了。
至清，从今存于“兴教寺钟楼中的“大唐兴教寺改建钟”上铭文得知，此钟铸于清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丁未春三日谷旦（1787），钟文为邑生员胡曰德。钟文曰：“兴教寺者，唐肃宗之所名也，原依少陵，地近樊川，中有玄奘塔一，左右有慈恩、西明二塔；即诗所谓日斜山字者是也；世远年湮不无颓败，鼎残碑裂，游者伤目”。按钟文，是记述了一个称太荣的和尚，见寺钟已毁，“不有以改之无以兴佛力，因之改建兴教寺。”这次应该说算是兴教寺从唐以来，在已掌握的资料中是一次最大的修葺了，从已知资料中，这算第五次修葺。
清同治年间，寺内除三塔外，全部建筑毁于兵火。延至民国10年（1921）兴教寺外无寺院围墙，内无殿宇僧舍，只有慈恩塔院三塔耸立于少陵原畔。
兴教寺是玄奘法师灵骨塔所在地，所以与大慈恩寺同属慈恩宗祖庭，且当时兴教寺属大慈恩寺下院，许多大的修葺都是由大慈恩寺出资，并派僧人监修的。比如民国20年12月（1931）年立的《重修兴教寺记》的监工就是慈恩寺住持宝生，而参与最多的还有居士康寄遥。民国9年（1920）至民国11年（1922），妙阔法师来住持兴教寺这段时间，当时兴教寺有一个叫妙法法号自理的禅师住持着兴教寺，妙法的师父是应禅法师，此僧当时为小雁塔荐福寺方丈，妙法当时在荐福寺做监院或首座。民国9年（1920）前后他住兴教寺，当时兴教寺除三塔、两间破屋和数孔窑洞外，殿宇全无，当时寺院的地租种出去了，面积缩小，崖后尚有烧瓦盆瓦罐的。妙法发愿振兴寺院。据常明方丈回忆，他为了要回寺地，曾吃官司、住班房月余，后终于打赢官司要回了寺院的地。今兴教寺大殿东山墙悬挂有应公老和尚圆寂纪念匾额，上书“盘涅证果”四字，这里的应公即应禅法师，应禅法师为妙法禅师的师父。另外，应禅法师灵骨就葬埋在兴教寺山门前崖下，今尚为寺院所有的6亩地里。寺地要回后他着手准备着木料，至民国11年（1922）年前木料基本备齐，后因资金短缺，迟迟未能修建。民国11年（1922），妙阔从南方来陕，不久住持兴教寺，妙法离寺，由妙阔住持兴建起五楹法堂，这算是兴教寺第六次修葺。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对于妙法、妙阔这些历史人物，我们没有必要评价其谁是谁非，可二人之间有矛盾是应该说明的，因为在不长时间内，兴教寺住持更迭频繁，且这段时间兴教寺修葺的次数又多，不说明这些情况，这段时间的修葺是很难说清楚的。法堂建起不久，妙法复回寺住持，妙阔离开兴教寺。在妙法住持下，建起法堂前东西十楹廊房；在妙阔率寺众仝立的《重修樊川兴教寺》一碑中曰：“越年附修廊庑十楹为室”。康寄遥在他所写的《陕西佛事记略》中表述得更为清楚：“妙阔法师募修大殿五楹（即今法堂），寺僧自理修东西寮房10间”，寮房即指东西廊房十间，自理是妙法法号，这次为兴教寺第七次修葺。
第八次修葺在民国20年（1931），即朱子桥修葺兴教寺。不少史料虽提及，但都很简略。笔者1995年10月23日下午3点去兴教寺搜集资料，在慈恩塔院与菜地边的砖围墙根发现《重修兴教寺塔寺记》碑，这方碑立于民国20年12月（1931），碑文是寂圆居士康寄遥撰写，释太虚书，郭希安刻字的，在涉及到当时兴教寺情况时写道：“唯宗风久息，塔寺凋残，自民国初年仅留破屋土窑，见者伤之”。民国19年（1930）年秋，朱子桥等赈灾来陕礼塔得舍利发愿重修，于民国20年（1931）秋动工，一月后修复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及钟、鼓二楼，据塔铭记，这次修葺共用银一千八百元。现存的玄奘、窥基圆测石刻像就是当时修葺时用善士谭时钦捐的百元请匠工雕刻的。民国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阔率寺众仝立的《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碑记》在涉及这次修葺时曰：“树低枝浚，朱子桥居士来此谒塔，情愿施金补修，不日工程告竣忽然飘渺于霄汉间”，“树低枝浚”暗喻秋，与前面时间相符。
在《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一碑中，主要记述的是朱子桥上次修葺之后的又一次修葺，碑文在记述朱子桥“飘缈于霄汉间”后紧接着写道：“复戴季陶、张继待诸居士添修塔亭、围墙、山门等洵与祗圆并称兜率内院”。朱子桥1941年1月13日逝世于西安崇忠路灾童教养院（即第五救济区办公处），而戴季陶等在朱子桥修葺兴教寺之后，但此方碑在其后“功德主芳名列后”的第一个芳名主就是朱子桥，“朱子桥居士施洋壹仟捌佰元”这又当何解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历次修葺记事碑，朱子桥施洋一千八百元其数与民国20年12月（1931）所立《重修兴教塔寺记》碑中的共用银一千八百元相等，可见这个一千八百元即前边之重复记述。而这次修葺所说的“围墙”并非现有的砖围墙（砖围墙系解放后重建的），而是当时的“土坯围墙”；“塔亭”是指慈恩塔院的“大遍觉堂”，非“观景亭”（山亭）。这次修葺应是兴教寺的第九次修葺。
这次修复后，兴教寺的第十次修葺是一次来自国民党中枢的有政治目的修建，笔者将在下文“民国重修护国兴教寺揭秘”里详细记述。
4.民国重修“护国兴教寺”揭秘
妙阔主持修建起5间法堂后，不足两年，妙法复回住持兴教寺，在法堂前东西两侧，建廊房10间。仅从以上可知，兴教寺法堂及廊房均系民国建筑。为什么在众多寺院荒凉败废的情况下，而何以惟独兴教寺在城南诸佛寺中“当进庄严宏敞兴教可称第一”（康寄遥《陕西佛事纪略》语）呢？庄严、宏阔的大雄宝殿，东跨院秀丽、典雅的藏经楼，还有那延袤逶迤高大的寺院红墙，寺院东南高处的观景亭，这些对寺院规模来说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建筑群，到底又建于何时呢？多年来许多涉及兴教寺的资料均以“民国建筑”一言了之。
从前面记述，我们知道，法堂修建于民国11年（1922），以后廊房修建又晚于法堂一二年，再稍后，就是烽火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在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心、人力、资金都不是修寺建庙的年月，何以这里又能耗资十几万元大兴土木呢？这里一直存疑着一个谜。
1995年9月，笔者为寺院整理资料，在搜集碑文资料时，发现曾埋于停车场下多年的石碑两方，庆幸的是碑裂而碑文尚全，将浮土清洗净，又将裂碑对茬时，就得见如下两篇碑文：
重修慈恩塔院记
临潼康寄遥撰邑人宋联奎书
民国辛未秋，倭人陷辽东，嗣又侵沪，淫及首都，于是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党国先进张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觉生，皆先后来陕视察或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又出具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拨□（此字不清，笔者注）反治之本原也。夫慈恩宗学传自天竺，慈恩宗名肇于震旦，大慈恩寺乃其祖庭，兴教寺者即其塔院，玄奘、窥基、圆测均生盛唐，当时建都长安，佛教各宗并振，而慈恩义学得三师之倡导，如日经天，有目共睹。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国运之兴隆，邻邦莫不倾向。猗欤休哉，何其盛也。今者塔院荒凉，触目伤怀。诸大善士乃积净资，为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门，筑院墙二百堵，并建塔亭三楹，石刻三师像各一供亭内。奘之二像承欧阳竟无居士函示即依唐画钩摹。测像则相传出于宋之塑像，此刻因之。旁题像赞各一。又别为额石五方龛菸壁。计共费工料2350圆。经始於壬申戊久乃毕工。此塔院在佛弟子习慈宗者，应视为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麦加，耶教之耶路撒冷。他日者，精蓝扩展，藉振慈恩之宗风，即以植众生之福田。而国运复兴之先声，世界大同之基础，胥在是矣，是不可以不记也。谨述胜缘，并记功德芳名於后：
张溥泉捐壹佰圆
朱子桥
戴季陶捐肆佰圆五台佛会杨子繁捐陆百元
居觉生捐五拾圆朱绍阳
又募贰佰圆井崧生捐贰佰元
邵力子捐壹佰元杨叔吉捐贰拾元
杨虎城捐壹佰圆高戒忍捐贰拾圆
陈少白捐伍拾圆雷仲南捐贰拾圆
陈英三捐贰拾圆路禾父捐贰拾圆
石青阳捐贰拾圆康寄遥捐贰拾圆
周仲良捐贰拾圆吴彬如捐贰拾圆
督工康寄遥吴彬如
主持释□□
刻字郭希安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月立石
另一方碑石为捐资碑，如下：
护国兴教寺建修大殿经楼山亭及为寺购地等捐资功德芳名以收到先后为次
蒋委员长中正贰万元，程主任潜一万伍仟圆，蒋主席鼎文太夫人壹万元，阎长官锡山壹万元，大华纱厂一万三仟圆，朱将军庆澜、石凤翔各五仟元，白主任崇禧、马主席鸿逵、川陕公司各贰仟圆。李长官宗仁、韩主席德勤、薛主席岳、陈主席仪、于总司令学忠、华峰面粉公司、秦丰面粉公司、蒋丽轩、黄主席绍、鹿主席钟麟、孙总司令桐萱、卫主席立煌、龙主席云、沈主席鸿烈、贾口峰、康寄遥、张玉山、何智圆、毛虞岭、咸阳工厂、秦丰公司、利通公司、路禾父，以上各壹仟圆。王幼农壹仟零玖拾圆，卢副部长竟群经募二仟捌佰元，石主席友三、□总司令家钰、孙总司令蔚如、李主席汉魂、李主席品、徐德一、荣昌火柴公司、秦兴煤矿公司、秦昌火柴公司、交通银行，以上各五佰元。朱主席绍良、刘级三、段日、李承顺、赵作肃、陈总司令长捷、傅主席作义、温起、凡连岭、段捷三，以上各三百元。熊主席式辉、屈映光、曾□司令万钟、张万里、黄土桐、高墨波、金城银行、王原凌□院科所杨嵩山、李润芝、成翊青、王润生、李象九、刘之武、汪女士俞村，以上各百元。金颂陶、黄主席旭初，各四百元。吕瑞英、周文达、王仲开、焦潘东、杨子功、刘芙蓉、李振翊、许庸令、刘茂恩、刘海楼，以上各贰佰元。康心如、李笑然、盛记，各五十元。朱静庵、密慈法师、陈世昌、汪乐天，各三十元。宋广静贰佰肆拾元，黄自芳五佰捌元，纪时若壹百拾陆元，顾润民、周德轩、陈昆山各贰拾元。毛念修贰佰贰拾圆，郑叶芬四百四十元，熊正平叁百肆拾圆，张绪光、夏总禹、席器材、邱玉如，共九百五十一元。王幼农、高□超、金颂陶、祁大鹏，共贰千元。以上二十八九年由程主任颂云、朱将军子桥、方秘书长叔章经手，二十九年六月后由金颂陶、高一超、康寄遥经手。
蒋长官鼎文施玉佛一尊，又水田壹拾贰亩，及立碑刊碑等功德，系三十三年汪清明经手。
民国二十八年，程公颂云发起建大殿及经楼等，并电明中央冠护国二字于兴教寺，用示拥护国家振兴佛教之微意。其因由已由程公自撰书碑文，建於殿旁，所有功德芳名尚未刊石。程公于二十九年夏迁升往渝，三十一年工程始竣，曾由经手诸人业将收支印布，然迄未上石。良用歉然。近因蒋生铭三施像施田，功德殊胜，乃商之汪清明、康寄遥、郭叔蕃数居士，将建殿、施产前后檀越合刊一石，镶于殿壁，藉以徵信，且垂永久。释妙阔附言。
松凌汪清明敬书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吉日立
以上两方碑石，第一方碑石除最末尾的主持：释××其中两字被刮划去外，整个碑文完好无损，根据诸多资料查证，被刮划去的两个字应为“妙阔”，划去的残留字迹亦可看出是“妙阔”二字；第二方碑石是捐资碑，此碑除因断裂处二三字不能辨识，其他字迹清晰无误。读完碑文，民国重修“护国兴教寺”之谜终于揭开了。
第一方碑文开首曰：“民国辛未秋，倭人陷辽东，嗣又侵沪，淫及首都，於是中枢议西安为陪都”。碑文清晰地表明了，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攻陷南京，于是才有“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之举。因有“中枢议建西安为陪都”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也才有重修兴教寺一事，显然重修兴教寺并非一件单纯的佛事，而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此之前，国民党许多要员都先后来陕视察“党国先进张公溥泉，戴公季陶，居公觉生皆先后来陕视察”（新修《长安县志》记载蒋介石亦曾来过兴教寺）；“倡修周陵以振兴中国文化或倡修茂陵以表现中国民族尚武精神，皆示国人以反本自奋为救国图存之地”。在说到“倡修慈恩塔院”的意义时，碑文曰：“反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盖以佛法救正人心，尤探拨□大慈治之本原也”“当时大唐建都长安佛教各宗并振而慈恩义学得三师之兴隆”“由是人心大定，文物昌明”。由于有以上政治目的，所以才大兴土木，重修兴教寺。
关于修建兴教寺的时间，在由松凌汪清明书于民国33年（1944）10月的捐资碑写得很清楚：“民国二十八年（1939）程公颂云发起建大殿及经楼，民国三十一年（1942）工程始竣”。在前后约4年的时间里，除修“院墙二百堵”外，“添僧寮三楹外建山门，筑二像，承欧阳竟无居塔亭三楹，石刻三师像各一供亭内”，并按照宋代玄奘的塑像样子又模仿着塑了一尊，同时还按唐代圆测像摹刻一尊，以后碑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修建的花费及捐资的人名及每人捐资的数字。
这次修建的督工为康寄遥，主持为释妙阔。第二方碑开首就介绍了修建的项目“护国兴教寺修建大殿、经楼、山亭及为寺购地”等，接着依次碑刻了以“蒋委员长中正”为首的诸多要人捐资名单及数额。这次经手，民国28（1939）、29（1940）年为程颂云、朱子桥、方叔章，民国29年6月（1940）后由金颂陶、高一超、康寄遥经手。
这次修建兴教寺的详细情况，在今立于大雄宝殿前左侧的《重修护国兴教寺碑》上有着详细的记载，碑文为“醴陵程潜撰并书”，立碑时间为中华民国29年5月（1940）。无论从修建时间，还是修建项目都是一致的。程潜在涉及所建项目时曰：“越明年夏五月无损三时，其庸一旅劳而不怨告厥成功，若大殿、若藏经楼、若山亭、若门庑，翼如轩如轮矣，为地劾其灵，山呈其秀，缭垣延袤，飞阁下临，见叶翻经牢爽日月阊阖恢弘五桂之堂，云山净明照耀七宝之殿……”。在此之前修葺了慈恩塔院三塔，碑文中亦有明确记载，“中央委员沧州张君继振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绍兴朱君庆澜与主持释妙阔呼苍龠页众擎补葺三塔”。
此后随着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展开、发展，国民党当局周陵和倡修茂陵的愿望落空了，“反又出其余力倡修慈恩塔院”倒是付诸了实施。客观地讲，民国重修兴教寺就当时实际看，主要出自当局的一种政治目的，即西安建为陪都之需要，但客观上对于保护中华民族珍贵文物及佛教文化、对于今天的旅游事业倒是不无裨益的。
二、1949年后的兴教寺
1.解放初的兴教寺
1949年5月，长安解放。当时的长安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佛寺自然也不例外。兴教寺围墙被淫雨淋塌，墙头的荒草在风中摇晃着，慈恩塔院地基下陷，严重危及玄奘塔、窥基塔及圆测塔；当时的藏经楼、大殿、法堂，从外面看似乎还保存完好，但里面椽檩腐朽，不少地方渗漏，明柱、门窗、楼上栅栏由于日久天长、风雨剥蚀，油漆已脱落；寺院墙上，被游人刻画或用墨，画得横七竖八。当时寺院住持是妙阔，平时住僧3～4人。全国刚解放，经济困难，一时还拿不出许多钱进行修茸。在1950年至1953年这三年里，韦村小学因校舍紧张，还曾用殿宇廊房做教室上过课。1953年春，印度总理尼赫鲁要来兴教寺参观访问，国家为了修葺刷新兴教寺，韦村小学才从兴教寺搬了出去。接着政府拨专款将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油漆一新，并于藏经楼下设置客厅，购买所需之物。
2.1955、1956年修复后的兴教寺
1955年以后，参观访问兴教寺的外宾和游客日益增多，其中不少是外国领导人。中央及省市领导也频频来寺。为了保护名胜古迹，适应外事活动的需要，陕西省及长安县党和政府，对兴教寺的修复非常重视，1955、1956年对寺内殿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后，兴教寺焕然一新，更显肃穆、庄严。
修复后的兴教寺，寺内殿宇约占地8亩，果园、菜地占地10亩，共有地18亩；寺北崖下窟洞有一清泉，为饮用及灌溉法堂后的菜园提供了方便。
兴教寺的建筑群当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慈恩塔院；二是藏经楼；三是大殿法堂与廊房。
慈恩塔院位于大雄宝殿西边，古柏丛中，屹立着玄奘、窥基、圆测三塔，塔北有塔亭5间，西边靠塔亭有僧房1间，亭内有玄奘、窥基、圆测三师石刻画并赞，当时镶嵌于石壁间，三师像赞为欧阳竟无大德所撰，是欧阳竟无、朱庆澜（即朱子桥）、叶恭绰等所书。太虚法师1931年书的《重修塔寺碑》亦放置于内。此外还有1931年的重修慈恩塔院碑。这两方碑的碑文都是寂圆居士撰文，重修慈恩塔院碑为宋联奎书，塔亭西僧房供奉有铜塑檀佛立像，为六朝北魏时造，是佛化社送寺的。
藏经楼位于大雄宝殿以东，开有月亮门的院墙使其与大雄宝殿相隔成另一院，院内茂密的竹林丛中屹立着藏经楼，上下8间，楼下供奉有缅甸国赠送的玉雕佛像一尊，高约2尺，此佛供奉于尼泊尔国所赠送的木刻佛殿内；殿楼上悬挂有民国庚辰年程潜书的“藏经楼”匾额，楼上藏有几千卷经书珍本。1959年政府送经橱四座、影印宋碛砂藏经两部（有缺本）；另外还存有支那内学院刻印的经论全部，尤以巴利文《贝叶经》最为珍贵。
以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及东西廊房为中轴线的建筑群，成为兴教寺另一部分。山门分东、西、中三洞，其中中间大门为最高，等高的两个小门紧贴大门分置两边，形成“山”字。大门顶刻有“护国兴教寺”，东小门顶刻“妙相”，西小门顶刻“庄严”。再东有一便门供人行车过。从山门入内，路两旁东西有钟、鼓二楼，台阶上坐落着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前悬挂的牌匾有康有为手书的“兴教寺”及张继手书的“慈恩塔院”。当时大殿内供奉的佛塑为千佛绕细心卢古铜像一尊，为元代铸造，1958年，由人民政府送寺。该佛像高达七尺，重达2700斤。法堂为5间，内部摆设为中间3间法堂，法堂供奉释迦牟尼塑像一尊，铜佛像一尊，此佛像是1926年左右在西安铸造的；石刻金刚经镶嵌于墙壁，为张朝墉恭书、朱庆澜募刻的，法堂前东西各有廊房5间。
另外法堂东有厨房3间，寺后崖下有土窟3孔，中洞供佛像，西洞养畜，东边土窑内有小泉，寺外东边高处，有一小山亭，人称“观景亭”，亭下为砖箍洞，亭顶覆瓦，此山亭与大殿、经楼同时建造。1956年左右，兴教寺内殿宇、经楼、僧房及山亭和应用之房，共计约20余间，对于殿宇经政府迭次修整，已全部油饰庄严。当时寺内常住僧6人，妙阔为住持，他曾任陕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法因任监院。由于僧人经常劳动，养耕牛2—3头供役使，政府按时给予照顾，生活较前普遍提高。
3.慈恩宗兴教寺的辉煌时期
（1）1996年的兴教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随着改革开放，国外佛教僧团的友好访问日益频繁。经济方面，政府对寺院实行了“以寺养寺”的方针政策，调动了僧人的积极性。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老当益壮，在寺内加强管理，创办各种旅游设施，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兴教寺参观，使寺院经济长足发展，寺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僧人的生活条件；殿宇僧舍的增加，使寺院更显恢弘，更具吸引力，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慈恩宗兴教寺步人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
截止1996年底，寺内有卧佛殿7间，法堂5间、东西廊房10间，大殿五转7间、藏经楼上三下五8间，又廊房6间、禅堂3间、斋堂3间、僧房10间、砖箍窑洞10孔、灶房3间、库房3间、小汽车房1间，法物流通处4间、库房、客房8间，塔院大遍觉堂3间，钟鼓楼上下两层共4间，方丈室上下两层共12间，共合计109间。新增加殿宇僧舍84间；加固了塔院的地基，修葺大殿、藏经楼等殿宇、僧舍达四五十间。同时将所有殿宇、僧舍修复一新，大雄宝殿、法堂、塔院三塔、卧佛殿等地面全部用大理石方砖漫铺，并修了水塔管道，重新安装了大功率变压器，办起了为方便旅游的法物流通处。
特别是修建的卧佛殿，雄伟高大，金碧辉煌，仅此一项日本法相宗药师寺就捐资120多万元人民币，香樟木卧佛像是浙江工艺师根据四川大足山上石刻佛雕刻的，用樟木达30多方，以每方2000元的运费从南方运回，仅运费就用去6万元，另外还在卧佛殿前安置“万年宝鼎”一座，连同石莲底座子达2万元。卧佛殿、香樟木卧佛、万年宝鼎共用资130万元人民币。
1992年孟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20周年之际，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会赠送樱花树400株栽植于兴教寺，并在樱花园中树起“中日永远友好”纪念碑，成为寺院中一个别具特色的旅游景点。这一系列巨额资金，除极小一部分国家资助外，其余全部来源于寺院经济。从1982年至今，用于兴教寺殿宇、僧舍及美化环境等项开资已超过350万元人民币。
1998年7月28日至10月初，又对山门西42.5米的院墙重新修建；对坏损的经楼大梁加固，顶棚重修。兴教寺于1998年3月份拆去民国修建的低矮的钟鼓楼，向东西两边扩放，建起宏伟壮丽的层层钟鼓楼，钟鼓楼于同年6月底完工。钟楼下层放置韩国赠送的3.7吨大青铜钟，二层放置自铸的千斤大铜钟，并购大鼓一个放置于鼓楼。同时于大雄宝殿前两侧建起水磨砖碑楼，将程潜撰文的《重修护国兴教寺》碑与樊耀亭撰文的《长安兴教寺记》巨碑矗起，并将有关碑石珍藏于阴。
（2）兴教寺下院——西山寺的创建与发展
西山寺位于沣河东、西户公路西北。据《长安县志》载：“西山寺，在西乡黄堆潭，去城三十五里，山门外有圣女泉，即今黄堆潭也。”据西渠村曾在解放前黄堆小学任校长的林凤祥老人回忆，解放前寺院内还有红御棍十几根，大佛殿高大雄伟宏阔，朱红明柱搂粗，殿宇七檩六椽，其间口之阔可想而知；殿内墙壁彩画，雕梁画栋，十分壮观。仅山门口的石狮子一个就重约6000余斤，两扇石门半人多高。此外殿内还有大铁钟、石碑等。据老人回忆：清同治年以前，这座面西坐东的寺院还有7间大殿、5间大雄宝殿，6间廊庑、3间斋堂；寺院共有地120余亩，南北各有一井，供灌地及人畜饮用；寺东南角有十三层佛塔一座。寺院毁于清同治年间兵乱（1865），以后修复大佛殿5间，山门房、库房各3间，斋堂2间，解放前人们所看到的大佛殿，即修复后的5间佛殿，石碑、铁钟和石门、十条御棍，很可能是当时的遗物；住寺名僧有常来、圣通、广信等法师。如此规模的寺院在城南也算屈指可数，遗憾的是年久失修倒塌拆毁，木料改作它用，至1983年已是荒凉一片。
由于碑石、铁钟失传，具体的建寺年代今尚难确定，但一般都认为是646年，而这一年恰好是玄奘从印度归来的第二年。史载玄奘西去印度，从长安出发，第一站在此歇息饮马。当时这儿有一泉，称圣女泉，岸上树茂林密，潭中碧波粼粼，风景十分幽雅，玄奘取经回长安后，奏准朝廷修建了西山寺，据传寺在唐时称中海西山寺。当时朝廷为保护寺院，发给寺院36条御棍，解放前所存的十条即此。
今称黄堆潭的水面，过去称为圣女泉。至今关于此潭的传奇故事在这儿还流传不衰。传说在周代，周文王与商纣王交战，终南山上有一位神仙自此射了一箭，箭落于黄堆，谁也拔不出来。有一天，从西方来了一位莲花圣女，顺手将箭拔出，箭拔出处，水如泉涌，打着旋子，旋子中心有一朵雪白的莲花，圣女顺手将箭头上粘着的土一刮，成了一个大土堆，所以此潭又叫黄堆，由于是圣女所为，亦称圣女泉。前些年，黄堆潭还“咕嘟咕嘟”从地下冒水呢。这几年虽然冒水慢了，但这个黄堆潭依然存在。
1983年长安县为了落实宗教政策，将寺院归还僧人，由释演根住持，黄堆、七渠两村协力，重新修复了西山寺。
全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常明方丈对西山寺特别关心，从寺院归还僧人到支持寺院资金多次奔走，为兴建西山寺殿堂、围墙、购买果园，就花费资金10万余元。
在黄堆、七渠广大群众及善男信女大力协助下，西山寺初具规模。现住比丘尼3人，有大佛殿5间，殿内供奉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及观音、地藏菩萨圣像。佛像雕塑精美，造型栩栩如生，佛前幡、幔法器陈列井井有条，大殿前陪殿6间，山门房3间，分别供奉韦驮、弥勒佛。另有斋堂、客房各3间，寺院墙一色新砖砌成。这些比丘尼“农禅并重”，自种地10多亩，并务有果园，仅生产粮食就达万余斤。由于西山寺因玄奘印度取经而建寺，同属于慈恩宗，且两寺关系密切，在两寺互相协商下，将西山寺作为兴教寺的下院。
三、兴教寺的佛事与外事活动
兴教寺作为玄奘法师的灵骨塔所在地，使它成为慈恩宗的祖庭之一，这确立了它在佛教界及旅游界的地位。玄奘法师独涉流沙，去印度取经达17年之久，印度夏沙王朝曾以国王礼节接待他。回唐长安以后，他又得到唐王朝的崇高礼遇和隆重欢迎，太宗皇帝为其亲写《三藏圣教序》。他著的《大唐西域记》12卷，流传于欧美和世界各国，已成为专家学者研究印度7世纪历史的宝贵材料。20世纪60年代，差不多印度每个车站都贴着今兴教寺大遍觉堂那个玄奘石刻像：玄奘背负木制背夹，里面装着经卷，背夹上挂着一盏灯，还撑着一把伞表示不分昼夜阴晴，艰苦行路。玄奘的形象、事迹，早已冲出佛教界，成为一种伟大的精神，激励着每个人。在中国唐僧取经几乎人人皆知，没有一个僧人像他这样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和这样广泛的受到人们的尊重，正因为他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所以兴教寺也就必然成为人们崇敬和向往的地方。
唐代起塔建寺以后，睿宗李旦题寺额“兴教”，成为该寺的名称。著名僧人、文人骚客、皇帝官宦都来这儿拜塔游览。至民国康有为、蒋介石、程潜、朱子桥、杨虎城等政界要人几乎无一不至此礼塔拜佛或捐款修葺。
今印度烂陀寺有中国政府捐助30万元修建的玄奘纪念馆；日本僧人道昭在唐时来中国亲学于玄奘三藏，回国弘扬法相宗于元兴寺；日本僧智通、智达入唐就学于玄奘、窥基，回国后相宗弘传；新罗圆测是玄奘的嫡传弟子，更为一般人所知晓。仅东南亚国家首脑就有印度尼赫鲁及印度王子、越南胡志明、缅甸吴努、越南南方民族联盟副主席释墩厚，斯里兰卡总理普利马达沙、日本众议院议长稻田一等来兴教寺礼塔并参观；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陪同前往。赵朴初还多次为兴教寺题额，文化艺术界名人田汉、郑振铎等也曾来寺参观。
1964年6月28日，东南亚缅甸、印度、尼泊尔、越南、老挝、泰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八国佛教代表团60多人来兴教寺参加纪念玄奘法师逝世1300年法会；1982年10月30日，日本药师寺、兴福寺僧侣70人和中国僧侣在兴教寺举行窥基法师圆寂1300年纪念活动；1984年正值玄奘法师逝世1320周年之际，日本药师寺一行30人用宝函盛玄奘顶骨来中国，沿玄奘取经之路至新疆祭游来兴教寺，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率众僧迎玄奘头顶骨至寺，在大雄宝殿诵经纪念。1978年，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随同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到日本参观访问；1996年释常明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去韩国访问参观等，这些外事活动增进了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和友谊。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内外来兴教寺旅游参观的人更是成倍增长。据新编《长安县志》“旅游外事志”，长安县各旅游点1981—1989年接待收益情况表记载，兴教寺接待人数为70.89万人，其中外宾1.79万人，接待游客居全县之首。自改革开放以来，来中国兴教寺参观访问的各方代表团不下百个，有时一天就有几个国外访问团来寺。
1998年3月7日中国兴教寺与韩国佛国寺等三寺签订青铜钟接交协议；3月17日，口径1.5米，高2.73米、重3.75吨的仿韩国国宝大王神钟制成的巨型青铜钟从韩国水运口岸起运，4月8日抵达天津，6月17日运抵兴教寺；6月30日韩国佛国寺等三寺一行26人，在兴教寺举行“庆祝兴教寺钟鼓楼落成典礼暨韩国佛国寺赠钟仪式庆祝法会”。
兴教寺大的佛事活动比较多，仅传戒就达两次。1957年3月，妙阔方丈住持传戒一次，传戒人约200余人；1987年3月，常明方丈主持了授戒，参加受戒的有来自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僧人，受戒300余人。
四、寺院风景
兴教寺位于秀丽的樊川杜曲东南，“基址宏阔、地势开朗”。西望神禾，如巨龙腾飞向南；下窥樊川若画幅横展，贑河如带、漫川碧透，壮阔富丽；南望秦岭秀峰，如翠屏排列。唐代这里是“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望族聚居之地，地灵人杰，人才辈出。这儿景点星罗棋布，杜公祠、杨虎城陵园、华严寺、人面桃花园等，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兴教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山门雄伟，大殿、法堂恢弘庄严，经楼、大殿流丹溢彩，樱花园别具一格，闻名中外的慈恩塔院，金碧辉煌的卧佛宝殿，景点林林总总，如诗如画。
1.闻名中外的慈恩塔院
从正门以东的铁门入院，拐西，经大雄宝殿前迎面有一偏院，竹林掩映、花木扶疏，两轮月亮门顶水磨砖镌刻：“安隐”、“塔院”。院内，花圃盛开的月季花，幽香扑鼻，花圃西古柏苍郁、竹林碧翠。在古柏竹林之间，三塔作品字形耸立其间，中间最高一塔为玄奘法师舍利塔，坐北面南，塔高23米，是国内现存的一座最古的砖砌木构形塔。观其塔姿秀美而肃穆，在建筑学上有较高的价值。塔内地面一色大理石砖铺漫，供奉有清代玄奘法师泥塑像一尊，玄奘身披橘红紫边袈裟，内着黄僧衣，项挂佛珠，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塔基北，嵌有刘轲撰写的《大唐遍觉三藏法师玄奘塔铭》碑，详细记载了玄奘的生平事迹。玄奘塔前右，为玄奘大弟子窥基灵骨塔，前左为另一弟子圆测灵骨塔，两塔结构形状完全相同，均为三层，高达7米，内供二师泥塑像，外面各嵌塔铭。三塔北有大遍觉堂，雕梁画栋、红柱粉墙、小巧坚固；堂内珍藏玄奘法师像碑，为民国22年（1933）冬长安李枝生摹绘，郭希安刻，碑上赞诗为欧阳渐敬撰并书。窥基圆测像诗赞为欧阳渐敬撰，朱庆澜沐书。正中墙上悬挂着中国佛教协会1988年3月制作赠送的玄奘法师译经图，这幅图上玄奘法师居中，弟子窥基、圆测分坐两边，三人面前都放着书案和经卷，书案两边分置莲花瓶。玄奘一手执笔，笑容和蔼可亲，似乎在讲着什么；左旁一弟子好像正在阐述着什么道理，挥动的手势活灵活现；右旁的弟子正在专心听着。这是一幅十分精美的珍贵图画。另外下边镜框里有师徒三人的石刻拓印像。西墙中悬挂有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之序》，右为玄奘行程图，左为玄奘纪年简表，南墙下立有十八罗汉石刻像碑，形象生动，性格各异，颇为传神。东墙下立有新复制的《大遍觉玄奘法师塔铭并序》。
慈恩塔院，位于大雄宝殿西边，僧舍菜园东边，古柏如华盖护遮三塔，胡子金题兴教寺塔院曰：“白塔月移山字影，春松风唱海涛声。”即歌于此。塔西一片青竹，绿云朵朵，沙沙如细雨洗尘清风消暑。晨夕晚照，塔映成金。若夫至冬，雪覆宝塔，银塑玉雕，夜月泻玉，雪塔银光点点，壮丽非常。这儿地势开阔而居高，下闻村舍鸡啼牛鸣，上听塔铃叮当，“人家古寺两般声”，又似有人间天上之异感。
太宗皇帝御撰“圣教之序”，使玄奘大师之名纵贯千古，那烂陀寺廛说佛法，众僧咸服，著述之丰伟，天下敬仰，国内国外，僧人俗子膜拜礼塔，络绎不绝，无有终期。烽火沧桑千余年，惟有三塔自耸立，你会觉得它简直就是一位历史哲人阅尽人世，令你涌出无限敬仰之情。“长安苍穹宝塔涌，天下礼塔尽向东。玄奘大师世界仰，有如日月千古明。”也许你会发出奘塔阅尽千年事，宛如万卷无字书之慨叹。
2.幽雅、明丽的藏经楼
藏经楼位于兴教寺大雄宝殿以东，从两孔门额书有“清幽”“经楼”的月亮门入院，如入仙境，别有洞天。沿南北两条小径前行，两径中间夹着的花圃里的月季花，如初十左右的月亮，含苞吐辉，清香袭人。两边的冬青、水杉碧翠如玉，随风摇曳。待至藏经楼前绿荫愈深，其景愈幽。只见高台上藏经楼坐北向南屹立，一片密不透风的木竹，半掩经楼，楼东大片风竹，千竿碧玉顶擎绿云，微风吹过，沙沙若疾雨而至，经楼周围古柏树冠团团如祥云簇拥。楼北樱花园，如明霞，似散锦，楼南几十珠樱花，若彩云飞渡。置身此境，使人不由想起唐诗“竹径桃源本出尘”“人已登真竹化龙”之境界。人生尘世，几度奔波，得此宽余，几多感慨，也许会发出不知何处是仙境，原来是在此寺中之感。沉醉良久，偶仰首，但见木竹冲起的绿云隙，经楼四角上翘，凌空欲飞，一篆写楼额赫然入眼：“藏经楼、庚辰、程潜。”楼下，四周游廊，宽敞明亮，朱漆圆柱，雕花格门，庄丽清爽。经楼一层——原为会客厅，现已用大理石方砖漫过，清雅干净，明亮宽敞。迎面正中格上有醴陵程潜敬撰于民国29年（1940）5月15日，为唐三藏法师玄奘造的“八识规矩颂”，笔法有度，字迹苍劲有力。墙上悬挂着日本韩国等国来兴教寺礼塔拜佛、访问、旅游的纪念锦旗，及各种纪念镜框。顺北边木梯登楼至藏经楼顶层，楼上有1959年政府赠送的经橱四座，里面珍藏有《藏经》《续藏经》《大藏经》等经书四五千册，特别是收藏的巴利文《贝叶经》数片，被视为寺中之宝。这儿地势居高，待至楼顶眺望，环垣如带从楼下逶迤飘过，凭栏远眺，广阔樊川，苍苍茫茫，村舍如岛，阡陌纵横，贑水蜿蜒，明灭流逝于西北云雾之中；终南奇岭秀峰，状如翠屏画幅展示于前；扭头窥望，兴教寺殿宇、僧舍，尽在古木掩映之中，这儿既有寺高钟声远之景，亦可看到金乌归西天，农人回树村之趣。若夫至春，雾如轻纱蝉翼，殿阁塔楼尽罩其中，雾起翘檐龙似飞，脊上翠龙欲腾空，若真若幻，真似蓬莱仙境，那种“咫尺云山便出尘”“老僧相引入云行”之感，油然于你心头升起。时至深秋，白云跌落霜雁声，万木染朱纷落于寺，几僧扫院，彩叶飞动，流光散霞，状如彩画，备增几分诗意。明朗月夜，登楼观景，更是一番情趣，观远树月散清辉，看银盘东天徐起，待月至中天，翘檐钩明月，脊龙窥玉兔，竹林溢清辉，闪烁万点萤，夜静更深，玉露跌落有声，愈显古寺静寂；若夫风起，竹林沙沙如疾雨骤起，欧阳修的“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会油然涌入你的胸怀。当日落西天，你会吟出“遥望银辉村林后，不知明月落谁家”的诗句，也许会有“诗思禅心其竹间”的意境哲理。你若是诗人，此情此境，会使你觉得禅人其诗，备觉悠远、高雅，那样也许你就会悟出人生之前所未悟，亦或会拨亮你智慧之灯。
3.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与法堂
处在兴教寺建筑格局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与法堂，是佛教寺院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兴教寺亦是如此。从兴教寺高大雄伟的山门入内，左右为钟楼、鼓楼。从钟楼、鼓楼中间的道路前去，迎面即为大雄宝殿。大雄宝殿高大雄伟，五楹结构的殿宇，四周游廊宽敞。大雄宝殿的北边，东西两边各有对称的五间廊房，中间有一宽敞的大院，大院北有一高台，高台上坐北面南即是法堂。宽阔的院子中间，广植牡丹、月季、女贞、冬青、松柏等花草树木，鲜花开放，四季常青。法堂台阶下有一道紫竹，成为一道天然绿色屏风；大雄宝殿前及左右两边，古柏参天，红枫扶疏，青竹月季映衬，环境十分优美。
大雄宝殿前右侧台阶上，树立有醴陵程潜撰并书的《重修护国兴教寺碑》，碑高260厘米，宽90厘米，为民国29年5月立石。碑文详细记载了民国28年前，绍兴朱庆澜与主持释妙阔辅葺三塔之事及民国28年（1939）程潜驻西安，倡修大殿、藏经楼、山亭、门庑之经过。左首碑楼是由原长安县志办公室副主任樊耀亭撰文、雷珍民手书的《长安兴教寺记》碑，碑文全面记述了兴教寺的历史。碑楼左右两边，是1998年新修的钟鼓楼，大殿正中，悬挂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手书“大雄宝殿”之匾额；左首悬挂有“癸亥冬”康有为所书的“兴教寺”匾额，右首悬挂有民国23年（1934）8月沧州张继题写的“慈恩塔院”匾额。大雄宝殿两边书有瓦楞楹联：“朝诵楞严唤醒三千大千世界；暮念弥陀利益百万恒沙众生”。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己卯年长安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楚北刘宪章识，太乙山樵、董黼承书；关中王培坤刻的《游兴教寺记》石刻，刻于东墙上悬挂有“应公老和尚圆寂纪念匾”。北墙檐下悬挂有“妙阔老法师六旬晋八大庆”匾、常明方丈重修大雄宝殿纪念匾、妙阔大师纪念匾。大雄宝殿内宽敞宏阔，一色大理石方砖铺漫，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脱沙装金坐像，像高3.2米，十分精美；两侧分供十八罗汉像，为1988年雕刻，形象生动。佛像前幡幔一新，华盖高悬，法器林林总总，陈列有序。大雄宝殿为僧人朝夕诵经之处，佛会及庆典亦在这儿举行。
过大雄宝殿，越过花草树木扶疏的大院，法堂正中悬挂有辛末浴佛大兆居士夏天明敬献的“花开见佛”篆写门额。拾数级石阶，越一道紫竹绿屏，即为法堂，法堂门口左右支放的石凳，即兴教寺四至石碑。法堂西屋檐下，有一古龟趺负一石碑，此为《重修长安樊川兴教寺》碑，为民国23年（1934）菊月中浣住持妙阔率寺众仝立，法堂为五楹一座，中间3间供奉佛祖，东西两间为僧人住所，东首即为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居室。待至法堂，只见金碧辉煌，佛像从小至大由低至高如阶级峻岭排列；供桌、香案佛龛、果盘、蜡座，井然有序，无一不是雕龙绣凤镂花刻鸟、精美绝伦工艺高超之艺术珍品。这儿供奉有高2米的唐代观音菩萨塑像、明代铜铸弥陀佛像、楠木雕刻西方三圣像，特别是那元代铜铸千佛绕昆卢古佛像，高2米余，重达2700余斤……，这些佛塑佛雕，工艺高超，宝相庄严。此外还有宋代菩萨画像、明清韦驮菩萨画像，十八观音、十八罗汉等塑像、古佛教宗派之拓片挂。特别是殿内墙壁上镶嵌的石刻金刚经，为世间罕见。这些佛雕佛塑画像、拓片、石刻，不只形象生动，工艺高超，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均为稀世珍宝。善男信女在这儿拜佛，众生亦可在这儿得到人文历史的熏陶及雕塑艺术的享受。如今寺门大开通天下，五洲游人觅幽来，来兴教寺拜佛、游览，人们必至大雄宝殿和法堂，因为这儿实为兴教寺人文荟萃之地，至今，连法堂两个山墙下基石也压着元代及其他朝代的珍贵石碑，足见其兴教寺文物古迹之丰富。要问此地在佛教上的地位，妙阔法师重修法堂敬献于民国28年（1939）浴佛日、今书于法堂内明柱上的瓦楞楹联就是最中肯的评价：“法海仰奘公西土亦称大遍觉、宗学宏唯识此地堪比那澜陀”。处于兴教寺中轴线上的大雄宝殿和法堂，堪称为寺中明珠之一。这儿一年四季花芳树绿、鸟鸣寺静，当人们进入这块环境幽雅之处所，“寺中新竹隔帘多”，竹声尽拂心头烦，天风吹送数钟声，“红芳静绿绝纤尘，一片幽香满院中”，顿有一种外无物累、内无妄念、清风入内、心旷神怡之感。这儿最富诗意之际当数晨昏。清晨，当西天现出铝白色，寺院、山门、经楼、三塔，在晨曦中显现出墨影，院内打板之声打破黎明的静寂，大殿、禅房灯光初明，朦胧之中，竹映松遮灯火深；若至月夜，其景更奇，有推阁僧进殿，月随人入内之趣，亦有风动影扫阶，如萤绕殿前之画。当上殿的鼓磐响起，那深沉的男低音所诵出的梵呗之声，有如美妙的无字歌响起，在朦胧的寺院上空飘散，人们似乎觉得是这声音兴起了晨风，摇响了塔铃，那铝白色的天空变成了绯红，寺院由一幅剪影，变成一幅立体的油画。
兴教寺大雄宝殿、法堂景点，该给游客有几多诗情，几多画意，几多联想，几多哲理啊。
4.金碧辉煌的卧佛殿
卧佛殿，位于兴教寺从南至北大雄宝殿、法堂之后的少陵原根，依苍苍柏丛，背风向阳，环境清幽僻静，风景优美。
卧佛殿自1982年开始筹备，由兴教寺住持常明方丈发起。他多方奔走，不辞辛苦自筹资金，海内外佛教徒和善男信女尽力赞助，仅日本药师寺佛教界人士就捐资120万元人民币。在多方赞助下，一座富丽堂皇的卧佛殿终于落成了。1992年9月18日和10月1日，兴教寺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落成典礼，参加典礼的有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及善男信女600多人。
卧佛殿，坐落于法堂北崖根，背依古柏郁郁苍苍，面对层层殿宇栉次鳞比，5楹大殿宏阔壮观，前面游廊宽敞明亮，上覆金黄琉璃瓦、筒瓦合缝，寿脊雕龙刻花、海浪流云，四角上翘、凌空欲飞，精雕花格、雕栋画梁、朱漆圆柱；花格门顶有24幅佛教典故画点缀，门顶悬挂有赵朴初先生所书“卧佛殿”三字，两边分写两副对联，外副是：“古刹宏伟法相庄严般若奉纳竞瞻礼，佛天罔极神力叵测宝殿落成迎嘉宾”；内副是“释迦诞生五色光入贯太微悲心随处祥云，优填造像出迎慈尊感昭摩顶授记当来弘教法”，落款是：“新建卧佛殿佛历二五二五年四月初八日”“古禅兴教寺方丈常明祝两序执事同庆”。同时卧佛殿前还置有“万年宝鼎”一尊。此宝鼎是在兴教寺常明方丈主持下由浙江省瑞安市鲍田迅达机件厂铸造的，造价15000元，下边石莲座子5000元，铸造时间为佛历二五三七年四月八日，公元1993年5月28日。此宝鼎的设置使卧佛殿更加肃穆、庄严。
卧佛殿内，一色白大理石方砖铺漫，殿堂内，幡幔下垂，宫灯、花灯高悬。卧佛殿一侧置有大般若经经橱两个，用香樟木刻成的巨佛那样庄重、安详，简直若活佛降生。为雕刻这尊卧佛像，常明方丈派人寻买香樟木，聘请雕刻工，这种樟木香气袭人，据说是依照四川大足山上石刻睡佛雕刻的。卧佛雕刻，长9米，高2米，作工精细，金箔贴身，庄严肃穆。卧佛殿的落成，不仅为兴教寺增加了一个佛教活动场所，同时也等于增添了一个旅游景点，从而使兴教寺更加恢弘壮丽。
5.美丽的樱花园
樱花园位于藏经楼北。从藏经楼院北边月亮门入内，约走10步，左侧北边即是。比路约高出一尺多的土坎上，有一座小巧的建筑，在横叠起的两层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长120厘米，宽60厘米，厚21厘米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刚健、有力的大字：“中日友好樱花林纪念碑”，下边落款是“そふふ文化交流会，长安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立”，背面写着：“公元一九九二年际春正值中日友好邦交二十周年之际受川宗央先生为会长的日本亚细亚文化交流会赠送樱花树四百株栽植在兴教寺内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樱花是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象征，愿美丽的樱花永远怒放，让中日友好世代相传”。结尾写“杨振中书”，无须再作详细介绍了，以上文字已经向我们介绍了樱花园修建的原因和意义。
纪念碑向北约数步的地方有一小台阶，上台阶后有一林间小径直通原根，在小径尽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纪念碑为一龟趺驮着，那石龟蚨造形逼真，碑高210厘米，宽31厘米，厚7.8厘米，碑头为二龙戏珠雕，二龙戏珠下阳阴两边均镌刻有三僧人像，碑同龟趺合在一起，通高346厘米。碑的正面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书写的“中日永远友好”，背面撰文是奈良多武峰镧足公齐佐藤宗，撰文时间为平成四年九月吉日，落款为了ジ了文化交流会会长受川宗央书，时间为“西历一九九四年甲戊九月九日古文化节建之”。
不大一块樱花园，使兴教寺景色增添了异国情调和色彩。樱花园秋夏两季，绿叶翡翠如碧玉，在绿叶的扶映下，洁白如玉的纪念碑越发显眼。崖后古柏苍青一片，崖下樱花园翠绿如云，看去相映成趣。樱花园最美为春天，樱花含苞，枝头点丹，待全开放，艳若明霞彩云，那时青竹擎绿云，古柏如华盖，映衬得藏经楼愈发秀丽壮观。游客有扶碑留影者，有樱花丛中留影者，一幅幅美丽祥和的画面留下了多少人生美好的记忆，这是人们对和平的礼赞，对友谊的讴歌。
“中日永远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愿美丽的樱花永远怒放，让中日友谊世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