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荐福寺与小雁塔
樵卫新
一、荐福寺的创立
小雁塔本是唐代长安著名佛寺荐福寺的佛塔，原称“荐福寺塔”，因此，对于小雁塔的了解理应从荐福寺开始。
大荐福寺的创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唐弘道元年农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684年元月，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改元嗣圣，依高宗遗诏，军国大事取决于太后武则天处理，中宗并无实际权力。到了公元684年农历二月，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一决于武后，皇帝居别殿，不得有所预”；到了“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为荐福寺”。
综上所述，荐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也就是唐高宗驾崩后百余日，皇室为唐高宗迫献冥福而建立的，寺初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称“荐福寺”，并由武后御书飞白体荐福寺寺额。
文明元年创建的荐福寺，位于唐长安城开化坊的南半部，其寺院的东半部（开化坊东南部）是隋代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在大兴城中的旧宅。唐以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到了唐武德年间（618—626），高祖李渊将此地赐给当时的雍州都督萧蠫为“西园”。值得一提的是，萧蠫的姐姐就是晋王杨广之萧妃。入唐以后，萧蠫之子萧锐又娶了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最初，太宗曾令大臣为公主另辟住宅，公主以“妇人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若居住不同，则定省多阙”，为此而再三推辞，于是便和萧锐同住在开化坊萧蠫的旧宅处，公主死后，此地又官市为英王（即后来即位的唐中宗李显）的住宅。而公元684年二月，即位仅55天的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三月十二日高宗驾崩百日之际，中宗原来的旧宅就被立为献福寺。六年后，正式称帝的武则天御书赐寺额荐福寺，由王宅而寺院，两次成为帝王的“潜龙旧宅”。
荐福寺的缘起，除了与武则天与她的三子李显、四子李旦争夺帝位的斗争有关之外，还与当时佛教的昌盛有关。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4～5个世纪的流传，到了隋唐之时，已由宫廷普及民间，其教义精神也逐渐中国化。由于历代帝王扶持，寺院经济也迅速发展，仅唐代长安城内的佛寺即多达百余所。隋寺保留到唐代的有76所，而唐建寺直到“会昌毁佛”事件发生时方停止。唐代新建寺观，一部分建在开阔僻静的地方，一部分为官吏和贵族舍宅所建。舍宅为寺的原因有所不同，如高祖称帝前的旧宅改为兴圣尼寺，睿宗在藩的旧居改为招福寺、大安国寺等。这是因为他们贵为天子的旧居，自然不能允许任何他人居住。其他官吏和贵族或因祈福，或因迫献，或为没官，以宅改建的寺院当时约有近20所。
长安城内寺观分布则受住宅分布影响，相对集中在皇城东、西、南三面较近里坊中。高僧以清静为尚，初建的寺观必然考虑到他们的情趣，当会选择里坊偏僻的四隅之地兴建，如玄奘的大慈恩寺。将寺院建于人口密集的繁华地区，其基本原因是由于这些寺院的前身本是宅舍，从当时长安城的居民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皇城的东西两侧和南部距皇城较近的里坊中。据《长安志》卷七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唐代，舍宅为寺的情况较为常见，因此形成了不少寺院位于郭城中繁华之地的局面。
荐福寺所在的开化坊，位于唐长安城皇城之南第二行，西临150米宽的朱雀门街，东西两面与繁华的东市、西市相隔仅两三个坊，地处居民集中、热闹繁华之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人们礼佛和游赏，也是以后频繁在此举行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原因。
二、“雁塔”的由来
严格地说，小雁塔正式的叫法应该是“荐福寺佛塔”，大雁塔正式的称呼为“慈恩寺佛塔”。“雁塔”本是一个佛教典故，据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下》载有“雁槃堵波”：
因陀罗势罗窭河山东峰伽蓝前有牢堵波，谓亘（许赠反）娑
（唐言雁）。昔此伽蓝，习玩小乘。小乘，渐教也，故开三净之食。而此伽蓝遵而不坠。其后三净求不时获。有比丘经行，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宜知是时。”言声未绝，一雁退飞，当其僧前，投身自殒。比丘见后，以白众僧，闻者悲感，咸相谓曰：如来设法，导诱随机，我等守愚，尊行渐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执，务从圣旨。此雁垂诫，诚为明导，宜旌厚德，传记终古。于是建堵波，式昭遗烈，以彼死雁，瘗此下焉。
文中“伽蓝前有牢堵波，谓亘娑”，就是说，寺院前有佛塔，称为雁，因此，可以论断所谓雁塔和佛塔实际上指的是一回事；《仙游寺舍利塔铭》中即有：“蜂台构毕，雁塔休工”之句，此铭刻于唐开元时期，可证当时把仙游寺塔也称为雁塔。
唐代长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当数晋昌坊的慈恩寺佛塔和荐福寺佛塔。慈恩寺塔高60多米，底层边长20余米；荐福寺塔高40多米，底层边长10多米。既然“佛塔”又称为“雁塔”，那么规模较大的慈思寺塔称为“大雁塔”，规模较小的荐福寺塔称为“小雁塔”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了，但是把“小雁塔”作为荐福寺雁塔专有名称的记载，最早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吴堡知县赵酉所撰的《荐福寺来源》碑中提到的“浮图名小雁塔”（又见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陕西通志》）。
关于“雁塔”的由来除了以上的“坠雁说”外，尚有多种说法。《天竺记》载：“达蹴国有伽叶佛伽蓝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还有说塔建成时有雁落塔顶，谓之“雁塔”；此外，有说唐代进士及第在塔下题名“妙行有列，婉若雁阵”，故有雁塔之名。这些说法因缺乏根据，这里也不再一一列举。
三、荐福寺的佛事活动
除了广开门庭之外，荐福寺本身的佛事活动也是丰富而重要的。
首先，这里云集了许多当时国内外大德高僧。著名的有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大唐荐福寺故寺主翻译大德华严三祖贤首国师法藏和尚、西域于阗华严三藏实叉难陀、与工部尚书张锡一起负责重修荐福寺的道岸律师、天竺密教译经高僧金刚智、三阶教大德法藏、荐福寺上座渐教大福禅师、在荐福寺中以种花为佛事的顿教道光禅师、顿教弘辩禅师、神僧僧伽、诗僧灵澈和栖白、书法大德高闲，以及日本求法僧圆仁等。
诸多荐福寺名僧之中，以义净最为著名，他与玄奘三藏并称于世。
义净三藏（635—713），生于范阳（今涿州），他仰慕法显的辟荒精神和玄奘西行求经的高尚情操，18岁时立志游印度，37岁时到广州，得同道志投者数十人，但到即将登舶西行时，他将其他人都辞退了。“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其初同行者有弟子善行乃至室罗筏Sumatra以疾归），经25年，历30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695）夏还至洛阳，得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后自专译。其译场规模亦大，中国、印度高僧都有参与，共译经56部，230卷，特致力于律部，声名极一时之盛；盖兼通华梵，中国人自行译经，净师仅亚于奘师也。而其所撰《大唐求法高僧传》及《南海寄归内法传》，则为研究中印历史者之要籍也。
《宋高僧传》在评价中国的西行求法僧时说：“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正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此二师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
院内的木雕
在荐福寺的佛事活动当首推译经之事。作为荐福寺历史上最重要译场的义净译场，与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译场、不空主持的大兴善寺译场，被称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
除了翻译佛经外，见于记载的荐福寺佛事活动当数佛牙供养。佛牙一般指佛祖释迦牟尼的牙齿，其数量和来源都说不清楚。日本僧人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长安，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一些佛事活动，并作了记载：
“开成六年（841）正月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正月九日，改年号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
“大庄严寺开释迪牟尼佛牙供养。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寺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菜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左街僧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莱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廊下敷设，不可胜计。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论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发愿布施，庄严佛严会，向佛牙楼散钱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随喜，登佛牙楼上，亲见佛牙，顶戴礼拜。兼入翻经院，见义净三藏影壁。松树街西兴福寺，从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开佛牙供养。崇圣寺亦开佛牙供养。城中有四佛牙：一崇圣寺佛牙，是哪吒大子从天上将来，与终南山宣律师；一庄严寺佛牙，从天竺人腿肉里将来，护法迦毗罗神将护得来；一法界和尚从于阗国将来；一从吐蕃将来。从古相传如此，今在城中供养。”
从圆仁的记载中，我们能发现许多与当时荐福寺有关的史料。第一，关于寺院经济来源。因荐福寺属皇家所立，其经费主要来源首先是朝廷，“开成六年正月四日国忌日，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这段记载与唐中宗敕道岸与工部尚书张锡监修荐福寺、宫人率钱建荐福寺佛塔（小雁塔）所反映的国立寺院本质是一样的；其次，接受布施也是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各各发愿布施，……向佛牙楼散钱如雨”正是布施活动的生动写照。
第二，荐福寺中除了《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净土院、菩提院、律院外，尚有供养佛牙的佛牙楼和翻译经书的翻译院。
第三，依圆仁所载，荐福寺所供奉的佛牙，不是法界从于阗国所得就是从吐蕃所得。据寺内所藏《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所载，至北宋政和六年（1116）修荐福寺小雁塔时，仍将“灵牙舍利，悉贮其中”，只是不知此“灵牙”是否就是圆仁所见荐福寺供奉的佛牙；北宋以后小雁塔所贮的“灵牙舍利”也不见记载。
唐时荐福寺对佛教各宗派可谓兼容并弘，其中又以律宗最具特色。义净所译的20卷《比丘毗奈耶》和40卷《毗奈耶杂事》是义净回国后所译全部经典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经名中的“毗奈耶”，也有译作“毗尼”，都是梵文Vinaya的音译，意思就是“律”、“律法”。
唐代荐福寺所容佛教各宗及代表人物可由以下简表知其大概：
四、荐福寺的“雁塔题名”
唐代，新及第进士“杏园（曲江池西）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若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
白居易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之句传世。
关于题名肇始，历来说法不一。据宋钱易《南部新书》说是“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却说是“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以为故事”。不论此举始于何人，自唐中宗神龙（705—707）之后成为惯例则是事实。
尽管唐代进士“慈恩塔下题名”之碑今皆无存，但其故事却流传后世，被称为“雁塔题名”。
到了明清两代，在陕西省城西安府参加文科、武科乡试考中的举人，仿效唐人故事，文举人在慈恩寺雁塔下刻石留名，武举人到荐福寺雁塔下题名，形成了明清时期的“雁塔题名”之风。
值得说明的是，唐代“慈恩塔下题名”的是新及第的进士，明清两代“雁塔题名”的是文举人和武举人，“举人”和“进士”在各代所指并不相同，汉代取士尚无考试方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故谓之举人；唐宋有进士科，凡应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通谓之举人。至明清始专称乡试登第者为举人，经会试、殿试而登第者称为进士。唐制，应举者称之“举进士”，试毕，放榜合格者曰“成进士”，凡试于礼部，皆谓之进士。
武科是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目，始于唐代，称为武举，以后历朝皆因之，但不定期举行。至明代中期始定武乡试、武会试之举，清代沿袭。考试科目定为马箭、步箭、弓、刀、石，均为外场，又以默写武经为内场。其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及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均与文科同，但加武字以别之。初试亦归学政主持，乡试以本省巡抚，会试以大学士、都统、兵部尚书、侍郎等为考官，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止。
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乡试。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八月，分三场，考中的称为举人。各省的举人可应考每三年二次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会试录取的贡生再经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殿试。明清定制：殿试后将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通称状元，第二、三名通称榜眼、探花；二甲均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
荐福寺内现存明清两代在陕西省城西安府参加武科乡试考中武举的题名碑十五方，其中明代两方。题名碑中年代较早的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陕西武举雁塔题名》碑，较晚的有清光绪二年（1876）《武举人名碑》。因清康熙二年（1663）分陕西省为二，东部仍称陕西，陕西西部为巩昌省，康熙五年（1666）改称甘肃省，陕西巡抚驻西安府，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驻兰州府，故清代的荐福寺武举题名碑中，有《陕甘武闱乡试题名碑》（乾隆二十一年）、《庚子陕甘武闱雁塔题名碑记》（乾隆四十五年）和《辛酉科陕甘乡试题名碑记》三方碑石，不言“陕西”而题“陕甘”。
荐福寺的武举题名碑记载了四五百名武举人的姓名和籍贯，它为研究陕西明清时期的武举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五、“关中八景”中的“雁塔晨钟”
关中八景又称长安八景，是以古都西安为中心，东到华山，西到太白山的八处古迹名胜，即华岳仙掌（华山）、骊山晚照（临潼骊山）、灞柳风雪（灞河）、曲江流饮（曲江池）、雁塔晨钟（小雁塔）、咸阳古渡（咸阳渭河）、草堂烟雾（户县草堂寺）、太白积雪（太白山）；这八处胜景之题名与排列大约形成于明时，固定于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朱集义绘关中八景之图并附小序及口占成韵之诗，勒石留碑，此《关中八景》碑现陈列于西安碑林。
《关中八景》碑中“雁塔晨钟”一景的小序及诗如下：
雁塔晨钟，城南荐福寺有浮图耸立于霄汉间者，俗呼为小雁塔是也。爰有台钟，寺僧晓扣则清音远震。
噌初破晓来霜，落月迟迟满大荒。
枕上一声残梦醒，千秋胜迹总苍茫。
西安碑林库房另有一组四条碑石，阴阳八面各刻关中八景之图和附诗，现录“雁塔晨钟”之题诗如下：
云深古刹记何年，高耸层云接洞天。
听到更残月落里，一声绿渺一声园。
晓风何处送钟声，塔势凌霄逼太真。
应是影名消壮志，钟声故作不平鸣。
此诗下之雁塔晨钟石刻与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清人杨晋所作之《雁塔晨钟》画颇为近似。
如上所述，“雁塔晨钟”之景定名于清代，指的是清代荐福寺中的晨钟报晓，因其“寺僧晓扣则清音远震，声闻数十里，辅以塔影秀丽，遂为“关中八景”之一。据传，叩击此钟，能祈福、消灾、传播思念之情，故又被人称为“神钟”。
“雁塔晨钟”虽然是清代的胜景，但小雁塔是唐代建筑，报晓的晨钟也不是清代荐福寺所铸。
据清雍正十二年（1734）赵酉撰《荐福寺来源》碑载：
（荐福阁）前左右建钟鼓楼，关中八景雁塔晨钟此其一也。其钟原出自武功河畔。砧妇作石捣衣。忽一日，声自石出，响闻数里。妇惊走。土人报官。发之，乃巨钟也。遂为寺钟。
另据《关中金石记》卷七之《崇教禅院钟款》载：
（金章宗）明昌壬子（1192）二月造，正书，在咸宁荐福寺。崇教禅院，本在武功，于金为武亭县。是钟于康熙（1662—1722）中出自河畔。时巡抚某公方修荐福寺，因载归焉。钟后有尚书礼部牒文。
考康熙年间荐福寺诸记载，惟有康熙九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八月（1671—1684）修寺时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加五级杭爱相助的记载，因此，上碑中“载钟而归”的“巡抚某公”极有可能就是杭爱。
这口金代大铁钟现仍存于荐福寺钟楼内，钟通高3.35米，口部直径2.45米，钟钮为双獬豸造型（钟钮残损），重8000公斤，钟上有铭文约千字，多已朽蚀。
民国时期，这口1192年铸造的金代铁钟被“某军驻寺毁裂”。据今荐福寺兆夏家庄村老人说，1926年刘镇华镇嵩军围攻西安时，以集束手榴弹炸裂了此钟。此钟后来以铁箍缠绕，置于地上。
1993年底，西安市小雁塔文管所主持焊修了“雁塔晨钟”的遗留裂痕。1998年，文管所又重铸了一口“雁塔晨钟”的仿制新钟，并将新钟挂于一露天钢架下供中外游客敲击。新钟重约9吨，形制与原钟完全相同，只是钟上铭文改为由当代西安书法名家书写的历代诗人咏颂荐福寺小雁塔的诗句以代之。作为金代文物，“雁塔晨钟”原钟仍陈列于荐福寺钟楼内。
六、民国时期的寺塔凋敝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陕西随即响应，至10月26日义军占领西安，清朝在陕西的统治结束。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2月12日，清宣统帝退位；4月5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民国四年（1915）12月12日，袁世凯窃国称帝，次年6月死去。此后进入军阀纷争和割据时期，也就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这一时期又称为北京政府时期。
北京政府时期，荐福寺与小雁塔因为西安地区的两次战乱，走向衰落，又一次重复了唐末五代时的历史。
1916年6月10日，段祺瑞命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陈树藩投靠北洋政府，残害进步人士，又极尽搜刮民众之能事，郭坚、耿直等组建靖国军，通电全国，护法讨陈。1918年2月10日，靖国军张义安、董振五、冯子明、李虎丞等部攻至西安南郊，以西营盘和荐福寺为据点攻打陈树藩军。陈亦调重兵反攻，包围靖国军，荐福寺成为战场，严重受损。
1923年，陕西省佛教会在荐福寺筹设普通僧学校，推宏纯法师主持。当时由各居士为僧学校捐资，购《频伽正藏》及影印日本续藏各一全部，后来讲堂桌凳虽已备妥，却终未能开课。
1926年，被驱逐的原陕西省长刘镇华，在吴佩孚、阎锡山支持下，于河南重建镇嵩军攻陕。2月，镇嵩军在灵宝、函谷关一带消灭国民二军大部，入潼关，进逼西安。4月1日，国民二军、三军在三原县召集驻陕各部高级将领会议，决定联合组成陕军，抗击镇嵩军，由李虎丞、杨虎城统一指挥；其后，陕军刘文伯旅宋锡侯团在荐福寺防守。镇嵩军兵临城下，双方激战至六日，战况愈烈。由于荐福寺据点是陕军在郊外突出的战略要地（据老年人回忆，小雁塔上曾架设机枪封锁由草场坡向南门进攻之镇嵩军），竟三失三得。为了加强防守，调兵员、弹药不足的宋锡侯团回守南城墙，王志茂团守南关，李定五团放弃三秦公学、黄雁村等处，守荐福寺、东西夏家庄、焦家村至东南城角一带，李定五团将团部驻扎在荐福寺内。至11月27日，镇嵩军败退，西安围解。在长达半年的激战之中，荐福寺与小雁塔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
民国16年（1927）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民国17年（1928）国民军进驻北京，完全取代了北洋军阀政府，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从1927年至1949年9月，称为南京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荐福寺常驻国民党军队，僧人逐渐失去对荐福寺的管理权，佛像不断被毁，寺宇被侵占。到1949年5月前，殿宇房舍悉为军用，佛像毁坏殆尽，仅有寺大门内西边农房数间，住僧数人。
1929年，荐福寺内曾设苦儿院，主办人系外籍教师，将大殿神像摧毁。
1935年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师尾随红军长征而到西北，开始驻防天水；西安事变后，胡升任第一军军长。1938年胡部在信阳对日作战失败，撤到陕西整训，当时胡任第17军团长，即驻进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寺的正门在南边，后门在北边。胡在西安除有东仓门一号官邸外，其休息室在南门内下马陵公馆。胡来往小雁塔及接待一些高级人员时，均绕道荐福寺围墙东侧，出入南边正门。胡从此以小雁塔所在荐福寺为他的最高指挥部，当时人们习惯上把胡的司令部称“小雁塔”。
胡在小雁塔经历了五个时期：第17军团司令部（约在-1938年前后），统领3个军；34集团军总司令部（约在1942—1944年），统领6个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在1944—1946年）；西安绥靖公署（1947—1949年）；1943年时，已升任第八战区副长官的胡宗南，已发展到指挥30多个军100个师以上，堪称百万大军了。
随着蒋介石对胡宗南的特殊信任，使胡的职务越来越高，权力也相应扩大，办事机构自然增加。小雁塔司令部已经容纳不了九大处的人员了，即将第二处（情报）、第四处（补给）、政工处、民事处、高参室等部门迁到西安城内北院门和现在的儿童公园办公；军法处在城外张家村、经理处在五岳庙办公；在小雁塔内办公的有第一处（人事）、第三处（参谋）及副官处、机要室、研究室等部门。
在抗日战争中，胡拥有百万大军，却仅用少数部队在潼关到秋林镇的黄河口岸和从灵宝到荆紫关，布防抗日；只派范汉杰率27军向晋南太岳山、中条山、太行山南段地区对日作战；其余大量部队，以保陕、甘、绥后方交通、巩固河西走廊中苏国际通路、保卫陪都重庆安全为借口，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
第34集团军总司令部时期（约1942—1944年），曾在小雁塔举行过一次庆贺胡宗南四十大寿的活动。
据载：“祝寿那天，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小雁塔内外，张灯结彩，焕然一新。尤其是各道门内，走廊檐下，那吊着的一盏盏大红灯笼上，一个个烫金的‘寿’字，好不醒目耀眼。每逢客人到来，侍从们便点响欢迎的鞭炮。一时间，宁静的古寺（荐福寺）笼罩在硝药的烟雾中，长长的青砖甬道上落满了红绿纸屑。”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等100余人乘汽车由渝返延，7月9日到达西安。当时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获悉后，指定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事先，胡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军级军官中选30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对周以师礼相待，拟最好把周灌醉；胡还规定对周称周先生，对蒋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7月10日下午招待酒会在小雁塔举行。胡派秘书熊向晖乘专车前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周（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车到小雁塔，胡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敬礼，陪周进会场，环坐四周的作陪者起立相迎，胡陪同周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座。周同胡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
胡政治部主任王某致欢迎词，临尾时提出：“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与作陪者都不知所措，周举目四顾，仍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还是免了吧。”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谈话。
酒会当中，不断有一批批的军官或夫人来向周敬酒，都被周巧妙地回绝了。当一批夫人以向周夫人表示敬意为名，请周代邓颖超分别与她们干杯以示周一向尊重妇女时，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夫人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也干了杯。
胡陪周走向专车，车启动后胡向周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手示意。
此次酒会前后乘专车接送周恩来的熊向晖，在接周赴会时，即以英语秘密告诉周胡的安排，要周提防被灌醉。1991年1月8日，熊向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上发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追述了此事。
到了西安绥署时期，胡宗南部队则完全是对着共产党打内战了，胡的庞大军队成为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英勇善战，自1947年青化砭、蟠龙镇战役后，接着在沙家店、羊马河、瓦子街、永丰诸战役中取得连续胜利，歼灭了胡宗南的大量主力。曾在小雁塔辅助胡指挥作战的绥署参谋长盛文，因此被撤职处分，做了替罪羊。胡损兵折将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地下组织及时准确地获取了胡的重要军事、政治情报，做到了知己知彼。下面摘录两件与小雁塔胡最高指挥部有关的情报外泄事件：
1945年秋末的一个晚上，在小雁塔胡宗南第一战区长官办公室，胡正在主持党政军警宪特联席汇报会。司令部的情报处处长汇报说，他获得了中共西安一个地下情报组织的首要人物王××所在地点的确切情报，并已决定当晚12时动手。参加联席汇报的李茂堂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假装烟瘾发作，口吐白沫跌倒在地，随即被送往医院。在医院，李挂电话通知其妻将情况转告中共西安情报处。当胡的情报处长带特务赶到中共西安情报处时，早已人去楼空。1948年5月，李茂堂又从一特务处得知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一家的藏身之处，即将前往搜捕，李遂以回家拿衣服为由通知王一家立即转移，再次使胡的特务扑了空。
1948年宜川战役前，中共中央急需了解胡宗南部队的军事动态和胡部整编后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内容和武器装备情况，遂将此任务交与中共西安地下人员蔡茂林。蔡原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被服科上尉科员，1945年初调到西北补给区司令部工作，后来，蔡随该部调到西安工作。蔡得知有关材料收藏于胡宗南西安绥署参谋处的保险柜里，遂找到参谋处两个受胡亲信排挤的中校参谋，以给部队编造配发夏季服装计划为由，从绥署得到了整编后各军、师、旅编制的有关资料。另外，在1946年下半年，蔡茂林还曾向中共西安情报处提供过几份胡部的重要军事情报。
1949年5月17日，胡宗南和西安绥靖公署被迫撤离小雁塔；5月20日，西安解放。
在胡部占用荐福寺小雁塔的12年中（1938—1949），荐福寺成为军营，群众根本不能进入院内，小雁塔也受到一定破坏。胡部撤离后，发现小雁塔底地宫内被垃圾填满。
胡宗南于1962年病故台湾。最后撤离西安的绥署人员之一、副参谋长沈策1985年曾来小雁塔参观他当年的办公室，还一再表示感谢人民对他的宽大。
一、荐福寺的创立
小雁塔本是唐代长安著名佛寺荐福寺的佛塔，原称“荐福寺塔”，因此，对于小雁塔的了解理应从荐福寺开始。
大荐福寺的创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唐弘道元年农历十二月，也就是公历684年元月，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改元嗣圣，依高宗遗诏，军国大事取决于太后武则天处理，中宗并无实际权力。到了公元684年农历二月，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一决于武后，皇帝居别殿，不得有所预”；到了“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为荐福寺”。
综上所述，荐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十二日，也就是唐高宗驾崩后百余日，皇室为唐高宗迫献冥福而建立的，寺初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称“荐福寺”，并由武后御书飞白体荐福寺寺额。
文明元年创建的荐福寺，位于唐长安城开化坊的南半部，其寺院的东半部（开化坊东南部）是隋代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在大兴城中的旧宅。唐以后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到了唐武德年间（618—626），高祖李渊将此地赐给当时的雍州都督萧蠫为“西园”。值得一提的是，萧蠫的姐姐就是晋王杨广之萧妃。入唐以后，萧蠫之子萧锐又娶了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最初，太宗曾令大臣为公主另辟住宅，公主以“妇人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若居住不同，则定省多阙”，为此而再三推辞，于是便和萧锐同住在开化坊萧蠫的旧宅处，公主死后，此地又官市为英王（即后来即位的唐中宗李显）的住宅。而公元684年二月，即位仅55天的中宗被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三月十二日高宗驾崩百日之际，中宗原来的旧宅就被立为献福寺。六年后，正式称帝的武则天御书赐寺额荐福寺，由王宅而寺院，两次成为帝王的“潜龙旧宅”。
荐福寺的缘起，除了与武则天与她的三子李显、四子李旦争夺帝位的斗争有关之外，还与当时佛教的昌盛有关。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4～5个世纪的流传，到了隋唐之时，已由宫廷普及民间，其教义精神也逐渐中国化。由于历代帝王扶持，寺院经济也迅速发展，仅唐代长安城内的佛寺即多达百余所。隋寺保留到唐代的有76所，而唐建寺直到“会昌毁佛”事件发生时方停止。唐代新建寺观，一部分建在开阔僻静的地方，一部分为官吏和贵族舍宅所建。舍宅为寺的原因有所不同，如高祖称帝前的旧宅改为兴圣尼寺，睿宗在藩的旧居改为招福寺、大安国寺等。这是因为他们贵为天子的旧居，自然不能允许任何他人居住。其他官吏和贵族或因祈福，或因迫献，或为没官，以宅改建的寺院当时约有近20所。
长安城内寺观分布则受住宅分布影响，相对集中在皇城东、西、南三面较近里坊中。高僧以清静为尚，初建的寺观必然考虑到他们的情趣，当会选择里坊偏僻的四隅之地兴建，如玄奘的大慈恩寺。将寺院建于人口密集的繁华地区，其基本原因是由于这些寺院的前身本是宅舍，从当时长安城的居民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皇城的东西两侧和南部距皇城较近的里坊中。据《长安志》卷七载：“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唐代，舍宅为寺的情况较为常见，因此形成了不少寺院位于郭城中繁华之地的局面。
荐福寺所在的开化坊，位于唐长安城皇城之南第二行，西临150米宽的朱雀门街，东西两面与繁华的东市、西市相隔仅两三个坊，地处居民集中、热闹繁华之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人们礼佛和游赏，也是以后频繁在此举行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原因。
二、“雁塔”的由来
严格地说，小雁塔正式的叫法应该是“荐福寺佛塔”，大雁塔正式的称呼为“慈恩寺佛塔”。“雁塔”本是一个佛教典故，据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下》载有“雁槃堵波”：
因陀罗势罗窭河山东峰伽蓝前有牢堵波，谓亘（许赠反）娑
（唐言雁）。昔此伽蓝，习玩小乘。小乘，渐教也，故开三净之食。而此伽蓝遵而不坠。其后三净求不时获。有比丘经行，忽见群雁飞翔，戏言曰：“今日众僧中食不充，摩诃萨宜知是时。”言声未绝，一雁退飞，当其僧前，投身自殒。比丘见后，以白众僧，闻者悲感，咸相谓曰：如来设法，导诱随机，我等守愚，尊行渐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执，务从圣旨。此雁垂诫，诚为明导，宜旌厚德，传记终古。于是建堵波，式昭遗烈，以彼死雁，瘗此下焉。
文中“伽蓝前有牢堵波，谓亘娑”，就是说，寺院前有佛塔，称为雁，因此，可以论断所谓雁塔和佛塔实际上指的是一回事；《仙游寺舍利塔铭》中即有：“蜂台构毕，雁塔休工”之句，此铭刻于唐开元时期，可证当时把仙游寺塔也称为雁塔。
唐代长安城中最有名的佛塔当数晋昌坊的慈恩寺佛塔和荐福寺佛塔。慈恩寺塔高60多米，底层边长20余米；荐福寺塔高40多米，底层边长10多米。既然“佛塔”又称为“雁塔”，那么规模较大的慈思寺塔称为“大雁塔”，规模较小的荐福寺塔称为“小雁塔”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了，但是把“小雁塔”作为荐福寺雁塔专有名称的记载，最早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吴堡知县赵酉所撰的《荐福寺来源》碑中提到的“浮图名小雁塔”（又见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5）《陕西通志》）。
关于“雁塔”的由来除了以上的“坠雁说”外，尚有多种说法。《天竺记》载：“达蹴国有伽叶佛伽蓝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还有说塔建成时有雁落塔顶，谓之“雁塔”；此外，有说唐代进士及第在塔下题名“妙行有列，婉若雁阵”，故有雁塔之名。这些说法因缺乏根据，这里也不再一一列举。
三、荐福寺的佛事活动
除了广开门庭之外，荐福寺本身的佛事活动也是丰富而重要的。
首先，这里云集了许多当时国内外大德高僧。著名的有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大唐荐福寺故寺主翻译大德华严三祖贤首国师法藏和尚、西域于阗华严三藏实叉难陀、与工部尚书张锡一起负责重修荐福寺的道岸律师、天竺密教译经高僧金刚智、三阶教大德法藏、荐福寺上座渐教大福禅师、在荐福寺中以种花为佛事的顿教道光禅师、顿教弘辩禅师、神僧僧伽、诗僧灵澈和栖白、书法大德高闲，以及日本求法僧圆仁等。
诸多荐福寺名僧之中，以义净最为著名，他与玄奘三藏并称于世。
义净三藏（635—713），生于范阳（今涿州），他仰慕法显的辟荒精神和玄奘西行求经的高尚情操，18岁时立志游印度，37岁时到广州，得同道志投者数十人，但到即将登舶西行时，他将其他人都辞退了。“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其初同行者有弟子善行乃至室罗筏Sumatra以疾归），经25年，历30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695）夏还至洛阳，得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后自专译。其译场规模亦大，中国、印度高僧都有参与，共译经56部，230卷，特致力于律部，声名极一时之盛；盖兼通华梵，中国人自行译经，净师仅亚于奘师也。而其所撰《大唐求法高僧传》及《南海寄归内法传》，则为研究中印历史者之要籍也。
《宋高僧传》在评价中国的西行求法僧时说：“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正者，奘师、净师为得其实。此二师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
院内的木雕
在荐福寺的佛事活动当首推译经之事。作为荐福寺历史上最重要译场的义净译场，与玄奘主持的慈恩寺译场、不空主持的大兴善寺译场，被称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
除了翻译佛经外，见于记载的荐福寺佛事活动当数佛牙供养。佛牙一般指佛祖释迦牟尼的牙齿，其数量和来源都说不清楚。日本僧人圆仁于开成五年（840）至长安，亲身经历了当时的一些佛事活动，并作了记载：
“开成六年（841）正月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正月九日，改年号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
“大庄严寺开释迪牟尼佛牙供养。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寺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菜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左街僧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莱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廊下敷设，不可胜计。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论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发愿布施，庄严佛严会，向佛牙楼散钱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随喜，登佛牙楼上，亲见佛牙，顶戴礼拜。兼入翻经院，见义净三藏影壁。松树街西兴福寺，从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开佛牙供养。崇圣寺亦开佛牙供养。城中有四佛牙：一崇圣寺佛牙，是哪吒大子从天上将来，与终南山宣律师；一庄严寺佛牙，从天竺人腿肉里将来，护法迦毗罗神将护得来；一法界和尚从于阗国将来；一从吐蕃将来。从古相传如此，今在城中供养。”
从圆仁的记载中，我们能发现许多与当时荐福寺有关的史料。第一，关于寺院经济来源。因荐福寺属皇家所立，其经费主要来源首先是朝廷，“开成六年正月四日国忌日，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令行香，请一千僧”，这段记载与唐中宗敕道岸与工部尚书张锡监修荐福寺、宫人率钱建荐福寺佛塔（小雁塔）所反映的国立寺院本质是一样的；其次，接受布施也是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有人施百石粳米、二十石粟米，有人……各各发愿布施，……向佛牙楼散钱如雨”正是布施活动的生动写照。
第二，荐福寺中除了《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净土院、菩提院、律院外，尚有供养佛牙的佛牙楼和翻译经书的翻译院。
第三，依圆仁所载，荐福寺所供奉的佛牙，不是法界从于阗国所得就是从吐蕃所得。据寺内所藏《大荐福寺重修塔记》碑所载，至北宋政和六年（1116）修荐福寺小雁塔时，仍将“灵牙舍利，悉贮其中”，只是不知此“灵牙”是否就是圆仁所见荐福寺供奉的佛牙；北宋以后小雁塔所贮的“灵牙舍利”也不见记载。
唐时荐福寺对佛教各宗派可谓兼容并弘，其中又以律宗最具特色。义净所译的20卷《比丘毗奈耶》和40卷《毗奈耶杂事》是义净回国后所译全部经典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经名中的“毗奈耶”，也有译作“毗尼”，都是梵文Vinaya的音译，意思就是“律”、“律法”。
唐代荐福寺所容佛教各宗及代表人物可由以下简表知其大概：
四、荐福寺的“雁塔题名”
唐代，新及第进士“杏园（曲江池西）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已时若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故昔人有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衣’。”
白居易有“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之句传世。
关于题名肇始，历来说法不一。据宋钱易《南部新书》说是“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却说是“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以为故事”。不论此举始于何人，自唐中宗神龙（705—707）之后成为惯例则是事实。
尽管唐代进士“慈恩塔下题名”之碑今皆无存，但其故事却流传后世，被称为“雁塔题名”。
到了明清两代，在陕西省城西安府参加文科、武科乡试考中的举人，仿效唐人故事，文举人在慈恩寺雁塔下刻石留名，武举人到荐福寺雁塔下题名，形成了明清时期的“雁塔题名”之风。
值得说明的是，唐代“慈恩塔下题名”的是新及第的进士，明清两代“雁塔题名”的是文举人和武举人，“举人”和“进士”在各代所指并不相同，汉代取士尚无考试方法，皆令郡国守相荐举，故谓之举人；唐宋有进士科，凡应科目经有司贡举者，通谓之举人。至明清始专称乡试登第者为举人，经会试、殿试而登第者称为进士。唐制，应举者称之“举进士”，试毕，放榜合格者曰“成进士”，凡试于礼部，皆谓之进士。
武科是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目，始于唐代，称为武举，以后历朝皆因之，但不定期举行。至明代中期始定武乡试、武会试之举，清代沿袭。考试科目定为马箭、步箭、弓、刀、石，均为外场，又以默写武经为内场。其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及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均与文科同，但加武字以别之。初试亦归学政主持，乡试以本省巡抚，会试以大学士、都统、兵部尚书、侍郎等为考官，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止。
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乡试。凡本省生员与监生、荫生、官生、贡生，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考期在八月，分三场，考中的称为举人。各省的举人可应考每三年二次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会试录取的贡生再经皇帝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殿试。明清定制：殿试后将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通称状元，第二、三名通称榜眼、探花；二甲均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均赐同进士出身。
荐福寺内现存明清两代在陕西省城西安府参加武科乡试考中武举的题名碑十五方，其中明代两方。题名碑中年代较早的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陕西武举雁塔题名》碑，较晚的有清光绪二年（1876）《武举人名碑》。因清康熙二年（1663）分陕西省为二，东部仍称陕西，陕西西部为巩昌省，康熙五年（1666）改称甘肃省，陕西巡抚驻西安府，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驻兰州府，故清代的荐福寺武举题名碑中，有《陕甘武闱乡试题名碑》（乾隆二十一年）、《庚子陕甘武闱雁塔题名碑记》（乾隆四十五年）和《辛酉科陕甘乡试题名碑记》三方碑石，不言“陕西”而题“陕甘”。
荐福寺的武举题名碑记载了四五百名武举人的姓名和籍贯，它为研究陕西明清时期的武举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
五、“关中八景”中的“雁塔晨钟”
关中八景又称长安八景，是以古都西安为中心，东到华山，西到太白山的八处古迹名胜，即华岳仙掌（华山）、骊山晚照（临潼骊山）、灞柳风雪（灞河）、曲江流饮（曲江池）、雁塔晨钟（小雁塔）、咸阳古渡（咸阳渭河）、草堂烟雾（户县草堂寺）、太白积雪（太白山）；这八处胜景之题名与排列大约形成于明时，固定于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朱集义绘关中八景之图并附小序及口占成韵之诗，勒石留碑，此《关中八景》碑现陈列于西安碑林。
《关中八景》碑中“雁塔晨钟”一景的小序及诗如下：
雁塔晨钟，城南荐福寺有浮图耸立于霄汉间者，俗呼为小雁塔是也。爰有台钟，寺僧晓扣则清音远震。
噌初破晓来霜，落月迟迟满大荒。
枕上一声残梦醒，千秋胜迹总苍茫。
西安碑林库房另有一组四条碑石，阴阳八面各刻关中八景之图和附诗，现录“雁塔晨钟”之题诗如下：
云深古刹记何年，高耸层云接洞天。
听到更残月落里，一声绿渺一声园。
晓风何处送钟声，塔势凌霄逼太真。
应是影名消壮志，钟声故作不平鸣。
此诗下之雁塔晨钟石刻与康熙五十五年（1716）时清人杨晋所作之《雁塔晨钟》画颇为近似。
如上所述，“雁塔晨钟”之景定名于清代，指的是清代荐福寺中的晨钟报晓，因其“寺僧晓扣则清音远震，声闻数十里，辅以塔影秀丽，遂为“关中八景”之一。据传，叩击此钟，能祈福、消灾、传播思念之情，故又被人称为“神钟”。
“雁塔晨钟”虽然是清代的胜景，但小雁塔是唐代建筑，报晓的晨钟也不是清代荐福寺所铸。
据清雍正十二年（1734）赵酉撰《荐福寺来源》碑载：
（荐福阁）前左右建钟鼓楼，关中八景雁塔晨钟此其一也。其钟原出自武功河畔。砧妇作石捣衣。忽一日，声自石出，响闻数里。妇惊走。土人报官。发之，乃巨钟也。遂为寺钟。
另据《关中金石记》卷七之《崇教禅院钟款》载：
（金章宗）明昌壬子（1192）二月造，正书，在咸宁荐福寺。崇教禅院，本在武功，于金为武亭县。是钟于康熙（1662—1722）中出自河畔。时巡抚某公方修荐福寺，因载归焉。钟后有尚书礼部牒文。
考康熙年间荐福寺诸记载，惟有康熙九年二月至二十三年八月（1671—1684）修寺时钦差巡抚陕西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加五级杭爱相助的记载，因此，上碑中“载钟而归”的“巡抚某公”极有可能就是杭爱。
这口金代大铁钟现仍存于荐福寺钟楼内，钟通高3.35米，口部直径2.45米，钟钮为双獬豸造型（钟钮残损），重8000公斤，钟上有铭文约千字，多已朽蚀。
民国时期，这口1192年铸造的金代铁钟被“某军驻寺毁裂”。据今荐福寺兆夏家庄村老人说，1926年刘镇华镇嵩军围攻西安时，以集束手榴弹炸裂了此钟。此钟后来以铁箍缠绕，置于地上。
1993年底，西安市小雁塔文管所主持焊修了“雁塔晨钟”的遗留裂痕。1998年，文管所又重铸了一口“雁塔晨钟”的仿制新钟，并将新钟挂于一露天钢架下供中外游客敲击。新钟重约9吨，形制与原钟完全相同，只是钟上铭文改为由当代西安书法名家书写的历代诗人咏颂荐福寺小雁塔的诗句以代之。作为金代文物，“雁塔晨钟”原钟仍陈列于荐福寺钟楼内。
六、民国时期的寺塔凋敝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陕西随即响应，至10月26日义军占领西安，清朝在陕西的统治结束。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2月12日，清宣统帝退位；4月5日，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民国四年（1915）12月12日，袁世凯窃国称帝，次年6月死去。此后进入军阀纷争和割据时期，也就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这一时期又称为北京政府时期。
北京政府时期，荐福寺与小雁塔因为西安地区的两次战乱，走向衰落，又一次重复了唐末五代时的历史。
1916年6月10日，段祺瑞命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陈树藩投靠北洋政府，残害进步人士，又极尽搜刮民众之能事，郭坚、耿直等组建靖国军，通电全国，护法讨陈。1918年2月10日，靖国军张义安、董振五、冯子明、李虎丞等部攻至西安南郊，以西营盘和荐福寺为据点攻打陈树藩军。陈亦调重兵反攻，包围靖国军，荐福寺成为战场，严重受损。
1923年，陕西省佛教会在荐福寺筹设普通僧学校，推宏纯法师主持。当时由各居士为僧学校捐资，购《频伽正藏》及影印日本续藏各一全部，后来讲堂桌凳虽已备妥，却终未能开课。
1926年，被驱逐的原陕西省长刘镇华，在吴佩孚、阎锡山支持下，于河南重建镇嵩军攻陕。2月，镇嵩军在灵宝、函谷关一带消灭国民二军大部，入潼关，进逼西安。4月1日，国民二军、三军在三原县召集驻陕各部高级将领会议，决定联合组成陕军，抗击镇嵩军，由李虎丞、杨虎城统一指挥；其后，陕军刘文伯旅宋锡侯团在荐福寺防守。镇嵩军兵临城下，双方激战至六日，战况愈烈。由于荐福寺据点是陕军在郊外突出的战略要地（据老年人回忆，小雁塔上曾架设机枪封锁由草场坡向南门进攻之镇嵩军），竟三失三得。为了加强防守，调兵员、弹药不足的宋锡侯团回守南城墙，王志茂团守南关，李定五团放弃三秦公学、黄雁村等处，守荐福寺、东西夏家庄、焦家村至东南城角一带，李定五团将团部驻扎在荐福寺内。至11月27日，镇嵩军败退，西安围解。在长达半年的激战之中，荐福寺与小雁塔又一次受到严重破坏。
民国16年（1927）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民国17年（1928）国民军进驻北京，完全取代了北洋军阀政府，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从1927年至1949年9月，称为南京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荐福寺常驻国民党军队，僧人逐渐失去对荐福寺的管理权，佛像不断被毁，寺宇被侵占。到1949年5月前，殿宇房舍悉为军用，佛像毁坏殆尽，仅有寺大门内西边农房数间，住僧数人。
1929年，荐福寺内曾设苦儿院，主办人系外籍教师，将大殿神像摧毁。
1935年胡宗南率中央军第一师尾随红军长征而到西北，开始驻防天水；西安事变后，胡升任第一军军长。1938年胡部在信阳对日作战失败，撤到陕西整训，当时胡任第17军团长，即驻进小雁塔所在的荐福寺，寺的正门在南边，后门在北边。胡在西安除有东仓门一号官邸外，其休息室在南门内下马陵公馆。胡来往小雁塔及接待一些高级人员时，均绕道荐福寺围墙东侧，出入南边正门。胡从此以小雁塔所在荐福寺为他的最高指挥部，当时人们习惯上把胡的司令部称“小雁塔”。
胡在小雁塔经历了五个时期：第17军团司令部（约在-1938年前后），统领3个军；34集团军总司令部（约在1942—1944年），统领6个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约在1944—1946年）；西安绥靖公署（1947—1949年）；1943年时，已升任第八战区副长官的胡宗南，已发展到指挥30多个军100个师以上，堪称百万大军了。
随着蒋介石对胡宗南的特殊信任，使胡的职务越来越高，权力也相应扩大，办事机构自然增加。小雁塔司令部已经容纳不了九大处的人员了，即将第二处（情报）、第四处（补给）、政工处、民事处、高参室等部门迁到西安城内北院门和现在的儿童公园办公；军法处在城外张家村、经理处在五岳庙办公；在小雁塔内办公的有第一处（人事）、第三处（参谋）及副官处、机要室、研究室等部门。
在抗日战争中，胡拥有百万大军，却仅用少数部队在潼关到秋林镇的黄河口岸和从灵宝到荆紫关，布防抗日；只派范汉杰率27军向晋南太岳山、中条山、太行山南段地区对日作战；其余大量部队，以保陕、甘、绥后方交通、巩固河西走廊中苏国际通路、保卫陪都重庆安全为借口，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
第34集团军总司令部时期（约1942—1944年），曾在小雁塔举行过一次庆贺胡宗南四十大寿的活动。
据载：“祝寿那天，胡宗南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小雁塔内外，张灯结彩，焕然一新。尤其是各道门内，走廊檐下，那吊着的一盏盏大红灯笼上，一个个烫金的‘寿’字，好不醒目耀眼。每逢客人到来，侍从们便点响欢迎的鞭炮。一时间，宁静的古寺（荐福寺）笼罩在硝药的烟雾中，长长的青砖甬道上落满了红绿纸屑。”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等100余人乘汽车由渝返延，7月9日到达西安。当时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获悉后，指定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事先，胡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军级军官中选30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对周以师礼相待，拟最好把周灌醉；胡还规定对周称周先生，对蒋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
7月10日下午招待酒会在小雁塔举行。胡派秘书熊向晖乘专车前往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周（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车到小雁塔，胡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敬礼，陪周进会场，环坐四周的作陪者起立相迎，胡陪同周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座。周同胡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
胡政治部主任王某致欢迎词，临尾时提出：“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与作陪者都不知所措，周举目四顾，仍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还是免了吧。”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谈话。
酒会当中，不断有一批批的军官或夫人来向周敬酒，都被周巧妙地回绝了。当一批夫人以向周夫人表示敬意为名，请周代邓颖超分别与她们干杯以示周一向尊重妇女时，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周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夫人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也干了杯。
胡陪周走向专车，车启动后胡向周注目敬礼，周向他招手示意。
此次酒会前后乘专车接送周恩来的熊向晖，在接周赴会时，即以英语秘密告诉周胡的安排，要周提防被灌醉。1991年1月8日，熊向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上发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追述了此事。
到了西安绥署时期，胡宗南部队则完全是对着共产党打内战了，胡的庞大军队成为国民党在西北战场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英勇善战，自1947年青化砭、蟠龙镇战役后，接着在沙家店、羊马河、瓦子街、永丰诸战役中取得连续胜利，歼灭了胡宗南的大量主力。曾在小雁塔辅助胡指挥作战的绥署参谋长盛文，因此被撤职处分，做了替罪羊。胡损兵折将的原因之一，是中共地下组织及时准确地获取了胡的重要军事、政治情报，做到了知己知彼。下面摘录两件与小雁塔胡最高指挥部有关的情报外泄事件：
1945年秋末的一个晚上，在小雁塔胡宗南第一战区长官办公室，胡正在主持党政军警宪特联席汇报会。司令部的情报处处长汇报说，他获得了中共西安一个地下情报组织的首要人物王××所在地点的确切情报，并已决定当晚12时动手。参加联席汇报的李茂堂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假装烟瘾发作，口吐白沫跌倒在地，随即被送往医院。在医院，李挂电话通知其妻将情况转告中共西安情报处。当胡的情报处长带特务赶到中共西安情报处时，早已人去楼空。1948年5月，李茂堂又从一特务处得知中共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一家的藏身之处，即将前往搜捕，李遂以回家拿衣服为由通知王一家立即转移，再次使胡的特务扑了空。
1948年宜川战役前，中共中央急需了解胡宗南部队的军事动态和胡部整编后甲乙丙三种整编师的编制内容和武器装备情况，遂将此任务交与中共西安地下人员蔡茂林。蔡原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被服科上尉科员，1945年初调到西北补给区司令部工作，后来，蔡随该部调到西安工作。蔡得知有关材料收藏于胡宗南西安绥署参谋处的保险柜里，遂找到参谋处两个受胡亲信排挤的中校参谋，以给部队编造配发夏季服装计划为由，从绥署得到了整编后各军、师、旅编制的有关资料。另外，在1946年下半年，蔡茂林还曾向中共西安情报处提供过几份胡部的重要军事情报。
1949年5月17日，胡宗南和西安绥靖公署被迫撤离小雁塔；5月20日，西安解放。
在胡部占用荐福寺小雁塔的12年中（1938—1949），荐福寺成为军营，群众根本不能进入院内，小雁塔也受到一定破坏。胡部撤离后，发现小雁塔底地宫内被垃圾填满。
胡宗南于1962年病故台湾。最后撤离西安的绥署人员之一、副参谋长沈策1985年曾来小雁塔参观他当年的办公室，还一再表示感谢人民对他的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