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华塔寺与关中书院
田克恭
进西安城南门，宝庆寺塔就赫然在望。这个塔原先并不建在这里。
据《关中胜迹图志》记载：宝庆寺在唐长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廓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东侧，与荐福寺同在一坊），为隋文帝杨坚仁寿年间（601-604）修建，隋文帝、唐中宗李显，都曾来过这里，是个以收藏经典为主的寺院。唐文宗李昂太和、开成年间（827-840），在寺内又建了这座塔，塔用五色砖砌成，所以又叫“华塔”，寺院也因而被称作“华塔寺”。唐昭宗李晔天佑元年（904），朱温（全忠）挟昭宗迁东都洛阳，拆毁宫室、百官衙署及民舍，并将梁柱等材料组成渭水浮筏，经黄河运至洛阳，至名都长安城瞬间成为废墟，当时驻防长安的节度使韩建放弃了外廓城和宫城，缩筑长安城（叫新城）。在修新城时，仿照原廓城内宝庆寺和寺塔的原形，重建于南城墙里现在书院门的西口内，这座华塔为6面7层，高约23米，龛内嵌有魏、隋、唐等各代的石刻佛像。据《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五代时，此寺（指宝庆寺）的殿宇遭灾祸被焚，惟塔保存。
清末，在西安高等学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在所著《长安史迹考》中关于宝庆寺的记载称：唐末司空曙的《经宝庆寺》诗中说：“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池清龟出曝，松螟鹤飞回。石砌碑横草，阴廊画杂台。禅宫亦消歇，尘世转堪哀。”可见当时这座名寺已沦荒废，同书中还记载着：此华塔周壁上刻有十数个精丽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内壁上复嵌佛像十二，俱极精巧，断为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长字”（武则天的最后一个年号）、“开元”年号者。据传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筑长安城，方移至此寺云。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重修了宝庆寺。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工部尚书长安大儒冯从吾在与阉党斗争失败后，解职回长安，即在宝庆寺讲学。后因学生日增，而宝庆寺内地方狭窄，当时的陕西大吏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便在寺东修建一座扩展了规模的书院，取名“关中书院”，成为一个官办的地方性学术机构，也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
书院初建成时，门口立有牌坊，院内有钟鼓楼、东西号房（即学员宿舍）、学生书斋（即学习室），还有一座大讲堂，取名“允执堂”。明万历四十年（1612）为专门祭拜孔子，在院中建“斯道中天阁”（后人简称中天阁）。清康熙三年（1664），书院范围扩大，增建“仁在堂”及“醒钟楼”，在书院的东边添建了讲学先生的寓所，西边增设了学员休息的地方，并建有池塘、假山，栽种花草树木，直至清光绪年间，历朝均有修葺；院内房屋总计370余间，占地130余亩。历经沧桑，这些古建筑多数已不存在，只有允执堂和少部分房舍几经翻修，仍留残迹。
这个书院，在冯从吾讲学期间，曾造就了不少名宦与学者。
清朝初年，该院聘李二曲先生主讲，并立了“学规”。李先生名□，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县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著名哲学家，清廷曾多次征召，他都推辞有病，不肯做官，最后绝食，坚决拒绝，才得以免。李先生一生刚正不阿，鄙弃名利，过着俭朴的生活，表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崇高品德。
此后，乾隆中，该院聘武功县孙酉峰先生主讲（当时韩城的王杰、临潼县的王巡秦、雒南县的薛、华阴县的李汝榛，武功县张洲、吴堡县贾蒂芳，是孙先生的六大弟子），之后，孙的名徒周至县的路润生，以及名儒柏景伟等也曾先后在该院主讲。
这个书院，直到晚清还是人才辈出，如陕西名人刘古愚即其一。刘系陕西咸阳人，曾考中举人，学问渊博，思想新，曾积极响应康有为的“变法”，当时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之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巡抚思寿，藩司樊增祥，将书院改建为“两级师范学堂”，内设“优级选科”，以学博物为主；“初级完全科”，则以学经学、史学为主，这是陕西创办师范学校之始。清末，还在这个学堂内设了一所“长安第二小学校”。民国元年（1912），将两级师范学堂改为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长安第二小学校改为该校的附属小学。民国23年（1934年），又改名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1963年下半年，西安师范与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合并迁往西安南郊，原在湘子庙街的西安市第五中学迁到这里占了这块地方。
至于宝庆寺到了民国时期便更加颓败。据《西京之现状》（陈光尧写于民国23年7月）记载：“宝庆寺亦即华塔寺，在南门内警察分驻所中。寺中有塔，内藏唐时之石像石刻极多。在数十年前，曾被日本浪人盗窃数十具，今已封闭不可登临。”由此可见，华塔寺的石佛像曾经被盗过，且在当时塔已封闭，寺已为警察局所占用。解放后一个时期仍为公安局派出所的驻地；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中，街道居民利用寺内的一些残旧房屋办起了工厂。
在近年城市建设的高潮中，处处都在旧貌换新颜，“华塔”的四周，一些低矮简陋的民居已拆除，矗立在这里的将是与华塔比美的高层新楼群。
进西安城南门，宝庆寺塔就赫然在望。这个塔原先并不建在这里。
据《关中胜迹图志》记载：宝庆寺在唐长安城的安仁坊（此坊在廓城中部，朱雀大街北段的东侧，与荐福寺同在一坊），为隋文帝杨坚仁寿年间（601-604）修建，隋文帝、唐中宗李显，都曾来过这里，是个以收藏经典为主的寺院。唐文宗李昂太和、开成年间（827-840），在寺内又建了这座塔，塔用五色砖砌成，所以又叫“华塔”，寺院也因而被称作“华塔寺”。唐昭宗李晔天佑元年（904），朱温（全忠）挟昭宗迁东都洛阳，拆毁宫室、百官衙署及民舍，并将梁柱等材料组成渭水浮筏，经黄河运至洛阳，至名都长安城瞬间成为废墟，当时驻防长安的节度使韩建放弃了外廓城和宫城，缩筑长安城（叫新城）。在修新城时，仿照原廓城内宝庆寺和寺塔的原形，重建于南城墙里现在书院门的西口内，这座华塔为6面7层，高约23米，龛内嵌有魏、隋、唐等各代的石刻佛像。据《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五代时，此寺（指宝庆寺）的殿宇遭灾祸被焚，惟塔保存。
清末，在西安高等学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在所著《长安史迹考》中关于宝庆寺的记载称：唐末司空曙的《经宝庆寺》诗中说：“黄叶前朝寺，无僧寒殿开。池清龟出曝，松螟鹤飞回。石砌碑横草，阴廊画杂台。禅宫亦消歇，尘世转堪哀。”可见当时这座名寺已沦荒废，同书中还记载着：此华塔周壁上刻有十数个精丽之半裸石佛，在本殿内壁上复嵌佛像十二，俱极精巧，断为盛唐名作，就中亦有存留“长字”（武则天的最后一个年号）、“开元”年号者。据传此石佛原在唐光宅寺，及至改筑长安城，方移至此寺云。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重修了宝庆寺。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年间，工部尚书长安大儒冯从吾在与阉党斗争失败后，解职回长安，即在宝庆寺讲学。后因学生日增，而宝庆寺内地方狭窄，当时的陕西大吏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便在寺东修建一座扩展了规模的书院，取名“关中书院”，成为一个官办的地方性学术机构，也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
书院初建成时，门口立有牌坊，院内有钟鼓楼、东西号房（即学员宿舍）、学生书斋（即学习室），还有一座大讲堂，取名“允执堂”。明万历四十年（1612）为专门祭拜孔子，在院中建“斯道中天阁”（后人简称中天阁）。清康熙三年（1664），书院范围扩大，增建“仁在堂”及“醒钟楼”，在书院的东边添建了讲学先生的寓所，西边增设了学员休息的地方，并建有池塘、假山，栽种花草树木，直至清光绪年间，历朝均有修葺；院内房屋总计370余间，占地130余亩。历经沧桑，这些古建筑多数已不存在，只有允执堂和少部分房舍几经翻修，仍留残迹。
这个书院，在冯从吾讲学期间，曾造就了不少名宦与学者。
清朝初年，该院聘李二曲先生主讲，并立了“学规”。李先生名□，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县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著名哲学家，清廷曾多次征召，他都推辞有病，不肯做官，最后绝食，坚决拒绝，才得以免。李先生一生刚正不阿，鄙弃名利，过着俭朴的生活，表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崇高品德。
此后，乾隆中，该院聘武功县孙酉峰先生主讲（当时韩城的王杰、临潼县的王巡秦、雒南县的薛、华阴县的李汝榛，武功县张洲、吴堡县贾蒂芳，是孙先生的六大弟子），之后，孙的名徒周至县的路润生，以及名儒柏景伟等也曾先后在该院主讲。
这个书院，直到晚清还是人才辈出，如陕西名人刘古愚即其一。刘系陕西咸阳人，曾考中举人，学问渊博，思想新，曾积极响应康有为的“变法”，当时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之称。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巡抚思寿，藩司樊增祥，将书院改建为“两级师范学堂”，内设“优级选科”，以学博物为主；“初级完全科”，则以学经学、史学为主，这是陕西创办师范学校之始。清末，还在这个学堂内设了一所“长安第二小学校”。民国元年（1912），将两级师范学堂改为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长安第二小学校改为该校的附属小学。民国23年（1934年），又改名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1963年下半年，西安师范与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合并迁往西安南郊，原在湘子庙街的西安市第五中学迁到这里占了这块地方。
至于宝庆寺到了民国时期便更加颓败。据《西京之现状》（陈光尧写于民国23年7月）记载：“宝庆寺亦即华塔寺，在南门内警察分驻所中。寺中有塔，内藏唐时之石像石刻极多。在数十年前，曾被日本浪人盗窃数十具，今已封闭不可登临。”由此可见，华塔寺的石佛像曾经被盗过，且在当时塔已封闭，寺已为警察局所占用。解放后一个时期仍为公安局派出所的驻地；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中，街道居民利用寺内的一些残旧房屋办起了工厂。
在近年城市建设的高潮中，处处都在旧貌换新颜，“华塔”的四周，一些低矮简陋的民居已拆除，矗立在这里的将是与华塔比美的高层新楼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