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提议首先遭到监军王□的反对,他认为有数万精兵在手,不该畏惧辽军,主张从雁门关北上,从马邑出军,正面与辽军决一死战。护军刘文裕也赞成王□的主张。杨业听后当即反驳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很不高兴,不无讽刺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意思是说你杨业一贯号称是“杨无敌”,如今大敌当前,你居然推三阻四,拖延着不去杀敌,你是不是有投降契丹的打算哪?话中的语气已经是讥讽杨业怯懦怕敌。
王□的话深深刺痛了杨业的心。他当即气愤地说:“我又不是怕死不想战斗,只是这样死了,事情也解决不了。既然你们责备我畏惧不前,我就只好冒死前去。”到了这个地步,倘若杨业坚持不肯出战,便有通敌的嫌疑。而主帅潘美的态度相当微妙,始终不发一言,显然,他一直不喜欢杨业,甚至还相当嫉妒杨业,所以才摆出一副事不关己、坐观成败的姿态。
被迫出军之时,杨业已经知道自己被置于必败之地,但还是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即请潘美遣步兵和弓箭手埋伏在陈家峪口(今山西朔县南,通往忻、代的要道),等他转战至此,就从两侧出兵援助,袭击辽军,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挽回全军覆没的局面。潘美当时答应了,也确实与王□带着人马赶到了陈家峪口。
辽军主帅耶律色珍得知杨业出兵后,立即派部将萧挞凛(一作萧挞览)设伏兵于中路,自己亲自率兵去与杨业交战,且战且退。杨业不知有诈,纵兵追击,结果进入了埋伏圈,萧挞凛伏兵四起,杨业四面受敌,孤军奋战,尽管宋军英勇杀敌,终因力量悬殊,惨遭失败,自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方向败退。
此时,陈家峪口的潘美一军一直按兵不动,观望等待。王□派人登上托逻台(今山西朔县西南山上)了望,见不到任何动静,认为辽军已经败走,为了追击辽军争功,立即率先领兵离开了陈家峪口。潘美见王□离开,也以“不能制止”为借口,率军沿着灰河(今山西朔县恢河)西南后撤。行到二十里时,潘美得知杨业失利的消息,不但不出兵援救,反而迅速逃跑。
杨业率众浴血奋战,且战且行,从白天一直战到黄昏,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了陈家峪口。按照杨业事先的计划,倘若宋军事先伏兵在此,以逸待劳,必然能挽回败局。不料陈家峪口静悄悄地没有任何动静,杨业“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这哭声,饱含了一个忠臣被国家抛弃的最后绝望。
此时,杨业麾下还有一百余人,他知道辽追兵目标在他,不忍这些人同死,便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同死无益,不若逃出去奏告皇帝。”但他平时治军严明,善待士卒,总是与将士同甘共苦,深受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没有一人肯离去。这其中就有岳州刺史贺怀浦,即首谋北伐的雄州知州贺令图的父亲,宋太祖孝惠皇后的兄长。
于是杨业奋力再战,身被数十创,犹手刃数十敌,终于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终于被辽将萧挞凛俘虏。杨业之子杨延玉(戏曲小说中杨七郎杨延嗣的原型)、淄州刺史王贵(当时已经七十三岁)、岳州刺史贺怀浦全都力战而死。杨业见于史书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一句“奸臣所迫”,道尽了心中的愤恨与不甘。
曾经战无不胜的“杨无敌”最终成为阶下囚,心情之凄苦悲凉可想而知,最终在被押赴辽国途中,杨业绝食三天而死。耶律色珍砍下了他的脑袋,献给辽主报功。“天下闻其(杨业)死,皆为之愤叹”。最直接的效应便是:云、应、寰朔州将吏闻杨业战死后,无一例外地弃城南逃。因为在他们看来,“杨无敌”一旦死去,宋朝再无强将能抵挡契丹的铁骑,事实也确实如此。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
——宋·刘敞《杨无敌庙》
从杨业之死中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对北方降将始终有猜忌之心,而北宋初年的所谓开国名将大多名过其实,才干、胸襟都不过尔尔,曹彬如此,潘美也是如此。曾有不少人为潘美辩护,认为不救援杨业的责任在监军王□而不是他。事实上,就在杨业死后不久,关键时刻背约不肯伸出援助之手的事再一次发生在潘美身上。
当时辽军自胡谷入代州城下,声势浩大,宋将卢汉赞生性怯懦,主张固守,知州张齐贤则主张出战。当时潘美大军刚好驻扎在并州,张齐贤派使者向潘美求救,约定内外夹击辽军,潘美当场满口答应。但使者在回来的路上被辽军抓获,张齐贤一直没有得到消息。潘美随即又觉得风险太多,再派人去告诉张齐贤,说不打算如约。然而张齐贤聪明绝顶,意识到自己的使者已经被辽军捕获后,认为辽军只知道潘美要来,却不知道潘美不来,刚好可以以计退敌。于是,张齐贤连夜发兵二百,到代州西南三十里处,专门负责晃动旗帜,点燃火把,以装做是潘美方面的救兵。又发步卒二千人埋伏在土镫砦,好掩击辽军归路。布置已定,张齐贤亲率厢军二千人直捣辽营,辽军见西南火光冲天,旗帜摇动,怀疑是潘美大军赶到,担心腹背受敌,当即北撤。刚到土镫砦,宋军伏兵四起,辽军大败,辽国舅详稳挞烈哥也在乱军中被杀。此战宋军虽然得胜,但全靠张齐贤指挥若定,若不是他随机应变,杨业的悲剧说不定要再一次在代州上演。
当然,因为杨业名气极大,宋太宗赵光义还是特意下诏悼念:
“执干戈而卫社稷,闻鼓鼙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不有追崇,曷彰义烈。故云州观察使杨业,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於沙漠,劲果□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举徽典,以旌遗忠,魂而有灵,知我深意。”
诏书写得倒是慷慨悲壮。只是,如此“诚坚金石,气激风云”的优秀将领,皇帝真的完全信任过他吗?从杨业为宋守边疆的第一天,到兵败身死,一直为副,从来就没有担任过真正的主帅,这只是偶然的巧合么?显然不是。
赵光义还象征性地对间接造成杨业之死的罪魁祸首进行了追究:潘美被削三任,降为检校太保。但他是功勋重臣,又是皇亲国戚(潘美第八女嫁给了宋太宗第三子,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所以次年又复旧官;外戚刘文裕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赵光义)知业之陷由王□,召文裕还,俄起为右领军卫大将军”;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被推给了监军王□,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倒是辽人懂得尊重真正的英雄和对手,在密云古北口修建杨无敌庙,以祀奠杨业。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蹉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肜聊足慰忠魂。
北宋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杨业的事迹代表“先民之志节,立国之精神”,因而他本人成为宋、辽两国敬仰的英雄。
杨业死后,杨业之子杨延昭(本名杨延朗,因避讳宋真宗在上天书事件中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而改名)子承父业,常年在前线任职。他骁勇善战,爱兵如子,俸禄全部用来犒劳士兵,冲锋时必定身先士卒,论功时则把功劳让给部下,所以将士均愿意为他效死力。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人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这杨六郎的意思并非因为杨延昭是杨业第六子,而是辽人敬佩杨延昭的神勇,以南斗六星比拟杨延昭。南斗六星是星宿神,即二十八宿之斗宿,北方玄武之第一宿。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后来也成为抗辽名将,曾在范仲淹帐下带兵,并跟随狄青南征。为了收复失地,他曾向皇上献出阵图及进取幽、燕的策略,但壮志未酬,抱病而死。
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杨家将》很早即在民间流传,据欧阳修《杨琪墓志》所记录,早在杨家将第三代杨文广还在世的时候,他的祖父杨继业和父亲杨延昭“智勇号称无敌”的故事,便已经是“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些故事并非完全真实,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杨家将的怀念和颂扬。
《杨家将》中,杨令公的妻子佘太君也是个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其实,杨业妻子为折氏,折氏人称太君,大概因为“折”与“佘”发音近似,遂误传为“佘太君”。折氏为党项府州(今陕西府谷)人,著名的府州折氏成员。府州地处河东路前沿,府州折氏则统治着麟府地区((大约包括今陕西神木、府谷两县),名义上是宋朝的地方官,受宋朝廷任免,实质上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为宋抗夏防辽,屡立战功,名载史册。杨业妻折氏性警敏,善骑射,平时经常教习侍女武艺,曾参与战斗,“用兵克敌,如蕲夫人(指宋朝名将韩世忠妻梁红玉,韩世忠以军功封蕲王)之亲援桴鼓然”。根据乾隆年间刊印的《保德州志》记载:折太君生有六子,州北河神庙乃四将军延昭,号六郎。传说中杨门女将也都代夫从征,上阵杀敌,实际上,史书中记载的只有杨业孙媳杨文广妻慕容氏,保德州慕塔村人,骁勇善战。
西路军失败后,中路军力孤难支,也一再惨败。至此,宋三路大军在先期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全部失败,所取州县复失,收复燕蓟故地终成泡影。这一年是太宗雍熙三年,所以又称“雍熙北伐”。
在这场战事中,最为幼稚可笑的人物便是之前首谋北伐的雄州知州贺令图。耶律休格南下时,先派人诈降,贺令图轻而无谋,贪功心切,竟然信以为真,亲自率领数十骑到辽营。耶律休格骂道:“你好经度边事,今天来送死吧!”于是将其送往幽州问斩,时年三十九岁。
杨业之死也标志着一个主动进取时代的结束。在雍熙北伐中,失去的不仅仅是杨业等将士的生命,还有宋朝君臣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宋朝再也无力、也没有信心发动对辽国的进攻了,改取守势,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此后,宋朝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辽兵则占着燕云十六州的有利地形,不断南侵,“自飞狐以东,重关複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幽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鬲汉共之,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
既然燕云十六州收复无望,中原又无险可守,赵光义不得不采纳了户部郎中张洎的“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的西北,东至泥沽(今天津东南塘沽附近)海口,利用这一带水网交织的地理特点,挖通河渠塘泺,筑堤蓄水,大种榆柳,构建了一条东西九百里、纵深六十里的水障地带,其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派兵戍守,以此作为防线,来阻遏辽军铁骑的进攻。此举标志北宋对辽已经由攻势转为一种纯粹的被动防御。
只是,这种开塘泺以限马足的努力,比起万里长城的功效来,实在是弱得太多。自从长城防御体系被割让燕云十六州打破以来,与宋朝共享平原的辽国就已经成为悬在中原头上的一把利剑。
6.寇准与澶渊之盟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此时,寇准刚刚当上宰相后不久,历史的风云赋予了他难得的机遇。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如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在这一年呈现出戏剧般的色彩,已经昭示出日后的悲剧迹象,悲剧的根源,既与当时的朝政局势有关,也与寇准其人的性情有关。这位民间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寇老醯儿,一生宦海沉浮,几起几伏,大起大落,有三件大事与其个人命运和国家都有紧密关系,一是澶渊之盟,二是轰动一时的“上天书”事件,三是误用丁谓,直接造成了他罢相、复相、再罢相的跌宕生涯。
寇准(962~1023),字平仲,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名噪一时。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资格。当时,因宋太宗赵光义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机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年轻的寇准被赵光义赞为“临事明敏”,颇受赞赏,自步入仕途开始,官运亨通,仕途顺利,加上人长得英俊豪迈,很容易地赢得了一份爱情,娶到了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开宝皇后)幼妹为妻。尽管寇准春风得意,但他在朝臣中却一直以刚直足智著名,非常之难得。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赵光义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牛脾气发作,上前扯住赵光义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赵光义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准确实堪比魏徵,然而赵光义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都与李世民差得太远。
因此,赵光义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徵那样亲密无间,备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赵匡胤宋皇后幼妹。当年大雪之夜,赵匡胤神秘驾崩,宋皇后命宦官王继恩急召赵匡胤幼子赵德芳进宫即位,王继恩却擅作主张,去召了赵光义,于是赵光义即位。然而,宋皇后召赵德芳进宫的一幕,赵光义却始终不能忘记,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赵光义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宋氏的原因。赵光义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这样一个心胸狭隘且急功近利的皇帝,几次北伐契丹失败就不足为奇了。
寇准真正进入中枢的契机,也与契丹有关。有一次寇准上朝,赵光义正与群臣商议与契丹议和一事。寇准当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契丹屡屡南侵,意在劫掠,只需要加派精兵防守,绝对不能议和,并将战和的利弊做了对比。这件事后,赵光义将寇准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寇准一步登天,步入了中枢机构,此时的他还不到三十岁。在各种重大问题上,赵光义也相当重视寇准的意见,为了表示恩宠,还特意将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中的一条赐给了寇准。
二十九时,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他少年得志,难免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对看不顺眼的便要大加嘲讽,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由此得罪了不少臣僚。知院张逊与寇准不合,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和另外一名大臣温仲舒外出办事,半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这明显是有人要对付寇准,但寇准当时却并未在意。之后,张逊抓住此事不放,唆使心腹王宾弹劾寇准有非分之想。寇准自然不服,在朝堂上与张逊激烈辩论,二人唇枪舌剑,各自雄辩不已。赵光义眼见两名重臣不顾体面,在皇帝面前互揭隐私,各不相让,气得发抖,一怒之下,将寇准贬知青州(今山东益州),张逊也被降职为右领军卫将军。
寇准离开京师后,赵光义耳根清静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不免想起寇准的好处来,还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
此时,赵光义的生命已经流逝到晚年,当年高梁河之战中所受的箭伤逐渐恶化成脓疮,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巨大痛苦,他自知大限将至,不禁为没有立太子而发愁。之前,赵光义长子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赵光义迫害致死的叔叔赵廷美(赵匡胤之弟),故意装作发疯发狂来发泄对父皇迫害骨肉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异母弟陈王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天子也不例外,赵光义烦恼不堪下,便将寇准召回京师,任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主动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虽然性情鲠直,却深知外臣不能干预内事的祖宗家法,不便直接回答,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和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赵光义犹豫了很久,提出想立襄王赵元侃(赵元佐同母弟,母李妃)。寇准委婉地回答说:“知子莫如父。”意思是说,父亲最了解自己的儿子,选择一定不会有错,终于促使赵光义下定了决心。于是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就是后来的宋真宗。
赵光义册立太子后,大赦天下。京师百姓见到太子赵恒都欢呼道:“真是个少年天子。”赵光义得知后却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之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我摆在什么地位呢!”他刚刚册立太子,太子便如此深得人心,即使有父子之亲,也起了猜忌隔阂。幸得寇准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英明决策,是国家百姓的洪福。”赵光义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事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如果不是寇准应答巧妙,消除了赵光义莫名其妙的猜忌,后果实在难以想象。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赵光义因箭伤发作去世,最终未能实现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愿望。赵恒即位为宋真宗时,寇准已经外贬为官,贬斥的来由非常可笑。赵光义晚年,寇准担任参知政事,也是中枢重臣。他为人耿直,一些臣僚对其人品性情极为折服,但也有一些同僚对寇准恨之入骨,可以说,寇准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寇准走马上任后,克尽职守,宰相吕端、参知政事李昌令等人都由他引荐升官。有人借此机会,向赵光义揭发寇准交结私党,扰乱法度。赵光义很是生气,第二天上朝时,吕端先到朝堂,赵光义就与寇准结党一事严厉责问吕端,吕端曾被赵光义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在此时开始“犯糊涂”,一言不发,根本不作辩解。不久后,寇准也来到朝堂,当赵光义责问寇准时,寇准却显出刚直的个性,毫不相让,力争不已,并拿出了许多文书做证据。赵光义反而更加恼怒,说:“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认为寇准“性刚自任”,在朝堂上强辩有失执政大臣体面,于是贬其为地方官,罢知邓州。
寇准虽然没有直接支持赵光义立赵恒为太子,但毕竟是因为他的话,才使太子一事定下来。加上后来赵光义猜忌太子,也是寇准从中斡旋,因此,寇准也是帮助宋真宗赵恒登上皇位的有功之臣。赵恒一即位,就开始重用寇准,先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历任河阳、同州、凤翔知州,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003年),赵恒将盐铁、度支、户部合为一使,寇准迁兵部,为三司使。一年后,名臣毕士安任宰相,同时推荐寇准任相,称赞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自己也比不上他。赵恒却还是有些担心,说:“听说寇准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徇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不为流俗所喜。此时北部边防有事,辽国人不断南下骚扰生事,正应当起用寇准这样的大臣。”于是,赵恒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名列毕士安之后。这是寇准第一次入相,对热衷名利的他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