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山——金戈铁马下的海市蜃楼

第14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与夏(2)

　　有趣的是，李继迁母亲罔氏被送到开封后，封为西河郡太夫人，软禁在京师。后来李继迁与宋战火炙热之时，参政寇准请求将罔氏于保安军北门外斩首，“以儆凶逆”，想以此来狠狠打击李继迁。宋太宗赵光义也同意了。宰相吕端得知后，立即让寇准将斩首的时间延后，赶到宫中劝阻赵光义说：“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赵光义听了觉得有理，又问：“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处理李母呢？”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派人善加照顾，藉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李母生死大权终究是在我方手里。”赵光义便采纳了吕端的计策，将李母安置在延州。后来李母病死在延州。

　　李继迁却没有因为母亲在宋军手中就放弃了雄心壮志，元气稍微恢复后，便开始了他的反攻，首要目标便是收复夏州。他虽然将迎战的宋军打得大败，但还是未能攻陷城池。据说当时的夏州城墙还是当年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时修筑的，高大坚固，岿然不动。

　　南北朝时，夏州称做“统万”，来源于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之“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城池的修建用了六年时间，因为城墙发白，被当地人俗称“白城子”。而当年负责筑城的将作大匠叱干阿利凶残好杀，下令用蒸土筑城，待土干后，便以铁锥试土，凡铁锥刺城入墙一寸者，即属夯筑不合格，不但要推倒重筑，筑者还要被杀。因“筑城不力”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唐末诗人罗隐曾有《登夏州城楼》一诗：“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罗隐擅长咏史作诗，不过非常自负，恃才傲物，为京城公卿所恶，所以六举不第。当时的唐宰相郑畋爱惜罗隐的才华，有时候也稍微接济他一下。郑畋之女很喜欢读罗隐的诗，经常诵读。郑畋以为女儿爱慕罗隐，便想成全女儿的心意，为他们做媒，于是在府中宴请罗隐，让女儿在帘后悄悄观察。这一看，郑畋之女的热情全没有了。原来罗隐长相十分丑陋，惨不忍睹。自此，郑畋之女对罗隐深为厌恶，也不再念他的诗。郑畋倒也开明，没有勉强女儿。

　　之前，宋朝廷已经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开始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起用已经改名为赵保忠的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派回夏州镇守，用来牵制李继迁。李继捧本来就不是真心归顺宋朝，面对宋朝要他对付族人的局面，觉得左右为难，便主张用高官厚禄来笼络李继迁。夏地粮食无法自给，李继迁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早已经开始暗通宋朝，又听李继捧说宋朝将要派大军来征讨，正好此时党项羌内部发生了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人偷偷相约背离，李继迁心中恐惧，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不得已，不得不上表投降宋朝。赵光义为了断契丹右臂，任命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任命李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

　　辽国听说娶了辽国公主的李继迁并不安分，已经投靠宋朝，大为愤怒。辽圣宗派西南招讨使韩德威持诏前去抚谕李继迁。李继迁以西征为借口，避而不见。辽圣宗怒不可遏，不久发兵攻夏，大掠银州而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继迁归顺宋朝的这一年（991年），李继捧投降了辽国。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李继捧本人对宋朝不满的因素，也有李继迁的一手策划。所有人都明白，归顺宋朝对野心勃勃的李继迁来说，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他还要将族兄李继捧也拉入自己反宋的阵营。为了诱惑李继捧，他派人假装成契丹使者，以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李继捧附辽反宋。李继捧感到宋朝对自己不义在先，在开封的时候形如囚徒，而辽国开出的条件远为丰厚，于是决定投靠辽国。辽圣宗大喜过望，授其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

　　之后的日子，李继迁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归顺宋朝不到一年，又重新投向辽国的怀抱，开始了对宋朝的战争，先克银州，再入寇庆州。之后，夏宋争夺的焦点转移到了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

　　灵州曾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大河抢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形极为险要。而“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这里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秦汉延、唐徕等渠引黄河水，灌溉大面积农田。灵州的西侧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对李继迁来说，只要取得灵州，便能“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对宋朝而言，灵州为西北咽喉要冲，“西陲巨屏”，不但是宋朝购买西北边区马匹必经之地，也是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如果失去灵州，“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对宋朝的影响不可估量。

　　正因为如此，李继迁和宋朝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灵州之战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旷日持久，从至道二年（996年）开始，一直到咸平五年（1002年），时间跨度长达六年，主要的战争有三次。

　　至道二年（996年），宋太宗赵光义派洛苑使白守荣护送四十万刍粟（喂马用）赴灵州备战。李继迁在浦洛河设伏，大败宋军，夺走全部刍粟，还趁胜围攻灵州，虽然一时未能攻下，但却顿兵不去。宋太宗赵光义闻讯后深为忧虑，“躬自谋度，未尝宁息”，为了彻底消灭李继迁，命李继隆（曾在满城大败辽军，导致辽军主帅韩匡嗣只身逃跑）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五路大军增援灵州。因环州道远，李继隆自作主张，与丁罕合兵后，打算从清冈峡出师，直捣李继迁老巢，出兵十日后，不见敌人踪影，二将便自行引军各自返回。另一路张守恩与敌人相遇，不战即逃。只有范廷召与王超两军到达乌自池，与敌军遭遇，双方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宋军“请将失期，士卒困乏”，无功而还。如此，宋朝五路大军出兵援救灵州失败，但宋灵州守将窦神宝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李继迁也没有得手。

　　至道三年（997年），李继迁卷土重来，再次进攻灵州，被宋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这此战争规模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宋太宗赵光义就死在了这一年。

　　两次进攻灵州失利后，李继迁趁新皇帝宋真宗即位之机，主动派使者要求与宋朝通好。宋真宗明知道李继迁狡诈难服，但因国有大丧，不想节外生枝，便同意了李继迁的请求，任命其为定难节度使。暂时的和平一直持续到第一个千禧年，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李继迁夺得了宋军的大批粮草后，解决了后勤问题，立即重新开始部署夺取灵州的战斗。但是这一次，李继迁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先扫清了灵州的外围——夺取了清远军与怀远城。如此一来，灵州便沦为一座孤城，完全陷入孤立无援、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而此时，远在开封的宋朝君臣还在为灵州是弃是守的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大臣明确主张放弃灵州，退守环庆路。

　　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集合所有人马，联合蕃部，倾全力进攻灵州。通往灵州的饷道全部被阻断，灵州危在旦夕。宋灵州知州裴济用指血染红奏书，表示十万火急，请求宋朝派兵增援。宋朝的六万援军还没赶到，灵州城破，裴济战死。李继迁立即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政权的都城，他本人也迁居于此，还说：“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由此可见他的勃勃雄心。

　　夺取灵州对李继迁意义重大，从此他声威大振，势力越来越大。宋军防线被迫后撤，回鹘朝贡宋朝的道路也被阻断，在这种情况下，宋不得不与李继迁议和，正式承认了他对银夏四州的统治。至此，经过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李继迁终于恢复了祖业。此时的他，刚刚三十九岁，距离他起兵反宋却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灵州之失对宋朝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丢失了一块土地。自唐朝失去河西之地后，灵州一带便成为宋军主要的马源之地。李继迁占据灵州，中国从此丧失了马源，再也没有大力发展骑兵的可能，直接决定了之后中原人民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处于难以扭转的弱势。

　　李继迁对宋作战胜利后，又将目光投向河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就成为他下一个目标。凉州居民以吐蕃为主，军事力量强大，李继迁却以声东击西之计毫不费力地攻破了凉州。当时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一名巴拉济）已经与宋朝结盟，被宋授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他见李继迁难以力取，便假意归顺，请李继迁亲自去受降。李继迁的心腹谋士张浦认为潘罗支请降定然有诈，但李继迁志得意满，十分自信，欣然前往，结果遭到潘罗支伏兵的袭击，李继迁没有防备，大败而回，他本人的左眼球被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与他的老对手宋太宗赵光义一样，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令人惊讶的是，李继迁的临终遗言竟然是让小名阿移的儿子李德明主动上表归顺宋朝，并且叮嘱说：“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向敏中传》）这自然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之计，因为此时党项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宋朝进行长期对抗，之前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人畜大量减少，党项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从了父亲的遗言，数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贡，表示愿意归顺，但却开出了种种条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于是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享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绝了送子弟到宋朝为人质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承诺，仅仅写了一张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这一年也刚好是宋朝与辽国签订澶州之盟的年头。这个一开始以党项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与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死后，宋朝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伴随着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项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由一只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狼成长为真正的天狼。

　　2.丝路上的僧侣

　　丝路，全称为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今甘肃）、西域（今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在这条漫长而险恶的路上，来往的行人却是络绎不绝。不过这些人大多可以归属为三类人：各国使者、商人和僧侣。三类人目的则各不相同：使者是为了国家利益；商人是为了赚取财富；只有僧侣，是为了弘扬佛法，是真真正正的资源，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正是这条丝绸之路，完整地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史。

　　故事都要从一个金人说起，事情发生在距离宋朝十分遥远的汉朝。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这一战中，汉军大获全胜，杀死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俘获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杀死俘虏匈奴兵共八千九百余。当时汉军深入匈奴腹地，能够在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取胜，主要是靠武器上的优势。汉朝建国以后，冶炼之术大大提高，已经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而汉军的强弩能够远距离射击，在抑制匈奴骑兵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匈奴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除了俘虏和马匹外，也没有其他能让人高兴的战利品，但却有一个金人，引起了汉军主帅霍去病特别的注意。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个金人是纯金做的，而是因为它被供奉在匈奴休屠王王庭的高台上，显然很不寻常。据匈奴俘虏说，这是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来自遥远而神秘的身毒（“身毒”念做“捐笃”）。

　　这个身毒是西汉对古印度的叫法，东汉以后称天竺。一直到唐朝，去天竺取经回来的名僧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玄奘口述，辩机撰录）中特别指出：“关于天竺国家的名称，历来很多不同的叫法，旧时叫做身毒，或者叫信度、贤豆，很是让人混乱。如果根据梵文音译，正确的应该称做印度。”据说印度这一名称系由印度河之名引申而来，但玄奘却有自己的解释和说法：“印度者，唐朝的话就是月亮。月亮有很多名称，印度是其中之一。意思是说，所有生物生生死死，轮回不息，好像一个没有光明的长夜，没有一个清晨的掌管者，就好像白日既已落山，晚上就点上蜡烛，虽然有星光来照明，哪能如同朗月的明亮？就由于这种情况，才把印度比成一轮明月。实在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圣贤相继出世，遗法相传，教导群生，条理万物，好像月亮照临一般。由于这样原因，才把本国家称为印度。”此后，印度一名袭称至今。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一律用印度来称古印度。

　　继续回到金人的话题。祭天金人——这就是威震四方的大汉天子汉武帝刘彻得到的第一报告。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了，这座所谓的祭天金人其实就是一尊佛像，但当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人还不知道佛像和祭天金人的区别。既然跟天有关，皇帝是天子，天之骄子，祭天金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被认为是一座大神，隆重地供养在甘泉宫里。汉武帝如此虔诚供奉，其后代也不敢怠慢，祭天金人也就在甘泉宫中见证了西汉王朝风风雨雨的历程，直到西汉覆灭，王莽从刘氏政权手中篡位，建立了新朝，之后又败于刘秀，身败名裂。在一系列的争斗、阴谋、屠杀、血腥中，祭天金人也在某一夜神秘而诡异地失去了踪影，从此下落不明。

　　但历史还在继续，刘秀重新建立了东汉王朝。刘秀是刘氏皇族后裔，未发迹前，居住在南阳。他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一个心愿——“仕宦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阴丽华出身名门，阴家先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修，以医术名世，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后代，当时王莽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刘秀一家早失去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阴家。所以，刘秀想娶阴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然而时势造英雄，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大潮中，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地娶到了朝思暮想的阴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阴丽华为刘秀原配，后来刘秀出于政治结盟，又娶了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刘秀称帝后议立皇后，他认为阴丽华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其为皇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皇室之家，坚决辞让。最后还是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幼子刘强为皇太子。但刘秀不忘旧情，对阴丽华非常宠爱，这使得郭皇后嫉恨交加，因此“数怀怨怼”，结果反而给了刘秀废后的借口。建武十七年（41年），刘秀下诏废除了郭圣通的皇后位，改立阴丽华为皇后。不仅如此，还废除了郭圣通子刘强的太子位，改立阴丽华之子刘庄为太子，刘庄就是后来的汉明帝。

　　本已经被遗忘的祭天金人的故事又再一次从已经即位登极为帝的汉明帝刘庄开始了。

　　汉明帝登极后第七年，他的母亲太后阴丽华患病去世。汉明帝能够登上皇位，完全是因为刘秀对阴丽华的宠爱，因此他与母亲感情深厚，自母亲病逝后，他因日夜思念，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有一天晚上，汉明帝终于在疲累中睡着了，但他却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中有一个金人，项间和头顶上有一圈白光，像是一个闪烁的日轮，忽闪忽闪的，在宫殿中四处漂浮摇晃，神情怡然自得。汉明帝十分惊讶，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却突然冉冉上升，升到半空，径自往西飞去——梦到这里就醒了。汉明帝吓了一大跳，仔细察看四周，除了闪烁不定的烛光，什么都没有。

　　汉明帝觉得这个梦有很强烈的暗示意味，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将梦告诉了大臣。大臣们对皇帝这个莫名其妙的梦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更无法预测吉凶。还是汉明帝自己说：“听说西域有个神，名字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博士傅毅见多识广，当即说：“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休屠王供奉的祭天金人，据说这祭天金人是从印度传到休屠国去的。武帝本来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打了这么多年仗，金人不知哪儿去了。皇上梦见的金人，一定就是那个祭天金人，是印度来的佛。”众人都认为傅毅的说法很有道理。议论一番后，汉明帝听说西方不仅有叫佛的神，还有佛经，十分好奇，决定派郎中蔡□和秦景到印度去求取佛像和佛经。这个故事在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中有详细的记载。最为传奇的是，汉明帝因梦见金人而产生的求经想法，就是中国佛教的起源。

　　蔡□和秦景离开中土后，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了西域，准备前往印度之时，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意外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僧人——摄摩腾（又作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当时中国对佛教仍属陌生，蔡□和秦景所谓的西行求法，意义上完全不同于后来玄奘的求法。他们在大月氏遇到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后，认为只要邀请二僧一起回到中国，便是求到了佛法。

　　永平十年（67年），蔡、秦带领印度僧人回到了洛阳，随身还带着白马，上面驼着佛像和佛经。汉明帝看了印度僧人带来的佛像，也不记得是否就是梦中的金人，翻了翻佛经，全部是梵文，自然一个字也看不懂。而摄摩腾和竺法兰给他讲了一段，他也完全听不明白。但因为来之不易，汉明帝还是下令画工画佛像，供奉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佛经则收藏在兰台石室。印度僧人则被安置在洛阳东门外的鸿胪寺（专门招待外国使节的宾馆，类似今天的国宾馆。当时中国的行政机关有八个，均以寺为名）中，驮佛经的白马也养在里面。在那里，摄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一部分所携带的佛经，据说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为《阿含经》的节要译本，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

　　次年，汉明帝下令在鸿胪寺旧地建佛寺，为了纪念白马驮经之劳，以“白马”为名，这就是白马寺的来历。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第一古刹”之称。中国佛教宗派繁多，寺庙林立，但都公认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尊其为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蔡□和秦景西去求经的道路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那以后，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僧侣络绎不绝，成为奇特的一道景观。唐朝的玄奘便是其中最著名的僧侣，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应当大大归功于那部著名的奇幻小说《西游记》。河西地区也由于处在丝绸之路的要冲，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文化，而这一文化风气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的纷纷战火而衰落。东晋时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甚至还被前秦将领吕光用武力迎到河西，在凉州（治今甘肃武威）译经讲学十七年。而后来西夏立国，国土正处于河西地区，为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七百年的佛教文化也不可避免对这个新生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