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纪实卷

我的十年地下工作

张好智

我从1938年3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到1948年3月黄陵县解放，整整为党作了10年地下工作。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为了掩护身份、保护同志、便利工作，许多共产党员经组织同意加入了国民党。我也因地下工作的需要，经党组织同意加入了国民党。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环境造成的“双重”身份，使我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受打击和迫害，荒废了继续为党作贡献的大好年华。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使我和所有地下党员曾经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再展辉煌。今年，我已八十有八。回忆10年地下工作，我问心无愧，毫不后悔，并为我一生能有此经历倍感骄傲、自豪。

从学生到中共地下党员

我出生于1919年，黄陵县太贤乡四圣村人，祖祖辈辈务农为生，自小家境贫寒。家里供我读完初小后，就再供不起我上学了。这时，我已考上了黄陵县城中山街模范小学。但家里觉得“雀儿变不成母鸡”，穷人家的孩子怎么读书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便要我回家劳动种地。然而，我却想人穷志不短，硬是来到中小报了名。家里没有钱，只好卖粮食给一点，母亲给别人奶孩子挣一点，自己利用假期赶牲口店头驮炭，再贩卖到洛川换一点。为了多挣一点钱，驮炭时就多装一点，放一大块在驮子上面，上坡时自己背上，到平地再放到驮子上。当天从黄陵到店头，从店头到黄陵，往返120多华里路程；第二天再到洛川卖炭，卖完炭后当天再返回，又是120多华里路程。每次赶一头毛驴，驮一驮炭，也只能挣到五六毛钱，自己不能随便吃喝，全靠开水泡馍支撑着。“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写的情景我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只是我还未成年就当上了“卖炭翁”，而且不是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是为了挣得几个上学的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还是坚持不下来了，停了两年学，还是不甘心，又考上了桥山高级小学。

1938年3月的一天，在黄陵桥山高小读书的同班同学李士弼，约我一起出去转转。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到学校后面山坡溜达着，李士弼说：“现在从南方大城市到关中、西安一带，每天有大几百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污腐化，祸害得老百姓没办法活下去了，大家都想推翻它。咱这里也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你参加不？”我说：“参加么，为什么不参加！穷得连个完小都上不起了，在家停了两年，这次补录才录了我、韦明海、韦振中3个人。”李士弼看我态度坚决，就说这事先不要告诉别人，等组织批准以后他再通知我。

李士弼同我谈话后，我一直急切地等待着组织批准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李士弼给我通知说：经组织研究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活动。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那时，我刚刚19岁。开始，他给我读一些进步书籍，如《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华日报》《大众哲学》及鲁迅和巴金的书。当时，学校党支部是隐蔽的，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公开活动。党支部按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民族战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的要求，以党员为骨干在学生中成立了抗敌后援队，由李士弼、刘树仁等同学参与负责，组织学生学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如《民族魂》《张家店》《闵巷镇》《鸡大王》《放下你的鞭子》等，编写宣传提纲、练演讲、拟写宣传标语等。我也作为骨干参加各种活动，除担任书写标语等工作外，也演出抗日戏剧，并先后在话剧《张家店》中扮演了一名在反抗日军暴行惨遭枪杀的农民，在另一话剧中扮演日军佐藤司令。经一系列准备后，我们由老师晁清芳、郑志健（均系党支部成员）带队百余人，深入到田庄、侯庄原、北谷塬和隆坊、太贤塬进行演出，宣传抗日，历时40多天。每到各地逢集过会，我们都会赶去宣传，动员群众抗日救国。

1938年暑假（7月初），组织上派李士弼、宋伯桥、郭志强、刘生龄、刘树仁、梁邦栋和我7人去洛特工委（驻洛川后子头）短训了一星期。短训期间，主要由高克林书记、强自修组织部长讲课。通过学习，我们初步掌握了党的基本纲领，党的组织生活原则，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法等。我们的活动引起了敌人对桥山高小的注意，他们便不时地来到学校盘查，看是不是有共产党支持学生们。1938年9月的一天，郑志健、宋伯乔、刘生龄和我等六七人在桥小后面的北城墙下一个洼地开会，不料伪县长芦仁山突然走到面前，查看了我们的课本，冷冷地说：“可不要搞歪门邪道，走上歧途。如有越轨行为，那是很危险的。”不久，敌党部的杨干事等3人，来校检查了师生的书籍，并带走了50多本进步书刊。

把学校建成地下交通站

1939年暑期我从桥山高小毕业，县上办了个教师训练班讲习会，全班20多名同学经过学习，大部分到鄜延师范上学去了，只剩四五个学生没钱去不了。我因为家里没有钱，还欠了人家200多银元的债，生活都没有办法过，更不要说是再外出上学了，只能留在县上教书。县上安排教师时，经过组织活动，将我安排在距黄陵县城5华里路的肖家川山岔梁初小教书，担任地下交通员工作。当时，洛特工委已经迁到黄陵县店头镇，对外称特委店头办事处，我接触的是特委店头办事处的杨西林（洛特委宣传部长）和白秉章同志。他们到宜君、去黄陵时，就住在我这里，有时我也护送他们进城。平时，我主要是给黄陵地下组织送书报、杂志和信件（密报、情报）等。每次都是靠当地熟悉的老百姓当掩护，他们有卖菜的、卖柴的、卖炭的……我就将要送的东西伪装好，放进老百姓的货物里，秘密带进城里，再转给晁清芳或郑志健。我进城送情报至少每星期一次。如果来了人要进城，那就在送他们进城时，随时将组织要转送的东西带进去。当时，晁清芳是黄陵地下组织负责人，担任党支部书记，正式身份是伪县政府保甲指导员，住在桥山小学教师郑志健家院子的东窑里。有时杨西林与晁清芳谈工作，我就在另外的窑里等着，观察着外面的动静，然后再护送出城。杨西林或白秉章从办事处去宜君，往返时也住在我这里。山岔梁初小在肖家川、阳沟、北坡底、王庄科、张寨子、老虎尾巴、三河口、周家洼、康崖底等十几个村子中间的一条不大的山梁上，有这些村子的20多名学生上学，除了这所小学校外，附近不住人家，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却视野开阔，容易观察瞭望，便于疏散撤离。可见当时选择这个地方，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尽管学校比较安全，但为保密起见，我自己在校起灶做饭，不在学生家里吃饭。在此期间，这里也成为组织上接头、召开秘密会议的地方，张好信（胞弟）、张世明、郑志健都曾多次来这里开会。他们大多是晚上来白天走，有时候白天也来，人们即使知道了，只当是我的同学朋友来了，从没有人怀疑过这个红色交通站。

白色恐怖严重学生被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对八路军与山西新军（决死队）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胡宗南也调集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愈演愈烈，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1940年2月，我到鄜延师范师资培训班学习。国民党的正规军在配合飞机攻打我军驻防的陇东地区后，在黄陵驻防的董钊的29军又迫不及待地攻占了洛特工委驻店头办事处店头镇，党组织活动越来越困难。特委在敌人的围攻下，从店头搬到双龙、上房峪、槐树庄，一直后撤。游击队也被敌人打得撤出了这一地区。6月间，敌人以政治嫌疑逮捕了鄜延师范的学生韦明海、晁志林、赵彦国、孙继业、王世俊、刘俊夫及教员张笑如等7人。当时除刘俊夫获释外，均送往西安劳动营。当年秋季，韦明海逃出劳动营回到黄陵，因为已经身份暴露，不久即转到边区工作。敌人的破坏活动，给黄陵地下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已入党的部分同志慑于白色恐怖，表现情绪低落、思想动摇、不愿提革命的事了，以至回避接触。我们几位老党员便想办法和他们主动接触，尽可能地做这些同志的工作，使他们在挫折面前看见光明，重新振奋起精神来。

1940年下半年，我被调整到距家只有2华里路的瓦屋村教书。9月间，李士弼同志从边区来，同我谈了当前的形势，说形势可能进一步趋向恶化，对此要提高警惕，做好思想准备，以防万一。因此，特委对地下党工作的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说地下党员在被迫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入国民党，但事后要报告组织，并利用合法身份积极为党工作。同年10月，我又被调到北村小学教书——当时北村完小的校长是杨建珍，是我在鄜延师范师资训班的同学，知道我考师训班考了第一名，书教得好，便通过县教育科把我调过去。这期间，原来很活跃的地下组织活动跌入低潮。

地下组织受到敌人破坏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洛川、黄陵、宜君地区的敌人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在洛川杨舒枪杀了3名地下党员，宜君在白色恐怖下有40多名党员自首。1941年正月，黄陵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组织负责人（党支部书记）晁清芳、中共党员梁秀儒和非党人士刘儒珍被敌人逮捕，押解到敌省党部驻洛川办事处，在敌人的刑讯逼供和威逼利诱下自首。不久，敌人又逮捕了非党教师白毓珍，经刑讯无结果放了。白色恐怖像瘟疫一样在全县弥漫，到处听到的都是抓共产党，逮捕了这个人那个人，许多人害怕了、动摇了，再也不敢行动了。

党的地下组织遭敌人破坏时，我正在北村小学给学生上课。那天，在县上当教育督学的开明人士杨先春，翻山越岭，赶了20多里山路，气喘吁吁地赶到北村小学，给我说晁清芳、梁秀儒等被捕了，让我给梁秀儒家的人说：把梁藏在麦囤里的书报资料全部销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形势已经严重恶化，不能再造成任何损失了。梁秀儒就是北村人，离学校不远，我立即跑去通知了梁家。随后，匆匆赶回四圣村，把自己家里粮囤里藏的信件、资料也销毁了。敌人破坏党的地下组织，逮捕晁清芳事件发生后，所有党员都失去了联系。我在那段时间思想上也是怕得很，不知道还暴露了什么，敌人哪天会来到学校抓人，要随时准备躲避突然抓捕。因此，每天提心吊胆，除了给学生上课外，就到学校外面的庄稼地里转悠，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到来。后来终于打听到，晁清芳等人被捕后，敌人用刑捆绑、吊打，甚至把磨盘压在脊背上，叫来叛徒当面对质，他自首后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说介绍他参加地下组织的人已经去了边区，无法联系了，敌人只好不了了之。知道晁清芳被捕后虽然自首了，但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暴露其他党员，我才放下心来。这期间，党的地下工作陷于瘫痪，组织活动完全中断，上级不久即宣布黄陵地下组织解散。

冬眠状态恢复组织关系

我在北村教书的第二年（1941年）清明节时，敌县党部书记邹映寒和张学让（我的同村）等4人来校，要我去洛川敌党部任录士，并要介绍加入国民党。我不想加入国民党，也不想离家到洛川去。但很快就发现不去不行了，顶替我的新教师也派来了，北村初小已没有我的岗位。周围的许多人也说：这种年代，人家说了算，你恐怕得去应付一下……他们言下之意，弄不好要出事情。地下组织已经遭到破坏，暂时无法建立联系。我不得已到洛川，在敌党部只呆了40天，就无论如何也不想待下去了，便乘敌县党部书记邹映寒下乡的机会，以家庭有事情为借口，留了一封信，离开了洛川。从洛川跑回后，北村已经没有我的岗位，我又先后在安沟初小、隆坊完小、县联社在黄帝庙院内办的纸布两厂、四圣初小教书或工作。我正在纸布两厂期间，突然有人从鄜县的寺仙镇来找我，只是见了见面，一般的谈了谈，没有怎么说工作上的事。我提出尽快建立组织关系，恢复党的工作，人家说现在处于隐蔽状态，还不能公开活动，要先隐蔽下来，组织关系以后再说。不久，李士弼同志来到黄陵，我立即把敌人破坏地下组织以及我去洛川前前后后的事情，向组织作了详细汇报。李士弼告诉我，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和疯狂破坏下，地下组织已处于冬眠状态，停止活动，要绝对保密。经过组织暗地里考察，认为我是一个可靠的地下党员，可以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并告诉我，党的黄陵工委暂时设在边区的寺仙镇。可以说，在黄陵地下组织宣布解散期间，只有我还和上级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做地下工作要慎之又慎。我做地下工作时，家里人并不知道，但最后还是被我四爸无意中发现了。一次，李士弼来我家开会，我去县上通知人，委托我四爸招呼他吃饭。李士弼起床出去了，我四爸想整理一下炕上的被子，刚将枕头一挪，就发现下面压着一把盒子枪，便将枕头按原样放下就出来了。等我从县上回来后，他怪我不给他说，让他心里有个数。从此以后，李士弼、韦明海同志一来，他便成了可靠的岗哨，有时还去叫人或送信。为了以防万一，还帮我在炕底下挖了一暗室，可容六七个人，平时不怕火烧，敌人来了也不易找到。只要我们在晚上开会，他还会蹲在窑背上半夜半夜地抽烟，帮我们瞭望放哨。

百余里往返边区送情报

我主要和李士弼直接接触或通信联系，有时也和韦明海通过兰寨子韦知礼到那边“赶脚”，往返于边区带信联系。主要通信的是我的亲戚刘广仁（妹夫），住在寺仙附近的半坡塬，是农民也做点小生意，许多信由他往返所带。黄陵县的隆坊镇是有名的大镇，人口众多，生意兴隆，号称“隆半县”，和鄜县的南道德一带接壤，两县人连畔种地，相互赶集，探亲贸易，来往非常频繁。敌人的封锁线留的“口子”，就设在两地之间的一座土桥上，土桥两边“红”“白”分明。当时，除了李士弼同志来我家找我布置任务外，我也多次去边区找李士弼汇报敌情、接受任务和捎带书报、传单。

我要过封锁线去寺仙时，去镇公所去开证明信，常常是借口走访亲戚。那时，由于信息不通，有时去了也见不上人，有时还会被自己的部队扣住。记得1942年2月，我送情报时，从黄陵到寺仙没有见到人，又从寺仙到张村驿，还是没有见到人，只见到张村驿小学的校长高秀峰，他是我的同学，便给他留下话，让他告诉李士弼说我来找过他。同年冬天，我去寺仙镇时就被我寺仙部队扣住，后经李士弼同志写条子才放了，还有一次是经郭景龙写条子放的人。1944年7月，我去寺仙未见到士弼和景龙，传说快打仗了，封锁线很吃紧，适逢苏家险李新善等赶着20多头牲口去驮盐，我便混在一起趁黑夜返回。从黄陵到张村驿有100多华里路，得走两天，第一天先到寺仙，如果见不到人，再到半坡原亲戚家住下，第二天再到张村驿。有时候也走另外一条山路，翻四条沟——从四圣到北村、再到回乐堡、再到狼胡同或枣林子、再到寺仙，然后才到张村驿，这还不算绕着走的路。去时路上一天不吃不喝，急着赶路，常常是腿脚都走得肿了，来回一趟就能磨烂一双老布鞋，所以我经常把鞋别在腰带上赶路。那时候没有卖鞋的，我母亲经常点灯熬夜给我做鞋，央求亲戚邻里给我做鞋，就这还赶不上穿。

家中开会亲属通知放哨

在黄陵我主要和张好信、张世明联系，因他两人都是1939年的地下党员。张世明1942、1943年在敌人县政府军事科，1944年任桥山镇镇长直到1947年；张好信是我伯叔五弟，1943年在北村教书，1944至1947年在敌三青团任股员、股长。因此，他俩了解敌情较方便。1944年秋，敌人征集10万青年准备打内战作炮灰，反而美其名曰“培训青年军官”，当时轰动一时，大量青年争先恐后地报名。经我们秘密工作，通过朋友、亲戚、同学、同乡、熟人等各种关系，互相串联，告诉青年们这是敌人准备打内战，让他们去当炮灰，牺牲生命，死了也没有人管。这样宣传劝阻、揭破阴谋之后，许多青年便打了“退堂鼓”，改变了参加国民党军队的主意，报名者仅去了极少一部分。类似的工作，只要我们知道了，就积极主动地去做，千方百计破坏敌人的行动计划。

这种地下组织的冬眠状态，一直持续到1943年。1943年下半年，我再回本村四圣教书，组织活动逐步恢复，李士弼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1945年正月，李士弼来了要在家里开会，让通知张好信、张世明、郑志健、寇振华（太贤镇镇长）、孙志明（太贤镇二保保长）等同志，这些人分别住在太贤、道南村和黄陵城里，近的5里多路，远的有20多华里路。我和我四爸分别行动，他通知太贤乡以内的，我通知道南村和县城里的，通知后各人分头来到我家里。会议开了两天一夜，开会期间，我四爸白天在村口的拴牛角和村里的人晒太阳、抽旱烟、谝闲传，我四妈颠着一双小脚在村里转悠，盯着到村里来的人，防止敌人发现后突然偷袭。会议学习文件，介绍党内各地区情况，研究国家形势、前途，安排我们要做的工作。会议具体要求，发展地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家族中有个伯叔哥（胞兄）在山西58军当营长，很快就成为我的工作对象。1944年下半年，这位胞兄回家探亲来了，我听说后立即赶回家里，给他做工作。他家院子和我家院子相邻，房子背靠背而建，北头矮墙中间有小门相通，两家来往非常方便。提起国家多灾多难的前途命运，国民党的腐败、贪污、没落，他也深有同感。但让他弃暗投明，投靠共产党，他却说国民党再不好，但势力大、地盘多，还有美国支持，而共产党势力太小了……我做了好长时间工作，才做通了，说好同地下党的负责人李士弼见一面。但到见面的时候，他又后悔了，坚决不愿见面，返回山西前线去了，对他的策反最终未能成功。

担任区委书记积极工作

1945年至1946年间，我在道南村教书并兼任校长。1945年10月间，我到寺仙黄陵工委给李士弼汇报工作。当天晚上，李士弼在他住的一孔土窑洞里召开了会议，有刘树信、贾光健、郭景龙和我参加，会上士弼同志谈了当前形势及黄陵情况，并说张好信、张世明的组织关系为了工作方便，已由双龙转到黄陵工委。会上确定成立黄陵城关区工委，由我任区委书记，张好信、张世明任委员，区内有我们和新发展的十几名党员。会议要求认真总结近年来的工作经验，在新情况下积极而又谨慎地发展组织和建立地下武装，准备今后进行城市内应。第二天上午，李士弼同志又和我谈了一些工作。当时，黄陵全县仅3万余人，经常住敌人一个师，还有名目繁多的敌人地方武装（保安团5个连、保警大队2个中队、警察局约100人）、各镇公所的自卫队等，遍布城乡的武装便衣队（大一些的村镇皆有，我教书二年的道南村就住有敌人一个便衣队）、情报组织、中统特务等等。加上敌人与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狼狈为奸，压榨人民、经常要粮要款，要草要料，拉兵当差，强迫人民修城、修墩、修碉堡、挖战壕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回黄陵后，即进城找张好信、张世明在敌三青团后院的楼上，传达了黄陵工委的指示精神，并结合黄陵的情况部署了工作。在组织方面，张好信先后发展的党员有杨书生（不久病故）、王长荣、张好德（均系教师）。我和张世明先后发展的有张俊杰（敌机枪连连长）、刘生珍（道南乡第五保保长）、张毓珍、刘相柏、刘建堂（后3人系张俊杰机枪连的班排长）、张荣昌（道北农民）、张过继（道南农民）、刘振邦（堂妹夫，城关区二保保长）。当时连同区委3人共计19名党员，除中途两人去了边区、一人病故外，实有16名党员。工作上按严格保密的原则，采取按人分工单线联系，不准发生横的联系。

当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非常少，在农村上过学的人更少。我在道南村教书，很受人尊敬，是当地文化程度高、有知识、有影响的人。1945年下半年开学时，张俊杰正在道南村成立治安联队，住在学校的院子里。张俊杰是韩原村人，距道南村不到2华里路，两村连畔种地，互相都很熟悉。治安联队成立之初，张俊杰没枪、没人、没衣服，想给县上要，就和他妻哥一块来找我给他写报告。我写好后他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连夸写得好、写得好，弄酒弄菜请我吃饭，又领到瓜地里吃西瓜，叫到他家里去坐。相互来往得多了，关系更亲密了，也就什么话都说。有一天，张俊杰突然对我说你恐怕是共产党哩！你说的许多话很有道理，就像共产党说的话。你看我能不能参加共产党？我开玩笑说，你把我看高了，我可没那号本事。你要参加共产党还不容易，过了封锁线到陕北就能参加，你自己去！后来，我把此事反映给党组织负责人李士弼，这时韦明海也到了黄陵工委，他们商量后认为可以发展，便派韦明海来和我一起做张俊杰的工作。1946年正月，我在家里过年，李士弼同志来说经特委批准，张俊杰、刘生珍为正式党员，并让我找县上的几个人来开了会。没有多长时间，张俊杰升任了敌保安团机枪连连长，进驻县城进行治安防务。8月间，张俊杰机枪连后备三中队在道南村驻扎，我和张世明又抓紧时机，在三中队发展了排长张毓珍、刘建堂、班长刘相柏为地下党员。

这时，黄陵区工委接上级指示，为策应李先念司令员等中原突围的同志从陕南到延安，确定韦明海、贾光健等带领游击队，在田庄一带公开策动民变，吸引敌人地方武装，减轻李先念等同志过境的压力。我武装斗争展开后，吸引敌人从洛川调来一个连，从黄陵调了一个连，在田庄庙上进行疯狂围堵。在这次武装斗争中，我游击队和群众伤亡和被捕10多人，其中4人被捕后在黄陵枪毙，壮烈牺牲。敌人气焰十分嚣张，造谣说缴获了我地下党员名单。对此，有些党员和群众惊慌不安，我们及时指出这是谎言，如真有其事，敌人会不动风声地抓人。这次行动虽然有较大伤亡，应该说还是达到了吸引敌人部队的目的。

推举开明人士、劫持弹药

在此期间，敌县党部在桥山镇（现康崖底）组建区分部，来到道南村指定我担任了区分部书记。1946年9月间，敌党部召开敌县党代会，我以敌桥山镇二保区分部书记的身份参加。那时，晁清芳被迫自首后已担任敌县党部的执行委员。他虽然已不是共产党员，但仍然为共产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经过晁清芳了解到这次会议要选敌党部执行委员，其中有已圈定敌特王国权、刘俊夫两人，即在代表中进行活动，揭露其丑恶行径，使两人在选举中落选，而选上他们未圈定的开明人士杨先春。

1947年7月间，敌军洛川运输队赶18头骡子，给敌人部队上运输枪支弹药，晚上住在道南村。我和张世明、刘生珍见这是送上门的“礼物”，一商量即去找常去双龙的马家塬张生春、康崖底的朱子超、麦洛安的高栓，这3人平时重义气，爱耍枪弄棒、打抱不平，均系倾向共产党的社会义士。我们把事情一说，3人毫不含糊，当即拍胸响应。我们给了一支套筒枪和一把三号盒子，并配备了子弹。当天深夜，他们放了一阵枪，趁混乱将敌人的骡子赶到双龙，交给了我宜君工委。

我从加入敌党到黄陵解放共10年时间，无论在上翟庄村还是在道南村任党区分部书记，都从未召开过敌党员会，也未发展过一个国民党党员，以至告诉过敌人什么情况。加入敌党和任职，均向组织作过汇报，并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两次泄密事件有惊无险

地下工作是在敌人统治区做工作，最担心的是发生失密事件。我在10年地下工作中，也曾遇到过两次失密的情况，但都有惊无险，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一次是1946年至1947年间。有一天深夜，韦明海带了几个人到我家。他们每次来了，先在墙外往院子里扔土疙瘩，家里人一听见动静，就知道有人来了，便起来开门迎进来。这一次，却惊动了门上邻居的几条狗，这几条狗一叫，不一阵全村的狗都狂吠起来。院子南边邻居张学让、东边张学智家的人上窑背来看。这一看不得了，发现背着长枪、短枪的人都进了我家院子，村头、门口布了岗哨，家里半夜灯火不熄，烧火做饭，人来人往，知道我家来了八路军。因为都是一个村里的人，大家心里明白，谁也不往外说。有一天，村里给张学让家做活的张有理在端饭时，无意中听到人家在炕上说话：隔壁张好智家和八路军通着哩，你只要听见狗咬，肯定就是八路军来了。张有理悄悄把这话告诉了弟弟张知礼，张知礼又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事在村里悄悄流传，大家都知道，不对外面说，所以也没出什么事。

还有一次是1947年春。国民党在西北地区集结重兵20余万，气势汹汹，直扑延安。我当时已经在县教育会工作，和县三青团住在一个院子里。张俊杰在闲聊中把我和他的关系以及身份告诉了他舅梁学孔。梁学孔是个绅士，在敌县财政科当科长，又把此事告诉了刚从西安回来的张学让。张学让和我是同村，家庭比较富裕，是黄陵的头号大绅士，那时已在伪省党部三青团当秘书。张学让给敌县党部执行委员晁清芳说：这个问题不得了，好智是教育会的干事，住在三青团，万一出了问题，黄陵教育界、三青团，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问题一旦发生，谁也没有办法，是不得了的问题，要人头落地的。晁清芳立即叫刘九龄把我找去，给我谈这个事情。我说：你也知道，韦明海是我的同学、熟人，人家带着长的短的（长枪短枪）来咧，我能挡住么，要住我敢不让住么？我只能谨慎就是了。晁清芳心知肚明，谁也不敢惹，也无可奈何。1947年下半年，张学让被黄陵选区选为“国大”代表，每次从西安回来时，总要把我叫上一同回家，坐在他家或到我家喝茶、聊天、拉家常。那时候，许多人虽然在国民党、三青团里边，也并非其死党，不愿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害怕形势一变，共产党、八路军秋后算账。所以，那时形势虽然极为紧张，但他们为保全自己，也要千方百计给自己留下后路。

武装起义、黄陵和平解放

果然，刚刚过了几个月时间，整个西北战场的形势就发生逆转。1948年2月底、3月初，我西北野战军在宜瓦战役中歼灭胡宗南部队29000余人，击毙敌整编29军军长刘戡，顺利向南推进。1948年3月6日（正月二十六，即黄陵解放前两天）下午三四点钟，韦明海匆匆来到我家，让我把张俊杰叫来。第二天，张俊杰带一个班来到四圣村，部队在村口麦场驻扎，仅带一个亲信来到我家，见了韦明海同志。当时黄陵仅有地方武装保警队两个中队、保安团两个连和警察局等共约300多人。明海同志讲了宜瓦战役鼓舞人心的形势和黄陵工委关于解放黄陵的决定，并部署了由张俊杰机枪连，并争取保安团三连连长李建邦、保警大队一中队队长张怀德打内应，我游击队打外围，活捉伪县长许评之，歼灭保警大队大队长寇佐坤。张俊杰返回孟塬后，为了将他在马家山执行任务的机枪连二排调回孟原，即在当晚以游击队袭击为由，打了一阵枪，调回了机枪连二排，做好了起义的准备。

3月8日，黄陵工委和游击队进驻太贤周围。当晚，工委冯力生、刘克荣等同志在瓦屋村向我谈了9日晚活捉许评之、歼灭寇佐坤等残敌的决定。第2天，我去机枪连连部所在的孟家塬大碉堡通知张俊杰，并准备于当晚（即9日）10点多同张俊杰在马家塬沟湾见面，确定具体行动。我清早出发到孟家塬张俊杰连部一问，连部的人说张俊杰进了城，到城里找不到，我又找到郭岱海（地下党员、桥山镇长）、张世明问，他们也分头找，都找不上。这时已到下午4点左右，正着急时碰上张毓珍，说张上了孟家塬。我到了孟家塬，又说他刚回家去了，我又赶到韩家塬张俊杰家里才见了面。这时天已黑了，张俊杰约定当晚会见的口令是俊杰——明海。我立即加快脚步回到瓦屋村，给冯力生、韦明海、刘克荣等同志汇报了情况。当时工委即集合队伍出发，向马家原前进，行至泥驹河北岸半山坡时，听见对面山坡上有人声。我要喊话，冯力生说：“你不要闪面（露面），说不定今后还要隐蔽下来。”于是，我和曹志谦等蹲在黑暗的草丛中，没有再出面。只听这边喊道：“喂，沟那边是谁？”那边回道：“张俊杰和我们把队伍带过来了！”知道是张俊杰、李建邦等人把起义队伍带过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接着，韦明海让人告诉他们，让部队下来在河滩休息，由张俊杰、李建邦等负责的上来谈情况。张俊杰等人一上来，韦明海就问许评之带来了没有，寇佐坤打死了没有？张俊杰说寇佐坤对他有所觉察，准备对他们下手，已无法久待，所以把机枪连和李建邦的三连拉过来了，其中三连郭占顺带一个排逃跑了。并说明保警队张怀德已做好工作，因出发时未联系上，晚上来不了。两边会合后，大家非常高兴，当晚便进驻马家原。第二天早晨，张怀德也如约率部起义前来。这次起义两个连（缺一个排）和一个中队，共计200余人及全部武装。因张俊杰、李建邦、张怀德等将部队拉了过来，许评之、寇佐坤即带残敌逃跑了。

第二天（即1948年3月10日），黄陵工委率部队进城，没有费一枪一弹，黄陵县和平解放。

黄陵解放后一个多月，解放军于4月22日收复了延安。

作者简介：

张好智，1919年出生于陕西省黄陵县太贤乡四圣村。中共党员。解放前一直从事我党地下工作、教育工作，1945年10月担任黄陵县城关区工委书记。1981年离休前任中共黄陵县委信访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