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乾隆初政(4)
尽管圣谕威严，同僚奏章又咄咄逼人，古州之变再生的警告，更易使人胆战心惊，但张广泗仍坚持己见，于乾隆三年七月十五日遵旨议奏，详言安设军屯是“实有必应如此办理之势”，并具体辩驳了鄂迩达提出的论据，澄清了疑问。他强调指出，用来安设屯军之田，是“逆苗内之绝户田产”，其人户未绝者，田地仍归己有，并未没收入官开设屯田。屯军必须自耕，“不许倩人佃种”。苗疆未垦之地甚多，即使以后“苗民生齿日繁，亦不至无以资生”。所设屯田，与苗田相邻者，皆已标明界址，防止屯军越界侵占苗地，并拟酌定章程，不许官兵欺凌苗民。乾隆帝看后，终于最后下定了设屯的决心，批示说：“既经卿详悉敷陈，知道了”。至于何处安设屯军，何处仍系苗田，绘图进呈，“朕将览焉”。《清高宗实录》卷73，页22、23、24.张广泗随即具体规划，奏准增设官兵，安设屯堡，严格稽查屯军，违规者枷责示众，依法严处，严禁典卖屯田，规定屯粮数额，上田一亩纳米一升，中田八升，下田六斗，每斗加鼠耗三合，屯军按期操练，等等事项，详细具体，切实可行，苗疆安设屯军之事，终于顺利办成。
乾隆帝又于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命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官，必须选用“廉静朴质之有司”，要他们视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这样，苗民也会安分守法了《清高宗实录》卷33，页1.
乾隆帝的乾纲独断，用兵平变，免除苗赋，尊重苗俗，安设屯军，以及其他有关安抚苗疆的谕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尽管偶尔还发生一些小争执和小规模的干戈事件，但从此贵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卷7中所说，“自是南夷遂不反”。这对贵州特别是苗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军屯而论，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过去“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菽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军、苗田亩，早晚稻丰收”。现正督令屯军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蜡等树。苗疆过去没有市场，“近年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称便”，“军、苗实属乐业”。《清高宗实录》卷105，页22.韩勋讲述的这些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第四节议和准部西北宁谧。
一、和通泊惨败的教训。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去世后的第三天，新君弘历谕告总理政务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清高宗实录》卷1，页24.所谓“西北两路”，乃是指屯驻巴尔库尔与察罕泊两处用来对付准噶尔部的大军。为什么乾隆皇帝对准部之事如此重视，把它列为必须全力以赴、谨慎处理的第一“紧急之事”？这得从四年以前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事件谈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远离都城一万余里的北路军主帅靖边大将军、三等公傅尔丹遣派急使，飞速奔驰，于十二日赶到京师，向皇上跪呈奏折，报告大军于和通泊为准噶尔兵击败。这一意外的消息，顿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必然会惊愕不已。
原来傅尔丹于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谍者)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未到达，前队只有一千余人和驼马二万，在博克托岭。傅尔丹信以为真，欲乘其不备，“速迎掩杀”，便拣选兵丁万名，分为三队，于六月初九日出发，轻装进袭。噶尔丹策零伏兵二万于山谷之中，以少数兵士、牲畜引诱，伪败而逃，傅尔丹中计，冒昧前往，堕入伏中，大败于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两千人，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一等公、前锋统领、参赞大臣达福，以及参赞大臣马尔萨、素图等阵亡，参赞大臣觉罗海兰、定寿和侍郎永国等自杀，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第一次大惨败。
和通泊之败，不仅对雍正末年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后的新君坚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因为他和父皇世宗一样，不得不认真探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从中记取必要的教训，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败，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对清朝与准部双方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准噶尔，实现圣祖未遂之愿。从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及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小心缜密”经办“军需一应事宜”，筹集了大量器械、粮米和牲畜，运往前线。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尔丹为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下谕讲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状，强调指出若不将其“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清世宗实录》卷80，页27，卷81，页12，卷82，页6.
雍正帝认为此战必能取胜，必能征服“准噶尔弹丸之地”，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皆已俱备，“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机不可缓”，若“天与不取”，必将有误。岳钟琪特上“王师之十胜”奏疏，认为噶尔丹策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大军进征，有“十胜”的根据。这十胜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称“皇上天兵驯熟精锐，所向无敌”。《清世宗实录》卷78，页21，卷81，页13，卷82，页5.满朝一片预庆必胜的热烈气氛，好像准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这些估计，完全错误，准部不仅依然屹立于西北，而且还打了胜仗，清军却遭受了七十余年未有的大败。
清军之败，固然有其客观因素，此时的准部，上下团结，兵马强壮，将帅善战，指挥正确，兼之他们在本部作战，以逸待劳，熟悉地形，易于埋伏，而清兵是长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和，疲惫不堪，供应困难，在地利上处于不利的境遇。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能大败无敌于世的准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为什么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准部，吓得噶尔丹率部仓皇逃遁，被清抚远大将军、一等伯费扬古大败于昭莫多，连其妻阿奴可敦也死于八旗兵丁刀下。显然清军之败于和通泊，主要决定于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决策有误，任人不当。这位精明过人的专制君主，虽长于治政，却不谙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顺利、迅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而骄傲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贬低了准部的实力，轻率决定进征准部。他任用的两员大帅，皆非帅才。统率西路大兵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本系将门之子，又多年征战，军功累累，雍正元年仅领兵五千就出奇制胜，兼程突袭，大败众达十余万的青海和硕特部达赖浑台吉罗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变乱，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晋为兼甘肃巡抚、甘肃提督，再升为川陕总督，在当时确实也是难得的优秀将领，但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不能肩负统军灭准的重任。他又青云直上，位至大将军，官高阶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浓，锐气渐衰，特别是宦海风波，官场倾轧，谤书盈箧，不少人忌其功高权重，上书朝廷，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诬其“欲报宋、金之仇”，将要谋反，虽然世宗对此不予理睬，但岳钟琪自然会心怀疑虑，瞻前顾后，难以决策，对满洲将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担任大将军后，尽管可以上书详陈“王师之十胜”，但却很少建树，很少主动出击，怯战情绪相当浓厚。至于傅尔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费英东，虽系被人誉为“万人敌”的猛将，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但傅尔丹本人却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谋，易为人欺，终于轻信敌谍，中计入伏。
其次，朝中无能人，八旗军队高级将官多系庸碌无能之辈，怯战畏敌。接替博尔丹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马尔赛，虽系智勇双全所向无敌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忠达公图海之孙，却是一纨绔子弟，历任文职，无所作为。当上大帅之后，他退缩不前，“辗转不定”，全无祖父的英雄气概，被降为绥远将军，又放任惨败于喀尔喀亲王策凌之手的准部残军安全逃走，贻误了军机，被按律处死。马尔赛之后的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锡保，擅长于阿谀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誉为“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并以其署振武将军时“治军勤劳”，而由郡王晋为亲王。谁知，锡保的这些功劳皆系虚报，终因畏敌不前，危害了战局，被议罪革职削爵。如此劣帅直接影响到中下级将官和士卒的锐气，一向勇猛善战、以少胜多的八旗劲旅，竟变得士气低落，怯于征战，连号称强中之强的索伦兵，也在和通泊之战中首先溃逃。
和通泊之败，在三个方面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
第一，军威大损，实力下降。清军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士气更为不振，西北边防出现了严重危机。当雍正九年九月准兵乘两个月前的大胜而东征喀尔喀时，全靠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率部奋勇迎战，斩其骁将，才击败准军，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领大军，“由北路倾国入寇”，也还是靠这位额驸拼死反击，于杭爱山东侧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军，使其伤亡一万余人，仓皇逃走。如果这时统领数万大军的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与绥远将军马尔赛遣兵配合夹击，则将尽歼准军，可是，这两位大帅竟拥兵观望，怯战不前，致使准部余军安然无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实录》卷111，页23、24、25，卷122，页13，卷123，页3、4、5、6；《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清史稿》卷296，《策凌传》。没有策凌额驸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清军是不能抵挡准部进攻的，那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三部，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将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二，军费浩繁，币银剧减。西北两路大军，人数众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谕出征时，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车骑营兵九千名，奉天、船厂、察哈尔、索伦、土默特、右卫、宁夏七处兵八千名，有总统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副都统、总兵、副将、侍卫、参将、游击等将官七百五十三员；西路有兵二万六千五百名，文武将官三百二十四员，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尔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从征。和通泊失败以后，清廷又急忙赶派兵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军营有满洲、蒙古、绿旗兵六万零三百余名，西路有兵数万，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余万人，另有随同将官士卒的跟役十万余人。这几十万人每年所需兵饷，数量相当大。仅雍正九年二月从北京八旗挑选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给其家主银一百两，其父、母、妻、子每人给家主身价银十两，每名还照马甲之例发给钱粮、马匹、器械，又赏一百两，共计用银数十万两。作战所用的大炮、枪支弹药、弓箭、刀、枪，官兵的军服、帐篷、车辆，又需巨万银两。按官方规定驻兵一万，“需粮料十万余石”计算，这远离京师万余里的十余万大军的食粮和十几万匹战马的饲料，每年需粮一二百万石，而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运到军营的一石粮，常需花十几石的用费。这一切，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国库存银急剧下降。雍正中户部库存银六千余万两，自七年用兵准部以后，“动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时，只剩下二千四百万两。
第三，干戈不停，全国难安。十余万大军转战于数千里之外，延续好几年，军情瞬息万变，胜负难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专注于对准部用兵事项，为此特设“军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后具体议处国政的新的中央机构“军机处”，就由此而出现了。这固然是权利机构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对准部的用兵，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无法对其他方面的大事认真考虑。雍正七年以后，清廷没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与此是不无关系的。而且，十几万兵士的佥派、补充和更换，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难题。这样大数量的军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满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军营，遇有伤亡或年限太久，则从本地征补。雍正帝还专门挑选了几千名能挽硬弓体壮力大的勇士，加以训练后派到前线。大军由各地开往西、北两路军营，沿途所需粮草马骡车辆，数量巨大，州县竭尽全力，也难备办齐全，尤其是陕西、甘肃，更是交通要道，负担尤为沉重，军民痛苦不堪。漠南科尔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尔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从征，又要供应大量马、驼、牛、羊，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边大将军锡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买”军马十万匹、羊四十万只、山羊十万只。总而言之，用兵西北，闹得全国不得安宁，长期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由于这样严酷的形势，使得雍正帝决定停兵议和，而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伤亡惨重，元气大损，愿意休战，因此，从雍正十二年八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八月初三日，世宗遣侍郎傅鼐、额外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赍谕，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议和，并将大军后撤，以示议和诚意。策零同意议和，但提出以哲尔格西拉胡鲁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以阿尔泰为厄鲁特游牧地界，又请领辖阿尔泰山梁外的哈道里、哈达清吉尔、布喇清吉尔等处地方，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为中间空闲地带。几经商讨，世宗基本上同意了准部的要求，但强调以阿尔泰为界，于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八日遣使赍谕相告：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由索尔毕岭下，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以此为准部与喀尔喀部的分界地。另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为空闲地带，双方不得渗入。准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因此，双方定界议和的重担，便只好由新君乾隆皇帝来承担了。
二、息兵守边议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历在北路军主帅定边大将军、一等公庆复报告准噶尔部情况的奏折上，写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爱生灵之意，统计国家钱粮数目，无论准噶尔之和与不和，谨守我疆域，以养民力，彼来时不过折挫锐气，自取败亏，是以深虑远谋，始建息兵之议。……朕思准噶尔……三二年间尚不至起事，惟数年之后，我兵尽撤，伊若潜过阿勒台(尔泰)山梁，扰动喀尔喀等游牧地方，惟时归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尔喀等寒心，此亦应筹划之事。若一味坐守，则数万兵丁运戍鄂尔坤等处，何时休息！汝曾任户部尚书，此数年所费钱粮，汝岂不知！”“准噶尔请和与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请和，则允其请，倘不请和，伊不得交易货财，数年后自致匮乏，倘此时深入内地，不过自取亏败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将现在守边息兵机务详议，并谕汝知之。”《清高宗实录》卷7，页46、47.
这段批示十分重要，讲明了乾隆帝对待准噶尔部的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乾隆帝认为，必须“息兵”，因为从“眷爱生灵”和国家钱粮两方面考虑，都只能息兵而不能兴兵。大战再起，长期僵持，将使西北二路官兵劳累不堪和大量伤亡，使喀尔喀蒙古和陕、甘二省以及直接与战事有关地方生灵涂炭，民力大损，国家财政也要受到很大影响。几年来的巨量军费支出和帑银急剧减少，使他在“统计国家钱粮数目”后，深深感到必须息兵，国家的财政条件，无法承担长期大举进剿的重担。当然，他也清醒地看到，息兵虽然必要，可是能否息兵，则取决于许多条件，特别是本身的实力，有恃才能无恐，有备无患，能战能守，才能使准部不敢贸然来攻，才能打退准军的进袭，保持边境安宁。而且早在康熙年间，圣祖就总结出与准部交锋的正确战术是宜守不宜攻，以诱其进犯设伏围歼为上策。他曾密告世宗：“彼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惟有严兵诱致邀击为万全策。”清军和通泊之败，与远道进攻师疲遇伏，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乾隆帝坚主守边固疆，敌兵到来则全力痛歼，固守边疆，使准军无法入掠，长此以往，准部“不得交易货财”，不能以马、牛、羊、驼从内地换取必需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则几年以后，他们必将“自致匮乏”。这样一来，准部倒有可能打消进掠的念头，转而愿意议和，清廷就掌握了和战与否的主动权。由此可见，乾隆帝的方针是，从息兵的目的出发，通过固守边疆，促使准部停战议和，使得双方保持正常的和平关系，西北、北方宁谧，军费大量减少，全国得以安宁。事实表明，乾隆帝对待准部问题所采取的这一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对促进西北息兵讲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在与清朝几经商讨后，本来是已经决定划界定和了，这时突然传来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他便想乘机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领辖更多的地区。他遣使臣吹纳木喀于乾隆元年正月至京，送呈表文。在谈到定界时，尽管雍正帝所列地界基本上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可是这次他根本不提这一方案，却表示“阿尔台(泰)本我游牧之地，杭爱乃喀尔喀游牧之地”，要求喀尔喀内徙，“别留中间阔远之地”，实即欲得整个阿尔泰地区，扩大准部的辖地。《清高宗实录》卷11，页2.
乾隆帝在晓谕来使及赐噶尔丹策零的敕谕中，坚决地拒绝了策零的要求。他详细讲述了双方谈判的基本过程，阐明了雍正帝提出的划界方案是合理的，符合准部与喀尔喀部的实际辖地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方案还是策零及其父亲策妄阿拉布坦最先提出，雍正帝只不过是为了促进议和予以赞同而已。他明确宣布，必须按照这个方案来划定双方的界地，不划定边界就不能“通市”，准部“若能遵皇考谕旨定界”，则“朕必格外施恩”，准部将得到更多的利益。
乾隆帝又强调了守边待和有备不惧的态度，告诉准部，清朝“只守内地边疆”，不会兴师远征，即使准部“欲激发朕怒，亦断不勤兵于远”。如果准军“不自揣量，犯我边境”，“起衅殃民”，则“尔准噶尔螳臂之力，劳师涉远，岂能有济”！《清高宗实录》卷11，页2，卷12，页16、25、26.
噶尔丹策零收到敕谕后，虽然知悉清廷的态度十分坚决，不会满足他统辖整个阿尔泰和侵占喀尔喀地区的要求，但并未就此罢休。他因为两次战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策凌及其部落已经成为清军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准部南进的巨大障碍，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策凌，企图争取策凌额驸联合抗清，至少争取策凌中立，这样一来，便可利用雍正九年准部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军事优势，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得到更多的地区。他对策凌额驸采取了竭力拉拢和施加威胁的双管齐下策略，于乾隆二年派遣特使致书策凌额驸，尊称策凌为车臣汗，建议定界，要求得到阿尔泰地区。准部使臣哈柳至京时，曾往谒策凌，问道：“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这显然带有挑拨性，意为策凌既系独尊于部的车臣汗，为何降为清帝属臣，羁押于京师，何不返回故土，南面称王。对于这样离间策凌与清帝之关系的言论，策凌额驸严词相告说：“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明确地宣布自己愿为清帝之臣，坚决效忠于清帝，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哈柳的离间之词。哈柳见此计不成，又再施一策，询问策凌说：“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这句话带有很大的威胁性。原来雍正十年六月，准军曾袭击策凌游牧地塔密尔，掠取了策凌的两个儿子。哈柳的言下之意是，叫策凌温顺一些，不要得罪准噶尔，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清帝效劳，否则，将对其二子下毒手。对此，策凌严正相告：“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于上诛之。”《清高宗实录》卷41，页21―24，卷56，页11；《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清史稿》卷296，《策凌传》。策凌如此坚决效忠于清帝，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准部的无理要求和威胁，使噶尔丹策零计穷法尽，不得不断了这一念头。
策凌额驸所采取坚忠于清的立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策凌年幼时，因避噶尔丹的侵扰，随母逃到北京，为圣祖收入“内廷教养”，成年之后又娶圣祖之女，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携所属归牧故土塔密尔。策凌因喀尔喀部久遭准部欺凌，十分气愤，“锐自磨砺”，收猛士一千人为亲兵，严格训练部下，练成了一支称雄于漠北的劲旅。雍正九年九月与十年八月，策凌额驸率部两次大败准军，建立了殊勋。雍正帝大喜，晋策凌为亲王、固伦额驸，授喀尔喀大扎萨克，命其任定边副将军，厚赐金银财帛，并为其筑城于塔密尔，易庐帐为宫室，“如京师赐第”。策凌原系土谢图汗属下的赛音诺颜部首领，清帝因其功大，遂命分土谢图汗所辖的二十旗给予策凌，增赛音诺颜部，喀尔喀遂由三部变为四部(另三部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策凌既蒙受清帝特恩，准部又系喀尔喀的世敌，他与清朝有着共同的切身利害关系，因而自然会坚决效忠于清帝，当然会拒绝噶尔丹策零的要求。尽管噶尔丹策零聪明过人，善用计谋，可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清政府之所以断然拒绝准部占据阿尔泰地区的要求，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完全出于策凌额驸的建议。正是策凌额驸坚决反对准部管辖整个阿尔泰地区，向清帝上奏，力主此议，清帝才敕谕噶尔丹策零，不准他占据阿尔泰地区。现在噶尔丹策零却想从策凌这里谋取策凌坚决维护的地界，岂不是自讨没趣，白碰钉子！
乾隆帝严持守边息兵议和的方针，不出兵远征劳民伤财中敌之计，牢牢固守边疆，又继承父皇遗规厚待策凌额驸。他一登基就谕告庄亲王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说，额驸策凌“系国家效力出众之人，亦曾蒙皇考格外恩宠”，命“照内地亲王(即宗室王)之例”，赏予缎匹。他并亲写手敕，谕策凌说：“汝受皇祖、皇考重恩，宜竭力效忠国家。皇考曾谕朕：所有军务，惟尔是赖”。这样一来，噶尔丹策零既不能诱使清兵出征而设伏围歼，又无法越过阿尔泰山向清军突袭，争取策凌额驸之策也不生效，长期僵持，断绝市易，使准部处境相当困难。因此，他下定了议和的决心，放弃了对阿尔泰山以南地区的要求，于乾隆二年闰九月遣使者达什赍上“奏大皇帝”一书及予“车臣汗”策凌额驸一书，“请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双方条件基本接近，再就一二枝节问题几度商谈，最后达成了协议，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准部在山北游牧，喀尔喀在山南游牧，噶尔丹策零可遣三百人入藏为已故的班禅“熬茶诵经”，四年之内，在北京、肃州各贸易一次。《清高宗实录》卷41，页21―24，卷61，页6，卷62，页16，卷65，页5，卷87，页8，卷106，页24，卷107，页11、20，卷109，页5，卷110，页9―13.至此，清朝与准噶尔部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时期，终于结束了，双方开始进入友好往来、频繁贸易、关系正常的新时期。乾隆帝的息兵、守边、议和的正确方针，对促进这一新时期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干戈化玉帛满蒙汉皆利。
清政府与准噶尔部首领的议和定界，对双方均大有裨益。定界以后，边境安宁，彼此皆享太平之福。和议刚成，乾隆帝便对噶尔丹策零及其使者强调了议和对双方的好处。他着重指出：“朕为大君，统一中外”，“惟思与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今噶尔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后近边居人，各安故土，更无争竞，永远安生矣”。《清高宗实录》卷107，页11，卷110，页10.此旨虽不无夸扬帝恩君威之词，但总的说来，双方近边地区，确实比较平静，互相都很谨慎，尽量避免发生摩擦，没有出现严重的争执和大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些紧靠阿尔泰山的喀尔喀蒙古部落，便陆续迁回原来游牧地区。过去由于用兵，“曾令喀尔喀内移”，以翁金的布尔察克、鄂尔坤的乌贵诺尔、色楞额的喀喇托郭为界，现向北移动，以阿勒坦噶达苏等处，“定为外界”。《清高宗实录》卷24，页5，卷116，页2.喀尔喀各部蒙古共同尊奉的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先前因准噶尔兴兵时欲图来抢夺，被雍正帝移居多伦库尔，现在他看到噶尔丹策零“奏请求和，边庭无事”，“军事已定”，希望还居故地，乾隆帝同意这一请求，并赐整装银一万两，让其回到库伦。《清高宗实录》卷110，页4.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居民的运输负担和粮食供应数量大为减少，役烦差重民不宁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体上可以安居务农经商做工。准噶尔部人民也不用披坚执锐流血沙场，能够在故土自由放牧和垦田种地，农业、畜牧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议和对促进准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准噶尔使者频繁入京朝贡，按例领取赏品，交易货物，并在肃州、哈密、西藏互市。准部带来大批牲畜，换回巨量银两和各种货物。以西藏而论，乾隆八年准部三百余人入藏“熬茶”，带来马二千三百余匹、驼一千七百余峰、羊二千八百余只及大批毛皮、葡萄等货，从清甘肃巡抚领银七万八千余两。十二年准部三百人又带驼二千余头、马三千余匹、羊三千余只入藏，领官银十六万四千余两。准部商人还在哈密进行贸易，仅乾隆八年四月和八月，二十五名准噶尔人就带来羊七千余只、马三百余匹、牛二百八十头、驼三十三头。贸易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是肃州的互市，乾隆八年额连胡里等一百二十二人携带驼七百二十六头、牛二百六十头、马五百余匹、羊二万六千八百只，在肃州卖银四万余两，在哈密卖银九千余两。还是这个额连胡里，他带领二百一十三人于十三年再次前来，卖出驼、马、牛一千九百余匹(头)及羊七万余只，获银八万六千余两。另一大商人诺落素帕，于十五年领三百零一人来，卖出马、牛、驼五千余匹(头)和羊十五万六千余只，获银十九万四千余两。这对促进准部经济的发展和增强与内地人民的联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定界议和还使军费大量减少。过去十数万大军远驻塞外，“军需浩繁”，现在基本上撤回内地，守边重任主要由喀尔喀及内扎萨克科尔沁等部蒙古军队承担，清军人数也就相应减少。雍正年间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处，全国绿营兵增加了十一万六千余名，超过了旧额五分之一，现“军务告竣”，到乾隆六年五月已裁减二万余名，并陆续裁减，每年可节省大量兵饷。《清高宗实录》卷128，页8、9、10，卷135，页1―3.自雍正七年用兵到十三年，六年中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八九百万两，现在这笔巨费基本上不用付出了。
以上“政尚宽大”，革除弊政，平定苗疆，议和准部，使政局较前平稳，人心比较安定，军费大量减少，这为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整顿吏治，文治武功兼备，促成“全盛之时”，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乾隆帝又于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命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官，必须选用“廉静朴质之有司”，要他们视苗民如同赤子，“勤加抚恤”，“使之各长其妻孥，安其田里，俯仰优游，一无扰累”，这样，苗民也会安分守法了《清高宗实录》卷33，页1.
乾隆帝的乾纲独断，用兵平变，免除苗赋，尊重苗俗，安设屯军，以及其他有关安抚苗疆的谕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尽管偶尔还发生一些小争执和小规模的干戈事件，但从此贵州苗疆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卷7中所说，“自是南夷遂不反”。这对贵州特别是苗疆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仅以军屯而论，乾隆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称：过去“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芝）麻、菽麦等种，“素不出产”，自安设屯军以后，“地方文武设法劝种杂粮，今岁俱有收获”。“军、苗田亩，早晚稻丰收”。现正督令屯军于堡内及山上空地，多栽茶、桐、蜡等树。苗疆过去没有市场，“近年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按期交易称便”，“军、苗实属乐业”。《清高宗实录》卷105，页22.韩勋讲述的这些事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第四节议和准部西北宁谧。
一、和通泊惨败的教训。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即世宗胤去世后的第三天，新君弘历谕告总理政务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清高宗实录》卷1，页24.所谓“西北两路”，乃是指屯驻巴尔库尔与察罕泊两处用来对付准噶尔部的大军。为什么乾隆皇帝对准部之事如此重视，把它列为必须全力以赴、谨慎处理的第一“紧急之事”？这得从四年以前发生的一桩震惊全国的特大事件谈起。
雍正九年七月初，远离都城一万余里的北路军主帅靖边大将军、三等公傅尔丹遣派急使，飞速奔驰，于十二日赶到京师，向皇上跪呈奏折，报告大军于和通泊为准噶尔兵击败。这一意外的消息，顿使朝野大震，年方二十岁的皇四子弘历，也必然会惊愕不已。
原来傅尔丹于雍正九年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据拿获的准部兵士(实为谍者)塔苏尔海丹巴供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派兵三万来攻北路军营，大队尚未到达，前队只有一千余人和驼马二万，在博克托岭。傅尔丹信以为真，欲乘其不备，“速迎掩杀”，便拣选兵丁万名，分为三队，于六月初九日出发，轻装进袭。噶尔丹策零伏兵二万于山谷之中，以少数兵士、牲畜引诱，伪败而逃，傅尔丹中计，冒昧前往，堕入伏中，大败于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生还至科布多者仅两千人，副将军、辅国公巴赛，副将军、兵部尚书查弼纳，一等公、前锋统领、参赞大臣达福，以及参赞大臣马尔萨、素图等阵亡，参赞大臣觉罗海兰、定寿和侍郎永国等自杀，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第一次大惨败。
和通泊之败，不仅对雍正末年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到乾隆初年的政局，使四年以后的新君坚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因为他和父皇世宗一样，不得不认真探讨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从中记取必要的教训，采取新的政策。
和通泊之败，使雍正帝及其倚任的文武大臣对清朝与准部双方的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雍正帝很早就想征服准噶尔，实现圣祖未遂之愿。从雍正四年起，他就命令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与蒋廷锡及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小心缜密”经办“军需一应事宜”，筹集了大量器械、粮米和牲畜，运往前线。雍正七年三月，他任命傅尔丹为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领西路军，下谕讲述准部大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其父策旺阿拉布坦的罪状，强调指出若不将其“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清世宗实录》卷80，页27，卷81，页12，卷82，页6.
雍正帝认为此战必能取胜，必能征服“准噶尔弹丸之地”，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皆已俱备，“天时人事，机缘辐辏，时不可迟，机不可缓”，若“天与不取”，必将有误。岳钟琪特上“王师之十胜”奏疏，认为噶尔丹策零是“众叛亲离，天怒人怨”，大军进征，有“十胜”的根据。这十胜是：“一曰主德，二曰天时，三曰地利，四曰人和，五曰糗粮之广备，六曰将士之精良，七曰车骑营阵之尽善，八曰火器兵械之锐利，九曰连环迭战攻守之咸宜，十曰士马远征节制整暇”。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称“皇上天兵驯熟精锐，所向无敌”。《清世宗实录》卷78，页21，卷81，页13，卷82，页5.满朝一片预庆必胜的热烈气氛，好像准部真的是指日可下了。不料，这些估计，完全错误，准部不仅依然屹立于西北，而且还打了胜仗，清军却遭受了七十余年未有的大败。
清军之败，固然有其客观因素，此时的准部，上下团结，兵马强壮，将帅善战，指挥正确，兼之他们在本部作战，以逸待劳，熟悉地形，易于埋伏，而清兵是长途跋涉，人地生疏，水土不和，疲惫不堪，供应困难，在地利上处于不利的境遇。但是，为什么四十年前的八月初一日，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能大败无敌于世的准部博硕克图汗噶尔丹？为什么三十五年前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准部，吓得噶尔丹率部仓皇逃遁，被清抚远大将军、一等伯费扬古大败于昭莫多，连其妻阿奴可敦也死于八旗兵丁刀下。显然清军之败于和通泊，主要决定于清朝本身的因素。首先是雍正帝决策有误，任人不当。这位精明过人的专制君主，虽长于治政，却不谙用兵。他因雍正元年顺利、迅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而骄傲自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贬低了准部的实力，轻率决定进征准部。他任用的两员大帅，皆非帅才。统率西路大兵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本系将门之子，又多年征战，军功累累，雍正元年仅领兵五千就出奇制胜，兼程突袭，大败众达十余万的青海和硕特部达赖浑台吉罗卜藏丹津，平定了青海变乱，因功封三等公，由四川提督晋为兼甘肃巡抚、甘肃提督，再升为川陕总督，在当时确实也是难得的优秀将领，但他毕竟只是一员战将，只是将才，而非帅才，不能肩负统军灭准的重任。他又青云直上，位至大将军，官高阶崇，持重思安之念日浓，锐气渐衰，特别是宦海风波，官场倾轧，谤书盈箧，不少人忌其功高权重，上书朝廷，称岳钟琪系岳飞之后，诬其“欲报宋、金之仇”，将要谋反，虽然世宗对此不予理睬，但岳钟琪自然会心怀疑虑，瞻前顾后，难以决策，对满洲将官不敢冒犯。因此，他担任大将军后，尽管可以上书详陈“王师之十胜”，但却很少建树，很少主动出击，怯战情绪相当浓厚。至于傅尔丹，本事更差了。他的曾祖费英东，虽系被人誉为“万人敌”的猛将，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元勋”，但傅尔丹本人却是匹夫之勇，浮躁寡谋，易为人欺，终于轻信敌谍，中计入伏。
其次，朝中无能人，八旗军队高级将官多系庸碌无能之辈，怯战畏敌。接替博尔丹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公马尔赛，虽系智勇双全所向无敌的抚远大将军、一等忠达公图海之孙，却是一纨绔子弟，历任文职，无所作为。当上大帅之后，他退缩不前，“辗转不定”，全无祖父的英雄气概，被降为绥远将军，又放任惨败于喀尔喀亲王策凌之手的准部残军安全逃走，贻误了军机，被按律处死。马尔赛之后的北路大军主帅靖边大将军锡保，擅长于阿谀逢迎，奉承皇上，被雍正帝誉为“才具优长，乃国家实心效力之贤王”，并以其署振武将军时“治军勤劳”，而由郡王晋为亲王。谁知，锡保的这些功劳皆系虚报，终因畏敌不前，危害了战局，被议罪革职削爵。如此劣帅直接影响到中下级将官和士卒的锐气，一向勇猛善战、以少胜多的八旗劲旅，竟变得士气低落，怯于征战，连号称强中之强的索伦兵，也在和通泊之战中首先溃逃。
和通泊之败，在三个方面给予清朝政府以沉重打击。
第一，军威大损，实力下降。清军的惨败，严重地削弱了它的战斗力，士气更为不振，西北边防出现了严重危机。当雍正九年九月准兵乘两个月前的大胜而东征喀尔喀时，全靠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率部奋勇迎战，斩其骁将，才击败准军，逐其退走。第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领大军，“由北路倾国入寇”，也还是靠这位额驸拼死反击，于杭爱山东侧鄂尔浑河畔的额尔德尼昭大败准军，使其伤亡一万余人，仓皇逃走。如果这时统领数万大军的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与绥远将军马尔赛遣兵配合夹击，则将尽歼准军，可是，这两位大帅竟拥兵观望，怯战不前，致使准部余军安然无恙，回到故地。《清世宗实录》卷111，页23、24、25，卷122，页13，卷123，页3、4、5、6；《圣武记》卷3，《雍正两征厄鲁特记》；《清史稿》卷296，《策凌传》。没有策凌额驸及其部下的英勇奋战，清军是不能抵挡准部进攻的，那样一来，准军就要不断进掠喀尔喀三部，甚至深入内地，西北、北方将不得安宁，西藏、青海、甘肃也要受到严重威胁，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第二，军费浩繁，币银剧减。西北两路大军，人数众多。雍正七年正式下谕出征时，北路有京城八旗兵六千名，车骑营兵九千名，奉天、船厂、察哈尔、索伦、土默特、右卫、宁夏七处兵八千名，有总统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副都统、总兵、副将、侍卫、参将、游击等将官七百五十三员；西路有兵二万六千五百名，文武将官三百二十四员，漠南四十九旗蒙古王公和漠北喀尔喀三部王公，也派有大批蒙古兵士从征。和通泊失败以后，清廷又急忙赶派兵马增援。雍正十二年八月，北路军营有满洲、蒙古、绿旗兵六万零三百余名，西路有兵数万，加上各部蒙古兵，共有兵士十余万人，另有随同将官士卒的跟役十万余人。这几十万人每年所需兵饷，数量相当大。仅雍正九年二月从北京八旗挑选的旗下包衣兵二千名，每名就给其家主银一百两，其父、母、妻、子每人给家主身价银十两，每名还照马甲之例发给钱粮、马匹、器械，又赏一百两，共计用银数十万两。作战所用的大炮、枪支弹药、弓箭、刀、枪，官兵的军服、帐篷、车辆，又需巨万银两。按官方规定驻兵一万，“需粮料十万余石”计算，这远离京师万余里的十余万大军的食粮和十几万匹战马的饲料，每年需粮一二百万石，而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运到军营的一石粮，常需花十几石的用费。这一切，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使国库存银急剧下降。雍正中户部库存银六千余万两，自七年用兵准部以后，“动支大半”，乾隆帝即位时，只剩下二千四百万两。
第三，干戈不停，全国难安。十余万大军转战于数千里之外，延续好几年，军情瞬息万变，胜负难卜，安危未定，使清廷不得不全力以赴，专注于对准部用兵事项，为此特设“军需房”，著名的雍乾以后具体议处国政的新的中央机构“军机处”，就由此而出现了。这固然是权利机构的一大改革，但是，它也表明对准部的用兵，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使得清廷无法对其他方面的大事认真考虑。雍正七年以后，清廷没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新的重大改革措施，恐怕与此是不无关系的。而且，十几万兵士的佥派、补充和更换，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难题。这样大数量的军队，是从全国各地征调而组成的，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山东、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等省的满洲八旗兵士，皆奉命派至军营，遇有伤亡或年限太久，则从本地征补。雍正帝还专门挑选了几千名能挽硬弓体壮力大的勇士，加以训练后派到前线。大军由各地开往西、北两路军营，沿途所需粮草马骡车辆，数量巨大，州县竭尽全力，也难备办齐全，尤其是陕西、甘肃，更是交通要道，负担尤为沉重，军民痛苦不堪。漠南科尔沁等四十九旗蒙古和喀尔喀三部蒙古，既要派出大批士卒从征，又要供应大量马、驼、牛、羊，仅雍正十年十一月，清靖边大将军锡保一次就向各部王公“采买”军马十万匹、羊四十万只、山羊十万只。总而言之，用兵西北，闹得全国不得安宁，长期延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由于这样严酷的形势，使得雍正帝决定停兵议和，而噶尔丹策零也因两次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伤亡惨重，元气大损，愿意休战，因此，从雍正十二年八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八月初三日，世宗遣侍郎傅鼐、额外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赍谕，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议和，并将大军后撤，以示议和诚意。策零同意议和，但提出以哲尔格西拉胡鲁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以阿尔泰为厄鲁特游牧地界，又请领辖阿尔泰山梁外的哈道里、哈达清吉尔、布喇清吉尔等处地方，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为中间空闲地带。几经商讨，世宗基本上同意了准部的要求，但强调以阿尔泰为界，于十三年闰四月二十八日遣使赍谕相告：自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由索尔毕岭下，至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兰乌苏，直抵噶斯口，以此为准部与喀尔喀部的分界地。另以呼逊托辉至喀喇巴尔楚克为空闲地带，双方不得渗入。准部尚未回答，雍正帝即已去世，因此，双方定界议和的重担，便只好由新君乾隆皇帝来承担了。
二、息兵守边议和定界。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君弘历在北路军主帅定边大将军、一等公庆复报告准噶尔部情况的奏折上，写了下述批示：
“朕仰遵皇考眷爱生灵之意，统计国家钱粮数目，无论准噶尔之和与不和，谨守我疆域，以养民力，彼来时不过折挫锐气，自取败亏，是以深虑远谋，始建息兵之议。……朕思准噶尔……三二年间尚不至起事，惟数年之后，我兵尽撤，伊若潜过阿勒台(尔泰)山梁，扰动喀尔喀等游牧地方，惟时归化城兵不能速到，必至喀尔喀等寒心，此亦应筹划之事。若一味坐守，则数万兵丁运戍鄂尔坤等处，何时休息！汝曾任户部尚书，此数年所费钱粮，汝岂不知！”“准噶尔请和与否在伊，而防守在我，疆域既固，彼若请和，则允其请，倘不请和，伊不得交易货财，数年后自致匮乏，倘此时深入内地，不过自取亏败耳！朕是以令王大臣等将现在守边息兵机务详议，并谕汝知之。”《清高宗实录》卷7，页46、47.
这段批示十分重要，讲明了乾隆帝对待准噶尔部的基本方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乾隆帝认为，必须“息兵”，因为从“眷爱生灵”和国家钱粮两方面考虑，都只能息兵而不能兴兵。大战再起，长期僵持，将使西北二路官兵劳累不堪和大量伤亡，使喀尔喀蒙古和陕、甘二省以及直接与战事有关地方生灵涂炭，民力大损，国家财政也要受到很大影响。几年来的巨量军费支出和帑银急剧减少，使他在“统计国家钱粮数目”后，深深感到必须息兵，国家的财政条件，无法承担长期大举进剿的重担。当然，他也清醒地看到，息兵虽然必要，可是能否息兵，则取决于许多条件，特别是本身的实力，有恃才能无恐，有备无患，能战能守，才能使准部不敢贸然来攻，才能打退准军的进袭，保持边境安宁。而且早在康熙年间，圣祖就总结出与准部交锋的正确战术是宜守不宜攻，以诱其进犯设伏围歼为上策。他曾密告世宗：“彼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惟有严兵诱致邀击为万全策。”清军和通泊之败，与远道进攻师疲遇伏，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乾隆帝坚主守边固疆，敌兵到来则全力痛歼，固守边疆，使准军无法入掠，长此以往，准部“不得交易货财”，不能以马、牛、羊、驼从内地换取必需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则几年以后，他们必将“自致匮乏”。这样一来，准部倒有可能打消进掠的念头，转而愿意议和，清廷就掌握了和战与否的主动权。由此可见，乾隆帝的方针是，从息兵的目的出发，通过固守边疆，促使准部停战议和，使得双方保持正常的和平关系，西北、北方宁谧，军费大量减少，全国得以安宁。事实表明，乾隆帝对待准部问题所采取的这一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对促进西北息兵讲和，起了重大的作用。
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在与清朝几经商讨后，本来是已经决定划界定和了，这时突然传来雍正帝去世的消息，他便想乘机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领辖更多的地区。他遣使臣吹纳木喀于乾隆元年正月至京，送呈表文。在谈到定界时，尽管雍正帝所列地界基本上是应他所请而写的，可是这次他根本不提这一方案，却表示“阿尔台(泰)本我游牧之地，杭爱乃喀尔喀游牧之地”，要求喀尔喀内徙，“别留中间阔远之地”，实即欲得整个阿尔泰地区，扩大准部的辖地。《清高宗实录》卷11，页2.
乾隆帝在晓谕来使及赐噶尔丹策零的敕谕中，坚决地拒绝了策零的要求。他详细讲述了双方谈判的基本过程，阐明了雍正帝提出的划界方案是合理的，符合准部与喀尔喀部的实际辖地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方案还是策零及其父亲策妄阿拉布坦最先提出，雍正帝只不过是为了促进议和予以赞同而已。他明确宣布，必须按照这个方案来划定双方的界地，不划定边界就不能“通市”，准部“若能遵皇考谕旨定界”，则“朕必格外施恩”，准部将得到更多的利益。
乾隆帝又强调了守边待和有备不惧的态度，告诉准部，清朝“只守内地边疆”，不会兴师远征，即使准部“欲激发朕怒，亦断不勤兵于远”。如果准军“不自揣量，犯我边境”，“起衅殃民”，则“尔准噶尔螳臂之力，劳师涉远，岂能有济”！《清高宗实录》卷11，页2，卷12，页16、25、26.
噶尔丹策零收到敕谕后，虽然知悉清廷的态度十分坚决，不会满足他统辖整个阿尔泰和侵占喀尔喀地区的要求，但并未就此罢休。他因为两次战败于喀尔喀策凌额驸手下，策凌及其部落已经成为清军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准部南进的巨大障碍，所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策凌，企图争取策凌额驸联合抗清，至少争取策凌中立，这样一来，便可利用雍正九年准部大败清军于和通泊的军事优势，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得到更多的地区。他对策凌额驸采取了竭力拉拢和施加威胁的双管齐下策略，于乾隆二年派遣特使致书策凌额驸，尊称策凌为车臣汗，建议定界，要求得到阿尔泰地区。准部使臣哈柳至京时，曾往谒策凌，问道：“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这显然带有挑拨性，意为策凌既系独尊于部的车臣汗，为何降为清帝属臣，羁押于京师，何不返回故土，南面称王。对于这样离间策凌与清帝之关系的言论，策凌额驸严词相告说：“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明确地宣布自己愿为清帝之臣，坚决效忠于清帝，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哈柳的离间之词。哈柳见此计不成，又再施一策，询问策凌说：“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这句话带有很大的威胁性。原来雍正十年六月，准军曾袭击策凌游牧地塔密尔，掠取了策凌的两个儿子。哈柳的言下之意是，叫策凌温顺一些，不要得罪准噶尔，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清帝效劳，否则，将对其二子下毒手。对此，策凌严正相告：“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于上诛之。”《清高宗实录》卷41，页21―24，卷56，页11；《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清史稿》卷296，《策凌传》。策凌如此坚决效忠于清帝，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准部的无理要求和威胁，使噶尔丹策零计穷法尽，不得不断了这一念头。
策凌额驸所采取坚忠于清的立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策凌年幼时，因避噶尔丹的侵扰，随母逃到北京，为圣祖收入“内廷教养”，成年之后又娶圣祖之女，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携所属归牧故土塔密尔。策凌因喀尔喀部久遭准部欺凌，十分气愤，“锐自磨砺”，收猛士一千人为亲兵，严格训练部下，练成了一支称雄于漠北的劲旅。雍正九年九月与十年八月，策凌额驸率部两次大败准军，建立了殊勋。雍正帝大喜，晋策凌为亲王、固伦额驸，授喀尔喀大扎萨克，命其任定边副将军，厚赐金银财帛，并为其筑城于塔密尔，易庐帐为宫室，“如京师赐第”。策凌原系土谢图汗属下的赛音诺颜部首领，清帝因其功大，遂命分土谢图汗所辖的二十旗给予策凌，增赛音诺颜部，喀尔喀遂由三部变为四部(另三部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策凌既蒙受清帝特恩，准部又系喀尔喀的世敌，他与清朝有着共同的切身利害关系，因而自然会坚决效忠于清帝，当然会拒绝噶尔丹策零的要求。尽管噶尔丹策零聪明过人，善用计谋，可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清政府之所以断然拒绝准部占据阿尔泰地区的要求，不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完全出于策凌额驸的建议。正是策凌额驸坚决反对准部管辖整个阿尔泰地区，向清帝上奏，力主此议，清帝才敕谕噶尔丹策零，不准他占据阿尔泰地区。现在噶尔丹策零却想从策凌这里谋取策凌坚决维护的地界，岂不是自讨没趣，白碰钉子！
乾隆帝严持守边息兵议和的方针，不出兵远征劳民伤财中敌之计，牢牢固守边疆，又继承父皇遗规厚待策凌额驸。他一登基就谕告庄亲王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说，额驸策凌“系国家效力出众之人，亦曾蒙皇考格外恩宠”，命“照内地亲王(即宗室王)之例”，赏予缎匹。他并亲写手敕，谕策凌说：“汝受皇祖、皇考重恩，宜竭力效忠国家。皇考曾谕朕：所有军务，惟尔是赖”。这样一来，噶尔丹策零既不能诱使清兵出征而设伏围歼，又无法越过阿尔泰山向清军突袭，争取策凌额驸之策也不生效，长期僵持，断绝市易，使准部处境相当困难。因此，他下定了议和的决心，放弃了对阿尔泰山以南地区的要求，于乾隆二年闰九月遣使者达什赍上“奏大皇帝”一书及予“车臣汗”策凌额驸一书，“请嗣后喀尔喀与厄鲁特各照现在驻牧，无相掣肘”。双方条件基本接近，再就一二枝节问题几度商谈，最后达成了协议，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准部在山北游牧，喀尔喀在山南游牧，噶尔丹策零可遣三百人入藏为已故的班禅“熬茶诵经”，四年之内，在北京、肃州各贸易一次。《清高宗实录》卷41，页21―24，卷61，页6，卷62，页16，卷65，页5，卷87，页8，卷106，页24，卷107，页11、20，卷109，页5，卷110，页9―13.至此，清朝与准噶尔部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时期，终于结束了，双方开始进入友好往来、频繁贸易、关系正常的新时期。乾隆帝的息兵、守边、议和的正确方针，对促进这一新时期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干戈化玉帛满蒙汉皆利。
清政府与准噶尔部首领的议和定界，对双方均大有裨益。定界以后，边境安宁，彼此皆享太平之福。和议刚成，乾隆帝便对噶尔丹策零及其使者强调了议和对双方的好处。他着重指出：“朕为大君，统一中外”，“惟思与普天之下，共享升平。今噶尔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后近边居人，各安故土，更无争竞，永远安生矣”。《清高宗实录》卷107，页11，卷110，页10.此旨虽不无夸扬帝恩君威之词，但总的说来，双方近边地区，确实比较平静，互相都很谨慎，尽量避免发生摩擦，没有出现严重的争执和大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些紧靠阿尔泰山的喀尔喀蒙古部落，便陆续迁回原来游牧地区。过去由于用兵，“曾令喀尔喀内移”，以翁金的布尔察克、鄂尔坤的乌贵诺尔、色楞额的喀喇托郭为界，现向北移动，以阿勒坦噶达苏等处，“定为外界”。《清高宗实录》卷24，页5，卷116，页2.喀尔喀各部蒙古共同尊奉的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先前因准噶尔兴兵时欲图来抢夺，被雍正帝移居多伦库尔，现在他看到噶尔丹策零“奏请求和，边庭无事”，“军事已定”，希望还居故地，乾隆帝同意这一请求，并赐整装银一万两，让其回到库伦。《清高宗实录》卷110，页4.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居民的运输负担和粮食供应数量大为减少，役烦差重民不宁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体上可以安居务农经商做工。准噶尔部人民也不用披坚执锐流血沙场，能够在故土自由放牧和垦田种地，农业、畜牧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议和对促进准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准噶尔使者频繁入京朝贡，按例领取赏品，交易货物，并在肃州、哈密、西藏互市。准部带来大批牲畜，换回巨量银两和各种货物。以西藏而论，乾隆八年准部三百余人入藏“熬茶”，带来马二千三百余匹、驼一千七百余峰、羊二千八百余只及大批毛皮、葡萄等货，从清甘肃巡抚领银七万八千余两。十二年准部三百人又带驼二千余头、马三千余匹、羊三千余只入藏，领官银十六万四千余两。准部商人还在哈密进行贸易，仅乾隆八年四月和八月，二十五名准噶尔人就带来羊七千余只、马三百余匹、牛二百八十头、驼三十三头。贸易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是肃州的互市，乾隆八年额连胡里等一百二十二人携带驼七百二十六头、牛二百六十头、马五百余匹、羊二万六千八百只，在肃州卖银四万余两，在哈密卖银九千余两。还是这个额连胡里，他带领二百一十三人于十三年再次前来，卖出驼、马、牛一千九百余匹(头)及羊七万余只，获银八万六千余两。另一大商人诺落素帕，于十五年领三百零一人来，卖出马、牛、驼五千余匹(头)和羊十五万六千余只，获银十九万四千余两。这对促进准部经济的发展和增强与内地人民的联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定界议和还使军费大量减少。过去十数万大军远驻塞外，“军需浩繁”，现在基本上撤回内地，守边重任主要由喀尔喀及内扎萨克科尔沁等部蒙古军队承担，清军人数也就相应减少。雍正年间因“西陲用兵”及苗疆、河工等处，全国绿营兵增加了十一万六千余名，超过了旧额五分之一，现“军务告竣”，到乾隆六年五月已裁减二万余名，并陆续裁减，每年可节省大量兵饷。《清高宗实录》卷128，页8、9、10，卷135，页1―3.自雍正七年用兵到十三年，六年中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八九百万两，现在这笔巨费基本上不用付出了。
以上“政尚宽大”，革除弊政，平定苗疆，议和准部，使政局较前平稳，人心比较安定，军费大量减少，这为乾隆帝进一步发展经济，整顿吏治，文治武功兼备，促成“全盛之时”，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