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17)
十一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陈辉祖抽换抵兑等弊，“业经各委员从实供出，并据陈辉祖自行承认，而王站柱认出之玉蕉叶花觚等件，已在陈辉祖供认抽换物件之内，是全案关键已得”，著再将朝珠之事审明，即可定拟具奏，阿桂便往山东查勘河工，福长安押带陈辉祖、国栋及案内经手各犯，迅速来京审办。③。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学士九卿核议阿桂、福长安关于陈辉祖“商同属员隐匿抽换王？望入官财物照例拟斩”之折，乾隆帝下谕了结此案说：“陈辉祖以陈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为总督，不思洁己率属，勉图报效，其于地方应办诸务，不能实心实力，随事整饬，于查抄入官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与王？望、国泰之罪尚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著将陈辉祖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前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斩监候。知县杨先仪、张翥，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嗣后外省官吏，当以陈辉祖之见利忘义，玷辱封疆大臣之体，引为纲鉴，庶几大法小廉，不负朕谆谆教戒之意。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谕中外知之”。③《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17、18.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乾隆帝下谕，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乾隆帝又下谕宣布清查浙江仓库钱粮说：“浙省吏治，自王？望以来，废弛日久，陈辉祖接任后，又复营私牟利，国栋庸懦无能，其通省仓库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抑勒交代之弊”，著传谕闽浙总督富勒浑责成属下官员“速行弥补全完”，否则重惩。③后又一再下谕督促，令必补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属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四十万两，节年已补银一百万两左右，还亏空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命悉心筹办。
四、鲁抚国泰纳贿东省亏银二百万两御史钱沣巧查仓库智破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此疏立即震惊朝野，因为，它直接涉及一批权臣势要，甚至与皇上也有牵连。其一，钱沣所劾之主要贪官国泰，是总督文绶之子。文绶于雍正十三年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肃凉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陕甘总督，第二年调任四川总督，虽因故一度夺官，随即复任，在川坐镇十年之久。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东巡抚。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于易简，亦非寒门细民，其兄于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状元，蒙帝赏识，于乾隆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起，历任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于敏中当了八年户部尚书，六年大学士，十年军机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奖和厚遇，虽于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门生故旧分任内外要职，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响。因此，要想劾倒国泰、于易简，或者退一步说，要想让皇上批准言官之请，进行查审，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刚于四十六年秋处理了甘肃捐监冒赈案，斩杀和免死发遣省府州县官员一百余人，钱沣上奏的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县官员采买粮价侵蚀帑银的大案，后来导致原都统、盛京将军索诺木策凌等官诛死、发遣，如果钱沣所奏属实，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及各府州县官员又将基本上遭受重惩，通通换任，连兴大狱，势必影响政局的安定，如果考虑到这一个省的各级官员之亲友座师等关系，牵连的官员就更多了。这样一层强大的关系网，怎能突破？
其三，更为严重、更为厉害的是国泰有一坚强后台，即他与和关系密切。此时和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兼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都统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为帝指婚为和孝公主之额驸。和还多次被帝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地方统军征战，查办要案，其被帝之宠爱超过任何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此次国泰之案，和又系钦差大臣，钱沣要想查明真相劾治国泰，确是难而又难。
其四，钱沣之疏，与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军机大臣阿桂、福长安、和向帝密奏：“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至京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认为这不是办法，于四十六年正月，命军机大臣传谕于易简来京询问，了解国泰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奏称：“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帝又问：国泰屡次保荐吕尔昌(原济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奏称：国泰与吕尔昌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国泰常委吕尔昌审理案件，“并无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谕军机大臣：于易简所言，“诚据实之奏”。“朕于各督抚，从不肯寄耳目于藩臬，但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经朕面询，自不敢不据实奏对，是以令其来京陛见。今据所奏如此，是国泰尚系办事认真欲速见长之过，并非有别项款迹”。若将来发觉国泰有弊，“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著传谕国泰并于易简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二月初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国泰不宜久任山东”，将正月询问于易简之事告诉阿桂，言于所奏“自为确实”，实即告其不需调动国泰。《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皇上两次下谕，讲述国泰无不法之事，现在钱沣弹劾国泰贪婪不法，岂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过？
由此可见，御史钱沣之奏，确系冒着很大的风险。观察钱沣经历，才知他之此奏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乾隆年间一位敢于直言的谏官。钱沣于乾隆三十六年中进士，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同年，甘肃捐监冒赈事发，钱沣立即上疏，弹劾两署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说：冒赈折捐，固由王？望枉法，但王为布政使时，毕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致如此之甚”。毕沅“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照不结各员治罪”。《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所谓比照不结各员治罪，即要予以重惩，毕沅不是死于刀下，便是发遣充军，至少也要革职籍没。乾隆帝览疏后，责令毕沅明白回奏，几次严谕斥责，后将其降为三品顶戴留任。钱沣后来还疏劾和不在军机处办公，另居内右门直庐之非，帝为之训斥和，并命钱沣稽查军机处。和深恨钱沣，于乾隆六十年将沣毒死。这虽是后话，但钱沣之敢于上疏直言，弹劾势要，却是其一贯的作风，实为难能可贵。
乾隆帝读过钱沣之疏后，于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旨说：派尚书和、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苏省一带，有查办事件，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亦著驰驿前往。第二道旨说：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今特派和等人前往秉公据实查办，断无不水落石出之理。叶佩荪由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将在山东任内时之“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迅奏，若稍存徇隐”，将来查明，“叶佩荪何以对朕”？②《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10、11.
过了两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对军机大臣下谕，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
“昨据御史钱沣参奏国泰、于易简等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请旨严办一折，已面降谕旨，令和等严切查究，自能遵照办理。朕辗转思维，折内所称仓库亏空至八九万两不等，和等到彼时，迅速逐一比对印册盘查，自无难水落石出，此事尚属易办。至各属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一节，不特受贿者不肯吐露实情，即行贿各劣员，明知与受同罪，亦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习成风，不肯首先举发，惟在委曲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从之势，若伊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和等必须悉心明白晓谕，务俾说合过付，确有实据，方成信谳。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等惟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②。
此谕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经相信钱沣之劾疏，认为山东巡抚国泰是在纳贿营私，视下属馈赠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等前往查办和处理。其二，晓以自首从宽政策，谕令钦差大臣委曲开导，使送银之官能供出实情，查出确证，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晓谕，恐受银收银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员相习成风，不愿举发，有碍案情的查审。其三，宣布不像甘省捐监冒赈那样复兴大狱，这也对稳定山东府州县官员情绪，促其尽早举发，将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们害怕像甘省官员那样革职抄家诛戮或充遣，就会心怀疑虑，既不利于办案，又将贻误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对查清国泰贪纵营私一案，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当然，乾隆帝之谕，也有其估计不确之处。比如，他认为仓库亏空一事，容易办理，只要按照印册盘查，就会查明，“无难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浅薄了，这表明他对官场积弊，尤其是仓库钱粮之亏空，所知不多，不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地方官员舞弊之法很多，应付钦差大臣盘查之策也不少，钦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并不是一派人盘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系一例。
又过了两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复谕军机大臣：安徽按察使吕尔昌，从前曾任山东府道，“屡经国泰保奏”，现御史钱沣参劾国泰贪婪不法。“吕尔昌系国泰用人”，且在山东历任府道，“钱沣所奏国泰等种种劣迹，吕尔昌断无不知之理”。著两江总督萨载即传吕尔昌到省，“传旨令其将钱沣所参款迹，伊在山东时所见国泰、于易简如何贪纵营私，并伊如何与国泰交结，国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处，逐一据实指供，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②《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8、9.这对清理国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钦差大臣，按其职衔之高、权势之大和受帝之宠信看，和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还身兼多种要职，是皇上之第一宠臣，此次又在三位钦差中名列第一，显然是这一钦案的主要负责人。刘墉虽系乾隆帝倚任的亲信大臣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但相父已去世七年，本人仅系左都御史，权势、资历当然远在和之下。诺穆亲条件更差，仅仅系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刚因祀天大礼布置不周，遭帝训斥，被帝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②这样一位渎职遭惩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和，自然会以其马首是瞻，不敢坚持是非抗违其言。
和本身就是一个揽权纳贿的最大的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过国泰馈送之银物，这次对国泰极力袒护。在这样条件下清查国泰之贪纵营私，谈何容易，钱沣的处境，确是相当的艰难。
十二月初二日，就大学士九卿核议阿桂、福长安关于陈辉祖“商同属员隐匿抽换王？望入官财物照例拟斩”之折，乾隆帝下谕了结此案说：“陈辉祖以陈大受之子，受朕厚恩，用为总督，不思洁己率属，勉图报效，其于地方应办诸务，不能实心实力，随事整饬，于查抄入官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与王？望、国泰之罪尚有区别。“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只一盗臣耳”。著将陈辉祖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前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斩监候。知县杨先仪、张翥，发往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革职，发往豫省河工效力赎罪。“嗣后外省官吏，当以陈辉祖之见利忘义，玷辱封疆大臣之体，引为纲鉴，庶几大法小廉，不负朕谆谆教戒之意。所有办理此案缘由，著通谕中外知之”。③《清高宗实录》卷1170，页2、3、4，17、18.
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贻误地方，武备废弛，仓谷亏空，乾隆帝下谕，令其自尽，“以为封疆大臣废弛地方者戒”。《清高宗实录》卷1174，页6.
乾隆帝又下谕宣布清查浙江仓库钱粮说：“浙省吏治，自王？望以来，废弛日久，陈辉祖接任后，又复营私牟利，国栋庸懦无能，其通省仓库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抑勒交代之弊”，著传谕闽浙总督富勒浑责成属下官员“速行弥补全完”，否则重惩。③后又一再下谕督促，令必补足。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崧奏：四十七年清查各属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四十万两，节年已补银一百万两左右，还亏空三十三万余两。乾隆帝命悉心筹办。
四、鲁抚国泰纳贿东省亏银二百万两御史钱沣巧查仓库智破贪案。
乾隆四十七年春，御史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说：国泰贪纵营私，勒索属员，“遇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等州县亏空或八九万或六七万之多。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
此疏立即震惊朝野，因为，它直接涉及一批权臣势要，甚至与皇上也有牵连。其一，钱沣所劾之主要贪官国泰，是总督文绶之子。文绶于雍正十三年授内阁中书，再迁礼部员外郎，改内阁侍读，乾隆十一年外授甘肃凉州知府，三十六年任至陕甘总督，第二年调任四川总督，虽因故一度夺官，随即复任，在川坐镇十年之久。国泰初授刑部主事，再升郎中，外擢山东按察使，迁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起任山东巡抚。疏中涉及的另一案犯布政使于易简，亦非寒门细民，其兄于敏中，乾隆三年高中状元，蒙帝赏识，于乾隆二十年擢兵部右侍郎起，历任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直到四十四年十二月去世。于敏中当了八年户部尚书，六年大学士，十年军机大臣，深蒙乾隆皇帝嘉奖和厚遇，虽于四十四年底病故，但其门生故旧分任内外要职，仍在政局留下很大影响。因此，要想劾倒国泰、于易简，或者退一步说，要想让皇上批准言官之请，进行查审，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二，乾隆帝刚于四十六年秋处理了甘肃捐监冒赈案，斩杀和免死发遣省府州县官员一百余人，钱沣上奏的这一月，四十七年四月，又查出新疆迪化等州县官员采买粮价侵蚀帑银的大案，后来导致原都统、盛京将军索诺木策凌等官诛死、发遣，如果钱沣所奏属实，山东巡抚、藩司、臬司及各府州县官员又将基本上遭受重惩，通通换任，连兴大狱，势必影响政局的安定，如果考虑到这一个省的各级官员之亲友座师等关系，牵连的官员就更多了。这样一层强大的关系网，怎能突破？
其三，更为严重、更为厉害的是国泰有一坚强后台，即他与和关系密切。此时和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兼任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都统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为帝指婚为和孝公主之额驸。和还多次被帝委任为钦差大臣，到地方统军征战，查办要案，其被帝之宠爱超过任何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此次国泰之案，和又系钦差大臣，钱沣要想查明真相劾治国泰，确是难而又难。
其四，钱沣之疏，与乾隆帝也有所涉及。一年多以前，军机大臣阿桂、福长安、和向帝密奏：“国泰性情乖张”，“不宜久任山东”，请调其至京为官，“消弭其事”。乾隆帝认为这不是办法，于四十六年正月，命军机大臣传谕于易简来京询问，了解国泰有无“不法款迹”。于易简奏称：“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者，每加训饬，是以属员畏惧，致有后言。”帝又问：国泰屡次保荐吕尔昌(原济南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有无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奏称：国泰与吕尔昌均系刑部司官出身，国泰常委吕尔昌审理案件，“并无交通徇庇之事”。四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乾隆帝就此事谕军机大臣：于易简所言，“诚据实之奏”。“朕于各督抚，从不肯寄耳目于藩臬，但于易简系大学士于敏中之弟，经朕面询，自不敢不据实奏对，是以令其来京陛见。今据所奏如此，是国泰尚系办事认真欲速见长之过，并非有别项款迹”。若将来发觉国泰有弊，“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亦有应得之罪。著传谕国泰并于易简知之”。《清高宗实录》卷1122，页17、18，卷1156，页11、12.二月初一日，他又谕军机大臣，以阿桂等曾奏“国泰不宜久任山东”，将正月询问于易简之事告诉阿桂，言于所奏“自为确实”，实即告其不需调动国泰。《清高宗实录》卷1124，页4.皇上两次下谕，讲述国泰无不法之事，现在钱沣弹劾国泰贪婪不法，岂非英明君主犯了失察之过？
由此可见，御史钱沣之奏，确系冒着很大的风险。观察钱沣经历，才知他之此奏并非偶然，因为他是乾隆年间一位敢于直言的谏官。钱沣于乾隆三十六年中进士，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同年，甘肃捐监冒赈事发，钱沣立即上疏，弹劾两署陕甘总督的陕西巡抚毕沅说：冒赈折捐，固由王？望枉法，但王为布政使时，毕沅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致如此之甚”。毕沅“瞻徇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照不结各员治罪”。《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清史稿》卷322，《钱沣传》。所谓比照不结各员治罪，即要予以重惩，毕沅不是死于刀下，便是发遣充军，至少也要革职籍没。乾隆帝览疏后，责令毕沅明白回奏，几次严谕斥责，后将其降为三品顶戴留任。钱沣后来还疏劾和不在军机处办公，另居内右门直庐之非，帝为之训斥和，并命钱沣稽查军机处。和深恨钱沣，于乾隆六十年将沣毒死。这虽是后话，但钱沣之敢于上疏直言，弹劾势要，却是其一贯的作风，实为难能可贵。
乾隆帝读过钱沣之疏后，于四十七年四月初四日下了两道谕旨。第一道旨说：派尚书和、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涿州、德州至江苏省一带，有查办事件，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亦著驰驿前往。第二道旨说：御史钱沣参奏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今特派和等人前往秉公据实查办，断无不水落石出之理。叶佩荪由山东按察使升任湖南布政使，著令其将在山东任内时之“所有见闻，国泰等如何贪纵营私之处，逐一据实迅奏，若稍存徇隐”，将来查明，“叶佩荪何以对朕”？②《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6，10、11.
过了两天，四月初六日，乾隆帝又对军机大臣下谕，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
“昨据御史钱沣参奏国泰、于易简等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请旨严办一折，已面降谕旨，令和等严切查究，自能遵照办理。朕辗转思维，折内所称仓库亏空至八九万两不等，和等到彼时，迅速逐一比对印册盘查，自无难水落石出，此事尚属易办。至各属以贿营求，思得美缺一节，不特受贿者不肯吐露实情，即行贿各劣员，明知与受同罪，亦岂肯和盘托出。即或密为访查，尚恐通省相习成风，不肯首先举发，惟在委曲开导，以此等贿求，原非各属等所乐为，必系国泰等抑勒需索，致有不得不从之势，若伊等能供出实情，其罪尚可量从末减。和等必须悉心明白晓谕，务俾说合过付，确有实据，方成信谳。此事业经举发，不得不办。然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示惩，而东省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和等惟当秉公查究，据实奏闻。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②。
此谕讲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乾隆帝基本上已经相信钱沣之劾疏，认为山东巡抚国泰是在纳贿营私，视下属馈赠之多少，定其升降去留，派和等前往查办和处理。其二，晓以自首从宽政策，谕令钦差大臣委曲开导，使送银之官能供出实情，查出确证，方行定案，如不明白晓谕，恐受银收银之人不肯吐露真情，通省官员相习成风，不愿举发，有碍案情的查审。其三，宣布不像甘省捐监冒赈那样复兴大狱，这也对稳定山东府州县官员情绪，促其尽早举发，将起到重大作用。如不明示此意，他们害怕像甘省官员那样革职抄家诛戮或充遣，就会心怀疑虑，既不利于办案，又将贻误地方公事。就此而言，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对查清国泰贪纵营私一案，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当然，乾隆帝之谕，也有其估计不确之处。比如，他认为仓库亏空一事，容易办理，只要按照印册盘查，就会查明，“无难水落石出”。此言未免太浅薄了，这表明他对官场积弊，尤其是仓库钱粮之亏空，所知不多，不知道这里面大有文章，地方官员舞弊之法很多，应付钦差大臣盘查之策也不少，钦差有意上下其手者亦大有人在，并不是一派人盘查就能知悉真相的。此案即系一例。
又过了两天，四月初八日，乾隆帝复谕军机大臣：安徽按察使吕尔昌，从前曾任山东府道，“屡经国泰保奏”，现御史钱沣参劾国泰贪婪不法。“吕尔昌系国泰用人”，且在山东历任府道，“钱沣所奏国泰等种种劣迹，吕尔昌断无不知之理”。著两江总督萨载即传吕尔昌到省，“传旨令其将钱沣所参款迹，伊在山东时所见国泰、于易简如何贪纵营私，并伊如何与国泰交结，国泰何以信任保奏伊之处，逐一据实指供，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②《清高宗实录》卷1154，页12，8、9.这对清理国泰之案也起了作用。
乾隆帝委派了三位钦差大臣，按其职衔之高、权势之大和受帝之宠信看，和是军机大臣、户部尚书，还身兼多种要职，是皇上之第一宠臣，此次又在三位钦差中名列第一，显然是这一钦案的主要负责人。刘墉虽系乾隆帝倚任的亲信大臣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但相父已去世七年，本人仅系左都御史，权势、资历当然远在和之下。诺穆亲条件更差，仅仅系一工部右侍郎，而且刚因祀天大礼布置不周，遭帝训斥，被帝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②这样一位渎职遭惩之官，怎敢得罪掌握实权的军机大臣和，自然会以其马首是瞻，不敢坚持是非抗违其言。
和本身就是一个揽权纳贿的最大的贪官，也很有可能接受过国泰馈送之银物，这次对国泰极力袒护。在这样条件下清查国泰之贪纵营私，谈何容易，钱沣的处境，确是相当的艰难。
